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文献标识码]A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
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
(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
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中特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西方财政学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抉择论产生后，从财政主体的重心变化，可以看出其有逐步向公民理财学过渡的趋势。而这些涉及财政主体在财政运行中变化的理论成果，多是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拓展研究中取得的。“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Dalton，1922)。社会抉择论发展中，威克塞尔、林达尔开始重视财政决策的政治程序问题，后来布坎南对民主代议制下的财政决策结构与程序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财政主体的演进来看，进入现代社会后，公民参与财政活动的人数在增加，程度在加深，方式在增多。我国财政研究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论财政，在实例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财无政”，对结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现实认清财政问题，以及消化应用西方财政理论相当不利。
叶振鹏认为：“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财政活动属于经济基础，财政制度、财政政策等属于上层建筑。”近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对财政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属性有更深切的认识。财政是一种国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陈共，2004)。我国财政学的发展，亟待加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与拓展。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两者出现日益融合的趋势。两大学科不仅在传统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方面有很大的交叉融合性，而且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互相借鉴的趋势。但目前我国两大学科之间的融合度、关联度远远没有财政与政治本身的关系密切。从财政主体角度人手，立足于我国的现实，运用新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方法加强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赢得难得的历史机遇。
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较短，目前尚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从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方向的确定、专业课程的设置、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实训基地的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高职院校 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 教学改革
一、 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育现状及办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时间稍早于本科院校，至2005年，全国已有41所高职院校开设了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 这些高职院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建筑建材类高职院校（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等）、经济贸易类高职院校（广西财经学院、山东经贸职业学院等）、财政税务类高职院校（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财税职业学院等）、电子机械类高职院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等）、综合类高职院校（十堰职业技术学院等）。这些高职院校在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由于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比较短，从事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的人员较少，目前尚无比较系统的教学改革经验可供借鉴。
2、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趋同，没有考虑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专业建设方向不明确
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是把按照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规格和要求来培养具有资产评估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的，能够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会计核算以及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业务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作为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于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笔者认为是不够科学的，没有考虑社会对评估与管理人才的不同需求。笔者认为，资产评估不仅包括机电设备评估、建筑工程评估，还包括企业价值评估、珠宝首饰鉴定、文化艺术品评估、无形资产评估、金融评估、税基评估等，另外房地产估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土地评估、探矿采矿权评估等也应当属于资产评估的范畴。目前，国务院批准了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评估专业）、房地产估价师、土地评估师、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等资产评估类职业。为社会培养各种从事资产评估职业的专门人才是高职院校的社会责任，但是，不同的资产评估类职业对资产评估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如果只是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规格和要求来制定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显然是不能满足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不同需求的。
3、高职院校主要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科目来设置专业课程，没有考虑主办院校的实际情况，课程设置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目前，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的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都是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科目来设置的，这种专业课程设置方法笔者认为是不合理的。现阶段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多数为非综合性的，一般与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相关的专业不够齐全，导致部分课程难以安排。比如，一些经济贸易类和财政税务类高职院校因在建筑工程及机电设备方面没有相应的教学能力和经验，无法开设建筑工程和机电设备方面的课程，而建筑建材类和电子机械类高职院校对于财经方面的课程则往往难以开设。
4、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缺乏，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不合理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主要来源是高校本科及硕士毕业生，但是我国资产评估本科及以上层次专业教育招生不久。2004年，南京财经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学院将资产评估作为本科试点专业向教育部进行申报并且获得了批准，并已在2005年开始招生。此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高校也先后招收资产评估专业本科生，培养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紧缺专门人才。2004年，厦门大学积极申报并且第一个获得批准设立研究生层次的资产评估专业。厦门大学财政系资产评估专业的硕士、博士点是国内重点大学首个设立的该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点。上海财经大学在财政学硕士点下设立了资产评估方向。到2007年才会有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本科生要到2009年才能毕业，况且本科院校和资产评估事务所也需要大量的资产评估专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短期内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不可能通过引进高校本科及硕士毕业生来解决师资问题。如何尽快建设一支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每一所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的共同课题。
5、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充分保障实践性教学的顺利开展
加强实践性教学工作是高职教育的显著特点，也是培养高素质的高职人才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除了要有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外，还要有能够组织实践性教学的实习实训基地。由于高职院校开设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时间较晚，实训基地建设相对滞后。为了保证实践性教学的顺利进行，高职院校必须加快实训基地的建设。
二、对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
1、根据社会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结合主办院校的特点和优势，合理确定专业建设方向
由于我国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开设较晚，在产权交易、企业改制、司法实践、融资抵押、财产拍卖等活动中，迫切需要大量从事资产评估与管理业务的专门人才。高职院校要想培养能够胜任各种资产评估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合理确定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建设的方向，根据所确定的专业建设方向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专业课程。笔者认为：具有房地产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房地产估价作为专业建设方向；具有土地经济学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土地估价作为专业建设方向；具有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建设的院校可以发展税基评估；具有金融、保险专业建设的院校可以突出金融资产的估价、保险评估；工科院校可以凭借学科优势侧重机器设备评估，如旧机动车鉴定评估的专业内容；拥有珠宝鉴定专业的院校可以开展珠宝鉴定方面的专业建设；拥有艺术、文物和考古等专业优势的院校可以突出古董和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具有地质和矿业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把矿业权评估作为专业建设方向。
