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该论文以位于赤峰市的宁城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与考察，在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后，指出宁城的地域文化特色。对当地特有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群落、民风民俗、蒙古族餐饮文化、节日庆典等提出进一步挖掘与保护的重要性。
关键词：宁城 蒙古族 地域文化 保护
文献标识码：A
一 序言
宁城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北缘，介于东经118°26″-119°25″、北纬41°17″-41°53″之间，属于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北与内蒙古喀喇沁旗相连，东与辽宁省建平、凌源交界，南与河北省平泉县毗邻，西与河北省承德县、隆化县接壤。赤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有8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草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草原青铜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在这里聚集绵延，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筑造了中华文明。该地区发现并命名了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等8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二 宁城县的古建筑群落
1 辽中京城遗址：在宁城县西15公里、老哈河北岸冲积平原上。辽宋澶渊之盟后，契丹统治者为便于与中原交往，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的汉族工匠，于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建成规模宏大的陪都中京大定府城。城址遗迹现仍明显可见。除东南角为老哈河水冲刷毁去外，部分城墙仍高有4米。由外城、内城和大内三部分组成。外城南北长3500米，东西宽4200米，周围15公里许。外城南部为汉族居住区，有坊区、市肆、民居、庙宇、官署、驿馆等。内城官署及屯兵区域，原多是搭设毡帐，很少有土木建筑物。大内为契丹贵族居住区域，有宫殿遗迹。金代改为北京路大定府，元代改设大宁路，明初曾在此建立大宁卫和北平行都指挥使司，现通称作大明城。
2 大明塔：在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内。为辽代晚期兴建。八角十三层砖砌密檐式，通高8114米，为国内现存第二高塔，仅次于河北定州市料敌塔。
3 黑城遗址：在宁城县头道营子镇四道营子村西。
4 辽盛圣寺舍利塔，位于宁城县铁匠营子镇。
三 宁城县域的民风民俗
1 订婚礼俗
订婚又称“文定”，昔称“纳吉”及“纳徵”，订婚虽然不像结婚般繁复，但传统习俗却非常重视，男女双方均需准备若干礼品。内容包括贡礼官，俗称“押箱先生”，专门负责送礼行聘事宜。贡礼官必须控制人数、车辆、聘全、六件礼。家祭，出发前往女方家纳采之前，男方先行在家行祭祖仪式，这时将纳采所用之“盒仔饼”或大饼，上香祭告列祖列宋，将前往某处女方家下聘，请示列祖列宗保佑这段姻椽美满幸福。出发，行完家祭后，贡礼官负责将所有聘礼搬上车，新郎与媒人同乘一事，前往女家。红包，出发前贡礼宫除了打理人数、车数、聘礼外，也得提醒新郎多准备红包。如前来开新郎车门的舅爹、“压桌”、六名随去的亲人都需备有新娘见面礼、捧洗脸水的女方新友、媒婆礼。
2 节庆风俗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上元节，当日各家各户吃元宵，自十四日至十六日连办三天元宵灯会。农村用毛边纸包棉花、锯末或谷糠，再拌以麻油，称为包灯。在晚间办灯会时，由撒灯者点燃遍放各处，灿若群星，称之为撒灯。还要往祖坟上送灯点燃，称之为送灯。传说撒灯是为鬼魂撒的，意在超度亡魂。各乡村在元宵节前后三天，甚至提前，举办各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如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抬歌、背歌等，尽情娱乐。尤其是灯会，到处张灯结彩，灯火辉煌，还燃放烟火直到子时，可谓“火树银花不夜天，十五圆月失颜色”。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农历五月初五。清晨家家窗前挂纸葫芦，门口插柳枝、艾蒿，并用艾叶浸水洗脸。早饭吃粽子煮鸡蛋。小孩子们衣服上挂荷包，腕上系五彩线，中午吃饺子，炖猪肉、粉条、冻豆腐等菜肴。
中秋节：俗称八月节，农历八月十五日。是夜，明月高悬，干家万户亲人欢聚一堂，观赏月色，品尝月饼，并将月饼、葡萄、西瓜、苹果、梨等摆于院内桌上，俗称贡月，共享天伦之乐，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3 蒙古族民族习俗
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远在13世纪初，蒙古族的首领们每年举行“大呼拉尔”时，除了制定法规，颁行奖惩等一些时政内容外，还举行规模较大的那达慕，至今约有700多年历史。在那达慕大会上，传统的“男儿三艺”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摔跤：正式摔跤比赛的仪式很隆重，参加者要穿上传统的服装，坎肩多用帆布和皮革做成，上缀闪亮的铜钉、银钉，犹如闪闪繁星。腰系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希力布格”，下身穿肥大的摔跤裤，还套上有绣花图案的套裤，这样出汗不贴身，还可防止伤害事故，脚穿长靴，颈上套五色绸条制成的似项圈的“章嘎”。“章嘎”标志获取的名次，取胜次数越多，彩条越多。摔跤手蒙语称“博克”。出场前要唱摔跤歌，也叫出征歌，雄浑高亢，以壮行色。然后“博克”在歌声中跳着鹰步舞出场，这种舞跳跃高而快，是赛前的准备动作。“博克”都是膀宽腰圆的彪形大汉。待裁判员发令后，双方握手致意，然后交锋开始。争斗扭结盘旋，恰如蛟龙闹海、惊心动魄，令人神往。摔跤手每胜—次，就在他脖子上的“章嘎”上面挂一条彩色布条，夺冠的“博克”，被称为“纳钦”；力挫群雄的冠军称为“阿布儒古”。
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蒙古民族一向以高超的善射技艺而著称。当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正是凭借这无与匹敌的骑射武功统一中国。蒙古族射箭比赛的射程只有15米、20米，使用的是五彩颜色的“毡牌把”。比赛分静射和骑射两种。骑射，射手身穿短袍，身背弓箭，骑马到起跑线，发令后射手起跑，抽弓搭箭，瞄准射靶。一般规定每人射9支箭，分三轮射完。静射则是射手在规定的距离内，站立于固定的发射地点，三箭射完，以中靶箭数评定优胜。
赛马：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赛马是他们最喜爱的传统项目。参加赛马的人数年龄不限。成人参加赛走马，男女儿童赛快马。最短距离是16公里，最长是60公里。按传统习惯，要往获得第一名的马头上、身上撒奶酒或鲜奶，并朗诵赞颂骑手和马匹的诗，以示祝贺。
祭敖包：“敖包”是蒙语的音译，意为石头堆。内蒙古大草原辽阔无垠，天地相连，难以辨认方位，于是，牧民在游牧的交界处或路口垒石为标记，天长日久，就形成了此风俗。古代，建敖包和祭敖包很简单，人们在居住地周围，用石头和柳条垒成小包，便可祭祀。后来，随着喇嘛教传人内蒙古地区，为这种建、祭敖包的形式增添了许多宗教色彩，敖包由原来的一个小包也变成了敖包群，有的7个敖包并列而建，中间最大，两旁各有3个小的陪衬。敖包的个数以奇数为准，最多的可有13个：即一个大敖包居中，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3个小敖包陪衬。祭敖包的时间，多在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季节，旨在祝福人畜两旺。祭祀时，主体敖包上插杆子，挂旌旗，旗用白绸所做，上书经文。小敖包插树枝，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或旌旗。祭祀仪式隆重、严肃而热烈。届时，方圆几十里的牧民骑上奔驰的骏马，坐上“草原之舟”勒勒车，手捧祭品来参加祭祀活动。祭敖包大致有血祭、酒祭、火祭、玉祭四种。祭祀时，祭者围坐三面，面向活佛，并在蒙古包的地面上摆放—人多高的奶食品、阿木苏、点心或全羊等供品。当活佛发出祭祀开始的经令，法号奏出深沉粗犷的音调，众人双手合十，口中念咒为祭。然后，参加祭敖包的人一起围着敖包，从左向右走三国，祈神降福，保佑人畜两旺。人们外出远行，凡是经过有敖包的地方，都要下马参拜，祈祷平安，还要往敖包上添几块石头或捧几捧土，以求吉祥。
蒙古族安代舞：《蒙古秘史》载：“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胁之溪，没膝之尘矣”，《安代舞》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它在民间，最早是以驱邪治病为目的，后来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了讴歌新时代、新生活，成为人人会跳的娱乐形式。草原上，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迎接尊贵的客人，蒙古族同胞便穿起艳丽的民族服装，跳起安代舞表达他们真诚喜悦的心情。
佛事活动查玛舞：查玛，民间俗称“跳大鬼”，是一种传承很久的宗教舞蹈。每逢庙会或佛事活动均跳查玛舞。这种舞蹈在寺庙佛祖宗唁巴的大殿前举行。跳查玛舞时，寺庙众僧头戴面具，身穿彩衣，法器吹出“哞哞”低沉的吼声，鼓乐齐鸣，在鼎沸声中，各角色按序先后出场，脚踏节拍，跳出不同形式的舞蹈。查玛舞大体可分“跳白鬼”、“跳螺神”、“跳天王”、“跳猴神”和“跳蝶神”等五幕。表演各具特色，白面鬼者舞的活泼幽默；螺神者舞的缓慢稳重；天王者舞的豪放刚劲；猴神者舞的逼真有趣。整个舞蹈表现出驱逐邪恶，祈求平安，与妖魔作斗争的场面。
四 宁城地区饮食文化特征
手把肉：对于羊肉的食用，蒙古族是真正的权威。蒙古民族吃羊肉，是把洗净的全羊切成几大块，在清水里煮，不放葱、姜、大料等任何佐料。蒙古族认为，再美的调味品也美不过羊肉的本身，所以他们制作的手把肉是白水下锅，开锅即食，肉块鲜嫩，香而不腻。
烤全羊：是将去皮去膛的整羊架于火上烘烤。火是用杏木疙瘩烧旺的，火硬无烟。肉在火上左右翻转，表皮烧焦油滴外渗，香味喷发。烤熟后卸下架子，刀割食用，也不加油盐，不加佐料。烤全羊费工费时，人们不常食用，要等到贵客临门时，才作为宴客的佳肴。
马奶酒：醇香而微酸，酒精度不高。不会喝酒的人喝上一两碗也无醉意，老少皆宜。春夏之交，牧民们将鲜奶盛入盆或锅内，放置8-9小时后取出奶皮，然后将脱脂奶倒入木桶，先用牛奶酿出酒曲，再用马奶发酵酿出马奶酒。
宁城县山杏：山杏为蔷薇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宁城县山杏品种有辽杏，垂杏和西伯利亚山杏，其果仁可以食用，可入药，能治疗多种疾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宁城老窖：被誉为“塞外茅台”的宁城老窖酒为国家银质奖，1994年通过了国家方圆委质量方圆认证，在市场上形成了南有茅台，北有塞外茅台的格局。
五 主要节庆
宁城县域节庆文化活动很多，包括杜鹃花节、达里湖华子鱼洄游观赏节、召庙庙会、克什克腾山野菜采摘节、紫蒙湖杯钓鱼大赛、红山旅游文化节、蒙古游牧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蒙古汗廷文化旅游节、中国巴林石文化节、巴林右旗民族手工艺品汇展、兴隆洼文化节、林西内蒙野果采摘节、玉龙沙湖沙漠越野、敖汉温泉文化节、达里湖冬捕节、达日罕银冬驼文化节等。
六 结语
宁城县属原喀喇沁中旗，是唁喇沁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保留和传承喀喇沁文化最好的地区之一。通过对该地区民风民俗、饮食文化、节日庆典、古建筑群落现状等方面的研究综述，以引起对宁城县域内传承民族文化，传承蒙古族传统习俗，全力打造宁城县民族文化品牌，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视，对进一步打造唁喇沁文化品牌有重要意义。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文化产业作为“十二五”时期河北省大力发展的新型战略性产业之一，发展势头强劲。同时河北省也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进入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的新时代背景下，我省城镇化推进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文化产业也面临全新升级的挑战，在这一境遇下，提出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科学论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文化产业集群；河北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4.121
1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生态环保为理念，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城乡一体、四化协同道路的过程。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它不仅是物质层面“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凝练的萃取过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华的推演过程，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记忆的存留和文化历史的延续。
