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练习类型设计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学生语文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教学质量，课堂教学设计的研究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本人从事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践，对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初中语文教学提供一定的有益参考。
【关键詞】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之前，针对教学内容，梳理教学思路，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探寻高效的教学方法，制定科学的教学策略，做出整体教学方案。教学设计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脉络。良好的教学设计能够促使学生尽快接受、掌握课堂教学内容，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本文以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为主线，对课堂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展开研究探索。
一、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过于片面化、笼统化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片面化，是指课堂教学设计缺乏连贯性。很多教师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误区：第一，“以课文讲课文”，就是孤篇讲解课文内容，不注重课文与单元结构之间的联系，忽略了课文承上启下的关系;第二，课堂讲解仍停留在个人层面，不注重与语文组其他教师在教学方案、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交流与探讨，教师不能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灵活地调整教学设计。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笼统化，是指教师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中，过于笼统地看待教学对象，忽略了学生学习能力、认知水平的个体差异，导致“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初中语文教学问题，课堂教学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新意识的培养。
（二）脱离生活，过于抽象化
传统的初中语文教学设计理论更加侧重于对知识与技能的层级结构的构建，忽略对知识与技能在加工操作方面的描述。这种课堂教学设计不仅不全面，且脱离了教学设计的实际，导致初中语文教学设计过于抽象，完全无法激活学生对初中语文的学习兴趣，这也是传统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固有的问题。例如在讲解八年级上册《苏州园林》一文时，教师想利用文中对苏州园林的具体描述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怀，但是在课堂教学设计时，却只是让学生朗读课文，缺乏对精彩词句、片段的深入讲解，无法让学生细细体会苏州园林独特的美感，即使部分同学对文章词句美感有模糊的感知，却说不出来究竟如何美、有多美。因此，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必须具体化、生活化，才能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语文知识中蕴含的美感。教师可以在课前搜集一些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进行生动的展示，加深学生对于艺术美的领悟。
二、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策略
（一）注重语文教学的连续性
近年来，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理论有了新变化，很多语文教师与相关研究者已逐渐认识到，语文课堂教学计划要有连续性，绝不应该是对单一文章或作文的教学，要实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课程化，教师在设计语文课堂教学时，首先要考虑以下几点：初中语文课程目标、构成课程目标的关键点以及关键点的排列是否集中，这些是制定教学方案的前提。这些问题有了结果以后，且经得起课堂教学结果的检验，说明教师已经具备了课程意识，达到了课程层面的专业自觉。专业自觉并不是指教师素养有多高，而是指对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的把握、判断能力。如果难以到达课程层面的自觉，那教师所掌握的语文教学理论、教学技巧也只是一些华丽的碎片，看上去精彩纷呈，真正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时则毫无用处，甚至互相冲突，适得其反。
