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打造中国—东盟升级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物流行业作为传统的服务业也面临着提供智能、高效、精准服务的转型升级压力。在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的新形势下，以自组织性、立体性和生态协同性为区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的内涵特征，构建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模型，探索其技术路线，把握关键要素，从顶层设计、建设生态技術网络、加强区域联动和发展农村物流物联网体系4个方面打造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推进区域物流加速发展。
【关键词】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
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贯彻与落实，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加速器”的物流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区域间经济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量持续增长，跨区域物流产业链逐步形成和日趋完善。推动中国—东盟物流联盟和物流服务体系的形成，促进中国—东盟跨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是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新兴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为我国物流行业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新型生态物流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互联网+”环境下，智慧物流和智能化物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为新型生态物流提供了可靠的发展基础。然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物联网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构建及物流发展规划的不同，都使得中国—东盟物流发展在面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合作升级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结合物流物联网技术体系、物流异构信息资源管理与智能化技术服务等要素，探索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发展路径，构建满足物流行业跨区域发展的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将是适应国际物流行业发展趋势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互联网+”新时代赋予物流行业的新任务。
1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内涵分析
多区域物流合作是根据经济贸易往来的需求，为降低不同层次业务往来的物流成本而开展的跨区域物流协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合作区的成立，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物流发展地缘限制受到很大程度的弱化，中国—东盟多区域物流逐渐向系统化演变，尤其在当今“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中国—东盟多区域物流实际上已发展成为由多个物流主体组成和参与的区域物流整体系统，每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物流主体或物流子系统，并形成完整的“运输—仓储—加工—配送”物流供应链体系，多式联运、异业联盟、智能技术公共服务等成为中国—东盟多区域物流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物联网技术是推动多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是一个由物流基本环境结合物联网技术环境构成的复杂多层次要素集合，具备自组织优化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特性。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3个特征。
（1）自组织性。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带动了中国—东盟多区域物流在资金、技术、信息和政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各个区域物流子系统在打破自身封闭界限的同时，通过物联网互联互通的本质特征实现了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得多区域物流在长期发展演化的过程自组织形成统一的区域物流生态技术环境，并促进了多区域物流资源的优化配置。
（2）立体性。在整个生态技术环境当中，由基础物流技术、新兴物联网技术、生态环保技术相互交叉构成了主体技术环境；由政策体制、标准规范、多区域协同机制等相互交叉构成了辅助支撑环境。两类环境互相融合，构成立体化的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
（3）生态协同性。区域物流的发展要与生态自然相适应，生态技术环境更强调了“生态”的概念，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技术为物流业务服务的同时，降低物流行业对环境的污染，确保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物流物联网编码识别规范、异构资源接入与集成、智能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统一协同来丰富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内涵，以缓解多区域物流合作与竞争中面临的物流发展水平不均衡、发展机制不协调和物流生态技术环境不统一等压力。
2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模型
从种类繁多的技术手段、物流行业应用中抽取典型的几类要素，通过分析其相互作用的机理，采取适当的切入点使其融合起来，构成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模型，并由此形成可行的技术路线，逐步攻破关键节点，掌握实现关键要素，使抽象的模型演变为具体的生态技术环境，为中国—东盟物流行业服务。
2.1 生态技术模型构建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模型要体现多要素立体式交叉的特点。在支撑环境方面，以区域物流物联网技术标准、跨区域物流协同机制和区域物流大数据基础为3个要素。其中，区域物流大数据基础作为技术底层环境存在，为模型的各类中、高层提供数据支撑；区域物流物联网技术标准贯穿整个模型的技术部分，是实现区域协同、资源共享的基础；跨区域物流协同机制作为政府和企业可以遵循的某种方式，协调各方，在物流运作中起到“1+1>2”的作用。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模型如图1所示。
在支撑环境的围绕下是模型的主体——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是行业基础技术，包括物流基础技术和物联网基础技术。其中，物流基础技术即包装、运输、存储、装卸、配送各环节所采用的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物联网基础技术即传感器、传感网、射频识别、卫星导航等技术。两类基础技术的碰撞融合即形成物流物联网的特定行业技术。第二层是中间件技术，能够实现异构的硬件、软件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是跨区域资源共享的关键技术。第三层是物流综合联动层面的物联网应用技术，在第二层中间件实现异构资源对接的基础上，实现物流作业一体化、跨区域多式联运、中国—东盟保税物流、第三第四方物流、低碳物流及物流的多业联动发展。
2.2 技术路线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服务发展技术路线不仅为中国—东盟区域物流的转型发展提供依据，更要为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业的深度应用指明方向。物流物联网新业态在中国—东盟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实现了传统物流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打造新型生态技术环境时必须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技术发展不均等的差异性，通过物联网的互联互通特性实现资源真正意义上的流转。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服务发展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基础理论的研究始终要走在前列，由各地科研院所承担各项与中国—东盟物流经济发展、物流物联网技术优化与升级、区域物流体制机制与政策协同等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不仅从技术层面为物流、物联网的相关企业提供支持，还要从决策咨询、决策参考的角度为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由相关的区域标准委员会制定物流物联网标准体系。技术理论与标准体系的共同作用，能够推动物流物联网的硬件研发与部署，这是整个生态技术环境的底层基础。物流物联网解决方案的设计有赖于第四方物流物联网集成服务商，在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低碳环保的理念与技术，并根据解决方案开发相应的物流物联网平台或系统，这是实现区域异构资源共享的最直接环节。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物流供应链及各环节的技术应用，能够实现中国—东盟物流的一体化发展。