当前，我省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的重大机遇，也面临转型发展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保持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我省实现绿色崛起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河北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集群的联动发展机制分析
新型城镇化和文化产业集群都是文化经济集聚的结果，两者相互促进，通过提高中心地带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未来文化产业在县域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将成为实现文化富民的重要途径，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平衡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仍集中在城市，城市汇集了文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创意、资本等核心要素，拥有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这也使得都市圈、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涟漪状的分布。但就未来文化产业的集体式崛起而言，必须破解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依赖症，使广大县域地区、乡村地区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之间的关系，将因为文化产业的纽带作用而更加紧密，文化产业将有机统领城市群发展。
2.1 文化产业集群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
首先，文化产业集群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文化产业集群具备明显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且涵盖面大、产业链长，在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显著的带动作用，释放出可观的乘数效应。其次，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新型城镇化中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其产业自身，而且会给更多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文化理念，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有利于城市整体产业水平的提升。最后，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会给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长期的人才支撑。人是经济活动中最核心、最具能动性的要素。新型城镇化的宗旨是“以人为本”，这其中文化产业集群会在塑造新型国民精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扮演着潜移默化的重要角色。发达、健康的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品，能够作用于人的思维、观念、能力，并从整体上培育和提升人的素质，通过直接的经济行为和间接的社会行为作用于经济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2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发展为文化产业集群提供了文化创意资源的开发与重塑，推动了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等要素的跨界整合，从而实现了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有效破解了区域经济发展瓶颈，打破了区域行政壁垒制约，拓展了文化产业集群的知识宽度。
新型城镇化加速了文化产业集群对要素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综合优化与配置。同时，城镇化对消费的刺激和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集群文化生产消费链条形成良性循环，重构了城镇文化产业空间形态。新型城镇化对空间形态的重塑，推动了文化产业集群基于产业本身知识价值链基础上展开分工与合作，有效节约了文化产业的运行成本、提高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提高了文化产业集成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推动了文化产业集群知识产业链的升级。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文化产业集群的专业化水平，城镇化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增强了创新活力，为文化产业集群知识创新提供了动力。同时，新型城镇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将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和迂回生产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带来的隐性知识创新形成了高度背景化和个性化的知识信息，它们在创意设计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实现灵活的专业化分工和松散的耦合，形成非线性、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合作关系，这种多层次的、灵活的网络关系加速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效率。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讨
3.1 科学制定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使其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严格按照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安排部署，将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特色城镇化建设同步规划、联动实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特色的呈现，为培育壮大文化产业留出位置、给足空间，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在城市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生态保护等规划方面，都应做到全方位的文化考量、交互性的文化表现，促使文化产业前置引领、多点开花。
3.2 依托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深度呈现城镇化建设的特色文化魅力
一座城市之所以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在于它总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特征。只有充分依托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名城”。对于地域文化的传承，应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元素，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厘清历史文脉和城市记忆；于地域文化的创新，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树立符合世界潮流的生态环保、低碳绿色理念，认真观察、审慎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使之为我所用。应立足自身的生态特质、资源禀赋、文化内涵、经济水平，以内外兼得、相承相容的文化个性和包容理念实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打造出更多的城市文化景观和建筑艺术精品，凸显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叙事风格、创意特点和美学价值。
3.3 大力发展多种类型和功能的文化业态，形成特色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
近年来，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边界也在不断扩大。2012年，中宣部、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做了进一步修订，文化产业已扩充为16个大类、59个中类、120个小类。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强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精心培育符合区域发展实际、填补产业功能空白的文化业态，并使其延伸、渗透到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如，成都市的“宽窄巷子”就是对历史遗留的清朝古街道进行改造升级，不仅将其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片区，而且衍生出精品酒店、私房餐饮、演艺娱乐、情景消费等多种业态，以及成都“慢生活”“闲生活”“新生活”等城市文化。此外，还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促进文化科技主题公园、特种电影、数字动漫等以科技为支撑，以创意为灵魂的新兴文化业态的生成与汇聚，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效益。
3.4 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激活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动力
应牢牢把握《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政策机遇，在坚持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社会条件协调适应的前提下，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要求，更多利用市场机制，辅之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税收减免等措施，在土地、财税、投融资等领域切实降低文化企业的进入门槛和发展成本，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激活更多的发展动力。
3.5 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增强城镇化建设的自我造血功能
产业为基、就业为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后劲所在。提升产业的成熟度和贡献率，需要构建起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地方政府层面，尽快完成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角色转变，依托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引导企业建设一批内涵丰富、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文化产业项目，提升区域集约式、联动化、“智造型”文化产业的竞争实力，融合其他相关产业，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就业岗位。
在社会公众层面，一方面，发展建立一批代表性强、公信度高、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化协会组织；另一方面，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教育、倡树文明新风等道德实践活动，提升基层管理水平和大众人文素质，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向市民、向产业工人转变奠定人文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究[J].科学时代，2014（4）.
