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生态文化以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及文化存在。经济活动作为生态文化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运行的保证，必然内蕴着巨大的文化因素，它对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及演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的生态结构表现出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整体结构中，既显示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又呈现人的生态化存在的必然性。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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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of economic ecology
Author: Gai Guang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economy; structure of economical ecology; compound ecological system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①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①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②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③“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现代生态学则是将这一系列关系及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拓展，它所涉及的整个生态系统，其中就包括人本化、人文性的景观系统、环境系统及全球系统，更将人类存在系统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它直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关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以及精神文化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影响。
如果利用生态学的思想以及拓宽生态学的视野，或者构建生态文化机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是完全有可能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学及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全面涉及人类的存在问题，需要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就此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由生态文明的历史特性及现实要求而凸显的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存在及生态文明的要求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系统化、整体性及生态化，表明人这个特殊的“类”的整体素质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程度必然具有生态化的特点。事实上，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人类认识和解决生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能力，这不仅包括合理调适人类经济活动结构，合理解决自身社会、政治、精神、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更内存有解决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矛盾，并祈望生态公平。产生解决生态矛盾的方法并祈望生态公平，不仅是指人对自然的态度、获取自然资源及财富积累的方法，还应该包括现代人的生存活动对后代人的发展能否有公平的意义指向。人的素质程度所显示的人类文明及文化征象，还体现在人类对自身的批判性、质疑性、反思性等方面，以及人们以问题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化解矛盾的能力，以生态文明精神体现人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控制的能力。
生态文化与经济活动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活动为生态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生态活动及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和保证，经济活动也必然内蕴巨大的文化因素，并作用于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对人类文化演进同样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就经济本身的特性而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及社会运行方式，其本身就包含有多种精神及文化性的存在样式。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特点的分析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市场经济的主要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精神，内含于市场经济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及其经济活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以及市场活动主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有秩序有规则的运行所体现出来的法制精神。”①经济活动所体现的这四大精神又必须连接经济运行的制度与体制，既保证制度与体制建设的基础，又合理推进制度与体制的发展及完善，由此而形成系统整体性的经济文化运行逻辑。如果说经济运行的这一系列精神特性同制度与体制建设相伴随带有一定的硬件性及手段性的话，那么，这一切活动方式的实施还必须融入社会伦理道德的软性机制，从而构成经济活动的文化征象。伦理道德既是社会生态的构成元素，也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构件。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文化化的机能中，伦理道德作为文化构成元素还必须内蕴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既有普泛性，又具有补偿性。因为它是所有精神构成要素及经济主体活动都应该坚守的原则，同时它可以作为竞争、法制、科学等运行方式及手段的合理补偿，对这些活动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补偿。其二，既可以显示精神激励的功能，又能够显示其约束性职能。伦理道德的激励机制往往不是硬性的及物质化的，这种激励往往以社会评价及价值评价的形式展开，其中包括制度及体制性激励，更包括社会公正及正义性激励。伦理道德的约束性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也适用于政府主体及社会公众行为。其三，既具有渗透性，又是一种调节器。伦理道德不是独立于社会运行、经济活动及人行为方式之外的文化构成要素，而是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甚至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心灵中，是人们一切活动必须恪守的活动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器既调节个体行为，也调节群体行为，同时还要调节社会整体及政府行为。作为体制性道德，它显然还有调节体制行为的能力。
经济运行的生态结构有如人的活动，必然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能源、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存在自由度的缺失，不仅需要物质性补偿，更重要的还需要道德及人文性的补偿，这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补偿，也是一种精神生态补偿，这是人能否最终获得幸福感及健康性生存的呈现。道德及精神性补偿还体现出人的义务、责任及反馈性，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反馈，同时还呈现出人的整体活动对自然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反馈。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这既是人类自我的道德关怀，也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因为“人类是有责任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并予以捍卫的道德代理人。这样一种权利意味着，人对大自然负有义务和责任”。②
二、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经济链条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A. G. Tansley（1871-1955）于1935年提出的。Tansley特别强调了生物和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生态系统内部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的统一，并把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当做一个统一的自然实体。他认为：“整个系统（具有物理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物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构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类型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生态系统。”③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曾经界定了生态学中的一些基本用语，其中在解释“生态系统”时称，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④显然，这个文献是就生物多样性本身而论的，在这个界定中，尽管没有具体涉及人的问题，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复合体”，理应是有人参与的整合体，因为人理应是生命存在的群落，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与环境进行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这三者就构成了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基本的规律。作为吸纳人来参与并且呈现动态机能的生态系统，它应该具备多层次的特征。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特比（Maltby Edward）等从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述：生态系统首先是一元、系统整体的，它“将植物、动物、人类社会以及环境整合在一起”，“主要强调一个完整或整体系统的功能”。其次，生态系统是组织、协调化的，它将系统间“各组成要素的等级划分为了解复杂关系提供了方便，同时有助于数据收集的组织化”。第三，生态系统强调“功能作用”，它注重研究“系统每一组分的因子”间的相互影响。第四，生态系统是一种普适系统，它可以“利用普通系统理论的规则和概念来预测一个生态系统中单一或多个变量的变化影响”。①第五，生态系统是一种文化构成系统。“动态复合体”还应该是文化构成，而且是更加宽泛、更加广义的文化。事实上，可以呈现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文化，或者是生态文化的现实化、具体化，这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突出了人类文化构形的积极作用。