2.3 生态技术环境关键要素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具备几个关键要素。第一个关键要素是标准体系与编码规范，在物流物联网的应用已经初具规模之时，相关的标准与规范依然缺失，导致硬件产品参差不齐，软件数据结构混乱，给区域互联互通的实现造成极大障碍。鉴于传统的物流标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重点要建立物联网的基础标准，以及物联网与物流相结合而产生的行业应用标准，尤其是物流物联网信息编码规范，包括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和应用的各个方面，通过统一的编码方式确定典型的物流信息数据结构，从而规范大规模数据采集终端的原始数据编码，提高数据传输处理的效率，规范越来越多的物流物联网应用平台和系统的数据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区域物流互联互通的异构数据问题。
区域异构资源集成应用是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使物流各类底层数据汇总与共享成为可能，标准体系与编码规范实现跨区域资源集成的准确对接，在应用层面还需要将已有的各类物流行业应用系统、服务平台进行互联互通，构成中国—东盟区域物流资源集成网络。该网络的节点就是各级各类物流平台，平台下的资源都可以广泛共享与应用，新建成的平台也可以直接加入区域物流资源集成网络，其下的数据、资源等得到更多应用，同时使资源集成度日益提升。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物流物联网智能技术服务管理，包括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服务网点建设、智能技术服务创新、物流综合服务模式管理等多个方面，以合理的管理手段实现高效的技术服务。以区域物流枢纽为核心建设区域物流物联网服务网点，构成与原有物流基础设施相叠加的物联网服务网络，使物联网数据服务从虚拟的线上延伸到线下。物流物联网服务网点与物联网服务商共同实现智能技术服务的创新，将传统的物联网数据服务、位置服务不断优化升级，使其更加精准，服务领域更加广泛。物流综合服务模式管理则立足于具体的区域物流领域应用，如多式联运、保税物流等，需要有配套的综合服务模式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与管理。此外，在物流物联网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区域物流物联网联盟之间也需要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
3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构建路径选择
3.1 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需要多区域上至政府下至企业共同努力，协同配合。其中，政策环境的建设必不可少。搭建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政策服务平台，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对特殊地区、特色企业进行重点扶持。改进物流行业多头管理的体制，一个单一领域一个管理部门，跨领域有主体管理部门与协同管理部门，形成纵向一致、横向连接的物流管理体制。完善区域资源共享机制、业务协同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物流资源的配置和调节作用。制定一系列的物流物联网地区发展规划，从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物流发展、物流多业联动、物联网技术环境构建等方面进行统一戰略布局，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既定目标。
3.2 建设中国—东盟物流生态技术网络
以中国—东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模型为依据，建设区域物流生态技术网络，首先是以生态技术为理念的标准体系建设，包括物流工具与作业标准化、物流信息编码与传输规范化，以及在应用层面的诸多体系，如产品的物流追踪流程规范、可视化智能管理规范、物流配送中心建设规范、智慧物流供应链体系等。其次是建立基于中间件技术的大数据生态技术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异构数据转换、异构系统与终端融合，使区域物流大数据网络联动联营，从而快速汇集现有的物流数据信息，提高有效信息的利用率。再次要建立均等化技术服务体系，通过互联网使物流物联网服务能够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配合线下服务网点建设，构成均等化技术服务网络，逐步加快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3.3 加强物流物联网多区域联动发展
建立保税物流园区与工业园区联动体系，发挥园区集聚辐射带动的作用，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工业园区建立多区域联动发展，从而增强区域综合吸引力和竞争力，带动大西南和中南腹地的经济发展，深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海陆联动驱动保税物流，完善陆运通道，包括在保税物流园区至西南经济圈、东盟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和沿海保税区至内陆城市之间继续新建和完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完善海运通道，包括加快建设深水航道、大型专业化泊位、通用和专用码头；推进海上客运和空中运输的建设，加强通关检验基础设施，包括验货场和口岸联检大楼的建设。加快建设第三方物流服务网络，重点加强物流企业间的联系，建设和完善第三方物流服务网络和供应链。加快发展区域物流供应链服务，在制造业物流、商贸物流、旅游物流、物流金融等方面加强联动，尽可能地发挥各种物流要素的作用，对物流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配置，提高供应链中各个要素的竞争力。
3.4 发展农村生态物流，缩小地区差异
利用“互联网+”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促进农产品与物流电子商务一体化发展。建设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完善城乡物流双向流通的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村物流体系的监管。通过建立一站式冷链物流体系和生鲜直采体系，解决鲜活农产品的物流问题，减少物流环节的消耗和农产品损耗。创新整合城乡物流运营模式，加快构筑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依托物联网技术的支撑，有针对性地整合物流资源，简化流通渠道，实现农产品生产与物流配套协同发展。加强城乡链接点及农村关键地区的信息化传输设施基础建设，农产品加快接入物流识别技术，实现产品的有效追溯与跟踪。创新城市物流与农村物流对接模式，实现物流交通、信息化、生产与物流环节等方面的对接。鼓励发展生鲜农产品“网订店取”业务，引导电商企业和社区便利店等传统商贸企业合作，提升生鲜农产品网上銷售的客户体验度和服务水平。
4 结语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促进了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对高效物流的需求日益迫切，与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相结合打造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成为必然。区域物流物联网生态技术环境具备自组织性、立体性和生态协同性等特征，由物流物联网技术标准、跨区域物流协同机制、物流大数据环境构成基础环境，物流基础技术、物联网基础技术与中间件异构资源共享技术作为主体技术环境，实现保税物流、低碳物流、多式联运、多业联动等上层应用。抓住标准体系、异构资源集成应用、智能技术服务管理等关键要素，根据技术路线做好路径选择，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生态技术网络建设、区域联动发展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工夫，以物流物联网服务的提升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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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声贤]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入手，分析了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的机制及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提出了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持续性构建的建议。生态文明的议题构建应该厘清环境报道的机制，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生态危机；环境报道；议程设置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已然成为国家的政治议题。相应的，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无公害等关键词占据了媒体相当大的版面。大众媒介对环境、生态重要性的赋予，能增强公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以此构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但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对环境、生态意识的构建往往止于环保，宣传上陷入节约用水、少开车之类的生活琐事。在环境报道中，各种环境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来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受众的视线被迅速转移。环境报道往往很难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博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首次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的密切关系，指出了工业化以来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此后，环境科学、环境意识不断完善，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环境记者。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将“环境报道”定义为：“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尼可拉斯·卢曼等人的推动促进了环境报道相关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第一次引发环境议题是1979年新华社记者和通讯员李一功、黄正根、傅上伦、李忠诚发表的《风沙紧逼北京城》。风沙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等环境概念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但并没有形成较强的效果。直到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报道才正式拉开了环境报道的序幕。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开办了《环保时刻》栏目，栏目定位为传播环境知识、环保理念。该栏目连续报道环境危机，跟踪绿色行动，呼吁治理环境污染。
