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

2024-01-25

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TTB(临时性贸易壁垒)作为WTO许可的贸易救济措施,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各个国家、产业以不同方式增长。文章运用1989-2012年全球农业TTB的HS8分位产品层面数据,在考虑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国家对固定效应及随时间而变的共同系统性因素基础上,本文对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产业,其TTB从总体样本来看基本类似工业具有反周期特征,但影响的程度有差异,而发展中国家样本体现出更多异质性特征,本文是从存量角度的进行研究,考虑到未来农业TTB可能的增量,后续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农业TTB;宏观经济因素;工业

一、引言

根据WTO数据库和世界银行GAD数据库统计,截至2012年全球总计启动了5525起反倾销措施,其中很多案例还伴随有反补贴措施和安保措施。伴随在全球TTB措施的增长,对其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大幅增加,多数的文献研究以工业品市场为主,研究主题广泛,涉及福利效应、贸易效应、政治经济因素分析等方面。相比之下,由于农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农业领域自由化的相对滞后,对于农业TTB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无论从研究的角度、方法和研究结论,都无法与对工业品市场的丰富成果相比。目前在农业,发起TTB的国家有20多个,不到总体TTB国家数的一半,1989—2012年农业反倾销的总量为264起,加上农业反补贴、安保措施,农业TTB占全球比重不到5%,基本上与农产品贸易在全球的地位相对应。然而,是否在此可以进行比较乐观地预测未来的农产品反倾销将并不是一个值得我国政府和企业重视的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在国外学术界理论上的模拟已经证实了未来农产品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行性,实践上不断深化的双边和多边自由化合作有助于帮助合作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的自由化消除障碍和提供基础。在农业市场自由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启用“安全阀”的国家将不断增加,使得农产品TTB的发起国家数量和年度活跃数量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即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食品安全和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结合农产品本身的需求弹性作用,世界农产品贸易有望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世界范围工业品保护率相对农业的大幅下降以及多边汇率框架的取消也很大程度改善了世界市场的反农业偏好,从而推进农产品贸易增长趋势,因此,这些因素将带动农产品TTB活动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开展对于农产品TTB异质性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产属性、结构属性、政治属性、规则属性的产业,农业品TTB立案是不是如工业品一样呈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联性,还是与农业自身特有的产业周期关联?这个问题目前理论界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农产品反倾销程序及其运用特征的研究

R.Mirus分析了NAFTA农产品反倾销的决定因素,发现在自贸区内初级和加工农产品被认定倾销相当普遍,区内成员间相互进行农产品反倾销较多。他指出,不仅认定倾销案例,那些未认定倾销案例对于区内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供应商影响很大,信息需求和时间限制大大消耗了供应商的有限资源。B.A.Blonigen指出,尽管农产品反倾销在全球反倾销的比重较低,但随着WTO多边农业谈判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无疑会转而求助于这项自由贸易“安全阀”。他发现农产品倾销边际的计算显著有别于工业品,主要是源于“可利用的事实”而不是传统认为的成本基础计算方法。K.M.Reynolds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1997—2004年全球主要的农产品反倾销使用国的倾销边际、损害测试、调查程序、关税实施、与WTO规则的一致性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国反倾销调查和裁决的特征。R.R.Barichello和N.Malhotra运用逐个案例数据分析1993—2002年的农产品反倾销,发现主要运用于工业品部门的反倾销规则当运用到农业时,非常容易得出倾销和损害的结果,但农业部门在损害裁定上与工业品差异更大。他指出,农业企业一般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一般而言损害是很难产生的,除非出口国是一个大国。由于相对低的成功率,农业企业发起反倾销的申诉动机往往低于工业部门。

(二)有关农产品反倾销贸易效应的研究

F.Asche分析了美国对挪威鳗鱼进行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经验分析表明,反倾销未能有效提高国内市场价格和国内厂商市场份额,因为贸易转移效应过于明显,他将原因归结于鳗鱼国际市场的高一体化属性。Summer,Barichello和Paggi在评论农产品反倾销的经济影响时指出用来评估反倾销效果的局部均衡模型并不适合对进口敏感的产业(比如农业)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模型中所使用的方法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的影响而很可能是不具有说服力的。N.Malhotra和S.Kassam使用1990-2002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发现如果裁决否定,并未对贸易流产生明显影响,调查效应不显著,但肯定裁决有效地限制了进口,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K.Baylis,N.Malhotra以美国鲜西红柿市场为例,运用勒那指数测度了国内市场势力的变化,发现反倾销提升了国内厂商市场势力,削减了进口竞争并损害了消费者福利。

