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十一五”期间，我们按照石鼓区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根据农民需求，有针对地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现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成绩
1、成立了工作机构，为促进农民科学素质行动有序有效进行，成立了农办主任XXX任组长，XXX、XXX、XXX副主任任副组长，办属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XX区农办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区农办，XXX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农民素质行动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工作。
2、促进了工作落实。在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制订了行动方案。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湖南省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和《XX市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制订了《XX区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并按照行动方案开展工作;二是开展了科技下乡活动。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种养水平，今年，我们结合农事活动，开展了送科技、送法律、送政策等活动。据统计，今年“十一五”期间，共送科技资料2.51万份，送法律读本1230册，中央1号文件小册子500册;三是实施了科普惠农行动。今年我们帮
1 助XXX、XXX等7个村建立了“科普知识宣传”专栏，让农民随时都可以从中学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需要了解的科普知识。同时，在科普知识宣传时，出动宣传车28台次，张贴标语1280张，悬挂横121条，发放宣传资料13100份;四是举办了农技培训班。我们结合农事季节和种养农户的需求，共举办大棚蔬菜，畜禽疫情与鱼病防治等农业实用技术班38期，培训农民7350人次，通过农技培训，让参培人员都掌握3-4门农业实用先进技术。
二、存在的问题
在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行动工作经费问题。二是培训难度大，因为留守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他们科普知识慢，敏感度不高。
三、下步工作打算
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为:文盲或半文盲占6.65%,小学文化程度占24.91%,初中文化程度占53.63%,高中文化程度占13.16%,大专以上占1.65%。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市名山区,全区现有27万人口,其中有24万农民,一个典型的丘陵农业县,其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全国情况也大致相同,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中,其年均收入与其文化程度对比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低学历、初等学历农村劳动力所占比例最大,收入却不高,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很小,收入却相对较高,而经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职业农民,因为接受新技术快,成果转化率较高,收入就比较高,有少数职业农民收入是低学历农民的数十倍,差距悬殊。
很显然,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其文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农民个体文化素质的差异,最终会在他们的劳动所得上体现出来。偏低的文化素质严重制约了农民接受新信息、新技术的能力,进而制约了绿色农业、高效农业、集约化农业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止步不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于乡土人才的累积。
2 农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方现代农业比较发达国家,有经验表明:农村劳动力接受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时间每增加1 a,可使GDP增加1.5%左右。
在我国,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没有接受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教育,因此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弱。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大多数农村,农民获取农产品供求信息主要渠道是广播电视、集市市场、基层组织以及农户之间互相交流等,65%的农户从广播电视获取市场信息,35%的农户从集市市场、基层组织和友人之间的交流获取,而由于电脑和网络知识匮乏,仅有不到2%的农户从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平台自助获取市场信息[1]。大多数农民还是通过长辈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原始方式来掌握和运用农业职业技能,从事简单原始的农业生产,这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的运用和掌握在农村存在巨大的障碍,直接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生产力的提高。
在今天,良种培育、转基因、植物保护和农产品加工等新技术已经能够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在确保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还能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去接收和转化,这些成果都仅仅停留在实践阶段。一个文盲遍地、愚昧无知的农村要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是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要加快农民职业技能培养,提高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这将对推动农业转型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
3 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有着数以亿计的农民,按理说,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廉价、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是一笔不可或缺的财富,然而,由于这些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素质低、质量差,不但没有形成财富,相反却成了一种负担。
1)多数农民学习运用农业科技的能力较差,无法很好地接受新知识,农业生产粗放分散、只能生产初级农产品,不能进行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产品深加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困难。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低素质是导致雅安市名山区和全国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这样一种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结构已经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2)少数高素质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农村优秀人才更显匮乏。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流动与其文化程度、年龄成正比,如今新型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户籍改革、社保改革全面开启,农民进城的束缚进一步解除,再加上繁华都市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民大量涌向城市,留在农村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主要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知识、有文化、会经营、懂技术的农民精英更是凤毛麟角,这种“386199”现象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十分普遍,农村人才流失愈演愈烈,长期下去“谁来种地”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农业生产将后继无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农村经济的发展。
4 整体提升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是振兴农村经济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是否具有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能否整体提高。
4.1 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创新农民科技培训
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选择就业的机会就越大。目前,农民职业教育举步维艰,处于经费短缺、设备落后,手段单一、生源萎缩以及师资匮乏的境地,要以这种局面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显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需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切实加强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引导,支持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化配置农民职业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形成一套严格高效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对在一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层次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和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幅度提高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占比[3]。
4.2 创新农技推广模式,全方位服务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升
传统的农技推广模式主要是靠一线农技人员的现场培训与指导。但机构改革导致了农技推广出现“人散、线段”的局面,农民要获取前沿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即时的市场供需信息只能是道听途说,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都没有可靠的保障,信息和技术的缺失使得生产效率得不到有效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备受打击,丧失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5 结语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农业从业者能够迅速准确的把握市场脉搏,低素质受众和传统的技术传递模式显然无法适应。近年来,国家在对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方面付诸了切实有效的行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阳光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诸多政府行为逐步为新时期农民素质提升探索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摘要：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和核心,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我国农民综合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运用先进技术成果,进行规模生产,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就农民文化素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民,文化素质,农村经济
参考文献
[1] 刘鸿儒,肖茸.陕西农村现代农业情况调研[EB/OL].(2007-04-20)[2016-05-11]http://www.sei.gov.cn/Show Article2008.asp?Article ID=94974.