生态系统作为一元整体化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动态复合体”，其基础实际上应该是由生命的存在系统而组成的，是由生命的运动系统而形成的，因而它必然要呈现为“生生”的动态结构。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系统和地球存在系统视为巨大的生命体，视为巨大的“生生”运动的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人的个体生存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精神活动方式，都可以整体化地组合在这个“复合体”中，并使之成为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性的、有组织的系统结构。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链条的结构趋向不同，既表现人的活动的选择、递进及反馈、循环机制，也显示出一种价值立场的问题。它会引起我们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关系及构成方式的不同认识，并进而引发我们对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的价值体认，从而影响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的确证，干扰“动态复合体”对人之生存的意义指向。显然，这里要涉及系统运行及“生生”节律的两个方向，即“社会-经济-自然”方向及“自然-经济-社会”方向。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序位排列问题，因为假如序位置换必然会引发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同时也直接涉及我们在认识、理解、把握生态系统时，在从事人类的社会实践及经济活动中，如何确立人类在系统中的位置；同时还会涉及一个有关“中心”性观念的问题，而所谓“中心”性观念就是指曾经引起人们广泛争议的人类中心、自然中心以及生态中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论哪种中心，人的存在不可能偏离自身的自然特性，人必须通过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及生态运行方式确证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这就要求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生态化的，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必须要呈现生态存在状态。如果破坏及背离生态化，那么人的存在就必定会受到危机的胁迫。由此看来，由“自然-人”而展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运行节律更符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本性及演替规则，也符合人的生成性与“自然的人化”的规则及演化节律，同时也更符合人在生态系统结构中寻求、确证以及科学、合理地调节自身的生态位，从而构建人类自身生态化生存的本性。
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的生态活动的系统，理应呈现为文化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实际上应该是在这种系统构成中的文化。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哪种序列，或者是哪种运行链条，经济活动都是中介，是中间环节。经济的生态结构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这种中介关系还使之起到双向辐射的作用。作为自然向人的物质转换机制，作为人的经济实践和财富的积累方式，它向社会、精神、文化结构辐射，为人类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表现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的服务性及生态支持。同样这重机制还形成循环、反馈及补偿机制，表现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的辐射，这一环节表明人类活动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活动获取生存滋养，同时还要通过经济活动将人类活动状况反馈于自然生态，不论是有益于自然生态状况的活动还是不利的活动，不论是物质生产性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性活动，最终都会通过经济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以体现人类在生态循环链条中的可持续性生存与发展。
经济生态结构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人的生态化存在及发展的必要滋养及物质支撑基地，理应以文化的形态体现其职能作用，理应体现与生态文化的一致。其一，经济生态结构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推进力量，并且是生态存在的关系性、动态性、节律性保障机制。其二，经济生态结构也展示人类文明程度，并且能够聚集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由此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其三，经济生态结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多重的生态关系的主要支撑结构。其四，经济生态结构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建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人类生态存在对自然生态形成反馈机制的主要结构。
三、生态文化促生经济生态的多重意义
生态文化强调生态整体性，明确人类在生态系统整体中作为一个“类”存在的特性，并认为“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自身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①生态“类”存在特性体现了人的生态群落效应，实际上也运行着这种双重的自组织过程，而这种“类”的自组织演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生态存在结构。
经济活动在生态文化结构中的存在方式尽管是多样化的，但总是要体现经济活动的本性，总是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使人成为利益存在的主体，因为人必须有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人的需要，人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的需要不仅是肌体的、物质的，同时还有社会化、精神性及文化的含义，这就使经济活动在满足人的需要问题上，不仅是物质肌体性的，也是社会、精神、文化性的，是多重需要的经济生态合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又会不断地平衡利益及单一性物质需要，而使经济生态结构同样呈现文化品性及样式。
第一是动力机制。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看经济活动的驱动性，首先要求这种动力机制必须是生态化与文化化的，同时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又要求经济的过程性与这多重结构必须体现文化特性。经济的生态化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还要求经济活动的入口与出口的生态化。其中入口主要涉及资源与能源的有限性。经济活动的文化特性或者是生态文化特性所要寻求的入口的生态平衡，主要是解决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要及利益追寻的无限性的矛盾。出口显示着终端的效应，主要涉及污染问题，生产、生活的废物及垃圾如何处置，资源、能源能否再利用及再生性等问题。人的利益与需要追寻的无限性往往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及片面发展，除了极度地占有资源、能源外，在出口方面则是极度地排泄生产与生活废物而最大范围地污染环境、危害生态，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性节律及人们的生存健康。经济生态构成的生态文化特性就是要我们主动地寻求出口的平衡，既减少及降低污染，构筑循环经济机制，形成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又不断地转换终端，或者是延长终端。
第二是支持发展。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还体现了这样的道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下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一定就显示经济活动的强盛，也不一定就是人类成就的主要表征。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要求人们的财富观念中必须充蕴生态财富。所谓生态财富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的成本计算不可忽略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因此财富的存有就不可能是略去生态与环境成本的财富；另一方面，生态财富要求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寻求生态平衡，不仅是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引领人们确立发展观念的生态平衡。事实上，这一切都必须是文化性的。如果不将经济活动转换为生态化与文化性的运作，将生态观念与文化观念支撑财富观念，而仅仅以利益需要以及单一效率来支撑、来驱动，那么，经济对发展的支持就是片面的、非协调性的，因而就难以形成协调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经济活动对发展的支持，除了其物质基础性和财富性以外，还要不断地引领人们的消费由片面的欲望性消费、单一的物质与肌体性消费，向充蕴着精神文化性的生态消费、绿色消费转换，以不断地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及生态化的发展观。
第三是价值平衡。在利益取向最大化的经济活动条件下，价值主要体现为实用性，是一种量化形态或者是感性形态的，是非理性的。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要求我们应该将经济活动放到生态文化的视野中去审视，价值必须蕴涵理性精神，并将经济活动的生态平衡作为一种价值呈现。价值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排斥价值的实用性以及所呈现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节律性，事实上，这里更强调的是价值以其理性存在的方式呈现着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所以，我们认同价值的平衡意义，主要不是片面强调生产过程及物质财富实现过程的价值平衡，也不是局限于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平衡态。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意义上所要求的价值理性起码有三重含义：其一是社会存在整体条件下普遍的平等与正义，这其中既含有生产及经济过程中的平等与正义，也包含分配、交换、消费过程所必须具备的价值主体的人格平等。其二是作为生态文化条件下的平等与正义，它要构筑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也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并在共生性、互惠互利性的意义中构筑人的活动，启动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其三是代际间的平等与正义。这就是说前代人的任何活动必须顾及后代人，这不仅是为后代人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构筑丰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代留下蓝天、碧水、绿地，为后代人留有可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体现代际价值及未来价值。
第四是制度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也会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也会产生不同能量的物质基础，以及形成发挥物质能量的不同效应，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职能。把握经济的制度与体制实际上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性层面，二是职能性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可以表现为两种结构。当经济活动作为制度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利益及其结构相联系；当经济活动作为体制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职能及结构相联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利益的取向最大化，是追求高效率，这种利益的取向与高效率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经济制度是基础，体制是保证，这就是说经济活动价值取向的最终实现，尽管必须体现制度性价值，但同时又必须有体制的职能为保证，因为体制不仅体现经济的社会职能结构，同时还内蕴着政治化因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这种经济生态活动的体制与制度，不仅限于经济活动，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相互间的转换形式方面，必须以这种制度与体制的根本方式来保证复合生态系统的运行，保证生态文化机能的生成与延续。
