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2002年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利好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落实，国内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区域供水一体化”是改革进程中呈现出的一朵奇葩，上海、深圳、常熟等城市在市场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对当地供水企业进行了一体化整合。文章结合项目运作实践，探讨中山市“供水一盘棋”战略的意义。
关键词：供水一盘棋 模式优化 意义
众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水资源是基础自然资源，同时又是战略性经济资源，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水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的增加，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加。水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现行供水管理体制的反思和热烈讨论，如何改革水资源配置途径、如何优化水资源配置方式、如何安全优质供水、如何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己经成为一个地区供水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中山市概述
中山市是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北接广州市和佛山市，西邻江门市，东南连珠海市，东隔珠江口伶仃洋与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望。中山市下轄1个国家级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街道办事处，18个镇，总面积18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42.3万人，流动人口约20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供水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山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基本满足了中山市人民生活和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对供水服务和供水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供水行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大力度促进供水行业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中山市受水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供水设施投资建设分散管理等历史原因，中山市供水事业发展正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规划、整合，将制约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难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与投资环境，实现不了适宜创业、适宜创新、适宜居住的城市目标。
二、中山市供水行业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1.数量多、规模小。目前城镇供水厂有32家（全市供水规模已经达到263.3万吨/日，日均供水量为160万吨/日），其中供水规模5万吨/日（含）以下供水厂占有53%，供水规模20万吨/日（含）以上供水厂占有9%。各供水厂管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供水质量和服务意识差异较大。
2.投资主体复杂。由于历史原因，供水厂投资主体即有市政府、镇政府和管理区，又有企业和私人等。投资者自身利益的要求，存在着供水设施重复建设或者投入不足的情况，地区供水资源不平衡，难以协调供水企业共同发展。
3.融资和持续发展能力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饮用水水质卫生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社会对优质饮用水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供水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工艺和管网改造和技术提升。供水企业规模小融资能力低，限制了企业自生发展。
4.区域性联网少、抗事故能力低。供水企业在各自区域经营运作，区域之间供水管网不相联，一旦发生停电和设备故障，或者水质性事故等，供水厂之间不能互补，将造成区域性停水，安全供水得不到保障。
5.水源监控、管理困难。取水口多而且分散，水源地保护区域多、范围大，不仅给水源地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限制了部分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6.供水价格不统一。供水企业各自独立经营，由于地方政府政策不一，供水企业营运成本不同，各地区形成不同的用水政策和供水价格，造成区域投资环境不平衡，用户也有意见。
三、中山市“供水一盘棋”战略
面对中山供水行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了全面提高安全供水的保障能力，推动区域供水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山市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中山市“供水一盘棋”重大战略决策。
中山市“供水一盘棋”战略指导思想：供水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统一规划：规划部门根据《中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并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组织编制《中山市给水专项规划》，并确定中山市中长期供、用水发展规模，包括自来水厂和工业水厂的布局等。规划制定后，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督执行。
统一建设：按照《中山市给水专项规划》，并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进行给水设施分阶段、分步骤建设和改造，政府相关职能主管部门加强新建、扩建和改造项目的立项审批。
统一经营：通过统一经营，统一供水价格、统一成本核算，有效控制供水成本。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法规，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融资力度，保障供水设施建设。
统一调度：以科学合理为原则，按北部、中部、南部分片连网的设想，有步骤、有计划开展供水区域供水管网联网工作，联网后进行供水统一调度，以有效提高供水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统一管理：统一供水规范和标准，统一供水秩序，合理利用水资源，制定供水和节约用水计划。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下，充分发挥人、财、物各种资源的效能。
在“五个统一”的前提下，由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对全市供水设施资产进行整合，并在相关镇区设立供水分公司，适时适度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投资多元化、经营市场化。
四、中山市“供水一盘棋”战略意义
中山市“供水一盘棋”战略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通过实施“供水一盘棋”战略：
1.打破行政区域限制，能够站在全市的高度科学规划水资源和供水设施建设，充分整合供水资源，节约建设成本，发挥整体供水能力，实现供水资源集约使用、优势互补和设施共享，提高供水资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改变供水厂布局分散的局面，有效地控制取水口数量，关闭和淘汰生产工艺落后、源水环境污染的供水厂，实现集中取水和优质供水，统筹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加强水源保护，改善水环境质量，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3.实施“江库联动”工程，加快区域连通管网建设，配置供水应急设备，建立全市供水应急抢险队伍，全面提高安全供水的能力，防止停水事故的发生，或者将停水事故影响降低到最小，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用水保障。
4.建立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络体系，统一乡镇供水企业检测设备配置和检测要求，加强水质检测人员培训，全面贯彻执行水质检测标准，加强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检测，掌握全市供水水质情况，保证优质供水。
5.推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的应用，实施生产工艺和控制系统改造，建立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推广使用新型管材和水表，节能降耗，全面提升行业技术水平，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6.做大做强供水产业，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供水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保证企业自我健康发展。
7.加快推进供水企业市场化进程，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模式，满足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
8.有助于政府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城市供水监督管理机制，实施供水特许经营权制度，解决管理中的矛盾，明确管理职责，形成一套法制化的水务监管体系，加强供水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供水一盘棋”是全市范围内水务市场的一次大整合，也是各供水企业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的大变革，更是各方利益的一次大调整。通过实施“供水一盘棋”战略，整合供水资源，改变目前供水市场分割、效率低下的不利局面，有利于规范供水市场，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保证中山市供水事业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区域供水一体化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由政府主导，各级政府配合，要将区域供水一体化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年度工作考核当中。在资产整合过程中要考虑供水事业的长远发展，不能简单地通過企业间资产买卖来实现区域供水一体化，需要政府在资金或者政策给予支持，否则收购企业将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难以达到区域供水一体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吴升.我国水务一体化体制的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
（作者单位：中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 528001）（责编:贾伟）
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我国各项事业深化改革、集体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求全体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化行业服务职能，切实把实践党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奋力谱写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新篇章。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集体经济不动摇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建立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指出了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物质世界具有能动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集体所有制企业（简称集体企业）是指以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形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部分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一样，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分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具有经营灵活、兼容性广、适应性强、利于就业的优势和特点，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加快城镇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其它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体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其发展之路紧紧基于我国每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在社会生活中自我发展、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我壮大。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和客观条件的影响，集体经济在我国几十年的发展坎坷曲折，长期经历着教科书没有专门系统论述、相关领域没有系统调研、政策法规没有明确指导、行业自我发展的尴尬境地。