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主角》是不是《装台》的延续？《主角》的主角是谁？至少是带着两个疑问，我开始阅读作家陈彦新近出版的这部七十八万四千字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疑问？两年前，陈彦凭借长篇小说《装台》在当代文坛开嗓、亮相。2016年初，《装台》领跑“中国好书”和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装台》这出戏唱火了，陈彦“一书成名”。一年后，《主角》问世，同样写舞台，从传播学的角度，人们有理由认为，《主角》将借助《装台》的火势，写成《装台》后史，让刁顺子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型人物继续活下去，并活出名堂来。
结果是，陈彦完全重起炉灶另打鼓。
1. 个性化叙事腔调
“陈彦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下写作的，他要打开不可能性，他必须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刁顺子原来是可能的。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是的，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装台》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引号里边是活生生带着气息带着唾沫星子带着九曲回肠和刀光剑影的‘这一个’的声音。而叙述者很少越出人物自身的边界，他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他随时放下自己，让每个人宣叙自己的真理或歪理。”a
无疑，陈彦是一个胸有成竹的讲述者。从结构上看，《装台》是典型的梦境写作。作为小说家的陈彦，一亮嗓，我们就听出了他那与众不同的腔调。因为这种独特的腔调，他的小说叙事具有了很强的识别性，并从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这是什么样的叙事腔调？语气欢畅、幽默、生气勃勃，从中可以看到古典和民间的情趣。所指和表达细致、精准、一丝不苟，由此可以分享一种新鲜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也可以看到作家自身生活经历和体验的宽度和厚度。陈彦的小说叙事语言，表层是一种少量夹杂着陕西方言的陕西普通话，内里混合了两种语言痕迹，一种是由传统文化化来并保留古典痕迹的大西安地区文人化语言——这来自作家目前自有日常语言，一种是陕西中部和南部地区城乡平民语言——这是作家对人物语言的刻意贴合和模仿，这两种语言在作家的笔下被熔冶，形成一种丰富、从容、活泛的表达。语言是小说家的门脸，从陈彦目前使用的语言看，至少有四个特点比较明显，这些特点也是许多同时代作家所欠缺。这四个特点分别是：一、细致准确。这一点在描写人物的个性、动作和心理状态时尤占优势，可以说体贴入微。缺乏白描能力，更不用说细致准确，是目前许多中青年作家被诟病的一个方面。许多人读经典作品，往往被作品表现出的思想力所激发，而忘记了形成这些思想力的卓越的描摹。描摹能力不足制约了文学创作的现场感;二、生动形象。作家善用各种引類譬喻，把不熟悉的东西日常化、抽象的事物形象化，整个句式生气勃勃，跳挞、灵动、好看。而大量自带喜感的生动的比喻，让整个文本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令人会心一笑的民间智慧。因此，即便写苦难（如《装台》），写沧桑（如《主角》），小说不显很沉重，也是这个原因;三、方言俚语。对于西北方言口语的熟稔和灵活运用，是西北作家的普遍优势。比较起来，陈彦对于方言俚语的灵活运用，表现为注重语言与文本的整体性关系，让方言俚语的生动性和传神性成为整个叙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让方言跳独舞，贻害小说文气的整体和谐——在这一点上他更像前一辈作家路遥和陈忠实。所以，陈彦的小说，总体上还是使用普通话，方言俚语只在必要时出现，比如塑造人物，作为有效信息出场，彰明来历，调节节奏;四、文雅畅达。陈彦在比较圆熟地化用典章文献和传统戏曲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风格化的书面表达。
从便于理解的角度，我把陈彦小说语言归纳出上述四个特点，其实这四个特点在具体的文本中不分家。高度杂糅，是陈彦小说的语言特点。
混合的风格最难指认，不得不说，这种语言风格读起来既让我们感到熟悉，又让我们体会到复杂。有时候，听到有评论家说陈彦的小说有古典白话小说比如《红楼梦》的基因，但有时候又觉得该作家深受西方现代派写作影响，比如心理叙事、意识流之类手法用得炉火纯青。总而言之，它是杂糅的。这种杂糅的功夫，显然来自陈彦的长期文化积累。杂学种种，杂取种种，学养到位，才可能通过消化，吐出自己的结晶体。陈彦是艺高胆大。其实，杂糅最难，杂糅得不到位，往往四不像，所以从写作训练的角度并不建议初学者学习这种语言。
《装台》 《主角》都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法。第三人称叙事，成败案例都很多。这种叙事法，作家可以随心所欲，但也很容易因为创作主体标签贴得太多，让描写对象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人物塑造也因此失去可信度、层次感。小说创作大多从第一人称叙述起步，然后转到第三人称，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是从“我”的经验转换到他者经验，不仅经验的格局扩大，也是小说创作技术跨越了一个门槛。作为“新司机上路”的陈彦，在《主角》和《装台》这两部长篇小说里，一上来就老练地使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并利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自由，将作家自己的观念和情感贯穿到对象的生命体验中。这种放下身段，将创作主体完全附体于描写对象的写法，既有利于表现描写对象的处境和情感，又便于借描写对象之口耳心悄然表达作家自己的立场。被创作主体附体后的叙述对象、情感、能力、习惯，等等，所有的信息被“全知全觉”，也被文字全息表达。这个时候，作家就是调度和导演，特别要注意每个角色都要被设计贴合身份的表达，设计出音调以及配合音调的动作，轮到角色上场时才上场，追光灯打到的时候才可以独白、聚焦。能做到这样，我们才会认为小说语言具有层次感。
陈彦的小说语言在层次感上有自己的设计。
首先，人物各有贴合自个儿身份的语言。这是作家对小说人物的体贴和用心。比如，在《主角》里，忆秦娥的舅舅胡三元的语言就具有“村”“干”“硬”“瘦”几个特点。“村”表明胡三元的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性格又比较倔强直率，故而用词比较直接，不善于表达感情，语言里经常夹杂村语粗话，即便对与他相好的胡彩香说话，也是用骂骂咧咧代替柔情蜜意。这种处理符合胡三元的出身。胡三元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民间艺人，在城市没有根基，但又有点恃才傲物，脾气很坏。他与胡彩香的地下情，既源于男女最表层的荷尔蒙吸引，也有患难知己的味道——即有“阶层基础”。受教育少、脾气臭，决定了他的语言粗鲁不逊，甚至以骂代爱。胡彩香受教育也不多，也能接受和回应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而忆秦娥的追求者、行署副专员儿子刘红兵是干部子弟，语言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比如，“只听刘红兵在门外嘟哝说;‘老婆，真的想烫死我呀！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哟，就怕烫成一身疤子，更不配你了，懂不懂？”这段话虽然也充满民间气息，甚至有一股死缠烂打的痞气，但总体语言还是干净的，畅白中透着活泼、俏皮。境遇决定性格，并决定语言。刘红兵家庭环境优越，养成其游手好闲、大方、富有活力的公子哥性格，这种性格在忆秦娥的朋友圈相对罕见，最终他能把忆秦娥追求到手并结婚，也与这种相对新鲜的来历有关。
小说在叙述和交代情况时使用的语言相对简单，基本分为两类：作家本人的语言和契合人物生活环境的语言。《装台》的叙述语言主要是后一种，在《装台》里，作家为了贴合人物生活语境，主动降格，大量使用俚语俗语和口头禅就是一例。而《主角》的叙述语言则要复杂一些，既有遵从人物特殊语境的叙述语言——这部分比例较少，大多是遵从作家自己的日常语言习惯。《主角》叙述语言的这种定位，我想大概是因为忆秦娥的生活语境特别是进入剧团后的环境，与陈彦自己的日常语境高度重合，作家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体系。事实上，小说也确实借朱团长、古孝礼、忆秦娥以及其他戏曲演职员之口，说出来一些专业化程度很高、分量很重的话，比如院团管理、传统戏传承，等等。这些话，对于当过多年院团长、长期从事戏剧创作的陈彦，肯定都是真金白银的经验和体悟。通过小说，他说出来，是表达，也是分享。我甚至认为这是陈彦创作《主角》的一个重要诉求。可见，写作对于陈彦这样的作家，是言志抒怀，并非无聊或单纯竞技之举。
陈彦小说的美学吸引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叙事魅力。从阅读的角度，我们看到，刁顺子的眼、嘴、心都活动起来，而不是被静物式地速写;我们看到忆秦娥的成长、观察、思考、表达、宣泄，自主地往下游走，成为小说的有机成分，而不是被第三方旁白或交代。这说明从传统戏曲中获取营养的陈彦，在小说写作时却试图打破传统小说和戏曲惯用的第四堵墙，进入无隔叙事，藉此建立一种自由把控的叙事节奏，这是他对小说现代性的追求。依靠强大的叙事动力，将整个故事特别是人物命运有头有尾、有板有眼地往前推演，这又迎合了传统小说和传统审美对故事讲述有头有尾的追求。有意思的是，虽然，《主角》另起炉灶重打鼓，但《装台》的主角刁顺子在《主角》里还是作为护院甲乙丙丁之类闲角，若有似无地露了下面。虽然不过一页纸的篇幅，不到半场戏，足见作家的调皮，当然也是一种技巧：通过同一人物的“互文”，完成人物存在的延续性，以佐证虚构空间的真实性，类似于传统白话小说里的章节起缝“各位看官，这位王小二就住在我家隔壁，前两天我亲耳听他说……”之类写法。在陈彦的小说里，我们看到新旧营养杂存。
2. 有效塑造典型人物
许多优秀作家都热衷于写小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小人物举目皆是，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对小人物的熟知程度决定了对小人物书写的衡量尺度相对严苛。书写小人物似乎容易出彩，容易产生共鸣和同理心，但因此也更难写，它考验观察能力和描摹能力，考验写作的基本功。比如，忆秦娥像不像戏曲界的人物，刁顺子是不是进城務工的农民，这些看起来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对于当下许多作家来说，反而成了难题。就好比画画，实地写生应该是常态，如果平常忙于画各种行画，临到画大作品时，就只能用所谓大写意其实是类型化写意来对付了。写作同样如此。小说人物不是从日常观察中获得，而是凭空虚构，人物必然是类型化、概念化。类型化是文学写作的最大敌人，没有远大前途。文学与戏曲、影视都属于线性叙事。讲故事，写人物，是线性叙事艺术的基本路径。故事和人物能否成立，能否写出真实感和合理性，最终决定这部作品流传的命运。同理，一个作家最终是否成为优秀作家，也要看他能否写出流传后世的人物。