1998年，中国发生了罕见的洪灾，原因是长江上游的森林遭大规模砍伐，水土流失严重。自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介的议题，也成为政府议题。全国的大众媒介被要求集中报道了随后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全面禁伐天然林等政策。
2003年，人民日报专门设立环境采访室，负责环境生态方面的宣传报道，同时负责编辑《人民日报》“人与自然”专版。2009年10月8日，《南方周末》创办“绿版”，报道覆盖环保、低碳、能源和城市4个领域，意图推动中国的绿色进程。在《南方周末》的影响下，我国各大门户网站也基本都开设了“环保频道”或“绿色频道”。
此外，我国还有一批发行量较小的专业环境类报纸，主要是《中国环境报》《世界环境报》《上海环境报》《珠江环境报》等10余种。这些环境报纸大多由官方主管主办，主要发布党和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传播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技术。
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机制
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2]但是，实施这一理论的前提是要大众传媒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赋予环境、生态（周围世界）“大事”的显著性，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形成机制制约了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
机制是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机制与报道的内容休戚相关，因为这涉及当事者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等。例如，2003年起环保NGO组织干预的云南“怒江两库十三级的建坝方案”、杨柳湖工程、厦门海沧化工事件；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松花江水污染导致的哈尔滨停止供自来水；2006年甘肃徽县新寺村旁生产铅锭的冶炼厂引起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住院事件；2007年厦门市民对PX项目集体向政府游行示威；2008年南方雪灾、冰灾；2009年江苏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排污导致该市发生停水事件；2010年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2011年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湾油田泄漏事件。综合这些环境报道，可以看出环境报道当事者主要有四个方面：（1）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利益相关；（2）涉及政府审批权力；（3）需要政府决策；（4）干扰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在这四者中，政府公权力的权威性容易被报道内容所挑战。因为任何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都是经过层层审批，有的甚至是经过更高级别的政府向国外引进的。
所以，大多数环境报道叙事结构往往表现为两种：一是企业排污——受害者抗议——政府治理——传媒报道，二是政府默许、企业排污——传媒揭露、受害者抗议——传媒报道——政府治理。从这两种叙事结构看，抗议成为关键的报道由头，并且这些抗议环境污染的报道内容都以负面新闻的形式出现。这和近10年来，以社区环境抗争为特征的现象越来越多，居民与物业公司、污染源企业甚至政府项目决策的抗争不断出现。
但是，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污染、危机爆发后的情绪宣泄，而应该是事前对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监视。事实上，任何环境、生态问题都经历过一段长期的潜伏期。公众对于这种潜伏期的环境质量的敏感度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爆发了才会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
所以，环境问题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一以贯之的“构建”，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大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采访、制作还未爆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信息往往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报道的对象往往没有明确的新闻事件主体，例如沙尘暴、大雾天气；二是报道对象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界限，甚至没有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长期调研，将数据运用对比、量化等方法才能凸显环境的变化。无疑，这相对耗时耗力，大众媒介对此报道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环境报道中议题设置的不足
指导思想不明，舆论引导力弱。1962年，蕾切尔·卡逊博士在《寂静的春天》中，介绍了现代科技成果DDT（国内译为敌敌畏）给环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而在当时，DDT能杀死携带疟疾、丝虫病与黄热病的蚊子，携带伤寒病的虱子与携带黑死病的跳蚤，还能杀死免疫力较强的农作物害虫，大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但蕾切尔·卡逊博士却大篇幅地论述了DDT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可以说国外环境报道从根上就培育了对现代科技滥用的质疑，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环境报道伦理。
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指导思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政府、媒体都认为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对待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并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例如，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长大的牲畜，饲料的不断改进让这些牲畜还没有发育，肌肉就已经可以食用了。这样的食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后，生态后果较为严重。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如何看待、应对这些现象的内容较少。
在报道污染环境的企业中，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也往往都集中在企业身上。未能深入挖掘及报道这些污染企业、项目的审批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以此设置科学合理的事前议题，提高政府听证会的对话质量才能避免“就环境论环境”“就污染论污染”。正因如此，我国的环境报道往往陷入浅层次的道德谴责，舆论的引导力较弱。
运动化报道，持续性较弱。与西方环境新闻报道的成熟、理性不同，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还处于突击式、运动化的报道阶段。还没有形成环境新闻报道的常态机制，缺乏对环境问题的长期议程设置。这与我国的媒介体制和媒体观念有直接关系。
体制方面，我国的媒体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干预媒体的日常报道选题。所以，凡是国内有环境保护的活动（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或是爆发严重事件（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事件）需要媒体配合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环境新闻以一种高频率的报道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这些报道活动过后，环境新闻又逐渐消失了。流于表面的结果是环境报道的内容枯燥乏味，缺少深度。
在观念上，不少媒体缺乏环境意识，对环保问题重视不够。从国外的环境新闻报道来看，大多数环境记者具备扎实的地质、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而在我国的媒体人才储备中，财经、体育、娱乐记者往往是首选，环境记者的数量较少。
跨地域报道，媒介社会环境监视力较弱。在环境新闻报道理论界，各国都存在着所谓“阿富汗斯坦主义”，即媒体在报道国外环境问题时往往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但往往在报道国内环境问题时却没了声音。这一现象可以从2011年11月至12月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报道中看出。我国的媒体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的发言上，尤其是解振华铿锵有力地高声怒斥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节能减排的任务。
