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分别介绍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模式，也分析了我国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对保险代理人的有效管理，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坚持我国保险代理人的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关键词：保险代理人；监管；比较
文献标识码：A
一、发达国家保险代理人监管模式比较
(一)美国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模式
美国保险代理人按保险人授权范围分为总代理人(General)、地区代理人(Local Agents)及特别代理人(SpecialAgents)。美国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完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职能范围较为明晰。联邦政府主要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直接的行政监管、设计保险计划等。对保险代理制度的约束主要通过各州保险法律或法律中的特别规定、自律性规则和保险中介合同体现。
1．严格的审核体系。以纽约州为例，个人代理人必须通过保险总监举办的书面考试，完成保险总监批准的预备课程，才具有从业资格。绝大多数州规定，保险代理人必须取得执照才可正式从业。在纽约州，个人领取执照以通过保险总监的教育培训、资格考试或获取CLU和CPLU专业资格为条件。申请执照，应送检保险公司的委任证书连同其他文件并缴纳有关费用。代理人的执照必须每两年续延一次，续延时须提交续延申请和执照费。
2．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美国非常重视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培训：①学院培训体系。主要围绕保险基本原理、保单技术以及保险营销流程开展。②专门组织培训体系。根据保险代理人涉及的不同业务范围，分别组织培训课程。(保险公司或雇主培训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文化、经营理念、营销技巧、营销商品的状况以及对以往营销经验的总结。另外，专业代理人的发展历经合同前代理人→代表→代理人→主代理人→高级主代理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接受为时90天到两年不等的系统课程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职业介绍、销售程序、业务规划、财产规划、目标市场规划、保险营销等。另外，对不同种类的保险代理人实行不同的培训计划。
3．高度的市场透明度。首先，美国绝大部分监管信息是公开的，如保险代理人的资格申请程序、保险代理人的有关信息及消费者对保险代理人的投诉情况。另外，NAIC拥有全美范围内保险机构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包括近5000家保险机构最近10年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及其他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从中获取信息。其次，监管部门采取透明的监管制度。再次，保险市场中有很多信誉卓著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些机构把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转化为简单易懂的等级，非常有利于消费者对保险机构的了解。最后，美国保险市场上还活跃着为数众多的独立保险行业组织，它们对公众提供大量最新的行业信息。此外，美国的大众传媒对市场透明度的提高也起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模式
日本保险业的营销体系分保险代理人(店)及直接营销两种制度。财产保险市场上兼业代理机构占了非常大的比重。企业代理人主要经办与企业主营业务有关的保险，以及职工个人的汽车和火灾保险等。在日本，销售能力很高的专业代理店、有背景市场的企业代理店、投保便利性高的汽车经销商代理店，是保险销售的三种主要代理店。
1．保险代理人的行政管理机构。日本保险代理的行政监管机关是大藏大臣，对保险业务的招揽作了全盘规定。目前大藏大臣根据保险业法中关于“保险营销”的规定执行监管，具体事务由大藏省保险部和检查部负责。大藏省银行局保险部保险第一课对寿险公司的经营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主要的监管内容包括：保险公司的保险营销、展业行为的正规化、展业制度的合理化，同时具有授权大藏省各地方派出机关，实行保险营销人员注册的权力。根据法律规定，并基于大藏省的授权，各地方派出机关在进行保险营销人注册时具有给予保险营销人注册、拒绝注册或取消注册的权力。
保险部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重点：一是负责保险代理人的注册事宜。二是负责检查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是否规范。三是负责检查、指导保险代理人使用的图文材料。四是负责稽核保险代理人的帐簿文件和其他物件。
2．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兼营，原则上保险代理人(店)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财产保险业务，但受寿险公司委托的个人招揽代理店或法人招揽代理店亦可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专业业务员也可受雇于保险代理店。日本对保险代理店有一行政命令，即“人寿保险招揽代理店基本纲要”，其中将“招揽代理店”规范为A、B、C、D四种，限制其业务范围。
3．资格取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的代理人，应先参加保险公司举办的研习班接受培训。通过财产保险公会资格考试后向大藏省申请注册，方可从事保险招揽工作。并有专门的“保险招揽管理法”对从事招揽财产保险业务和寿险保险业务的人分别制定资格条件，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从事相应的保险业务招揽。根据代理店的机能将其分为三种：营销代理店、介绍代理店和代收保费代理店。日本现将财险代理店分为一般分级代理店与未分级代理店(特种代理店)。财险保险代理店分为初级代理店、普通代理店、上级代理店及特级代理店四个等级，每次晋级均须经过相应的审核并达标。
4．考试培训制度。完善的教育制度是保险代理人保持较高专业水平的重要保障。日本对其保险营销员设计的教育考试制度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在日本，保险营销员手中多一种保险营销资格证书，意味着营销的保险产品种类就多。随着资格证书的升级，也意味着保险营销员的基本工资以及能力工资的提成比率在提高。这种阶梯式的营销体系促使保险营销员不断学习、进取，使其营销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保险营销员的业务水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三)新加坡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模式
新加坡实行的是一体化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管理局(MAS)属于法定机构，其主要监管机构是金融监管司(Financial Supervision Group)。在对外开放的压力下，政府决定对中介监管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对中介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清理，修改《保险法》，并颁布《财务顾问法》。二是改革代理人尤其是寿险代理人的监管制度，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实行审慎监管。
新加坡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离不开行业协会的作用。MAS集中精力加强对保险机构的审慎监管，规范主体的经营行为，提高整个行业服务水平。MAS将思路及原则传达给行业协会，由其研究、制定经营行为准则，以《协会准则》的形式规范、约束和督促本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规范市场行为和改善行业形象，对保险机构的市场行为、代理人的市
场准入等负责。同业行会与MAS积极互动，形成政府监管、公司治理和市场约束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
新加坡保险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在新建的MAS构架中，专门设立了策略规划办事处，研究国内外经济金融以及保险发展规律的动态、趋势，为MAS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我国保险代理人监管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的保险代理人有个人代理人、兼业代理人和专业代理人三类。自实行保险代理制度以来，代理人就成为我国的保险市场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沟通保险人与投保人、降低签单成本、宣传保险以及促进保险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个人代理人在提高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促成投保行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保险代理人监管的监管主体
1．保监会。其主要任务有：拟定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的规划；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依法查处保险企业的违规行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培育和发展保险市场，推进保险业改革，完善保险市场体系，促进保险企业公平竞争；建立保险业风险评价与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企业稳健经营与业务的健康发展。
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主要是对代理人实行立法监督和行政管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表现在：①监管人员数量太少、监管机构的覆盖面太窄。②监管的透明度有待提高。保监会的工作分析、审核方法以及监管行为不够透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不能对法律法规制定有较高的参与度，因此不仅增加了监管者的监管成本，还增加保险代理人的经营成本。③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2．保险同业协会。就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而言，保险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应为：辅助保监会对保险代理人进行管理和协调，强化行业自律；协调保险代理同业之间以及保险代理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规范市场行为，维护保险代理市场的公平秩序，遏制恶性竞争；开展对保险代理人的专业培训，组织代理人的资格考试。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仅北京和上海等少数城市成立了地方性保险同业公会；并且已成立的保险行业协会未能发挥其监督、协调、自律以及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各方利益、建立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等作用。其原因：一是市场结构问题，我国保险代理机构的数量是从2003年才逐渐增多的，而且少数先发展起来的代理机构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在竞争中占绝对优势，与其他小公司谈判时地位不对等，难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二是监管部门对市场插手过多，保险代理机构过分依赖监管部门的决定和行动，行业自律机制和自我调整的机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保险同业协会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保险公司。就保险公司而言，各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管理的内容主要有业务、考勤和服务品质管理。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比较混乱，缺乏有力的管理措施。这具体表现在：①对保险代理人的资格审核不力。保险公司在委托保险代理人时，只将其业务量作为考查的唯一指标，甚至招揽一些没有取得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保险代理业务。②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流于形式。目前保险公司对个人保险代理人进行的“训导”主要是以展会形式出现，只注重业务技能的培训而忽视职业道德及职业规范，注重口头方式而忽视书面形式，也忽视了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工作。③保险公司没有严格的自律规章。在保险单证的管理方面比较混乱，甚至将空白单证提供给代理人，让代理人自己出单，为道德风险的滋生创造了温床。④缺乏监管的透明度。保险公司没有将其代理人的个人信息(从业情况和处罚情况等)对外公布，导致违规从业的保险代理人可以继续在市场中生存，不知情的公众也依然将他们作为规范的代理人，无形中对业绩优良、规范经营的保险代理人构成了一种损害，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发挥。⑤保险公司滥用授权。有的保险公司甚至下放一定限额的理赔权给保险代理人，由于保险代理人非法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客户进行滥赔，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
此外，应市场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各地纷纷成立保险代理公司，但就其经营状况、公司行为如何，不是一般的监管者所能够了解的，借助专业性的中介评级机构的专业评级对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将复杂的经营行为以简单的等级向社会公布，也是对保险代理人的整体监管体系不可缺少的。
