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资金“洼地效应”的形成以及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因此，应该采取切实措施，不断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本文以维西县为例，分析了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县域 金融生态 优化路径
一、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经济学辞典中很难找到类似术语。该概念由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经济学50人论坛”上较早提出并第一次重点从法律层面科学、深刻、系统阐述了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那么，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子系统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通常讲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指金融机构所处的微观层面的外部金融环境，包括与金融机构实现利益和规避风险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客户企业改革、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表述为在某一个特定县域内，具有特定的县域特点和特征的金融生态环境，从广义上讲，是指影响县域金融业生存和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各种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面；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该县域内的中介服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法律制度、会计与审计原则、企业改革的进展以及银政企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指该县域内的宏观经济环境、资金融通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县域内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生存环境和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竞争和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是金融生态环境概念的地区化、具体化、特殊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维西县金融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信贷投入总量相对不足，有效信贷投入增速偏低
一是因新型工业化发展才起步、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等，全县信贷投放风险较大，银行投入积极性不高。截止2011年8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231604万元,贷款余额为91623万元,存贷比为45.01%,贷款总量占全州的比重仅9.47%。调查的农户和企业中，有68.2%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63.5%的农户反映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调查表明，资金矛盾主要集中在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和种养大户等领域。二是全县多数是小企业，没有抵押资产；农民及合作组织拥有的耕地、山林和住宅等，由于缺乏流转市场难以成为抵押物。调查表明，贷款未满足的农户和企业中，分别有68.8%的农户和62.3%企业认为缺乏担保抵押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金融生态软环境建设不足,社会整体认知不够
由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新课题，社会对其重要性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体制环境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银、政、企三者互信共赢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协调困难，科技、教育等社会资源难以整合，缺乏共享协作的平台和机制。另外，有些责任部门认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部门的事，参与意识不强，或拘泥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说的多，做的少。一些金融机构没有真正意识到金融生态环境与银行的效益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等、靠、怕思想，信贷业务严重“瘸腿”，扮演资金的“抽水机”角色。
（三）执法环境与金融业良性发展的要求存有差距
在经济发展、就业压力的影响下，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不足,容易导致政府对金融业不适当的直接或间接的行政干预，从而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一些企业、个人信用意识淡薄，恶意欠息和逃债，给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带来风险。司法部门执法效率低，成本高，效果不理想，金融机构债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维护。致力于服务县域地区，尤其是县城以下地区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机构也无法全面而又有效地担负起支持全县经济发展的能力。
（四）金融组织体系难以适应县域经济发展新要求，金融服务不充分
一是工行、建行从维西县撤离后，全县金融服务功能弱化，银行机构和网点匮乏，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绝大多数乡镇基本是农信社“独木撑天”。二是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偏弱，与县域融资中弱质性主体多、政策性融资需求大的特征不相适应。调查显示，百姓最希望多提供些政策性贷款或政策优惠。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不足。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组织在云南才刚起步，在维西这样的偏远地区发展尚需时日。
三、维西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路径选择
（一）将创建“金融生态县”纳入地方政府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等。应成立“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实行“政府组织、人民银行牵头、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组织机制。结合地方实际，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到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宏观环境下通盘考虑，纳入政府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制定出系统可行的规划和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建设金融生态县。金融生态县是衡量一个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府主导、银行推动，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创建工作机制，列出时间表，力争期限内达到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县标准。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推动企业诚信度的培育、信用村镇的创建、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债权的维护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优化金融执法环境，构建诚信宣传长效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执法环境，提高执法效率，彻底消除行政对法律的干预，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要加大对涉及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对贷款欺诈行为和恶意逃债、赖债行为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严厉制裁。加大对金融债权司法保护力度，改善金融司法环境，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帮助清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尽最大努力减少银行资金损失，为县域金融发展增加后劲。二是要把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内容，把诚信观念作为树立维西形象，塑造维西品牌，提高维西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培养全县公民诚实守信的高尚品德，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宣传金融法规政策，普及现代金融基础知识。提高支持金融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县征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诚信水平明显提高，金融债权得到有效维护，金融资产质量不断优化，金融创新有力推进，金融服务明显改善，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三）努力疏通信贷投放渠道，促进有效信贷投入
一是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对全县经济金融运行、物价走势、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监测分析，通过金融形势分析，风险提示，信贷指导意见等多种方式，及时向金融机构传导每个时期的信贷支持重点，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数量和方向，实现对信贷投放的控制和调节。及时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农行要进行制度改革。适当扩大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将一定额度贷款权下放至县一级支行，以缩短审批时间；要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授信体制、政策和程序。使更多中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贷款支持。三是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同时，应不遗余力地支持工商企业发展、重要项目建设。积极参与，及时掌握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现状、特点、信贷需求特征，按照有关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要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入。结合实际，根据企业的具体状况，制定简洁高效的贷款管理程序和办法。四是积极搭建银政企交流平台，加强银政企沟通协作，实现银政企互惠共赢。加强银企合作，坚持银企信息互通制度，金融机构随时全面掌握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和信用信息以及企业生产、销售、资金营运状况，企业全面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信贷支持重点。