2、根据专业建设方向，结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专业，其专业课程应当包括财务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和资产评估方面的课程，具体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考虑专业建设方向和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内容。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毕业生要到毕业工作后才有资格参加资产评估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这就给资产评估的教育带来了冲击。虽然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不能参加资产评估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但是这些考试科目却是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结构和业务实践技能所必需的，把这些考试科目设置成专业课程也为学生毕业后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以房地产评估与管理为专业建设方向的高职院校，除了要把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税法等课程设置为专业课程外，还应该把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等课程设置为专业课程。再比如以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为专业建设方向的高职院校把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考试科目：汽车原理和构造介绍、汽车性能及新技术介绍、汽车状况检查办法、汽车价值综合评定应用、二手车交易方法与技巧、汽车保险和法律知识、汽车评估基本财务知识、现场评估实习课程纳入专业课程设置也是比较合理的。
3、高职院校通过对专业教师的培养、对紧缺人才的引进和兼职教师的聘请来完善师资队伍，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由于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设置比较晚，而且高校资产评估专业本科尤其是硕士毕业生短期内不可能选择到高职院校就业，所以高职院校要想很快解决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在逐步提高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构建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上。高职院校应当创造条件鼓励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教师通过考试获取与专业建设方向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等）并委派专业教师到与专业建设方向相关的评估类事务所参加社会实践，以提高职业素质和实践动手能力。对于有较高职业素质和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具备一定的教师素质的资产评估方面的专业人才，高职院校应当创造条件优先引进。对于现阶段高职院校专业教师无法完成的实践性教学任务可以通过聘请相关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兼职教师来承担。
4、高职院校应当以建设校外实训基地为主，充分利用校内已有实训设备，确保把实践性教学落到实处
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用人单位对于本专业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实践动手能力主要有两方面：财务和评估。笔者认为财务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校内模拟实训，评估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应当通过校外实训基地来进行。目前高职院校正在积极探索“2+1”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也可以尝试该模式。高职院校资产评估与管理专业可以用第一学年的时间来完成财务与管理方面的教学任务并完成财务与管理方面的校内实训，用第二学年的时间来完成资产评估方面的教学任务，用第三学年的时间安排学生到相关事务所顶岗实践。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资产评估方面的事务所由于从业人员较少，几乎每个事务所都需要业务助理人员。高职院校可以把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和兼职教师的聘用结合起来，根据所确定的专业建设方向，将相关的评估事务所建设成校外实训基地，聘请该事务所的评估师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财政学;财政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3.012
當前，我国财政学界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①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要完成好这项重要而又艰巨的理论创新工程，必须从基础理论层面认真进行顶层设计，在科学界定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学科属性、逻辑起点、核心范畴和逻辑主线的同时，还要合理地确定理论基础。这是因为，理论思维的基础逻辑和根本方法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基础作为每门学科理论、每个学术流派乃至每部著作借以建构理论内容和结构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基础原理，对理论思维及其创新活动起着确定路线、指引方向的作用，从而是决定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科学性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正确确定理论基础，对于构建一整套科学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中国特色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定位方向和基本原则
将哪种理论学说和基本方法确定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与财政学本身的学科属性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如果所确定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属性不符，那么，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势必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减损其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功能。而如果所确定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相适合，那么，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则难以被执政党、公共权力机关和多数社会公众所接受，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同样会妨碍其应有理论功能的发挥。有鉴于此，对于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理论基础的确定，必须充分考虑财政学科的特殊性质和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
(一)根据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要求定位理论基础的方向
毋需详论，现代我国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经济方面，虽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在政治方面，我国实行多党参政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理论指南，并通过持续不断地探索创新，形成了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所以，尽管在学术理论研究领域主张“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1]，但列入宪法保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都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还在这篇讲话的第二部分特别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1]由此可见，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南是严肃和认真的，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作为冠冕堂皇的旗帜和仅示于人的标签。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而切实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
(二)依照与财政理论的学科属性相适合的原则确定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按照现代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明确了以何种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还需要按照科学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1]，如果将其全部内容都搬到财政学理论体系中来，那么，最终形成的财政学著作不仅会篇幅惊人，也会由于内容过于庞杂而难以成为一门系统而独立的理论科学，从而与构建先进科学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之初衷和目标南辕北辙。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本意。因此，对于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的确定，还需要遵循与学科属性相适应的原则，即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与财政学理论内容相适合的部分作为理论基础。为此，就需要明确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以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的选择确立学理方面的参照系。
问题在于，对于财政理论的学科属性或者说财政学属于哪一种学科，在国内外理论界并没有形成一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的理论共识，至今仍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基本分歧在于，财政学是属于单一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兼有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二元综合学科，抑或是多元交叉的边缘学科?第一种观点可称为“经济学一元论”，主要是二战以后逐步上升为主流的英美学派和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国渐次步入主流地位的公共财政学派。第二种观点可称为“经济政治二元论”，其源头可上溯到被誉为西方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其后为德意奥和北欧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和20世纪前期的英美主流经济学派所明确主张，而在现代英美经济学界只有少数非主流学派的重量级经济学家继续坚持这种观点，例如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布坎南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现在他们分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强学科的专门化不失为一种进步，但在研究一个国家的财政时，学科的专门化却是一种倒退。从财政的定义来看，它的研究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布坎南：《公共财政》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3.。第三种观点可称为“多元交叉论”，虽然是近二三十年渐次兴起的新观点，但赞成者呈逐步增加趋势。因为持有这三种观点的学者在国内外都不是极少数，所以才导致理论界莫衷一是。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而仅就笔者所赞同的“经济政治二元论”略述理据。
