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牵涉的内容也日益增多，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高校新闻发言人能够帮助学校同媒体打交道，建立良好与稳定的互动关系，在促进高校同社会、媒体之间沟通的同时增强危机管理能力。但是，若高校任由不实信息通过媒体放大与传播，就会失去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权。文章围绕高校相关专业对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的教育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向高校输送更多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人才，化解其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危机。
【关键词】高校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
高校新闻发言人是危机处理的首道屏障，可为危机的化解争取宝贵的时间，求得社会理解与宽容，对高校权益与安全予以维护。
高校新闻发言人应具备的媒介素养
1.明确“传播者”身份定位
高校新闻发言人本质为传导信息、沟通舆情的传播者。发言人代表学校对外发布信息，告知公众他们欲知而未知的信息，完成上情下达、下情上传、释疑解惑、反映民情的任务，最终推动高校与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高校新闻发言人的发布行为是获得校方授权的。高校新闻发言人应进一步遵循政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断把握业务精髓，依据拥有的授权，顺畅发布信息，准确阐述高校的立场。
2.认识新闻本质与使命
相关学者指出，新闻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显著相关的、打破常态的事实传播，它用来减少和消除人们认知上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为社会提供信息安全保障。高校新闻发言人代表高校发布信息、解疑释惑的职责与新闻的本质和使命异曲同工，他们必须清楚认识新闻的本质和使命，向公众迅速、准确提供高校事实，不断减少与消除公众同高校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3.掌握前瞻性与宏观性策略
新闻发言人须站在宏观性和前瞻性的高度把握新闻发布行为，对发布活动的认识不应仅停留于细枝末节的操作环节。高校新闻发言人要把握高校与公众间信息的传播规律，做到对信息的扩散节奏心中有数，提前做好应对信息需求的准备。前瞻性、宏观性策略有利于合理安排调度人员与快速全面收集信息，保证发布渠道的畅通以及信息的及时反馈。
4.熟悉传播规律与各类媒体特征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新闻发布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发言人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掌握各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相关信息。目前，全国有75家教育部直属高校都已经开通了各自的官方微信平台，其中73所开设了官方微博。除了这些，微博、微信、APP等，都应该成为高校新闻发言人的常用工作平台。这种结合不同媒体的特点和传播规律的优先规划意识，都应是高校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的重要方面，因为它是发布水平更专业、更高效的源头所在。
高校新闻发言人与相关专业学生媒介素养现状
笔者在进行现状调查时随机选取了8所高校，对相关新闻发言人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与有效问卷分别为471份与453份。经分析，学生具有的高校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大致存在以下问题。
1.过于依赖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
在接触率较大的几种媒介中，选择网络媒介的学生数量约占总人数的94%，日均上网时间为3h～5h，表明学生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依赖性较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然成为他们学习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信息鉴别能力差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难以辨别真实与有效信息。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将近八成的学生表示自己在上网时并未制订相应的计划，他们通常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此外，约77%的学生并不清楚获取相关信息的具体途径，他们对媒介知识的学习停留在自我判断与接受的阶段。
3.媒介素养教育途径窄
在媒介信息的利用困境上，约82%的学生认为太多的信息增加了筛选的难度，近六成的学生认为受众在媒体内容前扮演的只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针对“若媒体发布信息出现偏差或错误，你会持以何种态度”的问题，几乎有79%的学生做出“无所谓，不会有什么明显想法”的选择。以上种种均凸显了學生当前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的缺失。
高校新闻发言人与相关专业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1.摒弃传统观念，最大化利用资源
高校新闻发言人与相关专业在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时应对传统观念予以摒弃，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条件，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其一，针对专业的新特征，可在观念引导下培养他们“专业开拓者”的角色认知，增强主动与独立接触，并积极使用媒介的能力；其二，对地区优秀的媒介资源进行充分整合与利用，采用实习实训方法与地方媒体建立联系，加速媒介素养教育与培养工作的有效开展。
2.培养学生使用与制作媒介的能力，提高专业素养
教师应向学生传授基础媒介使用与制作技能，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独立制作采写、设计、策划，经过实践检验并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不断提升专业媒介素养。此外，高校及专业教师应举办新闻发言人点评活动，使学生在接受批评质疑及分析评价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解构媒体语言的能力。
3.关注政府政策法规及高校相关制度
高校新闻发言人的公民意识、法制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等职业素养须接受新闻政策与法规的培养与约束。高校新闻发言人与相关专业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应时刻关注政府政策法规的新动态，以政策调控为视角制订现代大学制度，实施针对性教育教学，培育学生的专业媒介素养。
从长远来看，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的培养及其制度的建立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重要内容。就高校领导及新闻发言人与相关专业的教师而言，应采取有效的教育与培养措施提升学生的专业媒介素养，强化其发挥职能角色的作用，以向高校自身输送优秀新闻发言人人才。但是，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学生在日常的发布活动中不断地学习和总结。同时，高校也要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明确议事原则，为学生拓宽空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梁利伟：《高校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青年记者》2012年第14期，第18-19页。
[2]李芒、徐会：《“准新闻人”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培养途径探析》，《宿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第56-58页。
[3]史雅娟：《论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途径》，《新闻知识》2010年第11页，第84-86页。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学院陕西西安
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2篇
探讨媒介融合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交融、聚合，相互激励、竞争，共同发展、进步。媒介从上古时期的非语言媒介发展到语言媒介，从实物媒介发展到符号媒介，从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后者超越前者，但又包容前者;前者孕育出后者，但又独立于后者。两者一直构成发展又并存的关系。媒介教育也在其中担任和谐共荣的角色。
“融合”一词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媒体间的整合”正是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整合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时的竞争压力。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的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传统媒体介入、整合新兴媒体是其必然的选择。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媒体特质开始得以不断彰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敏锐的大众传媒的弄潮者就已经感觉到了互联网技术对于媒介的潜在价值，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开始进人互联网行业，实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许多报纸都开始开设网络版，或者干脆直接建立自己的网站，电视台也开始把部分视频节目上网，广播的在线节目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传统媒介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受众市场也激发了与媒介相关的企业强烈的赢利欲望。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媒体整合浪潮的形成。“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大众传媒的从业者频频提及。
作为媒介融合的早期形态，不同媒体的整合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即便如此，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媒体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所引致的融合并非媒介融合的本质，归根结底，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力量。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得媒介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为媒介内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媒介融合浪潮。