[2] 郭亚军,郑少峰.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6(3):142-147.
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目前导致农民就业困难的因素很多，而理论研究的非科学性是其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从７个方面对理论研究的非科学性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以期更正理论研究的航向，为尽快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理论研究；非科学性；农民就业；问题；表现
1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不应该存在农民问题,也就不存在农民就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我国人民一提到资本主义生产，便在头脑中油然跃出一幅清晰的画图，以及随即而出的有关种种概念：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直接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不断排挤出大批的失业工人；以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资本的鲸吞或破产，或者由于资本投资方向的改变，不断造成工人的失业或流动；在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当危机到来时，工人大批失业，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在复苏到高涨阶段时，就业增加，资本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应当说在以上几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工人的失业、待业、流动或转移，以及在这种过程中生产力所受到的破坏和劳动者所承受的苦难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为基本原因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调节的实行，社会则有可能赋予每个劳动者就业和尽其所能的劳动权利，并根据社会生产的需要把劳动力分配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从而有效避免资本主义那样的工人失业和频繁流动。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基于以上认识人们通常就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流动和转移看作社会宿弊，而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要的劳动流动和转移视为重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似乎人为地劳动的稳定和凝固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或计划经济的要求。基于这种认识在实践中我们采取用工统包，招工统配的就业制度，使人员无法进行合理的流动。在农村则实行土地上的自然就业，这也是一种包下来的就业制度，这样形成中国特色的二元就业结构，尽管用工单位用不了这么多人，但是在这种就业制度下看不出有人失业，而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就业量由于实行集体经济，所以也无人去关心土地上的实际用人量，这样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掩盖起来。
2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理论界、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就使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对就业与失业置之不理,甚至提出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存在失业的现象。既然不存在,学者们也就用不着去研究。再说就业与失业是两种制度优越性比较的分水岭。特别是人口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尽管提出的人口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不科学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思考: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马克思也是承认的，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导致失业经常发生的根本原因。可惜,我国理论界在盲目排外思想的指导下错过了控制人口最佳时机的研究,给当前人们的就业带来劳动力供给偏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增加了农民就业的困难。
3重视一般生产研究，忽视生产一般研究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一向重视和习惯于“一般生产的研究”，即对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的研究，并通过对比法得出资本主义如何、社会主义如何的种种结论。这种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2]。但是我们在重视“一般生产”问题的研究时，也必须注意“生产一般”问题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２]。“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象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于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在重视资本主义一般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不同社会制度下生产一般，即某些共同规定的研究，并指出：“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2]。但是我们忽视了生产一般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往往是牢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差别，但却忽视了甚至否定了生产一般意义上的某些共同的规定性，或者叫做统一性。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过剩人口、失业大军、流动过剩人口等范畴时，一方面是从生产关系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指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马克思所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指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马克思的设想是不一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下才能根除这种宿弊。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说明劳动的流动和转移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以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械、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3]。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排除掉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特定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劳动者的失业、劳动的频繁流动和转移这些不合理的成份之后，还有一个因近代工业技术基础不断革命而引起的劳动的流动和转移，以及流动和转移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待业是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按照目前的说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无关。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同样存在劳动的流动和转移，也同样存在失业待业问题。而这种失业待业不存在阶级差别，也就是说农民同样存在失业问题。
4把农村社会当作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来研究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得广大农村社会的运转同城市截然不同，导致学者们把众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就业与失业方面，而把农村社会当作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当作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一个源泉来看待,在实践中用土地上的自然就业(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农村就形成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每个成员都有权在土地上实现自然就业)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使众多的农民在低水平上维持生存，农村表面上呈现出一幅平静的画面，所以农民就业问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也就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这就为当代中国农民就业困难埋下了隐患。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终于浮出水面。特别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尤其是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才能够自由流动,从而出现了失业与职位并存的局面,即城市里出现了有人没有工作可干,同时又存在着许多职位没有人去干的现象,这些职位大多是脏累差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想到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由此开始了对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
5理论研究的依附性
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但是不同时期指导思想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因此，农民就业问题就服从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导致理论研究没有寻找到农民就业的规律性，从而使得农民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6理论研究的滞后性
对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得拥挤在狭小土地上的众多的农民的就业问题终于爆发出来。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其实这是表层研究，没有深入到实质性的问题，后来出现了民工潮才逐步涉及到就业体制问题，在农民收入同城市居民收入拉大的情况下，才涉及到公民待遇问题，最后才意识到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这表明理论界的研究始终落在农民就业问题各个时期不同表现的实际情况的后面。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理论研究必须要有超前性，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而不敢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7理论研究往往与政治挂钩
以往即使有的学者看到了中国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他们也采取前车之鉴,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给广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众多的研究人员)以极大的心理创伤,使他们的研究避开了与政治的牵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任何理论研究特别是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研究上应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不应该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成果。目前可喜的是在我国理论界终于承认了失业问题的存在，但是农民的失业问题是如何定性的，如何计算的，目前我国官方统计仍没有给予正面回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许涤新.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8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第87～88.
[6] 马克思.资本论［Ｍ］.第1卷第533～534.