（四）助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金融覆盖面
“十二五”规划蓝图给农村金融带来了发展机遇，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可能进一步降低，为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敞开绿灯。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创造条件，积极支持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全县经济的融资渠道，如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着力解决金融机构在农村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拓宽金融覆盖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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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鹏飞,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和志刚,中国人民银行维西县支行行长;李卫华,中国人民银行维西县支行副行长。
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旅游资源与客源市场是区域旅游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对于资源与市场都比较普通的县域而言，过分拔高旅游业的地位和过度忽视旅游业的贡献都是不可取的。笔者在系统分析全国县域旅游的发展现状及相关研究成果后，结合开江县的战略定位个案，从产业融合、景区建设和形象统领3个层面对资源与市场普通型县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思路做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资源与市场普通型县域；县域旅游；旅游业发展战略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层面、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和地级（地、市、州）层面对旅游业的重视，旅游业日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或先导产业[1]。县域旅游的发展离不开2个关键要素，即旅游资源与客源市场（注：本文所指的县域包括县、自治县、县级市、市辖区、旗、自治旗、特区、林区等各种形态）。对于资源与市场都比较普通的县域而言，县域旅游的发展无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在全球旅游浪潮的席卷之下，这些县域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与旅游业“结缘”，似乎不重点、优先发展旅游业，县域经济便没有话语权。在此背景下，不少县域纷纷聘请知名旅游规划、策划机构，投入巨资，遍地开花地进行旅游景区或景点建设。然而，不少景区、景点虽然达到了相应的建设等级标准，却仍然面临“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引导资源与市场普通型县域的旅游发展走向，是笔者将要重点探讨的话题。
1 全国县域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发展概况
按照省、地、县、镇（乡）四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划分，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 856个（2010年），其中市辖区853个、县级市370个、县1 461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1]。从旅游资源的分布来看，全国90%以上的旅游资源都分布在各县级行政区域内。部分旅游资源品位较高或区位较好的县域（如九寨沟县），旅游资源开发较早，旅游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县域旅游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引导、促进县域旅游的发展，全国各级政府都对旅游业给予了最大支持和重视。以最近十年出台的文件或政策为例，国家旅游局在2003年颁布了《创建旅游强县工作指导意见》和《创建旅游强县工作导则》两个文件，并在随后的2007年又颁布了《中国旅游强县评定标准》[2]，力求体现县域旅游的特定要求，并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有机衔接（注：中国旅游强县的申创范围为我国境内的行政县，含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不包括县级市、市辖区。旅游强县的考核范围以县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重点为中心城区，以及分布在农村区域的旅游景区、自然生态区、特色旅游乡镇村等）。旅游是破解县域经济三农问题的一大途径，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三农，其中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拓展非农就业空间”；2010年7月28日，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意见》，计划利用3年时间，培育100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300个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此外，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2009国发[41]号），第一次把旅游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宏伟战略目标。
上述政策或措施，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动力机制。2007年12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江西婺源县、山东长岛县、广西阳朔县、重庆巫山县、四川九寨沟县等17个“中国旅游强县”试点县名单。此后，部分省市也开始试着推行省级旅游强县的创建活动，比较典型的有山东省、湖南省、四川省和广东省等。其中，山东省目前已完成3个批次省级旅游强县的创建活动。此外，从2011年开始，由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开展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活动到目前为止已联系开展3届，由国际文化旅游促进会、中国旅游品牌协会、中国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中国旅游经济网联合举办的“中国最具特色生态旅游名县”评选和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旅游文化研究中心、国际休闲经济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十大文化休闲旅游县”评选以及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盛世唐人旅游规划设计院举办的“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县（区）”评选活动也大大激发了县域旅游的热情。
与此同时，现代交通与现代通讯则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一大批旅游后起之秀的县域应运而生。部分拥有良好旅游资源的县域，凭借对旅游资源的大手笔打造和准确的旅游品牌定位，迅速成为国内旅游新县和旅游名县，如重庆市的武隆县。同时，一大批旅游区位较好的县域，比如四川省的郫县、北京市的昌平等，也抓住乡村旅游的机会，凭借独特的乡村景观，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旅游强县。
1.2 问题分析
在全球旅游浪潮的冲击下，各县域纷纷表现出对旅游业的重点关注，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发展旅游经济，似乎不提旅游、不抓旅游，县域就很没有面子。为此，部分县域开始投巨资打造县域内的旅游景区，有的县域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考核奖惩办法，并调动当地民众参与，形成“全民抓旅游、全县办旅游、办大旅游”的大格局[2]。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不是全国2 800多个县都应发展旅游，是不是每一个县都应走旅游强县、旅游大县、旅游名县的路子，是不是每一个县都有相应的旅游客源做支撑，县域旅游到底该采取怎样的适合自己发展的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资源与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受自然、历史、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各县域旅游资源的分布可能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任何县域，既有资源又有市场确实是好事，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即使有资源无市场，也可以通过市场营销手段来解决；或者有市场无资源，还可以通过创造市场需求（人造景观）来解决。当然，既无资源又无市场，这种情况在县域中几乎不可能见到。资源与市场都比较普通的县域是我国最为常见的县域，目前这类县域面临两难处境：论资源，一般都有一些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旅游景区或景点，但这些资源一旦与周边地区横向比较，便不具有任何优势；论市场，这类县域由于远离中心城市，不具备稳定的外来旅游消费做支撑，所以旅游经济往往呈现出半死不活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类县域不是不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客源市场的开拓，而是在战略方向上就进入了发展误区。
2 国内县域旅游相关研究评价
2.1 文献综述
由于体制、国情不同，国外并没有完全与我国相同的县域，相关研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在评价县域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时，笔者重点关注的是国内的研究情况。考虑到县域旅游和县域经济的密切关系，笔者尝试用“县域旅游”、“区域旅游”和“县域经济”3个关键词，并以篇名的方式在中国期刊数据全文数据库（CNKI）中进行检测（时间截至2014年6月11日），得到的结果是“县域旅游”的相关文献有775篇，“区域旅游”的相关文献有2 598篇，“县域经济”的相关文献则多达33 731篇。根据研究需要，笔者精选了100篇左右的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县域旅游产业、县域旅游规划和县域旅游营销是3个相对热门的研究领域。