[2]花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J].东岳论丛，2013（1）.
[3]吴红蕾.实现文化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探讨[J].经济纵横，2014（7）.
[4]姜德辉、杨玉娟.新型城镇化与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融合[J].人民论坛，2014（3）.
[5]齐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维度与路径[J].城市发展研究，2014（3）.
[6]贾舒宁.中小城市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师，2014（6）.
[7]金江磊.中西部文化产业集群的区域竞争优势研究[J].中国市场，2015（3）.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欧洲央行（ECB）作为超国家层面的欧元区央行，具有为成员国发行共同货币与金融政策、监督成员国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等诸多职能。因此，其货币政策始终成为学术研究重点。围绕ECB货币政策，既有文献大体从五个方面探索，包括：ECB货币政策机理研究；ECB常规性和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研究；不同时期ECB货币政策研究；ECB货币政策的内外性研究；ECB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文章对现有研究系统梳理，指出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及ECB货币政策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文献综述
一、引言
自1998年7月1日ECB建立、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以来，ECB正式实现欧元区范围内货币、货币政策、央行的“三个统一”。其货币政策因欧元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动，ECB货币政策的内在传导机制是怎样的？ECB与全球其他几个超级央行——美联储、日本央行、我国央行等相比货币政策有何差异？在几次重大经济灾难——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时期ECB的货币政策变化和效果如何？是否达到货币当局的目的？QE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缓解金融市场压力？ECB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哪些启发？这些话题一直受到学者广泛重视。本文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对该领域主要的研究经验及文献进行归纳与梳理。
二、关于ECB货币政策机理的研究
关于ECB货币政策机理研究，多数学者研究侧重点都是货币政策传导目标与机制，即ECB既要遵循自身货币政策的制定规律，又要考虑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
ECB货币政策机理相对于一国货币政策来说要更加复杂：首先，欧元区各国的金融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会作用于ECB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其次，欧元区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影响ECB货币政策的效果。因而，深入探究ECB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目标很有必要。
（一）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研究
朱宇方（2001）分析货币政策中四大目标之间的关系，认为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各个目标之间总体上一致，但在短期之内，主要是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间互斥。丁欣（2002）、路妍（2004）分别从ECB货币政策目标与调控手段两个方面考察对ECB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谢光华（2005）认为ECB必须坚持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同时发现各国商业银行对于市场利率的变化存在一定时滞。
（二）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赵勇（1999）分析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包括欧央行体系的“三性”、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等。杜莉等（2004）分析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在缺陷，该机制“两大支柱”——M3增长目标与通胀目标互斥，在实际运用中时常发生冲突。马理等（2013）通过建立三方博弈模型，研究完全货币交易政策的传导机制对重债国、购债国以及ECB的影响，ECB可以在稳定整体流动性基础上推动欧成员国经济发展。王锋等（2014）分析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基准利率的调控手段——利率走廊，ECB通过该模式分离利率政策与流动性政策，同时将拆借市场利率调整至走廊之内。
三、关于ECB常规性与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
关于ECB常规性与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侧重分析ECB在特定经济环境下采取不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欧元区经济复苏带来帮助，但是也面临着问题和挑战。
ECB货币政策包括常规性货币政策与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常规性货币政策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最低存款准备金——主要再融资利率、经常融资便利——隔夜存、贷款利率。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包括：强化信贷支持ECS——扩大性长期再融资LERO、资产担保债计划CBPP、证券市场计划SMP、货币直接交易OMT以及负利率政策等。
（一）关于常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
姜超（2016）通过研究ECB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发现其对存款准备金保持长期稳健的趋势，主要是为维持货币市场稳定而非调剂流动性、引导信贷结构。荣刚等（2016）分析ECB结构性货币性政策的利弊，认为该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欧元区信贷市场复苏，但并不会在长期内摆脱欧元区集团公司的融资困境。方琦（2013）分析欧债危机时期ECB面临的诸多挑战，认为ECB会继续实施主要再融资操作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吴弦（1999）、阎畅（2015）梳理ECB已实施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并分析这些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二）关于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
谢世清（2016）认为ECB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和改变金融市场利率期限，有效避免了欧元区经济出现大幅萧条。宋洋（2013）认为ECB作为管理超主权货币的央行，其QE货币政策仍以传统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主，且存在继续实施的空间和可能。张红地（2017）探究ECB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在金融和宏观领域的政策效果，发现中长期内的货币政策并不会严重恶化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李若愚（2016）認为ECB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包括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开启QE等，是欧元区成员国提振经济的决定因素。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并不看好该政策。郭福春等（2015）从政治与经济方面研究ECB现今QE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该政策实属ECB的无奈之举，且执行效果甚微。李晓璇（2015）借助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经济变量分析ECB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措施的效果，发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缺陷，认为其难以作用于实体经济。张朝阳（2016）认为负利率政策是ECB继量化宽松后又一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旨在通过下调欧元汇率来形成通胀预期。
四、关于不同时期ECB货币政策评价研究
在每一个特定经济环境当中，分析货币政策是否满足预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ECB货币政策评价研究对于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有理论指导与现实意义。关于不同时期ECB货币政策的评价研究，文献主要涉及ECB从建立以来历经的三个时期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内容及评价等，得到的结论不完全相同，但都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危机爆发后ECB实施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过也存在缺陷。
（一）关于欧元疲软时期货币政策的评价研究
Hansj？rg Herr等（2005）分析ECB在1999～2001年欧元疲软时期——美元主导时期的货币政策，ECB实际实施以汇率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并非以物价稳定为主。比约恩·费舍尔（2007）对ECB在1999～2006年货币政策的两种分析方法——货币分析和经济分析——做数量化评估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作用同等重要且相互联系。
（二）关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评价研究
尹继志（2012）分析ECB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首次采用非常规性货币政策，认为欧元区暂时需要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关于欧债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评价研究
鲁雪岩（2013）、维克多·康斯坦茨奥（2014）、李晓璇（2015）回顾ECB遭遇欧债危机时实施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验证了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不在于货币政策，同时分析ECB所要承担的突出的、潜在的风险。徐璐玲（2014）对2014年下半年ECB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进行分析——降低利率、一揽子新宽松政策，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整效果并不明显——汇率方面市场反应不明显、欧元区通胀率也弱于预期。普雷特（2016）认为，ECB为应对由低通货引起的持久性风险，实施一系列新货币政策来巩固宽松的政策立场——信贷宽松计划等，得到了弱势成员国的支持。
五、关于ECB货币政策的内外性研究
关于ECB货币政策的内外性研究，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研究，内部性主要涉及ECB对内部成员国——核心国、边缘国、重债国、购债国货币政策的兼容性；而外部性主要是对比美联储、日本央行及我国央行，其中尤以ECB与美联储比较的文献居多，比较内容主要为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探讨ECB货币政策的内部兼容性与外部比较性特征，可以发现欧元区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外部各国货币政策的异同点，找到不足之处，便于研究改进途径。由于ECB货币政策仅能通过各国央行来执行，因而ECB货币政策要体现各国货币政策机制的特点。从2002年ECB掌握货币发行与政策决定权以来， 欧元区成员国（NCBs）参与、执行ECB决策，按照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并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开展业务等。
（一）关于ECB货币政策内部兼容性的研究
马理（2013）通过对ECB完全货币交易政策的实证分析，发现完全货币交易的货币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会对购债国、欧洲中央银行带来好处，可使深陷经济囹圄中的国家缓冲发展。邹宗森等（2016）从NCBs异质性出发，分析ECB货币政策困境，若赋予NCBs货币政策权限，则核心国家控制通胀的意图比边缘国家明显；相对于通胀率水平，成员国更关注产出缺口率，同 ECB现有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取向不同。
（二）关于ECB货币政策外部比较性的研究
这部分主要是ECB与美联储、日本央行及我国央行之间的比较。王应贵等（2000）通过比较ECB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得出结论，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ECB更多采取正向回购交易，而非反向回购交易。而美国的实践则正好相反；在经常融资便利方面，ECB对经常融资便利的政策比较宽松，诸多金融公司均能使用该便利，反观美联储贴现窗口是限制比较多，且为单方向工具；在最低准备金方面，ECB规定须缴存准备金的交易帐户流动性较差、期限较长——与美联储相比较。魏玲（2007）在介绍ECB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的基础上，主要比较两国央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干预措施和操作工具等的不同。白井早由里（2015）探究了ECB与日本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异同以及日本、欧元区预期通胀率的情况，发现ECB中长期预期通胀率略低于价格稳定目标。张靖佳等（2016）通过建立增广向量自回归（FAVAR）模型，探究美联储与ECB的非传统性货币政策“利率约束之谜”和 “价格之谜”的存在性和相似性。周蓉蓉（2016）通过比较分析ECB、美联储、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发现在当前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及全球通胀压力上升之际，各国央行纷纷计划收紧货币政策，ECB却反其道而行延续量化宽松政策。方琦（2013）以2013年ECB意外降息25个基点为分析依据，发现此举对欧美之间的分化政策产生了溢出效应，并已逐渐在金融市场弥漫，因此急需ECB有效的监管政策来遏制金融系统风险，否则ECB将会抹杀欧元区经济复苏、或者吹涨市场泡沫。
六、关于ECB货币政策对我国启示的研究
关于ECB货币政策对我国启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ECB货币政策的操作尤其是欧债危机后实施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涉及完善我国存款准备金管理政策、完善新三板市场、拓展中小企业股权债权融资途径等方面。
邓凤姣（2009）分析ECB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差异性，从五个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建议。姜超（2016）通过对比我国与ECB存款准备金政策结构，基于利率空间、惩罚处置等角度提出完善我国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与政策的意见。荣刚等（2016）探究ECB結构性货币政策的优劣性，同时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包括加快建设新三板市场、拓展中小企业股权债权融资途径等方面的意见。谢世清（2016）分析欧债危机以来ECB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的运作机制和援助效果，并对提高我国央行的危机管理能力、货币政策创新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提出了建议。
七、总结