(二)法律体系
我国对保险代理人监管的法律体系虽向着完善和系统方向发展，但总的问题在于立法的效益不高，现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得不到完全的执行，法律缺乏实质性内容，可操作性内容少，难以指导监管行为的实施。
1．民法通则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代理原则和代理制度。中国民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虽然较深，但1986年颁布实施的民法通则没能吸收德国在1900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中堪称完善的代理法律制度，最明显的是缺乏表见代理的有关规定。表见代理，即代理人往往是以保险公司推销员的名义办理保险业务，足以使投保人相信他们享有全部代理权，这时如果代理人超越了代理权限，越权部分即构成表见代理。出于保护善意无过错第三人利益之目的，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而我国只在《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了一种形式的表见代理(默认他人以其名义为代理行为的表见代理)，其效力远远不够：没有规定狭义无权代理中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回权，没有规定对代理权的限制和撤回不经通知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原则。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保险代理变得更加活跃，民法通则中的代理法律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2．保险法的不足。首先，对一些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关注的问题没有以规范的形式规定下来。例如，由于保险代理行为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但《保险法》却没有要求保险代理人在从事代理业务的之前提供任何诚信证明，以至于许多保险代理人为了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公众利益。其次，保险代理人的某些管理条款含义模糊。
3．保险代理法规的不足。保险代理人法规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没有针对产、寿险的特点对保险代理人的考试、培训分别做出规定，不利于保险代理人的专业性发展。②没有对保险代理人的职前教育培训做出任何规定和要求，这是导致中国保险代理人队伍综合素质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③尽管在职业管理中增加了禁止行为的规定。但是对违规行为的判断标准以及制裁的手段缺乏详尽的说明，以至于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④缺乏保护客户利益的措施，没有关于客户投诉规定。⑤有些条款缺乏现实意义。例如对保险代理人的资格规定中有：“凡年满十八周岁、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报名参加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将保险代理人的资格要求在高中学历不切实际。另外，保险代理手续费的标准不尽合理，各种保险代理人的代理手续费都规定为8％，体现不出从事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短期保险与长期保险等的手续费区别，容易造成保险代理人在几种保险产品上形成激烈竞争，同时冷落其他险种。⑥对个人保险代理人规定的处罚方式单一，以罚款形式为主，而且不易具体操作。如罚款数额在5000－10000之间，如此大的监管空间，让监管人员不易把握。罚款并不是监管者的最终目的，针对不同的情况，轻者采取媒体曝光、重者吊销执照的做法也许更能起到规范保险代理人行为的目的。
三、小结
国外发达国家对保险代理人监管的共同点在于：第一，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模式都是在适应本土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政府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都是以完备的法律为基础。第三，较好地发挥了政府、保险公司及行业协会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职能。第四，教育培训和考试制度有效提升了保险代理人的综合素质，规范了保险代理人的市场行为。第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外的组织(如资信评级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保险代理机构的评级作用。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方面。但任何事物对异己的东西都具有“排异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都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应在充分考虑我国保险代理人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结合分析目前监管中的问题，对国外及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和吸收。
我国保险代理人刚刚起步，真正发展不过十几年时间，因此，无论从监管框架，还是从实施机制来看，都不能与美国、日本等相比。另外，国外已有对保险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管的模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对保险代理人监管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但制度只具有“部分可移植性”，从历史来看，由于我国在借鉴它国保险代理人监管的法律、模式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保险代理人的具体状况，因此可操作性差，相应这些制度也缺乏实用价值。规范我国保险代理人的市场行为、提高其素质，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保险代理人与监管制度必须经过相当长的磨合期才能最终达到融合的目的。在此阶段，借鉴它国的制度更应该考虑我国保险代理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刘凤刚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近年来，经济市场发展的变化莫测使世界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世界经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下行时期。在经济下行风险下，全新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及未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为各大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危机。鉴于此，本文就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盈利统计模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深入探讨在全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如何在转变企业盈利模式、克服风险挑战的同时，赢得市场更高利润。
关键词：经济下行;风险挑战;企业盈利统计模型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 Model of Corporate Earnings under
the Economic Downturn Risks
Zhang Yongdong
（Xinyang Central Hospital， Xinyang Henan 464000，China）
引言
时代发展跨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全人类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磨练之后，形成了目前高度繁盛、文明、进步的空前景象。但当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时，势必会迎来经济发展的整合时期，亦或是经济学角度上称之为的经济升级发展阶段——经济下行发展阶段，也就是经济新常态【1】。世界经济发展高调进入2012年，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回顾过去，我国国内在投资、出口、消费上的GDP经济增长速度上都展现了出了绝对性的经济支撑作用，经济增长幅度惊人。但是，这种高涨的经济发展景象走到2012年之后，便迎来了经济发展史上各项宏观经济增长数据发生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下行的新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GDP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过去的9%、10%迅速下滑到目前的7%-8%之间，为此我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再发展，大规模地对各大企业进行经济投资，但从经济市场连续几年的实际运作情势来看，2014年年末，我国国内各大企业经营发展数据均显示在有史以来的最低发展水平上。从以上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学领域已经达成一致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时期已经从高速转变为中低速的全新发展时期，经济下行时代已经来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经济新发展，我国也加大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指导统筹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情势，产生了全新经济发展策略以及大量未知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下行背景下我国企业发展未来发展盈利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2-3】。
社会经济效益回报率成为了各大企业在经济下行风险下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市场中寻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至高点【4】。经济下行发展时期，经营市场风险凸出，企业面临着被严峻市场淘汰的风险以及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发展的挑战，因此企业盈利统计模式的分析就具有了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意义。客观的说：企业盈利是企业发展中永恒追求的核心动力。尽管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的企业发展、盈利发展方式各有不同，但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都大体相同，都是为了持久发展、为了获得最高经济效益在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方式与发展策略，亦或是通过发明企业自身独特的、性能高于竞争企业的盈利方法来实现经济发展优势和获得市场核心竞争力【5】。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要看清当下发展局势，审时度势，结合自身企业发展条件，积极主动做好应对风险防范的措施，实时调整企业的盈利统计模型，掌握市场动向，才能在经济下行风险下，获得一席之地【6】。故，本文就在经济下行风险的大环境下，研究分析企业盈利统计模型，深度挖掘企业内部核心竞争能力，做好当今企业发展在经济下行下的风险防范工作，在实际动态的经济市场环境下，用科学先进的盈利统计模式，为企业发展把控未来发展方向。方法可以借鉴、模型可以复制，但，若想赢得企业的最大化盈利，领先的、创意不断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式才是制胜的关键所在。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就经济下行时期企业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将要面临的风险挑战，对盈利统计模式做具体研究和分析，借此，可以在未来经济下行风险发展阶段，对企业的发展给予一些具有借鉴功能的意见和方法。
1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未来盈利发展挑战加剧
企业盈利、获得持久的经济社会效益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发展动力，体现一个企业成功与否，其实就是在间接表达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在经济市场中收到的经济效益。经济下行发展时期的到来，打乱了原有经济的固有发展模式，造成了诸多的经济市场风险，严重阻碍了企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企业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世界各大企业也在市场实际应用发展中逐渐摸索到了最佳的企业经济发展模式。但当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巨大转变时，原来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生效，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频繁的爆发金融风险，经济市场大环境动荡不安，世界各大企业发展迎来了经济变革的十字路口，各大企业发展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威胁。经济下行风险下，我国企业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1受经济下行风险影响企业发展成本升高、利润降低
