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1篇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同时, 它们又在前者基础上, 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 具有崇高的人民性,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就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亦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中, “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是前提和基础, 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则是核心和目的, 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实质。就核心和目的而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举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旗帜, 亦即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这是人类一切价值追求的制高点, 具有不可超越的性质。不能把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摆到适当位置, 没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至多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
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 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以这些论述为指导, 可以说, 在哲学发展史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观点, 主要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价值观点、 (唯物的) 辩证观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须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独有的观点。
实践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它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所有观点都是实践观点在不同侧面的展开以及补充。这一观点不仅提供了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包括社会历史的辩证决定论方法。
生产观点是对实践主要内容的把握, 因而是实践观点的具体化和深化。人类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 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实际起点, 是决定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前人主观随意谈论的社会, 变成了一个有确定结构的具体概念, 即由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 (相对于上层建筑, 又称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的有机体。在社会结构这三个基本层次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一观点, 把过去哲学家们一向视为卑贱活动、因而通常忽略的物质生产如实地看作社会生活的基础, 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正奥秘, 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
群众观点是对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的研究。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 生产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因此, 对人的研究是实践观点和生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人类个体的发展史, 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强调, 个人有进步与反动之分, 即使是杰出人物, 乃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 也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 只有进步力量的整体即人民群众, 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 把几千年来盛行的英雄史观颠倒过来, 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样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
价值观点是对实践意义和目的的揭示。价值问题的核心是评价标准问题, 在这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全局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 提供了两条具有根本性的标准:其一是生产力标准, 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其二是人民利益标准, 即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它们是有差别的统一。
辩证观点是对实践一般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故称唯物辩证法。这是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它以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原则, 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根本, 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发展的永恒性, 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 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成果, 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立统一学说。系统思想把比较抽象的矛盾, 发展为比较具体的系统, 进一步揭示了它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和开放性, 并且概括出正反馈、负反馈、可能性空间等相互作用机制, 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而且增强了理论的操作性。其中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 更给予人们许多重要启示。
在认识论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但是, 它对于能动性的把握, 还比较抽象和笼统, 它比较注重研究个体认识, 注重研究理性认识。近年来, 在反映论的基础上, 建构论的思想把能动性问题深化和具体化了,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 对于非理性认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人学的兴起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严重践踏人性的反思, 同时也受到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启示, 人学研究在我国日益兴盛起来, 在人的本质、人的属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能力、人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许多方面, 取得了不少进展。现在, 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为本”业已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核心理念。
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问题, 正确处理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既不能丢掉其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 也不能“唯马是马”, 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要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独创性观点,研究的新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的特征 产生原因 危害 反恐策略
2013年9月，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博科圣地”29日凌晨偷袭尼东北部一所大学的宿舍，杀害至少42名正在睡觉的学生，打伤另外18人。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埃利说，袭击目标是古日巴镇上的约贝州农业大学。古日巴镇距离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大约50公里。约贝州农业大学校长马托说，袭击发生时间为29日凌晨1时许，多达50名学生在袭击中遇难。不过，关于遇难人数的说法尚无官方定论。尼日利亚军方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情报官员说，军方已经找到42具遗体，另外18名受伤学生已被送到达马图鲁专家医院。农业大学校长马托说，袭击发生后，其他1000多名注册学生逃离学校。这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又一恐怖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恐怖活动频繁。其中，2001年9月11日的“9·11”事件更是使恐怖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造成巨大损失，引起世人恐慌;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除此之外， 据初步统计，1990年至今，恐怖分子搞暗杀活动达100余次。全球共发生恐怖爆炸事件数十起，数百人被炸死，数千人被炸伤。例如，20世纪最大的人质事件发生在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以麻原彰晃为首的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5500人中毒。近年来，恐怖分子还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实施“超级恐怖活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称，超级恐怖活动主要包括：用化学、生物武器和塑料炸药进行袭击;用电子手段故意破坏电脑的保密和应急系统。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恐怖组织也越来越多，其中以本·拉登为首的阿富汗基地组织(圣战组织)最为著名。全球的主要恐怖组织有1000多个，有“埃塔”、意大利“红色旅”、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奥姆真理教、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与以往相比有增加的趋势。
伦敦爆炸事件只是近几年出现的恐怖活动中的一件，只不过先是申奥成功，第二天即遭受恐怖袭击的时间安排让人颇有感触。然而就在伦敦发生爆炸案不久，埃及也同样发生了爆炸事件。一下子，世界似乎没有了安宁之地，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恐怖事件。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起起的连环爆炸案?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如何正确地对待恐怖袭击、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留给了全世界纷纷提倡大力反恐的国家，以及热爱和平的人民。