责任编辑：胡颖峰
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当今在主流经济学指导下，人类盲目地发展经济，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经济学派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生态观，主要有生态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生态经济是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形式，首要目标是持续性。佛教经济学把道德引入经济领域，为生态危机提供精神资源，生态问题也为佛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开辟了崭新的通道。佛教经济中的生态观是以佛教的缘起论为哲学基础的，整体论和无我论是其基本特征。
关键词：生态经济；佛教经济；持续发展
产业革命以后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大规模环境污染，人的心理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等日益枯竭，不仅导致社会整合资源日益贫瘠，而且直接冲击经济体制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应运而生。生态经济是通过运用生态的理论来指导环境实践，以维护世界的生态平衡；佛教经济则是运用佛教思想倡导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生态的平衡、心灵的舒适和自由以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一、二者的相同之处
1.坚持整体观。佛教经济的发展是以佛教的生态观为基础的，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不能孤立存在。整体论是整个佛教生态观的首要特征。整个世界出于相互关系的网络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单位都是相互依赖的因子。另外，佛教的整体论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它的全息思想中，佛教认为任何极其微小事物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因而，佛教经济以佛教精神为指导对现代经济各自为阵的畸形发展进行修正。
生态经济也和佛教经济一样都坚持整体观，包括人类的偏好、认知、技术、文化和制度等都与自然、资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而，二者都认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既理解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更明白他们自己对持续性所承担的那份责任。
2.强调持续发展。佛教经济从佛教的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方面强调限制人的欲望，以减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佛教经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世界上有限的自然资源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不能放大我们的贪欲之心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它不仅强调要使资源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强调要使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调教育在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我们的发展应从现代经济的“大量生产”转向佛教经济所强调的“大众生产”上，即强调人人都应有一门生存的技能，并能进行自主的小规模的生产，从而使经济得以可持续性的发展。
关于生态经济所倡导的持续性及其经济循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他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和自净能力都非常有限的系统，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可持续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括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的子系统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一致、持续发展，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二者都是从持续的、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3.强调物质的基础作用。二者都重视物质的基础作用，佛教经济认为物质的存在和生产都是更好地实现精神满足的基础和保障。佛教经济在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的过程中，强调物质的价值在于对精神价值的保障作用，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也注重和社会、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以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同时它也强调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应被物质所累，而应在生产过程中追求和创造精神财富，以达到精神的满足。生态经济关于物质的效用问题是继承了萨伊的效用思想，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这与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平衡理论”相似。
二、二者的不同之处
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虽然都是在当今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包括以下几点：
1.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为其理论基础的。其研究方式采用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来看待经济活动及其过程，把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自然生物物理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是以佛教的精神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特别强调佛教的“八正道”中的“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以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以道德来修正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达到经济发展同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2.生产和消费观念不同。生态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它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生态经济强调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生产，以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
而佛教经济则在否认主流经济所谓“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应限制人们的欲望，利用“正命”，即正确的消费观念来指导人们的消费，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资源带来的破坏，强调“大众生产”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以一种理性、简约的消费理念来指导人们进行“大众生产”，更加关注人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性，使人在生产中体验到劳动的自由和尊严。
3.对科技的认识不同。二者都强调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生态经济同主流经济所强调的科技有相似之处，它认为科技虽然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但是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人与自然的矛盾。它强调要解决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必须依靠科技。这里的技术都是物化的技术，使人和自然被技术所奴化。佛教经济强调的是“人性化的科技”。认为科技的主要任务，就是减轻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的负担，并发展其潜能；科技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几乎所有真正的生产行为都被转化成毫无人性的琐事，不但不能丰富人的内涵、激发人的潜力，反而使人更加空虚和淡漠而又缺乏思考和情感。马克思也认为“他们希望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生产太多有用东西的结果则是制造出太多无用的人。”
4.涉及的范围不同。二者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较之生态经济而言，佛教经济所认为的整体的生态观立足的范围更广，其立足点是宇宙主义。作为佛教基础的宇宙主义，不把自然看作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其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了人类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不失其个性。
而现代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各种个人主义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是人类自命不凡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特殊化，才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但是，生态经济反对人类中心论只是就事论事，所主张的是全球伦理经济的理论。
5.生态观上的核心理论不同。生态经济正是在寻求发现和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是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二是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三是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的核心理论是循环经济的思想，其本质上是要使经济活动生态化，资源多次重复利用，并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物质循环是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
佛教经济的生态观表现为佛教的“自然观”、“生命观”、“理想观”。认为人的行为应当有益于万物的共存，对自然的尊重，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持续出发，采取符合规律的行动。佛教“生命观”强调的众生平等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同时，佛教特别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虽然都存在诸多的不同，但二者都是对主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都是要实现经济的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对今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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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纪昌.生态经济范式：特征、理论核心和成果[J].经济纵横（理论季刊），2012，（6）.