历史上受到国营经济在供产销方面的垄断地位以及相应对城镇集体经济的限制政策，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常被视为落后的经济形式或“二国营”、“二全民”经济屡遭砍伐或升级平渡。但它总是深深扎根于最基层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与人民休戚相关，形影不离，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需，在各种经济形式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生命不息，显示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创造了不朽的光辉历史。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种所有制产生和发展的根据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力。城镇集体所有制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合的，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顺应人民群众需求的。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集体企业通过自我深化改革不断向新的经济领域延伸，向多种经济形式渗透，由传统集体经济向新型集体经济转变，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劳动联合、资产联合“两个联合”的要求实行产权制度改革而孕育形成的，是传统集体经济“凤凰涅槃”的具体现实表现形式。如当前迅速增长的专业合作社。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同样具有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分布面广、数量众多、行业齐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灵活多样的特点，有效弥补了其它经济形式所不能发挥的现实作用。纵观我国发展现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失业大军与有岗无人怪象、人民内部矛盾错综交织等已是不争的事实，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建成。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对于解决以上各类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为消除两极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它是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据有关资料显示，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集体联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6140.8亿元，同比增长6.27%;利税总额1648.9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利润1113.1亿元，同比增长2.09%;资产总量9571.2亿元，同比增长9.38%。
党的群众路线，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指出人民群众在党的事业中居于中心地位，党的所有工作均应当围绕人民群众开展。我们的党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背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要求和殷切希望。这种希望是人民的要求和希望，是民族的要求和希望。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中国梦”时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不断为人民造福”。基于以上分析，党和国家应当勇于承担起新时期的改革重任，制订落实好相关政策，指导、扶植、服务、监督新型集体经济的科学发展，让集体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大放异彩，服务于人民生活所需，社会建设所需，切实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谋福祉。
二、强化行业服务职能，谋划企业发展不止步
近年来，梧州市城镇集体企业通过合并、资产重组、产权转让等方式正逐步发展成为集体、民营、私营、独资、外商投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联合组织。部分企业焕发强劲发展势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据统计，2013年，梧州联社全系统企业实现税收入库7067.15万元，同比上升67.89%。部分企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发展的巨大挑战，如梧州市冰泉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经济总量基本在1.5亿左右徘徊，没能实现实质性的发展跨越。小部分企业生产后劲不足，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依靠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租赁艰难生存。
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全市二轻集体企业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近年来，梧州城镇联社紧紧围绕“强服务、保稳定、促发展”工作中心，相继组织开展了“解放思想·赶超跨越”大讨论、党员领导干部“三力”建设、“三年一工程”等活动，建立完善了工作任务报告制、机关人员联系企业实施办法、岗位目标责任制、绩效考核等一系列制度，解决了一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的“四风”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思想进一步深化，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服务方式进一步创新，大大增强了企业对联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市二轻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在梧州城镇联社的协助下，系统内一批企业相继获得了政府在企业创业、创新、技改、引资、改制等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如梧州五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得到了财政的资金扶持;梧州五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梧州中柏包装有限公司、志恒制盖有限公司等企业争取梧州市委、市政府退城进郊政策顺利搬迁到工业园发展壮大;梧州三鹤药业申报科技企业取得成功。在招商引资和投融资方面，成功引入香港新都会投资公司受让压力容器制造厂股权;联系金融机构协助解决梧州三鹤药业公司300万元到期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利用联社自有资金向梧州五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市压力容器厂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企业发展;为梧州塑包总厂等企业先行垫交医疗保险金等费用，努力为企为民分忧解难。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梧州联社全体党员干部更要不断深化认识，在具体工作中不折不扣地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彻底消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施脱离实际的管理政策，不做不务实效的表面文章，力改“坐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的工作方法。要做到坚持“俯身接地气”，深入基层研究企业发展中的新特点新问题，做到调查研究到基层、指导帮助到基层、服务协调到基层、解决问题到基层、总结经验到基层，与时俱进谋划企业发展新路子，切切实实为企业办实事办好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打破传统“二轻企业”的界限，面向新型集体经济、混合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开展全方位服务。一是在重大决策上指导。及时掌握最新政策动向，在深入企业调研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积极为企业出谋献策，在决策上给予指导。二是在生产经营上扶持。通过采取资金上扶持、发展上引导、经营上帮助、安全上监督等办法，多渠道全方位竭尽所能为企业排忧解难。三是在难点上协调。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指导并协助企业解决难点难题。尤其是要重点突出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帮扶、企业改制、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方面的问题。
三、扎根基层解民忧，服务职工群众不变样
党来源于人民，必须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群众工作是党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群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一切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党员干部应该时刻注意的，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同志同样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众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这就表明，党的政策、方针必须围绕和体现人民群众的需求，党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开展。因此，如何使党的日常工作最终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每级党组织、每位党员始终不变的工作重点和毕生奋斗的目标。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可以更好地引导党组织和党员明确无误地学习、理解和把握党的宗旨，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将工作重点放到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系统困难人员多、退休职工队伍庞大，因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等上访现象时常发生，管理责任繁重艰巨。一直以来，梧州城镇联社始终将群众关注和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规范信访秩序等措施，关心帮扶最基层困难人员、化解最基层矛盾纠纷，合力维护整个联社系统的安定稳定。一是建立完善激励帮扶机制，努力为特困人员解决现实困难。在系统内通过个人表达、企业反馈、联社调查摸底等方式全面掌握全系统特困人员情况，及时更新特困档案并落实关怀帮扶机制，坚持定期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结对帮扶、走访慰问，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困难，及时送上组织的温暖。二是积极寻求企业发展空间最大化，依法依规做好系统内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三是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以畅通信访渠道、严实信访责任、贯穿绩效考评为基点热心、耐心、负责的态度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四是创造性地成立二轻关停企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已退市企业人员。充分考虑退休人员浓厚的“二轻企业情结”，在分流进入社区管理条件未成熟时勇于承担管理责任，使退休人员时刻感受到集体的归属感。
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联社全体干部职工都应强化学习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的群众工作理念，认真研究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和掌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多搞微服调研、杜绝封路出行，多做随机问卷、杜绝指定访谈，多问基层百姓、杜绝偏信汇报，要扎根基层听民声体民情，并紧密联系自身岗位职能不断提高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努力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全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和工作实践的重心，是梧州城镇联社开展各项工作的风向标。全系统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凝聚群众智慧力量，同心同德，攻坚克难，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梧州城镇联社各项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共同谱写梧州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新篇章。
注：钟家军 广西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党委书记、主任
联系电话：0774-3827323 13878411833
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通过研究欧美日韩拉美等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历程，总结了这些地区城镇化经验和教训。主要经验包括注重规划的引领作用、农业基础作用和产业支撑作用以及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教训包括大城市人口过渡集中引发的城市病现象，以及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动力不足等。给出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通过村镇更新和土地复垦模式推动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
