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探讨社会正义问题时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了“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大基本论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无论持哪种观点都认为平等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寻求一套可行性的能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方案。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社会正义问题研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也存在着思维上的困境。
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平等；社会正义
作者简介：王桂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论正义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崛起在英国和美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其创立以来就非常关注正义问题。虽然上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受到影响，但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艾伦·伍德（Allen W. Wood）、布坎南（A. E. Buchanan）、G﹒A﹒科亨（又译科恩或柯亨，Gerald Allan Cohen）、胡萨米（Ziyad I. Husami）、约翰·罗默（John. E. Rome）等都能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吸取灵感和智慧。他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意识，运用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探讨。
1. 为了应对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聚焦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的研究
马克思到底怎样看待正义问题，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爆发了“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并逐渐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双方争议性的话题主要有：马克思是否根据正义的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所表达的到底是对同一正义观的不同理解还是两种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的正义观与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是否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判断是否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标准就在于强调经济活动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一致性吗？
马克思反对正义的“非道德论者”伍德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看成是非正义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根据正当、正义这些道德上的善。伍德认为“正义”概念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能错误地把“正义”概念看作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总之，马克思对正义观念持一种反对态度。他说：“当我们为了寻找对非正义的详细解释而查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我们会再次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的论点，甚至也没有确切说资本主义是非正义和非公平的，或者说它侵犯了某个人的权利。”{1}在伍德看来“正义”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种“法权”观念，因此，不能用它来说明物质生产方式。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因为这一制度的不公正和出于道德的诉求，而是通过内在于其中的生产方式和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的全面分析得出的客观结论{2}。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把正义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去进行评判，其依据在于正义是作为“法”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适合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因此，必然要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正义不是人类理性抽象地衡量人类行为、制度和其他社会事实的标准。它只是每一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3}。依据马克思所阐述的正义问题，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正义标准做出这样的概括：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是罪恶的，但却是正义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因此，谈正义必须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正义存在的环境也将会消除，正义问题也将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科亨、罗默、胡萨米等赞成正义的“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进行了批判，而且还在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中以一种新的正义标准去规范社会生活。胡萨米认为马克思用了“无产阶级的标准或者资本主义之后的标准去评价资本主义”。然而“非道德论”者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论述规范时仅联系生产方式，但事实上，马克思还联系了生产方式内的各阶级”。由于阶级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基于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所持的正义观是不同的，因此，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特有的制度安排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一致的，因而对这种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正义的，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是非正义的。正如胡萨米所说，伍德和塔克“由于只注意到规范的社会决定，而忽略了规范的阶级决定，他们便由此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规范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时，它是正义的；而当它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时，它就是非正义的”{4}。其实，当马克思言说生产方式决定制度的正义性时只是针对这一制度的统治阶级而说的，因此，阶级的代言人的道德观念不能孤立于历史发展和阶级利益而存在，资本主义的正义是需要拯救的，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正义。
2. 关于社会主义的正义目标问题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正义持有强烈的信念，而且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怀有强烈的信念，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对于不公正的问题科亨认为剥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在流通领域不存在剥削，因此他把不公正归结于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的不平等。科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资本家所有，而私有财产侵犯了人的“自然的权利”，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分配。科亨主张资源应当共同所有，也就是说每个人对社会的资源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正义问题可以理解为真正平等原则的实现。科亨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生产能力强、天赋较高的人对那些生产能力较弱或天赋较差或有特殊需要的人的义务。”{5}科亨强调为社会主义平等作辩护的关键在于把平等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富有成效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平等主义思想，这种平等主义思想不管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都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总之，“平等本身就是好的”{6}。科亨强调社会在利用市场的竞争优势来增加社会的财富时必须保留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的情况下，科亨认为对平等的要求更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基础。在罗默看来平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目标，对于实现平等主义目标的最佳途径的回答上，罗默给出的答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罗默认为剥削损害了平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剥削的真正根源在于它基于不平等的财产关系之上。罗默认为由于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剥削是不道德的，因此，应该消灭这种剥削现象，而对于基于天赋所获得的个人收入，在罗默看来则是合理的，必须加以有限的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平等，保障正义的实现。他说，“如果一种收入分配源于对私有财产的不平等的初始分配，我们就认为它是非正义的”{7}。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8}。那么，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样的平等？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平等是包含自我实现、社会福利、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的任何清单上加上机会这一项是很重要的”{9}。科亨也这样认为，他推崇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这些非选择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进行纠正的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并认为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目标在于“社会优势人人可及”{10}。至于为什么把机会平等看作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罗默指出：“如果把福利的平等而不是把福利的机会平等当成目标，那么就必须向那些选择非常浪费的、不现实的目标的人提供巨大数额的资源财富”{11}。
3. 为了能为社会主义作价值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一套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社会主义蓝图
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是离不开平等原则支持的，因此，从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目标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设计了一套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柯亨的方案是提倡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克服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在平等互利的社会氛围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并在其中能自觉地践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下才能避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个人才不会因为某些天赋或特长而处于优势的地位，从而也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果平等。为了实现平等的正义，科亨还倡导一种“超越正义规则”的崇尚平等正义的社会风尚。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罗默设计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并认为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试图用这种模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公正问题。罗默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比某些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更好的阶段吗？我认为没有。”{12}通过对苏东剧变教训的总结和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分析，罗默得出：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地防止苏联模式的低效率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缺陷，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理论价值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尽管距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还存在着一段距离，但其对社会正义理论的探讨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价值。