[责任编辑 王玉妹]
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3篇
1 当前政府行为无法适应农村市场发展
现代市场农业存在复杂性特点,直接决定了需要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的整体效应。具体来说,目前我国政府行为还不能与农村市场发展相适应,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小农生产无法实现与社会化大市场的对接。由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受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束缚,小生产一直游离于社会化大生产之外,大部分农民并未形成强烈的商品意识,不能按照市场规律组织生产,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也不高,使得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难以融合[2]。其次,分散经营与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相背离。当前我国农民始终按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不仅生产上形成不了规模,同时商品也不能形成优势,而市场经济规模具有非常强烈的规模扩张动力,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必然要走上一条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就要求政府行为纳入市场行为,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经营进行引导。
2 农业发展内部规律决定农业专业化发展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发展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在充分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并形成一种内在的链条效应。社会分工将会刺激协作的发展,在各种协作的基础上,由农民资源组织形成经济联合体,为适度规模经济创造条件。规模化主要体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协作纽带的实现,同时社会分工为服务的社会化奠定基础,而社会化主要体现在生产经营与各部门协作的规模基础上。因此,农业专业化分工、规模化及社会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三者中任何一个的发展都需要其他二者为其跟进,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这种现象是由农业发展内部规律决定的。所以,政府行为的转变必须严格按照以上经济规律,在此前提下处理好农业生产经营的规律。
3 适应政府行为转变,提升农业经济驾驭能力
首先,应改善知识结构,促进管理水平提升。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市场中,各级领导应具有扎实的理论与专业知识,才能驾驭市场,为此各级干部必须自觉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改善自己的重视结构,促进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3]。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帮助农民解决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涉足市场以后农民面临着很多问题,而多数问题需要农民自己解决,领导可以按照客观规律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经济,例如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帮助农民解决信息不全、不准等问题;再次,帮助农民做好农产品深加工。我国农业始终没有走出低收入、低质量的局面,其关键在于农产品向名牌的延伸不足,因此加强政府引导责无旁贷,各级领导应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水平的提升,提升我国农产品的附加值,将更多利润留在生产经营环节。最后,帮助农民提升组织化程度[4]。当前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引导分散的农民从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促进农业系统内部非市场安排与系统外部资源的有效结合剂,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同时还应帮助农民成立产业协会,利用自律管理与合作经营等形式,促进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其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能力的提升。
4 结语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发展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在充分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与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同时,以多种协作内容为基础,由农民资源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联合体,为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政府行为的转变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同时处理好农业生产经营规律。此外,市场农业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优质农产品,而优质农产品还需要形成好品牌,为此可引入工业管理手段,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
摘要：目前,我国农村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受传统工作方式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农业经济行为一直都处于两个阶段,即脱离市场规律和对农业经济行为听之任之。这种情况下,应着力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调整政府行为。
关键词：农业经济活动,政府行为,经济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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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4篇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古今中外的经济史表明,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虽然是由聚集经济引起的,但是,其根源在于某一地区因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而导致该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并通过其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聚集经济
程启智(1953—),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汪剑平(1973—),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江西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武汉43007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非平衡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非平衡发展: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国一区域的经济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即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早期例证。中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空前繁荣,在许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的农业经济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窒息了内部的经济活力,同时,随着欧洲商业文明的产生,地中海沿岸因其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
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使英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随之世界经济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英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其经济出现停滞并开始走向衰落。此时,由于发电机的发明,德国率先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于是德国想取代英国的中心地位,据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遭受战争的破坏最小,并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战后的初期,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经济实力均受到了严重削弱,美国则独霸世界经济之首,其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l/3、黄金储备约占1/4。但在世界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支配下,在随后的50多年里,随着德、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基本态势是:美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英国经济继续衰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有所增长,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快速而呈跳跃式上升。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联邦德国。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呈现出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发展的非平衡性规律。继日本之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更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小龙”增长奇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1世纪以来,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其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受世人瞩目。高盛公司甚至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