财政学属性的“经济政治二元论”之所以具有更多合理性，主要是因为财政学所研究的财政活动本身兼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一方面，财政收支无论采取实物形态还是采取纯货币形态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运动，其中蕴含的经济关系也无疑属于经济现象。另一方面，财政又是一种由社会权力中心运作和关乎社会成员及其群体、组织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无论财政收入的确定、收支预算的决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安排等都需要经由政治程序抉择，涉及大量的实质性政治内容，从而又属于政治现象。因此，将财政学界定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水乳交融、紧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是由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财政活动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决定的。作为一个学者或一部著作，固然可以单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阐述财政问题，但通过这种单一视角的理论研究既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揭示财政活动的内在联系、特殊矛盾和运行发展规律，也难以顺理成章地将财政政策、财政决策、财政制度、财政法制、财政监管等政治性内容囊括到理论体系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降低财政理论对财政现象、财政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和对相关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与“经济学一元论”的财政学属性观所必然存在的缺陷不同，将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数学等纳入财政理论融合范围的“多元交叉论”则存在另一类偏差，即脱离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财政活动内在属性和固有矛盾，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些外在因素并列式地附加到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上来。这种外因论的财政学科属性观，显然不符合关于事物的根本属性取决于内因的辩证法逻辑。例如，数理经济学虽然是经济学与数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但就其学科属性而言，却只能属于经济学。再如，财政文学自然要反映财政改革、财政发展和财政关系等财政类事物，但它终归是一种以财政现象为题材的文学，而不能将其归属于财政学。所以，比较而言，将财政学的学科属性确认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交叉、密切融合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才是恰当的。
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具体内容
在通过以上分析明确了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定位方向和大体内容之后，鉴于相关理论内容仍然十分丰富、体量庞大，只能将其中与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最切近的部分作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因此，对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分析尚需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适宜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直接理论基础的主要包括层层递进的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只要还处在社会成员基于利益差别而区分为不同群体的历史阶段，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每一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都构成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无一例外。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生存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某种立场、运用某种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释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事物，从而得出具有特定倾向性的理论成果与政策主张。由于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致使同一学术领域中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乃至同一桩具体事件，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必将显现出明显差别，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既无可否认，也无需讳避的。如此说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既没真理与谬误之分，也无公平和正义可言。其实不然。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人民大众不仅总是构成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而且一直是人类历史最根本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此，只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维护和增进人民大众利益的观点出发，并运用相应的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成果才更加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而才更具真理性质和正义标准。
依据上述逻辑，要想构建起具有真理性的中国特色财政学，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就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就观点和方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研究写成了雄辩无比、经久不朽的名著《资本论》，构建起逻辑严整、规模恢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同样需要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财政活动、财政行为、财政本质、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治理，揭示财政活动的各种内在联系、特殊矛盾和运行发展规律，努力构建起既能有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财政工作实践;又能在学术科学性、创新性方面超越中外前人的財政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一种财政理论体系，才能具备“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的“鲜明的实践品格”[1]，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大厦的初衷。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基本观点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应当运用依据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形成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范式，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相关论述。这是因为，财政学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体，在分析阐释财政活动的运行过程、内在联系、固有矛盾和运行规律过程中，势必要直接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而现存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具有科学与庸俗之分，它们对同一财政现象及其运行原理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逻辑。例如，庸俗的经济学仅从表面现象和外在联系上解释税收、支出、公债等财政事物，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侧重从内在联系上研究隐藏在这些财政事物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阶级社会中作为财政活动主体的国家，庸俗学派将其视为永恒存在的纯公共权力机构例如，中国台湾学者许忠义所著的财政学教材中说：“国家具有永续的生命，不随主权的改变而中断。”——引自许忠义：《财政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2.，并且只讲其公共性、讳言其阶级性，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国家只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从而是一个有着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性范畴，在其存续期间不同程度地兼有公共性和阶级性。从下面略为展开的具体分析中还将看到，庸俗与科学的理论原理在研究范式层次上的区别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在具体的财政理论分析中杂采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其他学派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势必导致理论内容内在逻辑上的混乱，从而严重损害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其先进性也将无从谈起。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基本原理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层次的基本理由。
在财政学理论研究和阐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基本研究范式和具体原理两个层次。首先，在研究范式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学派显著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三位经典作家研究经济理论的基本范式，是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的基本方法，系统分析研究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生产方式，并且在生产方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中注重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运用这种研究范式，批判地吸收有史以来经济学思想理论的优秀成果，首先通过改造创新形成了作为他的整个经济学直接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花费毕生精力艰苦创新，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围绕资本和剩余价值再生产这一逻辑主线，构建起严整缜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厦——《资本论》。这部经济学巨著，不仅因为其中所阐述的原理和所揭示的规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创新性和论证的严密性而为其后全世界多数理论家所叹服。尽管我们现在所服务的建设性社会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所服务的革命性社会实践具有性质差别，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总体上仍然适用于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研究，只是需要对研究的侧重点加以适当调整。所需调整之处，首先，是在发扬“《资本论》范式”、继续重视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以服务于推进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和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践，同时加强对属于生产力侧面的财政运行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分析研究，以服务于财政管理、调控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建设性实践。换言之，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过程中，既要善于运用注重经济关系分析的交易范式，也要科学地运用注重经济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分析的资源配置范式，将两种基本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机而恰当地结合起来马珺认为，欧美现有的财政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立基于配置范式经济学的英美主流財政学传统，也被称做配置范式的财政学”;二是奠基于斯密传统，由欧陆和北欧经济学派传承，在现代美国由布坎南等经济学家所创立和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则是交易范式的财政学。——马珺：“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财贸经济》，2015(7)：18-25.。其次，是在与财政密切相关的具体经济学原理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派也存在显著差别。例如，为了说明运用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在对社会总供求关系失衡原因的解释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其解释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积累规律引起贫富两级分化导致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相对萎缩，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将其根源归结为人们具有灵活偏好等心理学因素。这两种分析框架的深浅程度和科学性高低应该说十分明显，我们应当采取哪一种基本原理也不言自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其他许多与财政研究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如需求动机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再生产论、总产品分配的社会扣除论等，也都是我们在财政研究中需要采用的[3]。即使像现在不少著名学者都极力追捧的经济学边际分析和数量分析方法，也不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专利。那种认为边际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相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就运用数学公式和数理模型从总量角度分析阐明了简单与扩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在关于地租、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分析中则运用过边际分析法。所以，在财政学研究中合理运用这两种经济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绝无冲突。