1.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方法论是分析的。这一流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不是用辩证的方法而是以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为马克思的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其流派的理论家大都推崇理论建构的清晰和严谨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致力于概念清楚，除述清晰，论证严谨，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在正义问题上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使概念清晰化，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一些有争议的基本命题。这样分析的结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得到精确的表述和严谨的论证，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评价标准。科亨就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进行了界定和区分。罗默也从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上对剥削概念进行了区别，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和均衡分析法以及博弈论来揭示了剥削的内涵。总之，分析方法的引入不仅可以使我们能更加精确、更加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向着更科学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2.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正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对我们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各种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如罗默的社会必要剥削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过程中就是通过对剥削的批判实现的。他指出：“我一直主要感兴趣的是对剥削进行研究的这样一条渠道，通过这一渠道，马克思主义从道德的视角建立起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13}科亨对社会主义平等的辩护（主要体现在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剖析）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前提下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都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存在着剥削不公正的社会，但是在如何理解剥削问题上，这一流派却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大家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抽象地谴责剥削，对于剥削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持的是一种历史发展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的作用，而每一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剥削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能这样说每次社会革命都只是完成了它自身的历史使命，即只是消灭了与其所对应的制度条件下所特有的财产形式相关的不平等，私有财产总的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减少。分析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式的胡说，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意，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3.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助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在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分析中承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并突出了正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正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在面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过程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重建来更好地解释现实，并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的优越性。这种努力对具有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这一点更加显得难能可贵。罗默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为了记住人类反对不平等、不正义的斗争是如何持续不断，以及为了认识到那些几乎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发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是如何持久，今天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信念是个关键问题。并非好像我们只有从苏联70年的经验中学习：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或者鼓吹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终点论调的人，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短视。资本主义可能赢了，但毫无疑问，这样说为时尚早。”{14}
三、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方向偏离
1. 对正义问题的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视野
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确立了以分析思维为基础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但从其思维的原则上看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理论基础也经不起推敲。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不然，例如他们在对剥削问题的分析上就片面强调剥削的道德内涵，从而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从表面上来看，剥削不是一个正义的概念，而是一个交换概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平等、权利和正义等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相反，马克思把剥削看成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是一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不公正的典范之一就是剥削。对于剥削问题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被剥削者值得同情，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剥削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观点出发，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贡献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马克思并没有诉诸绝对的正义标准。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为不是因为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平等。这一事实表明，在一定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质疑和放弃了旨在揭示“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亨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关于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学说，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对规范伦理学有意义，但它本身与价值无关。分析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们企图用分析的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这样的结果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归结为“科学”的领域，从而导致因其缺乏“哲学”的视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
2. 对正义问题的理解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在推理上是无法与分析方法相媲美的，对此科亨说，“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辩证形式的推理能够挑战分析推理”{15}。因此，他们对辩证法持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造成了其对正义问题的理解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正如科亨所说：“就广义的‘分析’而言，发现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辩证的’思维的”{16}。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了追求分析的精确性和清晰性主要致力于抽象的分析并认为只有从小的思维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当然，对分析对象的抽象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正义问题的本质，同时也能使我们在阐述正义问题时清晰地界定与正义问题相关的基本概念。不过，如果把对事物的必要抽象与具体事物绝对分割开来，忽视社会现象与历史的联系，无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看成是历史进步性与本质非正义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更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分析方法是我们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之一，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分析的方法绝对化，而是把它置于辩证法之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7}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由于过分推重分析的方法而拒斥辩证法，因而在对马克思的文本分析中只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只看到文本表面的对立，没看到实质上的统一；同时也不能历史地看待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是导致分析马克思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对剥削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剥削上不公正的根本就是分配不正义，分配的不正义就体现在财产的不平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固守着“剥削不公正”、不道德”这一立场来看待一切剥削现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坚持上对剥削进行的深刻发现。仔细看来，罗默把剥削的不道德归因于初始财产的分配不公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问的问题：初始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在道德上为什么就是不公正的？可以看出，罗默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没有以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联系而作出其判断。由此，我们认为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把握上具有片面性和机械性。事实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18}，这样的分析和辩护将无法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注 释：
{1}转引自汪行福：《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2}Allen W. 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No.3，Spring，1972.
{3}Allen W. 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1971-2），in 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s，pp.339.