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不仅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出其绝对的规律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实际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近代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国,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比内陆地区发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国开始出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国家向北方的内陆省份投资倾斜,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北方较南方发展更快。但实践表明,撇开政治因素,这一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在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商品经济传承优势,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省域经济内部的发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据肖金成对2001年中国22个省域内(除4个直辖市、港澳台和5个自治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的平均差距为4.45倍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 年东西部的平均差距为1.44 倍),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 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经济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通过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发展的价值观,但是公平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经济聚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就是聚集的结果,因此它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有利于探讨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经济聚集,静态而言,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等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集中;动态而言,是指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移动过程。聚集经济则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或者企业、产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好处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现象,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所以,两者在通用的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区,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要素就会减少,集中程度就会弱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之间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扩大。也就是说,经济聚集的必然结果是所谓的极化效应。为什么经济聚集会导致经济非平衡发展?这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结果。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关联性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比如,炼钢企业与炼焦、炼铁、轧钢、重型机械等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节约劳动力、运输费用和燃料等。第二,相关产业集中于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辅助企业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种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该区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第四,人口和产业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将扩大该区域市场的潜在规模。第五,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将使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于是,不仅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和工作岗位。第六,工商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经营者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有助于他们增进信任,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交往,从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经济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种金融机构,如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它们给所有的企业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务。第八,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促进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术扩散。如果聚集的企业和员工的数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机会也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的聚集经济效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累积效应。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场中生产,以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及其外部经济的好处,但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和产业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依赖于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而他们又反过来依赖于其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企业和产业的集中既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同时,大量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使得该市场区内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样化,且价格便宜,消费者由于偏好的多样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选择在该区域内集中,居民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进而又吸引企业和产业进入。这种因果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机制,便是聚集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观机理。③
三、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聚集的外生动因
关于聚集经济原因的外生解释,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和区位差异以及外部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最适宜的要素禀赋区域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将根据对要素的需求、价格以及区位条件来选择其投资与开展经济活动的区域。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采掘业倾向于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此而形成其社会分工,并相互交换其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应该说,这一理论是能够解释古代和近代的许多经济聚集现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盛,是和大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近代许多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
但是,如果对以非自然要素为对象的产业进行分析时,我们将发现要素禀赋差异无助于说明其产业聚集现象。例如,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虽然可以用资本的区域禀赋差异来解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种禀赋差异是如何形成时,我们却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资本禀赋的区域差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经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这两者也统称外部经济,它最早是由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经济聚集具有收益递增效果,但这又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相冲突,所以外部经济是马歇尔用来协调两者矛盾的产物。他认为,经济聚集的发生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第一,聚集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的市场;第二,聚集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专门化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传播,使企业从技术外溢中获利。
在区域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外部经济在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分为局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又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但是,对于该行业来说,这种影响则是内部经济效应。当聚集经济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而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业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
(二)经济聚集的内生动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这些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这促使人们对聚集经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并开始抛弃新古典理论不现实的假设,通过引进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因素,内生地解释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