综上所述，ECB货币政策相关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热点。通过梳理总结可发现，现有文献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对于ECB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往往是理论分析较多，实证分析较少。因此以后可以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ECB货币政策，如ECB货币政策有效性，可以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建立“截断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考察ECB货币政策效果。如ECB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之间的关联程度，可以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基于ECB历年实施货币政策的相关财务数据，对ECB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做预警研究，利用模型预测ECB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
2. 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 ECB货币政策，很少从微观角度探索相关内容，如可以选取欧元区大型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等。因此，可以从微观角度探索ECB当前及未来货币政策的相关内容。
参考文献：
[1]朱宇方，晓瓦.关于欧洲央行体系货币政策目标的思考[J].德国研究，2001（02）.
[2]丁欣.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研究.新金融，2002（02）.
[3]路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实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4（35）.
[4]赵勇.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1999（01）.
[5]杜莉，于辉.欧洲央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内外制约与协调改进[J].经济纵横，2004（01）.
[6]马理，廖冰清，李书灏.欧洲央行完全货币交易政策的运行机理与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3（12）.
[7]王锋，王兆华.欧洲央行的利率角色与货币政策操作[J].西部金融，2014（01）.
[8]姜超.欧央行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启示与借鉴[J].青海金融，2016（03）.
[9]宋洋.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02）.
[10]郭福春，潘锡泉.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浙江学刊，2015（06）.
[11]李晓璇.欧洲央行应对欧债危机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措施分析[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12]尹继志.欧洲央行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2（12）.
[13]邹宗森，刘庆林，张永亮.成员国异质性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J].财经科学，2016（07）.
[14]王应贵，夏业良.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探析——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政策比较[J].经济评论，2000（03）.
[15]魏玲.歐洲央行体系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之比较[J].法制与社会，2007（09）.
[16]张靖佳，刘澜飚，王博.金融危机、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央行资产负债表——探究美欧两大央行非传统货币政策之谜[J].经济学（季刊），2016（02）.
[17]周蓉蓉.欧美国家货币政策与我国的比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03）.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在我国实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区域间基于发展权交易的土地要素互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构建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08—2017年重庆市地票交易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别利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三种类型的空间权重，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高。②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重庆市区域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现阶段，维持本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要强于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③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显著地影响着本区域和经济地理距离上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直接效应大于对周边区域经济贡献的溢出效应，同时，长期效应也显著明显于短期效应。基于此，政府应在建立调节和预警机制的基础上，以土地发展权交易为纽带搭建城乡间、区域间要素互动的有效通道，形成土地、资本、劳动力多要素协同作用的区域融合发展体系，提高要素区域间的配置效率。
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交易;重庆地票;空间溢出;经济增长;空间动态面板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镇建设用地计划管理体系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1-3]，但由于缺少区域间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互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效率低下[4-5]。伴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部分地区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制度基础，尝试在区域内构建可交易的土地发展权市场，搭建了区域间土地要素的互动通道。重庆地票交易政策是构建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典型地方实践[6]。在该政策下，农民通过复垦闲置宅基地，从而获得可交易的土地发展权指标即地票[7]，当该指标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后，农民和农村集体将按照85%和15%的比例分享溢价收益，而土地发展权指标则在相应区域落地，从而实现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截止2018年，重庆市38个区县中，36个区县有地票流入，32个区县有地票流出，年均交易地票4 200 hm2，总成交价款达到482.65亿元。伴随着诸如重庆地票等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的不断涌现，学者们从制度起源[8-9]、典型模式[10-11]及中外政策对比[12-13]等方面对我国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现有研究多以探讨政策适宜性的理论分析为主，缺少以经验数据为支撑对于政策有效性的精准评价。张蔚文等[14]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探讨了土地发展权市场的构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但已有研究均忽略了土地要素互动通道构建后所带来的要素外溢，这种静态分析将会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也有部分学者以建设用地要素为研究对象，在全国尺度上探讨建设用地扩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15-17]。但由于各省份间缺少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互动通道，因此，探讨不存在区域间互动的要素溢出效应缺乏理论支撑。鉴于此，以构建土地发展权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土地发展权交易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土地发展权市场、构建更加完善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在地票交易政策下，重庆市土地发展权交易通过带动区域间相关要素的互动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两个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1.1.1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土地、资本、劳动力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要素根据相对价格差异互相替代，从而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地域广阔，38个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基础相差较大。渝东南、渝东北片区是重庆市的生态涵养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资源禀赋较好，但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渝西和主城片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密度较高，但面临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耕地保有量限制的发展难题。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不同区域间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逐步分化，渝东南、渝东北片区与渝西、主城片区的要素价格“剪刀差”逐渐形成。但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以土地发展权交易为媒介的区域间要素互动通道得以搭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区域要素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实现重新配置。经济发达、建设用地指标稀缺地区将流出资本要素以换取相对稀缺的建设用地指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流入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实现了区域间要素配置的优化。对于地票流入区，其获得了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指標，当地票落地后，伴随着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而对于地票流出区，农户、集体和地方政府均可获得相应比例的地票溢价收益，补充了该区域相对稀缺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增加也可拉动消费增长，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见图1）。
1.1.2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通过实施地票交易政策，重庆市搭建了区域间土地发展权的互动通道，从而以土地要素为纽带实现了资本、劳动力等多要素在区域间的互动。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要素区域间流动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见图1）。对于地票流入区，除了传统经济溢出效应中基于相邻区域劳动力、资本要素互动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外溢[18]，由于土地发展权交易，地票流入区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向地票流出区转移了大量资本要素，该要素的外溢一方面直接拉动地票流出区消费，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重庆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联动，鼓励参与地票交易政策复垦宅基地的农民进城落户，并享有相关政策待遇。因此，地票流入区还可通过劳动力要素外溢推动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而对于地票流出区，则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向购买地票指标的区域转移大量土地发展权指标，从而拉动指标流入区的经济增长。可见，由于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构建，重庆市内部形成了以土地为纽带的要素互动新格局，各个区域间经济发展通过土地要素的直接贡献和间接溢出互相影响。
1.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作用机理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基于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一个区域参与土地发展权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将会显著地促进本区域经济增长。
研究假设2：基于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一个区域参与土地发展权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将会显著地促进相邻区域和指标交易区的经济增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间自相关检验
一般情况下，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各个变量间相互作用机理前需要判断区域间各变量間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主要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分别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两个指标进行验证[18]。在该研究中，采用这两个指数对重庆市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
（1）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临近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Moran’s I指数反映空间邻接或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公式如式（1）：xi 为区域i的属性值;n为区域总数;为属性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代表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影响程度。
（2）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Moran’s I指数对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忽略了空间过程的潜在不稳定性，因此有必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18]，一般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和Moran’s I指数散点图检验不同区域各属性值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局部Moran’s I指数的基本公式如式（2），式中S2为方差，其余字母涵义均与式1相同。
2.1.2 空间面板模型