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基于河北省398位农民的问卷调查，对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及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教育培训参与半低、培训时间短且缺乏连续性，培训渠道及培训形式相对单一。教育培训供给不足、内容供求错位、时间安排不合理等等因素制约了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更倾向于接受短期的、与所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培训。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民教育培训 河北省
建设新农村贵在以人为本，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了解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教育培训情况，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于2007年8月组织了以“农民教育培训”为主题的农户问卷调查。问卷涉及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三个方面的内容。遵循调查对象设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样本覆盖河北省11个地市，共设计选择了99个县(市、区)，198个乡镇和396个行政村(每个地市选择9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乡，每个乡选择2个村)为调查地点，调查对象为随机抽样选取的农户。按照拟定计划，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21份，其中有效问卷398份。从调查内容及被调查者的分布情况看，本次调查具有内容丰富、涉及地域广等特点，在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需求问题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
(一)农民教育培训参与率低、培训时间短且缺乏连续性
通过对398个农民的调查，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有246人，占61.81％，其中只有52人在2004、2005、2()06连续三年参加了各种农民培训，仅占被调查人数的13.07％。就农民教育培训的天数而言，被调查者在2004、2005、 2006年所参加的培训天数为1-7天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57.07％、51.78％和42.68％。可见，仍有许多农民没有参加过教，育培训，同时农民教育培训时间较短且缺乏连续性。
(二)农民教育培训渠道及培训形式相对单一
农民教育培训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政府部门、大中专院校、专业协会、龙头企业、民间培训机构等多种培训渠道。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渠道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农民职业培训与农技推广、农业科技宣传与普及。调查显示，在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中，35.77％是通过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28.46％是通过民间培训机构，16.63％是通过专业协会，10.83％是通过大中专院校，仅有8.31％接受过龙头企业提供的教育培训。课堂讲授和现场实习是较为主要的两种培训形式，分别占39.80％和37.56％，而参加过网络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培训的仅占5.47％，可见这一现代化的培训手段还未得到广泛应用。
(三)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更受农民欢迎
目前影响农民增收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制约因素，仍然是缺乏技术和创业技能。通过对“您接受过的培训类型”问题的回答发现，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调查者中参加过培训人数的40.80％，参加过实用技术培训的占35.80％。其他依次是学历教育、管理培训、综合培训。说明农民更加希望具有一技之长，倾向于接受能够直接增加收入和便于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培训。
(四)农民教育培训效果显著
当问到“通过参加培训是否有助于增加收入”，有41.46％的被调查者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于增加收入作用明显，同时回答“有一些作用”的占54.07％，在被调查者中仅有4.47％的人认为作用不明显。同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也能从一个侧边说明培训效果如何，在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中，对于“您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的问题，回答“比较满意或十分满意”的占54.38％，回答“一般”的占37.80％，而回答“不满意”的仅占8.54％。说明河北省的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仍有部分农民对教育培训不满意，没有达到他们的需求。
二、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分析
(一)教育培训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途径主要分为政府行为、学校行为、民间行为，且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在总体上农民教育培训供给仍然相对薄弱，且各种渠道的发展状况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调查显示，43.97％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地缺少学校。可见，学校为主体的供给途径发展不足，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层次、多结构的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渠道。
(二)培训内容供求错位
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从总体上可分为农业技术培训和非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由于立足农业的总体设计与要求，所以各种渠道的教育培训基本围绕农业技术方面，对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三产业领域内相关职业技术的培训则相对较少，这虽然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职业分化的现实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有所差距，影响了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调查显示，35.18％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合适的内容是影响其参加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培训内容的供求错位已成为影响农民教育培训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农民教育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
受农业生产规律及农民日常作息规律的影响，农民教育培训时间安排得合理与否，影响着农民参与教育培训的机会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教育培训参与率的高低。调查显示，27.14％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培训时间安排得合理与否成为了限制农民教育培训有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培训费用超出农民承受能力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而部分职业技能培训价格及职业技能鉴定费用却相对较高，如电焊工和车工的培训费用分别高达500元－600元和750元，技能鉴定费分别为305元和3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调查显示，2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培训费用太高，已经超出了农民的可承受能力。
三、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分析
(一)教育培训目的——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
对于“你参加教育培训最主要目的”，本题限选选三项，按照第一个选择的赋3分，第二个选择的赋2分，第三个选择的赋3分，乘以各自出现的频率经加权所得分数见下图。按加权分数排序，增加
收入和技能培训比重最大，然后依次为：得到尊重、获得政策扶持、获补贴、获学历、获证书。可见农民希望通过参加教育培训来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 反映了农民急于致富的心理。
(二)教育培训内容——与所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当问到“您期望哪些种植业的培训”时，回答“粮食”的占57.79％，同时需要注意的是398份调查问卷有280份回答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来源于种粮，占70.35％，可以看出农民对于种植业的培训需求与所种植的作物密切相关，粮农希望通过获取更多的关于粮食种植方面的技术来增加粮食的产量、提高粮食的品质。回答“蔬菜”的占20.35％，说明目前蔬菜生产进入了由数量扩张向提升质量、提高效益的新阶段，菜农希望通过培训掌握名、优、特、新品种蔬菜的种植，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伴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农民希望通过多元化的种植达到增收的目的，比如回答“特种经济作物”的占11.56％，回答“水果”的占10.30％。
对“您期望那些养殖业方面的培训”问题，共设计了9个选项，各选项的排列顺序为：猪、鸡、羊、牛、特种养殖、水产养殖、鸭、鹅、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被调查者中对于猪和鸡的养殖培训需求共占51.49％。说明农民对于大宗畜禽的培训需求更为迫切。