K.Baylis,N.Malhotra和H.Rus对美国与加拿大农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反倾销主要引发贸易限制效应,甚至能够限制未指控对象的进口,而加拿大的反倾销引发贸易转移效应,并指出了反倾销税实施的差异可能是其中的原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进口集中度。C.A.Carter和C.G.Trant研究了1980-2005年美国农产品反倾销、反补贴实施的贸易效应,使用跨年度10位数月度细分产品数据,发现调查效应可持续3年(高于工业品),但否定裁决没有调查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指出这可能源于农产品的特殊属性如易腐性、季节性、生产和市场特征、其他贸易壁垒等。N.M.Duc研究了美越双边FTA生效后美国对越南鲶鱼实施反倾销和标签法的经济效应,通过一阶差分logit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发现,标签法和反倾销在短期提升了国内的市场价格,但在长期鲶鱼价格降低到反倾销之前水平之下,进口量却更高,他将这种效应归结于美国的博尔德法案及产品供给弹性。

国内的农产品反倾销研究与之类似,主要将国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模型运用于国内农产品反倾销实践分析,代表性的文献如马述忠、李磊和汪艳、朱晶、胡俊等。搜索国内外文献,我们并未发现有关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周期进行关联的研究,只有少数国外文献关注了TTB整体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以C.P.Bown的文献为代表。着眼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首先将农业TTB(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试图发现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产业,是否在TTB方面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有异质性;其次与以往多数研究将因变量定义为发起次数相比,本文则使用了以GAD数据库的HS8分位编码区分的农业TTB涉案产品数作为因变量,这样更能反映实际的临时性贸易壁垒强度和覆盖范围;最后由于TTB措施涉及的是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本文引入国家对固定效应来控制贸易伙伴特定的规模效应等因素;另外还引入了时间趋势项来控制影响TTB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系统性因素。

三、理论、经验模型与数据

(一)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理论分析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传统进口保护的反经济周期性质,然而,目前尚未有对于新临时性贸易壁垒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统一理论共识,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对于农业这样具有特殊生产属性、结构属性、政治属性和规则属性的产业,其TTB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理论关系更是有待探究。这里结合农业的特殊属性及农产品的市场属性进行相关理论分析。

首先是农业新临时性贸易壁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Bagwell和Staiger的文献,由于实施贸易壁垒带来的贸易条件增进在贸易量较高的时候较大,这将导致贸易壁垒的实施形成一个顺周期的关系。然而,从动态看存在导致衰退的正向序列相关增长冲击的条件下,维持低关税协作在期望贸易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将非常困难。同时,由于经济低迷时期贸易战的成本较低,从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单边增加关税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同时大量文献表明,宏观经济指标的剧烈波动如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会影响到贸易政策的实施。政府反经济周期运作既满足了产业利益集团的需求,又能为实现自身的经济稳定和复苏确定政策目标,因此,政府即便在没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和政治捐献刺激条件下,为了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也会运用贸易政策干预。不过,以上分析是针对整体的TTB干预而言的,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不同之一就是相对较低的需求弹性和特殊政治属性,这会影响到两方面:一方面,农业较低的需求弹性意味着单方面提高关税的贸易条件效应较小,福利收益大,同时特殊的政治属性也会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关注,从而提升TTB发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较低的需求弹性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期农产品市场所受的影响要更小,与此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是制造业的衰退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反农业偏好会减弱,比如可以明显观察到的生产要素再分配结构效应(劳动力的回流、能源和投入品价格下降等),因此也可能降低TTB发起的可能性。

其次是农业临时性贸易壁垒与汇率的关系。一般而言,汇率会改变两个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对比关系,本国货币相对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将直接削弱本国产品相对外国产品的竞争力。制造业的不完全竞争使得制造商可以保有足够的生产率增进收益而不是将之转移给消费者,然而农业在理论上是个完全竞争部门,生产者直接将增进的收益以低价格转移给消费者或者加工商,对于初级农产品而言,尤为如此。因此,农产品的竞争力受汇率的影响远比工业品市场要大,汇率升值除了影响竞争力,同时增加的进口还会对本国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压制,影响到国内农业产出和技术进步。早期G.Edward Schuh以美元升值为例已经观察到了竞争力效应及生产抑制效应,此外他还发现汇率升值导致土地价格提升,加速了劳动力从农业的迁出。因此,汇率升值可能提高农业TTB发起的可能性。另外,从反倾销规则的角度而言,本国汇率升值将导致本国农产品价格下降而贸易伙伴国的成本边际下降,一方面提升了判定产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判定倾销的可能性,对于农业TTB的影响有不甚明确。