在县域旅游产业领域，相关研究主要是伴随着旅游产业逐渐转向县域层面而展开的，县域旅游产业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于发展县域旅游的重大意义基本达成了共识，比较知名的研究者主要有唐代剑[3]、高舜礼[4]等，他们都结合自己所熟悉的县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郭鲁芳[5]从旅游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和创新发展思路；龚绍方[6]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探索了县域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吴晨等[7]结合后发优势理论，对安徽省休宁县的旅游后发优势进行了分析；孙兆明[8]则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分析了海岛县域旅游产业融合的制约因素、发展路径和策略。
在县域旅游规划领域，石朝平[9-10]较早对县域旅游规划的完善途径进行了专门探讨，并形成了后来的个人专著《县域旅游开发》；张朝枝[11]从技术路径的角度，以湖南资兴市为个案，对县域旅游规划的系统方法和技术进行了分析；肖玲[12]同样是结合个案，对县域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市场定位、发展目标、空间结构等进行了初步分析。此外，王群等[13]从游客感知的角度分析了县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影响因素；杨瑞霞[14]对我国县域旅游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总结；张述林等[15]探讨了耗散理论在跨县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问题；陈涛等[16]则以四川省仪陇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例，总结出适合我国县域旅游规划的编制原则和编制思路。
在县域旅游营销领域，双流旅游发展规划课题组[17]在对双流县旅游市场调研分析之后，重点分析了县域旅游市场发展中的营销导向问题；金运成[18]从旅游软实力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构建县域旅游品牌的问题。此外，也有部分文献是从旅游形象的角度研究县域旅游营销的，比较典型的有：徐静[19]以安徽省定远县为例，探讨了县域旅游形象的设计问题；陈运涛等[20]则以湖北省远安县为例，讨论了县域旅游形象策划的原则、方式和形象塑造问题。
2.2 研究评价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仍然滞后于县域旅游的实际发展。现有研究成果较少涉及县域旅游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视野比较窄、散、乱。对于旅游业在县域经济中的位置问题，不少研究成果及社会媒体夸大了旅游业最为单一产业的重要性以及旅游开发、旅游营销的后天作用，导致不少县域忽视旅游资源和客源市场的基础条件，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重点产业或先导产业。对于资源与市场都比较普通的县域而言，旅游业的战略定位至关重要，过分拔高旅游业的地位和过度忽视旅游业的贡献都是不可取的。从理论层面探讨该类县域的旅游业战略定位及战略走向问题，现有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3 研究案例的旅游业发展战略构想
3.1 开江旅游综合竞争力分析
3.1.1 开江县域概况 开江县所处地理位置在四川省最东边，偏北，是达州和重庆万州两个地区的连接和过渡带，与重庆市的万州区、开县、梁平县和达州市的达县、宣汉县接壤。
开江是达州各区县中人口和面积最小的一个县。在人口基数上，开江现有人口总数59.37万人，人口流动量较小，而周边的达县、宣汉和重庆市开县、梁平几乎都是百万人口大县；在面积上，开江县仅是邻县宣汉的四分之一、达县的近三分之一。
开江在达州也是一个经济总量最小、经济实力最弱的县。在历年的四川省各县市经济（GDP）排名中，开江在达州各区县排名最后，甚至排在贫困山区县万源市的后面。县级地方财政同样远远低于周边区县。
3.1.2 旅游资源分析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开江县旅游资源共包括8个主类、19个亚类、43种基本类型。全县共有旅游景点上百处，笔者将代表性旅游资源和相邻区县进行了横向比较，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在表1中，宝石湖水库尽管有上亿的库容量，但由于属于水源保护地，加之其水面并不开阔，因而不宜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金山寺虽有千年历史，但其地位难与峨眉山、青城山、达州真佛山等宗教名胜相提并论；类似明月湖的小型水库相邻区县更是比比皆是；峨城山既不险要，也不俊秀，其品位远低于巴中的光雾山、广安的华蓥山等周边景区。这些开江人引为自豪的旅游资源况且如此，其他旅游资源更不用多说。
3.1.3 客源市场分析 开江远离重庆、成都两大中心城市，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开江成了四川东边最“边缘”的一个县。地处川东一隅，与相邻县域相比，开江区位交通条件不占优势，并不能得到全国、全省“老”、“少”、“边”、“穷”政策照顾。开江与相邻县域区位交通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与相邻县域相比，开江缺少区位优势，既不是通衢大道的必经之地，如梁平、宣汉，又不是物流的集散地，如达县。另外，开江虽已开通高速公路，但如果自驾车到中心城市成都仍然有5 h车程，到重庆仍然有4 h车程。根据旅游学上的距离衰减原理[21]，旅游目的地到旅游客源地如果超过3.5 h自驾车车程，目的地很难吸引客源地的自驾旅游者。此外，开江虽有过境铁路，但由于只在距县城40 km之外的任市镇设有三级货站“开江”车站，并且只停留3 min，所以铁路交通仍然显得相对滞后。
3.2 开江县域旅游业发展战略定位
3.2.1 战略定位 旅游业是推动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旅游业不可能成为开江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但通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及一二三产业的互动，旅游业可以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
3.2.2 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旅游业是一个区别于传统产业的“泛产业”，广义的旅游业除专门从事旅游业务的部门以外，还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各行各业。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县的旅游业能否作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发展，应该符合这样的判断标准：旅游企业数量和它们产出的财务价值必须在数量上大到具有统计意义的主体规模。对于资源和市场普通型县域而言，旅游业无疑会处于次要的产业地位。
3.3 开江县域旅游业发展战略思路
3.3.1 通过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打造县域全新产业链 在“泛产业”的框架下，产业融合本身并未动摇传统产业的地位，相反更加符合开江县情。
一方面，开江是比较典型的农业县，开江县的经济总量位居达州市最后一位，全省第90位以后，远远低于邻近的重庆市梁平县和开县，人均水平不及达州及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偏小、财政实力偏弱是导致开江竞争力较弱的重要原因。所以开江绝不能走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县模式，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农业的根基。
另一方面，开江工业经济基础差，没有支撑县域经济的大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落后，难以形成高附加值产品，难以形成著名品牌和著名商标。从矿产资源来看，品种较多，但与周边地区比开发优势并不明显。开江水资源问题比较突出，如果没有强力的资金投入，没有大型企业入驻，在节能减耗的今天想走一般的工业强县的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开江必须依托传统农业的历史基础，发展与之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及加工业，构建自然生态农产品的研究、生产、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作为开江生态观光农业极佳样本的开江麻鸭（与崇州怀远麻鸭、美国绿头野鸭有一比）和开江油橄榄，可以借旅游的引擎动力形成板鸭、橄榄油等农副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具有极强地域特色的开江特产“山胡椒”、柏树枝丫烘烤烟熏腊肉、开江菜心咸菜、开江豆笋、“绿豆皮”等也可随着旅游走出乡村，走向世界。
3.3.2 通过旅游景区及景点的建设，提高县域居民的生活质量 开江地处四川的最东端，远离大中城市辐射圈，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拉动乏力，境内无铁路、水路和航空，通达能力较弱。同时由于政策因素，享受国家和省市的扶持相对有限。区位劣势使开江缺乏县域发展的先天性有利条件。
开江旅游资源数量较多，但在达州及周边区域并无竞争力，县域内旅游资源分布较散，无国家AAAA级以上旅游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地质公园、省级森林公园。在自然气候上，每年的旅游旺季期间，恰逢川东气候炎热，避暑度假旅游需求极大，但开江县境内缺乏良好的避暑度假旅游地。第三产业比重整体偏低，成为开江区域竞争力的“短板”。
开江不能走一般的旅游强县之路。但是，旅游可以成为撬动开江县域经济的杠杆。目前，开江已经完成县城及主要景区的基础建设。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在县域旅游上投入巨资，而应根据市场现状，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业，满足开江及周边区县乃至达州市等基础市场的休闲旅游需要，将旅游作为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同时，应做到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充分发挥旅游的引擎作用。
3.3.3 通过旅游形象统领，提升县域经济软实力，促进招商引资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旅游形象统领。笔者在过去的旅游规划实践中，曾对开江地脉和文脉做过深入分析，并得出了“巴山平原，毓秀水乡”这一旅游形象定位语。该定位语既点明了开江所处的地理位置（川东大巴山地区）和地形地貌（平原），又描绘了开江的平原美景、水乡风光和人才辈出的环境（毓，“养育”的意思）。水文化是开江的核心文化，也是开江的地方文脉。在开江，“水”文化的内涵积淀了千百年，丰厚而独特，是开江县人与自然和谐沟通的经典性文本。
笔者认为，开江的旅游开发应坚定不移地紧扣“盼水-治水-亲水”特色水文化主线，形成以两河“毓秀水乡主题公园”为形象统领，飞云温泉特品级资源开发为产业核心支撑，宝石湖、明月湖、金山寺、峨城山等具备优良品位或较大规模体量的景区为两翼策应，固化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与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活文化交相辉映，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互为依托，相互交融、共同繁荣的旅游发展格局。这就是以“毓秀水乡”为品牌核心的开江旅游发展基本蓝图。