关键词：城镇化；规划；农业；交通；政治体制改革
一、引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发展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国外城镇化经验
（一）注重规划对城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欧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重视规划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以英国为例，1909年，英国颁布了《住宅、城镇规划条例》，标志着城市规划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项职能。1947年颁布实施了《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和《综合发展地区开发规划法》，在法律上将城乡纳入一体进行统筹规划与建设，1952年还颁布了《城镇发展法》。2004年修订的 《城乡规划法》强化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为政府用规划立法来干预、调节、规范、引导城乡的有序建设、发展发挥了保障作用。
（二）注重产业支撑作用
城镇化建设必修有产业支撑， 要将城镇化与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日本为例，以制造业为开端的工业化是日本城镇化的最初动力。制造业的集聚使城市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如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如京浜工业地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带动了城市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动力。
（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德国为例，德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一种统筹城乡、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在德国的城市区域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挥着重要的产业支撑作用，德国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
（四）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农业的基础作用
农业发展是推进城镇化的前提，农业与城镇化是相辅相成关系，农业只有实现机械化、现代化，才能形成推动城镇化的强大动力。以韩国为例，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合理补偿。对于土地补偿，韩国遵循了“谁开发，谁补偿”、现金支付、确保一次性到位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合理有序地开发农村土地，使韩国的城镇化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五）注重村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社科院调查显示，我国“漂”在城镇的农民工中70%以上希望在家乡周边就业。在原有的村庄基础上发展现代城镇，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英德等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原有村庄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德国在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城镇本身的建设用地规模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大，而是都市区中的传统农业型村庄转变成为二三产业工商城镇的越来越多。如果说美国人的中心城市和郊区结合在一起绵延百里，那么德国人是原有的乡村居民点转变成为规模不等的工商城镇，同时保持城镇周围的土地用途不变，保证三次产业在城市区域内并存。直到今天，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仍然是德国乡村建设和乡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式。
（六）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先行，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更好地引领和推动美国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实现区域性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国外城镇化发展的教训
（一）大城市人口过渡集中，城市的承载力难以支撑
以韩国为例，战后国家急于重建，结果导致大量的城市问题。韩国因人口短时期内向京釜轴及首都圈集中，引起了在有限空间内对住宅、道路、上下水道以及教育、防火等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急剧扩张。城市人口超短时间、超高密度的集中使得土地价格暴涨。城市又因地价高涨而进行了高密度开发，而两者相互影响，形成地价高涨与城市高密度开发的恶性循环。
（二）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缺乏动力源泉
以拉美为例，20世纪50年代，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目的是在国家大力扶植下，有计划地促进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国家长期高筑贸易壁垒的保护下缺乏必要的竞争，该产业未能真正发展起来，反而越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资金支持。自90年代后期起，拉美经济严重恶化，GDP和人均GDP增速双双下滑，而外债却有增无减。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就将失去发展的动力源泉。
四、我国发展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一）科学制定规划，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
推进城镇化，必须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要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要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人口发展规划、文化保护规划等相衔接，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坚持城乡统筹，兼顾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城镇长远发展方向、空间战略布局、长期发展目标，形成可考核的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指标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二）强化农业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农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同时也为工业产品提供原材料，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直接决定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鼓励农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政府按照经营规模给予财政补贴，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积极性，使更多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为工业和服务也提供劳动力。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培育和建立农产品品牌，提高品牌意识，加强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基层地方政府应采用经济杠杆鼓励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接，对于采购蔬菜、水果和粮食等农产品直接进入农产品有形市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
（三）强化产业支撑作用
围绕构建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生产力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的行业立项审批。要把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和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作为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鼓励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鼓励小城市发展能吸纳更多人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发展，解决农民就地城镇化。鼓励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在财税制度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保障更多的人口就业。
（四）通过村镇更新和土地复垦模式推动小城镇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以大带小的原则，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提升大城市的区域经济中心、对外开放门户、科技创新基地、教育文化中心等功能，增强其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其在城市群中的龙头作用。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要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以县城和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乡镇和中心村为重点，采用村镇更新的模式，将农村人口逐步集聚到中心村和乡镇，对于人口全部转移的村庄进行土地复垦。通过村镇更新和土地复垦的模式实现小城镇可持续化发展。
（五）加强交通网络建设
加强城市与城市间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建设，强化城市群之间的交通联系。加强农村公路建设，以发达的公路网将城市与农村连接，保障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加强城市交通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降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成本，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加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当前政治体制的弊端已经影响到我国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
1.户籍制度改革
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大城市户籍限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向城市转移。逐步建立城乡一体、以居住地为依据的人口登记制度，最终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2.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弱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化集体建设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城镇化建设，缩小征地范围，非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企业可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逐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让企业和农民获取更大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行转让、抵押。允许宅基地入市，进行转让、抵押，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保障宅基地退出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城镇住房和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提高土地征收区片价格，将社会养老保险安置写入土地管理法，使失地农民生活有所保障。
3.财税制度改革
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改革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要合理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进行管理，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效率，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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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恩东.英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EB/OL].新华网，2013-04-02.
[3]张杨，郑秋红，俞慰.刚试论日本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EB/OL].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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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伟，许美婷，俞慰刚.韩国城市化道路的分析与思考[EB/OL]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2009-12-31.