（二）巧妙设置教学问题，产生对话期待
根据学生的兴趣寻找教学切入点，设置教学悬念，引导学生产生与课堂教学内容的对话期待，是开展高效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例如在讲解《故宫博物院》一文时，可以向学生提问：同学们，你们去过故宫博物院吗？听说过哪些关于故宫博物院的故事呢？马上引起学生回答问题的兴趣，有的学生会说：“去过，知道故宫博物院网红院长单霁翔。”也有的说：“去过，知道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也有的说没去过，但听说过很多关于故宫博物院的故事。通过问题引导，勾起学生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好奇心，结合自己去故宫博物院的经历，掌握文章中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描述方式，深入体会教材内容，感受文章所描述的美感，形成自身独特的阅读感受。
（三）注重课堂教学的层次性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往往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教学问题过于深奥学生无从下手，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导致语文课堂成为“死水一潭”。抑或问题过于浅显，课堂表面看似活跃，实则学生只是应付了事，懒于思考。如何才能实现深与浅的最佳平衡？教师可以采取分层次的教学提问方式，让学生思维“跳一跳”就能够得着，感到答案近在咫尺，才能激发语文思维。
（四）在课堂教学设计中增加过程性评价环节
在课堂教学设计管理中，增加对整个课程的过程性评价环节，能够有效总结与优化课程教学，对于课堂教学设计管理至关重要。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阶段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教学评价不应该只拘泥于学期期末考试这一单一方式，还应通过有效的过程性评价对教学方案设计进行合理的调整与优化，针对学生的疑惑点进行重点讲解，从而逐渐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过程性评价可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学生对初中语文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升阶段性语文学习效果。还可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即小组同学互评的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自身对于初中语文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教师也可在阶段性讲解完成后，针对课后练习内容，组织在课堂上或者通过网络课程的方式，展开讨论交流，并根据讨论结果总结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
三、结语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课堂教学设计需要不断转变教学思想，善于创新，紧随初中语文教学改革趋势，把握教学标准新要求，围绕教学内容，精心策划、设计课堂教学流程，才能实现对传统初中语文教学经验的升华与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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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春香，女，1973年生，大学本科，一级教师，新疆伊犁州昭苏县乌尊布拉克乡学校。
课堂练习类型设计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人都在热情地讲故事、看电影，连面对犯罪类型时都带着某种冷静的态度。我们用“镜子理论”来解释菲律宾社会犯罪与电影犯罪两者的关系，似乎是说得通的。菲律宾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既来自动荡的国族历史和落后的政治结构（如部族式政治、政治效忠、政治恶斗），也来自畸形的资源分配和错综的地理分布。然而我们不能由此仓促得出结论——因为菲律宾犯罪频仍，所以电影就地取材。
但如果犯罪仅仅是电影的素材来源，菲律宾犯罪电影生产的数量、质量、反响应当相对稳定均衡，可事实上，它们参差不齐地混落在各个历史时期，鱼龙混杂，充满争议。也就是说，一定有其他因素在不断地影响菲律宾犯罪电影的发展样态。政府、影人、观众是一国电影产业与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势必带着各自的态度、理念、实践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下论述将结合菲律宾电影史的梳理和社会与媒介理论的讨论，考察政府、影人、观众在形塑菲律宾犯罪电影时所涉情境、事件、文本、影响，以便为该类型和亚类型的研究、创作、政策制定提供启发。
一、菲律宾政府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影
之互动