旅游不仅可以提升开江的县域形象，提高开江的整体知名度，还可以增强县域服务功能，促进县域招商引资。开江旅游资源整体品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要做好开江旅游这篇大文章，实物景观与活文化的结合是必由之路。由水而产生的诸如传统的端午节龙舟竞渡、抢鸭子，每年一度的宝石湖放水奇观等与水相关的文化活动，拗棒、薅秧歌、彩亭、彩龙等开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民俗文化项目则是水文化所孕育的农耕文明的结晶。这些活文化符号与实物的自然、人文景观有机融合，才能立体、鲜活地展现开江毓秀水乡的文化品牌，才能弥补开江实物旅游资源整体品位不高的弱点，使开江旅游业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之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结 语
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是资源与市场普通型县域旅游业发展的两大瓶颈。笔者以开江县为例，旨在阐明“先天不足”是资源与市场普通型县域的客观实际，这一类县域的旅游业发展切忌好高骛远。限于篇幅，笔者仅仅从宏观战略层面做了初步探讨，至于在战略定位下的具体实施策略，则应根据县情的不同而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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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改革开放后单向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让人们面临着生态资源趋紧的严峻挑战，需要对此种“发展”非正义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进行深刻反思，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是极为重要的生态正义路径。
關键词：生态正义;城乡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改革
一、问题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战略促动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因部分群体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延与外涵的理解过于片面，未立足于整体角度深层考虑资源的综合发展潜力，将综合性、渐进性和内生性的“发展”简化为其中某一方面的人为性膨胀，偏执性地等同于单向度的经济主义[1]，在自然资本化的经济逻辑下，预收了眼前待培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此种非中立的超价值发展审视观，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氛围，更漠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传统文明成果的传承。
二、生态非正义的解构及其批判
第一，个体对生态伦理感知的钝化。在生存社会中，农民在通过务农或畜牧的方式将自然资源经辛劳加工、获得个人或经济单位需要的同时，又维护着生态的环境伦理;而现代大多数人在经历科学革命的冲击后，生态伦理层面的价值判断逐渐趋弱或为沦丧，肆意开发高风险工商业项目，严重危害着生态系统的安全。部分群体的目标与生产手段比例再也不像原始农民般那样的协调，而是将环境因素引入经济维度之中：趋利资本的肆虐横行让他们采取经济扩张的手段来对公共自然资源大范围动手。此种抛弃道德文明、唯经济至上的生产观念，让人们对自然资源非正义资本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大自然馈赠的守护程度。
第二，社会组织对乡村资源的资本化。公共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让投标者对基层乡村稀缺资源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通过抢占乡村自然资源而获取其独特性、有限性、优越性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后期加工培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来维持自身名列前茅的优势地位。此种资本逻辑让大量社会组织逐渐“公司化”，盲目设项目搞权钱交易，发挥着利用自然资源节省成本、就地取材的地域邻近优势，进行无边界的经济扩张，与牟利性经济组织大有趋同之势。在其创造资本成功灵活运作的经济活动空间之时，更扩大了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违背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宜居发展模式，在这场无序且过度的竞争中，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成为生态灾难的被转嫁者。
第三，地方政府对政绩考核的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点为：党的领导与地方政府体系的行为特征。GDP的竞争，让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地投身于地方经济活动中，某些地区将“发展优先”的经济维度作为政策取向、制度偏好，欲采用不恰当手段对GDP进行疯狂的纵向直线“拉动”，漠视自身区域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先天特殊性或局限性，逾越发展边界，长期处于经济所谓高速增长的发展幻象中。殊不知，由此引发的诸多漏洞已成为燃眉之急——生态系统严重破坏成为中国生态经济的“癌细胞”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中不易被量化的隐性代价。
部分干部针对生态资本化的现象未有充分认识、对中央政策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制定或修改地方性路线方针，不但未减少对公共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侵占，甚至更愿于自己任期之内创造出良好政绩，用直观的年终数据讲话，忽略了基层群众赖以生存的维持隐性的美好生态自然环境，对一些僵尸组织的破产进行阻挠，对咄咄逼人企业过度纵容，其中牺牲最大的仍是不可逆的生态毁灭性结果。
三、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形塑路径探索
（一）促进个体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
1.健全生态正义的生态文化体系。非正义的生态掠夺趋势，严重导致了社会不同层次群体的实际生活质量、经济收益等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均匀与不平衡。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在经济主义的发展驱动下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远走高飞继续“恶性”开发，却将其视为“良性”经济循环;失去制度屏障的弱势长期栖居者虽未参加开发破坏性活动，却成为了“经济扩张”的牺牲者，需承担他人带来的不可逆自然毁灭性后果与社会治理责任。对于灾难分配的不均衡现状，资源开发者应立即认识到自己有关生态非正义的种种不妥行为，去除经济恶性发展的邪念，树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正义理念，做到精神文明、道德伦理上的真正“脱贫”。
2.树立“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的社会理念。“发展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之善”（经济合理性）的评估失去了“社会之善”（社会理性）、“生态之善”（生态理性）的前提性规约，并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为狭隘性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或“竞争力”，因而难以避免地产生“生态之恶”“社会之恶”的后果[2]。反之，若以发展生态作为主要向心力，而将经济作为附加发展产物的“过善”，也会导致如“经济与环境置换”模式般的发展失衡现象，唯有将“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结合，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制度背景下，为无边界发展确立经济、生态、文化边界，方能真正达到现代化意义下的“社会之善”。
（二）加快组织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
1.构建城乡绿色环境治理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城乡间于各方面的发展藩篱渐成痼疾，统筹城乡共同绿色发展、改变和摒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观念，也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在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筹工作时，各组织需把握好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而因地制宜，不断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特色产业的升级;在其努力带动新型“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也应以“绿色政绩”的环保指标反向地制约考核各级政府，倡导二者形成相互依存促进的良性协同治理关系，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生态工程项目，创建越来越多的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形成生态正义的良性循环。
2.加大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少数组织忽视社会规范，漠视中央社会环境法规政策，甚至通过诡辩而顽强抵抗，违背伦理道德而又挣脱制度约束，无序地在无边界发展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让乡村经历着物理意义上的剧变及社会意义上的衰败。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的加大迫在眉睫，应尽快健全乡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的成本;建立乡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落实治污方案来帮助相关企业减排降污。其中，针对乡村中部分处于实施阶段的新建项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此类项目的管理，不仅要提高此类项目的环保准入标准，也要对该组织的可持续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综合严格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源的浪费;针对已处于严重反排污标准、处于治污无望阶段的组织一律坚决取缔，杜绝为了贡献经济指标而滥竽充数的僵尸企业，从根源上避免环境污染问题再度泛滥。
（三）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