要对“数字技术”作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数字技术的本质特征却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兼容、共享、开放”，具体而言，不论是文字、图片、音频还是视频等内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以“0”和“1”的数字形式进行处理，并通过不同的传输平台传播，而受众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终端来接收。终端可以是收音机、电视机，也可以是计算机、手机、PDA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媒介内容的存储和共享提供了可能，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媒体之间的界限。在数字技术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样一种数字格式来存储，从而最终都成为数字传媒。它表现为，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进化;以往只有单一服务的网络(如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可以不同程度地承担其他网络的职责;一直局限于特定业务的媒介组织也开始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尝试着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
以广播为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广播开始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由单向传输转为交互传播，由区域业务转为全国乃至全球业务。
数字技术的出现，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从大的平台来看，把语音、数据和图像信号编码成“1”、“0”符号进行传输，成为电信、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的共同语言。所有业务在数字网中都将成为统一的0/1比特流，而无任何区别，允许语音、数据、声频和视频各种内容，无论其特性如何，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来传输、交换、选路处理和提供。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泾渭分明的电信、广电、信息三大领域，也就使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三网融合”成为可能。
社会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出现，但媒介化的突飞猛进则自电视普及之后开始。电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性，并大大增强了媒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技术的出现，媒介融合才实现了相较于数字技术时代的全新跨越。
相比于Web1.0而言，Web2.0以个人应用为核心线索，互联网的使用者可以自己提供网络内容并进行复杂的交互沟通，构造个性化的网络空间，其应用以博客最为典型。博客的兴起，使得媒介受众的“碎片化”开始发端，传统的权威的电视节目或者报纸专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新闻来源。在美国，以博客为平台的个人电视台已经初具雏形，在未来，更多的博客将与媒介紧密结合在一起。
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李普曼关于“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预言。但仅仅通过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来构造媒介化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社会从其本质上讲，意味着人的媒介化，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
媒介化社会构建对现代教育改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无论教育者、教育对象，还是教育手段、教育方法，都面临巨大的改变。媒介消解教育者的权威，媒介决定知识的存在状态，媒介解放教育对象的被动性，媒介进一步决定教育手段与教育方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的英语与计算机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这正是媒介社会的必然选择。但这只是媒介的基础内容。如何进一步了解媒介特征、如何有效使用媒介、如何使用媒介促进高效率的学习，正在成为教育的主导课程。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媒体教育来提高青少年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具体来讲。媒体教
育可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 了解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2 学习判断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3 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 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媒体来发展自我。
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理事、媒体教育学家约翰·庞甘特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这十大目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以下是这十大目标的具体内容：1 教育学生使他们成为懂得欣赏而又具有批判性和分辨力的听众、读者和观众;2 向学生介绍各种媒介的历史发展情况;3 讨论并辨析媒体的主要用途;4 辨析各种不同媒体运用的技巧和语言;5 辨析与媒体产品生产相关的各种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因素;6 教育学生使学生认识到媒体的操纵能力;7 使学生能够对媒体讯息进行评述、解疑、分析和评估;8 使学生理解媒体对社会的影响;9 教育学生使他们能够自主地对媒体讯息加以选择;10 如有可能，使学生有能力通过媒体产品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用LenMas-terman的一句话概括，便是“批判性的自主”——学生一遇到信息，便有能力自主地质疑和分析。
我国的媒介教育，首先是科学媒介传播观念的教育，包括媒介信息观、媒介组织观和媒介生态观的培养。其次是正确的受众观的培养，包括理解受众概念、了解分析受众行为、思考不同媒介接触与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最后是培养负有责任的传播行为，包括传播行为的树立、媒介信息制作方法的获得、学习媒介信息传播途径及方法、学习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传播行为。
从教育学角度思考媒介教育课程，包括媒介教育学科内涵、课程实质、学习目标、课程及相关课程大纲、媒介教育的教学、教学模式和保障措施等。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大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通过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我们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可以了解媒体语言、媒体信息技术，懂得媒体再现现实的特性，反思媒体信息的意义，分析媒体组织和传播影响及效果，同时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当受众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介所建构的迷障，才能不被媒介所左右，才能拥有个人自主能力去分析选择媒介传播信息内容，进而通过理性思维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其传播内容，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编校 郑艳
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在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素养成了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素养，然而，我国大学生在媒介素养方面还存在很多缺失，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机构，应当主动承担起通过教育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重任。文章对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现状进行了分析，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教育部没有相关制度支持、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专业师资匮乏、相关课程体系还未建立及缺少教育效果的评价体系这几个主要问题，阐述更完善的改善措施，为高校建构大学生媒介素养体系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媒介素养教育 体系建构 大学教育
伴随着传统媒体的持续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引发了诸如信息爆炸和污染、虚拟世界道德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学生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消费者，很容易受到这些问题的侵害。政府及相关机构曾尝试对媒介环境进行外部管制，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大，需要培养受众的媒介素养以减轻媒介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受众的不利影响[1]。媒介素养指公众对媒介及媒介相关知识的认知能力，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选择、解读和批判能力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2]。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应当主动承担起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任，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着手，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大力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即建立起完善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培养大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选择、分析、辨别、吸收媒介信息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完善和发展自我的新时代人才。
一、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媒体渠道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我国真正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时间始于1997年，当时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此后，通过相关机构和学者针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我国高校在构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3]。
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谢金文博士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针对大学生进行传媒素养教育的著作《新闻·传媒·传媒素养》。已经出版的媒介素养教育专著和教材还包括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4]。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内高校中首开先河，对本科生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随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高校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中国传媒大学不仅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还于2006年设立了传媒教育专业，下设专业方向之一就是媒介素养教育。