（1）模型设定。根据变量间空间依存关系的差异，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基于前文的机理分析，重庆市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可能同时存在时空溢出效应。因此，基于空间计量的基础模型构建如下更为一般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式3）。其中Growth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and代表区域参与地票交易的决策，X代表相关控制变量，μi为地区效应，φt为时间效应，εit为带有空间依存关系的随机误差项，W为反映区域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空间权重，α为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项系数，ρ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项系数，β、γ为解释变量系数，λ、 χ为控制变量系数，η为随机误差项在空间中的相互依存关系，i、j分别代表目标区县和空间相关区县，N为区县个数，n为控制变量个数。
（2）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为Growthit，表示重庆市i区县t时期人均GDP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首先以2008年为基期，对重庆市GDP指标进行消胀处理并计算出真实GDP水平，真实人均GDP为GDP与总人口数之比。
解释变量。为重点分析重庆市各个区县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互动关系，并捕捉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溢出效应，设置Landit-1、Landjt-1两个Land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中Landit-1用以衡量目标区域i在t-1时期的地票交易行为即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若i区县t-1时期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则Landit-1取1，若当期没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则Landit-1取0;Landjt-1则代表与i区域空间相关的j区域的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取值原则与Landit-1相同。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关注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选取以下4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Invest）。选取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比重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的度量指标，该指标用以衡量区域内物质资本存量的基本情况[19]。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IE）。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对外开放度作为描述经济制度条件的变量。而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水平上，因此，使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指标，该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开放程度[20]。
地区劳动力增长率（Labor）。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较优的人力资本保障，因此使用地区劳动力增长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4]。
地区存款总额占GDP的比重（Save）。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储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常常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选取地区存款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区域的储蓄水平。
（3）空间权重的设定。在以往针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相关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或关注地理距离权重[15]，或关注经济距离权重[16]，综合考察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研究相对较少。综上所述，分别采用地理距离权重（W1）、经济距离权重（W2）和经济地理距离权重（W3）三种权重来全面地检验不同经济指标的空间作用关系。其中地理距离权重的元素Wij表示重庆市i区县政府与j区县政府最近公路距离的倒数。已有文献对于经济距离权重的设定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学者采用区域间人均GDP差值作为权重矩阵中的基础元素[21]，也有学者采用区域间人均GDP差值的倒数来反映区域间的经济依存关系[22]。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区域间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因此借鉴林光平等[21]的方法，选择地区间人均GDP的差额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距离的指标。另外，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既来自于土地发展权交易的空间溢出，也来自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溢出，而资本、劳动力的溢出则遵循相对临近原则。因此，为综合考察多要素的空间互动关系，将经济地理距离权重设定为W3=θW1+（1-θ）W2，θ介于0到1之间，表示地理距离权重所占比重[22]，为简化分析，将θ设定为0.5。
2.2 数据来源
选择2008—2017年重庆市38个区县地票交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该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官网所公布的地票交易及地票价款直拨数据。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8—2018）》，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分别对重庆市38个区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owth）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局Moran’s I指数分布在0.3～0.8之间，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地理距离权重下全局Moran’s I指數较高、经济距离权重下较低、经济地理距离权重居中（见图2）。从时间趋势看，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全局Moran’s I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各个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断提高。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全局Moran’s I指数集中分布于-0.2～0.4之间（见图2）。从图2中可以发现，在地票实施初期，无论在何种权重下，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及显著性水平均较低，但2011年后，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逐步增强，显著水平也不断提高。总的来说，在经济距离权重下，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最强、地理距离权重下最低、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居中。
依据各个区县的局部Moran’s I指数，基于Geoda软件计算得出2008—2017年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owth）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两个指标的空间集聚类型，为节约篇幅，下文仅呈现2013年和2017年两个典型年份的空间集聚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发现，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呈现出与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相似的正向空间集聚效果，无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wth）还是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的空间集聚状态均以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的正向空间自相关集聚为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效果不断加强。从空间分布状况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wth）的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及渝西片区，而低低（L-L）集聚区则集中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的空间集聚状态以高高（H-H）集聚为主，主要分布在主城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这种空间分布结果说明了重庆市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间增长强弱分明的空间格局日益显现。同时，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一体化格局，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禀赋较好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主城、渝西片区都积极参与地票交易，从而区域间土地要素的互动不断加强。从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以探索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3.2 空间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3.2.1 模型识别
由于设定的初始模型同时包含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效应，因此需要先对两个竞争性模型进行比较，该工作一般由稳健的LR检验和Wald检验来完成。检验结果显示，在三种空间权重下，LMlag统计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LMerr统计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空间误差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同时存在，但空间滞后效应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Lesage和Pace的观点，空间杜宾模型（SDM）的估计更加有效[23]。
3.2.2 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5.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回归，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拒绝了误差项与自变量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因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表3汇报了三种不同空间权重下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总的来看，无论何种权重下，衡量时间溢出效应的系数α以及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ρ均为正值，且均显著。同时，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静态效应也比较明显。但在经济距离权重下，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地理距离权重下，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了土地发展权互动更多发生在经济水平差距较大的区域之间，溢出效应也在这些区域间反应的更加明显。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溢出则主要以空间临近为原则，空间相邻的区域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综合来看，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的估计结果较为有效，因此，下文主要对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的回归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1） 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分析。从时间维度看，在地区、时间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区域经济增长时间溢出效应系数α分别为0.432、0.512和0.314，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研究期内，重庆市区域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收敛状态，仍处于惯性较强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也将处于优势地位。这一结果进一步解释了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发展强弱分明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原因。但这一结果与大量学者基于全国尺度的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研究结果相悖，这一方面说明重庆市虽然整体经济增速较快，但发展结构仍以极化作用为主，出现了优势区域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全国尺度的研究常常掩盖了个体的异质性差异，难以反映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
（2） 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从空间维度看，在地区、时间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系数ρ分别为0.117、0.165和0.263，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结果，即研究期内重庆市各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向的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在何种模型下，时间溢出效应系数α均大于空间溢出效应系数ρ，可见，现阶段时间溢出效应强于空间溢出效应。事实上，重庆市被纳入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后，结合着主体功能区划定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要素互动通道不断拓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不断加强，相邻地区和经济往来密切地区间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这有效地推动了重庆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较强，区域统筹发展所带来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仍然较低，时间溢出效应仍显著高于空间溢出效应，这将导致短期内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扩大。