政府对犯罪的媒介呈现的定义和管控，往往伴随电影审查机构的设立与发展。鉴于早期电影的有限传播和纪录性质，菲律宾当局并未设立完备的电影审查机构。但表现犯罪已经被认为是不当的。早期影人耶斯勒因拍摄恶徒的故事受到地方媒体攻讦，遂取消放映。最初的犯罪电影还包括描写菲律宾民族英雄被处以极刑的影片，西班牙殖民者暴力的呈现分别触动了亲西华裔和美国殖民当局的敏感神经并采取要求重拍或打压的对策。而其叙事层面的罪则有被指认的煽动罪、残酷的刑罚、真相不明的招供。《男孩帮》（Boy Bandits，1937）因其片名、将教父设置为坏人、使用杀人暗器、包含少年恋爱及诱惑镜头，被审查委员会严厉指摘，此事还开始了审查制在国产电影和外国电影之间有所倾斜的争论。之后浪漫片、喜剧片、动作片、奇幻片一直占据主流市场，犯罪电影并不显著。“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 of Censorship for Motion Pictures）的职能还相对笼统，即“检查有声、无声，进口、国产的所有电影，禁止他们认为不道德或违反法律和良善风俗或有损菲律宾政府、人民名誉的电影的公开和放映”[1]。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除了《艾弗与亚当》《他们说我是个哈客》引起的争议，针对电影伦理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审查仍相对薄弱。
20世纪60年代晚期，小型独立公司出品的“大胆电影”（Bomba film）风靡一时，甚至有地下放映和送审与放映版本不同的情况。1967年9月15日《菲律宾先驱报》编辑部发表意见道：“未成年人犯罪的甚嚣尘上和年轻人的道德沦丧可以归咎于委员会通过并在影院和电视放（播）映的、有害身心的影片里的可怕例子。如果这类电影让人反感的元素未被消除或者这些电影未在男孩中禁绝，过失很明显在委员会一方。”[2]由斐迪南·马科斯总统钦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 of Censors for Motion Pictures）主席圭勒莫·德·维嘉对于大胆电影持有的矛盾态度刚开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他在认为其粗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中的精品在活络本国电影产业、抗衡外国同类作品、在较为单一的国内电影类型之外开拓新方向等方面的积极潜力。电影审查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若想在国际电影竞争中立于不败，就需要稍微放开已被文化解放延展的文化尺度。
1972年9月27日，马科斯颁布“第13号指导意见”，以“保卫我们社会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道德，与某些电影的不良影响作斗争”为目的，禁止有下列内容的电影，为打造所谓“新社会”（New Society）创造有利环境：“1.有煽动针对国家之颠覆、叛乱、造反倾向的电影;2.有损害人们对其政府或合法建立之权威的信仰与信心倾向的電影;3.美化罪犯或宽恕犯罪的电影;4.除了满足暴力色情市场别无他求的电影;5.冒犯种族或宗教的电影;6.有教唆禁令药物之交易和使用倾向的电影;7.违反法律、公共秩序、道德、良善风俗、既定政策、法律秩序、法令及告示的电影。”[3]
尽管存在上述禁令，当时的第一夫人伊麦达深谙电影传播规律，认为电影是菲律宾国家形象和发展现状的展示平台，需要精进技艺，寻求国际合拍。在国内外市场发展不力之时，支持最赚钱的电影类型，在频受批判的情况下通过对艺术创作有限度地松绑，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谋求政治生存空间，可谓一举两得。菲律宾文化艺术中心马尼拉电影中心建造期间，因为她的赶工命令，“埋葬”了多名坍塌事故的受害者。该中心也是80年代低级影院获权前，全国唯一合法放映色情电影的场所。
1982年1月29日通过“第770号行政命令”建立的菲律宾实验电影中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电影内容的管制。同年“第640-A号行政命令”批准设立菲律宾电影学院，该机构的伦理标准包括：“1.主题选择必须受良好品位的绝对指导，必须对未成年人参与或卷入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之表现施加特殊限制;2.银幕上不得宽恕犯罪、美化罪犯;3.细致的和过度的残忍、暴虐、肢体暴力将被禁止;4.不允许与故事和动机无关的或可能引起反常行为的性放荡、裸体、激情亲密场景;5.不允许对肉体或人物心理的缺陷进行过度的嘲弄;6.不允许以引用或暗示的形式贬低、嘲弄宗教、文化社群、其他种族、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国旗;7.不允许与故事无关的猥亵、暗示、庸俗、渎神的语言、姿势、动作;8.不鼓励美化或强调没有反映我国民众美好形象的不良习惯、习俗、态度、情景、实践，如法律禁止的赌博、对合法建立之权威和老人的不敬等;9.不允许针对儿童和动物的残暴行为，除非与故事极为相关;10.不允许故事、人物的设置有悖于我们社会道德和理念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的发展时期。”[4]1985年10月，“1986号总统令”通过，将“电影审查委员会”转化为“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Movie and Television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Board）。“1986号总统令”条款基本与“第13号指导意见”一致，但增加了不得违抗“半”“亚”司法和诽谤中伤他人的条款。而在美国意味着“仅限成人观看”的“X”级在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那里却是“不许公众观看”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说该委员会的真正职能是审查而非分类的原因。