再看财政学理论研究中所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在基本研究范式这一层面，与单纯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而忽视国家的公共性或曰以国家的公共性掩盖阶级性的其他政治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分析阐述阶级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属性时所运用的基本研究范式具有以阶级性分析为主、公共性分析为辅的特征。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国家学说单纯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强制而抹杀国家固有的公共性的认识，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假如系统全面地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就不难看出，他们既有关于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家机器统治、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论述，也有很多关于各时代国家都要执行社会职能、满足公共需要的论说。例如，马克思1844年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说：“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上的。”[4]1852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又指出：“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资产和国立大学止。”[5]恩格斯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6]2111878年，他在《反杜林论》又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6]523从这几段论述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即使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特定社会形态下具体表现的阶级国家，其职能也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也有执行社会不可缺少的共同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再生产共同条件的一面，即同时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仅论述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性质，而且还有对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机关情况的论述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借助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里的资料，描述了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易洛魁人部落联盟中作为最高公共权力机关的议事会运作情况：“联盟议事会由50个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一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3.，以及对阶级对立消失后社会主义阶段“半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公共权力机关职能将转变为对社会生产过程领导的预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9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166.。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公共权力机关本质属性的演化过程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历史曲线，即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迁，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由纯粹形态转变为兼具阶级性和公共性的政治国家形态，以至最后在更高阶段上重新回归纯粹公共性。这种理论认识，无论与将国家视为恒久存在并且永远只具有公共性，还是与片面地认为国家只有阶级性相比，显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我国也有学者在多年前已经结合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理论研究，大体上阐述过这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观点
之所以将此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一个独立层次，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其一，作为公共财务的财政是整个公共经济全局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部。从混合经济的视角考察，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的公共物品生产和再生產活动是公共经济，而为公共物品再生产专门承担财务资源管理事务的活动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财务。这种实质上属于公共财务而在中国百余年来被定名为财政的活动，从经济资源筹集、分配和监管这一特定角度，既为整个公共经济机体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营卫所有“细胞”的“血液”，也为承担公共责任从而执掌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器行使治理职能提供物质基础和财政政策、制度、体制调节手段，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尽管对于提供公共物品全过程的公共经济而言，作为公共财务的财政处于“基础”地位、起着“重要支柱”作用，但毕竟是为公共经济运行筹集、配置、监管经济资源和为整个国家治理提供调控手段的，因而终归是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全局中至为重要的局部[7]。既然财政与公共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样的，那么，在理论认识上，只有从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整体出发，或者说只有站在公共经济和国家治理全局的高度，才能准确而深入地把握财政的实质，从而积极而自觉地发挥好财政职能;反之，如果缺少对公共经济暨国家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准确把握，就不可能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深刻理解财政[8]。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有鉴于此，财政学无疑应该将公共经济理论作为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然而，就现实来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却始终没有一本能够成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基于此种情况，陈共教授近1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公共经济学名不符实，它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的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范围，应还名为财政学。”同时明确表示：“赞同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这门学科要切实地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门，研究这些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这样一门公共部门经济(管理)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9]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极富真知灼见，因为他清楚地阐明了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以及财政理论与公共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这两门虽然存在紧密联系但又各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既相互为用又各自独立地有序发展。
其二，能够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公共经济学，必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但是，由于可用时间和研究目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共经济理论未能作出专门的系统论述，致使较为完备的公共经济理论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尚不存在，甚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很难找到“公共物品”“公共经济”概念。尽管如此，却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公共经济思想。仅从前文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公共性和社会职能的那些论点，就不难看出，他们都从理论上明确肯定自原始社会晚期到各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实质内容的公共经济存在，并且多处在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概念下提到像防御外敌侵略、控制阶级对立、维护法律秩序和举办学校教育、社会保障、灌溉工程、道路桥梁等外延性的公共物品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更是从经济学视角阐明了满足公共需要的社会职能在所有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在任何社会(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可以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论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由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10]再向前追溯，马克思早在1859年所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篇目中，就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这一部分列举“‘非生产’阶级”时，对非生产三个字加了引号[6]26。