毫无疑问，世界气候大会错综复杂，中国代表团的声音非常正当。但是，我国媒体并没有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重组、工商管理新规、质量检验新规等变动信息作为背景报道或深度报道呈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较高的两档节目《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内容，节目中表现的环境、生态破坏让人感觉是在遥远的非洲等地，而忘却了我国存在大量的濒危物种。
另外，在报道本地环境问题时我国当地大多数媒体往往选择沉默，而是由外地或者上一级的媒体率先报道。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媒体不能在事前对公众做出引导，让公众参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促进并提升听证会的对话质量。
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持续性构建
建立持续性报道机制，注意培育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报道的焦点往往是很少驻留并很快转入下一主体。媒体报道的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扩大、水资源枯竭、濒危物种增加、天然湿地大量消失、人工林树种单一、耕地退化、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方面的环境、生态危机信息并没有给受众足够多的时间来思考和行动，媒体的关注点就迅速转移了。因此，只有建立起持续性的报道机制，媒体才能有效地培育出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
明确环境报道理念，倡导环境伦理。任何新闻报道都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和解释依据。例如，社会新闻往往暗含各种社会理论。对于环境报道而言，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理解。正如上文所说的，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不要做那些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蠢事，让生产者、制造者、政府管理者都要树立环境伦理的意识，不要因眼前的利益酿成大错。我国环境新闻理论如何看待这些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事件，并没有定论。这就需要学界、业界、教育界有相当高的环境伦理自觉意识，不断厘清环境报道的新闻理念。
建立常态报道模式，加强日常公众环境观念引导。目前，我国媒体热衷报道的环境新闻大多是“水污染”“有毒金属渗漏”“垃圾焚烧”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话题，而政府、企业、NGO组织（非政府环保组织）乃至个人为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很难被媒体深入报道。换言之，我国媒体对公众环境观念的引导往往是通过各种揭露报道。这些负面报道往往触目惊心，虽然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仅依靠突发事件来宣传生态观念过于片面。
改变媒介话语机制，重视受众对环境监测保护的参与报道。环境报道中，各种“水污染”“泥石流”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大众媒介的议题构建方式，让受众也迅速地转移了视线，并且暗含了这样一种话语机制，即环境事件中个体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由更高级别的政府出面才能改变当前的环境现状。大众媒介对环境新闻的挖掘不够，消减了受众的行动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好环境报道也显得越发重要。环境报道一方面对各种环境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坚持立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报道也承担着舆论引导、环境意识培养、环境伦理道德的倡导等重任，把重视环境问题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动。环境报道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事，普通民众也应承担重要责任，环境报道不是只关注环境事件，而是要关注整个环境的变化。报道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报道思维、观念、话语都要有新的突破，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环境报道会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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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艳秋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东红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
编校：郑 艳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农田土壤被重金属污染之后，其毒性很容易通过食物链在人体、动物及植物中沉积，从而给人体健康及生态环境等带来很大威胁。科技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化肥、农药等的大范围应用，这就更加剧了重金属对农田土壤的污染程度。本文总结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一些修复技术。
关键词：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修复技术
随着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化肥及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就使得重金属可通过很多方式残留到农田中，导致农田土壤被严重污染。重金属污染物具有毒性大、不易降解等特点，因此极易在人体、动物、植物中沉积，从而给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必须不断探索与创新，努力研发出科学、环保、高效的修复技术，从而有效解决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
1 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现状问题
农业管理部门对我国多个城市的农田土壤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实验数据显示，大多数城市的农田土壤中As、Hg、Cd、Ni、Zn、Ph、Cu、Cr的单位含量都大大超过了土壤原来的背景值。防治农产品污染的农业部实验室对我国24个省市的农田土壤调查结果表明，有近330个重度的重金属污染区，总面积大概57824平方米，农产品被重金属污染的比重在被污染的农产品中占比高达80%。当前，我国很多城市郊区的农田均受到或轻或重的重金属污染，比如江苏南京的农田土壤受到了Hg、Cd、Pb污染，尤其Hg污染最为严重；2010年黄浦江沿岸地区农田土壤中Pb、Hg、Cd、Cr的含量依次超出土壤背景值的45%、68%、60%、67%；连续5年北京近郊农田土壤中的Pb、Cd、Hg含量都远远超过远郊；2010年深圳农田土壤采样点中有37%的Hg单位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采样点中6%的污染程度在中度以上。此外，香港、重庆、海南、江西、广西、河北、福建、贵州等省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Ni、Zn、As、Cr、Pb、Cd、Hg污染。
2 修复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技术
当前我国很多省市地区的农田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而这些污染源都具有难以降解、毒性大、危害性大等特点。因此，必须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努力寻找能高效、科学、环保的修复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技术，从而有效解决或降低重金属污染带来的危害性。
2.1 植物稳定修复技术
生物修复技术，指的是借助特定的生物技术降解、清除、转化、吸收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以达到恢复生态效应、净化环境的目的。比如，植物稳定修复就是生物修复技术中的一种形式，其具有修复效果好、没有二次污染、操作性强、成本较低等优点，因此值得大范围推广应用。植物稳定修复技术，是借助很强的耐重金属的植物有效降低农田土壤中重金属的移动能力，从而减少重金属在食物链中富集的机会。植物稳定一般借助根部转化、沉积、积累重金属的方式，或者借助根部表面的吸附能力将重金属固定下来，从而大大减小了重金属扩散到周围环境及下渗到地下水中的风险系数。植物根部产生的分泌物可有效改变周围的环境，可改变As、Cr、Hg的形态与价态，减弱这些重金属的毒性与移动性。有研究表明，黑麦草对土壤中的Cd、Mo、Zn、Cu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并且这些重金属主要集中在黑麦草的根部，很少向叶与茎转移；东方香蒲对农田土壤中的Pb、Cd、As的吸附位置也主要在根部，并且累积量高达87.12mg.kg-1、35.12mg.kg-1、31.69mg.kg-1，而叶与茎中只有20.18mg.kg-1、2.83mg.kg-1、2.06mg.kg-1。所以，可用东方香蒲修复被Pb、Cd、As污染的土壤。当前，用红麻、荠菜、纤维大麻、五节芒、荻、芦竹、芦苇等经济植物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土壤，具有很大的环境效益与生态效益。
2.2 热脱附修复技术