我国迎来经济下行时期，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寻求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致使国内各大企业发展成本造价比例升高，市场盈利能力逐渐减弱。当原有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速度由于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造成的经济发展缓慢破坏了现有经济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时，我国国内各大宗小宗商品的价格要素受到经济市场新发展的影响，出现了价格上涨，迫使企业的营运和发展成本升高，直接造成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其次，受到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原材料价格也受到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增加了诸多阻碍。
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下行影响，我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爆发大面积的风险危机，加大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受到温和甚至过于偏紧的控制，一度导致了国内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涨幅偏高，为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了大笔成本费用。经济下行风险爆发频繁，企业盈利能力处于历史新低，发展融资资金紧缺，致使国内各大企业不得不在高昂的借贷利率下进行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企业盈利空间的进一步压缩现象。
1.2受经济下行风险影响企业内部财务面临巨大的挑战
经济下行，国内经济市场风险多发，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每一环节的微小变化都为经济风险提供了可能。当世界经济发展脚步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降落，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更是形成了巨大的风险。面对国家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诸多企业不得不在新的经济增长环境下，进行全面经济整改活动。这对中小企业以及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而言，财务风险挑战空前严峻。经济下行，企业融资风险加剧，未来企业市场经济发展收益情势无法判断、未知风险因素大，偿还风险增加。
1.3受经济下行风险影响企业内部经济发展结构弊端逐渐暴露
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模式下，由于追求经济上的高速发展而忽略掉了隐藏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诸多潜在风险因素，当经济发展缓慢，不再一味追求经济GDP发展时，企业内部一直存在的潜在性风险因素、企业内部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完善就会瞬间被暴露出来，并且，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下行时期日益激烈的经济市场会将企业内部的不足和弊端进行无限制的放大和恶化，为我国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因素。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经过了30几年的整改，但是，遗留下的顽固问题在经济下行风险下被扩大。经济独权严重滞缓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企业科技管理能力还未追上国外先进的发达国家，缺乏对风险的防范与管理能力，为企业在经济下行风险中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甚至威胁到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生存与发展。
2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型分析
经济市场环境日渐复杂，竞争日趋激烈，变化莫测的经济政策为企业的稳固发展和企业在市场中盈利增加了困难性。当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历经过几个世纪的高速发展至21世纪的2012年开始出现经济发展缓慢趋势，经济下行是时代变革的重要标志，其影响能力深远而广泛，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我国作为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为了迎合时代经济发展的变化，为了在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最高值，企业经营模式的整改势在必行，经济下行风险中，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分析也同时具有了时代意义。
2.1企业盈利统计模式定义特点解析
企业盈利统计模式，是为了应对与防范经济下行的风险挑战，实现企业安全、稳定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盈利模型设置。企业盈利统计模式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实现企业获利，是对企业发展和生存寻求最高经济利益的总结性概括与统称。全球经济下行，彻底改变了数百年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为此，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设定与发展，要符合当今经济下行的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下行风险下，满足企业盈利的统计模式将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且可以利用到更广泛的资源，助企业更好发展。
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盈利统计模型是有规划、有目的地对企业内部利益进行划分的行为，具体到企业的经济收入发展结构、成本投资机构以及企业盈利目标的设定，具有明确的市场洞察能力。在经济下行发展时期，企业发展风险频发、世界经济发展规则紊乱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统计模型为企业发展、企业盈利带来了发展保护动力，简而言之，企业盈利统计模型是企业在经济下行风险下实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最大限度收益的发展渠道。市场强大的适应能力、灵活调节性、洞察分析能力以及风险评估防范能力是当代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实现盈利的有力手段。
2.2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型建设基础梗概
经济下行风险下，寻求企业盈利统计模型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但，也就是由于企业盈利模型对经济下行风险具有防范应对能力，所以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科学严谨的目标设定以及对实际经济市场的适应能力的要求也就尤为凸出。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转变，企业内部的发展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设计者在模型建设过程中要看到当下经济发展时局的变化，在企业盈利统计模型设定发展目标之时，以迎合时代发展要求为基础，改变企业固有的核心发动力，积极主动迎合经济市场的发展变化，创新思维，同时也要从传统模式中解禁出来，向以市场客户需求、企业经济利润为主要核心思维的发展模式转变。
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绝对不是由于处于经济下行风险中，而对竞争对手大肆打压，把注意力集中到分析对手发展上，最终忽略掉经济市场中的客户需求的目光短浅行为。深究其因，无论是在经济下行的风险突发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实时满足客户多变的发展需求，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企业盈利主要来源于规模战术、企业垄断能力、企业品牌效应、价格战等，但如若把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核心发展视角放在市场科学需求上，那么，潜藏在市场客户需求下的巨大经济利润也会被连带挖掘出来。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建设基础必须是建立在广大经济市场中的客户需求上，需求的供应方式也必须是动态的，并且时刻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调整变化。世界经济市场中具有超大规模和品牌的企业之所以可以在变化莫测的经济市场中实现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可以掌握市场的需求，并领跑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
表1是世界各大成功企业的盈利统计模式，其充分抓住了市场客户的喜好和需求，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提供持续的供给，充分实现了企业盈利的最大化模式。
表1 世界级大公司的盈利统计模式
[公司＼&盈利方式＼&通用电气＼&为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ABB＼&为客户提供融资＼&佳能（打印机）、
柯达（照相机）＼&提供后续、辅助产品＼&可口可乐＼&高利润的渠道（在餐饮业的销售）＼&英特尔＼&不断创新和领先的产品＼&Microsoft＼&行业标准的确立，以及产品升级＼&迪斯尼＼&品牌有效延伸＼&]
2.3经济下行风险下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发展趋势分析
经济下行，经济市场风险加剧，需求量急速降低，缓慢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我国经济市场的库存量增大、成本增加、融资难的艰难经济发展局势。我国各大企业为了在经济下行风险环境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都纷纷开始走上了企业内部转型的道路。为了实现企业竞争力、在经济下行风险下赢得经济发展的一席之地，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建立对需要面对未来不断加剧的不确定市场未知风险的企业给予了保护与指导。
企业盈利统计模型具有对经济市场经济下行风险的强大应对防范能力，其独特的针对性能、明确性能、成熟稳定性能、强大的环境适应力以及灵活的调控性能经过了市场对企业的层层考验。随着经济下行的持续发展，且伴随未来经济发展的大量未知风险因素，目前，我国国内各大企业逐渐开始意识到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研发工作的重要性。为了使自身企业发展在经济下行风险环境下实现站得稳、发展好、盈利高，盈利统计模型的分析与研发工作在我国经济下行发展市场中进展的如火如荼。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有其独到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式，只是每个企业盈利统计模式的应用与发展都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市场中，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发展规模、发展程度、成功程度都大不相同。要想实现企业最大化盈利，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风险下的经济发展时期，掌握市场核心发展需求，创新发展企业盈利统计新模式才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主导趋势。
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分析，为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发展给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并为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指明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模式。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型分析具有时代性的影响和意义，经济下行发展还在继续，并且无法避免，经济下行产生的诸多风险，更是为我国各大企业向更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经历过多重经济下行风险考验后，依然存留在严酷经济市场中的企业，也必定是具有核心发展实力的优秀企业，将为我国未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良好、健康的发展空间。
经济下行风险下的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研发与分析，作为企业独有的发展方式，虽然不能通过复制成功的模型来实现其他诸多企业的盈利情况，但是，可以借由对上述企业盈利统计模型的分析，为经济下行风险下的各大企业经营者提供正确的发展思路，从而突破现有的企业盈利模式，以便获得更多、更稳的利益之源。
参考文献：
[1] 中信证券. 三大措施化解经济增长下行风险[J]. 私人理财， 2008， （14）：32-32.
[2] 贾秀芹， 程从华. 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评价的多元统计数学模型[J]. 农业科技与信息， 2006， （7）：41-42.
[3] 田天， 徐志坚. 因子分析法对企业经营盈利能力评价的应用[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6）：36-39.
[4] 孟贵珍. 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 （6）：118-121.
[5] 孔飞. 试论企业金融投资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及其实践[J]. 科技资讯， 2015， （1）.