[6]孙鸿志.拉美城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EB/OL].中国宏观经济网，2012-01-03.
（作者单位：孙立双、马运涛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段磊，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信息中心）
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格局；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强，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体系；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对流域资源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建议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城镇体系；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构建生态型城镇体系；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形成束簇状城镇体系。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新型城镇化 束簇状城镇体系 世界级城市群 产域融合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8.004
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9省2市，面积20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1.27%。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横跨东中西不同类型区域的巨型经济带，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为完整的流域经济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带。2012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5.79亿人，占全国的42.72%，其中城镇人口2.99亿人，占全国的42.11%，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安全与成败。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撑带。从经济总量分析，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量28.46万亿元，占全国的44.71%；第一产业增加值2.38万亿元，占全国的40.8%；第二产业增加值13.35万亿元，占全国的49.18%；第三产业增加值12.74万亿元，占全国的41.53%；固定资产投资21.04万亿元，占全国的41.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1万亿元，占全国的40.83%；外商投资总额1.6万亿美元，占全国的48.92%。从经济增长速度分析，2014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3%，其中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中部地区为7.92%，西部地区为8.76%，东北地区为5.96%，而长江经济带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77%（见表1），是各大板块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可见，长江经济带是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支撑带，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的战略脊梁带②，是疏通黃金水道大动脉的战略通道带。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大局。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城乡发展“H”型新格局的主轴带。在由西部丝路轴线、中部沿江轴线和东部沿海轴线三条主轴线组成的中国城乡发展“H”型空间格局③中，长江经济带作为唯一一条东西向的横轴线，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由“T”字型长期主导的战略格局转变为适应新常态的“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东中西合作的主纽带。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内推的主力承载带，也是联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扁担带。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将有效解决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对于充分发挥经济带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城镇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2014年的35年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由4.38亿人增加到5.84亿人，增长了33.35%。同期全国总人口由9.63亿人增加到13.68亿人，增长了42.10%。长江经济带总人口在全国的比重由45.52%下降至42.71%。从城镇人口来看，长江经济带城镇人口由6488万人增加到31715万人，增长了388.85%，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由37.62%提升至42.33%（见表2）。从城镇化水平来看，1978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为14.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1个百分点，之后二者的差距不断缩小，至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达到54.28%，同期全国城镇化率为54.77%，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至0.49个百分点（见图1）。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判断，长江经济带目前处于城镇化快速成长阶段。从城市密度分析，长江经济带现有247个城市（包含2个直辖市、107个地级市与138个县级市），城市密度1.2个/万平方公里，比全国城市密度（0.69个/万平方公里）高将近1倍。从城镇密度分析，长江经济带现有9071个城镇，城镇密度高达44.25个/万平方公里，超出全国城镇密度（20.96个/万平方公里）1倍多（见图2）。可见长江经济带是一个城市与城镇高度密集带，也是未来高密度城镇化集聚地区。
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格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中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长江经济带247个城市中，超大城市2个（上海和重庆）、特大城市4个（武汉、成都、南京与杭州）、大城市25个（其中Ⅰ型大城市包括苏州、昆明与合肥3个，Ⅱ型大城市包括长沙、无锡等22个），中等城市65个，小城市151个（其中Ⅰ型小城市119个、Ⅱ型小城市32个），城镇体系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合理规模等级格局，成为长江经济带串珠状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其中下游地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相对完善，呈现出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中游地区城市表现出高等级城市缺失的“断金字塔”结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不突出，而上游地区城市则表现出一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市发育较为薄弱。
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强，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互补的职能分工体系。为探讨长江经济带城镇职能体系结构，根据2010年各城市人口普查就业结构数据（重庆市为主城区数据），借助SPSS统计软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探讨各城市职能结构，结果表明，目前长江经济带服务型城市仅有上海市1个，表现为服务业极为发达；制造型城市也仅有苏州市1个，表现为制造业极为发达；制造服务型城市有15个，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仅有重庆市、武汉市与成都市3个城市，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突出；其余229個城市均为综合职能、分工不明确、互补性差的综合性城市，即三次产业从业比重相对均衡，尚未分化出优势行业。根据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可见，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发展职能分工与互补性较强，各城市之间职能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典型表现为上海市与苏州市之间的互补，而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产业层次较低，高附加值产业比重较小，则尚未形成相对紧密的产业职能分工和互补合作体系。
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下游高于中上游。城镇人口过于集中于下游地区加大了下游城镇化压力，削弱了上中游的城镇化动力。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下游地区三省（上海、江苏、浙江）以占整个经济带10.3%的土地承载了36.4%的城镇人口（1.01亿），中部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34.3%的土地承载了36.6%的城镇人口（1.02亿），西部四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以55.4%的土地仅承载了27.0%的城镇人口（0.75亿）。城镇人口过于集中于东部地区给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中上游地区的物流有70%以上要通过长距离运输到下游地区出海，这样加大了空间运行成本。由于人才、技术外流也减弱了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长远来看不利于长江流域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亟需采取相应措施，扭转目前东强西弱的城镇化格局，促进城镇化在全经济带的均衡发展。
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对流域资源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江经济带占据全国近一半的能源消费总量，排放出超一半的废水和1/3的废气废物，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从经济带能源消费分析，2013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6.90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45.08%，自2000年以后年均增长9.2%；从环境污染状况分析，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量达376.54亿吨，占全国的54.1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的排放量分别达到了706.45万吨、717.34万吨与356.91万吨，分别占全国的34.56%、32.20%与27.92%，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到98053.6万吨，占全国29.92%。可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需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以推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导的束簇状城镇体系
长江经济带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自身作为流域经济带的属性，决定了未来发展需要走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导的束簇状城镇体系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金字塔”型结构特点，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水轴，以长江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一是进一步强化“塔尖”上的两个超大城市上海、重庆分别对长江下游和长江上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确保龙头龙尾同时崛起；二是下大力气建设“塔身”地带的特大城市武汉和大城市长沙、南昌等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目前长江中游地区整体上处在“塔腰地带”，中游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具有“拖后腿效应”，亟须将武汉等中部地区特大城市培育成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战略支撑点；三是夯实“塔底”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作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和组合城市，构成了长江经济带上“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是长江经济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塔尖—塔身—塔底”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培育和强化，优化形成长江经济带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等不同等级规模城市构成的的新金字塔型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