{4}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
{5}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27页。
{6}{18}段忠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
{7}{13}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段中桥、刘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第111页。
{8}{9}{11}{12}{14}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113-114页，第14页，第10页，第107-108页，第118页。
{10}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15}陈伟：《在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之间——访G.A柯亨教授》，《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6}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100页。
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现阶段，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基本功能以及学说体系等方面。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充分以及全面的掌握与理解，应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梳理，以尽力避免出现极端以及片面性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哲学是人类思想进化史上最为古老的科目之一，并且对其定位也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定位。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终结了旧哲学，并且对哲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位，以其对世界的深刻洞察，立足于实践，使其变成了一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建立的新型哲学，主要是对世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分析，就其完整的体系而言，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具有萆命性；就其实践意义上而言，则是具有根本性质的方法论意义。
在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情况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比较一致性的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具有根本意义的方法论。一方面应该对世界发展以及存在的规律进行揭示，另一方面全面地探索人们和世界的关系，充分地研究人的发展情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也具备自身的价值观，应该充分重视其价值研究，将价值观与世界观之间进行统一，这样新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极端以及片面性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变革，是要在根本上对传统哲学的定位进行改变，达到哲学的转向，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甚至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另一种观点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认为其研究的问题不再是世界观的领域，而是人的“是为”形式。这些观点的分歧在根本的性质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进行了颠覆，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实际上，部分论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上坚持排除整个世界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存在着许多依据，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人存在以及发展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觉得不具备意义。这样的观点在逻辑方面是不能被成立的，人类世界和宇宙世界之间是不能够被分离的，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如果不对宇宙世界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到人类世界，所以说人类世界并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在实践的前提下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研究整个宇宙世界，如果没有这种研究，就不会具备新的拓展与实践。
最后，对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定位进行彻底否定的观点，试图使用主体哲学代替实体性哲学的观点，更是不存在依据性，知识论者自己的主张而已，对于这样的观点来说，哲学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提出学术主张与观点，但是不可以把这些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人作为其中一个分子，可以进行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分子，并通过这种认识实现改变的分子，这事实上是直返哲学本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定位应该在客观的态度上，并且对其思想进行原本的解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书斋性学问，而是直接针对实践性，为人们全面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活动提供根本性质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体现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独特品格，在现阶段的讨论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化，并且得到了认同。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功能方面依然存在着片面性以及极端性的倾向。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之间存在着差别，体现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因此，它应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实践，重视相关联的人类世界，而对世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释世界，都应该进行抛弃或者是超越，但是这样的观点也无法长时间存在。
首先，不应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进行独立，改变世界是落脚点，但是如果想要改变世界，就应该对这个世界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认识，而这样就需要解释世界，但是对于荒诞的解释当然持有反对态度，但是也不应该走向极端，应该在根本上对解释世界进行反对，改变世界应该依靠时间，然而实践是人能动作用在外部世界的过程，如果想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不可以进行盲目性的实践，而应该充分的认识外部世界，而人类世界与宇宙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无法全面的认识宇宙世界，就无法全面的认识人类世界。人类世界是人们不断实践的成果，但也是人们在探索宇宙世界过程中而创造的。为了满足新的需求，人们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使宇宙世界向人类世界进行转变，因此，只是把宇宙世界的相关研究当做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
其次，马克思对之前的哲学家进行批评，是由于他们仅仅解释世界，不能向前迈进，在这里无法得到相应的结论，认为马克思反对解释世界，并且否定宇宙世界的研究，尤其是本体论方面的研究。旧哲学主要使用的是非科学的办法进行解释世界，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因为这个对这种哲学进行了终结，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反对研究，其实他们是在旧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对整个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以及回答，从而形成先对实践以及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从而进行改变世界。
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情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脱离现实的思辨化和学院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实践进行服务的，是改变世界的，但是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却偏离了这点，使这种脱离实践的情况经常发生。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应该具备的实践精神变成了纸张上的概念，这其中包含了多样的主观遐想，因此，虽然称为实踐，但是与真正的实践却相距很远。真正的实践是主客观的完全统一，是主体客体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体系
根据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它主要是立足在世界观上，对之前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批判的前提下，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效，它借助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达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科学统一，尤其是把这两者应用到社会领域上，有效地对社会领域的规律进行揭示，创造了唯物史观，也成就了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在新时期探讨的过程中，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体系形成了相应的板块，不利整体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容易造成误解，而内容方面，传统的体系更偏向客体，而主体上也就是现实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对实践情况不够重视。因此，在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前提下，应该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在这个基础上，部分论者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主线，对原有的体系进行的重新的树立以及调整，另一部分论者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的新思路。
在整体上看，这些认识也是值得被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根本性质上与旧哲学进行区别的科学的世界观，它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都是重要的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把社会实践当做基础，充分处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展现的方式上，应该转变传统的教科书式的板块，把每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整体的展开。在这方面探讨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传统的教科书式体系并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这个体系中具备很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相符的内容，因此，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重新的清理以及解读，这样的观点所涉及的依然是宇宙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联。
总的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创建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实践的以及历史的唯物主义，这是着手于完整世界的体系，它主要贯穿在世界观的每个领域中，而我们应该充分以及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深刻地理解其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片面性以及极端倾向的出现。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不断的深化以及拓展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土壤。我们应该在哲学理论方面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及探索，从而找出根本性的方法论路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情况下，才可以真正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全面的认识世界以及改变世界，有效的实现此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奥康纳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因素，提出环境正义实现的路径在于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奥康纳对环境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对于当前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奥康纳；环境正义；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启示
[作者简介]张乐民，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山东济南250100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众多关注这一问题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然而，在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看来，这些剖析和批判或者是从文化观念人手反对“消费主义”，或者是从经济增长人手反对“盈—亏式言说模式”。“资本与劳动以及它们对地形、河流、邻里、种族、性别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却很少被历史学家，社区、环境或劳工方面的活动家，区域规划的设计者以及政治策略的制定者们在政治的维度上加以认真的考虑。”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践的高歌猛进，奥康纳认为，资本对自然的冲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隐蔽。原有的批判视角已很难把握住损害环境的真正因素。在他看来，必须增强政治生态学的批判力度，深刻揭示并着力消除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各种环境不正义。才能使人类社会逐步转向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平的社会。
一、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奥康纳把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称为一唱一和的“孪生兄弟”。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相辅相成。进一步加大和加深了对人和自然的控制，它们试图在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占据支配地位，由此造成了对环境正义的全面侵害。