当问到“您期望哪些非农方面的培训”时，其中回答期望“机械、运输、建筑”这三方面职业技术培训的共占47.88％。因为机械、运输及建筑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行业，这也说明了农民期望通过这些培训获得更大的就业机会。回答期望“农产品加工或农产品贮藏”方面的培训共占24.05％。需要注意的是，398份问卷回答家庭主要经营活动为种植业或养殖业的有316份，占79.40％，说明农民所期望的非农方面的培训与家庭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农民希望通过农产品的深精加工培训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对安排非农培训的种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受观念的制约，农民对餐饮、家电、家政、美容美发、服装、旅游、营销、通讯方面的培训需求相对较少。
(三)教育培训层次——短期培训
当问到“您期望接受的教育培训层次”时，有47.74％的被调查农民期望接受短期培训28.14％的期望接受一事一训，愿意接受证书培训的为21.11％，而愿意接受学历教育(中专或大专以上)的仅占3.01％，而可见目前农民培训需求以短期为主，证书培训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与上一个问题相印证，对“您愿意接受的培训时间”问题，回答“一个月以内”的共占90.95％，回答“一个月以上”的仅占9.05％，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农民以短期培训需求为主。
(四)教育培训形式——现场实习
当问到“您喜欢的培训方式”时，回答“现场实习”的占39.80％、回答“面对面讲授”的占37.56％，调查结果表明，面授形式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其中现场实习的形式最受农民的认可，因为现场实习的针对性强，并且授课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电视广播、VCD学习等只能作为以上两种形式的补充。
(五)教育培训费用——100元以内
培训费用的高低是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一个直接因素。当问到“您认为可以接受的教育培训费用”时，共有97.24％的被调查农民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在100元以下，仅有2.76％的能够接100-200以内的培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能够接受200元以上的培训费用。可见，尽管农民对于教育培训潜在需求巨大，但是现实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民对自己想学习和掌握的致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金的限制。
(六)教育培训地点——就近
对“你愿意接受培训的地点”问题，回答“本村或乡镇”的共占56.03％，在这其中选择本村的占38.44％。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希望本着就近的原则接受培训。因为这样培训人员可以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升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和自我发展能力，使得农民既可以方便的接受培训同时又能节约交通费用。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对河北省398位农民的调查问卷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的结论与建议：
(一)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农民教育培训长效机制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渠道投资机制，从而不断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增加教育培训供给，进而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参与率，同时缓解农民有限的收入难以支付较高的教育培训费用的情况。
(二)在农村广泛开展短期教育培训
农民对教育培训需求短期稳定性较大。短期培训是现阶段农民教育培训需求面最广、人数最多的一种教育形式。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效益农业的深入发展，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望越来越迫切，短期培训以其时效性、实用性较强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农民求实、求知、求富的需求。
(三)培训内容和方式应贴近农民需要
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应从培训内容和方式上向贴近农民、适合农民和方便农民的方向发展。根据区域特点，建立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动态管理模式，围绕农民主要经营活动和资源优势，采用有效的培训方式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及职业技能等的培训，进而从总体上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作者：张丽丽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
赵邦宏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姚开建
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民培训;问题;培训体系
[作者简介]韦云凤，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盘明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7
[文献标识码]A
一、广西农民培训工作现状
(一)培训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广西把强化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作为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大举措来抓，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以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为主要形式的规范性农民培训不断增加。“十五”期间，广西新增“绿证”学员75.17万人，新增持证农民60多万人。“九五”、“十五”十年间，全区累计“绿证”培训人数达140万人，持证农民超过100万人，达到了每10户农户有1名持证农民的目标要求。
跨世纪青年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先后在广西28个县(市、区)实施，共设置1942个教学班，培训学员10.8万人，经考核合格，发证9.49万人，培植核心农户l万户。项目学员大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农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据金城江区、柳城县、灵山县、岑溪市等农经部门抽样调查，学员户的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一般农户。
2.全面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广西紧紧围绕农业结构调整，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紧扣农业生产季节进行大面积的实用技术培训，累计培训达1500多万人(次)，使全区种植业劳动力每年每人接受1次以上的实用技术培训。
3.开始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04年，全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08.7万人，培训后转移就业82万人，培训转移就业率75.5%，其中阳光工程培训8.3万人，转移就业7.7万人，转移就业率92.7%。全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655.2万人，比2003年增加66.5万人，增长11.3%。2004年全区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464.7元，比上年增加67元，占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2%。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达120万人，其中职业技能培训超过60万人。培训工作在全区14个市、106个县(市、区)全面铺开。
(二)培训资金来源仍以政府投资为主
各地对农民的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2004年全区共投入农民培训经费4617万元，其中国家六部委投入广西阳光工程800万元，各级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3817万元。2005年全区投入农民培训经费6281万元，其中国家六部委投入广西阳光工程1200万元，各级财政、培训机构及社会资金投入5081万元。
(三)培训方式多样化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农民的需求不同。广西在开展农民培训中，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探索了各种培训方式。
1.“公司+培训班+学员”培训。在龙头企业设置培训班，搭建“公司+培训班+学员”的联盟关系，既明确龙头企业对学员的技术培训义务，包括物化技术的供给，又通过技术纽带使企业与学员的合作关系得到维系和巩固。岑溪市以市外贸养鸡场为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培训班+学员”的模式，2004年从项目培训班中选择450名学员作为养鸡专业户与公司签订合同，由公司发放鸡苗、饲料，提供生产与防疫治病技术、回收产品，每个学员每批饲养肉鸡1000羽以上，一年2～3批，每羽可获纯利2～3元，一般情况下每个学员每年养鸡纯收入近万元。而且，这种方式使企业、学员双方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作为企业，由于其生产者是经过规范培训的青年农民，技术到位，生产环节有保障，经营效益高;作为学员，由于投资少，主要是技术和劳力的投人，风险也小。
2.“专业协会+农民”培训。把农民培训工作与各种专业协会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解决了培训的组织载体问题，大大提高培训效率;另一方面，拓宽了协会的功能，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及协会的组织能力和强度。如永福县建立了农产品流通、葡萄、罗汉果、柑桔等协会27个，共有会员1804人，所有会员同时又是培训班的学员。每月定期集中培训、交流信息，并通过协会组织销售，柑桔协会年销售柑桔1300万公斤，占总产的52%。