与此同时，把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在长江经济带上重点建设1个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个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3个地区性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形成“1+2+3”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新格局。
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上中下游地区跨度很大的自然特点，建议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以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体系。伴随着长江经济带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区域城镇化发展也不断加速。2013年，长江经济带中内河航道里程8.9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里程0.67万公里里程；铁路营业里程2.9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4000公里，复线率49.8%，电化率69.7%；公路通车里程188.8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里程3.2万公里，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97.9%，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率84.9%；输油（气）管道里程4.4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营业里程1089公里，民用运输机场74个，长江干线过江桥梁（含隧道）89座，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基于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的带状城镇体系。未来发展要重点解决长江中游地区黄金水道“肠梗阻”问题和下游出海口“堵塞”问题，在现有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一是加快建设沿江高速铁路通道，包括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至成都的沿江高速铁路和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贵阳至昆明的沪昆高速铁路，连通南北高速铁路和快速铁路；二是加快建设沿江高速公路通道，包括建设以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上海至昆明、杭州至瑞丽等国家高速公路为重点，建成连通重点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港口和重要边境口岸的束簇状高速公路通道，提高国省干线公路技术等级，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80%以上；三是研究在三峡大坝地区建设三峡翻坝体系或三峡水运新船闸的可能性，目前三峡大坝过货量已经超过设计能力1亿吨，平均过船时间超过43小时，严重制约了黄金水道优势功能的发挥；四是完善油气运输管道，合理布局沿江管网设施，加强长江三角洲向内陆地区、沿江地区向腹地辐射的原油和成品油输送管道建设，完善区域性油气管网，加快互联互通，形成以沿江干线管道为主轴，连接沿江城市群的油气供应保障通道；五是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按照“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加快建设上海、南京、连云港、徐州、合肥、杭州、宁波、武汉、长沙、南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14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增强对产业布局的引导和城镇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交通一体化的发展，将长江经济带上的大中小城市、港口、城市群、产业园区、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级新区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节点有机连成一体，形成“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
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市职能分工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较强，而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互补的职能分工体系、同质化竞争大于合作的现实，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沿江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建议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一体化，形成链式联动的产业升级体系、产业梯度转移体系、物流产业体系和产业通关一体化体系等。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带产业升级转型。据统计，长江经济带R&D投入占全国的43.93%，专利申请数占全国的54.02%，高等院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均占全国的42%以上，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因此，应充分发挥上海张江、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推进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通过自主创新，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为产业创新集聚带。
二是依托沿江国家级及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主导，重点沿江布局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进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迈向2025年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三是科学建设沿江国家及省级新区，把新区建成为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新产业空间和创新空间。
四是大力发展滨江旅游业。充分发挥长江沿线各地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等优势，构建由精品旅游城市、精品旅游线路、精品旅游景区、精品旅游度假休闲区和生态旅游目的地构成的长江黄金旅游通道，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为国际黄金旅游带。
五是推动流域上中下游的产业梯度转移与合作。在着力推动下游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依托中上游地区广阔腹地，增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引导具有成本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建设上下联动的产业承接转移示范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推动产业协同合作、上下联动、江海联动、产城联动、链式联动发展，逐步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有链有群型城镇体系，优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产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构建生态型城镇体系，缓解经济带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压力。针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压力，推进流域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一体化，构建生态环保型城镇体系。一是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明确长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用水效率红线，建设沿江、沿河、环湖水资源保护带、生态隔离带，增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二是严格控制和治理长江水污染，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完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制度，科学核定水域纳污容量，大幅削减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加大总磷、总氮排放等污染物控制力度。加大沿江化工、造纸、印染、有色等排污行业环境隐患排查和集中治理力度，加强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洞庭湖、鄱阳湖、长江口及长江源头等水体的水质监测和综合治理。
三是划定沿江生态保护红线，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保护力度，构建中上游地区生态屏障。推进太湖、巢湖、滇池、草海等全流域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復工程，加强金沙江、乌江、嘉陵江、三峡库区、汉江、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
四是探索建立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探索上中下游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试点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依托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最终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生态经济带，建成生态环保共同体④。
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度。按照《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的要求和国家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部署，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双向对外开放力度，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一是继续向东开放。加快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上海对沿江开放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先行先试、经验推广和开放合作，充分发挥上海对外开放的辐射效应、枢纽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带动长江经济带更高水平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打通西南出口向南开放。推进孟中印缅、中老泰等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深化参与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三是打通陆路西向开放通道向西开放。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把四川、重庆培育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增强对中亚、欧洲等地区进出口货物的吸引能力。
四是推动长江通关一体化。加强内陆海关与沿海沿边口岸海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口岸与内陆检验检疫机构的合作，全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实现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
五是优化长江沿江港口功能布局，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及集疏运体系，增强沿江物流园区综合服务功能，培育壮大现代物流企业，形成若干区域性物流中心，构建形成长江江海联动的国际物流体系。
形成流域—交通—产业—生态—开放“五位一体”的束簇状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通过构建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的“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的“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体的“1+2+3”梯度发展的城市群结构体系，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的“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型城镇体系，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的生态型城镇体系，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形成流域—交通—产业—生态—开放“五位一体”的长江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不断优化长江经济带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和空间结构体系，缓解经济带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压力，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度，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流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城乡发展与城乡统筹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把长江经济建设成为上下协同、江海联动、多式联运、人水和谐、经济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生产要素集聚的中小城镇发展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市脆弱性发生的慢性沉积效应及其调控”资助，编号分别为71433008、4137117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罗奎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曾刚等：《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基础与策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方创琳等：《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5页。