1.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相关内容。传统追求GDP政绩的考核方法着实需要改革，需将过去一味强调经济速度与规模转变的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基于地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倡“绿色GDP”绩效评价机制中的生产法或核算法的两种计算方式，适当增加生态功能建设和生态保护成效方面的考核，因地制宜，让政绩越来越“绿”。相关部门在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工作期间，可适当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考核比重，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起来，作为干部奖惩和职位提升的重要依据。定期安排干部的文明素质培训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的政治站位，增强环保法律法规的绿色发展意识，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等责任链条，进而在不同方面协助区域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真正落实环保法提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生态环境保护正义铁军”，也可避免生态保护工作在向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传导中，形成越基层的部门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整改任务越是不断敷衍应付、做表面文章的差序状态，让高素质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干部对顶层绿色设计愈加深入贯彻落实、层层推进，名副其实地成为所在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2.强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损害人民群众与守法组织的合法环境权益、扰乱社会组织公平竞争秩序的“黑色组织”，严惩其将处于工业链尾部的废弃物清运未果而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等行为。某些组织因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资金，便在环境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处撑起了“保护伞”，即使面对连续曝光、环保督察亦岿然不动，甚至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污染恶循环。各级党委、干部应及时认清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杜绝对此类组织进行明里暗里的纵容与庇护行为，应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主动将綠色政绩作为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佳回应。当然，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仅仅是事后追究责任，相关的前期预防工作也是相当必要的，相关部门以及人员应当加强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巡视、舆论监督等方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问题，将经济非正义的苗头及时扼杀在摇篮之中，纠偏除恶，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生态损失。
四、结语
面对已然显现的生态毁灭性后果，我国人民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民族的政治共识与执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元素，共同承担起这项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责任。需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维护经济及生态伦理良性互动关系、加快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全面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等路径逐步向生态正义的目标大步迈进，和谐共生、绿色共赢必是全国乃至全球追求的生态友好型美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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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绿色经济发展，在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创造开展多元化的农村发展模式提供机遇。商河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县，对如何进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我国进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关键词：农村；生态文明；商河县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创造开展多元化的农村发展模式提供机遇。近年来，商河县秉承“生态立县、工业强县”的改革发展思路，不断推进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探索，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决目前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一、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难度也有所加大。长期以来，农民粗放的生产模式造成的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农民生活过程中积累的垃圾疏于管理，“垃圾围村”、“脏乱差”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及镇村企业的不合理发展加剧了农村的生态破坏。总结起来，目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农民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破坏不容忽视
一是土地退化：我国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土地资源退化面积高达80.88亿亩，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6.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27亿亩（180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积5.01亿亩（33.4万平方公里），土壤盐碱化面积14.87亿亩，草场退化面积30亿亩，土壤污染面积4亿亩。这些退化过程所涉及的耕地10多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一半。考虑到重复计算，如以10%扣除后，则我国土地资源退化面积为73亿亩，占全国土地总面积50.7%。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和粗放的增长方式，使我国土地资源的退化状况愈趋严重。
二是水生态失衡：早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4年年会上，中外专家就重点讨论了农业水源污染的问题，并指出了我国农业生产中对农药化肥的滥用（尤其是氮肥的滥用）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其非点源污染已经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加拿大教授斯谬尔指出，中国的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比例不到10%，而氮肥使用量却占了世界的近30%。[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我国农田所施用的氮肥有一半在被农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的形态挥发到大气中或从排水系统流失到水体环境中，造成巨大危害，首先是对于饮用水的危害如河水、井水等，农药和化肥的残留渗透到饮用水源中并且不断累积的状况已经对我国13个省份数百万的居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其次是对江河湖泊富营养化的威胁，据统计我国近一半以上的湖泊正处于富营养化的状态，赤潮、水藻疯长、水生物因缺氧等原因大量死亡等都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二）农民生活过程中造成的“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
受经济条件和传统习惯影响，农村大多数垃圾没有固定的存放点和处理厂，随意堆放在道路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等，经过日积月累，垃圾越堆越多，散发出恶臭气味。农村垃圾污染环境的主要方式有：固态物质污染，即自然堆放的农村垃圾腐败形成渗滤液；液态污染，即堆放的农村垃圾在雨季被冲刷到水体，造成水体污染；气态污染，即垃圾腐败产生恶臭污染以及其他病原微生物如大肠杆菌、链球菌等细菌和病毒，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全国多地惊现“癌症村”，据资料显示，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癌症的形成原因多样，因环境污染而开成的“癌症村”正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
（三）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过多地关注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而忽视了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将城市中无法处理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转移到郊区，采取直接堆放或就地掩埋的形式进行处理。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垃圾，只是转移了地点，堆放在农村的大量垃圾必然会对当地的空气、土壤、水源和农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二是一些污染型的企业向农村转移。由于城市对企业的环保准入口槛较高、城市地皮价格较高、劳动力资源不足，至于很多企业将目光投向环保准入口槛较低、地皮价格较低和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农村。污染型企业在农村投资建厂，虽然给农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其排放的各种污染物给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危害。三是在城市发展中淘汰下來的商品销售到农村。由于一些电器巧产品的能耗较大或者其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无法进入环保标准严格的城市市场，于是这些物品被销售到环保标准较松的农村，这种转嫁型的污染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危害。
二、商河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及成效