3.示范基地培训。示范是技术推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广西各地根据自身的产业布局情况，在各乡(镇)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开展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在学员中进行推广。每个学员在教师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生产基地，将学到的先进种养技术组装到基地中去，并通过自己创办的产业基地开展技术示范，向周边农户辐射，促进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推广普及。这些学员不仅自己成了农业产业开发的领头人和获益者，同时也成为农村最基层的编外技术推广员。他们不仅以自己学到的知识、技术为乡亲们服务，更以自己开发的产业、创下的业绩为乡亲们树立榜样，产生了极强的“能人效应”。
4.现场技术指导和咨询。组织农业专家、技术员深入村屯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咨询，具体指导解决农民在种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柳江县流山镇设农户科技“110”热线，为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5.专业专题培训班。根据季节农事活动，为农民开展种养专业实用技术培训班及劳动力转移职业技能培训班。如2005年6月，田阳县头塘镇开办了“农家课堂”。根据夏季农事特点免费培训农民学习了养兔、养蛙、养鱼等技术。
6.订单培训。充分发挥培训基地办学优势，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培训基地与合作企业签订用人合同，根据所订合同确定培训人数，确保受训合格的农民100%就业。2004年，博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就与广东9家企业签订了1.15万份用工合同，按“订单”开展培训。
7.“校企联办”。由企业出资、派教师、出实习场地和设备，培训基地负责组织和提供培训场地，共同培训农民工，走出一条“企业搭台，学校唱戏，农民增收”的转移培训新路子。2004年6月，兴安县普天技工学校引进深圳百真圣实业有限公司在普天基地办厂，生产电子彩灯，100多名农民工经学校培训后立即上岗就业。
(四)培训内容不断扩展
农民培训内容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扩展到二、三产业的职业技术。
1.以培训农业生产技术为主的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绿色证书工程，对农民开展了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营销知识和农业法律法规等内容的科技培训。经过两年300个学时的培训，1～2个生产周期的实践，学员较全面地掌握l～2门种养加工技术。同时，还具备了一定的农村政策法规、公民道德规范、经营管理等知识，真正成为懂科技、会管理、有觉悟的新型农民。
2.以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的“阳光工程”，对农民进行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引导性培训;按国家职业标准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包括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缝纫、保安、汽车驾驶等。
二、农民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广西农民培训工作在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还存在以下问题：
1.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认识不到位，引导扶持不力。抓好农民培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理应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重要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农民培训工作仅停留在口头上，涉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有些基层领导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培训是农民自己的事，可有可无。相关的政策、措施不到位，运转不灵，农民培训还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
2.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经费作支撑。由于认识上存在偏差，在农民培训经费的投入上随意性很大，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有些县市由于财力紧张，基本无专门的经费投入，培训资金缺乏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和培训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培训单位积极性不高。有的培训单位对农民的培训程度随意性大，往往以经费为限，经费用完，培训班结束，而对农民是否掌握技术一概不管。现有的培训规模小、档次低，远不能满足农民掌握高新技术及日益增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要，对农民培训仅限于眼前，缺乏系统性的长远规划。
3.对农民培训管理不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不够。农民培训、就业的组织管理目前还未理顺，政出多门，责任不落实，与此有关的部门间缺少沟通，配合力差，还未建立起管理、培训、指导、服务等功能协调的专门机构。表现为目前外出的农民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用工信息、就业指导与跟踪服务措施跟不上，农民培训与管理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
4.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和高水平的培训教师队伍。对培训机构的考核与监督不力，农民培训质量无保证。
三、新型农民培训体系的构建
农民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面宽、量大，行业和工种众多。仅仅依靠几个政府职能部门、培训机构及社会办学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针对当前广西农民培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结合国情建立新型的农民培训体系，规范农民培训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培训资源效益。新型农民培训体系由政策支持体系、组织管理体系、培训模式体系、教学计划体系等构成。
(一)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
建议国家出台支持农民培训的法律、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成立“农民培训基金”，中央、省、区、县每年按农业人口从财政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构成“农民培训基金”，把农民培训当作一项公益事业来抓。同时采取激励措施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农民培训，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培训投资体系。
通过立法和政策支持农民培训已被多数发达国家实践，并被证明为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举措。如英国规定，农场工人上课时间的工资由农业培训局的政府基金支付，农场主不用支付;法国规定，农民或农业徒工在参加培训期间，由政府或有关农业专业协会组织的培训基金会发给补助费;澳大利亚《培训保障法》明确规定，年收入在25万澳元以上的农牧企业(场)雇主，应将其工资预算总额的15%用于培训;加拿大和德国政府让企业把花费的培训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待企业售出产品时再对其减免税收;德国农民在参加培训时，可免交杂费并获得伙食补贴;在丹麦，为了鼓励农民学习新知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当农场主外出学习而请帮工时，政府还会为其负担一部分帮工费用。
(二)建立培训组织管理体系
建议成立由农业部门牵头，财政、教育、劳动保障、建设、科技、计划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办学力量广泛参与，运转灵活的国家培训管理体系;建立全国认可的农民培训证书、学位框架体系;建立农民培训机构考核与认证制度，把就业能力作为培训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培训组织管理体系的构建上，澳大利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培训工作，专门设立了“教育、培训就业与青年事务部”(DEEF)和“国家职业培训局”(AMIA)，实施规范有序的职业培训管理。澳政府还建立了全国认可的内在一致的证书、文凭和学位框架，即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AQF)，通过不同种类和层次课程的相互关联和学分互认，基本形成了互相连接的教育通道和就业通道，使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内容。
(三)创新培训模式
培训模式包括培训方法与培训资源整合。实践证明，依托产业开发运行过程，通过集中授课、现场观摩、示范带动、跟踪指导对农民素质提高效果显著。但就近期而言，完全依靠财政资金开展培训是不现实的，应充分调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经济能人的积极性。如澳大利亚规定，地方经济能人每两周至少要给同行上一次培训课。同时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多方筹措培训资金，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的良好局面，如组建农民培训志愿者队伍、通过募捐建立培训基金、利用职业院校的教学设施等等。
(四)建立农民培训计划体系
当前农民培训内容普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农民只能掌握零星的技术，不利于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新型农民的产生。因此，农民培训工作应从源头抓起，设计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实用技术相衔接的教学体系，对落榜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集中培训，实行“绿证”换“红证”的办法;依据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及转移就业等对农民素质需求，设计教学计划，明确教学内容、时间与教学目标;开发一些以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的“乡土”教材。使农民培训真正适应产业化发展需要。