这近似于表明，马克思并不认为在国家机关中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从本质上属于“非生产”阶级，即承认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从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意义上具有生产性。这种认识与同时期德国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具有生产性的观点从李斯特、迪策尔到瓦格纳都认为国家管理及相应的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见毛程连主编：《西方财政思想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9-62.存在一致性，即表示马克思对后者的认可。既然承认公共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劳动具有生产性，那么，就等于承认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所执行的社会公共职能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的生产活动，从而是不同于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公共经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相当丰富的公共经济思想，国内一些学者已经通过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例如，齐守印：“论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理论视野》，2002(4); 董瑞华、胡德平：“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当代经济研究》，2007(4); 鄢奋：“马克思的公共产品思想解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9); 李超超、周晓阳：“论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0(1); 余斌：“论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管理学刊》，2015(1)等。，今后尚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进一步深入挖掘，并以此为核心、结合当代国内外现实情况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且完整系统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目前有些学者已经并正在从事着这一创新性理论工程，而且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致力于完成这项理论创新工程已近18个年头，即从2000年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论纲》起步，2002年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中以一个整章篇幅提出借鉴西方公共经济理论、发掘吸纳中国公共经济思想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的总体构想，2014年又以“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为题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到目前已经围绕构建生产型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相继发表了20余篇文章，从公共经济再生产过程、生产方式、治理机制和政策、管理、规律等主要侧面进行了严肃认真、较为系统的创新性探索。，其最终完成，有赖于中外学者共同作出艰巨努力。在此情况下，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直接基础理论，就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选择。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关于财政问题的直接论述，更是中国特色财政学主体理论内容必须充分吸收的。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基础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雷尚青，1993);《毛泽东财政思想辑要》(陈浩义，1996);《邓小平财政思想初探》(郭代模、杨远根，1997);《中共三代领导人的财政发展观》(沙治慧，2005);《学习领会习近平财政思想深化财政改革和制度建设》(傅志华、陈龙，2017)等。。本文不作赘述。
需要说明，强调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绝不妨碍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科学地吸纳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理论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再次强调：“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1]但同时需要明确，作为理论基础与作为吸收借鉴对象，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而言，不仅存在主辅地位之别，而且所吸收借鉴的应当是古今中外相关思想理论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相冲突的合理内核和科学成分。只有这样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才能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先进性又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而不至于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变为泥沙混杂、良莠并长的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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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玲】
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学;课堂教学;教学效果
一、财政学的学科地位
经济是一国之命脉，财政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在培养经管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乃至每个个体都与财政、财政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习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的财政政策和各类财政现象，并为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目前，财政学是高等院校面向經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在地位上来说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习财政学课程有助于大学生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我国的财政制度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这一课程的学习对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重要影响。
二、财政学课堂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的学情分析
具体来说，目前财政学的学情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对于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其属于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学生本能的对“财政学”这一课程高度重视，在课堂上或课下学习的积极性相对较高，因此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好。
2.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尽管财政学也属于专业必修课，但是这一课程只是诸多必修课中的一种，在当前的学习阶段，学生并不能完全体会这一课程的重要性，而只会将其作为一门普通的课程来对待，学习兴趣较低;同时，许多非财政学专业的期末考核大多采用开卷或者交论文的方式，这种松散的考核方式导致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天然地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使得当前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待提升，对于教师来说，只能在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上下足功夫。
(二)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困境分析
随着多元化学习方式和知识来源渠道的不断发展，为了培养出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财政学课程的教学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持续带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高校财政学课堂教育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需要创新
合适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更容易得到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财政学”的很多课程内容需要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细致的讲解。在目前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学仍是以教师的传输为主，通过多媒体幻灯片将教学内容展现给学生。幻灯片能够减少教师板书的工作量，并帮助教师更好地运用教材内容。但多媒体教学在帮助教师提升教学速度的同时，减少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量大，在不进行课前预习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出现学习困难，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影响学生学习。
2.教学内容和环节需要更新和加强
作为一门主要研究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的课程，财政学的教学内容必须能够反映当前财政现象和政策的变化。而目前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一方面，大部分教师注重理论的分析，较少涉及实际财政问题，相应的忽视了财政学知识时效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财政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但实践教学同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许多学校尽管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内容偏少，难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当前社会急需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并在教学环节中加入实践教学内容。
3.非财政学专业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
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财政学是财政学专业和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除了财政学专业学生之外，每年还有数量巨大的非财政学专业学生需要学习这一课程。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本身不是这个专业，因此在心理上不可避免地会对财政学课程产生轻视或忽视的心理，导致学习积极性较低。
学生较高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能够得到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传统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由于实际条件和财政学课程特点的限制，教师在课堂中居于主体和支配地位，学生的学习自主选择权较少。同时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安排，使得学生在学习时间上也缺少相应的自主支配权。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出于对本专业天然的重视，学习积极性相应较高，而对于非财政学专业学生来说，天然较低的学习兴趣再加上自身较低的学习自主权，使学生无法在课堂中依据自己的兴趣探究学习课题并独立解决;另一方面，囿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要求和教学的安排，学生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久而久之，学生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