[6] 王胜全. 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控制[J]. 现代金融， 2013， （6）：39-41.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和潜力，并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1）整体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呈现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蕴藏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显著促进跨境电商规模的增长，地理距离对其影响不显著；（3）整体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低于0.5，但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的提升空间较大，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增速明显，中高收入跨境电商潜力的提升空间最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大数据；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广义虚拟经济潜力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ANG Hong-tao LIAO Xin-xin WU Zhong-cai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6， China）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big data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efficienc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otential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遗产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跨境电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转型舞台，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随着“五通建设”的提出，设施互通助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跨境电商的兴起促进政策沟通，加速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高效的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为双边贸易联通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速突破20%，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38.3%，总额高达18621.1亿元，预计到2020年跨境电商对进出口贸易占比将达40%。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效率如何？如何挖掘双边跨境电商潜力？什么因素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提升？基于上述视角，本文以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潜力与效率，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中跨境电商发展内涵。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1962）[1]首次將物理学的引力方程应用到贸易领域，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双边贸易的文献大量涌现，众多学者以双边贸易的拟合值作为贸易潜力的衡量标准，实际贸易量与模型估计得出的贸易潜力之间的比值即贸易效率（Egger，2002）[2]。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传统引力模型都是学者测度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常用的研究方法，Nilsson（2000）[3]借助传统引力模型测算欧盟成员国与塞浦路斯之间潜在的贸易水平，发现组建共同的贸易联盟或组织能够提升贸易效率。盛斌和廖明中（2004）[4]运用传统引力模型中探讨新兴市场40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潜力，并深入分析得出经济规模是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赵雨霖和林光华（2008）[5]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市场状况，以贸易潜力作为衡量指标，得出双边国家呈现“贸易不足”的经贸关系。尽管传统的引力模型被大量用于双边贸易研究之中，但是传统引力模型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基于无摩擦贸易的前提假设，只拟合测算得出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忽略贸易阻力的负面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另一方面，重要但是难以测量的贸易影响因素被纳入随机扰动项，仅仅探讨易于观测的因素，测算出来的贸易潜力与实际潜力偏差较大（Armstrong，2007）[6]。
随着随机前沿估计法的提出（Aigner等，1977）[7]，部分学者开始将随机前沿估计方法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结合起来，并运用到贸易领域来研究双边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Ravishankar和Stack，2014；Tamini等，2016）[8-9]。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10]基于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值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估计出口的潜力，研究发现人为贸易阻力降低了中国的出口效率，中国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充足。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11]实证发现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反方向变动，两者共同决定中国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态势，且贸易潜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贺书锋等（2013）[12]基于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探讨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和出口效率，实证分析发现进出口效率显著低于出口效率，北极航道相关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极大的贸易增长空间。陈创练等（2016）[13]针对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17年间的贸易相关指数，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比分析OECD和非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学者们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着手，分析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14]聚焦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处于不断增长阶段，贸易潜力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文淑惠和张昕（2017）[15]针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往来，利用随机前沿时变模型估计贸易潜力，分析得出贸易阻力与时俱增，贸易效率逐渐减弱，进而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来释放贸易潜力的政策建议。张奕芳和刘富华（2018）[16]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以互联网内生贸易模型为基础，从数理模型的角度出发，探讨互联网对出口贸易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得出互联网是推动我国出口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聚焦传统国际贸易，例如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贸易阻力（张会清，2007）[17]，基于“自然贸易伙伴”的研究假定（王亮和吴浜源，2016）[18]，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灯光数据（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从多个视角着手研究贸易效率和潜力，类似的深入分析并不少见。
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新兴业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带一路”中跨境电商的发展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朱妮娜和吴莉（2015）[20]从我国的《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报告》出发，详实分析其发展潜力，认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是助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应有之义。刘小军和张滨（2016）[21]基于跨境电商物流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来改善“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物流设施落后等问题。罗娜和罗乐娟（2018）[22]针对“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现状，实证检验其对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唐红涛和刘海鸥（2010）[23]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电子商务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因素，张益丰和王晨（2019）[24]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讨与中国跨境电商联系紧密的8个国家，根据对伙伴国出口贸易潜力大小，划分为潜力再造市场、潜力开拓型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对比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结以上文献可知，第一，当前学者研究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时，大多从传统的引力模型转向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第二，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第三，就“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之间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其效率和潜力。基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重点研讨2009—2018年其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实证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以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一代一路”中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测度贸易效率，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贸易潜力，是学界的普遍做法。但传统引力模型测算的拟合值聚焦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所呈现的平均效应，引力模型度量的“贸易潜力”与经济意义上的进出口贸易潜力存在差异，加之实证分析中选取较多类似地理距离的客观贸易阻力，而难以观测和跨时变动的主观贸易阻力易被纳入扰动项中，因而传统引力模型估计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与实际情况存在偏误。本文将广泛应用于生产函数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引力思想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将被忽略难以度量的贸易影响因素归入贸易非效率项中处理，实现“前沿水平”中贸易最优化，减少其对模型估计可能出现的偏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
（1）式中，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xijt表示引力模型中设定的影响贸易规模的因素，比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人口等等。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是贸易中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uit表示贸易的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或结尾分布。（2）式是对（1）式取对数，vijt-uit表示模型设定中的复合误差。
（3）式中将时间加入贸易的非效率项构建时变模型，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增，当η<0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减，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不随着时间改变，模型转换为时不变模型。（4）式中，Tijt*为贸易效率，表示利用模型估算得出的前沿贸易额，而TEijt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的比值。
（二）经验模型构建
以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双边跨境电商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选定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外贸依存度、地理距离、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构建模型。因此，本文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双边跨境电商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在式（6）中，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t时期的跨境电商规模，β0表示常数项，β1至β 8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如下：gdpjt和gdp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经济规模，由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越大，进口国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大，出口国对产品和种类的生产能力越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高。cityjt和city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市场规模，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市场规模越大，进口国的消费需求越大，出口国选择该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机率越高，跨境电商效率越高。netjt表示t时期j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由互联网接入比例来衡量，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跨境电商中面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冰山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互联网普及对跨境电商效率具有正影响。〖\"depen\" 〗_\"jt\" 表示t时期j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出口总额占其GDP之比来衡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进口国和出口国对外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容纳和接受能力，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与其呈现正向促进关系。〖\"dist\" 〗_\"ij\" 表示i国与j国间的地理距离，由两国首都间距离作为两国地理距离的替代变量，于传统贸易而言，两国之间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是双边贸易往来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由于跨境电商“去中介化”效应，距离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变得复杂多样化，呈现了“距离之谜”。〖\"fta\" 〗_\"ij\" 为模型中的虚拟变量，表示i国与j国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作为参考，若两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则变量取1，反之取0；\"v\"_\"ijt\"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u\" _\"ijt\" 为非贸易效率项，同时与\"v\" _\"ijt\" 相互独立，表示未能纳入的非贸易效率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等诸多方面。
（三）数据说明
囿于2019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本文选取2009—2018年为研究区间，选取“一带一路”沿线除中国外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保加利亚、巴林、波黑、白俄罗斯、文莱、不丹、塞浦路斯、捷克、埃及西奈半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匈牙利、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马尔代夫、黑山、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斯洛伐克、马其顿、阿联酋、希腊、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采集各国官网电商大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对重要数据进行补充整理，除虚拟变量外，其余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为稳定序列，可以使用序列的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为基础，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随机前沿模型的参数估计，将贸易非效率项的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中。
基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首先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择，根据η值的显著性来判定，时变模型的η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非效率项，即贸易之间的阻力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η值系数为正，标明其贸易阻力不断降低，而贸易效率呈现上升态势。故对于该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聚焦于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就经济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948，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变量失去了显著性，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其对中国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越大，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规模提升主要依赖于沿線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恰好相反，中国的市场规模系数高达11.23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不具显著性，表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推动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中坚力量。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跨境电商规模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更大，这说明以上两种变量能起到促进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作用，且对外贸易越开放，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越快，这与本文预期一致。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且符号为正，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的距离影响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由于跨境电商作为新型的“贸易中介”，运送货物以快递邮寄为主，加之远洋运输技术日新月异，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较为复杂，这也符合前文的预期。最后，描述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在与自由贸易区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时，遵循“自然贸易伙伴”的原则，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会大幅度地提升跨境电商规模。