从对典型人物的刻画和塑造角度，尤其是对小人物和人性书写的深度，《装台》贡献出刁顺子这个形象，一招制胜。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叨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鬼使神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b这是《装台》的开头第一句话，小说对刁顺子的描写简练生动，像速写，寥寥几笔，有动作，有心理活动，有叙述，线条清晰，通过勾勒刁顺子的状态、情感、特征，交代了装台工刁顺子正在做娶第三个老婆过好日子的美梦。梦，到头来都会醒。刁顺子的美梦，以女儿的强烈干扰、徒弟的引诱、自己身体不适等等现实诸多不配合而告终：第三个老婆蔡素芬留下一封信，离开了他。小说刻意采用章回小说体例，写到第“八十”——也是最后一节，第四个老婆周桂荣进了门，女儿菊花在外面游荡一圈又回来了，刁顺子“突然想起了《人面桃花》里的几句戏，虽然意思他也没全搞明白，但那个‘无常’、‘有常’啥的，还是让他此时特别想哼哼几句：花树枯荣鬼难挡，命运好赖天裁量。只道人世太吊诡，说无常时偏有常……”c刁顺子每天跟戏曲演出打交道，不会唱来也会哼，用哼唱表达情感再自然不过了。哼唱只是一个动作，中国传统戏曲故事包含的人生道理，其实已经渗透他的情感。人生无常，心安即归处，佛教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得失有无之解释，让刁顺子获得了平衡，成为打不倒、苦不死、总努力的刁顺子。人生无常，美梦醒后，刁顺子妻离子散伙伴死，无力感让他想痛哭，但刁顺子最终还是面对各种不适，平静地认真地继续生活。很快，他又开始了下一个美梦。有自身性格坚韧的原因，也有传统戏曲长期高台教化的作用。不自暴自弃，对他人也宽谅仁义，这样一个性格特点或者说生活态度支持了刁顺子，戏曲的长期高台教化也是形成这种性格或生活态度的一个原因。刁顺子这样一种人物的发现和写作，刷新了我们对于一种人性的认知理解。
总体而言，《主角》和《装台》都承续了陕西作家由柳青、路遥、陈忠实而来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但同样站在现实主义大旗下，《装台》和《主角》的写法又几乎是两码事。
《装台》大致可以归类为写实现实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我的理解，是既要写出本真的实，也要写出本质的实。这个本质的实更有意义，可以考量作家发现的深度。也就是作家用笔削出一个尖头，当作钢锥，扎破表皮，狠狠地扎进生活的血肉，以致于扎出晶莹的血珠，这些血珠最终深深地扎痛了阅读者的眼睛，留下划痕。《装台》留下的这一道划痕，就是“刁顺子以及他的命运”。《装台》对于小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现状的再现和还原能力，令人刮目相看。作家的人物写实功力以及对世俗人生的体察，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的那柄显微镜。显微镜下面，是“人间喜剧”四个大字。马克思曾高度赞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于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再现价值。随着演出市场社会化，装台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也已经社会化，成为一群半工半农半城半乡的男性劳力的职业。这么一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起眼的人，他们的苦乐爱痛、生活进展、生命感受，具有身份转型时期的典型性、具体性。书写近在咫尺的社会现实，作家除了有自觉和热力，还要有冷静的观察和准确的表达。《装台》通过文字描写，把一个陌生的行当和一群特殊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装台人的状态和人性，准确、生动地复活了。小说引起那么多反响，客观地说，也是一种久违的文字力量的刺激和苏醒。
作品是最后的完成时态，之前，大量的是对生活本身细致深刻的观察，这个观察甚至也包括对堆积在眼前的丰富的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抓握。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眼睛。有什么样的眼睛，有什么样的取景框，就有什么样的作品。许多人认为现实主义是客观写作，事实上，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精神行为，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等比照录。《装台》和《主角》的描写之所以令阅读者动容，恰恰因为描写有“温度”。作家主体情感的附体和渗透，在《装台》和《主角》里表现得很突出，作家既满腔同情地写出了这些人物的苦和难，也满怀敬意地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不屈不挠。礼失求诸野，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底线坚持、伦理担当，写出了支撑这个社会的平民的脊梁。认真读完《装台》，我们无法忘记那个已经低到尘埃里却仍然乐观向善地生活着的刁顺子。说实话，刁顺子打动我的，甚至不是他的苦难，而是他的旷达、善良和不自暴自弃。有人把《装台》归类为“底层书写”，我更愿意称其为小人物书写。“底层”是政治学术语，“小人物”是社会学角度。职业差别，政治和经济地位高低，是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时期的客观存在。文学是社会科学，记录、再现和表现不同行业不同人物，是由起和天职。小人物和大人物有本质区别，大人物往往决定历史走向，小人物甚至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小人物终归是社会的大多数，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历史的存在。从文学书写的角度，小人物也很容易成為主角。小人物的生活相对艰难，他们的愿望与他们的实际人生落差大，矛盾的戏剧张力也大，容易照见丰富、复杂、微妙的人性。就人性而言，小人物的处境相较大人物来说，更加不自由、不轻松、不容易，对于人性的磨练和拷打就会更加日常化。从写作的角度，磨练和拷打容易出戏剧性，推己及人，小人物的命运也更容易引起共鸣。写小人物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外文学家们的一种提倡。大人物的成长和生活基本被各种模式写完了，而千姿百态、质感丰富的小人物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义，也是文学的本义——以人和人民为中心。中外文学史里，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写小人物并能写好小人物的作家，一定是大作家，比如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文学里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卡夫卡，等等，不胜枚举，这也是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差别最大的地方：创作目光下沉，对平凡的人性的格外关注。小说创作的这一特征是符合小说的“本来面目”。从中国传统文论的角度，小说者，“稗官野史之流也”，市井杂说之录也;从西方小说起源论，小说最初不过是中产阶级妇女客厅的消遣品，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之所以风行一时，在于她写出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兴起后，开始打破现行体制，政治结构调整，社会阶层重组，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写出了平民阶层的强势崛起，对历史进行了如实的生动的记录，这是不经意间的巨大贡献。
近来大家都在讨论典型人物写作问题，有评论家撰文认为当下文学对于典型人物书写需要加强。我理解，典型人物创作不理想局面的造成，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观有偏差，主要还是今天我们的许多作家丧失了书写可信人物的能力。所谓可信人物，是有性格逻辑和生活基础，不是坐在书桌前空泛的想象和虚构。对于书法美术，可能草书和大写意要比楷书和工笔画更受待见。但对于文学书写，草书和大写意不如工笔和精雕细刻。特别是塑造人物时，准确客观的描摹能力非常重要，在写出人物特征的基础上写出社会环境的典型性，非常考验创作主体的书写能力。
作家在《主角》的扉页上打上一句“小说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我理解，这句话之所以打在这里，不是一般性的循例，而是为了避嫌和杜绝不必要的麻烦。作为在剧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前剧作家，陈彦的这句申明分明有瓜田李下之虞。当然，他不知道，文本一旦完成，付诸出版，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作家对于小说的命运已经没有掌控权了，甚至连解释都是多余。譬如《主角》，虽然作家强调小说文本与真实生活无关，但由于小说文本自身强大的合理性逻辑和真实性环境，让我们忍不住对这部长篇小说塑造的人物和书写的历史抱有莫名的信任，也因此会浮想联翩，会进入到作家虚构的梦境，会试图破译小说与作家自身生活经历的关系。塑造典型人物这一艺术追求，是陈彦作为小说家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人物写作普遍钝化和扁化之际，他似乎有点逆流而上。单从这一点看，作为小说家的陈彦也是有前途的。
3. 追求多样化写作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对自己的小说风格，一定有特别的执念。但是，许多作家或者说更多的作家，不会满足于只写一种形式，一定会尝试各种实践，去探究自己写作的底有多深。至于效果如何，另当别论。
追求多样化写作，从《主角》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陈彦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如果把《装台》比作人物工笔画，《主角》就是一幅工笔加大写意的人物风俗文化全景图。比较起《装台》的写实性，《主角》的写作，呈现出较多的主观现实主义特点。这也是很多看过《装台》的读者再看《主角》，觉得不习惯的原因。视觉暂留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也有不少评论家更喜欢《主角》。《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人民文学》2017年11期卷首语中按耐不住激动，写道：“这是一部富含营养的长篇小说……从每个角度切入，都可以获得有滋有味的营养。有营养，对文学创作来说，我认为是基本的又是严苛的要求，《主角》做到了，而且在用高妙的艺术完成度来给我们以文化和精神的营养方面，注定会给中国故事的长篇讲法留下属于它的诚恳的样式。”我用省略号代替了文章中列出的一系列创新角度。我也赞成施战军的这个判断。从艺术完成难度来说，《主角》更难，不仅仅是主角、次主角，几乎连每个侧写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一副腔调和一个有头有尾的命运，这种挂而不漏，就像一个大指挥家在指挥命运交响曲，所有的乐章都有饱满的情绪，都在努力地堆积，都在不断地往一起簇拥，最终合奏出整个人物群体命运的历史和现实的宏大乐章。这是这部小说的“宏大气质”。但从讲述技巧上，它又很聪明，选取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人物，以点连面，通过一个秦腔女演员的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流转，讲述人和舞台的关系，诠释传统戏曲时代变化转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小说中，忆秦娥的命运主调清晰分明，其他复调、辅调、和声、伴唱各司其责，只有在追光或聚光打到时，其他角色才在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小舞台上独白和独奏。小说尽管跨越半个世纪，线索复杂，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众多，但一点也不觉混乱，足见作家具有强大的结构能力和逻辑能力。