[责任编辑：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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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素质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他们就业。然而，当前的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缺陷，要切实提升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就业培训服务机制，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创新多元主体参与的路径，并探索其他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模式。
关键词 农民工；就业培训；政府购买服务
20世纪70年代，由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得欧美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欧美国家掀起了探索提高行政效率与服务质量的行政改革，在此改革过程中探索出了“政府购买服务”这种新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与政府治理路径。政府购买服务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措施，中国难以避免地加入了此次行政改革全球化进程中，此项新公共管理措施很快便受到一些中国地方政府青睐并被采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陆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到2010年期间，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我国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方进行公共服务改革的一条主要思路。
一、政府购买服务研究简述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政府购买服务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国内学者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意义、机制与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及少量的实证研究。
（一）政府购买服务的涵义
学界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概念纵说纷纭，尚无统一定论，笔者比较赞同以下观点：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把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部分社会服务，通过合同出租、业务分担、共同生产或解除管制等方式转交给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社会法人团体，由这些团体按照合同要求和“成本—效益”最优方式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主要承担财政资金筹措、业务监督和绩效考评的责任[1]。此定义比较全面，其一，明确了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由政府向私营公司和社会组织转变；其二，指出了政府与服务直接提供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三，强调了代理者须按合同要求、“成本—效益”最优方案提供公共服务给公众；其四，突出了政府扮演财政资金提供者、绩效考评者和业务监督者的角色。如此，政府便从原来的既是公共服务提供者又是生产者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监督和考核上。基于以上四点原因，笔者较赞同此类观点。
（二）述评
首先，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概念的分歧。由于各观点定义政府购买服务时，其理论依据与视角不同，因而其概念便有所区别也不足为奇，这也是仁者见智。其次，关于监督机制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我国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出现监管难困境，但是对于如何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发动哪些社会力量、如何界定这些社会力量、如何构建这些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的途径、如何保障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等监督方面的问题少有研究。
目前，对于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购买岗位和培训成果来安置下岗工人等失业人员。余迎广就把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定义为，“下岗失业职工经过培训达到上岗要求，考核合格后，所需培训费由政府支出，其实质是由政府出钱对下岗失业职工参加培训提供经费补助，鼓励他们通过培训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竞争力，尽早实现再就业[2]。”显然，当前的研究对象范围过于狭窄，可以把研究对象范围扩大为广大的就业困难群体，诸如农民工和大学生。
二、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作用
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提高就业培训的效率与质量和满足农民工多元化的就业培训需求。
（一）促进政府转变职能
当前，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农民工就业培训作为准公共产品，虽然也要政府提供，但这并不意味由政府直接生产，政府可采取市场化工具向社会组织购买，在此过程中扮演安排者的角色。“传统政府治理中的一个误区是忽视服务提供和生产间的区别，即错误地认为如果政府放弃了服务生产者的功能，他自然就放弃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对那些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是一个安排者，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或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3]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而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4]。政府购买服务符合我国政府转型与职能转变的要求，可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把原本自己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转而向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购买，尤其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直接生产者转变成各种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逐步扩大，可以促进社会组织提高“生产”公共服务的能力，促使社会组织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来获取政府订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既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资金来源，也为社会组织扩展了发展空间，有利于“政府—企业—社会”三元结构的形成[5]。
（三）促进就业培训效率与质量提高
传统的就业培训服务供给机制中， 政府大包大揽，既负责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又负责具体组织农民工就行就业培训。在此机制下，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就业培训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均比较低。借助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将专业的机构、人员和工作方法引进就业培训服务领域， 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行运作，打破政府对就业培训服务的垄断，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形成参与主体多元化、提供的服务多样化与职能互补的就业培训服务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进而有利于实现就业培训财政效力最大化。政府购买服务体现了新形势下我国政府转型和政府职能转换的要求，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6]。
（四）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
除了能够降低培训财政成本、提高培训服务效率与提供优质培训服务的优势之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还有其他各种优势。面对约2.5亿农民工日益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政府需要不断探寻符合农民工各种不同就业培训需要的服务生产者。由于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的限制，而具有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优势。但是较之于政府而言，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势并不限于我们所理解的民营化的成本节约，而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服务质量，它能很好地弥补政府在很多服务领域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对于政府面临的日益复杂多元的公共服务需求而言，推动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有效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手段[7]。
三、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运行机制与问题