最后是农业TTB与失业率的关系。C.P.Bown和Crowley分析了1988-2010年全球反倾销和安保措施,发现了汇率升值和失业率增加会增加贸易防卫措施发起概率,而这些措施往往针对处于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农业的TTB是否会与宏观失业率有关联?根据Jose M.Da-Rocha的文献,一般而言,农业的失业率比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波动更大,而且并不与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产生正向关联,但是,农业在经济中的整体规模会影响到农业失业率与宏观失业率的关系。同时,农业部门内部产出与失业率的关系也不是非常紧密。在农业比重低的国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能更加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而在农业比重较高的国家,宏观经济波动除了影响总体失业率以外,还可能产生一个类似于生产要素再分配的结构效应,如可以观察到的劳动力由工业回流农业的现象。由此,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细分的预测,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一般非常低,从而当宏观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其影响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因此对于农业失业率的影响比较类似于宏观总体失业率的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农业的比重一般还相对较高,宏观经济衰退时相伴随发生了劳动力再分配的结构效应,因此可能形成农业失业率与宏观失业率的负相关联。事实上,这一点在Rocha文献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了例证,在土耳其、希腊等农业比重较高的国家,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关系呈现负向关系。因此,本文预计,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宏观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发起农业TTB的概率更高。

(二)经验模型与数据

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为非负计数离散变量-国家/年度农业TTB涉案产品数,其随着时间变动具有过度分散的性质(超过变量均值),本文采用一个负二项面板回归模型来进行估计。模型的因变量为HS8分位编码区分的每个国家j每年度t农业TTB涉案产品数,模型的自变量为发起国的GDP增长率、年度失业率的水平差值、发起国年度与贸易伙伴双边汇率变动百分比,另外引入贸易伙伴国i的GDP测试是否农业TTB针对经济处于强势或者弱势的贸易伙伴。数据样本年份为1989-2012年,涵盖了农业TTB的主要发起国家(至少涉案产品数在10起以上,首次发起不晚于1995年),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欧盟、印度、墨西哥、美国、南非、韩国。经验模型的因变量服从于以解释变量和未观测异质性为条件的poisson过程,即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引入了国家对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未观测到的、贸易伙伴特定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以及非观测的共同性因素。根据负二项回归的惯例,本文在回归结果中汇报的是IRR(incidents rates ratio,IRR),而不是估计系数。

其中,由于无论WTO还是世界银行都没单独列出农业TTB的具体统计,各国各年度农业TTB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中HS8分位为编码区分的各国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涉案产品数归类整理,以WTO《农业协议》中所定义的HS编码范围来确定农产品TTB活动数量:第1章到第24章内容加上HS编码2905.43、2905.44、33.01、35.01-35.05、3809.10、3823.06、41.01-41.03、43.01、50.01-50.03、51.01-51.03、52.01-52.03、53.01、53.02。由于数据所统计的国家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年份信息长度不同,本文选择1989-2012年为所有国家的统计分析阶段。

模型中真实GDP增长率数据、失业率数据源自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真实汇率数据源自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库。表1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见,如果从发起次数看,全球农业反倾销最活跃的国家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然而,如果以HS8分位编码区分的涉案产品数并包含反补贴、保障措施来衡量,1989-2012年全球一共有累积1242起农产品涉及TTB措施,最活跃的国家及组织发生了变化,前八名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墨西哥、欧盟、南非和巴西。这是由于运用涉案产品数能更清楚地衡量全球农业TTB的发生强度和覆盖范围。增加按照产品数统计并包含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智利等排名大幅上升,因为它们发起了大量反补贴和安保措施,而且单一案件往往覆盖了不同产品目录的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农产品。

四、经验分析结果

模型1为基本模型,从总体上看,运用农业TTB样本,临时性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并未发生改变。年度汇率变动比的IRR系数为1.04,显示农业TTB的发起与随着本币相对贸易伙伴的双边汇率升值而增加,而国内真实GDP增长率的IRR系数为0.96,说明农业TTB随着本国GDP增长率的下降而增长。此外,本国贸易伙伴真实GDP增长率的IRR系数为0.87,说明本国农业TTB更倾向于针对宏观经济处于弱势的贸易伙伴,这些关系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时间趋势项的IRR系数为0.99,表明总体的农业TTB保护在整个1989-2012年样本年份有一定的下降趋势。

模型2为使用失业率水平变动数据替代真实GDP增长率数据进行的敏感性检验,失业率变动的mR系数为1.56,说明不佳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带来更多的农业TTB发起。不过,系数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他的宏观经济指标则没有受到宏观景气指标替代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变动不大。

模型3则汇报了使用农业TTB措施发起国与被指控贸易伙伴国的分离固定效应的敏感性检验,替代原来使用的发起国与被指控国的国家对固定效应。总体说来,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贸易伙伴GDP增长率的系数变大了,同时贸易伙伴GDP系数及时间趋势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降到了10%。