商河县地处山东省西北部，是一个农业大县，近年来，商河县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秉承“生态立县、工业强县”理念，走“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互动发展”的路子，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开创了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崭新局面。2016年，商河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在寻求绿色發展的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探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优化农村环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农村环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身心健康，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优化农村环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重点在于解决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脏乱差”问题。农村环保工作是商河县加强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商河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集中力量狠抓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及污水收集处理工作，农村环境得到切实改善。一是加大整治力度：环保部门经过专题考察，在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城带乡”、“人工湿地”和“一体化简易污水处理站”三种方式处理乡镇生活污水。2011年，投资700万元在10个乡镇驻地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同时，加快村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商河县于2010年11月份率先在济南市开展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试点工作；二是创新管理模式：采取县乡村三级筹资、行政管理以乡镇为主体，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业务管理的分级管理模式。建立了县乡两级管理机构，每个乡镇（街道）建设1处垃圾中转站，配备1辆垃圾转运车。乡镇（街道）驻地按城区标准配置垃圾桶，每5000平方米设1名保洁员。行政村每15户设1个垃圾桶，每100户设1名保洁员。每10个村配备1辆垃圾清运车；三是建立健全保洁制度：1546名行政村专职保沽人员按照规定要求定岗保洁。截至目前，累计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了12处乡镇（街道）环卫所，12个乡镇（街道）垃圾转运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全县963个行政村（居）全部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范围。
（二）发展生态农业、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农药、化肥的过度依赖，使得农业生产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化肥越施越多，而粮食却越产越少；为了增加更多粮食产量，只有不停地施加更多的化肥！对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土地退化、耕地污染、水生态失衡、农产品农药检测超标等后果，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健康。面对这一问题，商河县立足本县实际，借助独特的温泉优势，在积极打造温泉生态旅游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农业。先后高标准建设了济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畜牧科技示范园、乡村绿洲等农业示范园区，充分发挥其引领农业发展的作用，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大力打造“绿色食品”、“无公害蔬菜”、“健康肉食”等生态品牌。目前，全县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达到40家，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79家，建成国家级蔬菜标准园3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127个，被评为国家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三）加大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开展农村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是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只有通过宣传教育，让农民树立强烈的环保意识，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才能更加长久。商河县在环保宣传及农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一是环保宣传进农户：把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扩展到农村，结合农村生态村建设，利用标语、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廣播等形式，结合当前生态村建设，在农村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比如与齐鲁网齐鲁拍客团商河站及捷安特车友俱乐部共同开展了“创建国际级生态县，倡导绿色出行”环保宣传骑行活动。沿途环保志愿者们向群众散发环保宣传资料、秸秆禁烧明白纸，同时进行义务捡拾白色垃圾，以绿色出行宣传环保，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绿色低碳新生活，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二是环保宣传进学校：志愿者走进各乡镇中小学，采取举办讲座、展板宣传、赠送创建宣传材料等形式，组织好环保知识进学校的宣讲活动；开展废品手工艺品制作课，在寓教于乐中传播“低碳生活”中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理念。
三、解决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抓好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整治
农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机构、体制以及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有关，因此抓好农村环境污染整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要从源头上阻断乡镇企业带来的污染，一方面，要求企业在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上进行创新，淘汰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陈旧设备，使用低耗能、低污染的新型设备；加大对畜牧养殖企业的监管，要求其使用排污设施并且环保要求要达标。另一方面，对农村的工业企业进行合理布局，减少由于企业分散造成的耕地资源大量被占用、污染物覆盖面积广的问题；二是要从源头上阻断农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染，一方面，通过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和环保知识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由于自身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所带来的污染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对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威胁，从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低成本、可持续的农村垃圾、污水处理机制，逐步实现垃圾集中处理，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改善村容村貌；三是要从源头上阻断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带来的转嫁型污染，就要严把“入口关”，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转向农村，推广使用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此外还要深入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加大对村庄内外、公路两旁、河道的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使村庄内外的环境有一个较大改观；同时抓好环卫一体化的长效管理。
（二）发展生态高效现代农业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落后的小农经济模式，高投入、高消费及低产出、低质量和低效益的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好新农村生态文明的关键，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变传统农业，促进农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科技进步孕育着突破，当前，只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才能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现阶段，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稳定推进农业科技机制体制创新，完善农业产业技术体制建设，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不断强化技术集成配套。加快农业机械化，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强目前急需的农机研发、制造，坚持农机农艺结合，实施保护性耕种，构建现代农机服务体系，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农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加快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强化农机服务机制创新。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推广节水、节电、节能、节药等农业技术。继续扩大实施农村沼气工程，抓好沼气体系建设，促进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力推广节约型实用技术，实现农村清洁工程建设。
（三）加快城乡统筹进度