热脱附修复技术，是指通过加热被重金属污染过的土壤，把具有挥发性能的重金属从土壤内吸出来的一种修复技术，比如Se、As、Hg等都具有较大的挥发性。有人通过太阳能对被Hg污染过农田土壤进行修复。在实际操作中，热脱销设备是由中温及低温的太阳能炉两部分组成的。实验结果显示，低温与中温状态下，对Hg的处理率依次为5.1%～77%、41.5%～88%。温度过高的话很可能使土壤的性质发生较大变化，并且还可能改变其他重金属的形态。有研究人员对Hg污染物进行加热时，当温度升到550度时，其在土壤中的浓度快速从1320mg.kg-1减少到了6rag.kg-1，并且还发现在高温情况下土壤内的铁锰氧化物从结合状态变成了残渣态、酸溶解态等，这都会对土壤性质产生严重影响。热脱附修复技术的优点是工艺简单，缺点是费用高、能耗大。因此，主要用于修复被易挥发性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生态文明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类型，它是人类社会在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并且努力建设的一种文明形态。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的巨大压力和代价，因此。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资源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市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文明。
二、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
中国的快速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能源的巨大压力和代价。
（一）生态环境问题
1、温室效应
由于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各国环境外交和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但我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为减排做出贡献。据估算，当全球气温升高1.5-4.5°C时，海平面将可能上升20-165厘米。海平面上导致低地被淹；海岸被侵蚀；地表水和地下水盐分增加，影响城市供水；地下水位升高。此外，温室效应会使高温、热浪、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加重。极端高温将成为下世纪人类健康困扰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普遍。
2、大气污染严重
根据受监测城市的数据统计，我国有65%的城市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悬浮的微粒和硫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超标达2-5倍。酸雨，被称为“空中死神”，是大气污染的一种表现。我国酸雨覆盖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和青岛等省市部分地区，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它落到水里，水中的鱼群就会毙命；它落到地上，土壤的肥力就要被淋滤；它落到植物上，嫩绿的叶子就会变得枯黄；它落到建筑物上，材料就要被腐蚀得千疮百孔，锈迹斑斑；它进入人体，人就会渐渐衰弱不堪，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3、水体污染严重
水环境每况愈下，全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6%为劣V类水质，基本丧失使用功能。重点流域40%以上的断面水质没有达到治理规划的要求。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近岸海域赤潮和三峡库区支流“水华”现象接连发生。
（二）资源问题
1、水资源枯竭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是各种资源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资源。21世纪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水价将超过油价，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我国属于缺水国之列，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1/4。
目前已有1/2的城市缺水，1/3的城市严重缺水，1/10的城市面临水危机，农村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到2020年后，全国将出现缺水高峰，处缺水量可能达到500多亿立方米。淡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所以联合国已大声呼吁：人类要开展一场用水革命。
2、土地荒漠化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
3、能源矿产资源匮乏
我国资源禀赋较差，总量虽然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关系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大宗资源将严重短缺。它们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0、2/5、2/5和1/10。并且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
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分别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
4、生物物种也在加速灭绝。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据保守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种类就高达4000-5000种。近30年来的资料表明，白鳍豚、野象、大熊猫、东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分布区显著缩小，种群数量锐减。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和国家规定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312种，正式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的第一批植物有354种。近海的一些宝贵的生物资源也因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营养供应地而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三、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把生态意识的形成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努力把生态文明意识变成全民共识，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深入开展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的认知度、生态知识的普及度和生态建设的参与度。
（二）依靠科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根据资源、地理、经济、科技、人文基础，科学规划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依靠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提高，也就意味着单位耗能和排放的降低。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信息网络产业和工业设计、创意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三）推动发展模式创新。一方面拓展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形成绿色经济理论体系。把绿色经济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纳入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创新过程。构建包含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概念的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及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形成绿色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加快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节能建筑等“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加快培育和发展清洁再生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推动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的节能增效，促进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构筑绿色产业体系，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四）要完善法律法规，创新体制机制。要完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政策、制度。将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损耗记入成本。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与机制。将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绩效纳入干部考核任用指标。完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标准。依法完善科学监测、行政管理、民主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付治平.《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等.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在对吉林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现状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基础上，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运用学校生态环境的基本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寻求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普通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是有必要的，这也在理论研究上丰富和发展了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学校生态环境 高校体育教师 队伍建设 影响