模型4尝试使用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项替代其一阶滞后项来进行敏感性检验。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发起国GDP增长率与贸易伙伴国GDP增长率系数发生变化,主要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在模型5中,我们尝试仅仅使用发起国的反倾销数据作为因变量来进行回归。结果比较失望,汇率变动比和贸易伙伴GDP增长率系数大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测试,发起国真实GDP增长率系数大小发生明显变化,时间趋势项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可能源于几个原因:第一,在农业领域,发起国在发起反倾销的同时,还往往伴随较多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仅仅包含反倾销不能全面反映农业临时性壁垒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本身农业TTB发起活跃程度与工业相比要低,去掉农业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数据以后,导致模型损失了大量的观测值(特别涉及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观测值),导致模型的估计有效性降低。

在模型6中,我们另外加入本国失业率水平差值与贸易伙伴国真实GDP增长率的交互项,以测试农业TTB的发起与本国和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是否相对景气具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都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于是主导发达国家发表声明共同抑制贸易壁垒的扩大化以避免跟糟糕的贸易战和进一步恶化的全球贸易环境。然而,在模型6中,我们发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估计结果符合预期,而交互项得到了一个0.98的估计系数,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并未发现在农业TTB领域发起国会对同样处于不良经济形势的贸易伙伴采取宽容的态度。

总体来说,运用1989-2012年的样本,我们发现在农业TTB领域,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基本类似于工业领域,尽管失业率指标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农业TTB的整体数据估计结果要大大优于单独使用反倾销的数据,毕竟,农业领域大量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是不可忽略的。另外,类似于Bown对于TTB的总体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农业领域的发起国更倾向于对处于宏观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国采取临时性贸易壁垒。与Bown的估计比较而言,农业TTB对于失业率、GDP增长率波动的反应要稍弱一点,但对于汇率波动的反应更加强烈。这基本符合前文理论部分分析的预期,农业TTB目前还以初级产品为主,而初级产品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与工业品市场的利润边际和需求弹性相比要更低,因此更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对需求下降的反应则没有工业那么强烈。另外,目前主导农业TTB的国家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不仅立法比较晚,而且使用的经验和频率也不如发达国家,因此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更接近于单一部门经济(发达国家农业比重低),因此,失业率通过弱显著性测试也不足为奇。

然而,为了进一步检验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是否有生产要素结构效应发生(即在农业相对比重较大的国家,存在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从工业向农业转移的现象,从而弱化对农业的影响),本文另外选取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了估计。

表4是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变量系数的大小也发生了变化,但农业TTB的反周期关系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考虑到单独使用发展中国家样本量的下降,这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从基本模型看,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汇率升值的反应要高于整体样本,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初级农产品出口向加工农产品甚至高技术农产品出口(如转基因产品)的转型,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产品向加工产品转型的过渡阶段,因此,农产品还处于较低利润边际及由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发展的阶段,汇率影响扩大可以预期。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真实GDP增长率的反应略低于总体估计结果,而且显著性水平下降到5%。这种结果的产生应该是源于初级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使得其更不容易受到需求低迷的影响。另外,在农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国家,经济衰退时的影响不同于单一部门,会产生一个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能源等从工业向农业转移的结构效应),结合发展中国家本身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农产品需求扩张(城镇化、人均收入增长、环保和安全意识增强),因此得到这种估计系数不足为奇。从替代GDP增长率为失业率水平变化的模型2结果看,失业率的影响系数大大下降,而且变得不显著,这也可以归结于经济衰退过程的两部门生产要素结构效应,但并未发现类似Jose M.Da-Rocha(2006)文献中呈现的明显副向关系,即部分农业比重高的经济体总体失业率上升,但农业失业率下降,结果农业TTB与失业率呈现负向关系。这一估计结果至少说明了农业TTB的一部分异质性所在。模型3和模型4的敏感性检验基本符合预期,国内失业率与贸易伙伴GDP增长交互项系数改变了影响方向,但仍然不显著,因此未能证明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在对待贸易伙伴上有明显异于总体样本之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1989-2012年全球农业TTB的HS8分位产品层面数据,在加入考虑了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国家对固定效应及随时间而变的共同系统性因素基础上,本文对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试图发现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市场结构、政治偏好、产品需求弹性、TTB规则等)的产业,是否在TTB方面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有异质性。在主要使用农业TTB的国家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农业临时性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基本类似于工业领域,尽管失业率指标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农业TTB的整体数据估计结果要大大优于单独使用反倾销的数据,证明了农业领域大量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是不可忽略的。另外,类似于Bown对于TTB的总体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农业领域的发起国更倾向于对处于宏观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国采取临时性贸易壁垒。回归系数显示农业TTB对于宏观需求下降的反应要弱于工业,但对于汇率的反应要强于工业。此外,在运用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回归中,进一步发现,如果在农业比重比较低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而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类似于工业,那么在农业比重高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则额外产生一个生产要素再分配结构效应,这使得农业TTB对于宏观失业率的反应不再显著,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GDP增长率下降的反应也要更弱,而汇率的影响更大,与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类似于总体样本结果。