二、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还处在最初摸索阶段，各高校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建构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学校已经初步完成了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有的学校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学校工作日程。我国高校在建设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教育部没有相关制度支持
我国高校已经意识到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但高校在大学生中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为了确保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迅速推广，教育部制定相关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发展至今，相关制度十分稀少，特别是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制度。
（二）没有建立专门负责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机构
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有专门组织和人员策划并执行。我国高校机构庞杂，能成立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校少之又少，导致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效率低下，很多活动的开展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
（三）从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师资匮乏
教师是教育的主力军，大学生媒介素养需要教师专业的引导。目前，我国以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为研究方向并乐意从事这方面教育工作的教师人数远远不能满足高校和学生的需求。没有强大的媒介素养教育师资队伍，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四）相关课程体系还未建立
学生通过课堂学到媒介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参与课外活动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充分提升和展示自己。高校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和课外活动缺一不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分别于2004年、2005年对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课程，这两所高校的举措带动了其他高校对开设媒介素养课程的思考，但目前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校没有开设媒介素养课程，一些开设媒介素养课程的高校只是针对新闻传媒专业学生。
（五）缺少教育效果的评价体系
许多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停滞不前，在学生中反响不大，效果不明显，和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教师通过评价结果发现教育过程中的不足，从而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通过评价结果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在以后学习生活中改正。
三、高校建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途径
（一）制定相关制度
我国教育部需要组织媒介素养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参考国外比较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制度，对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状况、大学生媒介水平和需求进行调查，制定相应的制度，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进行规范，对大学生要达到的媒介素养水平进行规定。
高校可以在教育部制定的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办学特点和学生特点，制定更加详尽的规章制度，规范和制约学生的媒介行为，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提升媒介素养水平。
（二）建立管理实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专门组织
对要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高校来说，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的部门是十分必要的。高校可以从学校中选择一些对媒介素养教育有了解或研究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组成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安排和实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以便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有条不紊地开展。
（三）设立专门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机构
媒介素养教育在西方国家兴起，在美国、英国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已经形成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其他国家成熟的理论体系虽然对我国有指导作用，但我国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完全依靠他国理论体系是不可行的，必须结合我国各方面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适合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针对那些设有新闻传媒院系的高校，应召集相关方面专家，并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可以采取和社会合作的形式，设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机构。在参考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出“本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和模式。以便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高效率开展，并带动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
（四）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师资队伍
教育活动中，老师的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效果，尤其媒介素养教育实施初期，老师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成为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关键性任务之一。
目前，新闻传媒专业的老师高度饱和，高校应积极引导从事传媒专业教育的老师往媒介素养教育方向转移，充实媒介素养教育专业教师队伍[5]。这些老师以自身具备的丰富媒介知识为基础，再加上在职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媒介素养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最终胜任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这项工作。
媒介素养教育专业教师对学生的媒介素养起着主要作用，但其他学科老师在课堂上及与学生的交流中对学生媒介素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因此，高校应要求所有教师参加媒介素养教育学习，从提升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抓起，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让教师具备熟练运用各种媒介开展学科教育的能力，为大学生构建广阔的媒介素养教育平台。
（五）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高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开设过程中，高校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于求成。媒介素养教育方面条件已经很成熟的，可以开设必修课程；条件一般的，可以尝试开设选修课程。
课程内容应具有针对性，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大学生在媒介素养哪些方面存在严重欠缺，应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现阶段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媒介的基础知识，媒介信息的判断与辨别，媒介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运用媒介与创造媒介信息。
课程教学中应注意师生间的互动交流，而不是简单的教师教、学生学。媒介素养教育本质上是能动的、与人分享的，鼓励发展一种更加开放、民主的教学方法[6]。
（六）组织与媒介素养有关的课外活动
开设的课程中，大学生更多地学习到的是理论知识，将这些知识内化，真正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提高，还需要一些带有实践性或者教育性的课外活动辅助。
高校有着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宣传橱窗、校园报刊等丰富的媒介资源，将部分媒介资源交于大学生管理，使他们在实践中充分了解媒介的基础知识，熟练运用媒介，借助媒介的力量实现自我发展。举办校园DV大赛、摄影比赛等多种多样的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参与到比赛中，是高校为大学生将课程中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创造条件的有效途径。
高校还可以和社会合作，邀请校外新闻传媒工作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编辑、主持人、记者进学校举办讲座，或者组织学生去杂志社、电视台、广播台参观实习。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什么是媒体，媒体的现状，媒体的力量，促使大学生自觉提升媒介素养。
（七）形成媒介素养的评价体系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落实质量及成果怎样，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考察。根据评价结果找出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的缺陷，有利于相关人员对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进行改善。大学生可以通过评价结果，了解自身不足，激励他们通过之后的学习改正。
对媒介素养的评价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违反媒介道德和法律的行为；第二，通过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测评大学生媒介素养课堂学习效果；第三，考察大学生参加相关课外活动的积极性及在活动中体现出的媒介素养水平。并将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评价纳入学期末的综合素质测评中，引起师生对媒介素养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于滨.谈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6）：170-171.