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明显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这是戏剧写作的后遗症。在《主角》里，陈彦把小说的结构处理成戏曲的矛盾冲突结构，牢牢把控主次人物关系，不断调整矛盾的演变节奏，锣鼓点敲得恰到好处，不抢戏、不拖戏，最后把主角的性格和命运走向和盘托出。比如说，在处理主次角戏份时，同样是写女性，写旦角，小说突出写了两代四个主演。忆秦娥招进县剧团，就与长一辈的旦角胡彩香、米兰结识。这两人对其演艺生涯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彩香是领她入门的师傅，米兰是她进剧团的主考官。在忆秦娥往后的生活里，长辈旦角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命运差异化变迁，既是对忆秦娥生活的一种补充、衬托和影射，也是一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写作。小说里代际这条线始终在蔓延、发展，临到结尾，还不忘写到胡彩香和米兰的聚会，通过这种沧桑巨变写出一种人生感喟。从代际写，既打通了历史和文化相传的脉络，又展现了人性的对比性和丰富性。对同时进剧团的一批旦角的描写，则构成忆秦娥成长的直接和重要生态——主要是压力、矛盾和动力来源，其中重点写个人条件不错、生长环境相对顺利的楚嘉禾。忆秦娥从一个烧火丫头长成一个光彩照人的大青衣，势必要拿走原本是中心和主角的楚嘉禾的戏。不仅如此，小说还写了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矛盾：楚嘉禾喜欢的男孩最后爱上忆秦娥，情感矛盾加上职业前途矛盾、性格差异，形成几乎无法解开的仇怨。在近八十萬字的描写中，忆秦娥和楚嘉禾的矛盾也相伴始终，几乎成了忆秦娥的命运的辅线。从衬托主角、构建戏剧矛盾的角度，楚嘉禾在小说里基本担负着挑起矛盾、引发事件、推动事态恶化的责任。楚嘉禾基本是一个招人恨的反面角色，这一点让我不满足，作家对人性的处理在这里有点简单粗暴。虽然如此，这个角色也没有类型化。在楚嘉禾的身上，集中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漂亮女性、一心想唱主角的女演员这两种极致化女性的特点，她的表现偶尔也能让人同情，更多是让人厌恶。作为演员，争戏抢戏恐怕是常态，只是从作家的价值尺度出发，长幼有序之外，还要有真才实学，有唱主角的能力。怎么呈现矛盾，怎么处理关系，可以看出作家用了很多心思。第一，写出矛盾存在的客观环境——剧团生态，但注意不把演员之间的矛盾卯着劲写成打打闹闹尔虞我诈的职场戏，否则这篇小说就在题材上庸俗化、雷同化了。第二，着力通过两个人的环境差异写出禀赋和性格差异，由此对比突出忆秦娥能够成大材的秉性和特异性：大智若愚。这才是重点。从而写出压力下的成长，靠的是唱念做打真功夫，而不是阴功夫或其他功夫。这么处理，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态度。当然，要这么设计，作家必须写出逻辑合理性，否则就会成为道理或道德的说教。陈彦的聪明，在于写出了忆秦娥的本真性格和艺术前途的关系：一个放羊娃偶然闯入秦腔界，单纯、坚韧甚至是笨拙，挽救了忆秦娥，给她打开了一扇艺术精进的窗户。第三，更多地写出了人物命运的传奇性和成长性，一个大青衣或一个大主角的与众不同，在于历经各种磨砺，又吉人天相，所谓“老天爷赏饭”。这句老话也是对命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一种认识，忆秦娥的一生也是对这句话的形象诠释。看完《主角》，难免会想，一个角儿的出现，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聚合而成，是“时势造人”“命运使然”。
这么看来，《装台》通过写日常性写出平凡人物的不平凡性，并写出普遍环境;《主角》则通过写惊涛骇浪般的传奇人生写出平凡人的向前和向上伸展的潜力，写出特殊环境。总而言之，通过《装台》，陈彦贡献出刁顺子这个人物，通过《主角》陈彦贡献出忆秦娥、朱团长等新型人物。不过可惜的是，胡三元和胡彩香这两个人物上半部戏份很足时特别出彩，简直栩栩如生，到了下半部，随着忆秦娥从县城到省城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大量新的人物出现，胡三元和胡彩香被甩出了主要视野，他俩的戏份明显减少，人物命运的交代有点匆忙。
在长篇小说写作既被关注又被怀疑的当下，长篇小说应该怎么写才能打动读者？从创作角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的分类、分家、分工越来越精细，从组织管理角度是便捷了，但是从创作本义，特别是文学创作，我认为知识越丰富，逻辑性越强，美感度才会更突出，也即提供给读者的审美经验才更开阔。由此想到文学写作的跨界问题。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技巧方面有很多研磨，但在知识力方面长进不大，知识力包括生活知识和专业知识。博物馆式的写作有持久魅力，在时间为轴的流传中才不会被嫌弃，比如《红楼梦》。《金瓶梅》更是典型案例。对于《金瓶梅》的研究超越简单的性与情，进入到知识层面的研究之后，文本才有大价值。小说创作犹如武学，即便有独门秘笈，也要研习内功，支撑独门秘笈的是雄厚的综合实力。这也是许多跨界写作看起来比较容易成功的原因。我与陈彦同时担任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时，对其戏剧创作实力就有领教，陈彦的《迟开的玫瑰》 《大树西迁》 《西京故事》三部曲被称为近年来现代戏创作重大成就。可见，被文学界视为黑马的陈彦，第一，并非年少英俊婉转试啼，而是行走江湖多年，“建功立业既早”;第二，具有打通戏曲和文学的独特优势，从宽泛的角度看，戏曲、影视与文学原本就是一家，在一个文学不发达的国家，也很难看到戏曲或影视的独自发达，本质上，它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方面郭沐若、老舍等前辈的写作早有示范，只是这种打通式写作近年来稀罕了。在年产4000多部的长篇小说生产车间，陈彦作品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让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却又必须认真地对待。院团长和戏曲编剧的经历为陈彦的小说创作“增殖”。跨界写作虽然不是本文的话题，但陈彦的这种跨界写作对作家们可能会有启发。
二、 文化意识和两个戏码
1. 平民情怀
这一点其实来自前面所说的小人物的书写。
像刁顺子这样的小人物，占中国今天人口的大多数。提倡文学创作看到他们、发现他们并书写他们，提倡写作要忠实于历史和现实。但笔握在作家的手里，写什么，怎么写，是他们的自由。对于小人物的关注和书写充分展现了作家陈彦的精神情趣，他除了书写他们的苦难，更不惮于通过书写，传播他们的尊严和尊贵。陈彦的写作是有大情怀的写作，平民意识昭然若揭。这一点特别令人尊敬。
作家通过《装台》的书写，打通了与民间社会对话的空间。通过《主角》的写作，打通了与传统艺术对话的空间。装台工的报酬和社会地位，决定了装台工的佣工来源是农民、贫民和平民，而三教九流中的传统戏曲界演职人员的基本来源也大多是平民乃至贫民。比如忆秦娥，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放羊娃，被在县剧团打鼓的舅舅胡三元带进剧团找口饭吃。小说在一开头就交代了人物从易招弟、易青娥到忆秦娥的人生三个阶段：“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d三下五除二，把忆秦娥这个神秘的主角的身世交代得清清爽爽：这个角儿不是天生的，而是从最不可能的角落里升起来的，整个小说的调性很明确。这个开头甚至比《装台》的开头更有独创性——《装台》的开头与《白鹿原》有相似的成分。忆秦娥由低处向高处升起的过程，也就是这个女孩传奇命运的讲述，是小说的重点。小说通过写时代和社会转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写出了我们很不熟悉却又特别好奇的戏曲演员的不容易的生活，写出了一个女人的独特性格和她的盛大命运。小说为我们去了一个魅，却又加了一个魅。前一个魅是戏曲演员职业的魅，是神秘。后一个魅是人物自身的魅力，是光彩。
在丰富跌宕、真实比虚构更加戏剧化的现实历史条件下，人类一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驗。但遗憾的是，至少目前，文学创作并没有表现出与时代变化同步的力度，真正动人的作品难得一见。在此焦渴之际，《装台》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种解渴式认同。
先说文学层面。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和塑造人物的独特逻辑。比如陈彦写刁顺子的一生，“人生如梦太无常”是文眼。刁顺子认认真真娶了三个妻子，结果不是病死就是走了，到头来似乎还是孤孤单单;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女儿，结果被继女遗弃，被亲闺女各种虐待;和伙伴们老老实实地干活，结果，不是被拖欠工钱，就是伙伴在工地上死去……这些从日常性到极致性的遭遇，都发生在刁顺子身上。勤劳，踏实，厚道，仁义，这些构成了刁顺子这个小说人物的日常德性，这个日常德性里面还包裹着一层坚韧和乐观，坚韧和乐观支撑了刁顺子渡过生命的大小难关，使这个人物的表现超出了日常性，散发出特殊的精神光亮。《主角》亦然。从文学的角度，忆秦娥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她在舞台上担纲主角那一刻，而是她在从一个烧火丫头到秦腔演员各种艰难爬坡时的坚持，遭遇各种矛盾和低谷时各种发自天性的耐受力。我不支持把《装台》简单地归类为“底层写作”或“苦难写作”。《装台》包括《主角》都已经超过“发泄”和“宣泄”的范畴，它的更确切的名字应该叫“表现”，是对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异质性的新鲜生命的写作，主要是写出了一种历百劫而不垂头丧气的人生。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这样的写法，或者说这种对生命的认知，应该是抛弃了功利层面，回归到对生命本体和生活本质的热爱。说实话，具有这种生命观和宗教感的写作极为难得，它能给匍匐在暗黑人性中的众多写作一些有益的提醒。
《主角》的主角忆秦娥与《装台》的主角刁顺子是平行世界的人，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身份，他们都属于“芸芸众生”。从陈彦之前的戏曲也能看到这种相传一致的平民视角，比如被称为“现代戏三部曲”的《迟开的玫瑰》 《大树西迁》 《西京故事》。特别是《西京故事》，以进城务工的乡村民办教师及其儿女求学就业前途为线索，写逆境中的守正不移。从戏曲创作到小说创作，陈彦这种平民意识和平民美学一以贯之。我的感觉是，作为小说作家的陈彦，要比剧作家陈彦更加深沉、更加丰富、更加辩证，对于矛盾的把握更加自然。这当然也可能是小说与戏剧的媒介区别带来的变化。他把受舞台限制不能尽兴的表达，转换为具有表现力的文字。
文学写作主张记录现实，记录的前提是发现。作家能够在芸芸众生中发现特殊的生命形态，首先要拥有犀利的眼光，其次要有情怀支持，要有善于感知的心灵。在《装台》和《主角》这两部小说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陈彦”的主体色彩。作为长期浸染在儒家文化传统里的剧作家，陈彦对于许多问题已经有了深思，因此提起笔时，取景框自然本能地对准了容易被忽视被误解的角落和人群。通过《装台》，我们能看到一个悲悯宽厚的陈彦。这个悲悯，既有对不幸事物的同情，也有对丑陋事物的宽恕，即能推己及人，对生命和人性有体谅。刁顺子身上的仁义平和，应该是寄托了作家自己的体验。通过《主角》，我们又能感受到陈彦身上那股刚健浩然、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作为一个戏剧界业内人，如果从“好看”“大卖”的角度，作家完全可以把《主角》写成花花世界，况且这也是一种人性的现实。但写这种花活肯定不是陈彦的志向。在陈彦的精神构成里，守正持中是主流。因此，明明有那么多花花故事可写并好写，但他不屑一顾。陈彦的写作态度是审慎和郑重的。剧作家出身的陈彦对戏剧和戏剧界感情深厚，有话要说。我理解，《主角》其实是陈彦的“以正视听”。他写一个命运坎坷传奇的秦腔女演员怎么通过自身努力和执着追求最终练成正果，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故事，作家这样安排人物的命运走向，本源在于他认为和相信被舞台光环环绕的主演，其真正和持久的魅力来自于精湛的艺术，来自演员的表演和身上的真功夫，而不是表演艺术之外的各种花花肠子。写作要有格调，这个格调是什么？就是思想和情怀。思想短缺才是今天小说创作的要害问题。从这一点上，对于哲学和文化素有钻研的陈彦，“思想境界”自然高出一筹。比如他也会看到和接触到文艺界的各种蝇营狗苟，《主角》恰恰要破的就是这些蝇营狗苟无往而不胜的“理”。他通过忆秦娥这个演员的经历告知世人，在艺术舞台上，不学无术，没有人能够长期占据主角的位置。相反，像忆秦娥这样既没有突出的天赋条件，也不会走“捷径”的乡下来的丫头，最终能成为大主角，靠的是用功、好学和众人拾柴。这样设计人物命运，自然就把投机取巧、华而不实等东西放在了真才实学、老老实实的对面。这是陈彦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经验，也与他的儒家道统思想相承。“我十分景仰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周遭给的破坏越多，用心越苦，挤压越强，甚至有恨其不亡者，才可能成长得更有生命密度与质量。”e