4.教学中缺乏过程管理，考核和评价不够全面
当前财政学的考核依然以传统的期终考核方式为主，这样的考核评价方式简单直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传统考核方式下，部分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可通过考前几周的突击学习来取得较好的成绩，导致学生不重视平时知识的积累和教师的课堂教学，因此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财政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教师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平时教学的过程管理。当前许多经管类高校都在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但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重较低，同时教师在评定平时成绩时，往往简单地以学生的平时考勤和作业作为对平时学习效果的检验标准，这种平时成绩评定标准和课程考核方式总体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公平性。
5.教材存在更新慢，知识体系老化的现象
当前的高校财政学教材中，流行的多是几所知名财经类大学或知名学者的几本教材，这些教材的经典性毋庸置疑。但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传统经典教材知识体系难免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财政学的教材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通篇都是文字，涉及的表格也多以统计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大数据时代的各种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也缺失目前流行的数理工具的使用和分析。
传统教材的这些缺点使财政学学科的科学性未能凸显，直接导致学生从心理上轻视财政学这门课程，加之教材更新较慢，使得财政领域的新问题不能反映在教材中，也使得学生对这一门课程兴趣不高。
三、财政学课堂教学效果优化策略
(一)结合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课堂教学积极性
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模拟真实的事件或情境，使学生进入相关的情境中，通过真实的事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解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同时通过案例使学生深化理解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相对枯燥的课堂教学更具生动性和应用性。
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财政学教学的好处，一方面财政学尽管理论性较强，但在现实中课程的案例十分丰富，通过案例学习法，能够实现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案例教学法更为有效，能够较好地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在案例的分析中强化学生对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能够极大地提升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的方式，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有助于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和小组协作，活跃课堂氛围，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协作。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吸收知识，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二)结合问题驱动，改革教学环节
问题驱动教学方式是指设立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问题驱动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突破和革新，问题导向驱动教学方式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对于高校中那些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一教学方式更为合适。在问题驱动教学法下，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动力和兴趣，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理论知识，达到优化教学环节、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具体的做法包括：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借助当前发生的社会财政、经济热点话题引出问题，提高学生的课堂关注度，进而激发学生对于财政学理论的学习兴趣。
(三)结合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
当前，线下教学仍然是我国大学教学的主流方式，但随着信息技術的不断进步，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日趋多元，其学习注意力也日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对于“财政学”课程来说，尽管其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较为依赖教师的课堂知识传授，但在信息时代，高校之间的资源壁垒渐渐被打破，中国大学慕课、B站等都有大量的各个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因此，有必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一方面，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结合、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使传统的教学手段转变为探究式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将更多的学习自主选择权和时间的支配权交给学生，赋予学生学习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丰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在课堂上，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随堂测验、资料分享等活动，在课堂下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加强课后沟通交流，提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效率。
(四)借助线上教学工具，优化学生考核体系和方式，实现过程管理
考核结果无疑是学生最为关注的内容。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课程的考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财政学教学中，大部分课程以期末考核为主，但期末考核无法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真实的学习效果。因此财政学的考核有必要体现对学习的过程管理，注重平时的考核，如在学期中增加课堂分组的讨论或课堂展示等，并增加平时考核成绩的比重。这一点，传统的课堂可能实现起来较为困难，但超星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工具可以有效辅助实现，这些线上教学工具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课下空闲时间，实现学生之间的分组、讨论以及平时的考核和打卡，到学期末教师根据学习通上平时的学生作业、小组讨论的具体情况，对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
(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优化教学效果
财政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课程，许多同学片面地认为财政学只具有理论性的特点，使得许多人对该课程望而却步。实际上，理论始终来源于实际，是对现实世界的探索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因此，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抽象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对于学校来说，应建立实验实训平台，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并适当进行仿真模拟教学，帮助学生接触实际业务，使其具备业务操作技能，使学生能够在实训的过程中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提高知识转化能力，提高综合素养，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四、教学反思
当前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中，教学相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之余，教师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在实际教学中接触教学问题，在教学反思中不断提升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提高自身的课堂教学技能。
第一，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自身应充分认识到财政学学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向学生强调课程的重要性之前，首先教师自身必须坚信这一点。针对财政学这一课程，教师首先需要向学生尤其是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阐明课程没有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强调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科的学习对坚实学生的财经素养基础、发展学生的专业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财政学课程的重要性，提升其学习积极性。
第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众多，这也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散。作为高校教授选修课的教师，只能尽力地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吸引学生的课堂学习注意力。
第三，随着越来越多新的课堂教学工具出现，教师需要在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同时，积极学习和掌握各种各样的教学工具、教学手段，利用新的教学技术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正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
第四，教师应注重对外的交流和学习，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技能和素质。同时教师也应注重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在与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合作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实现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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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洁)
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资产评估教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资产评估教学模式，是资产评估教学改革中的一个新的尝试。文章从生态学角度，分析资产评估教学中存在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等失衡现象，并运用生态学原理构建资产评估动态平衡的教学体系，促进资产评估教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学视域下;资产评估;教学模式
引言
资产评估是一门综合性较高的学科，需要会计学、财务管理和统计学等学科作为先修课程，理解难度较大、实践性较强。我国的资产评估学科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虽然现在很多高校开设了资产评估专业，但是在教学中仍存在着较多问题。
1资产评估简介