首先，在种际正义层面上，对于自然的存在价值缺乏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自我扩张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需要永不停息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以及再生产的资料和对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地球上获得的，因此决定了资本须臾离不开对于自然的利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奥康纳形象地把自然界称之为资本利用的“水龙头”。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自然界并没有被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来源而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资本家只把自然界视为“自由商品”而不充分估量它对人类的慷慨赠予，自然被资本利用之后反过来又成为随意污染的“污水池”。最终，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中，“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然而，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缘故追求积累和增长可以不顾一切地进行自我扩张。自然界作为“水龙头”却不可能永远拥有满足它的一切需要的能力，因为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由此带来的必然结局只能是：由于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
其次，在代际正义层面上，对于后代人的权益缺乏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很长时间以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视域中，一直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伴随着“征服自然”的号角，资本对于自然资源进行了无度的索取和无节制的耗费。但是，在奥康纳看来，“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资源贫乏、能源短缺、全球变暖、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人类的破坏程度已使大自然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延续。对此，奥康纳指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将遭遇更糟糕的命运。为了不使人类的延续者一出生就沦落为物质上和环境上的贫穷者，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想要与亿万未出生的、他们在当今的市场以及政府的委员会中还没来得及捞到发言机会的人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坚持无节制的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无限制的所谓“民主”的新自由主义显然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在对总体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及其政府机构的观点作出批判性评析时，奥康纳引用了生态经济学家贾安·马丁尼茨·艾略尔的话：“经济学出于一种短视的行为，内含着把废弃物和越来越有效的资源移植给子孙后代的理论思路，在它的内容中并不包含有建立在几代人之间的相互谅解之基础上的资源配置的思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遭遇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困境。即如何面对我们的后代。”
最后，在代内正义层面上。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侵害缺乏应有的担当和补偿。生态危机是全球性问题，然而，人类却并非是平等地承受着由此所造成的灾难，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乡村的穷人，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他们往往最先成为生态恶化的牺牲品。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奥康纳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了其危机的全球转移，经济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被转移到了南部国家、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北部国家中的穷人那里。这是通过忽视、损害或毁坏资本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即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实现了联合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全球经济”，它所体现的是19世纪的劳动条件及政治形式与21世纪的技术之间的结合，或者说，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一种新的统一体中结合了起来。从环境正义的角度讲，这种联合的发展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深远的侵害，联合的发展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二、实现环境正义的路径选择：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对环境正义造成了深度伤害，同时也损害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条件。这种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外在的自然界、人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与空间三种类型的要素。其基本内涵在于：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奥康纳指出，为了积累的需要，资本在使人类劳动力异化、外在自然和基础设施与空间资本化等
方面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破坏性的，它引起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以及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瓶颈，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力倡导一种所谓的“分配性正义”，即主张对于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在不同人们之间进行平等分配。比如，有毒废弃物的生产者以及那些从生产有毒物质的工厂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获益的人，应该对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靠近有毒废弃物倾倒场所的其他一些居民提供补偿等。
在奥康纳看来，这种分配性正义所遵循的依然是用资本或者说金钱来衡量一切的逻辑。“分配性正义(‘生态性的社会民主’?)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然而，在社会客观现实中，随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日益社会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合理的测定和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分配性正义这个概念在消除环境不公等问题上越来越没有适用性，同时也越来越无法加以真正地实施。因此，要想纠正环境领域里的不正义做法，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实现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分配性正义的关注点是社会交换关系，而生产性正义的关注点是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
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奥康纳进一步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把其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进行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的。如今，资本的全球化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用外在的方式拯救自身”这一趋势，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尤其是在如今这个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中，货币或金融资本不会为(生产条件的)维护去做哪怕是一点点的事，但却可以为尽可能快地实现自我增殖去做任何事”。由此也决定了生产性正义不可能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得到实现，而只能寄希望于他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与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不同，生态学社会主义在密切关注生态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关注女权主义问题、反种族主义以及社会正义与平等问题。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在西方社会，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对于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大多持否定态度，奥康纳则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奥康纳指出，在政治力量对比的当前局面下，要想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就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必须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对此，他满怀信心：“生态学社会主义已经来临，它们形式迥异，并且丰富多彩。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声音。”
三、对当代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启示
环境正义问题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通过了由17项原则所构成的环境正义基本原则，对环境正义的思想内涵和实现目标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示。时至今日。环境正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奥康纳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对环境正义及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和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环境正义关怀的主要对象是人类还是自然，或者说环境正义应当在人与人之间展开还是应当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展开?这一问题在当前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批评以当代环境伦理为指导的环境正义过度聚焦于自然的观点认为，探讨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原则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表达的只是一种浪漫情怀和环境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保护环境的实践并无益处。“在当代环境伦理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仅仅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作为其言说的主题，而对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却甚少关注。”而立足于社会正义角度把环境正义限定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观点同样受到了质疑，把环境正义的本质归属于社会正义，可以彰显现实生活中有差异的利益主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维护自己正当的环境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往往矫枉过正，“从学理方面来看。环境正义的本质是社会正义，是对人的正义而非对自然环境的正义，其不以自然环境为对象，将自然环境排除在正义安排之外，用对人的社会正义代替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正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把自然还是把人类作为环境正义关怀的主要对象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过度强调一方而有意无意的忽视另一方则会有失偏颇。奥康纳坚持把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_方面倡导不能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特别是要尊重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正义问题深刻的现实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过多的浪漫情怀和公正幻想无益于环境正义问题的解决。奥康纳分析环境正义关怀对象时所坚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无疑有益于我们厘清上述争议的问题所在。
其次，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是分配性正义还是生产性正义?回顾环境正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环境正义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分配性正义，即不同民族、国家、区域、阶层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享受环境权益、分担环境责任问题上的公平对等。在全球化的今天，立足于分配性正义视角去研究环境正义问题的缺陷日益显现。“大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各自国家的环境权利之分享，或仅停留在单纯的分配正义范围，直接沿用照搬已有正义理论去阐释环境正义，利用权利分配式正义模式去解决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
题。较少从全球化背景中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转变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即‘类’的角度去研究环境正义理论基础等问题。奥康纳对于分配性正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却同样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虽然说奥康纳过度推崇生产性正义而彻底摒弃分配性正义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带有应然性和乌托邦的色彩，但他的这一结论立足于全球化生态危机这一最新时代背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推进环境正义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域。显然。为了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这一双重难题，仅仅把源远流长的分配正义思想作为环境正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毕竟带有把人际伦理强加进环境伦理的色彩，无法做到真正地尊重和重视自然环境的存在价值，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环境正义只有既重视分配性正义又重视生产性正义，从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多重维度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其自身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求。