2004年，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南京市、无锡市和深圳市等地方政府便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政府购买服务的流程参见图1）为农民工供给就业培训服务。截至目前，各地政府供给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主要形成了传统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后文简称传统模式）和就业培训券模式两种。
（一）传统模式
传统模式的运行流程参见图2，其具体操作方式是：第一步，政府部门制定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方案；第二步，政府依据方案选定满足条件的农民工和培训机构，并确定每个培训机构的培训指标；第三步，选定的培训机构根据自身培训计划和专业在确定的指标范围内招收农民工，并对农民工开展培训；第四步，在培训结束之后，政府依据既定评估标准对培训后的农民工进行评估；第五步，政府部门依据各培训机构的名额和评估结果向培训机构发放培训经费。传统模式实质就是政府给予培训机构补贴，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在这种传统模式中，政府部门是委托者，培训机构是代理者，由于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进而影响培训效果；此外，政府部门对于培训机构难以监管，很难达到预期培训效果，即便达到预期效果，农民工技能得到大幅提升，传统模式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针对性较差的固有缺陷——农民工实现就业，而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就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从全国情况看，大部分地方采取的主要是传统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
2006年贵州省开始农民工就业培训试点，在没有制定文件、没有确定监管措施和没有资金补贴办法等情况下就让少数省级认证的培训机构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试点工作。贵州省农民工就业培训存在多部门搞培训的局面，各部门之间缺乏组织和协调。其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扮演一个独自确定培训机构名单、独自核定培训质量和独自决定是否拨付培训资金的多重角色。然而，在2008年贵州便立案查处150多件培训系列贪腐案件、170多人涉案，涉案人员中既有基层办事人员，也有杨锦福这样的副厅长。贵州培训窝案成为农民工就业培训中的一例典型反面教材，不但浪费培训资源，而且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纵观贵州培训窝案，其根源在于政府未能树立正确的农民工就业培训目标、前期准备不充分、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的各政府部门组织协调不到位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当然，培训机构资质差且自律性不强和农民工没有正确对待就业培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就业培训券模式
2003年浙江省首开我国就业培训券模式先河，最先使用就业培训券实施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为解决突出的农民工就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陆续采取就业培训券模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就业培训券模式的流程参见图3，其操作方式是：第一步，地方政府依据辖区的情况，通过调研确定需要培训的农民工情况，制定培训方案，制作一定面额的就业培训券，确定就业培训券的领取条件；第二步，依据既定标准选定满足条件的培训机构，并把选定的培训机构名单及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第三步，政府发放就业培训券，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持所需证件到政府部门领取就业培训券；第四步，领取了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依据个人情况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情况选择培训机构和专业；第五步，培训机构对报名的农民工开展就业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收取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以抵作培训学费；第六步，培训机构持就业培训券到政府部门领取培训经费。
由于就业培训券模式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比传统模式更加激烈，因而，它较之于传统模式可能会大幅度提升培训质量。但是，从此模式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就业培训券模式推广的范围几乎都局限于县和地级市范围内，而在此范围内的培训机构是比较有限的，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的选择，于是很多地方便出现了“供给方缺陷”的窘境；第二，即便是就业培训券模式能够大幅度提高培训质量，但是，并非就会产生良好的培训效果，因为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并非只是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其根本目标是让农民工实现就业，否则就要出现目标置换的境况，此模式仍然存在与就业脱钩的情况，所以此培训模式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不强，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当前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缺乏培训资金，培训经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便指出，我国需要培训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到2008年底，中央补助资金32.5亿元同时带动地方投入培训资金30多亿元，而有培训需求的人数达5，000多万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8]。据此便可以粗略的计算出平均每个农民工所能获得的培训经费仅120多元。在当前就业培训市场中，政府难以凭借120多元购买到针对性与实用性兼具的就业培训服务。
四、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
政府运用当前两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取得一定的成绩，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有所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时间过短，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今后仍需不断强化就业培训[9]。从国内外政府购买服务的成功经验看，今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完善运行机制
在传统模式下，贵州培训窝案暴露出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存在机制缺陷，要发挥就业培训项目应有的功效，首先必须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运行机制。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实践较为成功，其成功经验主要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章制度，对购买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流程设计，构建购买过程的监督体系，实现信息公开、公众评价和动态管理，推动社会组织合作，提升购买者的资质和激活社会资源；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以公众选择作为服务购买活动的起点；健全公共服务购买目录筛选机制，将购买内容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之上；健全服务购买的招投标机制，推动购买过程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健全多方互动的动态项目实施机制，进行过程控制和监督；健全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实施质量管理；建立项目承担组织末位淘汰机制，加强项目的后期管理[10]。
因此，开展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项目，可以借鉴国内各地政府购买服务的经验，建立健全就业培训服务的需求调查机制和就业培训专业筛选机制，以农民工的需求与就业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购买就业培训服务的招标与投标机制，以确保培训机构的独立性与培训市场的竞争性；建立健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以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建立健全就业培训服务绩效考核机制，以尽可能实现就业培训财政效力最大化；建立健全培训机构淘汰机制，以确保较高资质的培训机构参与就业培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杜绝出现就业培训贪腐情况。
（二）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
从近年来发布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法规、规章和政府文件显示出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切实措施。诸如宁波等地已经开始着手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尽早完成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就业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而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要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各级政府需要不断加大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政府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必然要高度重视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咽喉”路径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政府应加大培训经费投入，确保农民工能获得针对性与实用性较强的就业培训服务。在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过程中还应加强对于培训资金的监管，培训资金流动应该透明化，避免出现类似“贵州培训窝案”的贪腐和骗取培训资金的案件。