如用内生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原因时,马歇尔的关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理论便与规模收益递增不再相冲突。当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企业在某一地区集中时,劳资双方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搜寻成本。经济聚集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就越大,而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则越小,搜寻活动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劳资双方的市场风险。从雇主方讲,由于较大劳动力市场总保持着绝对量较大的求职者,因此,当市场不确定时他可以采取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而无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对工人来说,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作虽然将面临较强的就业者竞争,失业可能随时发生,但他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经济集中的区域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即使在不确定的市场,劳资双方也因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聚集经济的外生理论把知识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间成本的降低。但实际上,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间摩擦成本越来越趋于下降。所以,空间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释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好处。但从内生的理论来看,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识扩散机制相联系的。知识扩散机制主要有三条途径:(1)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厂商扩大投资实现的,而这时,知识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识外溢与空间成本降低无关。拥有新知识的厂商扩大投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新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即创新租金;二是其高额利润诱使其他低利润领域的资本通过市场流入这一新的生产领域。(2)知识扩散的第二条途径是所谓的模仿。当一家企业因拥有新知识而获得成功后,其竞争对手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模仿。(3)第三条途径与第二条相似,即模仿,但实现的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有意地投入资源而获取有关的新知识,而是由于随机的原因,例如通过人员的流动实现,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机制。我们知道,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对公共知识,通过第一种模仿扩散机制途径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对于私人知识来说,该途径就难以获得,而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机制才能实现。阿罗说:“私人知识在很多生产领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领域。……边干边学是复制私人知识的一种途径,这种复制并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资源投入获得的,而是作为生产副产品或联合产品形式出现的。”④实际上,边干边学机制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它通过生产联系存在于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所以,空间成本不一定是知识扩散的障碍,但知识扩散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却使它具有空间聚集的意义。
(三)经济聚集的根源
通过以上对经济聚集的内生和外生动因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空间的聚集,从而使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因素;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因素,它与规模经济及其收益递增有关;三是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因素,因为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经济活动便会产生收益递增,所以它也是内生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为什么在该地区发生,并形成聚集经济?这必将使我们陷入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之中,因为只有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产生收益递增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内外部经济。所以,即使是内生的理论并不能在根源上对聚集经济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要想冲出循环论证的怪圈,还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上来,但同时需要冲破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现有的理论在分析要素禀赋时,通常把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资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这样分类,显然无助于分析经济聚集形成的根源,因为:前者虽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要素,但是有些资源如矿产资源,从投入要素来说,它也是可以移动的,即通过开采,它们是可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后者除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不可移动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动的。这些可移动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动到其他区域,那么,它们本身就无助于说明这些要素何以流动到该区域而不是它区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分析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动性,而分为移动性要素和非移动性要素。
本文所说的非移动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这些非移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区域性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区域空间性质,使其拥有了某种垄断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便可以产生超额利润。于是,因其非移动性优势而使该区域对其他可移动性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经济,这才导致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所以,非移动性要素才是解释经济聚集从而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对于非移动性要素,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四大类:
(1)区域性制度,即广义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及其制定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例如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20世纪80—90年代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而导致全国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带来了该地区超速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创业精神等等,例如,温州地区的创业精神和传统,对温州的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区位因素。这主要与交通和区域性贸易有关,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他地方也是无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国优良的港口城市无不率先发展,并产生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如纽约。
(3)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它们在某一区域出现并具有绝对和相对优势时,也是不可移动或难以复制的。前者如社会稳定,是影响经济聚集从而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中东地区难以形成聚集经济,就是因为该地区战乱不断。不仅近现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样。例如,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不断南移,即经济向南方聚集?就是因为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如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经济聚集。所以,它是经济聚集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在现代。
(4)软硬基础设施因素。这里的软基础设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为经济增长提供优良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业。为什么区域性的增长极往往出现在大都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它有着优越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决条件。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复制,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当软基础设施的优势如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后,更是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移动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例如土地数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变的,但是,基础设施、制度、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可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会增加,制度会改进和完善,环境会变得更好,等等,这将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效应累积性地自我增强。当然,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也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例如,过度发展会使环境变差,政府不自律会导致寻租日益猖獗,等等。显然,前者将增强该地区聚集力,而后者将减弱其聚集力,甚而导致聚散力的出现。
四、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为某一地区如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区所获得的一个优先而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该地区聚集经济不断自我增强的循环过程,它在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两个阶段。
初始循环,是指某一地区由于其不可移动性要素禀赋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优势,即具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导致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性要素纷纷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促成该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初步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形成某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优先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区域经济的初始循环,必须要依托该地区不可移动性要素的天赋优势及其垄断效应才能实现。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动性要素优势如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因其他地区的聚集力而使该地区留守不住,最终这些可移动性要素必将“孔雀东南飞”,即流动到有聚集力的地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内地大量的具有优势的移动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流动到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其证明。所以,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动性要素禀赋之中。