最后，环境正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长期以来，在生态学问题上，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被质疑和批评。在许多生态主义批评家看来，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固守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他不喜欢自然界，因而马克思是反生态的。在这样的攻击下，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被推翻。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粉墨登场，试图指导包括环境正义运动在内的生态运动的斗争实践。后马克思主义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整体性概念、革命思想以及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他们在环境正义等运动中坚持非阶级性或多元阶级性，坚守“差异性”，不再把传统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转型的法定代表，不再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认为任何普遍性的政治要求都成为不可能。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是显然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像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它对自然的利用和滥用所造成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和环境不公正等问题，后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作出透彻的分析和批判。实践也已证明，后马克思主义试图把社会正义要求与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并进而把这两者与市场和市场激励机制调和在一起的做法只是虚妄的臆想。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它无法担当起指导包括环境正义运动在内的生态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任。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环境正义等生态运动。奥康纳把这一联姻所产生的新理论称之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以环境正义等为主题的生态运动中的指导作用深信不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既避免了那种不可实现的纯粹乌托邦，也没有沦为一种空想式的思想，它完全有能力确定什么才可以被称为‘内在(规律)’，即哪些社会的和生态的运动将肯定获得成长和发展，哪些则可能会中途夭折。”
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先进品质。一直以来，我党解放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正确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现代意义、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及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与时俱进 动力与方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首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第一，马克思主义善于从时代成果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达到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目的。科学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善于吸收和接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先进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收“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充满时代精神的文化元素，时刻联系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同时赋予“以人为本”等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并形成了一种先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第二，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完善和修正自身的不足。在历史的潮流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身，这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接受历史和社会的考验。1895年3月，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導言中他还对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修正和总结。文章里，他用一种极其坦率的方式对自己思想和观点中的不足进行了说明、补充和更正，这是一种真诚的自我反思的态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完全的一字不落地照搬前人的成果和思想，就像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一样，这些人都勇敢地面对实际，积极客观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足，不断找出理论中的薄弱之处，进而不断自我充实、完善和创新。
其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指导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承载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破解时代难题，引领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了“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创造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时代的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直面中国的发展问题，顺利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困境，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到了新的顶点。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坚持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了实践中的困境和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真正意义和最终目标。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光彩照人，之所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并不断用创新的理论破解时代难题。
当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我们党对于多年来执政经验的艰苦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日益重要。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国家实力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期间对过去的教训和经验的总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开放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正确运用、创新和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和实践。恩格斯曾说过：“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①所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其必然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在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紧跟时代潮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当代的发展道路与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紧密联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最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建国初期，由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走了许多弯路和艰辛的历程。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僵化了的、过时了的思想用来指导实践活动，最终影响了我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党坚持用开放的视野审视世界形势，用宽容的心态接纳世界文化，用辩证的思维总结和分析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败得失的原因和经验。因而，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内涵，才能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动力
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真理的摇篮和发源地，任何伟大的思想都离不开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同样离不开实践，或者说接受实践的检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新道路的真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时代难题。毛泽东说客观世界是永远变化运动着的，我们在实践中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邓小平指出，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根据新时期所出现的新的情况，创新和发展理论。无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实际、国情相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动力之二：时代主题转化的内在要求。任何思想和理论都必须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也必须是为了解决时代难题而产生和发展。所以，时代主题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又一个动力，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将时代问题“化”入到理论之中，寻找理论根源，将理论“化”入时代问题之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随着历史进程和时代的发展，整个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背景都截然不同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背景，但不论如何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根据时代条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科学地解答新的时代所需要的新的理论需求，赋予自身新的含义和任务，始终保持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时代性，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提供了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列宁理论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直以来，我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广泛吸收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保证了我国建设事业顺利向前推进。科学理论具有实践性、真理性的特点，对破解时代难题有着推动作用。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点就是积极应对时代课题，积极解决时代难题，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
动力之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在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时候，不能忽视中国的实际国情，不能脱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的一个现实并且无法忽视的因素。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理论思维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在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动摇，同时，我们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国际环境、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露。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國现在面临的国情、党情、世情，都要求我们必须在结合实际的前提下，深化和发展理论认识，再用创新的、科学的理论反过来指导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统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中，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国情，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实践和发展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艰苦的奋斗和认真思考创造出来的，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科学地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的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难题。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要想保持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就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必须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命运和生活。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长远的眼光来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创新提供新的空间和思路，这样才能保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第一，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应对时代难题。任何伟大的思想理论都是基于时代所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在于及时回答时代难题，解决时代难题。所以，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应对时代难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急剧深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方向就显得更加的重要。马克思主义只有时刻关注时代问题，抓住时代创造的机遇，积极解决时代问题，不断地在挑战中破除各种困境，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综合性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积极探索时代主题，并试图给出科学的答案。在这个国际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国必须紧抓时代旋律，紧跟时代节奏，快速准确捕捉时代问题，通过不断的发展来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国际地位。