从时间趋势项看,农业TTB与工业一样,有略微的下降趋势,但是必须要认识到,本文的研究是存量而不是增量,随着农业自由化的进展,全球农产品市场完成从初级产品到加工农产品为主的过渡,全球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无论是启用安全阀的国家数量,还是涉案产品的范围和层次都将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对于全球农业TTB异质性的研究虽然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是不断地后续跟进研究势在必行。例如,专业的农产品反倾销数据库和农业厂商数据库的建设,对于农产品反倾销制度变迁的研究,拓宽现有研究的数据口径以增加实证研究的精确性和结论一致性,农户参与反倾销动机分析(农户与工业企业的异质性)等。政策面上,现在急需关注的是WTO农业自由化的可能实施方案及大量双边多边FTA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同时政府应更合理地利用农产品反倾销的规则属性保护本国农民利益。而就农业企业而言,既要把握新一轮农产品贸易增长机遇,也要为即将来临的区域食品战争做好策略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张友树

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2015年12月25日, 贵州在京召开大数据立法咨询会, 邀请全国法律界、行业界、管理界专家为之把脉。迈出了我国“大数据立法”的第一步, 对推动相关法律进程、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我国市场在“大数据时代”存在的问题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海量数据储存成为可能, “大数据时代”势不可挡的降临到我们的生活。基于“大数据”分析开展的市场经济活动, 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便捷廉价的服务, 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新问题”: (1) 数据价值不明确, 产权不清晰, 造成数据交易混乱, 行业无法可依; (2) 信息更新不及时、来源不充分、内容不真实, 造成市场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垄断地位产生; (3) 公共信息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透明, 造成政府公信力低下, 市场投资信心不足, 抑制经济发展; (4) 监管缺位, 数据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5) 数据泄露途径众多, 无保护措施, 隐私权遭受侵害; (6) 相关违法行为无直接对应法条, 量刑标准不明。

二、“大数据立法”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

(一) 明晰数据产权

要使市场获得自选配置的效率优化, 必须运用制度激励私权主体的自利动机和行动。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 立法者应将数据生产传播相关制度及产权纳入经济法范畴。

1. 长久以来, 国人在潜意识中只将实物视为财产加以重视, 而对诸如信息、知识产权、名誉等无实体的内容的权利意识相对单薄。只用通过立法固化数据财产地位, 推动信息货币化, 才能真正维护数据生产者、提供真的合法权益, 从而促进相关产业良性有序发展。

2. 财产权的明确界定就是明确产权的合理边界, 从而使产权的收益有明确归属, 使行为人充分享受因付出而产生的利益, 以激励技术创新和市场高效。在市场越来越多地依赖数据的新常态下, 以经济法明确数据产权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二) 维护公平环境

现实中, 基于信息的不对称, 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 信息优势主体滥用优势, 做出机会主义行为, 损害他人利益。此时, 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保证公平, “大数据”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信息不对称, 因此需要将“数据”纳入相关法条。

(三) 明确责罚标准

数据从业主体主要指从事数据生产、分析、处理、储存、交易的市场主体。数据从生产到使用的过程中, 极易发生错误, 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市场波动。这就需要将“数据”纳入相关法律, 对制造、传播虚假信息依法严厉处罚。同时, 应引入金融领域相关机制, 设立数据从业主体监管部门的“数监会”, 提供专业的监管。基于行政法对行政主体规定的“法有禁止不可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特征, 亟需将“大数据”纳入行政立法范畴。赋予行政主体地位, 规定行政立法职权, 规范行政主体行为, 明确权责界限, 不过度干预市场, 做到合法、合理行政。

同时, 要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中明确对“数据”范畴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监管部门应依职权对从业主体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数据内容真实、来源全面、更新及时、手段合法。对期间发生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其刑事、民事及行政职责, 对受害者依法予以赔偿, 确保“数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 制约非理性行为