为《装台》和《主角》撰写两大篇后记时，陈彦是热情洋溢、毫不隐瞒甚至积极主动地“代言”和“被代言”。“让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小人物里转，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f通过写作弥补人生的不足，介入式疗伤，甚至寻找支持，陈彦的这种“为人生”的文学观，把他与“技术派”写作划分开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陈彦能一直珍惜手中的笔，保持这种诚挚、诚恳、诚实的写作态度。
2. 戏剧精神
在小说《主角》里，作家不仅深化了与民间世界、世俗世界的对话，还打开了与传统艺术世界的对话空间。
传统戏曲是当下作家鲜有问津的领域。剧作家出生的陈彦，在县、市、省各级剧团浸泡了几十年，写剧本，管理剧团，担任过陕西省文化宣传主管领导，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措施，从理论到实践，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方方面面几乎了如指掌，不仅是戏曲界的人，而且是戏曲界的“大腕”。用小说的形式，通过人物和事件的讲述，把艺人生活和秦腔艺术发展状况展示给世人看，是剧作家出身的陈彦的野心。他应该还有一个野心，就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关于戏剧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老戏的传承、现代戏的程式、编剧的作用，特别是角儿与戏剧的关系，也即文化观和戏剧观，通过《主角》的写作表达出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此前出版了陈彦的《说秦腔》一书，用非虚构的形式，对于秦腔艺术理论、秦腔历史和秦腔发展史上重要人物作了既理性又感性的阐述，可作为《主角》的兄弟书阅读。
从题材看，《主角》对于传统戏曲领域的描写，既是博物馆式写作，又是考古式写作。说它是博物馆式写作，源于其对秦腔艺术门类以及秦腔艺人培养环节作了一次细致、丰富、准确的文学性展示和阐释，这是戏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写作。说考古式写作，源于其对于艺人生活形态的新的发现、发掘和新的表达。博物馆式写作追求展陈丰富，考古式写作重在发掘新鲜事物。《主角》能够做到这两点，占了题材的光和作家自身经验的优势。
《主角》写活了与舞台和剧团有关的各色人等，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界内外环境和兴衰沉浮。从表现历史的纵深度和生活的广阔性、层次感，对于各色人物的本色表现，《主角》无疑比《装台》占优势。从结构和容量上，如果把《装台》比作一台生动活泛的净末当家折子戏，《主角》则是一台剧情跌宕起伏的全本戏。全本戏是全活，不但剧情完整，有历史延展，关键是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生有老生和小生，旦最丰富，分出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和老旦，就连花脸甚至也分出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小说围绕着舞台和剧团，写编戏、排戏和演戏，写招收、培养演员。在编排演戏这一环节，写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写团长和其他行政环节的表现，写历史戏重排和现代戏创排的起由始末。在招收培养演员这一环节，写大历史环境的变化对小环境的影响，写几代秦腔演员的际遇沉浮，由此，写出了况味丰富的命运感，包括戏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比如写老一辈生旦净末丑演员曾经因为时代和历史原因离开了舞台，沦为门房、烧火师傅，等等。演员的光彩是在舞台上获得和展现，一旦退回到现实生活，他们是虚弱的和卑微的，甚至是怪异的。这正是作家陈彦生活经验的优势。他曾常年生活和工作在剧团，深谙剥去了舞台光环之后的这些成了名的角儿和未成名的演职员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主角》作为内行人的写作，生动并真实地还原了秦腔艺术生存和发展面貌，为戏曲演员这一神秘的职业祛了魅，写出了新老艺人的桩桩不易和种种努力。
《主角》是关于戏曲艺人生活的内部的展现和记录。《主角》的主角原名易招弟，进剧团后改为易青娥，最后成了角儿，才改名为忆秦娥。说来凑巧，唐朝诗人李白一生留下来了几千首诗，我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熟的恰是这首《忆秦娥·箫声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節，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诗词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之一。另一首是《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诗词伤今怀古、清婉动人，用作主人公姓名，大概也有喻其一生坎坷跌宕之意。忆秦娥与《装台》的刁顺子是平行世界的人，都是陈彦目光下沉捕捉和发现的人物。小说中的旧式艺人，甚至包括忆秦娥，都具有典型的民间性，以及与民间性相称的传奇性。小说写了一系列的旧式艺人，比如编剧秦八娃、忆秦娥的舅舅胡三元、忆秦娥还是剧团烧火丫头时拜的四个师傅古存忠、苟存孝、周存仁、裘存义，等等。四个师傅的名字构成忠孝仁义，事实上，他们的也是竭尽全力地传承秦腔艺术的一生，最后甚至死在舞台上。忆秦娥这样一个似憨非憨、似痴非痴、偶然闯入秦腔舞台并成长起来的放羊娃，之所以有后来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传奇一生，与她的这些起点有直接关系。作家用深沉虔敬的情感、生动确切的细节，写出这些老艺人历经各种磨难挫折初心不改。衰年之时，四个各怀绝艺的存字辈艺人最后都将保留艺术毫无保留地口传心授给忆秦娥。忆秦娥也正是得这些前辈的推举、教诲，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舞台代有新人出，新的艺术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基础上。《主角》写出了一个女演员的艺术生命的密度和质感，也写出了一门传统艺术盛衰发展的内外环境。
小说《主角》用扎实的故事表达理论性很强的戏曲观念。这就是戏曲的守和变。比如写忆秦娥最初一鸣惊人，完全是因为基本功扎实，会唱老戏并有传承老戏的绝艺。这是写“传”和“守”。到最后，忆秦娥也退出了主角的位置，这是写“变”和“新”。传统戏曲的守和变是个开放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戏曲界，很难产生唯一答案。但是陈彦有自己的戏剧理念，他不仅有大量丰富的戏剧实践和理论表述，他甚至用文学创作来传播。
“功底是不错，但毛病也不少。都是老‘戏把子’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呢。这在旧舞台上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演戏得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呢。不能为耍技巧而技巧，得与内心活动有关联。”g这是忆秦娥晚上带着礼物去拜访封导，封导教育忆秦娥时说的关于技巧、表演和内心活动的关系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显然是作家在借题发挥，对于今天我们怎么处理传统技巧和具体表演的关系都有启发。戏改这一段也是，特别是关于现代戏创作，戏剧界一直在探索，有经验，也有教训，小说通过忆秦娥等人的几个尝试，其实给出了答案：要探索，但不能走偏，不能完全丢掉传统。陈彦是写老戏出身，但十多年前，他的现代戏《迟开的玫瑰》获得中国舞台艺术精品奖2007年度第一名。之后，《大树西迁》 《西京故事》也先后获得各种荣誉。这三部戏被戏曲理论界总结为“陈彦现代戏三部曲”。特别是《西京故事》，成为中国当代现代戏创作典范之一。唱腔留下来，表演经得看，故事耐人寻味，能够干预现实人生，这大概是他的戏剧创作追求。
舞台以及剧团这个舞台的延展空间，是《主角》的核心书写对象。这与《装台》显然不同。在《装台》里，舞台只是写作的背景需要，是虚晃一枪的“银样蜡枪头”。对于刁顺子这些为谋生而来的装台工，舞台这个职业空间，与菜市场、铸造车间并无二致，所以《装台》不写舞台和戏，只写与刁顺子的生活发生紧密影响的家庭和人，比如妻子、女儿和同仁。而《主角》，以舞台为核心，舞台上演的秦腔以及围绕演戏出现的人都是《主角》的内容。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忆秦娥后来成为戏痴，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站在舞台上，她是掌控自如、光彩四射的角儿，而一旦回到世俗生活，她往往很低能。正是忆秦娥这种异于常人的秉性，使其能够忘乎所以投入到排戏和演戏之中并成为一代秦腔名角，也使其当断不断轻重缓急不能取舍，以至一生波澜起伏跌宕坎坷。小说的结尾，经历了各种起落喜悲遭际，忆秦娥最终还是回到舞台，实现其性格逻辑和命运逻辑的统一性。显而易见，在小说《主角》里，舞台，除了是实体的舞台之外，还有一层哲学意味：人生如戏，在人生舞台上，有起承转合，是起起落落，最终，“绚烂归于平静”。从结构上看，一部《主角》，就像一棵葱茏葳蕤的大树，人和戏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构成树干，从树干上生发出若干枝条，这些枝条纠缠勾结，把许许多多大小人物包括大小事件关联在一起，牵扯推搡，互为因果，其中，重大事件是小说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分水岭。
敏于观察，勤于思考，还要善于表达，这是成為一个好作家的重要条件。从丰富的生活体验、理论经验到形象的小说文本，要经历复杂的文学重构。转换和重构的好坏才是关键。陈彦的两部长篇小说尤其是《主角》，通过驳杂、丰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一段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后至今），中国西部社会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写出人性的常道，写出丰富的人情，使文本具有了灿烂的人本意味。陈彦通过曲折婉转的人物命运变化、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写出历史的人文坐标，主要是写出历史的本质，表现了历史的深度，获得历史的美感，又使文本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陈彦的小说写作高看一眼。
【注释】
a李敬泽：《在人间》，《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0日。
bcf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428页、434页。
dg陈彦：《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338页。