[2]吴勇.网络传播下的媒介素养教育[J].学术论坛，2011（242）：201.
[3]刘加勤.网络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9（11）：157-159.
[4]杨青山.我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状况研究综述[J].教育长廊，2009（11）：54-55.
[5]王国燕.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J].今传媒，2012（1）：132.
[6]吴刚.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80.
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信息社会嬗递加剧、发展传播学影响日甚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循袭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素养研究传统，在大众传媒、受众、社会发展三维互动影响的宏观视野下，从认知、态度与行为三个层面，综合分析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现状、特征与成因，并就构建措施提出看法。
[关键词]媒介素养 发展传播学 多维构建
受众媒介素养问题，作为受众研究的一部分，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传播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丰富，更鉴于媒介素养在破解“三农”难题中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发展传播学应是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传播学——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
（一）媒介素养内涵及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
“媒介素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最先提出“媒介素养”概念，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对电影等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保持批判意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至80年代，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从纯粹学界关注向政府和跨国界方向发展。21世纪初，美国媒介素养联盟 （AMLA）和媒介教育行动联合会（ACME）的成立，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涨。现在，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终身教育。[1]
媒介素养实践方兴未艾的同时，对其内涵却至今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中国学者较多借鉴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和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的看法，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一个媒介文化人——和任何有机会成为媒介文化人的人，能够理解、评价、分析和传播印刷及电子信息的能力”。（CMS，1992）
现在，媒介素养一般指面对媒介信息时人们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可以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中国学界对“媒介素养”内涵有多种看法。米丽娟在《媒介素养科学内涵述评》一文中，将媒介素养观点分为侧重传者、受众和兼顾双方三类，颇为全面、中肯。但是，尚无进行城市和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二元划分的观点。
“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在中国学界关注程度如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搜到九篇相关论文，说明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论文多以个案调研为主，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笔者以为，将发展传播学与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联系起来，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
（二）发展传播学视野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
作为传播学主要分支之一，经过勒纳、施拉姆、卡兹、罗杰斯等人的努力，发展传播学成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理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2]但是，不论“现代化范式”的肯定态度，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忧虑态度，发展传播学始终以大众传媒、受众与社会发展为主线，进行三位一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认为，发展传播学始终坚信受众及其素养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从勒纳开始，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关注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以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
勒纳用“移情”这个术语描述人的一种心理模式“在一个社会中的人应该是‘能动的人’，这样的人是具有高度感应能力的现代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也是要现代化的，而且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3]在勒纳看来，人的移情能力，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动力之一。而“勒纳式”具有移情能力的人，与具有高度媒介素养的人，具有很大的內在相似性。
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有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和实施正规教育的作用，这是对传媒提高受众素养的正面肯定。罗杰斯认为，通过大众传媒可以扩散新思想，提高人的现代性，强调了大众传播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1966年，他提出了以“接触大众传媒”为核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4]该模式的前提条件包括“读书能力、教育程度”等要素，恰恰体现了对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视。
90年代以来，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5]但是，这种在大众传媒、受众和社会发展三维互动背景下，重视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张国良的《中国发展传播学》和王德海的《发展传播学》等书，葛进平的《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一书也值得关注。同时，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包括乡村传播和农业传播在内的研究新分支。赵晓春的《农业传播学》一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传者和受众”问题。在谢泳才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和方晓红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中，都论及受众素养问题。
因此，不论乡村传播、农业传播或农村传播，都是发展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体现，农民媒介素养问题始终是其题中之义。
总之，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
二、研究路向与调研结果审视
2010年7月，为了解广州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状况，笔者在广州南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2000年后广州四个新设区（番禺、花都、南沙、萝岗）之一，南沙区属于以渔业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城中村”，处于由乡村向城镇发展的过渡期。大众媒介的普及、受众素养与农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问卷以掌握农村受众媒介素养基本情况为核心，设计问题涵盖了受众背景、媒介认知、媒介态度和媒介使用等方面。在当地随机抽取141个住户发放问卷，除少量文盲是代笔完成外，其余均由本人填写。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7份，问卷回收率为83.00%。最后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数据与结论。
（一）受众属性与媒介选择分析。
传播学中，受众的属性一般包括人口统计学意义和社会关系意义两个层面上的属性，职业、文化程度和性别作为其重要属性，是分析受众媒介选择的重要参照点。
性别、文化程度与媒介选择有关系。受访者中，具有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少数，初中文凭的人数最多，有40.52%；其次是具有小学学历和未受教育的人数，共占33.62%。这是一个人数可观的低水平文化群体。就受众文化水平与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接受能力关系而言，数据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媒介接受能力越强，这个群体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多；文化水平越低，媒介接受能力越弱，在这个群体中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少，基本呈正比例关系。