关于恐怖主义，学者和专家们众说纷纭，对其概念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但也有共同认识之处：认为恐怖主义是暴力行为，是恐怖分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可以说，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投毒、爆炸、枪击、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当代的恐怖主义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恐怖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恐怖主义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严重的违法性、政治性、恐惧性，还有宣扬性等本质特征。同时，恐怖主义还具有仇恨心理、狂热心里、报复心理等心理特征。每一次的恐怖主义活动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和财产损失以及人员的伤亡，并大肆宣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恐怖主义旨在消灭对手和“震慑”他人以广泛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恐怖主义及恐怖活动是违反国际法律，同时也是不符合道义的，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有些恐怖活动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活动。恐怖分子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怀着对政府和社会的报复心理，或带着一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仇恨心理，或带着一种狂热的兴趣，对社会造成损失和伤亡，并以此为乐趣实施恐怖活动，来满足恐怖分子自身的狂热心里。
为什么当代恐怖主义会如此泛滥，原因如下：
首先是恐怖主义活动自身的特点。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人员和装备要求简单，机动灵活，行动机动性强，所以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功性较大。以致于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其次，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国际根源。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大部分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一些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国家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资源被掠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国际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从而引起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知识科技发展的差距，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日益贫穷和边缘化，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和仇恨情绪。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引起一些穆斯林国家和民族、下层的贫穷边缘民众的仇视和报复，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渗透，产生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恐怖活动美国首当其冲，从而很容易引发恐怖主义。
再次，恐怖主义泛滥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国内原因，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还有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出现了宗教矛盾政治化、政治矛盾宗教化的现象，还有由于文化精神、宗教信仰的不同也时常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恐怖主义的蔓延与泛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恐怖组织的武器更新换代提供了基础，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使其武器装备突飞猛进，从而出现了超级恐怖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例如，用化学、生物武器和塑料炸药进行袭击;用电子手段故意破坏电脑的保密和应急系统，由此，当代恐怖主义更为泛滥。
第五，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在实施恐怖行动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被用来作为扩大恐怖影响的有力武器。现代大众传媒的即时性、纪实性、直观性、扩散性、同步报道和机械复制功能可以使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在发生的同时就传达给全世界。另外，就媒体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能够左右舆论走向而言，它反过来又能影响事态的发展。这样传媒与新闻事件之间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任何耸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必定引发媒体争先恐后的宣传报道，而这正好达到了恐怖分子原本的目的：使恐怖活动超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破坏力和影响力。
最后，还有国际社会反恐行动的不利也是恐怖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反恐合作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形成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识，这经常会导致一些国家假借“反恐”之名去支持另一拨分裂势力，干涉别国内政，令反恐形势越反越恐。
近些年来，恐怖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已从西欧、中东、拉美三大热点地区向全球各地区和国家蔓延，已有10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危害。著名的恐怖组织有联邦德国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
恐怖形式的多样性和手段的残酷性，由传统的绑架、劫持人质与暗杀等方式到使用爆炸、袭击、劫持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此外，当前恐怖主义的活动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手法越来越野蛮、残暴，以致于不择手段。在袭击方式上以“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等自杀性恐怖爆炸最为“流行”，并多以“连环”爆炸来增强恐怖效果。
社会危害综合化，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恐怖活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
国际恐怖势力在袭击美国的同时，也将袭击矛头对准美国的盟友。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多年来一直以美国为首要袭击目标，虽然阿富汗战争使“基地”组织遭受沉重打击，但其视美国为首要敌人的目标并未改变。在他们看来，只有打垮美国，才有可能将西方势力从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驱逐出去，从而实现其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治统治的最终目标。
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给世界和人民带来的极大地危害，跟黑社会相比，恐怖主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它不仅有组织、有制度，更因带有政治目的导致了极端与疯狂。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这也注定了反恐怖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恐怖主义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严重破坏了各国的民族和睦，引发社会动荡;极大地阻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一些国家世俗政府形象，造成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等。例如，“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
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标本兼治全面防范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说反恐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反恐斗争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为了解决当前反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使国际反恐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联合国不仅要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要起主导作用。
加大对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研究，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做好安抚工作，努力复苏恐怖主义策源地的经济，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公正、合理、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加强对反恐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冷战以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主要采用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即对恐怖活动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并用武力将之征服。这一方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招致了许多非议。所以要加大对反恐手段的综合研究，创新反恐策略，是反恐斗争更为有效，切实遏制恐怖主义的泛滥。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3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第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了可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需要的程度。 第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彻底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 第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第四，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生剥削阶级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将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这些重大社会差别也将消失。 