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市场滞后性, 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生产者“扎堆式”生产, 部分商品产能过剩、而部分商品供不应求, “跟风式”产业转型也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市场效率低下。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 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手段有三:一是政府提供指导性计划, 对私人信息收集、处理并使其成为无偿的公共信息, 从而优化信息优劣主体的决策;二是对信息生产的主体和交易主体进行公力支持, 通过减少其排他成本增加收益;三是通过强制性说明义务的配置 (如行政公开) 让私人主体让渡部分私人信息, 使其成为公共信息, 从而增加信息总量。

除此之外, 公权力可以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得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宏观调控, 一方面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通过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 维护公共利益。

三、结语

进入“大数据时代”, 加强“大数据立法”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可有助于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建立和独立, 使法学学科体系更加具有严谨性和可行性, 增强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知道。以“大数据立法”保障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模式, 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所证实。

摘要:“大数据”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将“大数据”纳入法律法规, 因此在现实中暴露出诸多法律方面的漏洞。本文以当前经济活动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从市场参与主体、数据从业主体和行政主体的角度, 分析了“大数据立法”对维护市场秩序、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立法,经济,市场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斯诺等著, 厉以宁, 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5.

[2] 王卫国, 李东方著.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8:129.

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公允价值在当前财务会计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推进作用,目前公允价值已经成为促进财务会计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当前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允价值手段依然不够完善,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财务会计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中的实践应用进行研究,探究推动财务会计发展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公允价值;财务会计;应用分析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深化,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经历一段不断革新的过程,这也从侧面凸显了财务会计在推动企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财会人员可以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整合,为企业经营策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会推动企业财务工作规范化发展,在确保工作有效性的同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公允价值是财务会計人员常用的计量手段,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方式可以兼顾财务管理工作真实性以及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职能,最大程度地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公允价值的效能,推动财务会计发展成为当前企业研究重点。

一、公允价值内涵研究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财会人员借助公允价值手段为企业获取发展所需的经营信息,为企业制定经营策略提供信息支持,引导企业制定正确的宏观经营战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财会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财务工作真实性以及可靠性,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诚信形象,方便企业进行融资活动,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公允价值手段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评估,最大程度地确保在当前市场大环境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符合市场发展要求,为企业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分析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中的理论应用

信息数据不对称是传统财务会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问题,因此在财务会计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对帮助工作人员面对复杂的市场竞争形势以及产品价格变动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企业财务人员在确定企业资产以及负债固定项目时采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切实降低市场变化的影响,保障信息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提供有效数据支持。企业财务人员在应用公允价值手段时应依据企业运营现状以及市场形势,制定相应方案,但企业应该明确一点,虽然公允价值手段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差异性,但是其仍然拥有共性,即应用公允价值手段的基础为企业假设资产。从当前实际发展情况分析,目前企业财务会计普遍采用公允价值手段作为工作基础,以充分提高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透明性以及公平性。

在当前阶段,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所有企业运营活动的根本目的,而经过实践研究可以发现,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通过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运营风险评估以及预测能力,大幅提升了企业规避风险能力,避免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第二,社会各领域普遍认可公允价值手段的合理性,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更容易受到大众的认可,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第三,企业财务会计在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市场变化动态,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提供数据支持。

三、公允价值应用于财务会计中的意义

1.改善市场环境

通过广泛地应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切实改善我国市场环境,提升我国市场的稳定性。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是确保公允价值手段可以正常发挥其职能的必要保障,只有确保交易市场的稳定性,交易双方才能对资产价值进行精准计量。如果交易环境混乱,交易双方无法计算资产的实际市场价格,也没办法通过同类资产对交易资产价值进行估算,严重影响市场交易活动的稳定性。综合考虑的公允价值的科学性,该计量手段会根据市场变化对资产进行评估,因此,广泛使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切实改善我国市场环境。

2.完善我国会计标准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通过企业历史成本进行计量与核算的财务会计工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发展要求,传统财务会计工作模式与国际标准脱节严重,阻碍了我国财务会计工作与国际接轨进程。在财务会计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大幅提升财会工作的科学性,完善我国财会标准,推动我国财会工作与国际接轨,为我国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完善我国财务会计理论体系

企业收益是传统财务会计工作理论中的重点知识,对企业资产、负债等其他方面重视程度不足。在企业财会工作中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导致企业严重缺失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与社会双方可持续发展方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通过在财会工作中应用公允价值手段可以切实丰富我国财务会计理论知识体系,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综合考虑资产、效益、负债等多个方面,在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社会责任,并科学合理地量化企业社会价值。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传统收益观被负债观取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财会工作中采用公允价值手段不仅可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完善我国财务会计理论知识体系也有重要现实意义。