马科斯倒台后一段时期，即曼努埃尔·摩拉托和亨利埃塔·曼德兹分别任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主席期间，电影审查依然保守，前者对关涉政治、宗教等题材的电影[大胆电影化生出的勇敢电影（bold film）]呈现甚为敏感，只有“具有一定救赎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而非仅仅对于乱伦的窥视记录”的“真诚电影”才有可能通过;而后者治下的分类/审查更在意道德维系而非政治评论了。[5]约瑟夫·埃斯特兰达总统虽出身演艺界，但其电影政策由分类走向审查。埃斯特兰达手下的阿米达·西圭昂-雷娜发觉总统设想的彻底排查不太现实，所以将重点放在严打限制级电影及其片名上。《情欲表演》海外放映无虞，并在更名《现场秀》后获得国内上映机会;后来的《pinaysex.com》改名《www.XXX.com》后也获通过。格洛里亚·麦加帕果-阿罗甬当政期间，《现场秀》禁映风波最重要的一点是犯罪电影可以同时被解释为过分自由、触犯禁忌的电影以及严肃呈现并探讨文化问题的电影。擅长黄色笑话但不屑当代电影的阿勒章德罗·罗塞斯任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时，准备升级对色情电影的干涉，但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
从菲律宾电影史可以看出，许多重要机构的建立初衷和后来的实际发展有所出入，白底黑字的法令条文也难以应付复杂的艺术表述。按理说，自由社会有赋予民众权利的责任，也有确保社会文化不被污染的权力。无论在哪里，自由都是有限的。争议在于限制自由的具体操作。如果采用分级制，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或对公众本质的伤害，应只负责分级，最多是“仅限成人观看”，但无权删减片段或禁止上映。菲律宾政府既想在条文的主观性和专制性上做文章，又想兑现电影的經济文化价值，由此政府成员之间、某个法令之内、若干政策之间存在许多论述的裂缝和商榷的空间（如德·维嘉的文化精英立场VS马科斯的威权政治立场VS伊麦达的实用主义立场），即比安维尼多·鲁姆贝拉所说的“冲突的衍生”。[6]换句话说，菲律宾政府对犯罪电影的具体操控介于管制与开放之间、机构审查与自我规范之间。
二、菲律宾影人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
影之互动
出于美国在菲律宾比西班牙和日本“好”得多的殖民史，菲律宾对美国怀有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其艺术与文化一面非常本土，另一面深度美式，像对前者过度戏剧化和异域化的某种反拨。后者从菲律宾电影对混血造型的青睐、菲美明星之间的比对、菲美电影合作或模仿（遗憾的是后者是常态）、英语台词的普及中可见一斑，当然在思考菲律宾电影好莱坞化时也不能忽视其地方保护的倾向。美式电影观认为电影是门实打实的生意，首要考虑经济收益，而其前提是用观众欲求的东西最大可能地招揽观众。在叙事、技术、意识形态的规程上或稍作精进创意或模仿拿来为核心的类型电影具有操控观众期待（意外）的优势，成为票房的保证。一句话说，类型，就是七情六欲登场、规则中玩花样。当然好莱坞不是菲律宾电影的唯一法典，因为其他影响菲律宾电影的艺术，如萨斯维拉、连环画、杂耍剧场也都具有很强的程式化特征。
若不考虑品质，菲律宾电影的类型化和亚类型化的程度都很高，犯罪电影更是如此。菲律宾犯罪电影以色情、利诱、复仇、暴力、匡正为主轴，衍生出大胆/勇敢电影、撒旦电影（圣经电影的反面）、马尼拉黑色电影、狱中女子/香蕉共和国电影、B级恐怖电影、霸道电影、大屠杀电影/真实犯罪电影、秘密机构电影等，同时犯罪亦渗透在其他常规类型如恐怖、动作、历史，甚至喜剧中。①伴随类型/亚类型电影，还涌现了不少类型/亚类型明星。一个可能的争辩是，“题材”已能说明问题，无需再提出一个“亚类型”概念。强调亚类型的原因在于：类型的经典分类肇始于好莱坞大片场时期，而后者已被更多元的产业格局取代;类型混杂和亚类型说明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用一种类型来框定;题材更多指涉的是叙事层面，而亚类型的说法着重美学和技术的操作，即如何以电影的形式把故事讲出来。正如导演罗摩罗对电影产业改进的建议：“精致但少些本土性，以获取更多观众……我们可以说少些本土性的意思，不仅是少处理有限范围内的主题，而且是用特殊的方式呈现主题。”[7]这样的操作，也很可能会折冲本土导演作品的锋芒，拉平整个菲律宾电影的形象。
亚类型的出现是影人结合类型程式和本土经验的结果，也是寻求商业和艺术之间平衡的结果。菲律宾心理问题或社会问题的间歇性发作可供观众做现实的参照，对心理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侧重则体现电影对于犯罪的论述立场。但我们不能忘记，尽管菲律宾电影显得拖沓，有限时间内讲清故事和主题需要对各种视听材料进行权益的配置。因此，（亚）类型电影的社会呈现通常是去脉络化的、浓缩的。各个领域的犯罪，即性别、种族、阶层、城乡、代际、天人之间的侵犯、异变、幻灭彼此纠葛，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充满强奸、乱伦、吸毒、虐待、械斗、凶杀、自杀、阴谋、腐败、不公、复仇的世界，其中又搭配着湿身、杀妻杀夫（在菲律宾法律中，杀配偶没有普通凶杀情节严重）、弱势反攻等类型元素。借助类型规程，制片成本得到控制（软色情开销较低，动作片开销较高），以应对高额税收。除极少数例外，菲律宾影史上最严肃的电影艺术家也将票房收益奉为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因为没钱就意味着在下一部作品中自主权的削弱，甚至根本不会有下一部作品。自负的严肃影人里诺·布洛卡就曾拍过不少不太像他经典风格的片子，当然这也构成某种对宣传电影的抗拒。