第五，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 第六，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那时，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它的社会职能已经失去其阶级性质。 下面想谈一下我个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因其自身矛盾两方面斗争的长期性而存在得相对较长一些，最终还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展望。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具有如下一系列特征：一.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有理想中最正确科学的理想。人类社会发展中曾提出多少理想!理想是人的本性，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但是理想之所以是理想，是因为它还不是现实，现实之所以是现实，因为它不理想。人类总是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与困惑中前进的。我们正在为实现理想不断改造改变现实。在历史上，人们在现实中既要受自然束缚限制，又要受社会政治的束缚限制，承受自然社会带来的各种灾难，加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类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现实的理想，向往一种未来美好的自由的世界。孙中山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但公与同的涵义不明确，而且不消灭私有制的公与同是不能实现的。在历史上还有用不同形式的神秘理论借助上帝、神来实现的一种理想世界。基督教原来就是一种劳动人民不满现实和反抗现实创造的，是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向往，后来被统治者利用变了形。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打着替天行道的神秘主义旗帜进行的。随着社会斗争现实的发展，科学技术文明程度的发展，欧洲人开始把上帝理性化，所以今天还有许多科学家相信上帝，但他们把上帝理解为人类理性和智慧的集合体，崇拜人类理性和智慧。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轮者，我们相信人民，相信科学技术，相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相信经过长期努力奋斗，可以达到没有私有制，物质生活无限丰富的社会。这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很多，但最重要是两条，一是物质丰富，二是没有私有制。
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所以共产党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如果说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那么社会科学才能成为科学。
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历史上许多思想理论家都作过有益的探讨。他们发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没有人的干预，自然界照样有规律地运动发展，有规律才会有科学，没有规律的最多只能是理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自然规律，遗传工程、生物工程等都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说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可以逐步被人类认识的。
那么人类社会发展有无规律?这不是很多人能承认的，因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不同，人类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那是不是说人类社会发展以人们目的意识为转移，没有客观规律可言?人类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活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打个比方，商品生产者目的与市场关系说明有个客观规律、价值规律支配人的行为，人们必须认识它，认识了就自由。从人类整体活动结果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有人问我，你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按上述规律作通俗简明的回答。这是今天讲课的核心目的。在原始社会使用的工具是石头木棒，生产力极低无法产生私有制(生产关系)，因为作为对工具的石头木棒的占有毫无意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抓来的俘虏只能杀掉和吃掉，因为俘虏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不够吃，没有剩余，剥削不可能也就没有占有他们的意义。没私有没剥削的生产关系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提高生产工具的进步，人们生产可以有剩余，就开始了私有和剥削，开始了私有制社会，私有制一直发展到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力不断发展，使物质生活无限丰富的条件下，私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既然无限丰富，私人去占有没有意义，也没有剥削的可能。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科学技术和人类智慧，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实质上是80年代开始发展进程过程，说明人类社会再有500年1000年会不会物质生活无限丰富的一天，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不能跑步进入，那么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依靠人类的努力奋斗，为实现这种理想社会而奋斗的党就是共产党。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阐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由于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消费资料实现了按需分配，再加上人们的思想道德修为和精神境界又相当得高，那时人类将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可以完全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非常美好的。但想要将其变成现实，却受到各方面的极大挑战，这也正是一部分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可实现”的把柄之所在。比如，其中挑战性最大的一个当属第二个特征了，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这就要求一个人要有极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对一个人而言无疑是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又更何况是对于社会的每个成员呢。如果因此就有一部分就有一部分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共产主义是在瞎扯，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那么，这部分人就完全是大错特错了。这就正如在一个茫芒大海上航行设不设灯塔的问题一样。不舍灯塔，四周将是一片漆黑，你只能是无头之蝇般地到处乱撞;设了灯塔，情况将会截然不同，你会因获得了参照而有了方向，从而使你不再迷失方向而朝着既定目标近乎直线似的快速行驶。相比之下，哪一个会更好呢?很显然，是有灯塔的那一种。而共产主义就是这里的灯塔，是我们追求自由自觉的社会的航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灯塔，它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更照亮了我们未来的航程，让我们信心十足地继续航行。这或许就正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指导意义之所在。
但仍有一点不可否认，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绝对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长期实践过程，这正是由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共产主义提出的较高，但又绝对是美好的、可实现的。为了实现他们，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做起，从小处做起，步步为营，善于尝试和探索，逐步将它们达成。由于其中要尝试和探索，故曲折是难免的，需要我们去正确看待。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4篇
摘要：情境化的知识概念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中心概念，对此，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已经在认识论传统内的三个方面发展了知识的情境的三种进路：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唐娜·哈拉维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对知识也进行了独特的解析。基于对一般情境化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对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作出剖析，可以发现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区别于一般情境化知识的特点以及与传统的科学知识观的异同。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分析对奠定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和女性主义科学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认识论；情境化知识；唐娜·哈拉维；科学的客观性
情境化的知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内容，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提出了有别于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和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的独特的观点。唐娜·哈拉维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其研究范围广泛，在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皆造诣深厚。她在1985年发表的文章《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其思想的主要体现，在文中“赛博格女性主义”得以确立，同时被称之为“20世纪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一。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是在其赛博格理论基础上对科学客观性问题的深度诠释，它既以一般情境化知识为基础，又有哈拉维自身的深刻见解，引导我们从一种崭新的角度理解科学客观性及知识的客观性。
一、一般情境化知识