就性别而论，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占30.91%，女性占19.35%，而且女性的文化程度在每个学历段均落后于男性。报纸（杂志）的男性受众比例远远超出女性。这应该与文字印刷媒介侧重理性，对受众文化要求较高有关。
就职业与媒介选择关系而言，两者关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从事开店铺、打工和开厂三种职业的人，较多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媒及新媒体，信源较广，有条件成为“意见领袖”。
（二）媒介现状与媒介素养构建——基于媒介认知、态度、使用的分析。
1．南沙区农民的媒介生活现状。
受众的媒介接触呈现如下整体特征：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在网络和手机等媒介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受众信息渠道趋向多元化。
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69.56%的受访对象表示，在闲暇时间他们会选择接触大众媒介，有一半人选择看电视，电视成为农村受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首要途径。在电视独占鳌头的同时，广播已经呈现边缘化趋势，对其使用情况和认知水平，都较电视、报纸、电脑和手机低。（见表1）
网民之中，年轻网民（20~39岁）占绝大多数。他们除对电视、电脑、手机有较多接触外，也不乏对报纸的喜爱。有21.43%的年轻人看报纸，占报纸受众总数的50%。在媒介接触频率上，广播受众每天接触人均频率至多为1.43小时；电视受众每天接触的频率人均至少为2.60小时；网络受众一天接触的人均频率至少为3.39小时。
2．受众媒介素养的多维构建。
全美传播学会将媒介素养教育具体化为五个标准和能力：首先是理解人们在私人与公共生活空间使用媒介的能力；其次是理解阅听人与媒介内容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第三是理解媒介内容乃是社会与文化产物的能力；第四是理解媒体商业化本质的能力；最后是使用媒体与特殊对象沟通的能力。（NCA，1998） [6]
笔者以为，媒介素养的构建，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受众素养的培养，是依次经历从被动向主动，从抽象理解向具体行动的多重转化和逐步具备上述能力的多维构建过程。
首先是基于媒介误读的认知分析。
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强调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媒介认知是素养培养的起点，并习惯上将其与情感、行为相对应。调查显示，农村受众对媒介认识存在一些明显误区：
目前，几乎所有现代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客观的“真实世界”。对未知“真实世界”的认识，很多人是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来判断，所以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很多人都会混淆。
本次关于媒介信息可信度的调查结果是：5.98%的受众选择“非常可信”；83.76%的受众选择“基本可信”；9.4%的受众选择“基本不可信”，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只有1个人。由此可见，大部分人对媒介信息的态度是持肯定的，只有少数人对其产生怀疑。
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虚拟世界”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重现，媒介传播的信息是经过重重“把关”、“议程设置”等环节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媒介世界与现实世界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距，受众必须加强对媒介信息的辨析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众对网络持怀疑态度。实际上，网络自身并不存在好坏问题，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或者社会组织，它的性质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和价值倾向，对媒介极端怀疑或盲目信任，都是片面认识。
因此，先要走出一系列观念和认知上的误区，才能为接下来的媒介素养培养夯实基础。
其次，基于接触倾向性的态度分析。
媒介认知的不断累积，可能影响人的观念、价值体系情绪或感情的变化，也就是心理和态度层面的转变。态度层面包含对事物性质的定性判断。调查显示，针对不同需求，村民会选择不同的媒介。
问卷中有一题“假如发生了与你们村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比如拆迁，你想了解清楚情况，你会采用哪种方式”，得出如下数据（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倾向于从人际传播的渠道而不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信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外，人际传播特有的交流方式也很重要。
至于社会信息的获取，32.76%的受众表示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40.52%的受众表示没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26.72%则表示不记得。可见，他们倾向从大众传媒处获得社会信息。
最后，基于媒介使用的行为分析。
认知和态度上的变化最后通过行动体现出来，这也表征了媒介素养最终的形成。受众媒介使用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方面，媒介日常使用有倾向。调查显示，南沙农民收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有： 1．新闻与信息；2．电视剧；3．搞笑的娱乐节目；4．文化教育类节目。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有：1．获取新闻信息；2．聊天；3．打游戏；4．查资料或收发邮件。
另一方面，特殊事件中的媒介使用有难度。通过媒介来获得信息、进行娱乐和查找资料，是媒介使用的一般形式。面对涉及农民权益等问题时，利用媒介来维权，则属于媒介使用的更高形式。
据统计，在自身权利受损时，会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数只占22.41%，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的达44%，还有31%的人选择“没有办法”。因此，媒介素养的提高尤其要重视其在行为层面的提升，强化受众媒介接近、使用的能力。
三、相关建议
笔者以为，若要提高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方面，以“信息广州”建设为契机，加快信息化体系构建。
1996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工程，农村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加快“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在2012年前贯彻“信息富农”计划和国民素质培养目标。为了落实这些计划和目标，就要大力整合涉农信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渠道，为农民提供气象、农资农机、卫生医疗、农业科技等信息服务。这些基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化建设，为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培训，完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培养。
考虑到农村传媒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差异，以及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对传媒选择的影响，用完善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不足。施拉姆、罗杰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人际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罗杰斯更指出人际传播是新事物影响流重要的传播途径。意见领袖作为人际传播的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形成。因此，可以选择当地有影响的人为意见领袖，重点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然后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农村受众，逐步提高这一群体的整体媒介素养。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水平落后于城市且参差不齐，其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以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大众传媒为前提，以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向面为着力点，逐步推进，努力开创中国农民媒介素养全面提升的新局面。
注 釋：
[1]张志安、沈国麟：《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2][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魏文欢、罗杰斯：《发展传播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3期
[5]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J].《新闻大学》1996年冬
[6]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媒介素养教育，是我国当前媒介传播中亟待研究并施行的一个新课题，是提高受众媒介接受品位，确保媒介对社会建设呈良性影响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本土化研究并提出可行之策。
关键词：媒介素养 教育 措施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脚步逐步加快之后，传统相对单一、同质的媒介内容，正被越来越多样的媒介形式和内容所替代。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加剧，以电视、网络、报刊为代表的强势媒介所形成的大众传媒，大量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媒介消费活动中，使我国公众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媒介环境。媒介在为人们提供纷繁复杂的时尚信息和流行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诸如杨丽娟事件、张悟本神话、药家鑫案等媒介信息，色情、暴力、物欲等糟粕更让受众是非不分、真假莫辨。随着政府对媒介环境重拳出击，综合整治之后，媒介负面宣传效应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单一管治的措施对于根治相对复杂的媒介环境仍难奏特效。而面向受众普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让其在具有必备媒介素养的基础上，自觉地成为媒介信息的积极使用者、过滤者，既是避免受众陷入病态的媒介环境的良策，也是降低媒介语境对于政治教育效果的干扰的可行之举。