累积循环,是在初始循环的基础上由于其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优势,并促进非移动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区经济获得优先增长即增长极的形成,必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这两个方面优势的累积,而使其聚集力不断自我增强,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获得良性而持续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累积循环与初始循环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动性要素天赋的垄断优势产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势实现的。
我们在理论上把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及其优先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深入探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及其聚集效应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某一地区因其非移动性要素的优势而获得优先发展,但是经济聚集如果没有后续的累积循环,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至此,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给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原因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图。(见图1)
五、两点简单结论
(一)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的聚集,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该地区的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并通过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而形成。
(二)21世纪以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因此,省域经济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区域即具有非移动性要素优势的区域至关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优势,以获得聚集经济的累积循环,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转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2—26页。②E•拉兹洛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③ 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P.490.④Kenneth Arrow: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e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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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何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下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经济法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经济法的构建从刚开始各方面的争议到如今被大众所认可，其中的经历比其他法律的构建要困难的多。而其中的价值与理念就是我们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法；价值；理念
1市场经济与经济法
1.1市场经济概述
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下的一种市场经济，其最初是在1992年的中共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被提出要求发展的。自由企业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也是被人熟知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两个名称。市场经济有几个主要的基本特征，首先为自主经济，在市场中，不管其主体是企业还是人，都是自负盈亏与自主经营的经营者又或是商品生产者。其特点就是产权的独立性与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其次为平等经济，这是在价值规律下，商品或服务交易只能在平等价格的基础上来完成。再而为竞争经济，经营者与商品生产者都会期待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效益最大化，所以竞争也是必然的。最后為效益经济，这最直接说明了这是一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经济体系。与之不同的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通常来说是国家引导的一种经济体系，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些交易则是引导于自由市场中的自由价格机制。
1.2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下也是法制经济，既然为法制经济，那么未免市场经济遭受混沌等负面因素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为将来市场经济能够发展壮大，构建一套完整的法规来组织与协调经济，缓解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生产两者之间的矛盾，宏观调节整个市场经济是一件极其重要的问题，从而经济法应运而生。尽管在构建之初历经了无数的困难与问题，但就现在而言，其已成为一套完整、适用于广泛大众的法律。
在社会主义中，经济法是一个对商品经济的关系进行系统、整体、综合、全面调整的法律部门。在目前阶段，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它重点是调节经济管理关系与一定经营管理的范围。要想把握其概念，要牢记以下三点：
1.2.1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1.2.2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2.3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2对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价值进行解析
2.1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的主要价值从经济法的源头来看，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经济公平与经济秩序。经济效益不言而喻，就此论点本文将着重介绍经济公平和经济秩序。
经济公平是指在现实意义中的公平，它能让公民切实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公平。在现阶段商品等交易中，经济实力相差较大的主题可能会通过形式而破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从而市场经济的平衡将会遭受毁坏。因此国家为在实质上达到平等，保证经济社会在现实中能持续发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经济法来看，宏观层面有序发展就是我们本文中提到的经济秩序。若有市场经济中的个别主体为了其已形成的发展秩序而是宏观市场经济受到破坏，这与经济法中的经济秩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2.2追求现实公平公正，经济效率同时高速发展
经济法关注的不只是集体利益，也同时兼顾着个体利益，这最主要目的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现实公平。公平分为四个要点，首先公平就是说在法律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其次，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成为经济主体的机遇都是相同的；再而，在分配形式上进行公平公正的调节；最后一点是结果公正。经济法在现实中公平公正的体现在于对市场秩序以及对弱者的保护。
2.3促进和谐社会，保护经济秩序
在促进和谐社会和保护市场经济秩序要从两点思考，其一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秩序有关于经济法理念的指导思想，其在多个方面体现了其价值：秩序、效率、自由与竞争等。在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都是自由、自主经营的，在同行业中互相竞争也是正常的行为，这也有助于市场的发展与壮大，更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经济法除了保护了这几个方面外，也维持了市场秩序。其二是要思考市场和政府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市场和政府相互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两者结合更能实现保护和谐社会，控制经济秩序。
3经济法的理念
3.1“以人为本”理念
在经济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就是人，其价值的重要体现就是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在当代的法治社会中“以人为本”是一个大众理念，不仅在经济法，在其他法律部门中也都有体现。在其他法律部门中，更多是对人的规范性要求，而在经济法中“以人为本”则主要体现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等方面。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盈利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各项权益，可以有助于提高经营者的整体质量，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方法。
3.2促进在经济上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重视社会长远发展的一种社会经济理念，它主要体现在构建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鼓舞维持市场秩序与市场自由的关系，要有针对性的对某些行业进行调控。为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一些必要的法律法规，在对行业调控方面也有运用低碳的经济模式来维护当代农业的发展等例子，这都未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撑。我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快速发展，对我们的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经济法不仅在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等方面无可替代，在保护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和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无比重要。
4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国家的各个法律部门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当代市场经济各项发展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相关的规定，用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来指导经济工作的开展，以此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魏黎明.浅析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J].经济管理，2016（05）：115.
[2]徐孟洲.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探讨[J].社会科学，2011（01）：96-102.
[3]吴萌琼.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10）：193.