（二）基于人均收入分类的回归结果
由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收入反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其对于跨境电商的参与度，借鉴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的做法，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分类，以1025美元、4036美元、12496美元的人均收入门槛分为四类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本文选取的61个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高收入和中低收入估计的η值，系数分别为0.07和0.04且不显著，说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选择时不变模型更为有效，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存在显著的η 值，故中高收入的国家选择时变模型进行回归较为合理。由表3的具体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影响因素对跨境电商的作用，呈现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情况。
就经济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影响系数最大，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较多中高收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故经济规模增长幅度较大，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而中国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则各有差异，对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为负向，于中高收入的国家而言，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相较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中高收入的国家更加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增长所释放的巨大产能，这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向该类国家出口的内在动力。对比市场规模，其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更为复杂多变。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市场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高收入国家与中国跨境电商的增长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购买能力，中低收入的国家恰好相反，其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正，据此分析中国与其跨境电商往来为需求拉动型，市场规模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跨境电商规模的发展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互联网作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其重要作用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外贸易依存度强有力地推动中国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的跨境电商，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影响系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要素，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成为细分跨境电商目标市场，因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检验结果与预期结果存在差异。跨境电商的出现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距离消亡”现象，也即距离对跨境电商的阻碍作用显著降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跨境电商往来。而中低收入国家囿于其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设施水平，距离仍然是阻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与本文预期完全一致。
（三）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估计
借鉴孙金彦和刘海云（2016）[25]的处理方法，本文并未具体测算得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而是在文中测度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根据两者存在负向的相关性，跨境电商的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低，其跨境电商潜力越高，进而估计相应的潜力大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在0.1以下的有28个国家，0.1～0.5之间的有20个国家，0.5以上的有13个国家，总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值处于0.1以下，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中下游水平，尚有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亟待释放。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只列出各个类别中跨境电商最有效率的前5个国家和效率最低的前5个国家，由表4可知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最高的分别为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蒙古。近年来中国— 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均属于中东欧中的重要国家，斯洛伐克作为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逐步成为欧洲物流中心之一，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完备，移动支付市场成熟。尽管保加利亚跨境电商的渗透率有待提高，但是物流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在欧盟跨境消费的推动下，跨境电商增长迅速，这两国的跨境电商效率稳居前列。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蒙古凭借着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之完善的运输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与中国签订了“国际物流合作备忘录”，跨境电商增长幅度显著，中蒙之间的跨境电商进一步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效率最低的国家为文莱、马尔代夫和不丹，分别为0.013、0.006、0.014，囿于政策指引不足，文莱与中国的贸易持续下滑，跨境电商效率较为匮乏，其中而马尔代夫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与航海业，与中国贸易基础薄弱，不丹作为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跨境电商往来也受到抑制，故以上三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电商效率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
由图1可知，无论是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其跨境电商廣义虚拟经济效率均呈现了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类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次之，而中高收入国家位列最末。高收入的国家往往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跨境电商市场、存在完善的物流、仓储、支付等基础设施体系、具备相当雄厚的贸易基础，不难理解其测算得出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居于前列。然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却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这与本文预期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聚焦于传统国际贸易的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之后，最具有跨境电商潜力的东南亚市场，拥有数10家活跃的跨境电商平台诸如Lazada和Shopee，抓住了互联网覆盖率极高、消费需求旺盛的市场特点，针对该细分市场精耕细作，跨境电商效率逐年增长，使得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之间跨境电商实现了质的飞跃。中高收入国家应当不断完善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针对特定化的消费者偏好细分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有效释放贸易潜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大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并探讨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而言，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下降，跨境电商效率处于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变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良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善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跨境电商规增长；双边的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的影响并不显著，侧面说明跨境电商不受距离的明显约束作用，凸显跨境电商“去中介化”的特征。（2）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中高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变化不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是推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运输物流水平，中低收入国家中，地理距离对其跨境电商仍具有负面影响，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体现为显著的正向推動作用。（3）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跨境电商效率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中高收入国家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低，贸易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上述三类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均低于0.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采取措施来释放蕴藏的跨境电商潜力。
（二）政策建议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实现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仍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使跨境电商成为沿线国家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第一、积极举行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覆盖面，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搭建企业间互利合作的高效平台，降低货物流通的关税成本，减少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跨境电商效率。第二、建立我国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连接贸易过程中的商检、缴税、退税、结汇和通关等流程，实现电子化和一体化的双重目标。跨境电商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打造智能融合的格局，推动商品准入体系、检验检疫标准、产品检验认证等项目的互认，发挥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竞争优势，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潜力。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扩大对包含5G技术、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在内的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可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助力我国传统基建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讯手段和物流技术的完善能够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的参与程度，构建高效低成本的联通网络体系，使得跨境电商成为设施互通的重要抓手。第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跨境电商新生态，在货物监管制度、跨境电商平台治理、贸易便利化方面和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配套法规的适用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活跃而高效的跨境电商舞台。
参考文献：
[1]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M].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2]Egger P. An Econometric View on the Estimation of Gravity Models and the Calculation of Trade Potentials [J]. World Economy， 2002， 25（2）：297-312.
[3]Nilsson L. Trade Integration and the EU Economic Membership Criteria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4）：807-827.
[4]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02）：3-12.
[5]赵雨霖，林光华.中国与东盟10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的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12）：69-77.
[6]Armstrong， S. Measuring Trade and Trade Potential： A Survey [R]. Asia Pacific Economic Paper， 2007， No.368.
[7]Aigner， et al. 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77， 6（1）：21-37.
[8]Ravishankar， Stack. The Gravity Model and Trade Efficiency：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of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otential Trade [J]. World Economy， 2014， 37（5）：690-704.
[9]Tamini L， et al. Trade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of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An Application of a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J]. Cahiers De Recherche Create， 2016（4）：1-37.
[10]鲁晓东，赵奇伟. 中国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0）：21-35.
[11]施炳展，李坤望. 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贸易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06）：64-74.
[12]贺书锋，平瑛，张伟华. 北极航道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3（08）：3-12。
[13]陈创练，谢学臻，林玉婷. 全球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國际贸易问题，2016（7）：27-39.
[14]谭秀杰，周茂荣.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2）：3-12.
[15]文淑惠，张昕. 中南半岛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7（10）：97-108.
[16]张奕芳，刘富华. 互联网贸易、出口效率改进及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新理论解释[J].经济问题探索，2018（08）：115-124.
[17]张会清.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07）：85-95.
[18]王亮，吴浜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潜力——基于“自然贸易伙伴”假说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6（04）：33-41.
[19]宗慧隽，王明益.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考察[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06）：125-133.
[20]朱妮娜，吴莉.“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潜力及趋势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5（12）：134-137.
[21]刘小军，张滨.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物流的协作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6 （05）：115-120.
[22]罗娜，罗乐娟. 基于“一带一路”的跨境电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0）：132-134.
[23]唐红涛，刘海鸥. 我国电子商务上市企业成长性实证研究（2004-2008）[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0（02）：60-71.
[24]张益丰，王晨. 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J].西部论坛，2019（05）：85-92.
[25]孙金彦，刘海云.“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6（06）：99-106.