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欧美，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教育受众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在媒介信息面前不盲从，使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并自觉抵制媒介的负面效应，能够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受众对媒介的有效利用能力，提高受众作为媒体消费者的意识，适时、适量、适度地接触媒介，管理自己媒介消费的动机、时间和情绪，做理性的媒介消费者。
虽然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经百年，但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处于初创阶段，未能从书宅走向现实，满足于理论的移植、模式的照搬等，符合中国国情、教育体制、媒介环境特色的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举措未能有效开展。现阶段，我国应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开展对公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为受众建立起抵制负面信息的屏障，改善受众对媒介的盲从与依附，从而降低现有多元媒介语境对于政治教育效果的干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已经较为确定，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教育受众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功能；教育受众辨别媒介“拟态环境”与客观世界的差异；教育受众对自我的媒介行为认识、管理和分析，能够结合自我需求，科学选择媒介的能力，并具有批判媒介信息的自主意识，进而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为个人成长服务。
世界各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模式各有不同，我国的媒介教育需要自己的语境和对策。结合我国媒介的生产、经营乃至整个外部生存环境，本文提出以下本土化的措施：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走通识教育之路
媒介素养教育不是阶段教育，而是整体教育。由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受众，选择面临的媒介环境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为此，我们提出应当将其作为通识教育、全民教育、终生教育来推行的根本之举措，目光长远且循序渐进，打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之间的隔阂，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教育体系来齐抓共管，分别确立每一阶段的教育目标和教育重点，同时使几个教育阶段有机地衔接并形成呼应之势，每个教育阶段均设立符合学生心智水平的目标体系，既有的放矢，又统筹安排，以确保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性、渐进性。
建立规范有序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规范有序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显然需要教育管理等部门的大力参与和作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建立应该区分受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的教育，下面结合我国目前的教育状况，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将中小学作为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中小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对媒介的区分、辨别能力弱，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将会使之受益终身。同时，他们也极有可能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新生力量。中小学阶段的媒介素养课程设置，各教育单位可以参考自身的师资条件，结合自身办学能力，灵活选择是采用独立课程的模式，还是独立课程与课程渗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学重心上，低龄班级以区分“拟态环境”不同于客观世界为主，中高班级以认识乃至批叛接受媒介信息为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此举措可在我国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试行。
其次，将高校作为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目前条件下，我国缺乏效仿发达国家将媒介素养教育广泛列入基础教育的社会土壤，因此把高校作为启动媒介素养教育的突破口和主阵地，将是一条简便易行之路。特别是师范院校，兼负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师资队伍的重任，我们可以在师范院校中试行开展媒介素养专业教育，以带动全国范围内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和普及。
再者，积极鼓励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置和创新。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相对成熟后，教育部可鼓励各校依托自身开设媒介素养相应课程，并可结合实际开展课程改革，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互结合，如特邀专业研究人员参与编写媒介素养相关教材，联系专业媒体入校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教育启蒙活动，邀请媒体对学生进行实时教育等，使得学生对于媒介有着更为直观和鲜明的了解等。
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估机制
我们还要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方法，设计合理的评估标准，以评估机制定期运行确保取得媒介素养教育的丰硕成果。
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估机制三级框架体系或许可资借鉴。①英国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学生评价分为三级框架体系：处于最上一级的是国家公开考试和国家测试，主要来检验每一阶段（一般至少为半个学年）学生的收获，考试标准一般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级别，国家考试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教育质量。在我国这相当于全国统一考试，如果能够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该层面，作为阶段教育结束时的学业成就测试，那么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就会得到大幅提高，不过这一级更适用于媒介素养教育成熟阶段而不是起步阶段；处于中级的是教师所实施的评价，包括学年末学校考试和教师的平时测试，即教学过程中经常性的、连续的评估和记录。这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经常使用，用在媒介素养教育评估中应该是轻车熟路，但要在测试方式和题目内容上下工夫；处于最下一级的是学生自我评价和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这类评价可以在教育情景中的任何时候发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渗透于教学与学习的各个环节。
发挥媒介从业人员以及媒介自身开展素养教育的优势
媒介从业人员，是世界各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日常的采编工作，既构成大众媒体的主体活动，又是形成传播活动的第一步。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素养的贫乏必将危害到媒介环境自身。媒介从业人员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将极大地带动全民媒介素养教育素质的提高。既能向公众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幕知识，又可提供实践机会。与课堂教学相比，媒体宣传具有直观、形象、实践性强等特点，能够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其中。
政府推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力保障
“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问题，乃是媒体、政府和大众三种力量的微妙平衡关系。”②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力保障。