当然，认同票房并不等于抛弃社会关注和美学追求，类型电影也存在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品质等级。电影审查框架下的剧本预审可能会减少电影生产的随意性。另外，电影审查肯定不能容忍电影对社会现实的直白表述，那么就迫使影人和评论家创造性地表达观点。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马科斯军事法政治高压和菲律宾电影第二个黄金期是重叠的。创造性表达典型地体现在寓言和暗示的运用：艾迪·罗莫罗和格拉尔多·德·莱昂的B级恐怖片变形地描绘殖民的经验与心理;问题家庭和父权家长制社会对妇孺弱小的压迫是同构的;帮派扭打可能映射着国族冲突。由此看出，电影审查的作用未必负面。导演自己也会对犯罪类型元素进行配置，比如布洛卡的“好”“坏”比较鲜明，马里奥·奥哈拉则“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有时美学风格出于无奈，布洛卡日间参加反政府游行演讲，只能晚上拍片，遂有强烈“黑色”影调。麦克·德·莱昂的鬼魂通过声音和恶梦显灵，连天主教图像也显得诡异。取材自热点奇案的大屠杀电影在电影语言的创新上值得一提。卡尔洛·卡帕拉斯和提果伊·阿圭鲁兹在大屠杀电影中糅合事件的现实层面，包括角色与真实人物的互换、真实人物的视频或音频、媒体图像、事件现场、超自然段落。这些电影手法的功能包括感官刺激、诡异氛围、价值判断、离间效果。当然，为了在现实、艺术、观众之间制造反思的空间，我们也需要电影评论、文化评论的协助。
影人和当局在犯罪电影生产中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有些涉及当代政治背景的电影的映射功能是明显的，犯罪集团对菲律宾公权力部门侵蚀蔓延之时，电影中体制内坏人角色增多。电影中的马科斯政府明目张胆，而阿奎诺当局则倾向把勾当外包给不法之徒。当体制内力量终于把体制外英雄消灭掉，电影和观众的认同可能依然倾向后者。如果影人把筹码都压在政治批评上也有风险。菲律宾影人在“人民权力革命”之后突然发现失去了反抗对象，造成一定程度上批判能力的减退。不只是政府，对于涉及情色的犯罪电影，影人内部的态度和策略也可能是割裂的：号召取消审查和批判对女性进行剥削的作品，两种立场并存。
菲律宾犯罪电影一方面使本国的犯罪文化借助类型化叙事得以留存，另一方面又在跨国电影传播中赢得市场和学界的认可，甚至为塔伦蒂诺式猛片（drive-in and exploitative）提供了基因。这种国际声望将反过来影响当局对影片影人的态度。耶特不断强调，它超越若干“安全”类型如浪漫和喜剧，堪称激奋本土电影产业与文化的猛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度依赖类型和取悦观众的菲律宾犯罪电影带来的产业振兴难以长久，电影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法的讨论也颇激进、有限。①当代影人在处理犯罪类型时，逐渐脱离报应的简单思维模式，而迈向罪恶的多维迸发和结论悬置。比如布兰里特·曼多萨、拉夫·迪亚兹、埃里克·塔蒂，都试图让各种形式的罪恶短兵相接，以此纵深地开拓社会现实和伦理两难的探讨。可是重哲理轻感官的电影，又大多复制着国外叫好国内不叫座的历史旧谈。
三、菲律賓观众与犯罪类型与亚类型电
影之互动
爱的纠葛和恨的炸裂最易激发感知流溢，它们往往发生在私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甚至是国家认同的重合地带，因此，大众在现实生活和电影银幕中特别喜欢围观犯罪。观众在犯罪电影中可以对不堪的社会现实进行确认或反思，可以跟随法外英雄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也可以在虚拟情境中重估自己的伦理立场，而所有的不安，无论最终是否得以驯服，都“遥远地”发生。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因此，从保守的社会观点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出发，性的公开展示是难以容忍的。在《库拉嘉：没日没夜的女人》中，身为妓女的主角在幻觉中挨了玛利亚一巴掌。前文曾提到，以大胆电影及勇敢电影为名的本土情色电影大行其道，菲律宾电影审查机构并未采取完全禁绝的态度，而试图在打压和支持的游走中实现管控，而这种操作很大程度上受到观众自下而上力量的影响。
西圭昂-雷娜发现自己既要讨好倾向自治的电影同行，又得讨好反对放纵的政府、宗教、民间力量，结果处于两方的火力网中。麦加帕果-阿罗约总统和影视检查分级委员会主席尼加诺·迪昂森的关系可以说是菲律宾影史上总统—委员会主席关系中最棘手的，很大原因是麦加帕果-阿罗约在《现场秀》的禁映上受到教会施加的压力，却为迪昂森及自由影人难以接受。前者代表的保守阵营认为政府是纵容性事在电影中的出现，而后者代表的自由阵营则认为不应限制艺术自由，如果被严肃探讨人性议题的情色电影激起隐秘的感官就更为变态。妇女保护组织则指出，号称保卫女性权益的教会在女性从事不得已的营生时不允许其发声，显得矛盾。有意思的是，在2004年，一些院线出于对政治、电影两界情色风气的反感，拒绝放映过审的R-18电影。另外，影人有可能出自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表达自由方面辩驳或钻空子。