很多女性主义的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在科学知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证明的实践不利于妇女以及其他从属群体。因此，女性主义认识论者试图对这些概念和实践进行改革，以使这些知识能够反映这些群体的利益，而不仅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利益。在知识论上，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尤其对社会性别情境化认识主体充满兴趣。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三个不同的进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这三个进路的共同之处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所获得的知识以及认知者的方式反映出认识者的地位和立场。
所谓一般情境化知识，主要指思考人们如何可以以反映他们坚持的不同关系的不同方式理解同一对象。影响认识者认识对象的主要因素有：具体、第一人对第三人知识、感情、态度、兴趣和价值、他人的个人知识、技能、认知风格、背景信念和世界观、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社会地位、社会性别角色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认识者。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性别对于情境化知识的产生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区分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物性别包括女性和男性的生物学上的不同。社会性别是社会造成的性别差异：他们根据他们真正的或设想的性别特征给予男人和妇女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事物以不同的角色、作用和意义。社会性别会对其他因素产生交叉影响进而使认识主体情境化。社会性别会与感情、态度、兴趣和价值、他人的个人知识、技能、认知风格、背景信念和世界观、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影响认识者。例如，社会性别化认知风格、社会性别化的背景信念和世界观、社会性别化关系中的他人的知识等等。
具体就女性主义经验论而言，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提出“语境经验论”，其中就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情境性”在知识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她宣称“科学的客观性是由研究的社会性所保证的”。朗基诺认为境遇价值深层地构建了科学，科学的核心目标——从经验中产生充分的、客观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不是通过忽视或抑制境遇价值而是通过使其作为科学研究的完整部分公开化并使其接受批判性审查，而被最好地实现。
女性主义立场论非常重视调查研究（inquiry）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核心的情境化的理解是：所有的知识是情境化和视角化（perspectival）的，所有的科学都是“不可通约地具有社会性的”，知识是产生于多样化的立场的。例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认为不同的社会地位、立场以及经验的人群能够提供知识的不同来源，知识是社会情境化的。那些处于稳固的特权结构之边缘的人们，无论是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还是包括他们的性别在内的文化的原因，与那些具有相对特权的人们相比，会显示出能够较好地理解既定的主题域（自然的或社会的）。
二、唐娜·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主流的知识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同时她也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知识论。我们在哈拉维的文章《情境化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局部视角的优势》中可以发现她对传统科学哲学的种种批判，更重要的是她从视角（vision）出发，试图建立更加“客观”的知识。
第一，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女性主义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审视科学，批判传统科学的客观性的教条，并希望通过女性主义的努力建立一个对事物作出可行和可靠说明的客观性。哈拉维认为，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关于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官方意识形态，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知识实际上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看，没有任何局内人观点拥有特权，因为所有知识中的内外界限都在理论上被视为权力运作，而不是迈向真实的步骤。所以，哈拉维认为没有必要理会科学家对自身活动与成就的描写；科学家及其赞助者巴不得我们眼睛都蒙住。社会建构论者主张，科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意理或所有关于知识论的哲学废话，都是瞎掰出来混淆视听，免得我们认清科学的现实世界。由此，哈拉维说，科学是修辞的，是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劝说，主张他制造出来的知识可以通往一种相当可取的非常客观的权力。可见，哈拉维认为，科学和权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20世纪末，在一个充分文本化与符号化的世界，科学实体——传染媒介（微生物）、基本粒子（夸克），以及生物分子符号（基因）——并不是具有连贯法则的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客体。哈拉维认为，这个作为符号的世界，乃是一个高科技的军事场域，一种自动化的学术战场，那些成层次的光点对彼此加以解组，以便继续留在知识与权力的赛局里。
鉴于科学的现状，哈拉维对女性主义的出路作出阐述。她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再只是显露科学当中的偏见，也不再只是把科学界里的好科学和那些充满偏见与滥用的坏科学区分开来。女性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世界作出更好的说明，不能够仅是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彻底的建构主义历史偶成性和建构模式。哈拉维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作出一个说明，指出所有知识宣称与认识主体的彻底历史偶成性，并有从事一种批判实践，认知到我们自身制造的“记号科技”（semiotictechnologies），以及做出一个有所依凭的奉献，努力对一个真实世界作出忠实说明，可以部分加以分享，并有助于实现一个全地球的计划，实现有限自由、适切的物质富裕、合理意义的受苦以及有限的幸福。在哈拉维看来，我们并不想要一个无辜权力的理论来再现世界，在此，语言和身体都落入有机共生的天佑中。我们也不想透过“全球系统”的词汇去理论化这个世界，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全地球的连接网络，包括需要有能力在高度差异——以及权力分殊——的共同体中对知识进行部分的翻译。我们需要关于意义与身体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现代批判理论的力量，并不是为了拒绝意义和身体，而是为了活在意义与身体里，同时保有走向未来的机会。
第二，哈拉维坚持视角（vision）的观点。哈拉维认为，对于避开二元论来说，视角可以是最好的。通过视角，哈拉维用它指出传统科学哲学中人们视野中呈现的景象以及在女性主义坚持的立场下呈现景象的异同，说明传统科学哲学关于客观性、关于知识的狭隘和偏见，进而提出她的独特的情境化知识。
①具体的客观性（embodied objectivity）。哈拉维所坚持的观点在于，一切的视角都具有具体的性质。在传统科学哲学中，视觉化宣称所看到的是与权力无关的。眼睛一向被用来指称一种变态能力，把认识主体抽离出来，远离那追求无边权力的一切人和事物。“正是这种凝视，神秘地铭刻所有受标记的身体，让未被标记的范畴得以宣称拥有去看却不被看见的权力，去进行再现却逃避被再现的权力。”在哈拉维看来，视觉化科技并没有明显限制；借助超音波系统、核磁共振显影、连接人工智慧的操作系统等科技手段，任何普通灵长类的眼睛，像我们的，都可以无限提升。在这样的科技飨宴中，视觉变成不受限制的狼吞虎咽，所有的都让位于无限移动的视角，那不再只是神秘地关于天外无所不见的神明诡计，而必须把神话放进日常实作。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的视角被毫无限制地延伸，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对于这样的无限视角，哈拉维却认为，这样的无限视角的观点把人带入一个幻想、一个神明的诡计（god-triek）。她提议我们应该在隐喻上坚持一切视角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同时不落入有人的视角神话。因此，她想建构一个优雅的但并不无辜的客观性义理。
②“唯有部分观点许诺了客观的视角。”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客观性容易陷入一个幻想之后，哈拉维认为客观性应转变成特殊与特定的体现，并很确切并不是承认超越一切限制与责任的错误视角，“唯有部分观点许诺了客观的视角”。这种客观视角会自动自发负起所有视角实践的所涉及的责任问题。部分观点可以同时对它充满许诺及具有解构性的怪物负起说明的责任。也就是说，哈拉维认为“女性主义客观性乃是关于有限的所在和处境知识，而不是关于超越性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对我们学习去看到的东西负起回答的责任。就现代高科技中所提供的视角而言，哈拉维认为，它不是完全被动的。她说，这些义肢装置向我们展现出，所有的眼睛，包括我们自己的有机眼睛，都是主动的感知系统，内建了反应和特定的观看方式，亦即，生活的方式。即现代的高科技的观看方式，其实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哈拉维继续解释，在对身体与机器的科学说明中没有任何不受中介的摄影或被动暗房，只有高度特定的视觉可能性，每个都很神奇地透过细致的、主动的与部分的方式去组织世界。因此，只有当所有视角都是部分的、主动的和特殊的时候，世界的真理性知识才会显现。
③受压制者的位置具有较好的视角。哈拉维认为，较好的视角是来自有权者的明亮平台底下。她反对各种无法定位因此也不必负责任的知识宣称。不负责任，表示没有能力去进行说明。她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从边缘向深处去看的能力。被压制者的位置之所以受到偏好，是因为他们在原则上最不会允许拒绝一切知识的批判及诠释核心。受压制者的立足点之所以受到偏好，因为他们似乎许诺对世界进行比较适切的、站得住脚的、客观的和具有转变能力的说明。但被压制者的位置并不能豁免于批判的检视、解码、解构与诠释。被压制者的立足点并不是“无辜的”位置。也就是说，被压制者的位置比有权者具有优势，但是被压制者的位置并不是绝对客观中立，也会接受批判和解释。
第三，认知主体是部分的，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哈拉维在对认知主体进行分析时提出认知主体是部分的，从来不会是完成的、整体的，仅是存在于原初的；它总是被建构出来的，并且不完美地缝合，因此可以彼此接合，不必成为对方也可以一起去看。即一个科学的认识者所追求的主体位置并不是关于认同，而是关于客观性；亦即，部分的关联。哈拉维指出了传统科学哲学中认知主体是自我同一的。唯有那些占据支配者位置的人是自我同一的、未受标志的、解除身体的、没有中介的、超越的、重新诞生的。受压制者可能也会很不幸地贪求甚至竞相挤入主体位置——然后就从视角中消失。由未受标记的观点所出发的知识实在是幻想的、扭曲的，并且如此非理性。那唯一不可能实施与荣耀客观性的位置就是主人、大写之人、唯一真神的立足点，他们的眼睛生产、占有并且排序了所有差异。因此，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客观性之主体由于其位置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客观性，相反，被压制者更具有优势实现客观性。认识主体不是完整的，是部分的关联。对此，Baukje Prins也指出，“哈拉维的局部定位的观念不能与认同政治混同”。哈拉维反对身份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她强调主体的建构而不是认为身份是一个事先存在的主体。实际上，不存在“对抗历史”的单一主体，相反是主体地位的多样性。