目前除了为数颇少的几个国家外，许多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并未得到官方扶持，主要由民间团体、私人机构或个别研究者进行推广。不少国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现实问题。当前形势下，我国政府完全可以设立专职或兼职机构负责牵头，统筹指挥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并对其开展情况进行宏观上的指导，以确保媒介素养教育规范开展。如通过立法、财政拨款等方式，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从政策和体制层面保证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展开，制定相关政策以保证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指导各级学校的媒介素养课程构建；甚至积极与国外相关教育机构和地方教育单位合作，以确立适合我国自身特点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短期集训、民间组织推广、家庭协作等形式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辅助手段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推广是许多国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③短期集训则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采用短期专题集训班的形式，对公众进行集中的媒介素养教育。此外，政府还可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有选择地对条件好的媒介素养民间教育机构给予鼓励和扶持。
家庭协作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辅助措施。鉴于青少年的媒介接触活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和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胜过其他社会人员，因此，家庭协作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途径。
以监督体系规范调控媒介环境
建立一套科学、完整、合理的监督体系，是确保媒介素养教育顺利实现的一项迫切任务。比如，建立媒介市场准入制度，除了规定创办媒介所必备的资质和条件，还必须以一个地区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对信息的需求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力（包括广告量），作为信息资源配置的“两把尺子”；建立媒介宣传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对媒介宣传质量进行考评和监督，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效益的评估指标体系、社会效益综合评估模型、社会效益评估权重的确定等；建立媒介社长、总编辑和法人责任制度，强调媒介的资产经营负责制，把责任制与年薪制联系起来；建立媒介行业自律机构，成立由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行业自律委员会，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对媒介和媒介从业人员的监督条例及举报电话；建立媒介信息监测机构，对全国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包括广告信息进行信息收藏和作出信息监测分析，并定期公布对新闻媒体信息的有关检测及评定情况；建立媒介行业监管机构，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能，主要是根据对媒介信息的监测情况，依据有关规定，作出表扬、批评、警告、处罚等决定。
媒介素养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我国的传播学和教育学领域中还处于引进和探索时期，相关的理论引介和经验积累还不成熟、不完善。“像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像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④任何媒介教育对象都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系统，生搬硬套西方媒介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是灵丹妙药，抛弃中国特殊国情的媒介教育必将步履维艰。加强媒介教育的本土化的研究是我国的媒介教育能够大步向前的坚定方向，普及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关注，推进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宏伟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本文为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编号：2010GGJS-203）
注 释：
①邵素清、王清：《从英国小学媒介教育看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东南传播》，2009（3）。
②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转引自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286～287页。
③毕玉：《境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究》，《新闻界》，2008（1）。
④王永亮、常昕：《媒介教育在符号学意义下的读解》，人民网，2004年10月21日。
（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编校：董方晓
高中生媒介素养论文范文第6篇
媒介素养在西方兴起几十年来，无论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话题，都方兴未艾。那么，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之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关系如何？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立足于什么样的前提，又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作为理论与实践推广的核心？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正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重要缘由。
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范式转移及其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间，媒介素养历经了四次可称之为“范式转移”的变化。
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打预防针，防止侵害。一些学者将这一范式称为源自上世纪30年代英国传统的“利维斯式”的观点（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即认为大众媒介只能提供低水平满足、造成当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因此“批评意识的训练”能够在公众提升对大众媒介的辨别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杨击，2006）；同样是基于保护主义范式，但却与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视角不同，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立足于道德维护立场，视大众媒介为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劣行的罪魁祸首，对其在传播性和暴力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刺激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因此提升公众的免疫力首当其冲 (David Buckingham，1998；宋小卫，2000)。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刺激-反应式理论为这一范式提供了相应的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持（吴翠珍，2004）。
上世纪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在接触媒介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思想脉络与二战之后传播科技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陈世敏，2005），也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其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负面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雷蒙·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1991），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不同媒介内容品质品位的良莠高下，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这一点，与传播效果“使用—满足”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
上世纪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参见 Masterman, 1998），所以媒介素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欧、北美许多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进入正规教育体制的同时，对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文化工业，批判的声浪也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点，在于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麻痹受众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近年来，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这一范式遭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介素养是一个远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领悟力复杂得多的概念；而媒介素养运动也不断提醒人们，媒介教育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媒介一无所知的人，实际上，受众早已在和媒介共生的社会化过程中，积累了基于切身体验的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如果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非老于世故的消费者，那么除了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以外，还需要提出关乎社会权力和行动建构的问题——“媒介教育当然需要教学生使用媒介内容，但是也需要教他们使用和挑战媒介组织”（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p109），以及需要深入探究影响公众媒介认知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心理机制和条件。