第二，时刻关注国际形势，辩证吸收时代文明。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没有任何东西或者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哪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时刻关注国际形势，辩证吸收时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又一个方向。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新世纪，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加剧，各种文明相互碰撞摩擦，我们要学习马克思辩证的思维和观点，在实践中要对世界文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地看待万事万物，反对教条式、学院式的研究方式。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哪种方式关注现实，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要用什么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中起到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辩证的方法论和唯物论，用辩证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难题。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国际交流和交融异常频繁，各种文明交流也显得很密切，因此，我们要时刻关注国际形势，要抓住一切机会，积极吸收先进文明的优点和有利因素，辩证地从时代成果中吸取正确的、积极的因素，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正确的方向，最后在学习中逐渐地发展壮大自己。
第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实现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打破教条性思维，突破我们传统束缚，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且永恒的方向。
当下，我们要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抱着一份无比执着的信念和勇气去探索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那些固步自封、默守陈规、缺乏探索精神和勇气的人是不可能实现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的潮流中，要一直保持高度的创新意识，不断强化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我国的国情、党情有着紧密的联系，是继我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后的新产物，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到了新的顶点，这充分体现了我党顺应时代潮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自觉性。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初步形成，并以旺盛的发展活力、强劲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认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始终保持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性，根据实际形势和情况，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
第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补充和完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联系中国的实际，注重中国的特色和特点，始终将中国特色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所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所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时代性从深层次、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民族性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元素糅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和民族性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责编 /于岩（实习）
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工业化发展规律，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为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
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富裕先进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了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从而也启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理论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工业化思想。这些思想总体上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思想，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和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研究建国初期党的工业化思想对于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强国富民”的高度强调了工业化的必要性，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后，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工业化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它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在西欧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进而发展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目标。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机器大工业在生产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渗透至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经济形态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已为既成事实，它所创造的社会文明连同社会矛盾。都成为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流思想中，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在资本主义阶段已完成历史使命，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始终肯定了工业化对于劳动人民解放发展的重要意义。譬如。马克思曾充分肯定过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它使“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而否定大工业发展的意义时指出：自从大规模机器大工业生产被采用之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整个讲来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就应当眷恋那个(也是很贫乏的)埃及肉锅。眷恋那只培养着奴隶精神的细小农村工业或眷恋那些“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那被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已从一切历史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那消灭任何阶级剥削和任何阶级统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存在、发展的意义，明确提出了在“一个农民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工业化的必要性。他认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只有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才可以“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所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就对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不仅把工业化看成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把它看成“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欢迎职工代表的招待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报告深刻论述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提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国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再次从“强国富民”的高度强调了工业化的必要性，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振兴中华、摆脱落后的奋斗目标。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布之初，党和政府都习惯于用“工业化”这个词来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体系建设的设计中，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推动原有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坚持把能制造重型机器、重要材料、精密机器和能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如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等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部分，以改变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又决心以工业化为手段改变中国百姓生活穷困的现实，使工业的发展惠及农业，提出了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全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里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规划。事实证明，党在建国初期对中国工业化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统一了全国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使国防力量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有利于我们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现实工业强国的信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必然性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市场动力”思想。肯定了市场在社会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声
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总是与市场化进程相伴相随，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市场化的发展催生了工业化，另一方面，工业化又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促使了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发展，使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工业化产生的分析中，明确提出工业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亦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
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马克思还曾形象地描述了市场化(贸易扩大)与工业化(大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关系，他说：“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正是由于市场对于工业化存在动力作用，因此“一个农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其工业化建设就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动力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利用市场来促使工业化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政党如果“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遭到失败。”他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利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识到了工业化不能排斥市场的作用。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了陈云提出的“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56年底毛泽东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构想。明确表示要允许国家市场的对立物自由市场的存在；允许国营企业的对立物地下工厂的存在；允许私营工厂的出现，允许华侨投资办厂等；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同样，刘少奇也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资本家可以盖厂、开私人工厂，“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并不可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周恩来也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有都可以开”。“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他办下去。大概工农兵学商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等等。这些思想实际上都是充分肯定市场对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市场动力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也是我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声。
三、坚持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实行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工业化。贯彻既要现实工业化，又要人民享用工业化成果的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社会主义原则思想
马克恩和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一方面指出了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看到了工业化与社会制度的演变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引起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已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工业化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推导出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从俄国的国情出发。采取了发展自由贸易和商业、实行租让制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但在列宁的工业化理论里。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景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是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最终把千百万小农和私人资本主义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原则，始终坚持工业化发展应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思想。首先，中国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其次，中国也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国却行不通：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尽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发展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速度有时也可能是比较快的。但这是一条使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道路，是一条以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道路，是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疯狂侵略和掠夺而发展起来的道路。就如刘少奇所指出的：“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