4.准确、全面地呈现市场财务信息

考虑到企业财务会计在应用公允价值手段对企业资产、负债等情况进行计量时会根据市场发展进行合理地变化,因此,可以认可公允价值手段具有科学性,在计量过程中,参考同类资产的市场价值对企业资产以及负债的价值进行计算,可以有效呈现企业的财务情况。目前,基于公允价值计量手段计算而出的企业财务报表,已经成为管理者在制定经营战略时至关重要的信息依据,通过财务报表,管理者可以切实了解企业运营情况以及资产情况,并以此制定企业下一步发展方向以及经营战略,为企业平稳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除此以外,企业财务会计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手段开展工作时,对企业资产账面价值提出明确要求,该要求也使得财务报表可以更加全面反映企业财务情况,有力保障了企业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四、现阶段公允价值手段存在的问题

1.企业财会人员认知存在偏差

公允价值手段是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对企业财会人员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企业财会人员尚未认识到公允价值手段在推动企业财会工作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鲜少有使用公允价值手段的情况。财会人员对公允价值手段的认知偏差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手段难以满足当前市场发展要求。当前财务管理人员在实际开展工作时的表现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并且当前有部分在职的财会人员学习能力欠缺问题严重,该部分财会人员固守现状,不愿让新知识打破现有体系,导致财会管理人员工作手段与经验难以紧跟时代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企业发展速度。因此,在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激发财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断通过学习新知识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完善新型管理体系促进企业发展成为当前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发展过程过于繁琐

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财会行业革新速度也提升了更高的要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大部分企业为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不断革新现有财会管理手段以及模式,紧跟市场发展要求,为推动企业正常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是探索兼顾市场要求以及企业实际运营情况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模式是一个过程,需要企业不断尝试创新,在对实践经验进行整合之后才能得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同时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当前财务会计管理模式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未能充分利用公允价值手段,社会环境依然制约企业财会工作发展,公允价值手段效能未得到有效发挥。除此以外,在财会管理工作中势必会面对大量核算工作,在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核算工作的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财会人员在采用公允价值手段作为计量方式的过程中必须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完善,通过更加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推动当前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全面促进企业健康向上发展。

五、新时代背景下强化财务会计应用公允价值手段的措施

1.革新传统财务管理意识

在当前社会环境飞速变革的背景下,企业应不断创新财务管理意识,确保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始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企业应该不断引导财务管理人员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措施,通过强化预算成本核算力度以及推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性发展,提升财务管理工作质量。企业财会人员在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手段时应注意正确认识公允价值的重要意义,借助公允价值的促进功能,确保财会人员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公允价值手段的应用熟练度。除此以外,企业应该不断加快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建设速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化与系统化特点,促进企业与时代发展趋势接轨,确保现代财务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推动现代企业健康发展。

2.清理分析往来款项,重新确定资产负债价值

企业金融系统资金专项清理工作也是强化企业财务管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在以往企业发展历史中,由于部分客观原因或是款项清理效率不足导致企业往来款项余额量较大。如果企业经常出现项目余额因清理效率低下,资金余额在未结清的情况下直接转入新财会管理制度,极易导致企业资产与净资产出现膨胀状况,甚至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因此,企业应该定期开展往来资金专项清理工作,严格遵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工作流程确定企业债权关系,及时进行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往来款项清理效率。

3.合理采用激励措施,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通常情况下,企业会采用绩效考核方式作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主要手段,通过绩效考核方式,企业还可以实现将员工与工作内容结合起来共同管理的目的,同时兼顾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强化管理质量的目的。但是在针对财会人员管理模式创新中,企业应该从多方面、多层次制定员工激励措施,全面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以及工作能力。在实际制定激励措施时,企业可以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入手,通过精神激励,引导财会人员学习新知识以应对市场发展新形式。通过物质激励,可以切实提升员工工作效率。通过从精神与物质方面双管齐下,切实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为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結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公用价值在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公允价值的作用,结合企业发展运营实际情况对现有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更新,探索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为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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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新民,刘万华.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J].中国外资,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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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统计分析方法应用的价值

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有着一定的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

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内部的财务体系、运营状况、风险评估、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管理方式不仅落后,而且无法应对如此复杂的发展环境。而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为企业的管理与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提升了企业管理的综合水平。

(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现如今,各行各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企业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对市场大量的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便为企业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战略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因此,统计分析方法和相关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对海量的市场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数据结果,为企业的重要经济决策奠定了良好基础,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

在实际情况中,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人力资源方面、营销方面、财务管理方面、风险管理方面等。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对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行分析,并通过动态分析方法来对企业人力资源变动情况进行预测,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效支持。在营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对消费者的需求喜好进行分析,并找到隐藏的消费群体和热点,企业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来转变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在财务管理方面,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能够对财务数据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一系列的财务管理以及投资活动,提高财务管理过程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风险管理方面,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能够对企业经营过程的数据进行分类统计,找到数据中存在的异常点,及时发现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问题。