对于犯罪电影放映的政治干预有违源自美国的表达自由原则，然而保守派政治精英和宗教人士势必对表达自由有所保留，因为社会偏差行为的电影呈现，对于国家形象、社会安定、文化价值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从几次大的交锋来看，观众的概念可以扩大到政府、宗教、民间、电影、媒体各界人士及其社团如“更好电影公民委员会”“吉普尼司机协会”“解放艺术家运动”“菲律宾艺术家当事人”“穆斯林编剧俱乐部”“国立教会委员会”“基督是主运动”“上帝子民正义联盟”“菲律宾影视工作者联盟”“反亚太妇女拐卖联盟”等。普通观众形成的公共舆论通常被意见领袖借用、引导，或许在具体诉求实施中失控。但总之，他们都在表达自由宽容度的光谱上进行着拉锯战。
“可能在菲律宾，逃避严酷日常生活和假想着过别人的日子的需求比在西方更加显著，电影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迷恋。”[8]在英雄缺席的时代，大众不会放弃在电影中寻找英雄，无论它是否合法。后马科斯时期，电影中的孤胆警员除了要对付犯罪组织，还要留神体制内的黑手。法外英雄角色如“年轻无知的反英雄、草莽英雄”也纷纷试图在电影中夺回正义。尤其在专制总统马科斯安然避居海外的情况下，俗套的英雄人物更加具有释放负面情绪、净化国民心理的作用，甚至不惜采取以暴制暴的形式。当然在法律框架内，个人复仇及其极端手法的合法性有所动摇。旁观犯罪是将引诱犯罪还是引导升华，一直是媒介心理学的争论焦点，但比较肯定的一点是，感官刺激可以麻痹感官，即旁观犯罪积累到一定数量和程度后，对犯罪的忍耐度会增强，甚至会欲求更强烈的刺激。
除了避免效尤，观众还须学会分离电影角色和真实人物。这两者可能是一致的，如卷入各种曲折案件及其曲折反转的艾迪·费尔南德、“坏小子”罗宾·帕迪拉、艾斯·威格尔、丹尼斯·罗丹。大片场对自己演员外貌举止的严格管理只是阶段性特例。层出不穷的明星违法行为给自己和社会带来不少麻烦，但这种现实和影像混同的影响终究更多属于私人领域。而菲律宾电影和大众在全国范围的公共领域的互动以及电影角色和真实人物的混淆影响更为深远。电影是表征的，而政治是代议的。用“幻想和现实混同，变得越来越难分难解”这句有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感觉的话来描绘菲律宾政治犯罪与电影犯罪的吊诡关系再恰当不过。[9]在菲律宾，电影犯罪和政治乱象均令人瞠目结舌。里托·里帕德和雷·马龙祖银幕内外都是铁血英雄，但反例更显著。马科斯传记片《天命的痕迹》放映许可的纠葛为他胜选助一臂之力，而在任内，这位糟糕的总统却试图加强电影管控。他的夫人有明星欲，也有导演欲，临近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她下令将菲律宾文化艺术中心前的草地染绿。从政期间，埃斯特兰达在银幕内外构建大量底层英雄及爱国英雄形象，对其成功当选总统至关重要，但他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恶劣表现无疑给予观众/选民惨痛的教训。“电影之王”小费南多·坡的超级人气英雄银幕形象未能保证总统竞选成功，因为还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影响选举进程。
结语
菲律宾犯罪电影并非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的单向映像，而是动态地处在政府、影人、观众错综复杂的欲求、期待、行动的夹角之中，正如耶特所说的“旋转门”。面对越发凸显强劲媒体力量的电影，专门的审查机构从政府建制中衍生出来，后者在一定独立性的基础上与政府框限、引导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影人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或以类型程式与社会热点作为电影生产的基准无可厚非，因为在既有框架下仍有可能浮现出艺术的创新和社会的反思。以个人或社群形式出现的观众在银幕面前，受制与能动并存。
在如此情境中观察菲律宾犯罪电影，将我们引向非常有趣的发现。寡淡的国内外电影市场令菲律宾政府及其电影审查机构在意识形态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的设定上有些自相矛盾。亦即，在电影中政治稍微偏离“正确”的标尺，能够换来生产消费的勃兴或国际声望的维系。所以，随着犯罪电影逐渐成为本国电影产业的强大引擎，菲律宾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对内改制电影审查机构编订相关条款，却同时放松对敏感电影的管制，鼓励國际展演交流。但具有审慎意识的影人将会小心行事，在避免触碰禁忌红线的同时把钱赚到。政府的禁令吊诡地像是商业片拍摄手册。聪慧有心者还会创造性地利用、建构观众的感知，获得产业界和评论界的认可。菲律宾政府持久的腐败不义成了犯罪电影理想的素材，而政坛与影坛的相互渗透也引发太多荒诞的故事。但观众绝不只是购买刺激的人傻钱多者，他们可以在犯罪电影中替代性地实现僭越或批判，也可以围绕电影议题形成大众舆论以加持或折冲政府、影人的作为。在整个过程中，何为犯罪（如“对物与权的暴力争夺”或“信仰的缺席”）、何为犯罪电影也被持续地解构、建构。