第四，认知客体是行动者和能动者。哈拉维认为，在传统科学哲学中，认知客体是一个被动与惰性的东西，对这种客体的说明似乎是包含着对世界的占用，将世界还原到资源，用以服务毁灭性西方社会的工具性计划，或是他们可以被视为遮掩利益的面具，通常是支配的利益。哈拉维进一步追溯这种观点的根源，它们有部分出自分析的传统，这就必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及“白人资本主义父权体制”的转型历史。其将所有事物转变成可供取用的资源，在此一个知识客体本身到最后只是为了认知者的再生产力量——行动。在此，客体同时保证也更新了认知者的权力，但知识生产中任何具有能动性的地位者都必须不能够身为客体。例如，自然只是文化的原料，被取用、被保存、被奴役、被提升，或是被弹性运用，以资本殖民主义的逻辑被文化多用。类似地，性被加以“资源化”，以便再度呈现为“我们”可以控制的性别。哈拉维说，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避开这种早已建人自然/文化二元论及其生成世系，包括性/性别的区分，以占用为基本考虑的支配逻辑。因此，在传统科学哲学中客体被资源化，没有能动性。
哈拉维提出的情境化知识与之截然不同。处境知识的要求是，要把知识的客体想象成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而不是一个荧幕，或一个地基，或一项资源。哈拉维认为唯有正视被研究“客体”的能动力，才能够避开这些科学里的各种错误和假知识。世界既不是为自己发言，也不会因为一个自居主人的解码者而消失。世界的符号并不是静止的，只等着被阅读。世界并不是进行人性化的原料。因此，在哈拉维看来，女性主义把世界看成机智能动者的图像具有相当丰富的召唤性。她还对生物学家论述的客体——身体——进行了分析，她说，身体是一个能动者，而不是资源。当雌性的“性”经过如此彻底的重新理论化与视觉化，以致无法和“心智”区分开来，生物学的范畴也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当今生物学行为说明中举目皆是的生物雌性几乎已经不再具备任何“被动”属性。她在一切面向上都具有结构力和主动力，“身体”是一个能动者，而不是资源。差异在生物学上被理论化为处境性的，而不是固有的，在每一个层面上皆然，从基因到觅食模式，从未彻底改变身体的生物学政治。这并不是说，这些关于生物学雌性的新图像就是真理或不允许任何的争议与对话。相反，这些图像凸显了知识在每个关联层次上都是处境对话。总之，情境知识中的认知客体是有能动性的，是行动者和能动者。
三、对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的解读
第一，从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系看，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一种，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强调情境知识，拥有不同见解的女性主义哲学家都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他们认为知识本身已经被赋予许多人类的价值观念，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实际的知识产生于社会实践。在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女性主义经验论重视实践，认为性别歧视主要是受了偏见和成见的不良影响，或受一些虚假信念的误导而产生了“伪科学”（bad science）。只要能更严格地遵守现有科学原则和方法，就有可能最终消除知识领域中的歧视。女性主义立场论主张女性具有一种与男性不同的经验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认知风格。他们更强调女性主义者与女性具有一种独特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于男性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视角。与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相同的是，哈拉维也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突显知识的情境性。然而，“哈拉维对客观性的理解既是对社会建构论的继承，也是对两种女性主义认识论，即经验论和立场论的一种批判性的超越”。哈拉维的知识论不仅仅是如女性主义经验论那样，看到了传统知识论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把女性排除在探索范围之外、无视女性特殊的认识方式，也关注到女性主义立场论中强调的从妇女的立场出发、从边缘人角度出发的重要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拉维提出坚持视角的观点。视角的观点是哈拉维避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最好方法。视角是体现的、具体的，不是如主流知识观中视角是无限的；视角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不是完全中立的，并不是如女性主义经验论所言消除科学知识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和科学方法失误，就可以实现知识的客观性，而在知识体系之基础中就存在着问题。对于哈拉维来说，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从妇女立场出发”、“从边缘人角度”出发来增加知识的客观性显然是视野不够广阔，她从视角出发，而把视角不仅仅是限于妇女或者是某些特殊群体，指出视角的体现性、具体性和部分的特点。这样，哈拉维的视角比立场论的“立场”范围更广阔、性质更具体。因为哈拉维重视各种视角的互相联结和互相批判，重视共享与对话。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开放的理性。
第二，从哈拉维的知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关系看，产生了一系列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挑战。从根本上看，哈拉维的知识论批判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二元论以及知识客观性，触及了传统认识论的基础。哈拉维在对科学现状出发批评了传统客观性。自近代科学建立以来，确保知识客观性的方式不外是充分发挥理性、理智、科学方法、逻辑论证等的作用。为使知识不受主观臆想的干扰，还须保持中立态度，以致客观性被理解为就是中立性的最大化。哈拉维则明确指出，科学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且是政治的，或与政治有复杂多样的关联。哈拉维曾坚决否认对性别的理解可以独立于种族、阶级和政治，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正如她所揭示的那样，20世纪生物学在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对“自然”的建构和对性别的建构一样，都深受当时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政治的影响。在其所著《灵长类的看法》一书中，哈拉维提出科学及其研究其实也是“叙事”，即作为一种科学的“叙事”，它依赖于作者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
此外，哈拉维也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进行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科学哲学的剖析。西方传统科学哲学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例如客观与主观、自然与文化、肉体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的对立等等。哈拉维则从视角的观点进行驳斥，她认为，认知主体是部分的，是部分的关联，而不是完整的。那些处于主体位置所产生的知识是扭曲的、非理性的，正是从他们的视角出发产生了有等级的差异。相反，被压制者成为认识主体，其位置更有优势实现客观性。因此，哈拉维突破了传统科学哲学对认识主体的界定模式，赋予被压制者以认识主体地位并肯定从其位置出发所见的优势，这是以往的科学知识批判理论所没有强调的。
对于认识客体而言，哈拉维揭示出认知客体的能动性，认为认知客体是行动者和能动者。传统认识论中，认识客体就是被动的东西。哈拉维从哲学史上进行分析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后，提出认识客体是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而不是一个荧幕，或一个地基，或一项资源。唯有正视被研究“客体”的能动力，才能够避开这些科学里的各种错误和假知识。哈拉维对传统认识论的认知客体的批判后，提出具有能动性的认知客体的观点，具有辩证色彩。在呆板的二元对立中发现客体生动的特性，赋予客体以生机和活力，从情境中再现了客体。
第三，从哈拉维情境知识论自身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无可否认，哈拉维的知识论揭示了社会实践对于科学活动的影响，她意图开发新的途径，来理解科学是如何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意义的。哈拉维的认识论所论及的问题与社会现实关系非常密切，显示了与传统知识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别，并为认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哈拉维的知识论在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总体上看，她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程度非常激烈，触及其二元论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上来说，她的视角观点的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在现今，虽然对科学技术及其相应机制的批判越来越多，但是从实际上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在人们生活生产中的地位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虽然哈拉维注意从实践出发对传统科学哲学技术进行批判，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完全的效果。当然，这的确提醒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尤其是从被压制者的位置去负责任地去看。其次，她认为被压制者的位置比有权者具有优势，不可否认，从被压制者的位置出发的确能看到有权者所不能看到的事实，但是，在现实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决策者往往是有权者，即使是被压制者有着绝对的优势，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使其发挥出优势。因此，不难看出，哈拉维的知识论中所要实现的被压制者的较好的视角是有一定难度的，至少需要有权者有足够的心胸去考虑被压制者的位置优势，而且把某群体的位置放置于其他群体之上容易使该群体冒着进入中心主义的危险。再有，关于认知主体的部分性问题，实际上给予妇女以及一切被压制群体的主体的地位，而不仅仅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有权的人群，因为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将妇女及其他被压迫群体排除在知识的主体之外。这样的观点确实是反映了哈拉维理论的部分、分散、非中心的后现代特征。可是我们也不禁设想如果认知的主体皆是如此，被压制者更具有优势实现客观性，那么我们怎么界定他们产生的知识呢，又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哪些是理性认识、哪些是不甚深刻的认识？实际上从占统治地位者位置出发也不能排除会产生客观知识，而这些会不会在强调部分的主体中被忽视或排除呢？哈拉维强调主体的部分性，这本身就存在矛盾性，要求主体身份，实际上就是被压制者要求肯定自身的身份，要求同一性，然而，主体的非完整性、部分性恰恰是要消除这种同一性。这是哈拉维知识论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最后，哈拉维的情境知识论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比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客观性更大的客观性，其策略与其他女性主义进路相比更彻底、更激烈，但是在现阶段并没有对传统的科学哲学认识论造成致命的打击，可行性反而较小。因此，她的客观性在现实中的实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的特征 产生原因 危害 反恐策略