收稿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299），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开放课题项目（JD-KFKT-2019-ZD-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68）。
作者简介： 唐红涛（197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广义虚拟经济。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道德社会化却少有论述。主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道德社会化的相关理论，如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关键词：道德；道德社会化；理论范式
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源于西方，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阐述，深刻揭示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法国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论述了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社会学家虽然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道德社会化本身却少有论述，关于道德社会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其中主要有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一、认知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人们对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看作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和智力并行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不同的认知过程，即从低层次发展到高层次的过程。他通过研究儿童对打弹子游戏规则的认知发展过程，来研究儿童道德推理发展。他在1932年出版的《儿童道德判断》一书中，提出了儿童道德推理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律道德；第二阶段即自律阶段。皮亚杰的研究开启了一条从认知结构发展的角度探讨道德发展的途径，对后来的道德社会化研究有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皮亚杰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他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少样本的男性少年，把女性排出局外，这些儿童的年龄在5～13岁，忽视了儿童以后的生命期道德判断的发展。其次，在研究中，他采用“临床访谈法”，访谈者向儿童提出问题，看他们怎样回答，这种方法主观性太强，且研究者往往无法采用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以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而著称，他提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及他提出的道德教育模式为美国中小学教师所认同和接受。科尔伯格经过深入研究，概括出道德发展阶段论的特征，个体道德发展是向上的、按顺序进行的没有跳跃，虽然有时发展速度完全不一致，但是不会逆转，发展路径仍遵循这些阶段。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三水平六阶段学说”，不仅使道德发展阶段系统化、理论化，还把道德发展阶段推广到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该理论也激起了更多的研究和批评，并因此开拓了研究道德发展问题的新途径。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不完备的地方得到了他的同事莱斯特的重大修正和补充，他使用“复杂类型模式”代替科尔伯格的“简单阶段模式”，他用定义问题测验（DIT）的研究技术和四成架构的分析性模式，构建了他的道德判断阶段发展理论。通过他的研究发现，儿童道德发展不一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往往在发展早期就出现了较高级的道德判断倾向，有些儿童同时存在好几个阶段的表现特征。可见科尔伯格的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修正。
二、价值澄清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价值澄清方法是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道德社会化的方法。为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变的选择需要，60年代美国的路易斯·拉恩斯、梅里尔·西蒙等人提出了“教授价值观念的方法”。
价值澄清学派认为，人们处于充满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社会中，而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普遍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教师不能把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分析评价等方法，帮助学生形成适合本人的价值观体系。所以，价值澄清理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任务不是认同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而是致力于帮助人们澄清自身的价值观，并把分析澄清价值观的过程，作为价值观评价认同的过程。
在价值澄清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一般强调四个关键因素：一是要以生活为中心，主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二是要接受现实；三是要求进一步思考、反省，并做出多种选择；四是培养个人深思熟虑地进行自我指导的能力。另外，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活动，如课堂讨论、投票、游戏等，目的是吸引学生，在一种轻松、开放、愉快的气氛中确立价值观；价值澄清模式在70年代后的美国一度流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它引来的批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伦理相对主义在一个价值观本来就很混乱的社会里导致更大的混乱。所以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品格教育运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对价值澄清法的再澄清。
价值澄清的社会化方法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有的理论学家就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价值分析模式即价值观的逻辑推理模式。在1971年美国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第41号年报上，有人发表了《价值观教育：理论基础、策略与程序》，标志着价值观逻辑推理模式的产生。价值分析模式的最主要代表是加拿大的特罗尔德·库姆斯和美国的尔顿·缨克斯、詹姆斯·查德威克等。
库姆斯认为，把逻辑推理形式应用于道德价值判断形式之中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适用于解决那些有大量事实而结论又可能非常不同的公共问题。他认为，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掌握价值原则。他要求先确定公认的道德准则，以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再进行三段式推理。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判断道德现象，而且对于形成良好的判断能力也很有意义。
价值分析模式的优点是它提供了一個循序渐进的分析模式。但是，学生们把道德的价值判断当作一种课堂上的学术练习，而在课外仍可以随心所欲。当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面临价值选择上的疑难问题时，不可能在图表、卡片上寻求答案，因为价值逻辑推理模式缺少情感成分。
三、社会学习理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人们的道德社会化一方面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自身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内化的意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班杜拉与助手于1961年曾做过有关侵犯行为的实验，发现儿童在观察成人的示范行为时，非常易于模仿，儿童只是观察榜样的侵犯性行为，便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因此，班杜拉对观察学习的价值和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依据人们直接经验的所有学习活动，都可以通过对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而习得；人们通过观察学习，就能迅速地掌握大量整合的行为模式，而不必依据尝试错误，不断修正错误，一点一滴地去获取复杂行为的方法；观察学习不仅可以使习得过程缩短，而且还可以避免由于直接尝试的失败带来的重大损失。
班杜拉根据自己的研究，把观察学习的社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再现过程和动机作用过程。
班氏指出，为了能够依靠观察进行学习，人们需要注意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加以正确的知觉。人经常置身于大量示范的影响之下，但是从中深入观察什么，能够吸取什么，是由注意过程决定的，这是道德社会化的最初阶段。
学习者通过注意过程吸取了榜样的示范行为，通过保持过程，把榜样的示范行为象征化。观察学习的保持过程，主要依存于映像和言语两种表象系统并以表象形态保存在记忆中。运动再现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实现过程，动机作用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强化过程。
班氏把人的学习过程看成是个人的内在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过程，并强调观察和模仿，强调代替过程、象征过程、自我调节过程的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学习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价值。但这一理论对认知因素探讨不足，缺乏一定的实验依据。此外，对儿童各年龄阶段的特点也重视不够，把所有儿童的行为都视为一个模式，这是不妥的。
社会学习理论不同于道德认知理论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方面来研究道德行为，而侧重于研究影响儿童道德行为的社会因素，可以说独树一帜。社会学习理论对榜样示范和观察学习的研究丰富了影响儿童道德行为形成因素的研究，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应重视环境影响，净化社会环境；要求师长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样才能感化学生，才能做学生的表率，才能为人師表；还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品行形成影响的正负效应研究，努力发挥其正确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学习理论的不足之处，如，不注意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和阶段研究，不注重年龄特征，基本上建立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而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多变量研究。
四、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立克·埃里克森。他将人的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即著名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或“生命周期”学说，他以自我的发展为线索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其中阐述了自我统一性的形成过程。埃里克森指出人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由八个阶段组成，这八个阶段遵循渐成原理，逐步发展，从而形成个人的品质和人格。每一个个体在生命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并且必须协调一致的某些周期性基本问题或矛盾。对这些问题或矛盾的解决有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两种。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的危机以及用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解决而可能产生的相应人格品质见表1。
埃里克森指出，八个阶段中每一阶段主要危机得到积极解决，便会获得一种自我美德，同时为下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好的前景与可能。如果八个阶段所有的危机都获得积极的解决，那么这个人就是幸福的，其人生就是和谐的，这个人也就获得了健全人格。
埃里克森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实现个体道德社会化具有重要启示，即一定要根据个体的个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可接受性进行道德教育，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分层次进行教育，提高教育实效性。埃里克森关于第五阶段青春期中的同一性和角色混乱启示我们要密切关注人生命中最复杂、危机最多的青春期，搞好青春期教育，使青年平稳度过青春期，否则将后患无穷，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我们也应注意到埃里克森理论的不足之处，如，理论体系不够严密，理论探讨中思辨性多于科学性，衡量同一性的标准不一致，主要观点的阐述含混不清等。
西方学者关于道德社会化的理论很多，尽管一些理论还不尽成熟、完善、有失偏颇，但他们对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是较深入、系统的、逻辑性较强的，对我们进行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进行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首先，要充分认识道德社会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合格人才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要德才兼备。其中“德”是基础是灵魂。培养的人才有社么样的道德素质，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高度重视。而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高尚品德的获得离不开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只有通过道德社会化，才能使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道德规范，内化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的道德人格。所以，我们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关注人们的道德教育，加强领导，健全法制，充分保证道德社会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此，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社会化的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人民道德社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源泉，但同时也为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侵入，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社会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抄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通过挖掘我国传统道德社会化的理论资源，吸收借鉴国外道德社会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以马克要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
最后，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社会化目标体系。道德社会化目标的建立，不仅可使道德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与评价标准，而且还起到激励作用，能振奋人的精神，提高人们行动的自觉性，增强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确立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对于卓有成效地实施道德社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道德社会化实践表明，正确的道德社会化目标，对于培养合格人才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提高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我国也必须确立相应的目标系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目标系统相配套。即在培养“四有”新人这一总目标下，制定出分层次、分阶段、有实效性、可操作性的目标系统，以保证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加强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提高道德社会化的水平，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道德社会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家权.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的启示[J].中国运程教育，1996（6）.