方创琳：《“十三五”期间构建中國城乡发展“H”型格局的建议》，《改革内参》，2015年第8期，第25～27页。
方创琳：《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48页。
责 编/杨昀赟
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一种发展上的延续，新型城镇化的“新”重点就体现在它的布局和规划更合理。科学的规划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所以，要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布局。要调整优化产业生产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转移人口；“四化同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列茨曾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会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中央的部署，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我国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中长期动力。本文拟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生产方式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等五个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进行辨析，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科学内涵，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界定
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模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研究新型城镇化，有必要对这二者的概念进行界定。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于城镇化的定义，不同学科会有不同的界定。人口学认为城镇化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镇化就是区域内的人口在城镇集中的过程；社会学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并最终提升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经济学则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镇化大生产的过程。综合来看，城镇化就是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人群向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发展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我国在新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新型城镇化是指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一种发展上的延续。新型城镇化并不否定传统城镇化，而是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总结我国以往城镇化发展经验，汲取国外城镇化发展教训，为了适应现阶段国情而提出来的，其实质是对以往城镇化模式的扬弃，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所展现的是一种在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面貌有所改观。但是，不可否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譬如，有的地方将把农民迁到城镇、 “赶”上楼当成城镇化；有的地方把扩大城镇的面积当作城镇化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许多地方在城镇化建设中都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只注重“量”上的增加，而忽略了“质”的提升，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造城运动”，由此出现了像鄂尔多斯那样的“鬼城”遍地的现象。同时，在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地区和城市不注重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甚至出现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城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建设，不是过去的、传统的城镇化，而是新型城镇化，是到2020年质量明显提高的城镇化。”[2]为此，我们要深入分析在传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目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效规避这些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人口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量”轻“质”的现象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都要增加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城镇人口，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人群虽然已经“被城镇化”，但却因为没有拥有所在地的户籍，依然被排斥在大城市之外，享受不到作为该城市居民所应享有的福利待遇。这些工作和生活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在数量上都被统计进城镇人口，但实质上却很难融入进大城市的户籍体系中。
尽管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的数据在不断提高，但是大多数农民依然被排斥在城镇之外。在2012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官方的统计数据提出了质疑：“在2011年达到6.91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镇化’的，有一部分是在大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但更多的则是农民工，达到了159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也指出，现有的城镇人口中包含了太多的农村人口。据统计，2011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口总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而在现有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总人口的27.5%[3]。由此可见，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问题将是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的农村优质劳动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但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使这些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这种大量吸纳优质劳动力“进城”的人口城镇化方式已经造成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即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二）土地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虚假”现象
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土地盲目、无序扩张的现象。在我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区等热潮，这种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在城市发展中造成一种“虚假繁荣”的表象。这些土地虽然在性质上已经成为城镇土地，但并未实现土地的真正有效利用。
一些小城市和城镇的土地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一些小城市在进行区划调整从而使自己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一些像医疗、教育、交通设施等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却并未到位。尽管土地城镇化使乡村变成了城镇，但是实际上城镇还是城镇，乡村还是原来的乡村，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城镇化仅仅是数字意义上的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对土地城镇化的过度依赖。1996年到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5.2亿人，增长了74%，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3.4万平方公里，增长了160%，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1999年到200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是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4]。这种城镇化只注重土地的开发，却没有与人口的城镇化相适应，仅仅是改变土地性质的一场“圈地运动”。
（三）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转移人口不适应城镇生活的现象
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农民迁出其原居住地进入城镇生活，但是由于农民在其原居住地养成的习惯，一些人与城镇环境格格不入，备受城市原住民的歧视，缺乏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因此，农村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将会是一个影响城镇化稳定发展的大问题。
有些农民虽然已经成为城镇人口，但是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很难在城镇中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偏低，生活窘迫，这可能导致部分农民抵制城镇化，从而就会弱化城镇化的作用。
城镇与乡村相比，承载着更大的信息量和人流量。与城镇相比，农村相对保守、封闭。在生活方式上，农村人群即便在城镇里工作生活，也会显得保守，落后、狭隘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常常使他们与城镇格格不入，尤其在社会交往上，他们仍奉行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交往方式。因此，能否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在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关键要素。
（四）生产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与“四化同步”发展不协调的现象
“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区并未对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而是盲目地进行工业化生产，对资源进行过度地开发与利用，其结果就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尽管工业化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工业产品，但是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并未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拉动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所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一种“供求与消费”的关系。但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有太多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的速度，由此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宽阔的大马路、空荡荡的开发区的现象。工业化发展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手段，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如果二者不能协同推进，就会出现城镇化的畸形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步伐与城镇化进程不相一致，即使在其他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也远远达不到城镇化所要求的高度。