（3） 土地發展权交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时空固定效应模型下，本区域与相邻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24与0.184，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不仅受到本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经济地理距离相对较近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影响，从而说明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LeSage和Pace的研究结果[23]，可进一步将存在空间效应的各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某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为直接效应，其包含了空间反馈效应，即本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变动通过影响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临近地区经济发展反过来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某地区土地发展交易决策对其它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间接效应，即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构建了时空维度的动态面板模型，因此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分别反映了相关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即时影响和考虑时间滞后效应的长期影响。
表4汇报了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时空固定效应模型中各个变量影响效应分解的结果。从时间维度看，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均比短期效应明显，这说明土地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更加显著。事实上基于地票交易的政策设计，从地票交易到指标落地真正带动经济增长通常需要一段过直接贡献大于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流入或流出地票，会显著地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地票交易带动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从而会拉动共同参与地票交易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上实证结果分别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即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以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共同增长，但现阶段仍以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主，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4） 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从表3和表4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和储蓄水平均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而进出口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并无显著相关性。具体来看，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均呈正向的相关关系，其中短期总效益系数为0.196而长期总效益系数0.121，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反映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和延续性。劳动力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值，而间接效应则为负值。这说明随着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性逐步增强，但现阶段劳动力仍集中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而造成区域发展的“虹吸效应”，降低了周边区域劳动力水平，抑制了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以引入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在理论层面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对经济增长直接拉动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重庆市地票交易和区域经济发展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集聚水平不断提高。无论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现阶段，时间滞后效应显著高于空间滞后效应，这也使得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比拉动相邻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现阶段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本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更为突出。
4.2 政策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引入市场机制，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构建城乡间、区域间要素互动的有效通道。在城乡二元格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如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要素是优化城乡间、区域间发展格局的关键。现阶段应重点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通过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价格为信号，引导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的高效配置，从而为区域平衡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2）构建土地、资本、劳动力要素协同作用的区域互动发展体系，提高要素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基于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土地要素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其区域间的流动必然带动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互动。现阶段应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消除土地要素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壁垒，同时，配合户籍制度和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多要素的联动作用，增加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互动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3）政府应建立相应的调节和预警机制，引导各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将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土地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通道的构建将会在短期内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为避免这种强弱分明的“马太效应”，政府在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应建立相应调节和预警机制，从而引导各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46（11）：4-20.
[2]石敏俊，范宪伟，郑丹.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1-9.
[3]DING C，LICHTENBERG E.Land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1，51： 299-317.
[4]ZHANG W W， WANG W， LI X W， et 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an assessment of rewarded land conversion quotas trading in Zhejiang，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14，38：467-476.
[5]谭峻，戴银萍，高伟.浙江省基本农田易地有偿代保制度个案分析[J].管理世界，2004（3）：105-111.
[6]顾汉龙，冯淑怡，王秋兵.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7）：101-110.
[7]杨继瑞，汪锐，马永坤.统筹城乡实践的重庆“地票”交易创新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4-9，22.
[8]汪晖，陶然.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制度起源、操作模式及其重要含义[J].管理世界，2009（8）：39-52.
[9]汪晖，王兰兰，陶然.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中国地方试验——背景、模式、挑战与突破[J].城市规划，2011，35（7）：9-13，19.
[10]段力，傅鸿源.地票模式与农村集體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1，8（2）：86-92，127.
[11]徐保根，杨雪锋，陈佳骊.浙江嘉兴市“两分两换”农村土地整治模式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1）：37-42.
[12]施思.中国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与美国比较研究[J].世界农业，2012（10）：133-135.
[13]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5，35（6）：143-148.
[14]张蔚文，李学文.外部性作用下的耕地非农化权配置——“浙江模式”的可转让土地发展权真的有效率吗？[J].管理世界，2011（6）：47-62.
[15]叶剑平，马长发，张庆红.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J].财贸经济，2011（4）：111-116，124.
[16]谭术魁，饶映雪，朱祥波.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61-67.
[17]王建康，谷国锋.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8）：10-17.
[18]MORAN P. Notes on continuous stochastic phenomena[J]. Biometrika， 1950， 37（1/2）：17-23.
[19]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20]BERTHELEMY J C， DEMURGER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2）：140-155.
[21]林光平，龙志和，吴梅.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1978—2002年[J].经济学（季刊），2005（S1）：67-82.
[22]邵帅，李欣，曹建华，杨莉莉.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6，51（9）：73-88.
[23]LESAGE J P，PACE R K.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Boca Raton，US：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对稳定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投保意愿低、经营成本高、理赔程序繁琐、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作者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问题；建议
自2004年中国保监会选取9个省区（市）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农业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我国承保的主要农作物突破14.5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59%，三大主粮作物平均承保覆盖率超过70%，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农业保险在落地运行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本文以湖南澧县为例，探究农业保险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基本情况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拥有湖南省最大的平原——澧阳平原的绝大部分，现有耕地103万亩。正常年景可产粮食50万吨、棉花4万吨、油料10万吨，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油菜生产百强县。2007年，澧县作为湖南省首批试点县启动了农业保险工作。9年来，各级政府的投入越来越大，参保的农户越来越多，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以种植业保险为例，2013—2015年共收取保费6522.37万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4455.28万元、农户自缴2067.09万元。共上报受灾面积50.22万亩、理赔受灾农户19.5万户次，保险公司共支付理赔款3973.12万元，占收取保费的60.91%。
二、存在的问题
（一）投保意愿低。一是农户风险意识偏弱。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农民大部分没有风险防控意识。加上澧县属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外出务工人数在20万以上，在家务农的老人居多，这些人群的风险防范意识更加淡薄，投保积极性不高。二是理赔门槛偏高。在基层调研中发现，有很多农户抱怨赔款门槛过高。以水稻为例，实际损失率在损失超过30%才按比例赔付，70%以上才全额赔偿。由于损失三成以上的年景非常少，农民觉得不仅没享受到财政补贴的实惠，还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三是赔偿金额偏低。相对于其他险种来说，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以种植业为例，一亩水稻最高賠偿金额仅为360元、棉花仅300元、油菜150元、玉米280元，对农户不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导致农户不愿参保。
（二）经营成本高。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人力成本远高于其他类型保险。一是农户较分散。农业保险面向的是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而农户居住一般都比较分散，澧县最远的农户距县城100余公里，加上全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7亩，户均缴纳保费只有一二十元钱，挨家挨户收取保费工作量非常大，且收费成本远远高于所收保费。二是网点不完善。各保险公司均只在县一级设立分支机构，没有延伸到乡镇，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乡、村服务网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三是技术要求高。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从开始的标的物测量到最后的定损理赔，要求农险工作人员既要懂保险业务知识，也要懂农业生产，无形中提高了经营的人力成本。
（三）操作难度大。一是勘灾难。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对象的生命力比较脆弱，抗灾能力较差。不仅受多种灾害影响，而且其发生频率较高，损失范围较广，使得农业保险的理赔具有集中性，导致勘灾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人手短缺的情况。二是定损难。由于生产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差异、动植物所处生长阶段不同、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影响，合理定损本就非常困难。加上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线长面广，一般采取抽样的方式来核定损失程度，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损失，以致部分农户对定损结果不认同，出现扯皮的现象。三是理赔程序繁琐。从投保农户报案、勘灾定损、张榜公示，到最后赔付，有时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这就使得农户可能错过最佳的补植补种时间。