学校生态环境是指高校体育教师在学校从事体育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外部条件要素及与要素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现象的集合。它包括影响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其他教育工作各因素的构成，主要是物理环境、制度环境和精神环境构成。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成长和发展不能够脱离周边环境，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样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与制约，高校体育教师的生活、学习主要是在学校这一小环境内进行的，环境的优劣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一、物理环境对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
高校体育教师的学校物理环境主要指学校的人工物理环境，是一种深深打上人类劳动烙印的环境，它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校园绿化、教学场所、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近些年来，由于人为物理环境的改善，高校扩建或大学城的建立，许多校园环境得到大大改善，对体育教师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作为校园物理环境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教学场所、器材设备、图书资料等因子相对于全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在校生日益增加的趋势，由于投入资金的有限性，增长相对缓慢，仍然不能满足高校体育教师进行体育教学、学习和科研的需要。调查中发现：有52.2%的体育教师认为现有的体育场馆不充足；大部分学校的体育场馆以竞技体育项目的场馆为主，如篮球场（馆）、排球场（馆）、田径场、足球场等，对于社会上日益流行在高校中又十分受欢迎的网球馆、室内游泳馆、轮滑场、台球室、棋牌室等休闲类场馆却少之又少；仅有4.7%体育教师认为学校的体育器材能够满足自己的教学、科研需要；在图书资料方面，有60.7%的体育老师认为没有充足的资料，不能够满足自己进行体育教学、学习和科研的需求，由于没有充实而丰富的书籍，不利于体育教师及时吸纳新知识，拓宽知识面。这种由于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物理环境的匮乏势必会影响体育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和热情，成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的阻碍因素。
二、制度环境——考核制度对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
所谓制度环境就是，依据学校的性质、任务和目的，有意识地选择，对学校各种工作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层次性、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定的有机集合。建立既科学规范，又能为高校体育教师所能认同和接受的制度环境，对于高校体育教师而言，是建设高校教师队伍所必需的。宏观上而言，当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制度环境还是有利于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运行一种强调政府作用为基础的行政约束机制，它是通过政治压力和行政强制手段保障制度的实施，以保证教师的合法权益，把提高教师待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然而从微观层面看，高校制定的一些制度却不太科学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不够公平公正，得不到大部分体育教师的认可，最明显的就是高校体育教师的工作考核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考核指标”对自己影响的问卷调查中有23.8%的体育教师认为对自己影响较小，这也给高校体育教师带来一定的负面导向性。再者，部分学校在考核过程中忽视公平公正只是“走过场”，在考核过程中还缺乏民主监督，一些善于交际、人际关系好，工作却并不一定出色的体育教师常常得到较好的考核结果。以上这些现象暴露了高校体育教师考核中存在的方法和过程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考核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对多数体育教师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这会挫伤部分体育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给我国的高等体育教育事业带来不良影响。
三、精神环境——高校人际关系对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
精神环境主要是相对于物质环境而言的，包括学校传统、校风校纪、教学风尚、人际关系等多种复合因素，是学校内质、个性、精神风貌在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这其中尤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
学校传统、校风校纪、教学风尚作为学校精神环境的重要因素，在高校建设过程中得到很大重视，所有高校都有自己的校训、校风校纪。即使具体到体育院系（公共体育部）这一小系统，也大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些精神理念一旦被学校教师认同和接受，就会变成一种持久而无形的力量，成为全体成员的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及职业行业规范，从而激发高校体育教师的工作热情。
人际关系是学校精神环境的核心内容。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可以使体育教师对集体产生信赖，进而忠诚、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从调查结果和访谈来看：高校体育教师之间的关系虽然显示在问卷上的是大部分的教师认为体育教师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但仍有47.5%的体育教师认为教师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教师之间存在动机不纯、彼此敌视甚至采取相互诋毁、排斥的等不正当手段的恶性竞争，其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从调查结果还可以看出，大部分领导没能够深入教师之中了解体育教师的所需、所想，很少参加学校开展的有益于增进与体育教师感情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学校领导忙于行政性工作，特别是有的领导官僚化，管理能力不强，工作方式简单生硬，等等，这些都很容易造成领导和体育教师之间的隔阂，不利于良好干群关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徐惠风.浅谈教育生态学在高校教师队伍中的运用[J].长春大学学报，2008（2）：96-98.
[2]徐魁鸿.教师教育生态学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08（4）：61-63.
[3]周家贵等.关于当前高校师资队伍现状的调查报告[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4（1）：45-49.
环境生态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双语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教育在我国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仍有很多人没有搞清双语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关系。通过分析双语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区别和联系，使双语教育活动成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社会的基本需求，努力探索双语教育功能转化为价值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双语教育活动成效的关键。
关键词 双语教育 功能 价值
据史料记载，少数民族民汉双语教育在我国已经有漫长的历史，尤其是建国以来，民汉双语教育在我国更受到政府和多数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支持和维护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日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和少数民族群众更加重视双语教育工作，国家之所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双语教育，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搞清楚双语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在理论上理解和把握双语教育工作的意义，有助于双语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