Hobbs（1996）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实际上雷蒙德·威廉斯已经证明早期有关媒介素养的争论就是围绕权力-控制关系展开的，在工业化早期，工人们被训练学习阅读，但是不被鼓励写作，这使得他们可以服从命令和阅读圣经，以利于道德说教，但却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而現代社会“机构的民主化，以及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非常依赖于大多数公民的能力，……以及……通过媒介活跃的介入”（Masterman, 1997，p60）。因此第四代范式的主要内涵是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即由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转为通过“赋权”“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而非仅仅指责媒介的不是”（陈世敏，2005，p11）。近几年，Potter（2004）发展了批判性解读，提出媒介素养认知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头脑复杂和大脑信息处理方面，可以说是对媒介素养“第四范式”极有价值的拓展。同时，在实践领域，媒介素养在健康素养和健康社区运动中，尤其基于新媒介技术及互动性，业已发挥出积极的作用（Lynda J. Bergsma，2004；Michael Rich，2004；Rachel Gonzales, Deborah Glik, Mehrnaz Davoudi and Alfonso Ang，2004）。
对媒介素养范式转移的上述梳理，基本上反映出媒介素养全球视野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媒介素养的四次范式转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式、尤其是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体现出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发展和社会对媒介问题关注重心转移之间的同步性。大众传播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为媒介素养研究所用。其次，欧美各国传统上看待大众媒介的角色功能，从来就是将自由经济造就的商业媒介视为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公众参与社会、建构民主最影响广泛的平台，也会因其趋利动机导致低俗化并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左右，因而对于媒介素养的理念和实践而言，无论其立足点是矫正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是推进积极的公民社区以改善传播生态，使之有可能接近民主制度对独立媒介的期许，都绝不仅仅只是强调着眼于公众一方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使用、参与和创造，而是同时需要全社会随时保持批判反思的立场来质疑媒介弊端的制度化成因。再次，媒介素养直接从草根的社会运动中汲取养分和动力，来自不同民间社会团体的媒介素养推广运动，不仅为媒介素养的理论发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研究路径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主动寻求和包容多元信息与观点、批判性地认识社会、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些本身就是构成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切，又都与大众媒介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息息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无论在认知还是实践形态上，都必然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素养和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媒介素养的中国十年：背景、进展、局限
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实践推广，近年来重要性不断凸现。同样与欧美国家通过媒介素养矫正社会问题、推动民主发展的两大目标相一致，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展变化的必然。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例如，卜卫，1997；宋小卫，2000），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大陆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大陆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如，蔡琪，2001；蔡琪，2002；张冠文，2004；蔡帼芬等，2005），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大陆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臧海群，2003）；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张开，2003）；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陈龙，2004）；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张开、石丹，2004）；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李琨，2003）；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田中初，2004）。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如，郑保卫，2002；吴廷俊、苏咏平，2003；林爱兵，2003；等等）。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孙卫国、祝智庭，2006）。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张学波，2005）。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南长森，2004）。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张志安、沈国麟，2004），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2006）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鲍海波、杨洁、王喜严，2004），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刘佳，2006）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陆晔、郭中实，2007）。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上述进展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起步的十年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短短的十年之内，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对有关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各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这些，比Hobbs概括的美国围绕媒介素养的七大争论，要更加莫衷一是。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制度的弊端，并强调受众接近、使用、表达、创造媒介内容等在内的传播权，然而大众媒介双重属性带来的困扰，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大陆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嘗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媒介素养：中国语境下的未来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的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因此寻找媒介文本的“弦外之音”，多年来从来就是公众媒介使用的目的之一。这一点，与欧美社会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又如，在中国大陆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预示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以及新闻传媒政治功能的演变和强化”（孙玮，2006，173页-179页），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这种媒介环境，也是与欧美社会完全不同的。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方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为我们开启了在媒介现实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和日新月异的媒介素养运动之间相互回望的窗口，而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素养，则迫切需要我们在这种相互回望中，勾勒出媒介素养相关核心概念之间的理论脉络，并最终从实践中呈现出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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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2007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作的主题演讲，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論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4JZD00038；作者系该项目首席专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