后续的菲律宾犯罪电影研究仍可沿着两条基本的线路展开，第一个是“逼真，特别是作出‘客观’和‘事实’宣称的地方”;第二个是“媒介表征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诉诸‘常识’和‘我们全都知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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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练习类型设计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职业教育学校现行管理模式对学生的行为素质教育有缺位，造成学生整体素质提不上去，长此以往将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拖累强国战略的实施。职业教育学校将传统教学管理模式调整为军校管理模式，是职业教育学校输出具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体制保障。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校；军校管理模式；技能型人才；行为素质；技能素质
一、我国教育体系管理模式简介
我国教育体系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管理模式，如多数普通院校与职业教育学校，这种模式主要强调的是学生的知识能力教育，对学生的品德、修为等行为品格教育则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种是军校管理模式，如各类军事院校，这种管理模式是将军事化管理融入日常教学管理之中，学生的行为采用军事化管理，要求很严。学生的知识学习由教学计划管理，要求也很高。军校管理模式既重视学员的知识能力素质教育，更重视学员的行为素质教育。
二、职业教育应该采用军校管理模式
国家富强靠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离不开人才，尤其是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输出的技能型人才数量与质量决定着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速度，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能型人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强国战略实施的成败。
据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对全国186家不同类型的石化企业调查统计，近三年来，虽然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满意度却不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素质尤其是行为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速度，也影响了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安置。下面，我就职业教育学校学生素质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1. 生源素质分析
在我国的社会观念中，高等教育是人们所期望获得的，是优秀学子的首选。而职业教育则往往是人们没有希望得到高等教育之后为了就业而做的无奈选择。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为例，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初中学历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中招落榜、大学无望、成绩不佳、不愿学习，甚至个别还有不良习惯的素质参差不齐的学生。职业教育学校如何根据生源素质现状，有效教育、引导、管理好这样一个群体，使之成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毕业生素质分析
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两个方面的素质是用工企业比较重视的：一是行为素质，二是技能素质。二者之中行为素质起主要作用，行为素质高可促使技能素质提高，行为素质差则影响技能素质提高。
由于生源素质的特殊性，职业教育学校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对学生的行为教育力度不够，学生的行为素质很难快速提高，学生过低的行为素质又影响了技能素质的教育，使学生的技能素质提不上去。这种不良循环造成了职业教育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整体素质不高，用工企业不欢迎。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否则，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技能人才素质不达标，必将拖累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强国战略的实施。