2013年9月，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博科圣地”29日凌晨偷袭尼东北部一所大学的宿舍，杀害至少42名正在睡觉的学生，打伤另外18人。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埃利说，袭击目标是古日巴镇上的约贝州农业大学。古日巴镇距离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大约50公里。约贝州农业大学校长马托说，袭击发生时间为29日凌晨1时许，多达50名学生在袭击中遇难。不过，关于遇难人数的说法尚无官方定论。尼日利亚军方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情报官员说，军方已经找到42具遗体，另外18名受伤学生已被送到达马图鲁专家医院。农业大学校长马托说，袭击发生后，其他1000多名注册学生逃离学校。这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又一恐怖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恐怖活动频繁。其中，2001年9月11日的“9·11”事件更是使恐怖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造成巨大损失，引起世人恐慌;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除此之外， 据初步统计，1990年至今，恐怖分子搞暗杀活动达100余次。全球共发生恐怖爆炸事件数十起，数百人被炸死，数千人被炸伤。例如，20世纪最大的人质事件发生在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以麻原彰晃为首的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5500人中毒。近年来，恐怖分子还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实施“超级恐怖活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称，超级恐怖活动主要包括：用化学、生物武器和塑料炸药进行袭击;用电子手段故意破坏电脑的保密和应急系统。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恐怖组织也越来越多，其中以本·拉登为首的阿富汗基地组织(圣战组织)最为著名。全球的主要恐怖组织有1000多个，有“埃塔”、意大利“红色旅”、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奥姆真理教、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与以往相比有增加的趋势。
伦敦爆炸事件只是近几年出现的恐怖活动中的一件，只不过先是申奥成功，第二天即遭受恐怖袭击的时间安排让人颇有感触。然而就在伦敦发生爆炸案不久，埃及也同样发生了爆炸事件。一下子，世界似乎没有了安宁之地，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恐怖事件。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起起的连环爆炸案?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如何正确地对待恐怖袭击、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留给了全世界纷纷提倡大力反恐的国家，以及热爱和平的人民。
关于恐怖主义，学者和专家们众说纷纭，对其概念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但也有共同认识之处：认为恐怖主义是暴力行为，是恐怖分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可以说，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投毒、爆炸、枪击、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当代的恐怖主义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恐怖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恐怖主义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严重的违法性、政治性、恐惧性，还有宣扬性等本质特征。同时，恐怖主义还具有仇恨心理、狂热心里、报复心理等心理特征。每一次的恐怖主义活动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和财产损失以及人员的伤亡，并大肆宣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恐怖主义旨在消灭对手和“震慑”他人以广泛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恐怖主义及恐怖活动是违反国际法律，同时也是不符合道义的，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有些恐怖活动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活动。恐怖分子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怀着对政府和社会的报复心理，或带着一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仇恨心理，或带着一种狂热的兴趣，对社会造成损失和伤亡，并以此为乐趣实施恐怖活动，来满足恐怖分子自身的狂热心里。
为什么当代恐怖主义会如此泛滥，原因如下：
首先是恐怖主义活动自身的特点。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人员和装备要求简单，机动灵活，行动机动性强，所以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功性较大。以致于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其次，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国际根源。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大部分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一些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国家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资源被掠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国际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从而引起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知识科技发展的差距，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日益贫穷和边缘化，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和仇恨情绪。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引起一些穆斯林国家和民族、下层的贫穷边缘民众的仇视和报复，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渗透，产生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恐怖活动美国首当其冲，从而很容易引发恐怖主义。
再次，恐怖主义泛滥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国内原因，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还有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出现了宗教矛盾政治化、政治矛盾宗教化的现象，还有由于文化精神、宗教信仰的不同也时常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恐怖主义的蔓延与泛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恐怖组织的武器更新换代提供了基础，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使其武器装备突飞猛进，从而出现了超级恐怖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例如，用化学、生物武器和塑料炸药进行袭击;用电子手段故意破坏电脑的保密和应急系统，由此，当代恐怖主义更为泛滥。
第五，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在实施恐怖行动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被用来作为扩大恐怖影响的有力武器。现代大众传媒的即时性、纪实性、直观性、扩散性、同步报道和机械复制功能可以使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在发生的同时就传达给全世界。另外，就媒体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能够左右舆论走向而言，它反过来又能影响事态的发展。这样传媒与新闻事件之间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任何耸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必定引发媒体争先恐后的宣传报道，而这正好达到了恐怖分子原本的目的：使恐怖活动超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破坏力和影响力。
最后，还有国际社会反恐行动的不利也是恐怖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反恐合作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形成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识，这经常会导致一些国家假借“反恐”之名去支持另一拨分裂势力，干涉别国内政，令反恐形势越反越恐。
近些年来，恐怖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已从西欧、中东、拉美三大热点地区向全球各地区和国家蔓延，已有10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危害。著名的恐怖组织有联邦德国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
恐怖形式的多样性和手段的残酷性，由传统的绑架、劫持人质与暗杀等方式到使用爆炸、袭击、劫持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此外，当前恐怖主义的活动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手法越来越野蛮、残暴，以致于不择手段。在袭击方式上以“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等自杀性恐怖爆炸最为“流行”，并多以“连环”爆炸来增强恐怖效果。
社会危害综合化，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恐怖活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
国际恐怖势力在袭击美国的同时，也将袭击矛头对准美国的盟友。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多年来一直以美国为首要袭击目标，虽然阿富汗战争使“基地”组织遭受沉重打击，但其视美国为首要敌人的目标并未改变。在他们看来，只有打垮美国，才有可能将西方势力从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驱逐出去，从而实现其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治统治的最终目标。
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给世界和人民带来的极大地危害，跟黑社会相比，恐怖主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它不仅有组织、有制度，更因带有政治目的导致了极端与疯狂。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这也注定了反恐怖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恐怖主义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严重破坏了各国的民族和睦，引发社会动荡;极大地阻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一些国家世俗政府形象，造成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等。例如，“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