（五）生态环境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发展的现象
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和地区不顾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片面要求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活跃在大江南北的“雾霾天气”。高楼大厦虽然拔地而起，但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却更加恶化了，弱化了城镇化发展带给人民的幸福感。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水体污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水是生命之源。但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我国90%的河流都存在着污染现象，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镇化的发展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而目前城市垃圾处理效率低下，处理方式落后，尤其在农村，因为生活垃圾的处置不当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由于大多数生活垃圾只进行简易填埋，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200多座城市已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垃圾围城”的城镇化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极大危害，更是对城镇化发展的一种自我否定。
尽管我国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一些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制约的问题。因此，能否很好解决传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成为关乎我国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正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所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落实职能、四化同步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既是对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反思，又是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这一数据是有水分的[6]。因为目前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其户籍仍在农村，因而算不上是真正的城镇人口。
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所以，要逐步消除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按居住地进行登记管理的制度。要实现从数量上的人口城镇化向质量上的人口城镇化的转变，重点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权益。
2.积极推进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像房价、医疗、教育等支出成为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的一个瓶颈。所以，一方面，国家要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避免物价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外来常住人口与当地居民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保证在城镇生活的农村转移人口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
3.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住房保障制度
要以解决城镇中转移人口的居住条件为重点，加快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增加对城镇转移人口的住房供给。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和建设，优化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二）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引入城镇居住，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来满足城镇化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土地的城镇化实际上承载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模与空间。因此，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新型城镇化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土地应用。
1.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是土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以，要建立起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机制，对于因城镇化建设而需要出让的土地，要按照市场价给农民一个公正合理的补偿。此外，也要积极探索出一套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模式，对征用土地要进行合理补偿，保证土地收益归于农民；对于失地农民，要进行积极合理的引导，为农民工进城工作生活给予优惠政策。
2.提升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使用效率
各个地区和城市在进行城镇化扩张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城镇化人口的数量，不能盲目地进行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建设。对于从农村征用过来的土地要进行合理规划和使用，提高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对于一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土地项目，要加强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确保土地真正发挥出承载城镇化发展的作用。
3.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重点就体现在它的布局和规划要合理，科学的规划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所以，要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向农村延伸，构建起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三）生活方式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社会融合的必由之路
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成功，其评判标准就是来自农村的转移人口能否适应城镇的生活。所以，让农业转移人口适应城镇的生活方式，将是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路径。
1.加强对农村迁入居民新的生活方式的引导
要充分尊重城乡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充分尊重农村迁入居民生活习惯的同时，对其进行积极正面的引导。社区居委会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强化迁入居民对城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可以建立“一对一”的帮扶机制，让迁入居民在最短时间内融入城镇生活。
2.开展针对农村迁入居民的技术培训
社区居委会可以为农村迁入居民开办免费的技术培训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进城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这样，可以减少迁入居民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从而更好地适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快地融入城镇生活。
3.对于生活困难的迁入居民要加大扶持力度
鉴于农村生活成本和城镇生活成本之间的差异，在实现迁入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对那些生活拮据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完善救助机制，让所有转移到城镇生活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弱化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四）生产方式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所以，要调整优化生产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1.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两化”良性互动
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供给”，没有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新型城镇化的进步；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拉动内需的功能，以此来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协同发展。
2.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强大优势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要以信息化为引领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基于信息化发展具有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等优点，充分挖掘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拉动力量；另一方面，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集中体现，更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源动力。
3.加快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农业现代化
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五）生态环境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衡量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发展中会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盲目追求 GDP的增长。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将会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衡量指标。
1.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生态环境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人们打造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当地环境的承载力，不能盲目开发，要根据实际需要推进城镇化。对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进行迁移，使之远离居民区，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气要经过处理后再排放，遏制“雾霾天气”的蔓延。
2.进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建立节约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资源能源的保护机制，加强城镇化的生态建设，降低能源消耗，研发新能源，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变。
3.积极倡导“绿色生活”的新型城镇化的居民意识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仅需要对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根治，而且需要动员所有城镇居民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争当绿色生活方式的先行者。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建立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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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绛华