一、双语教育的功能（一）什么是双语教育要把握了解双语教育的功能，我们首先就要搞清什么是双语教育？什么是功能？首先，什么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育系统，亦指在学校教育中，同时进行学生的母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教育，使学生达到两种语言的兼通。这种教育系统所涉及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它不包括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方言）的教育，即双言教育”。我国的双语教育既包括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汉双语教育，也包括汉族地区的汉语和外语的教育，但本文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民汉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是既让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又向少数民族推广族际语言即汉语普通话，让少数民族成员逐步达到“民汗兼通”，成为双语双文化人才。（二）双语教育的功能功能是由若干要素按照一定结构和秩序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在与特定的环境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称为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双语教育的目的、双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即为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其中主要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受教育者双语能力的形成和提高，表现为用双语交流的功能、双语思维功能、双语书面表达功能。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教育者教育政策的调整、教育方法的改进、教育模式的替换和教育内容的丰富等。双语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称为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双语教育的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对双语教育系统所产生的作用和双语教育系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作用。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要不要搞双语教育，双语教育采取什么模式，双语教育普及的深度与广度都与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反映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最终促使双语教育的目标被修订、双语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双语教育的方法不断改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双语教育水平不断完善。双语教育系统对环境的作用所导致的外部功能，主要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1）双语教育的政治功能。西方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双语教育来实现对本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如加拿大、新加坡等移民国家，在不削弱民族语的同时，向各民族强制推行族际语和通用语，使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受教育者接受和理解国家的政治观念，从而产生维护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遵守法律的行为，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意识，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政治稳定。（2）双语教育的经济功能。在现代国际经济生活中，语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成分。语言因素既是经济力量影响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一。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行为要超越地域、国界和文化上的限制，就更要考虑区域语言生活状况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以排除障碍，实现语言的经济功能。因此，熟练的双语能力能够促进作为双语持有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参与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增加在更大的语言区域范围内的就业率。（3）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双语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都是以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为基础的。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传递传统文化和现有的社会文化，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传递多元民族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使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第三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4）双语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双语教育，增进全社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各民族成员之间能够用族际通用语言相互交流，消除误解，增进友谊，广交朋友，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和谐相处；并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政策和法律，便于接受社会公德教育，从而才能使少数民族成员在行动上更好地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同时，双语教育又能满足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保持用本民族语言传承文化和交流感情，维护民族自尊心。（5）双语教育的教育功能。很多资料显示，接受双语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双语教育的人相比，智商一般比较高，思维更加敏捷。而且通过双语教育，能够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综合素质。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都不是独立的，双语教育外部功能的形成和提高依赖于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的改善和提高；双语教育外部功能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的改变。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的客观属性表现，具有客体性、客观性和真理性。
二、双语教育的价值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涉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问题。从哲学上讲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意义关系的范畴，它指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功能及其变化相对于主体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而言的有用性，是作为客体的事物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人、群体、全社会以及国家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双语教育的价值也是双语教育主体和双语教育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双语教育价值主体是指双语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受教育者包括个人、各类群体、社会、民族和国家等。双语教育价值客体是指双語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双语教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作为客体的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属性对作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的国家、社会、个人的双语需要的满足与否、促进与否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社会、个人对双语和双语教育的需要来决定的。个人的双语和双文化需要是指教育者、受教育者通过双语教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来提高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双文化水平。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对个人双语需要的满足即为双语教育的个人价值，具体表现为受教育者双语能力的形成和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双语持有者的双语能力对持有者生活质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交往、个人发展、学历提升的意义和价值。社会的双语需要应通过具有双语能力和双文化素质的人才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处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满足。