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标本兼治全面防范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说反恐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反恐斗争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为了解决当前反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使国际反恐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联合国不仅要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要起主导作用。
加大对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研究，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做好安抚工作，努力复苏恐怖主义策源地的经济，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公正、合理、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加强对反恐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冷战以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主要采用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即对恐怖活动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并用武力将之征服。这一方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招致了许多非议。所以要加大对反恐手段的综合研究，创新反恐策略，是反恐斗争更为有效，切实遏制恐怖主义的泛滥。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范文第6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经历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到逐步明确，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渐进发展过程。在工作安排上，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一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总体布局之中，越来越为党和国家所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客观上要求突破总体布局原有的框架。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社会变革和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历史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种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和工作安排上的战略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就此作出了新的部署。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增加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四位一体及与此相应的全面改革，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的认识和工作上的部署进行历史考察，并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予以分析。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体”
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思考是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并且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显然，四个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部的现代化事业。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党和政府将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与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并提出，强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总体上把握现代化建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关于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1980年就强调：“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987年6月，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指出：“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上的基本思想：四个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是“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改革是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而全面展开的，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次大会在确定“两个高度”(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和大力推进“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由此可见，“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位一体，而并非仅指两个方面。
中共中央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这次大会所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富强、民主、文明”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展开。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设和改革的安排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布局的。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联系、相结合，使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加明晰而深入。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主要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的更加深入，越来越多地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内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为提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直接的理论铺垫。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更加明确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相提并论，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有了新的思考。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整概念，并对此作了重要论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是有机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将现代化战略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是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纲领，并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得以完全确定。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经历了由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到逐步明确，再到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晰明朗，但坚持总体布局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偏离过。
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
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有：(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几个方面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与民生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现在，我们按照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相关内容作一个粗线条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从一开始就注意把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人口问题是作为经济建设内容来论述的，强调了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教育方面主要是提出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中共十二大还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部分中提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六五计划”，不仅提出要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而且在吸收就业、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改善居住条件等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划。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行综合治理以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和建立适应改革开放新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收入分配方面提出“着重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同时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的方针。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部署，从温饱、小康到比较富裕，体现了经济建设目标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机统一。这次大会提出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针对当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工资、奖金和集团消费等开支增加过多的情况，认为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会影响经济稳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而提出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应当指出，在当时各项建设资金短缺、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也有利于实现清廉从政。