三、加强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应用的建议

基于上述内容可知,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各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统计方法的应用,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一)转变管理思维

促进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需要企业适当转变自身的管理思维。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相关人员梳理正确的统计分析思维,强化自身的统计分析和数据信息化意识,并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加强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结合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实现更好的经济管理,为企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建立预警反馈机制

企业应当要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建立预警反馈机制,真正发挥统计分析方法的作用。该反馈机制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方法来将企业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并形成风险预警,根据分析的数据来及时调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偏差情况。与此同时,由于“预警—反馈—调整”映射的过程是较为复杂的,因此,在该过程中需要建立责任机制来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合理地分配统计任务,保证各项工作能够有效落实,将统计分析方法的价值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三)加强数据信息的深入挖掘

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需要加强数据信息的深入挖掘。统计分析方法反映出来的数据是相对独立的,且反映的内容也更加趋向于表层内容,很多时候并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统计分析方法的作用,需要加强数据信息的深入挖掘,收集并整理更加全面的数据信息,并进行理性判断,以保证挖掘到的数据与实际情况更加相符。如:企业要求不同的部门将部门运行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及时录入到系统中,并对数据信息进行核实,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并将这些数据上传到系统中,方便系统进行统计分析,也方便相关人员进行管理。

(四)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

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需要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合理的操作,因此,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定期对工作人员的统计经济学知识理论进行培训,促进其对统计经济学知识理论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高其对数据的敏感性。第二,由于统计分析方法是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先进技术为载体,因此,还要重视对相关人员计算机操作综合能力的培训,使其掌握基于大数据的操作技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综合队伍。第三,加强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培训,使其在展开统计分析工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崇高的道德标准和职业素养,避免在数据信息上动手脚而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提高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进而促进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统计分析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有效提升了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对经济管理进行分析,为企业的各项经济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并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摘要:随着统计分析技术逐渐成熟,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企业管理的综合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基于此,本文将对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进行简单分析,并提出几点加强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应用的建议,旨在为企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统计分析,经济管理领域,企业竞争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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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娴玲,胡世录.浅析统计分析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运用[J].市场周刊,2019(05):28-29.

立法领域中农业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2009年11月26日,由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主持,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承担的全国设施农业发展专家座谈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座谈会主要针对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全国设施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设施农业发展政策、编写设施农业阳光工程培训教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专家有来自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设施农业研究所)、四川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北京农林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部分企业代表50余人。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设施农业发展迅速。据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设施农业研究所齐飞所长介绍,目前我国设施园艺面积已经突破334.3万公顷(含小拱棚),全国人均占有设施面积25m2,总面积居世界前列,已成为设施园艺大国。其他与会专家也根据自身研究领域,结合研究、推广、经营经验,就设施农业发展现状、设施农业技术与装备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开诚布公地、积极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所感所想、意见和建议,希望能为设施农业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共商行业发展大计。

专家指出,制定全国设施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分必要。通过制定“十二五”规划,明确发展设施农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发展区域重点和主推技术、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等。制定好规划是推动设施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促进设施农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规划要与相关的农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特点、区域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顺应现代农业新的发展形态,科学谋划设施农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专家提出,人才培养是提高设施农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突破口。加大设施农业技术人员培训是提高设施农业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对一般农民来说,从大田生产到设施生产是一个大的跨越,必须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民适应新的种植方式和生产手段。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设施农业研究所周长吉副所长,提出了编写阳光工程农机培训材料的大纲。专家们指出,要明确培训教材的使用对象是农民,培训教材应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图文并茂,结合实际技术问题,解决农民日常生产中的问题和需求。专家建议注重培养设施安装、环境调控、栽培管理等方面的设施农业技术人员。建立专业的设施农业培训网站和设施农业培训机构,组织并鼓励企业进行设施农业的理念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专家建议,进一步加大设施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大设施农业科研和设施高新技术推广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设施农业装备的购置补贴力度,是促进设施农业发展、提高设施农业科技水平的重要措施。专家认为,设施农业购置补贴应该发挥好引领和导向作用,应优先补贴能提高生产力、劳动效率和整体产出率的机械设备,如CO2施肥器、无土栽培和系统调控等设备。应体现不同地区的补贴差异。此外,也有专家建议,西部地区在进行设施农业建设时也应补贴。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研究听取专家的合理化建议,进一步完善“十二五”规划大纲,多方征求意见,争取把首部全国设施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好。要进一步调整完善阳光工程设施农业培训教材提纲,力求有效实用,要在推广目录和购机补贴政策中体现对设施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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