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之前景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最佳选择。既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应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本质之别，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可以是一个社会集团财富和地位的崛起伴随另一个更大的社会集团的生存资料的失落，而中国要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不仅要使社会财富得到大量的快速的增加，还要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财富的享用者，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集团对多数人集团劳动无偿占有的局面。从而。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人民享用工业化成果，这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鲜明特征。为了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关于工业化问题，毛泽东先是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牡会主义工业化”含义作了明确的解释，强调“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从而使中国工业化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坚持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表明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也与苏联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工业化道路有很大区别。它是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能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型的工业化发展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前景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四、坚持以“科技革命”带动工业化的思想，强调要把工业化提高到广泛采用人类社会最新科技水平上来，用人类社会的最新科技成果武装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科技动力思想
工业化与科技进步总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充分肯定了科技力量对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提出了后发国家应充分利用人类社会最新科技成果实现工业化的思想。马克思晚年还特别提到，科技落后的东方国家，应当充分利用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的优势，采用科技的移植方式来实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列宁在领导苏俄的工业化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科技的发展指引着现代文明发展的大道，提出了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改造和恢复大工业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惟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并指出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不能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出发，在落后的技术水平基础上搞人海战术，而应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他说：“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世界工业化与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化的科技革命思想，十分重视科技力量对工业化发展的拉动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武装工业的理论。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为了解决工业化的科技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要向外国学习，认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并强调：“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另一方面，党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曾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而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又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进行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已经结束，但我们面前还有革命的任务。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7年毛泽东在《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58年，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自1958年7月1日以后转到“技术革命”上去。他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等。为此，党大量培养技术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各类工农学校技术学校，调整高校及其专业设置，普及中小学教育，扫除文盲，选拔优秀分子当苏联专家的助手，在工作中学习技术，并派遣大批知识青年赴苏联留学，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此外，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现有的技术人才，为工业化建设服务等。
在新中国初刨工业化的时候，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涌动时期。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科技带动工业化。即把工业化提高到广泛采用人类社会最新科技的水准上来，用科学技术改造、恢复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然，以“科技革命”带动工业化的思想。其主旨同样是强调要用人类社会的最新科技成果武装工业，它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是中国共产党洞察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趋势，依据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的科技动力思想，审视我国工业化现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于今天的自主创新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从工业化的内容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思想
所谓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主要是指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列宁的工业化发展理论当中。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列宁提出了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应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也不能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孤
立发展。他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现象时。进一步分析了生产资料生产对消费资料生产的影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他认为，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在提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时，列宁特别强调了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意义，认为“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因此他主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尽管“社会产品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制造)能够而且应当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制造)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因此，他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兼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思想。
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坚持和运用了列宁关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提出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的思想，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同时抓好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协调发展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嘲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他说：所谓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运用列宁关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一般原理的同时，又发展了他的思想。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更加看重的是它对中国达到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在强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中求得社会主义生存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的分析，最终从工业化的内容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思想。这种工业体系首先表现为其独立性，即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使我国的工业体系能自力更生地生产各种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产品，能够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满足国防现代化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其次表现为其完整性，即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使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中的工业的部门比较齐全，既有重工业、又有轻工业，既有基础工业、又有加工工业。既有国防工业、又有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而且，这些工业都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最后表现其先进性，即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使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日益发达，使各个构成部门是用较新的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者掌握了较新的科学技术并能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使劳动生产率最终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和结果的科学描述，到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工业化思想，再到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极端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的宝贵理论财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思想。尽管这种工业化思想体现着粗放型、封闭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特征，但这种工业化思想，在建国初期对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化体系是完全适合的，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一点。因此，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对今天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衰败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为了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概括论述。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四个主要阶段，这四个阶段是一脉相承、不断推进的，通过研究，以期对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它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创立伊始就表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向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挑战，因此它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相对立。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历程，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和“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心”。前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旧社会的否定而言，后者则是就它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和维护而言。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既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维护建设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传入中国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系统传人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人中国以后，就对封建专制主义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把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作为其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思想的传播，激起资产阶级学者的不满与恐慌。