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所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及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都将“社会发展”内容单列出来。“八五计划”中的社会发展内容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及实行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并从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加强环境保护等五个方面规划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关于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中，有关社会建设的有两项，即第四项“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第九项“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按照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来布局建设和改革事业。其中，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等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维护安定团结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属于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坚持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十五大相比在提法上更加明确，内容更为充实。
通过对总体布局中有关社会建设的工作安排进行纵向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从改革开放的初期以来，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就一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之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转变及认识的深化而得到调整、发展。
第二，从结合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来考虑社会问题，‘到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再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越来越为党和国家所重视。
第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由于在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使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容易被忽视，客观上可能使其处于非重心、不稳定的地位，导致发展的不协调，使社会建设问题长期积累下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因而必然要求突破总体布局原有的框架。
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相联系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架。这个新构架，使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使各方面的政策方针更加明确，使总体布局更加全面更加合理。这个新构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正如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把“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架，而且在于为这个新构架中具体内容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它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它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新概括，不仅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客观的实践基础和现实针对性。
首先，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我们曾有过曲折。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实际上偏离了这种认识，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解放了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多年来，这一论断被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共十七大坚持了两个“没有变”的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共十三大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这一论断已经过时，但又提不出更恰当的新表述。其实，这一堪称经典的论断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常新的含义，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在这一论断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不仅是“需要”的数量增加，而且应包括“需要”的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关于这种需要，中共八大的表述中用的是“经济文化需要”，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论断中用的是“物质文化需要”。“物质文化”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既然人民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那么我们的认识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质文化”已成为一个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而有着具体时代内涵的特定概念。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落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只有摆脱了不发达状况，我们才可以进入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少人把“生产”理解为“生产力”，这是明显的误读。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并不因此就忽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
改革实践在推进，经济社会在发展，人民的需要在增长。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一方面，人民有着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比较落后，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人的全面发展还任重道远。那么如何解决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总的来说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靠全面建设和统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其次，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应对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可供参照的发展模式。在这项伟大事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认清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变革问题，因为这是确定和调整工作布局、战略任务的认识前提。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邓小平于1985年9月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总体认识，也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论断的发展。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2000年5月，江泽民在分析“三个代表”要求提出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这里，已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全面考虑“多样化”趋势的影响了。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迎来了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指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就当前我国社会变革的特征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四个深刻”的准确判断，为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宏观轮廓。以此为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八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改革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统筹问题，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越来越突显出从全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治国理政思路。抓住改革发展中的新机遇，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准确把握“四个深刻”变化和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为认识起点，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但对于什么是“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增长不等于发展，改革实践中我们长期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问题。现在，问题的积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问题，否则不仅经济难以长期持续增长，而且有可能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难、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党和政府及时地研究了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如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管理、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客观上要求将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正是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特征及改革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突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必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