（四）监管不到位。从国家的相关政策来看，目前仅仅明确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农业保险条例》第四条），并没有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予以明确，而且省里也一直没有出台《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细则。这就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权利对保险公司及其业务实施常态化监督，出现监管缺位的现象。
三、建议
（一）完善补贴政策。一方面，实施差别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建议逐步取消经济欠发达县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县的县级财政资金配套的规定，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探索对保险公司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对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其经营业务量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有资料表明，国外一般为5%—10%）。这样可减轻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其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二）提高保障水平。一方面，改善保险产品。针对农户的不同需求，按照“少缴少赔、多缴多赔”的原则，提供不同档次的农业保险产品，政府可按原有比例增加保费补贴，提高农业保险的最高赔付额。另一方面，降低理赔门槛。由于水稻等种植业的利润很低，一般不会超过20%。因此，建议降低水稻等种植业的理赔门槛，对理赔政策进行调整。从澧县情况看，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只有60%用于赔偿农户损失，还有很大的理赔空间。建议将水稻损失理赔起点从以前的30%下调为20%，也就是水稻损失率在20%时，保险人（农户）按照保险合同将得到相应的赔偿。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加农户投保的积极性。
（三）健全服务网络。建议以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管理站为平台，设立农业保险代办点，并发展一批乡镇农业保险专（兼）干和村级协保员，主要职责包括发放农业保险宣传资料，让农户知道怎么投保、交多少保费、如何索赔等；挨家挨户收取保费，核对农户承保信息并登记造册、发放保险卡；灾害发生后查勘灾情，上报受损情况等。另外，在健全保险服务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简化理赔流程，切实提高保险理赔效能，让广大农户都能享受到优质快捷的保险服务。
（四）强化监督管理。由于农业保险不同于其他商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强化监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省里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在省里的细则出台之前，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履职：宣传部门要强化宣传力度，提升农民自觉参保意识；农业部门要加强培训和防范措施，及时参与勘损鉴定；财政部门确保保费足额收缴，理赔及时准确，全面实行“一卡通”，并实施随机抽查；保险公司要严格实行“五公开”、“三到户”等程序，确保农业保险规范运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澧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洪峰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已逐步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我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期，也是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改革的重要转型期。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进程中考察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规律及其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使命，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有效服务支撑产业集群发展，并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群；生命周期；高等职业院校；院校发展
基金项目：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18年思想政治工作调研课题“深化产教融合背景下天津高职教育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郭达，男，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原理。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1]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产业组织形式与空间分布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各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大多以产业集群为发展模式，被产业集群主导的全球经济版图布满了“马赛克式的空间经济粘滞点”。[2]一个国家的成功绝非是某一产业的成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经济竞争主体已经超越了企业的边界，以产业集群为主体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产业集群已逐步发展壮大，一些地区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已达到本地企业销售收入一半以上，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3]“为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依托产业集群建立职业技术学院和技工学校，引进国内外职业培训机构，加强职业教育。”[4]“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单纯依靠企业间直接的合作，而是同复杂的关系网络结构密切相关的。” [5]高等职业院校是产业集群复杂网络结构中服务与支撑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教育组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进步以及职业教育变迁，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步由简单的职业教育为产业提供人才、产业参与人才培养为主要形式的校企合作发展为产教深度融合、互动合作的协同创新，并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主流形式。”[6]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进程中考察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规律以及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使命，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有效服务支撑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生命周期演化的阶段
当前，理论界对于产业集群内涵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竞争论》一书中将产业集群的内涵描述为：“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相联结。”[7]波特在这里重点强调了产业集群内各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产业集群的内涵包含着二个基本点，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内涵的本质需要重点把握这两个基本点：（1）地理集中性。产业集群地理集中性是产业集群其它特性形成的基础，特别是赋予了产业集群地方社会根植性。（2）产业关联性。产业集群各主体只从事某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生产和服务，是产业集群内各主体互动的基础。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于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如知识溢出效应、网络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等，都是产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最后还需要明晰的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与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regation）概念的区别。产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产业集聚作为动词，是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产业集群作为名词，是产业集聚的结果。本文采用产业集群的概念，不与产业集聚的概念作刻意区分，并赋予产业集群以产业集聚的内涵，使产业集群的内涵具有动态性。
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 of Industrial Cluster）是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一般规律的反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言：“经济学的麦加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力学。”生命周期最初便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有机体出生、成长、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生命周期理论开始被应用到经济和管理等领域研究产品、企业和产业的生产、发展、消亡的全过程。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此后，许多学者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
Ahokangas等人将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分为“发生和显现阶段（Origination and Emergence）、成長和趋同阶段（Growth and Convergence）、成熟和调整阶段（Maturity and Reorientation） ”。 [8]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一定以衰落告终。当产业集群进入衰落期后，在需求升级和技术变革的推动下，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可能会重新开启新的生命周期历程，这一过程可以视为产业集群的升级。因此，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和升级期。探索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指导高等职业院校在产业集群场域中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等职业院校嵌入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在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产业集群模式必定会被各大企业广泛借鉴，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方式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改革创新，是一种必然趋势。[10]（1）从理论层面来看，产业集群知识溢出视角下，高等职业院校嵌入产业集群的必要性主要是提高与产业集群的地理临近性以充分吸收知识溢出的需要，以及有效服务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充分吸收知识溢出的需要。[11]（2）从实践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很多区域都存在具有一定地区优势或特色的产业，已经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初始条件，并且相应区域的高等职业院校也初步具备了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条件。以湖南省产业集群和高等职业院校为例，湖南作为制造业强省，重点发展的20个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目前，湖南共有65所高等职业院校，其中公办院校56所，民办院校9所。从学校和产业集群在四大区域板块的分布来看（见表1）[12]，湖南重点产业集群和高等职业院校在四大区域板块的布局基本一致，为湖南高等职业院校有效对接各区域板块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高等职业院校嵌入产业集群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具体而言，在产业集群形成阶段，政府应扶持一批契合当地产业集群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或者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廉价土地和其它优惠政策，通过直接把高质量的高等职业院校引入产业集群的方式，引领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高等职业院校则需要密切结合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开设以产业集群为导向的专业和课程，为集群的发展提供大量高技能人才及创新创业型人才，为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高等职业院校可以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
得到专业化服务，进而形成一个成熟的专业化服务市场，从而提高集群内企业竞争力，有效服务与支撑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从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发展的接口，直接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反映着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和社会分工对技术技能人才类型和层次的需求。[13]区域产业集群既是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集群的建设依据，又是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集群的最终服务目标。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应依据所服务的区域产业集群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相关专业的师资、课程和设备等职业教育资源要素依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规律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周期进行动态调整，最终实现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通。
三、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进程中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
在产业集群形成期，历史与偶然因素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将这种偶然因素比喻为“随风飘落的种子”。[14]产业集群形成阶段是一定数量同类和相关企业在特定区域内集聚的量变过程，是一种“集而不群”的组织形式。此阶段的产业集群还不具备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各种特征与优势，马歇尔所提出的专业技能的劳动市场以及中间投入的共享优势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阶段中扮演产业集群建设的倡导者、引领者和相关软硬件环境建设的保障者的角色，初级生产要素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该阶段相关服务支撑机构还很不完善。