e陈彦：《主角·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6页。
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据山西安全生产与监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各类生产经营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06%和4.65%。其中：各类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5.00%和53.33%；建筑行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6.25%和8.00%；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7.67%和1.84%。全省各类生产经营性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1.76%和27.63%。总体而言，各类行业的伤亡比例同比均呈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山西省委、省政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相对国营企业，部分民营企业制度不够完善，执行力也存在欠缺，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构建强调安全的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文章以安全意识的培育为基点，论述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构建。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1.企业文化的内涵。一般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化亦有民族性、多样性的特点。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由于每一个组织都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产生，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历程。特殊的产生和发展背景造就了每个企业独特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组织作为一个社会集合体，而组织中的文化即是组织中的活动得以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组织文化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并且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
2.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意义。（1）企业文化的独特显现功能。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每个企业独特的发展历程促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同类型企业由于发展背景不同，其形成的企业文化也独具一格。企业文化也成为辨别企业的重要标志。（2）企业文化的凝聚整合功能。企业文化彰显着企业独有的价值观和理念，员工较强的文化认同感使得员工紧密围绕企业文化行事。企业文化所体现的凝聚功能与企业用规章制度或以文字形式表达的规定不同，它是一种软约束力，通过价值观的渗透作用和内化，成为员工自发的自我调控机制，一定程度上规范和指导员工的意识及行为。（3）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内在标志，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的认同促进企业文化持续发展。成功的企业有其标志性的文化特征，员工以可以融入这样的文化为荣，对员工有很强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二、基于调查的山西民营企业安全意识现状分析
文章针对山西民营企业基层员工的安全意识状况做了调查，受调查的对象女性占45.31%，男性占54.69%。高中以上学历占79.69%，工龄4年以上的占71.88%，年龄24-45岁占82.81%。
1.根据调查得知，基层员工对本单位的安全规章制度比较了解占81.25%，不了解的约占18.75%。对于保障安全生产的劳保用品而言，企业按时按标准发放占21.88%，有78.12%的受调查者所在企业在劳保用品的发放时间和标准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外部装备的不全面成为导致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重要因素，也是目前民营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劳保用品发放以后，员工是否能够准确的使用呢？从调查得知，按规按需使用劳保用品占调查对象的39.06%，即60.94%的员工从认识上存在不重视劳保用品使用的情况。
2.从调查统计的结果（图1）可以看出，在员工所接受的各方面培训上，生产安全的培训所占的比例最高，表明民营企业已较为重视安全生产操作。受调查的民营基层员工对于自身的安全生产责任比较明确，占总人数的87.50%。
3.对所得数据的分析。从以上的调查所得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员工对规章制度以及自身的安全生产职责都比较明确，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也相对比较重视。但为何安全事故还是频频发生呢？归结为基层员工执行力度不够，企业没有形成人人讲安全的企业氛围和文化。强调安全的企业文化缺失导致企业员工缺乏较强的安全意识，主观上未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视单位规章制度；明确岗位安全职责，但相关安全条例自身执行不足等方面。甚至部分管理者也抱有侥幸的心理，不重视单位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与监督。“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安全大于一切”等标语在各单位随处可见，标语很响亮，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把生产、效益、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安全的企业文化缺失成为民营企业安全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因此在民营企业构建以安全意识为基础的企业文化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三、构建以安全意识为基础的企业文化
安全理念是安全生产的灵魂。企业要做好安全工作，安全意识和理念培育尤为重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因是关键，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做好企业安全工作，从内因入手，形成人人讲安全的文化氛围和落实机制。
1.安全知识培训和教育的常态化，纳入员工培训体系。企业从员工入职日起，就应将安全知识的培训与教育纳入常态化的轨道，对员工进行制度化安全知识的培训、定期化安全知识的考核。全体员工形成时刻讲安全的氛围，并成为所有企业的共同构成部分。加大安全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各类型安全活动，使全体员工将抓安全作为一种本能，深入员工的意识，甚至成为一种潜意识，成为企业培训的固有组成部分。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优先考虑安全问题，将安全问题作为生产活动执行的前提。
2.树立预防为主的企业安全价值观和精神。企业文化的建设，最主要的是要建设其独有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价值观和精神贯穿其中，融入企业的宗旨和愿景。树立预防为主的安全价值观和精神，将有助于将安全观念渗透进企业经营的每个细节和环节。细致、全面的提前预估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并采取措施及时消除或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节约安全问题带来的人员安全成本及机会成本，以安全生产赢得利益。
3.以安全为首要抓手，打破现存的固有观念。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表现些许的根深蒂固性。企业文化不仅对企业有凝聚整合导向的功能，更要落实在企业的长期经营，基业长青方面。但部分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安全问题忽视或意识淡薄的状况与企业文化所追求的基业长青背道而驰。因此，企业要想赢得永续经营，必须改变其固有的观念。以安全为切入点，改革规章制度、改变考核机制，将安全作为员工考核的首要指标，如将安全生产作为员工获得奖励的独立性指标列入企业人事考核项目内。改变过去将效益作为首要考核指标的方式，以企业全体员工形成事事以安全为前提作为打破固有观念的标志。打破固有的文化观念是企业精神层面的变革，需遵循解冻—变革—冻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管理层需身体力行，切实落实安全指标，从上而下进行解冻，从下而上進行冻结，将安全真正落实在企业实际经营中。
4.构造意识为先、重在落实的指挥监督链。打破固有的“纸上谈安全”的模式后，员工的安全意识必然会极大改善，但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巩固，必须将内隐的意识落实在外显的行为中。企业必须具有敢于创新及有创造才干的管理者，将重新设定的安全意识纳入企业精神，形成从上到下，层层相连的安全意识链。管理层的领导和指挥以安全前提，将安全落实在具体工作任务安排中并进行监督，形成安全工作由上及下的指挥监督链。[基金项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4年度安全生产科技计划项目“山西省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现状及其培育研究（1403）” 之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太原工业学院）
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英语是高校教育中的必修科目之一，传统的教学注重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影响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在高校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发展，不断健全人格，提高语言学习的能力。因此，在实际的高校英语教育中应从提升教师素质、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等方面着手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关键词：文化意识;高校英语;重要性;培养