资产评估是一种提供测算、鉴证、评价、调查和管理咨询等各种服务的现代高端服务业。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资产评估行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国有产权改革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资产评估行业的不断发展，执业范围和服务领域的日益拓展，对评估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同时也对评估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产评估专业正是适应于资产评估行业需求而产生的，同时随着行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等外界环境的改变要求发展和创新。因此，资产评估专业与外界环境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使得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资产评估专业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可能。
2生态学视域下资产评估教学的现状
2.1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大多数的高校对于资产评估的教授模式是：教师在课堂上结合PPT进行直接讲授，学生被动的接受相关知识点，教师课下布置较多的作业然后进行批改，期末根据试卷成绩以及平时作业的成绩来确定最终成绩。虽然说每个学校会有一些差异，但基本上是相似的。这种模式的教学，虽然说学生能短期内对于知识点的记忆较强，但是理解程度偏浅，掌握的时间长度也比较短。并且由于资产评估师证书的出现，很多培训机构有相关知识的培训，他们的培训内容都是比较应试，很多教师在备课的时候通常是先去听培训机构的课程讲解，之后按照培训师的思路对课程进行讲授，虽然很多时候对于书中的重难点能很好地把握，但是却忽略了实际的情况，脱离了实际情景，更多的将大学教育变成了应试教育。这样的教授模式下，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欠缺的、不完善的、不贴合实际的。
2.2實践教学师资力量不足
资产评估学涉及各行各业，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该课程集合了许多管理专业的知识，内容枯燥难懂，数学知识应用较多，这就要求教师不但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要把握好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还要有一定的实务技能。然而，我国资产评估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还不长，很多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并非资产评估，而会计、财务管理等一些相关专业，高校教师无论是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大多是刚出校门又进校门，很少有实务工作的经历，很难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形象的实务操作，再加上教学任务繁重，又难以抽出时间去评估事务所进行实践锻炼学习，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任课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进而严重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
3生态学视域下提高资产评估教学模式的措施
3.1丰富教学模式
教学改革最近几年在高校中很流行，教学也有很多丰富的模式。除了之前的课堂ppt授课，现在还有雨课堂、翻转课堂、蓝墨云、超星等相关的教学辅助软件，这些软件能够让学生把手机当做学习工具：完成线上签到、线上做题，还可以发弹幕进行提问，这种新型的教学工具能够让学生有着不同的新体验，对于课程的参与度也会提高，并且还可以装备智能教室，能够在黑板上有更加形象的教学展示，这种教学展示可能会有更多的新颖的动画和模拟的声音，如果能够让学生在一种轻松地学习范围里面接受学习，有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学生也能更好的掌握所学知识。
3.2聘请业界专家来校授课，充实师资力量
聘请资产评估业内专家来校授课不但为学校师资力量注入新鲜血液，还促进了资产评估专业教学的完善和发展。一是增加了学生与评估实战人员接触的机会，专家为学生讲授最前沿的实务性知识和评估一线的各种问题处理方法，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展，学生的实务性知识和实践技能得以提高;二是通过评估专家与任课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互相交流，有利于本校教师对业内前沿知识的了解和处理实务时的实战思维形成，从而对教学方法和内容加以调整。可以从专家那里获得丰富且真实的教学案例，进而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水平;三是响应国家关于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使师资队伍层次得以丰富和提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助于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3建立生态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师和学生是平等且相互依存的生态主体，建立生态化的评价体系，首先，要建立多级化的评价主体模式。这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间的自主评价三个层次，从而避免传统评价体系的单一性。其次，改革资产评估教学考核形式，促进评价方式多元化。考虑到资产评估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单一的理论考试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要求从多角度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从多种形式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改革传统的考试方式，通过鼓励学生运用资产评估知识进行口才、文笔、跨学科知识融合等能力的考试，积极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为他们以后追求自我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资产评估作为交易的作价依据，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资产评估行业市场对评估人才的需求与高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存在供需错配问题，导致高校人才的“供给”跟不上市场“需求”，这一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提高我国资产评估行业发展质量取决于资产评估人才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符合市场要求且综合能力强的评估人才是高校顺应时代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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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 400020
财政学前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结合新文科建设开展“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遵循实事求是、突出重点和注重实效的原则，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重新定位“财政学”课程的专业属性和培养目标，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改革优化“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 新文科;课程思政;财政学
2019年4月，教育部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当前新文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话语体系和推进文科与新科技的融合[1]。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就“财政学”课程而言，结合新文科建设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扎根本土、扎根中国大地，考虑我国制度、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挖掘“财政学”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培养人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关于课程思政的认识
（一）课程思政的意义
首先，课程思政的国情考量是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具体而言，课程思政人才培养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学生应该爱国爱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积极正面鼓励学生的爱国爱党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第二，学生应该做到敬业、诚信和友善。这是学生作为公民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第三，学生应该具有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人格是公民和社会从业者具备良好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的基础。
其次，课程思政的教育考量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载体。通过课程及其课堂教学活动，来实现教育的本质要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手段，要对学生的心智发展进行教化培育，促进其心智全面健康生长。课程要实现教育的本质要义，就必须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缺一不可[2]。课程思政就是承担价值塑造的关键抓手。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课程教学中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从道路自信层面看，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专业人才创造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并赋予神圣使命;从理论自信层面看，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专业课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内容和理论创新机遇;从制度自信层面看，立足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从文化自信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培养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新时代理论特点，从而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最后，课程思政的现实考量是高校开设的课程大部分是专业课程。专业课程教学是思政教学的主战场，教师是思政教学的主力军。只有专业课发挥了育人功能，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应该针对年轻人的特点，以目标效果为导向，投射各个课程科目，覆盖整个大学阶段，精心设计，使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在不同专业科目以多元化的表现形式糅进丰富的思政内容，使专业课程在育才过程中注入育人的灵魂[3]。把思政理念及要素循序渐进地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在思想上春风化雨，在效能上螺旋上升，有效打破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的信息孤岛，形成以思政课程为中心、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交织往复的穿插效应，最后构建为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4]。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的内涵包括目标、元素和路径三个方面。课程思政本质上是一个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品格塑造和人生导向的价值教育过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精心引导和栽培，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口子”，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的元素博大精深，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党领导人民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专业课研究方向不同，但具有很多共性的课程思政元素，具体包括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此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等各類课程，每一类课程都有各自的特色思政元素。其中，经管法课程的特色思政元素包括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和德法兼修。实现特色思政元素的方法路径包括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