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他提出：“请你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让人们只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中国社会各种严重问题，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的观点指出，实际的问题固然应当研究并加以解决，然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活动，实际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播种、催芽的作用。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还对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探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其中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中，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法则。他指出，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瞿秋白也在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及内容非常复杂，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科学，从根本上研究社会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李达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学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的著作。李达认为社会的本质“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社会学的使命“在于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李达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一)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
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有益尝试和重要成果。文章通过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诚的同盟军是农民，而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此文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同盟军以及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既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也是一篇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著作。毛泽东用阶级、阶层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各阶级状况及社会结构所做的具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学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着社会前进的动力。研究社会现状，探究革命性质，离不开对社会矛盾状况的分析，也就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状况和性质的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把社会视作永世不变的抽象物，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要求首先弄清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也就是社会的性质，这是研究和把握社会实际的大前提。进而言之，社会又分为不同的阶级，研究与
分析社会，必须从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着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从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剥削行为，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但分析了各阶级的总体情况，而且把各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进行了阶层分析，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和他所创建的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充分展示
我国在1956年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同时，受国内外错误思想影响以及工作中的失误，当时也出现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不同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章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是具体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与机制的一门学科。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在正常运转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这些关系的形式、结构、规范和行为方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与机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毛泽东所做的社会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他通过调查研究，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可以说，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把社会调查研究作为进行实践活动的基本工作方法，在调查研究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确定调查研究课题，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查研究。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大量调查了解农民和农村社会，探索土地革命的规律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组织农业合作化调查，以掌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他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生动体现。在调查的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实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十大关系》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调查研究中坚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强调的思想。他认为领导者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有可能当群众的先生。“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活动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参加者，对客观事物和实践效果的了解及认识也最丰富、全面和真实。领导者的思想、意见只有来自群众的实践，才能真正转过来为群众服务。
三、邓小平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是在中国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个声音，从此掀开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
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重大意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有效途径。
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和保障观的充分展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和保障观，就是要保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我们已经达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21世纪的5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实事求是的社会保障观。对于如何摆脱贫困，保障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和提高，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和保障观。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关于发展研究的科学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新，阐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强调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说，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都是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核心。
四、费孝通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小城镇研究的新开拓。1981年费孝通四访江村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发生急剧变化并出现某些新问题。例如大城市人口膨胀、农村过剩劳动力没有出路等。费孝通认为小城镇问题不是孤立的，必须把它放在广阔的城乡关系中进行研究。1983年，费孝通对江苏大江南北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在吴江考察后，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的一文。文章提出了建设小城镇的方向性问题。从此小城镇研究走出江苏，走向全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课题。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途径。小城镇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指明了发展方向，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论题来说，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的新发展。
家庭社会学研究。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一书是他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代表作。该书运用比较社会学观点，对不同社区、不同文化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对家庭与子女的抚育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创见：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和保证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家庭是父、母、子女三方所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结构等等，使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孝通循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变迁的主题，继续开展对家庭的研究。他于1982年写出《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一文，说明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复杂变化情况。1983年他发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文章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在亲子关系上的差别，深刻分析中国当前家庭结构变化的许多问题。在1985年，他发表《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一文，进一步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家庭结构核心化和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的原因。费孝通按照“结构”和“功能”两条主线对家庭社会学进行研究，这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是独特的。
少数民族发展研究。费孝通从1935年到广西花篮瑶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起，就对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他在民族研究上最重要成果体现在1989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特点》一文。文章是费孝通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分析研究，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并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其思想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社会学的学术领域，对当前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理论工作者力图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思路。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学，是指：“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化以及社会互构论四个方面。这是继费孝通之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
社会运行论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独特视角出发，借鉴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发展的理论，把社会运行概括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不同的发展类型，社会转型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都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本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社会学本土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借鉴、扬弃国外社会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建构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社会互构论主要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它认为过去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协调、与个人不和谐的旧式现代性，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探索新型的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和自然协调、与个人和谐的新型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取得的最新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建设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时代的挑战。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使之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是社会学者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