所谓文化意识即对群体认识的认识，是一个比较抽象化的概念。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英语教育已经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各个学龄段，高校英语教育是必修科目之一。传统的高校英语教育过多地重视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提升，忽视了英语背后的文化底蕴，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笔者结合当前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校英语教育中的现状进行重要性的分析，为文化意识的培养指明方向。
1 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校英语教育中的现状
语言是一种文化，国内的英语教育缺乏基本的文化氛围与学习环境，易出现哑巴英语等现象。一直以来，高校的英语教育工作注重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传统的高校英语教育将技能的培养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大部分以传统的书面考试作为衡量学生成绩优劣的依据，将语言的学习简单化，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现状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教师的角度分析，当前高校英语教师大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英语教学，本身对于英语语言背后的文化缺乏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认知，教师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作为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对于文化教育呈现出消极的态度。第二，从学生角度分析，大部分学生将英语仅仅作为必修科目之一，完成要求的学分或者取得好的成绩是最重要的，因此学生的学习是适应社会和学校的要求的，应对四六级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忽视英语这一语言类学科对于自身素质提升的作用。第三，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教育的功利性日益凸显，实用性的专业教育比人文教育更受社会的认可与欢迎，这也使得高校的英语教学模式更多的停留在传统模式中。总之，当前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校英语教育中并不理想，应引起重视。
2 高校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分析
鉴于当前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校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提高认识，全面思考文化意识在高校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观念，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帮助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升综合素养。
2.1 有利于适应社会发展
全球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国际的沟通日益增多，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英语作为全球化的语言，是一项基本的社会技能。英语语言的学习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必要途径和内容，文化意识、世界观、情商等都是评判新时期人才的标准。文化是塑造人才的环境，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是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英语教育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从单词、句子、语法再到英语语言的文化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仅仅掌握基本的英语技能，在与其他国家交流沟通时难免出现“误会”等，不利于沟通的有效性。只有英语的学习与英语文化的学习充分配合，才能够更好地开展与国外的合作对话，减少沟通障碍。这也是社会发展对新时期人才的要求。总之，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应通过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的培养提升人才的质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2 有利于更好地健全人格
教育教学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更是为了培养具备健全人格、高素质、高情商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校英语教学采用单一化的教学模式，侧重于语法的学习与文字的理解，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英语学习的知识面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思想深度不够，分析问题的能力欠缺等。当前中国各个阶段的教育逐渐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熏陶，是为了实现情感与能力的协调发展。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主要包括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这些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开阔学生眼界、增长学生才干、丰富学生情感等，进而陶冶学生情操，健全学生人格，推动学生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总之，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的培养与语言技能的培养是一体化的，不可分割的，是学生成长中的必要内容之一。
2.3 有利于提高语言学习综合素养
英語是一门语言文化，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英语的系统学习自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更加注重综合性与实践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人文性方面。提语言学习的综合能力不仅要求会听、会说、会翻译，更应该体现在语言使用的恰当、准确方面。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渗透于语言学习的方方面面，例如对单词和句子的理解，可以放入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促进理解性的记忆。当语言的学习与历史事件、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人文地理等充分结合时，学生对其的理解更为全面和客观。但是当学生忽视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时，只抓住句子的表层意思，会出现“望文生义”的弊端，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总之，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脱离文化的语言学习就像无根之水，极易出现偏差，缺乏继续发展的活力。
3 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途径
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应从多方面着手：第一，教师提高自身素养。高校英语教师虽然在权威性等方面略显逊色，但是仍然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的一言一行和自身素质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就启示教师应树立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首先加强自身的文化学习，从英语国家的历史发展、人文地理等方面入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进这些国家，真正感受文化的氛围。其次，应将这种思想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在进行知识讲授的同时融入文化背景的教学，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文化的魅力。第二，深度挖掘教材。高等学校的英语教材突出其综合性与人文性，很多文本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教师应深度挖掘文化背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内涵，及时对学生进行品德、三观等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三，精心设计教学。受课时等因素的影响，高校英语更多的以教师单向传授为主，学生难以感受到文本的文化气息。这就启示教师应在备课等方面下功夫，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技术，采用影片、视频、竞赛等形式，多样化开展英语教学，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丰富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感官体验，帮助学生感受异国文化风情。总之，文化意识的培养应落实到高校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以教师自身的素养为基础，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为辅助，以学生的长远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英语作为中西方交流的主要媒介，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途径。高校英语教学承担着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使命，作为一线教师，在提升学生技能的同时应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的教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塑造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韩峰.高校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培养策略与实践方法研究[J].陕西教育（高教），2017（12）：10.
[2]张丹羽.高校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培养策略与实践[J].新西部（理论版），2016（12）：144.
[3]张玲.高校英语教育中文化意识培养分析[J].课程教育研究，2013（07）：100.
[4]赵星星.文化意识的培养在高校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J].学理论，2010（06）：236-237.