社会的双语双文化需要，不能由各种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内部功能来直接满足。但又离不开双语教育的功能的发挥。任何社会都十分重视双语教育，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培育双语双文化的人才，来满足社会的双语双文化需要，双语教育活动及其通过双语教育活动培养出的双语人才对于社会双语双文化需要的满足即为双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双语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尽管要考虑如何满足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个人发展的双语需要，但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条件提高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水平，满足受教育者的双语学习需要。因为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和社会的双语需要能否满足，不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主体所能简单给予的，而是受到社会环境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将双语教育在系统内实现的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价值和双语教育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而在双语教育系统之外间接实现的各种社会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并研究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规律。双语教育在系统内直接实现的价值，是双语教育价值主体通过双语教育活动所带来的双语能力的完善、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双语持有者就业机会的增多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改善等，即双语教育政策及其活动对受教育者本身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称为双语教育的内在价值或直接价值；双语教育通过受教育者的活动在双语教育系统之外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价值，可以称为双语教育的外在价值或间接价值，这种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不完全受双语教育系统内价值主体的控制，而是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三、双语教育价值与功能的区别和联系（一）双语教育功能与双语教育价值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双语教育功能主要反映的是系统与环境，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主要由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活动）来决定。功能具有客观性，功能不一定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双语教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双语教育活动的功能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社会、个人对双语的需要来决定，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为我性，是双语教育对个人双语需要的满足以及双语教育活动培养的具有双语能力的人才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双语需求的满足而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做的贡献。功能关系反映双语教育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系统内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客观的因果性联系。价值关系虽然离不开因果联系，但主要表现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目的性关系。双语教育功能关系的改变，是双语教育系统与双语教育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双语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系统与环境的变化，包括双语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双语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双语教育价值关系的完善是个人和社会双语需要的满足。所以，双语教育活动应该是价值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包括社会、个人）在其双语需要的驱动下，用实践能力和机制去改变现存的双语教育功能关系，使之适应和满足其双语能力发展需要和使用双语的需要，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关系的过程。双语教育活动的结果不仅应是合规律性的，而且应是合目的性的。双语教育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因果性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二）双语教育功能与双语教育价值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其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语教育功能是双语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双语教育价值的实现即个人和社会双语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开展各种双语教育活动，使双语教育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双语教育功能，作为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内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是满足社会和个人双语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各种双语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社会和个人的双语需要就无法满足，双语教育价值也就无法实现。其次，双语教育价值是双语教育功能的目的。人们开展各种双语教育活动，总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双语需要。在双语教育活动中，各种双语教育功能的发挥是为了实现某种双语教育价值。离开双语教育价值，各种功能的存在是无意义的；离开双语教育价值的引导，双语教育活动可能导致双语教育工作的低效率或无效。即受教育者参与双语教育活动的动力不足或受教育者习得的语言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其功能，可能废弃，从而打击受教育者学习双语的积极性，又浪费了双语教育活动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次，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和内在价值，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对系统内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双语教育外部功能和外在价值，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是双语教育活动或受教育者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双语教育的功能与双语教育的价值是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双语教育的功能主要反映的是双语教育系统与环境条件，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主要由双语教育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来决定。双語教育的功能具有客观性，功能不一定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如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的同一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是不需要双语教育的。双语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与双语教育价值客体之间的合目的性的关系。实际上，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系统因其要素与结构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性的结果；而双语教育价值则是基于这一客观结果，由双语教育价值客体向价值主体呈现出的主观性的意义。因此，实施双语教育不要以为由双语教育的功能存在就能自然实现其价值了。双语教育的功能要转化为价值既要以双语教育的功能属性为前提，又要以双语教育主体需要为取向，双语教育只有化为双语教育主体的需要，价值实现才成为可能。并且，通过依靠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如经济条件、政策条件、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条件等，双语教育的功能属性了满足主体的需要时，价值才得以实现，双语教育活动才成为有效活动。所以，努力探索双语教育功能转化为价值的有效途径就成为政府、社会、双语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和双语持有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曲木铁西.试论双语教育的概念及分类[J].民族教育研究，199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