作者简介：
平洋（1980.06—），女，辽宁北票人，研究方向：法律。
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论文范文第6篇
1 现代虚拟经济概述
首先, 虚拟经济是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 与传统物质生产及其有关一切劳务活动相区别的经济形态, 其主体是虚拟资本以增殖为目的进行独立运动的权益交易, 其本质在于资本证券化后的有价性和有息性, 即价值的虚拟性。其次, 信息经济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虚拟经济运行提供了载体与媒介, 使其变化更为快捷与便利, 但并未从根本上将利润与实体经济分离, 只是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效率。第三, 虚拟经济具有“投入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特点。由于虚拟经济在资源动员、支付结算、风险配置及信息揭示等方面更具有克服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一般功能, 生产能力的提高就不再需要以增加成本为代价, 也就使固定投入具备了“投入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特点。第四, 现代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虚拟经济以金融系统为基础, 其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 其交易媒介主要是金融衍生工具, 其交易行为构建了金融衍生品市场。
2 虚拟经济与现实的背离
过度背离实物经济是虚拟经济在当代发展的特点, 表现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的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 即原生金融资本价格的膨胀和金融衍生资产衍生化程度的加深。
2.1 原生类金融资产及其交易: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基本吻合与对应
在这一层次上, 虚拟资本价值增值过程与实际个别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借贷资本 (包括外汇) 、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作为原生类金融资产与实际资本基本上一一对应, 因而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也基本吻合。如股票便是最典型的虚拟资本, 其虚拟价值增值主要来自公司的股息、利息和其价格变动引起的收入两部分。前一部分与个别资本实际价值增值过程直接相关, 后一部分虽然其价值运动过程与实际价值增值过程相脱离, 但它却直接代表实际资产并始终与它并存。
2.2 衍生类金融资产及其交易与发展: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过度背离
在这个层次上, 金融衍生资产的价值增值过程外化和虚拟化程度更高, 它主要包括各种证券化资产、共同基金及金融期货期权等, 它们是在原生金融资产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可作为纯粹为金融衍生交易服务的衍生类金融资产。如金融期货期权直接以风险为交易对象, 它只与整个地区、行业、国家地社会生产 (即社会总资本运动) 和世界经济状况密切联系。而指数基金、指数期货期权等作为高级金融衍生品, 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对应物, 甚至连间接投资的内容也没有, 其价值增值过程的联系被完全割断。至此, 虚拟经济扩张已发展到与实物经济扩张相关性很小或完全无关。
因此, 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相脱离实际上是一个异化的过程。有关专家曾指出, 目前每天的金融交易中, 只有2%与实体经济有关。目前世界衍生工具交易总量已超过40兆亿。国际外汇市场上每天约有2万亿的交易额与实际贸易活动无关。由此可见, 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物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2.3 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当金融资产 (包括原生类和衍生类金融资产) 的市场均衡被打破, 实物经济中的虚拟成分会急剧增加, 从而打破其他几种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力市场的均衡状态, 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过度背离, 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2.3.1 虚拟经济的急剧膨胀打破了市场均衡
假设某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且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某个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实物经济和原生类金融资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而衍生类金融资产的风险则相对降低, 人们处于规避风险的需要对衍生类金融资产的需求也相应剧增, 其价格变化的敏感性比原生类金融资产市场和商品劳务市场的价格的敏感性更高。短期内市场需求剧增, 使得衍生金融资产的价格在短期内急剧彪升, 市场均衡被打破, 交易量同时大幅攀升。这显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并通过心理预期作用影响人们对金融资产收益预期和风险升水的主观判断, 原生类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便会高于其基本价格, 市场价格高于基本价格的部分就被称为资产泡沫。泡沫资产的存在说明原生类金融资产的市场均衡被打破。
原生类和衍生类金融资产市场失衡时, 金融资产总量剧增, 而货币的供给在短时间内是呈刚性的, 而此时市场上的货币需求也急剧上升, 使货币市场均衡打破, 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实物经济中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利润率下降, 生产性投资减少, 经济增长减缓, 内需不足;同时, 利率的上升导致汇率上升, 出口下降, 外需也下降。这使得商品劳务市场上的总需求相对减少, 而这两个市场的供给在一定时间内又具有较强的刚性, 它们的均衡也被打破。再者, 利率的上升进一步引起国际游资的流入, 推动衍生类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持续高涨, 形成恶性循环, 使市场进一步远离均衡状态。
2.3.2 相对稳定状态被打破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市场这种非均衡状态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保持相对稳定, 但这种相对稳定性很容易被外界微小的干扰所破坏。即当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物经济而达到某种呈现一定的相对稳定性的临界状态时, 这种没有真实价值支撑的虚拟资本 (主要是国际游资) 很可能由于预期因素的突然改变而推出市场, 并表现为短期内大量国际投机资本的撤出或是巨额外债的归还, 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本币相对供大于求, 汇率大幅度贬值, 引发金融危机, 并进一步向邻国转移, 导致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此时, 整个经济的相对稳定被打破, 使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度波动, 再加上此时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非常大, 从而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 导致经济危机和衰退。
虚拟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必然性, 是与实物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最大也是最主要的特点是与实体经济相背离, 当这种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摘要：虚拟经济以虚拟资本为载体、是相对实物经济而言的信用制度高度发展与货币资本化的产物, 是新经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深入。从虚拟经济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入手来分析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虚拟,经济,特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