（编辑：杨梅）
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往往都缺乏问题意识，严重束缚了学生的创新能力。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进行，初中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构建问题平台，不断更新初中历史教学理念，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问题意识；思维能力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通常对历史知识只是进行机械训练，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记忆历史知识，学生仍旧处于被动地位，主要跟着教师的节奏来学习，几乎很少能发现问题，也不会主动质疑，不愿意自主思考和提问，即便内心存在质疑，但因担心被同学取笑，害怕受到老师批评，很多学生也不会提出问题，再加上许多教师片面关注学生的成绩，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灌输式模式，学生基本没有表现和质疑的机会，进而制约了他们问题意识的增强，这就导致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低下，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该重视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初中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初中历史教学方式和方法一直在进行不断地优化和革新。初中历史教学大纲中指出：只有重视对学生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不断培养，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想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必须充分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教师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以史料为载体，在大量的历史知识中或缺有用的信息，并从多个角度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进行细致的探索，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教师在备课时，需要通读大量的历史材料，对所需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和整合。问题意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问题意识，才能将问题思维作为起点，使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学会自主探讨和自我反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一定要重视史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方法
1.鼓励学生善于提问。
要想在初中历史教学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教学成果，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改变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鼓励学生积极主动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使学生树立问题意识理念，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主动思考。教师还要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将学生放在主要位置，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初中历史课堂上以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着的身份出现。例如：学生可以大胆假设“公元105年蔡伦没有发明造纸术会怎么样？”学生间和师生间进行互动和交流，能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知识，并解答历史问题。
2.培养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历史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才会自己主动投入到初中历史学习中，教师是初中历史教学的领导者，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还要重视对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培养，对学生进行不断的激励，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养成勤动脑的好习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给学生播放历史歌曲和影像，向学生展示历史图片，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想象力更加丰富。教师在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适合学生的历史材料和图书，供学生在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3.优化初中历史教材。
要想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提高自身的问题意识和教学能力。教师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所学的历史内容进行质疑提问，教师应该在初中历史课堂上设计一些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帮助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例如：教师在讲解“卢沟桥事变”时，可以先向学生讲述具体事件，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日军于1937年7月7日夜炮击宛平城，并调兵一营，偷渡到运河以西，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在团长吉星文带领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对其中不理解的地方进行提问，这样能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并使学生通过联想法联想到其他相关的历史事件，为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问题平台，从根本上实现印度哦啊学生质疑、思考和探究历史问题的教学目的。
总结：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成为教育部门关注的重点，学生的问题意识状况直接影响历史教学的开展情况，决定着历史教学效果。初中历史教师应掌握学生当前的问题意识现状，全面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进而提升他们探究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鼓励学生在历史知识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张翠英.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J].才智，2014，30.
[2]边纳.浅谈历史教学中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J].时代教育，2015，10.
[3]黄香萍.关于初中历史教育中学生创新思维作用的探讨[J].公试周刊，2015，22.
[4]官财林.探究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究性思维的有效对策[J].课程教育研究，2015，14.
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视节目的改版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该节目的生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后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节目更替现象由此诞生。
【关键词】电视栏目 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
电视节目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改版或者调整，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一方面因为部分节目不适应受众需求，另一方面，众多节目的“短命”也反映了“快餐文化”对媒体的影响。在节目的调整过程中，从业人员经常陷入两难：传播内容需要达到审美趣味的泛化，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同时，受到从业者自身定位和政策需求的影响，传播内容又必须承担一定的提升品位的教化功能，反映在具体节目上，就是“夺眼球”与“夺品位”的对抗。在这一基础上，两种运营方式产生：一是既不放弃大众，又照顾到小众，从业者期望获得“两者兼顾”的制作模式，但显然，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平衡，在电视媒体这一平台上很难被定义；二是根据不同的平台，对两者做明显的偏重。即大众播出平台和小众播出平台的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也存在弊端：大众平台容易陷入哗众取宠的制作模式，从而受到业界和政策环境的制约；小众平台缺乏盈利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其发展的可能。
以2011年上海电视节目调整为例，10档被淘汰的节目虽然处于收视率的下降通道中，但并非是收视率最低和下降幅度最大的节目。如果观察节目内容的走向，以及播出平台的定位，不难发现被淘汰节目与播出平台的品牌文化产生了冲突，或者无法在高端与低端之间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
一、大众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主流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经常面临两种声音。以电视节目为例，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吸引大量受众的新节目都会受到所谓专家学者的非议、批判，这一点在选秀类节目展开后几乎达到了顶点；另一方面，在大众中的市场与认同，使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生命力缘于对大众文化的呼应。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生成、壮大，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运作。利润、市场、效率永远是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和动力杠杆。说到底，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商业文化决定着大众文化及其价值取向。
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节目必然具备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征。里查德·汉密尔顿曾进一步把大众文化的特征系统的归纳为：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浮化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洛文塔尔称大众文化“是一种取悦消费者的商品”。①基于汉密尔顿的观点，我们可以为电视栏目的“走马灯式更换”找到依据，即追求开播时的高收视率，在新鲜感消失时果断撤离。这样一种特征在市场经济中显得尤为明显，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频频出现，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掩盖了节目创造力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旦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便又推出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形成最省力的更替手段。《智力大冲浪》变成《新智力大冲浪》，便是一个范例。
不可否认，如果电视媒体放任大众需求，就会如赫胥黎担忧的那样，其内容很快就会变成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则认为，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但是斑斓夺目。电视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这样在电视这一平台上，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正一步步蚕食着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主导文化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必须与大众文化进行抗衡或者妥协。
1957年，美国学者麦克唐纳在《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中，从很多方面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他提出，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从高雅文化中汲取营养，却没有任何回报。②电视节目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短暂、功利是新节目上马的主要原因。必须承认，看似玩闹，形似简单的感观愉悦节目，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达着某些价值观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看法，以《中国达人秀》为例，尽管目的不同（意识形态希望树立弱者自强的意识，媒体希望获得关注度），但由于在形式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一类型的节目为业界所力推。如果其无法传达主流意识，不具备教化功能，仅仅是博眼球，则容易暴露在批评的炮火中。这些批评可能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使其认为收看这些节目是降低品位的表现，导致节目收视率的走低，从而影响其生命力。
正因为电视媒体有这样的考量，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传递的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在策反戏谑精英文化的同时，也从精英文化身上吸收自身所需的营养，增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去精英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强了自身的精英化。尽管波兹曼担忧电视会在娱乐中至死，但显然，现阶段“至死”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了。
二、主流意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文化
在2011年节目调整方案出炉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如果说收视率下降是重要的考核标准，那《当代军人》、《时代先锋》一类的节目为什么依然屹立不倒？显然，这与主导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关，即便节目的收视群体极为小众，它也必须占领发言平台。这种占领是不允许任何形式解构的，但这种占领对电视产业本身形成了制约——它无法吸引受众，产生经济收益。因此，在娱乐至死的可能性受到牵制的同时，电视媒体又必须关注“严肃至死”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原本定位较为小众的节目开始往大众上靠，以迎合更多的口味。而这种转变的“度”极难把握，很容易导致节目的同质化，并模糊节目的定位。
以被停的东方卫视的新闻评论节目《深度105》为例，起初节目以新闻体验为主，重在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解读，例如第一期是对藏羚羊生存的关注，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别于其他的新闻专题，但制作难度大，受众需要慢慢品味，无法达到快餐式的传播效果。为了迅速获得受众，节目进行多次改版，到最后一年，基本上成了国内各大重要案件的详细介绍。尽管这些内容看似吸引眼球，但实际上与其他新闻专题类节目严重同质化，例如《案件聚焦》、《七分之一》等，这样的变革非但没有迅速获得受众，反而使得原有的高端群体流失。