一是制定城乡统一的企业准入制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障碍是污染问题，而污染的罪魁祸首则是一些环保标准不达标的工业企业。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同时当地政府为了获得高额的税收而在政府审核时干预性地放松了环评准入标准，加之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较为丰富、工资报酬比較低。因此，要想真正将环保标不达标的企业驱离农村，确保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效，就必须建立与城市同样严格的企业准入机制，二是积极建立农村的环卫标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环境卫生治理效果要比农村的环境卫生治理效果好很多，原因就在于城市的环卫标准较高、环卫队伍和机制比较健全，而农村则缺乏必要的环卫标准，在环卫资金投入和队伍建设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甚至有些农民在思想上就没有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因此，既要从政府层面出发制定严格的农村环卫标准，并严格按照环卫标准的要求执行，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农民增强主动环保的意识；三是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迅速，城市群不断扩张，城市人口不断膨胀。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要减缓城市不断扩张的速度，保护好耕地红线，保护好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很大比例的城市人口是由农村人口转移过去的，由农民向市民转变在推进城市文明的同时也给农村生态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大量的农田被荒废，城市企业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农村的河流小溪，大量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出现带来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才能真正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付帆（1990.08-），女，江西金溪，江西师范大学2011级研究生，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现实。
摘 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唯物论，辩证法，两个层面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并试图从人与自然对立的角度中发掘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角度来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探索解决生态危机之道仍然具有重大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应该成为当代人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之道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态文明；对立统一；根源
一、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恩格思认为，自然界的存在是唯一的，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不但以自然界作为自己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把自然界作为实践的对象；人类的历史是受人对自然界的支配程度制约的。不但人类的历史是发展的，自然界也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改变的，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论层面
自然界是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在人类产生之前已经有了自然界，而在人类产生之后，自然界的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得到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显然，随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由原生生物发展而来，经历了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恩格斯指出人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产生了人之后，人类就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属动物方面来说，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阳光、雨露、氧气等等都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区别于动物，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基础的，我们直接或间接的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从人的社会属性而言，即使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
（二）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法层面
“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欲望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对象的存在物，人类像动植物一样失去了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阳光、雨、空气的时候会失去生面。一样要面对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地震、泥石流等各种自然灾害，这也正是各种宗教产生的源泉，来自于对自然的畏惧和不了解，于是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当做神来敬畏，从某些方面来讲，在尊重自然规律方面古人做的比我们更好，这一方面就是人对自然的手动性。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认识自然界并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按照规律办事。以上在分析人对自然关系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时候，“劳动”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劳动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性。直立行走使手获得了自由，手的自由就意味着可以自由劳动，创造工具进行生产，这就是人和猿的最大区别。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一命题。这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创造人本身的观点有本质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于是自然就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变成了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变化发展的自然，而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受动性与能动性也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二、 从对立的角度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立统一的自然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分析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即斗争性造成了生态问题的产生。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以及人类运用工具改造自然以来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时期，生态问题也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而加剧，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伴随着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异化，自然变成了人类的奴隶，人类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无休止的从自然界索取生产资料而不惜破坏自然界，而自然界也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报复，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而变成了尖锐的对立。针对当时人们为了眼前利益乱砍乱伐造成的生态失衡现象，恩格斯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沉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正是由于人类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共生，而是意味的强调人对自然的索取，工业社会以来主张“向自然开战”“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尖锐化，斗争性占了上风，这也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 生态问题解决的途径以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质造成了人与自然尖锐的对立，自然界界的异化，于是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要想从根源上消除生态问题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掠夺与惩罚的对立关系而是变成了合理的调节人类的需要，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关系。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马克思认为人类只有科学的认识自然，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才能用新技术来防止和消除旧技术的负面效应，避免对环境的破坏。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已经有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基础，近些年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重视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不注重保护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是明确的提出了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党的十七大中将这一思想写入党的纲领，这就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明确化、制度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县域生态文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章对我国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善策略，希望能够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重塑人类的新型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并外化为人们持之以恒的生态习惯和行为，打造全面发展的理性“生态人”来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关键词：中职；生态文明教育；问题；对策