作者简介：弓丽娜（1980-），女，山东聊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马志娟）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会议，将依法治国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内容中，依法行政是重要的内容，依法行政的快速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影响着依法行政的研究，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完善，实现法治中国的构建。目前依法行政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依然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文章中深入分析依法行政制约因素，提出几点有效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依法行政;制约因素;解决措施
依法行政主要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法律和宪法，行使自身的职责，针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技等等事务，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有效管理。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行政管理的法律原则。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发展比较快，有着比较多的宝贵经验，同时依法行政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存在滞后性，根据国家相关要求需要提出相应的依法行政要求，积极探索依法行政制约因素，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一、现阶段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
（1）经济因素。依法行政和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相应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独立行政机关。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组织者和指挥者，企业则是政府附属物，缺少经营自主权。市场经济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其负面效应影响依法行政管理权。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发生变化，少数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将政府行为和行政执法市场化，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伤害。
（2）文化因素。国家发展和本国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专制体制的传统因素影响着决策权的监督，对依法行政有着深远的影响。树立领袖权威应当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如果过分推崇和依赖领袖权威，将其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是非判断标准，法律则丧失其权威性。目前，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管理普通民众的，自身不受法律约束，无视法律法规，甚至部分领导人员将其作为治人工具，对依法行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3）体制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政府集权越来越多，导致政企不分和以政代企局面的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朝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从政府依赖转化为政府和市场的双向依赖，逐渐向市场依赖发展。政府对企业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内部事务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预。我国行政组织层次不断增加，内部分工不断细化，人员不断增加，影响依法行政准确性，不利于依法行政的有效开展。
二、现阶段依法行政的有效措施
（1）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改善依法行政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实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形成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行政机关在市场主体管理的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手段，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加强自主权利的保护措施。在行政规范制定道德过程中，应当尊重其合法权利，注重相关权利的下放，借助市场运行机制完善市场体系。政府部门应当适当减少市场干预，采取法律手段给予契约自由最大空间。同时处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外，还需要按照法律加强正当竞争管理，有效预防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做好市场混乱管理，为依法行政构建良好的经济环境。
（2）完善依法行政法规，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实践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探索，行政管理部门在相关法律制定时，需要预留一定的空间。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健全，基层建设和发展层面额法律法规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法律明文规定，应当注重经验总结，准确把握时机将政策提升达到法律层面，融入到法律制度中。同时，需要树立行政监督意识，深入理解行政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門应当发当自觉接受价，开展多样化的监督活动，基层群众应当借助法律途径使用监督权力。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做好监督机制的优化，加强同级监督工作，各个执法部门加强合作与交流，调动全面参与，打破以往传统媒体监督的现状。
（3）不断提高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在依法行政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应当加强法治宣传活动，借助法制讲座和普法考试等形式，加强干部人员法律知识学习，树立行政人员有法可依和依法行政的理念，不断提高其依法行政能力。构建领导干部法律学习机制，促进法律学习总结，将集中性法治教育转化为经常性法治教育，实现领导干部思想转变，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平。加强行政工作人员创新能力培养，培养行政人员的法治精神和思想，同时树立行政人员的服务和奉献意识，激发行政人员依法创新精神，准确把握依法行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需要构建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促进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另外，需要加强群众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借助电视广播、媒体报道以及宣传册等开展宪法宣传，宣传和民众生活有着密切的法律法规，引导人民群众学习法律、遵守法律、使用法律，营造良好的依法行政氛围，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三、结语
依法行政是一种责任行政，以责任和义务作为基础行使行政管理，不断强化行政人员权利。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想要开展依法行政需要开展多方面和长时间的探索活动，构建法治政府，实现依法行政是最终的目标。在依法行政的实践中，依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加强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促进依法行政理论的创新，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提高政府行政人员额依法行政水平。
参考文献：
[1]孟令辉.论当前依法行政的现实制约及改进措施[J].重庆与世界（学术版）， 2014， 31（10）：58-61.
[2]李剑文.市县政府依法行政面临的制约因素及解决途径[J].法制与社会， 2017（6）.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粮食行业;文化建设;冲击;培育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一个行业感召力、凝聚力、创造力、引领力的源泉，也是粮食行业永续发展和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任务的到来，积极培育新型粮食行业文化业态，提升粮食行业文化软实力，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粮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业精神是粮食行业文化的集中体现
行业精神是行业文化的旗帜。粮食行业文化，是粮食部门在长期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具体实践中所培育形成的，是与企业组织行为密切联系的，是企业员工共享的价值观念，并被广大干部职工认同而又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粮食行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在传承、弘扬、发展、创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自建国以来，粮食行业从粮食统购统销到合同订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今天的数字粮库建设到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不断变迁中，筑牢行业文化基础，秉承老一辈粮食人“爱岗敬业、诚信经营”的优良传统，弘扬一心为民的“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行业宗旨，充分发挥行业文化在推动粮食流通中的积极功效，甘于清贫、勇于吃苦、乐于奉献，用心血和汗水铸就了“优质服务、务实肯干、崇尚科学、和谐奋进”的企业精神，“坚韧不拔、开拓进取、专注精益、追求卓越”的敬业精神，“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创业精神，“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科学储藏”和“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保粮精神，“创业、创新、节俭、奉献”的“四无粮仓”精神，“精打细算和厉行节约”的勤俭精神，“廉洁从政和诚实守信”的操守精神，“天下粮食是一家”的互助协作精神，正是这些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了粮食行业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粮食行业特色文化。这些特色文化成为粮食人共同的行为准则，成为行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增强粮食行业凝聚力和提高粮食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它们以相互约束、唤起激励等不同形式，不断引领着粮食人的活动，使粮食人把“政府放心、社会认可、群众满意”作为粮食工作好坏的标准，把“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履行好了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军需民食、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效果显著，经营体制机制得到创新，内部管理不断完善，行业实力不断壮大，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了粮食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粮食行业文化建设面临的冲击
如今，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粮食行业文化建设受到一定的冲击，一些基层干部职工的职业荣誉感，却随着物质需求的多元化逐渐淡化，不再为自己是职业粮食人而感到自豪，要么整天无所事事、拨拨转转、支支动动，要么找些理由停职，要么跳槽高就，纷纷逃离粮食行业“苦、累、脏”之地。
(一)文化传承缺乏行业特色
粮食行业文化建设是一项振兴行业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久的投入和锤炼，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提升的过程。从目前情况看，一些粮食企业对已有的粮食文化挖掘的不够深，传承的不够多，行业文化建设还停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停留在组织员工活动中，停留在说得多、做得少、宣传弱的层面，没有得到升华和推广应用，在文化理念上混同于一般社会企业，死水一潭，缺乏行业个性，缺乏活动载体，缺乏激励机制，缺乏应有特色，没有形成独特的行业文化氛围。
(二)效益优先弱化文化建设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过分侧重于生存和效益，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塑造意识，考虑较多的是如何保持企业稳定，如何获取利益最大化。一些收儲企业在粮食经营中为了增加市场份额或贬低同行“趋利经营”，或为一丝之利丢掉传统美德变得“为利是图”;一些加工企业片面追求面粉外观和口感，在生产过程中或添加化工原料，或不切实际地夸大产品的效果“卖贴牌”，过度加工导致“有量无质”;特别是一些企业在改革改制中，为了改得彻底改得到位，想方设法“丢包袱、甩累赘”，不同程度地损害到职工的切身利益。这些虽然是极少数，却在很深程度、很大范围中损害到粮食系统的整体形象，动摇了广大群众对企业的信任，动摇了企业发展的根基，也严重挫伤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三)价值曲化遗忘行业文化
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些干部职工观念落后，危机意识淡化，个人价值观曲化，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表现突出的是指望主管部门增加粮食储备数量，仅满足于搞好粮食储备，将粮食经营当作副业;有的领导认为粮食行业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特权，领导不重视，社会不关注，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职工认为现在是承包经营，上一天班得一天工资，企业好坏与自己无关，加之工资福利待遇偏低，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全局意识、协作意识和争先创优意识下降，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理念，传统优秀的粮食行业文化正慢慢地被遗忘。
(四)文化缺失降低了荣誉感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人对粮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淡化和模糊，认为现在的粮食部门存在已没有意义;一些农民因受农资价格增大及粮价偏低影响，种粮与外出打工收益差距拉大，农民从种粮为主向多元经营转变，与粮食企业打交道越来越少;一些居民因物资的极大丰富，消费层次不断升级，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加丰富的需求，吃得更讲究，唤醒文化舌尖，打动生活心田，粮油产品的直接消费量不断减少，这最终导致粮食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低，曾经红红火火的粮食行业逐渐被人们遗忘，特别是前几年粮食企业改革，多数基层粮管所被“改”掉，这看似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文化缺失，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干部职工的荣誉感。
(五)文化虚化经济效益下滑
一些粮食企业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在文化建设理解上见仁见智，做法上五花八门，一直以来“为文化而文化”，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脱节，结果是文化的抽象化与虚化，浮在空中，难以落地，加之，干部职工的培训教育弱化，导致知识更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企业依然沿用旧的经营模式，新型营销形式滞后，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滑，部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及储粮的专业技术人才另寻他路。