3. 采用军校管理模式可以输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由军训得到的启示。很多职业教育学校的新生入校时一般都要进行军训。入校前，这些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被人呵护，在校被人看护，在社会被人爱护。在这种关爱、疼爱和溺爱下长大的孩子，往往优越感很强，常常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吃苦耐劳精神较差，集体观念不强，组织纪律性淡薄，这是学生入校前的行为素质表现。
学校组织新生军训，目的就是磨炼他们的意志力，增强他们的集体观念，强化他们的纪律性，培养他们认真做事、刻苦工作的精神，使他们养成严格服从与严谨生活的习惯。
军训期间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团结协作精神得到了培养，听从指挥的观念得到了加强。军训培养了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军训使学生学会了遵纪，懂得了服从。通过军训，学生的娇气没有了，懒散不见了，精神面貌产生了有目共睹的改变。这是学生军训后展现的行为素质状态，这种行为状态正是职业教育学校行为素质教育所期盼的结果。
（2）军校管理模式是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体制保障。军训时间虽短，但效果是明显的。学生在军训中养成的严谨作风和良好习惯是学生一生中难得的宝贵财富，是学生学好知识练好技能的行为素质保障。职业教育学校引入军校管理模式可以延续和保留这种严谨作风和良好习惯。
职业教育学校采用了军校管理模式，则学生在校期间，其日常行为用军事化管理，行为素质不断提高；其学习训练由教学计划管理，由于有了较高行为素质的保障，促使技能素质大幅提高。经过军校管理模式的教育，职业教育学校培养的学生，既具有丰富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能力素质，还具有军人的服从命令、遵纲守纪、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行为素质。这种综合素质是企业加速发展期望员工应具有的良好素质，是国家实施强国战略期望技能型人才应具有的理想素质。所以，将传统教学管理模式调整为军校管理模式是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最佳选择，是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军人品格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体制保障。
三、职业教育学校引入军校管理模式的方案的思考
如何在职业教育学校中引入军校管理模式，本人通过军训观察到的情况，提出两个较为可行的方案供探讨。
方案一：在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军训生活中，聘请的教官尽管严厉，军训过程尽管艰苦，但学生与教官之间却能建立深深的情谊。每当军训结束，教官与学生告别的时候，学生依依不舍、热泪盈眶的场面屡见不鲜。我们试想，如果能将军训的教官留下来长期参与学校的学生管理，这种优良的管理理念与严谨的管理方法就可以保留下来，这是延长与保持军训成果的一种途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可行的第一种方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长期聘请军事素养较高的教官到校做学生的辅导工作，或招聘有较高军事素养的退伍军人到校做学生的管理工作，从而实现长期将军事化管理引入学校。
方案二：军训结束，教官将学生由军训操场交给教师带回教室。对学生来说，环境变了，管理的人员变了，管理的风格也变了。结果，学生军训时培养的严谨作风与良好习惯，也在不同班主任和教师的不同管理风格中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一个学期过后，学生军训时展现的精神风貌不见了，只剩下了美好的回忆；学生军训时培养的良好生活习惯没有了，又回到了令人厌恶的从前。我们试想，如果教师能具备一定的军事管理能力，接班以后能沿用教官军训管理理念继续管理班级，或者对学生进行军训的就是我们的具有军事素养的班主任和教师，这不就是一个长久延续军训效果的良好办法吗？由此可以得到较理想的第二种方案：对职业教育学校的教职人员进行有效的军事管理知识培训和军事技术训练，让教职人员深入了解和切实掌握部队管理的理念和管理方法，从制度上规定将军事化管理的理念用于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中，使学生从入校的军训到期满毕业，都在学校的准军事化管理中度过，这是一个实现职业教育学校引入军校管理模式可行和较为有效的方法。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现行的传统教学管理模式对学生行为素质教育效果不佳，造成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用工企业不满意，毕业生就业困难。将传统教学管理模式调整为军校管理模式是职业教育学校输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体制保障。职业教育学校能够输出具有军人品格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这将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为国家实施强国战略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
（焦煤集团高级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