“由于在产业集群形成阶段，集群内企业大部分新技术都直接来源于现存企业以外的高校，这意味着高校在该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仅限于辅助网络，有些高校甚至自己开创企业，进而成为集群技术演进的引领者。”[15]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可以成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产业集群在初期孕育和催生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产业集群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高等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具有的主体跨界性，高等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部门。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沟通各利益主体，搭建多方联动的专业建设咨议平台，尤其是需要行业协会将产业集群人力资源等需求纳入行业协会职能范畴，对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对接进行专业的实践指导。
（二）产业集群的成长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随着某些企业的集成化技术的市场及未来发展潜力明显优于其它企业的集成技术出现，标志着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将进入成长期。”[16]在产业集群成长期，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性吸引大量新生企业进入产业集群，使集群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集群中相关服务支撑机构也开始增多，为集群内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比如，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风险投资机构带来资金支持，高等职业院校提供人力资本支持。该阶段中，产业集群内成功企业的核心技术演进方向在产业集群内部得到迅速发展和快速推广，成为产业集群技术演进的主要方向。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地理上的临近性，成功企业的核心技术很快被其它企业模仿，集群内企业核心技术的发展开始主要集中于一个技术演进方向，从而导致企业间异质性降低。
在此阶段，高等职院校应获得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在地方政府引导下，通过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产学研基地和实训基地，积极融入产业集群中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形成的合作网络，借助产业集群网络优势，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产业集群中的扩散、应用与创新，增强高等职业院校自身的产业集群服务能力与发展活力。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院校就充分发挥了宁海区域的产业集群优势，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在产业集群中共同建立了产学研基地，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合作模式。
（三）产业集群的成熟与高等职业院校质量的提升
“产业集群内企业异质性降低，产品和技术很快走向标准化。随着产业集群技术标准完全确立，标志着产业集群进入了成熟期。”[16]在产业集群成熟期，集群规模达到最大化并趋于稳定。集群内相关服务支撑机构非常发达，政府的作用逐渐减弱。产业集群依赖低成本初级生产要素的程度迅速下降，竞争優势主要来源于高级生产要素，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达到最大。然而，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期，由于集群内技术的趋同性不断增加，产业集群会逐步丧失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增加了产业集群衰落的风险。尤其是Markusen所定义的“中心——外围”的集群网络结构在产业集群成熟阶段已经十分常见。[2]这使产业集群对新兴技术产生强大的抵制力，导致持有新兴技术的企业更愿意加入新兴产业集群，而不易扩散到传统产业集群中，这将导致原有的传统产业集群进入衰落期。
此阶段，高等职业院校肩负的任务是最为艰巨的。这一阶段的高等职业院校发展需要获得更加充分的自主权，逐步摆脱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充分发挥自身结构的开放性、机制的灵活性等优势。由于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后，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转向对高级生产要素的依赖，产业集群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有效化解导致产业集群进入衰落期的风险因素，高等职业院校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就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高职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则是以专业建设为主要平台。因此，不同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都应紧密对接产业集群进行专业集群建设，在供给侧为产业集群提供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例如，“成工职院将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汽车、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建筑与新材料七个产业集群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找准专业集群建设定位，确定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建成了装备制造、轨道交通、信息工程、汽车工程、物流工程、财经管理、建筑工程七个专业集群”。又如，“2016年，泉州市加快了服务产业特色的专业群建设力度，提升专业集群对接产业集群的速度和规模，对接泉州市九大产业集群，着力做强特色化专业集群建设（详见表2）”。
（四）产业集群的衰落与高等职业院校的迁出
虽然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集群内企业的发展要胜过非集群企业，但在产业集群的衰落期，集群内企业和非集群企业相比，衰落却更加迅速。这主要是产业集群根植性导致集群内部形成僵化的群体性思维、集群技术创新“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导致集群内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力的严重削弱、集群内过度竞争导致柠檬市场的出现、集群的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等原因造成的。在产业集群的衰落期，若无法实施有效的战略性调整，集群的集聚力将不断减弱，离心力不断加强，导致大量企业迁出产业集群，集群將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原有产业集群将枯萎、凋敝，最终不复存在。此阶段，产业集群中的高等职业院校也会迁出相应产业集群，寻求与非集群企业或新兴产业集群合作，这一过程会使高等职业院校付出相当大的迁出与搜寻成本。
（五）产业集群升级与高等职业院校创新能力的发展
从价值链角度看，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而从产业集群类型转变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产业集群由劳动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是创新，其内在机理是产业集群通过创新使新的企业产生、新的市场得到开拓和新技术得到应用，加大了产业集群内知识技术的异质性。“产业集群的产生、成长、衰退和重建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异质性。”[18]产业集群中，知识技术的异质性是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主要动力，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实质是产业集群知识技术落后、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向那些技术领先、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学习，使知识技术异质性不断缩小的过程。
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是集群本身创新发展的问题，创新能力的获取和提升是集群升级的内在根本动力。“产业集群升级是通过区域内企业、教育组织和研究机构等协同创新，使地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从低成本转向创新能力的过程。”[19]“产业集群升级并不是集群内单个企业的升级，而是集群内众多相关联企业和机构的系统升级。”[20]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来源于集群内各主体自身的创新以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创新。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支撑机构，其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高等职业院校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培养出符合产业集群发展需要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院校通过为产业集群培养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可以与企业形成高效的创新协作关系，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创新型高技能人才是增加产业集群知识技术异质性的源泉，能够打破产业集群内技术的路径依赖，引领产业集群进入新的技术领域，从而将传统产业集群打造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产业集群升级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产业集群不断优化升级推动自身人力、信息、技术等资源高度集聚化和规范化，衍生出许多基于产业集群的特色产业园区。这类产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发展高级化、规范化的产物，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和平台，正逐渐成为我国区域产业空间布局的主流发展范式。高等职业院校应全面对接产业园区对技术技能和创新的发展需求，为产业集群培养具备创新创业素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应创新办学机制，提高产业集群服务能力，围绕产业园区的产业需求建立特色分院。例如，成工职院积极走进成都市浦江县、龙泉驿区等产业园区办学，建立产业园区特色分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同产业园区的企业及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从特色分院的组织管理到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实习实训、教学质量评价、学生就业，以及师资等方面的建设、优化与完善等均由校企双方共同合作，全程产学一体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21] 然而，从整体来看，高等职业院校的经济服务和技术应用研究水平对产业园区创新体系的贡献还是非常有限，尤其是高职教师科研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高等职业院校的创新能力很难满足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需求。未来，高等职业院校还应在培养教师的专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的基础上，重点培养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Z]. 2019-01-24.
[2]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J].Economic Geography，1996（3）：293-313.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Z].2015-07-10.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Z].2007-11-13.
[5] 胡蓓.产业集群的人才集聚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9.
[6] 唐智彬，石伟平.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J].教育与经济，2015（4）：3-7+29.
[7]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高登第，李明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10.
[8] AHOKANGAS P，Hyry M，R?s?nen P. Small Techology-based Firms in Fast-growing Regional Cluster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1999 （2）：19-26.
[9] 张明龙，官仲章.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运行机理分析[J].天府新论，2007（5）：42-46.
[10] 彭连刚.基于航空产业集群的高职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研究[J].职教通讯，2017（15）：30-32.
[11] 郭达，许艳丽.高等职业院校嵌入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5（23）：31-35.
[12] 吕蓉.产业集群视角下湖南高职院校校际协同创新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7（1）：73-77.
[13] 郭达. 产业演进趋势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7.
[14] 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1.
[15] EISUNGERICH A， FALCK O， HEBLICH S，Kretschmer T. Cluster Innovation Along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R].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JERP）. Working Papers， 2008.
[16] 付韜，张永安.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探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6）：57-61.
[17] 陈伟峰.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专业群与产业集群对接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21-27.
[18] MENZEL Max-Peter. Cluster Life Cycles—dimensions and Rationales of Cluster Evolution [J].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2010（1）：205-238.
[19] MARY G，SCHOON M，ELIAC G. C. Assessing the Valu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Knowledge Economy， 2010（1）：48-66.
[20] 李文秀.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基于链网耦合的视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10.
[21] 柯玲.产业集群园区化发展下高职院校集群式专业建设模式探究[J].教育与职业，2017（16）：83-88.
Key words： industry cluster； life cycl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lle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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