三、培育新型粮食行业文化业态要紧跟时代步伐
行业文化是行业得以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现在是文化管理、文化制胜的时期，粮食行业要不断筑牢和培育新型行业文化与精神，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引领文化的创新发展，切实增强文化的领导力、推动力、竞争力和服务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一)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是粮食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在粮食经济业态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粮食市场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要紧紧咬住发展这一中心，破除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经营模式，以及那种就管理论管理、就文化论文化的定式，完善传统的粮食行业文化，加强新型行业文化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真正使新型文化成为粮食干部职工的思想之魂、远行之帆。破除抱住政策性粮食不放的禁锢，克服怨天尤人、伸手讨要的依赖思想，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做到粮食储备与粮食经营两不误两促进，提高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破除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方法，牢固树立依法管粮的意识，建立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综合协同运用机制，不断增强履职力、执行力、公信力。破除不想为、不敢为、不善为的消极状态，积极转变经营方式，坚持吹糠见米，凝聚思想共识，以更大视野、更高境界，勇挑最重担子，不遗余力地做好粮食流通。破除“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粮食网站、文化园地和新型的互联网、公众号、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和载体，大力宣传粮食工作的好经验、好典型，宣传粮食战线中涌现出的先进模范，宣传粮食职工的“工匠”精神，树立好榜样，传播正能量，唱响粮食赞歌，塑好糧食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创新文化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前时期，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核心是粮食行业文化发展的必然，在培育新型粮食行业文化业态时，要坚持“创”字引领，“新”字发力，创新文化内容和载体，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尽快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粮食业务深度融合，利用已经形成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动能，促进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按照产业联合、要素共享、利益联接、风险分担的方式，整合粮食加工企业，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各类新型主体辐射能力，抱团增品种提品质创名牌，利用品牌进行推广和延伸，打造出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叫得响的好粮油。全面发挥旅游和粮食融合发展的综合效应，立足粮食自然禀赋，挖掘以粮食为主的田园、农耕、特产、饮食、绿色、科普等乡村韵味，选好体验、观光、休闲、购物等适宜的旅游发展模式，拓宽粮食产业经济维度。鼓励大胆创新，宽容失败，打消他们在创新过程中产生的顾虑，不因工作失误而吓倒退缩，不因非议所动摇，不因压力所屈服，形成一种想创新、敢创新、会创新、大胆创新的工作氛围，把大家的工作热情和智慧凝聚到加快发展上来。
(三)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竞争文化
优秀的企业文化对内要有一定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外要有一定的感召力、吸引力。如今的企业管理已从科学管理、行为管理进入到文化管理上来，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文化的竞争，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构建企业竞争文化新路径，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谋划，通过股权投资、土地置换等形式投入新兴产业，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介入新兴产业，通过资产重组的形式渗透到新兴产业，通过团队的形式发展新兴产业，以此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突出拉弱补强，根据短板强弱、潜力空间，因企施策，充分利用自身的仓储、资金、市场、人才和储粮技术，多渠道吸收资金，组建粮食集团，拉动弱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效创收，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大力扶持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粮食企业，补强优势企业，在做大做强中实现借势发展。打破所有制界限，多渠道开发现有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用途，整合现有粮食生产、加工、物流、仓储、销售以及科技等资源，大力开展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打造一批优势粮食产业集群，发挥叠加效益。
(四)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服务文化
粮食企业服务文化是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的综合反映。在信息化浪潮的席卷下，粮食企业必须拓宽服务载体，积极开展热心、专心、放心、诚心、知心的“五心”服务，力争实现粮食企业服务能力的跨越式发展。牢固树立“农民是我们衣食父母，粮源是我们生存之本，产业化是我们发展之路”的理念，弘扬亲民务实的粮食行风，利用遍布城乡的购销网点、仓储能力、烘干设备优势，积极为农民开展粮食代清理、代烘干、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的“五代”服务。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粮食信息公开，转变管理方式，强化市场准入、资质认定、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服务，加快“互联网+电子政务”建设，积极开展审批“一次办好”。按照坚持标准、确保质量、加强督查、稳步推进的原则，以“扶持一批、退出一批、规范一批”为标准，实施“放心粮油”和“主食厨房”工程提档升级，竭诚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文明、快捷、高效的服务，从而树立让党政放心、社会认可、群众满意的良好形象。
(五)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诚信文化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信用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诚信的缺失，将严重影响市场，制约经济发展，要将诚信建设和新型行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行业规范、自律和信用建设，培养诚信风尚，提高诚信素质，积极营造积极向上、诚实守信的粮食行业诚信文化氛围。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大力倡导诚信观念，弘扬粮食人以诚为本、以信取人的优良传统，重塑诚实守信的美德，把增强行业诚实守信意识放在首位，把“诚信增效”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彻底抛却以往存在的“与民争利”问题。加强诚信教育，健全完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国家、农民、企业利益的关系，精心构建从粮食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粮食流通安全网，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诚信于公众。
(六)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仓储文化
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离不开仓储文化。随着储粮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对粮食保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仓储文化与仓储工作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守住管好‘天下粮仓’”的重要内涵，大力传承和弘扬“四无粮仓”精神，以“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为使命的企业储粮文化，以“思危、服务、求实、超越”为精神的粮食购销文化，以“爱粮守法”和“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相结合的保粮文化为基本标准，系责于心，履责于行，认真开展规范化粮库和文明示范库活动。坚持把粮食基础设施作为跨越的前提条件，完善仓储体系，配套仓储设施，积极探索新型绿色生态储存技术，开展粮食智能仓储、智能烘干等应用示范，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积极推进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在粮食仓储中的应用，建设符合安全、绿色、智能和节能减排要求的新型粮食仓房和“数字粮库”，提高储粮科技含量。
(七)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安全文化
企业发展离不开安全文化。安全是企业的生命和效益，其理念体系是企业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安全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企业全员共同的安全意志。粮食企业的安全主要表现在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两个方面，在安全文化建设中，根据不同工作内容，结合各自规章制度，明确安全理念、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安全目标，充分发挥安全文化的凝聚和导向作用，构建全员参与、独具特色、通俗易懂的安全文化体系。要多渠道、长期性、反复性、全方位对员工进行安全文化教育，通过安全文化墙、安全制度、安全展板、安全故事、安全格言、标志标线等材料，将安全文化落在纸面上，摆在工作岗位和生活学习的全过程，促进员工形成自主的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文化创新和丰富安全文化建设载体，结合安全文化的各种影响因素、企业生产经营特征、安全管理实际水平，建立内容明晰、简便适用、指标可量化的評估要求和内容，激发和增强员工的安全热情、安全意识和行为能力。
(八)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文化管理作为当代企业一种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必须要有健全和完善的制度作保证。现在是粮食体制和机制的优化、制度和管理的创新时期，要将文化建设纳入其中，从构建管理模式的高度去思考文化与制度，建立符合市场客观规律、具有时代性和时效性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促使企业主动适应生存环境，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把行业文化建设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融入到各项规章制度中，将原有的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管物，使企业文化建设有章可循、有序推进，以“管理无情”的狠劲，把一系列内控措施落到实处。系统梳理完善粮食购销调加存各环节的各项制度规定、质量标准和行业评价体系，完善岗位职责、工作程序和操作标准，不断强化对薄弱环节的控制，以“制度绝情”的威力，杜绝粮食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漏洞，达到自觉、高效、规范生产的目的。
(九)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廉政文化
风清气正的发展空间需要廉政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健全与粮食行业特点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把廉政文化与“查问题、治隐患、守底线、促党建”工作结合起来，严格企业经济程序和粮食流通监管，营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深入开展和谐行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创建活动，礼赞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文明道德风尚，自觉抵制庸俗媚俗。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把自律和他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通过廉政文化长廊、宣传海报、廉政警句、明白手册等视觉材料，营造出清正廉洁的氛围，逐步形成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腐化堕落为耻的良好环境。
(十)培育新型粮食文化业态要构建企业荣誉文化
粮食人的职业荣誉感是传承先辈优良传统的光荣载体。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弘扬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营造行业文化环境和建设文化载体形成行业文化磁场，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凝聚人心，使员工在实际工作中，确定工作理想信念，坚定对粮食地位、作用和发展的自信，以务实作风和过硬成果，增强粮食人的职业荣誉感。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开辟员工之家，通过网络平台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使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都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提高员工的归属感。竭尽所能地为员工提供干事创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更多发挥个人潜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平台，不浪费员工的最好年华，不消耗员工的创业激情，通过在政治上关心，待遇上落实，生活上照顾，激励员工自觉投身到企业发展中来。加强人才建设，用新型行业文化吸引、培养、锻造人才，通过常态化组织培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快引进粮食科技领军人才和行业高端管理人才，为粮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紧紧围绕粮食中心工作，结合广大员工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实际，加强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政治工作，积极组织员工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增强大局意识，整体意识，努力培育一支团结、敬业、奉献、高效的优秀团队。
结语
一个成功企业的发展必定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定是企业文化通感力很强的企业。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文化需求更加多样，粮食流通事业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考验，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把握好粮食行业的发展规律，大力弘扬和不断发展粮食行业文化，积极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粮食行业文化体系，充分发挥粮食行业文化的导向、凝聚和激励作用，增强行业文化自信，主动适应新常态，开拓新途径，为振兴粮食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安县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