城镇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81-2011年贵州省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表明人均GDP、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贵州高校毕业生大多流向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所以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了推动贵州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一、引言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不但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还能向周边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城镇化，它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但贵州的城镇化率只有34.9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6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第二。2008年6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印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国统字[2008]77号）中指出，在小康标准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城镇化率不得低于60%。“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贵州必须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同步小康社会。因此，本文将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快贵州城镇化建设的措施。
二、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转化，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等。城镇化在国外也称为“城市化”，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很多中国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并被广泛采用。
关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同，研究的结果也往往不同。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影响
赵金华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区）1990-2005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 （区）影响更显著[1]。苏素、贺娅萍（2010）运用面板协整对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2]。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二）产业结构及其影响
随着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二、三产业比例上升，城镇化水平就会相应提高。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对2001-2005年各省数据的年度分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对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影响非常显著[3]。苏素、贺娅萍（2010）认为产业结构（农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农业化率的降低，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储金龙等（2010）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安徽省2008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是城镇化率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就业结构及其影响
赵金华（2009） 采用面板数据对1990-2005年各类型省（区）的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水平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对各省（区）的城镇化影响都大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1]。刘爱英、姚丽芬（2011）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整模型和Granger 因果检验理论，对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是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5]。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H3：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四）教育水平及其影响
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并用中等学校每年毕业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教育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并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上，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差异是不显著的[3]。赵金华（2009）认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影响很显著，超过了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1]。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H4：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五）公路和铁路建设及其影响
曹广忠等（2008）利用2000年截面数据，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认为交通干线路网密度和海港吞吐量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6]。储金龙等（2010）通过因子分析法也认为公里密度是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设H5：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针对数据与方法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贵州省198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贵州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因变量为城镇化水平（y），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自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x1）、产业结构（x2）、就业结构（x3）、教育水平（x4）、公路和铁路建设（x5）。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产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占GDP比重表示，就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教育水平用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表示，公路和铁路建设用公路和铁路的长度表示。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由于各个变量的单位不一致，为了使数据有可比性，所有数据都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标准化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化之后的y、x1、x2、x3、x4、x5都是平稳的，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四）实证方法及研究模型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线性，本文通过使用逐步回归进行模型估计，可解决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文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包括回归模型，研究假设检验以及实证结果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一）回归模型
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85，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2，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非常好。各自变量间除了x4没有显著性之外，其它几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且DW的值为1.993，与2非常接近，说明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所以，回归模型如下：
（二）研究假设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x1）、非农产业占GDP比重（x2）、非农产业就业比重（x3）、公路和铁路建设 （x5）都对城镇化率（y）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一致。但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 （x4）对y的影响不显著，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不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分析共总结出了以下五点，分别为：
一是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6081。由于贵州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且地形复杂，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造成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并已经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二是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71。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是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69。结果表明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作用较大。
四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1671。非农产业就业使得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从而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五是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流动性较大，加上贵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很多高校毕业生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转移，所以实证结果得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五、对策建议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有利于改善农村面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贵州城镇化水平较低，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贵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城镇化水平：
一是加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大量修建铁路和公路，突破交通瓶颈。从地理上看，贵州是西南连接华中、华南的陆上交通枢纽，只有真正破除交通瓶颈，形成便捷、通畅、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才能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产业分工的深化，增强产业分布的集聚效应。加快建设快速铁路与高速公路，提升和强化贵州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振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其占GDP的比重。通过工业、服务业的聚集吸引人口聚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可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营造有利条件。
三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人均GDP。贵州要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国发2号文为指导，以工业强省战略为方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
四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贵州要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力资源成本较低等优势，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契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五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疏通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组织等就业通道，创造出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从政策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和留住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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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