生态文明教育是近年来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国内外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一种重要的德育活动。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我国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枢纽环节，其教育对象是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成长中的学生，尤其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加强相关研究工作。对培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后备军，拓展和延伸中职生的环境教育有重要意义。
1 生态文明教育概述
生态文明教育是顺应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历史趋势，以政府为主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培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人”为目标，全面覆盖社会各领域、各群体而展开的一种社会性生态教育活动。生态文明教育通过政府政策倡导、新闻舆论宣传、网络传播、环保实践活动等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旨在引导受教育者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视为整体生态循环系统，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进而形成健康的生产、生活及消费行为，推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2 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社会环境对中职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职生具有较强的敏感度，易受社会公共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伴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发展迅速，然而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进程却没有随之得到推进，由此形成了很多社会不良风气。如政府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味强求经济的发展，忽视生态保护；公众盲目攀比，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社会文化格局混乱，出现经济为主，其他靠边的怪相。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职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不良习气，对于自身发展的错误定位，在诸多要素的作用下生态文明教育在中职学校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2.2 中职生态文明教育课程的缺失
当前环境下，国内很多中职院校已经在其培养规划中融入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而且还有部分中职学校已经将其归为人文素质类的选修课程，但是课程内容多为浅层次类的基础知识的传授，而未能延伸拓展至更深层次类的教育。總的来说，课程设置数量少、课程内容层次低、课程体系不完整。也正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未能形成统一的课程规划与课程体系，所以除了生态环境专业外，在国内中职学校并没有通用的生态文明教育教材，生态文明教育缺乏课程理论支撑，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成效。
2.3 中职学校缺乏对生态文明教育应有的重视
我国尽管一直倡导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但是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观念，特别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大多数学校、教师、乃至社会仍然以考试成绩高低作为衡量学生素质好坏的唯一标准，将成绩和素质教育分割开来，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极端思想，严重制约着人才培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此外，部分中职学校管理者认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进行环境保护是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教育主体单位不用为此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3 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对策
3.1 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 优化社会舆论环境
首先，加大正面舆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正视当今思想文化多元的局面，掌握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树立正面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实时报道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优秀事迹；其次，统筹正面与负面宣传。在进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时，正面宣传是首要、关键的工作，但是负面揭露报道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消极的生态文明行为，不是姑息隐瞒，而是及时彻底地揭露，还原真实全面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中职生形成正确的生态观，推动社会在相互影响、制约中进步，使社会舆论环境在正反两面宣传中不断优化；最后，完善社会抑恶扬善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依托，执行手段为保障。在日常的生态保护工作中要做到奖罚分明，对于一些生态破坏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惩处，提升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构建良好的环保工作环境，形成积极的环保舆论导向。
3.2 转变育人理念 形成相应的评价机制
中职院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实用性人才的地方，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发展方向受到教育理念的直接影响。首先中职学校要以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学校在制定教育培养规划的过程中要充分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的相关内容，并将相关知识更好的传递给中职生群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教育发展理念的改革和创新，将生态文明教育切实的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发展过程中，从而促进生态文明教育地位的提高和教育价值的提升；其次要立足学校实际，制定并落实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和规范。一方面，及时制定相关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制度执行，规范约束师生言行，逐渐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
3.3 提升专业教师的生态文明教育水平
生态文明教育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而专业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为生态文明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职院校要注重对生态文明教育相关的教师的选拔和培养，以此来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以生态专业教师为主体，定期举办一些生态文明教育交流和培训活动，特别是要积极挖掘和引进国内外环保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士。利用现代化交流方式定期开展环保教育信息共享，加强中外的学术研究合作和交流。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培养师资队伍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开阔教师的教育视野，提升教师的生态文化素养，打造专业化的生态文明教育师资团队。提升教师的生态文明教育工作水平，必须以高水平的教师团队为支撑，由此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下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3.4 营造良好的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校园环境
学校是中职学生进入社会的过渡地带，也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社会，中职学生的生态保护水平的提升，需要学校加大资金投入，改善硬件设施，创造美好的校园生态环境。根据学校的发展规模，创造出良好的物质条件，构建良好的校园自然生态环境，优化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让大学生切身的体会到良好的环境对其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而激发起他们对生态环境的热爱之情，让他们主动的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自觉的接受生态文明知识的学习，从而对其日常的工作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更好的实现生态保护的发展目标。
结束语：
总之，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实施中需要着力强化政府专项支持力度，加速构筑学校教育主阵地，深入挖掘家庭教育潜力，并有机整合社会教育力量，凝聚各方教育合力，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形成系统育人的生动局面，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良好生态道德素质、全面发展的“理性生态人”。在当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开展中学生态文明教育显得尤为紧要。随着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落实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强力推进，中职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必将在实践中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赵俊娜.中职学校生态文明教育策略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03）：234-235.
[2]刘文静.中职院校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探析[J].才智，2016（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