2012年11月3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武汉宣布，“中国公共采购网”正式开通，该联合会副会长程远忠指出，“力争到2015年，建成中国最大的电子化公共采购交易和服务中心，采购规模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实现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与透明；2011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1.1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11%，包括教育、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铁路、交通、能源等，则超过5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公共采购市场，但存在规范化不够、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够高等问题。”可见，我国正在加大政府采购（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投入，政府力图通过建立“中国公共采购网”克服当前规范化不够、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够高等问题，使政府采购（包括政府购买服务）逐步实现规范化、透明化和高效化。另外，2012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强调：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加大就业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就业资金支出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这些都显示出政府在解决作为困难群体的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决心，政府必将加大资金投入，并且资金的投入使用将更加规范、透明与高效。
（三）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的理论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提到，要建立健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但是鲜有学者研究出如何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实效性和针对性较强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机制所涉及的主体应该不仅仅包括政府、培训机构和农民工，还应该包括用人单位（主要是招收农民工较多的中小企业）和社会组织。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主要是向培训机构购买就业培训服务，最终目标是通过农民工接受培训机构的就业培训之后能顺利走向用人单位就业，引入用人单位这一主体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向培训机构下订单来增强培训机构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切实培训用人单位所需的就业技能。可以采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原因为：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约束”特征使其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天然优势，它们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公共需求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是政府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11]；其二，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购买服务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其三，可以为社会组织注入资金，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各地政府可以引入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创新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模式，这些模式应该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且符合地方特色。今后应该出现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以便“百家争鸣”，发展出能更好地满足农民工需求的实用性与针对性较强的模式。
（四）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化路径
当前的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属于市场化工具中的补助和凭单制工具，但是尚不完善，仍需继续改进。就政府购买服务路径提供农民工就业培训而言，要顺利开展，需要不断丰富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路径，市场化工具与社会化工具均是较好选择。在市场化工具中，可以探索运用民营化、合同外包、用者付费、补助、特许经营、凭单制等工具开展购买就业培训服务。对于社会化工具，首先，可以探索以公共政策制定作为视角尝试农民工参与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中的监督机制；其次，采取行政听证，选定购买的就业公共服务类型与培训机构；最后，通过公私伙伴关系中的社会组织这个第三部门机制，规避在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过程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可能带来的政府购买服务风险。
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项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在目前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全过程所涉及的各种机制，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路径，以及积极探索其他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和具体路径。2012年年初发布的《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要求：发挥好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组织动员社区各方面力量为农民工提供帮助和服务；紧密结合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依托社区公共就业服务窗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发布、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创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等工作，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政府在发展新型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时，应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导向，以城市社区为依托，促进就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和劳动权益保障等机制逐步形成一体化格局，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工，进而解决农民工问题。
[参考文献]
[1] 周 正.发达国家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及其借鉴与启示[J].西部财会，2008（5）：11-18.
[2] 余迎广.透析“政府购买培训成果”模式[J].中国劳动保障，2006（4）：27-28.
[3] [美]E·S·萨瓦斯. 民营化与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
[4]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
[5] 曾永和.城市政府购买服务与新型政社关系的构建——以上海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实践与探索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41-43.
[6] 许 芸.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9（7）：101-105.
[7] 汪锦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基于北京、浙江两地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3）：96-100.
[8] 何 筠.公共就业培训管理[M].北京：科技出版社，2010：71.
[9] 杨宗锦，卢明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5-97.
[10] 陈建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理论探索，2012（4）：115-119.
[11] 郑苏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为重要合作伙伴[J].中国行政管理，2009（6）.
Research on Government Purchase of Employment Training Services
for Migrant Workers
Wang Fei
（Department of Police Management， Sichuan Police College， Luzhou 646000，China）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employment training；the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