二、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的着眼点
任何学科都存在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的一切理念与行动都要通过财政来实现。“财政学”课程在内容上涉及诸多思政元素和思政特征，核心教学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与其他课程相比，“财政学”课程在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思政特点。“财政学”课程在教学中应紧贴专业特点挖掘思政元素，注重对爱国主义情感和家国情怀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开发学生的知识潜能。因此，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考虑：
（一）“财政学”课程的专业属性需重新定位
财政，是国家公共发展之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需要牢固的财政基础。传统“财政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科的一个课程，侧重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财政专业内容。事实上，财政的治理功能已经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专业的交叉。因此，有必要对“财政学”课程的专业属性进行重新定位，以关注政府分配行为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为视角，以传授公共资金筹集、使用和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为重点，更多地体现“财政学”课程综合性与应用性的属性[5]。
（二）传统“财政学”课程的培养目标需重新定位
“财政学”课程本身与思政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财政与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财政起源于法制化、财政与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财政与公共产品提供等许多方面。因此，在培养目标上，应进行课程思政与“财政学”专业课程的融合，引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树立深厚的历史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认识世界，理性改造世界，有效治国理政。让学生认识到掌握财政智慧是改變世界、实现价值的金钥匙。在理想信念上，要奉献真知灼见，持续探索国家富强、百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前进征途;在品行操守上，要依靠科学的财政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学识才华上，要运用学科领域建设的丰富成果不断指引国家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让学生深刻意识到，优质可靠、充满希望的经济会让世界更文明、更现代、更和平稳定。
（三）“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模式需改革优化
传统“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模式限于课堂教学与理论传授的单维扁平式培养，依靠“填鸭式”教学等传统手段，缺乏多渠道、多维度、立体式和系统性的教学培养手段。学生只读书不行路，难以增加感性认识，难以深入了解和理解社会现实，培养的人才难以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踏实作风。这就要求深入探究“财政学”人才培养中课程思政的途径、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改革优化“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三、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如果把育才育人分割开来，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也违背了办学的规律。因此，课程思政的核心点不仅仅是思政，还要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和人才质量。基于这个认识，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改革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作为新时代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课程思政是要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相隔绝的局面，把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中，推动思政与专业课程协同前行、相得益彰。但同时应该认识到，课程思政不是要改变课程本来的专业课属性，不是把专业课改造成思政课模式，不是每门课都要系统化、体系化地进行德育教育活动，也不是每堂课都要机械教条地安排思政教育的内容，而是要结合专业课程的特点，寻找德育元素。因此，“财政学”课程融思政改革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课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过程中应该首先做到专业知识的准确性。然后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实事求是地体现“财政学”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理念，适当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
（二）突出重点的原则
应该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整体梳理，对其中思政元素重点加以建设。例如，从财政支出角度，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始终强调民生财政;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同时保证三大攻坚战的支出和教育卫生等民生支出，体现了财政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体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财税政策既支持了抗疫的一线，又支持了复产复工，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福祉放在第一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出六稳，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系统性风险，这些都是政府执政理念在财政工作中的体现。通过有重点地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运用德育的学科思维，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
（三）注重实效的原则
只有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确立正确的目标，激发正向的学习情感，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和意志，才能在专业学习中取得更有效的成果。例如，通过“财政学”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让学生看到我国历史上的财政智慧、中国七十年来财政建设的历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的成就，潜移默化地让学生理解，能够增加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宏观思维，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我们高校教育面临的对象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与教师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课程思政过程中，教师应思考如何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从而开展实效研究和深入探讨。
四、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改革的具体举措
新文科背景下“财政学”课程融思政建设的最终衡量标准是立德树人的成效，这是检验高校工作的一切标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评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除了专业知识学习之外，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效果。这就要求把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一）重新定位“财政学”课程的专业属性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财政的问题已经从经济的范畴延伸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因此，财政学课程需要具有多维度的视角，打破传统侧重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财政专业内容的局限性，在人才培养中融入多元化的思政元素，强调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实现“财政学”课程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内容的打通和交融，将财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治理功能讲全、讲深、讲透。其中，尤其强调实现公共经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交叉融合，训练学生融通、交叉、综合性看待财政问题的思维，培养学生站在学科融通、交叉创新、知识结构优化的角度来认识财政问题、分析财政问题，并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合理方案，不断强化科学精神、钻研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重新定位“财政学”课程的培养目标
培养人首先是人格的塑造和道德的养成，所以“财政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应该更加重视价值层面而不是知识层面。“财政学”可以认为是在用党的理论全方位指导政府财政实践的一门课程，全面宣传和阐释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目标和理念，可以作为高校所有专业的公共课程。“财政学”课程应该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培养在党的领导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创新精神，掌握经济学和财政税收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我国财税政策法规，了解我国财经运行状况，具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
（三）改革优化“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要抓好理论教学工作。财政是国家治理和主要支柱，一要通过讲述财政政策来引导学生关注国情，增进学生对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成就的理性认同，激发学生强烈的热爱国家、经国济世的社会責任感和担当意识。二要通过讲解重大公共事件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来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财政学”是如何“理公共之财、管公共之事”的学问。通过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引导学生围绕就如何提供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服务等专业问题进行主题讨论，引导学生着眼公共视角，关心公共问题，关注公共风险，研究公共决策。三要通过讲解财税法规来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财政学”课程致力于培养专业性强的治国理政人才，其公共身份的特殊性要求培养其高于一般公民和经济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更高程度地自觉学法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法律尊严。此外，在教学手段上，要抓好实践教学工作。要扎根中国大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增加感性认识，引导学生关注财政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培养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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