我们发现，新闻的题材和内容越来越软化，播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制栏目，为了充分调动受众观看的兴趣，大量使用文学化和电影化的讲述方式，设置悬念，将一个侦探题材的新闻讲述成一个恐怖片或者侦探片。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原本应当更具专业化的节目，因承载普及的重任，把普通的事件刻意笼罩上神秘的色彩，而这种神秘又必须在节目中揭去。这直接导致观众在一起一落中产生心理落差，反而消解了节目的严肃性。可见，以主导文化作为电视栏目开创的根基，如果没有政治力量或者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在市场的冲击下，节目很容易被大众文化掳去，尽管这可能导致节目的同质化，无法提高收视率，但节目制作者还是会以此为方向，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波兹曼和英尼斯有过类似的预言：波兹曼说，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但对电视而言，这是它们负担不起的使命；英尼斯说，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当然，人们希望从电视中获得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但这种主题是建立在人们审美需要的基础上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这些原本属于精英的主题不得不降低层次，以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审美泛化。而这种降低可能扭曲了其要表达的本来意义。于是，行政力量预留了对扭曲的容忍限度，一旦这种传播偏离了节目设置的初衷，便通过栏目的调整进行改变。在内地，大众传媒受行政、商业双重力量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力量是制约大众传媒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合谋”
一旦大众文化和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达成了某种一致，表面上看起来实现了“寓教于乐”，相关的电视栏目披上全民盛宴的外衣，学界、民间很容易在媒体的鼓动下好评如潮。一方面，大众觉得自己是传媒的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具有对抗精英权威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精英觉得成功实现了对大众的引导，同样实现了对文化的理性诉求。
确实，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人为地划一道鸿沟，让受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武断的。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者的融汇和相互妥协。一旦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在表面上有实现提升大众素质的作用，那这档节目就会成为典范，各种工具都会被利用起来，引诱大众参与，使这档节目的文化成为主流。但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时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于是，节目在发展过程中，要么因市场价值过低被抛弃，要么因过于低俗被抛弃，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节目频繁的更替。
参考文献
①约翰·斯道雷 著，杨竹山 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②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紫薇
民族文化意识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拟从文化意识与词汇教学的关系出发，对学生学习词汇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如何通过文化因素的导入，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词汇，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及世界意识。
关键词：跨文化意识；教学措施；具体方法
一、问题与探索
只有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及其差异，学习者才能积极正确地对单词的意、形、义进行推敲和思考。要提高学生对英语词汇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必须树立文化意识，注重传授必要的文化知识，如英美文化背景、风俗和习惯等，使语言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容易理解掌握和接受。例如，自从17世纪初荷兰人把中国的茶叶介绍到了欧洲，茶就逐渐成为英国传统大众化饮料，自然也就引发出不少习语。英国人酷爱喝茶，因此“一杯茶”（cup of tea）就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饮料，而喻指“令人喜爱的东西”。Jazz isnt my cup of tea—I prefer classical music.（我不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音乐。） 除了茶，面包和牛油是西方人的主食，没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们就活不成了。所以bread and butter就转义成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谋生之道”。
2.重视英汉词汇文化内涵对比。英汉文化的差异体现在英语词汇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教学中進行英汉文化对比是一种生动、有效的方法，对学生理解英语文化习语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对重要词汇的文化背景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与汉语进行比较，要求学生记忆一些与汉语内涵和外延不同的英语词汇。英语和汉语中的某些词语，其概念意义表面上似乎对应，但它们在指称的范围、表达的程度和隐含的褒贬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英语的“people”和汉语的“人民”在概念意义上就有差异。英语的“people”只是指人的数量的多少，而汉语的“人民”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3.正确区分字面意义和涵义。词的涵义是词的隐含或附加意义。从这个定义的解释看，对于学外语的学生来说，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而且要知道词的涵义。不了解词汇涵义会使正常交际受阻，会闹了笑话而不自知或引起谈话者的一方或双方不快。例如：（1）英语中green with envy是什么意思？人们忌妒或羡慕时脸色真的变绿或发青吗？（2）英语中说Patti was in blue mood；Patti（保尔）是什么情绪？高兴、激动、悲哀，还是什么？在上列两句中，green（绿）和blue（兰）都不是指颜色，两个词都有别的意思——某种文化方面的联想——从字面上看这种意思不明显。在词典上，green这个词有“（脸色）变绿”的意思，但green with envy是个固定词组，不过表示“十分妒忌”而已。blue这个词与mood之类的词连用表现某种情绪时，表示“沮丧的”、“忧郁的”，例2之意为“保尔情绪低落”。以上两个例子就涉及词的字面意义和联想内涵意义，这就是语言文化差异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在理解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时，遇到的障碍并非语言知识造成，而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所以只有对中英文化差异进行比较，使学生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真正领会到词的涵义，并能正确运用所学的词汇进行交际，才能真正达到词汇学习的目的。
4.挖掘语篇的文化信息。现行的英语教材选材广泛，大部分语篇涉及英语国家典型的文化背景知识，特别是其中的文学作，为学生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生动鲜明的材料。在语篇教学中，我们不但要让学生把握文章的内容主旨，学习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还要引导他们随时随地地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使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
5.密切关注英语词汇的新变化。现代生活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新事物、新现象也不断涌现，促进了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据统计，互联网上每天大约要诞生50多个新生词。若想掌握英语单词，跟上英语词汇本身的快速膨胀，就不能不了解英语词汇的起源、词族的逻辑发展、造词的思维方式、词汇应用的科学文化背景以及现代英语词汇的构成法则。随着现代英语的发展新词汇、新的表达法不断出现，旧词新义也更为普遍。这些词汇是一国文化的侧面反映。我们应该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词汇上，以便更好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6.结合教材，适时渗入。由于目前中学英语中学中，学校没有开设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专门课程，所以我们要将教材中那些有关文化背景知识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典型实例挖掘出来，结合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来进行语言教学，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例如，在教Christmas Day 一词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课前收集与圣诞节有关的资料，如圣诞节的由来、圣诞礼物等，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这一重大传统节日的各种文化背景知识，感受一下圣诞节的狂欢和节日里热烈的气氛，同时也可以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作比较。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轻松掌握和圣诞节有关的一系列词汇。
7.插入时事新闻，拓展文化视野。随着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各国的交流的不断加强，交流中碰到的文化摩擦不断出现，而切实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大事成为跨文化交流所迈出的第一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笔者尝试着插入时事新闻，让学生课后通过阅读报刊、看电视新闻、上网查找各种资料等途径了解国内外大事，然后在课堂上一起讨论。讨论给学生提供了集体活动的机会，激发了他们的表现欲。学生不仅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从中获取了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识。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南京青奥会的即将举办，都是很好的教学素材。
二、教学建议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词汇的同时，掌握交际策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教师需要科学地使用教材，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渗透文化资源，拓展文化学习空间。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牛津英语》教材中的原有文化内容，渗透相关文化信息，使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得以实现。
1.语境教学法。因为缺乏真实具体的语言环境，我国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知识和英语文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师调控的课堂。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尽量给学生营造一种浓郁的具有西方文化氛围的环境。牛津英语8AUnit3 主要是介绍世界各国名胜古迹。在学习这一单元的一段时间里，教师可以在教室四周贴上富有各国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气息的图画。如：英国大本钟、悉尼歌剧院、美國自由女神像，以便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而且更好地让学生理解places of interes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这一词组的含义。
2.对照比较法。英语词汇文化内涵颇为浓厚，英语中有的词，汉语中没有在概念意义方面有相对应的词汇，即所谓的“词汇空缺”（1exical gaps）。像（KFC）肯德基、（Macdonald）麦当劳 hotdog （热狗），pudding（布丁）等都属于汉语没有其对应词这类情况。在英语教学中，对这类“词汇空缺”的词汇的教学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对这类词语，教师可采取用英语释义的方法，详细地说明和解释它们在英语中所表达的意义和使用情况；使学生们对这类词语的概念意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为他们在语言交际中真正掌握和使用好这类词语打下基础。此外，采用英语释义的方法教授这类词语还可以使学生们在英语词汇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增长有关英语国家的一些文化背景知识。
通过对照比较，学生会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化，更清楚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避免语用失误。比如，黄色（yellow）在中国文化里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色情淫秽，人们常说“黄袍加身”、“黄色书刊”等，但在美国，yellow没有这种特定的内涵，人们常用蓝色（blue）来指代色情（如a blue movie）。
3.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历来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方法，把它用在跨文化教学上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效果。将抽象的文化差异知识置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借助于或真实或风趣的案例中，介绍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很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信很多英语教师引用过与汉语文化中表示谦虚时常用的“哪里哪里”相关的这个“非常案例”。案例情节如下：有一位高级领导携夫人到国外访问.自然有翻译人员随行。当老外夸赞领导夫人的美貌时，不假思索的翻译将领导的谦虚之词“哪里哪里”直接译成“where and where”。老外的回答是“Every where.（浑身上下那儿都美）”因为不明就里的老外还以为人家等他夸夸夫人什么部位美呢！ 结果使的那位领导非常尴尬。还有，有一留学生在国外，听到有人喊Look out！立刻把头伸到窗外，结果遭遇到被泼一盆脏水。虽无处可查这些案例的出处来源，但不失为经典跨文化冲突教学案例。其中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恶果足以提醒学生们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足以鞭策英语学习者从字词所含的点滴文化信息着眼。
4.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在当今计算机网络时代，我们不妨借助于多媒体手段展示具有典型的跨文化内涵的视频材料，借此或直接导入，或进行对比分析，或分组讨论等等。这种学习者亲身浸入西方文化的学习所带来的效果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词汇教学中，将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具体操作方法很多，不同教师采用的方法不同。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方法将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其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零散的文化信息，而在于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帮助他们树立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提高实际交流能力。
5.专门讲解法。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教师需要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
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英语词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教学中应善于揭示词汇的文化特征，进行英语词汇和跨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词汇知识学习的同时提高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赵秀平，孙洁滨.浅析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C].社会科学论坛，2007.
[2]史湘琳.论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N].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第27卷第二期第158页.
[3]肖君.英语词汇教学中文化差异现象浅析[N].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