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目的/意义】科技扶贫效果的优劣与扶贫主体及其采取的扶贫模式密切相关，文章以此为出发点为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的实施提出对策。【方法/过程】通过对福建省不同科技扶贫主体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分析了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的主要模式和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结果显示，福建省目前已形成了8个细分类型的科技扶贫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针对性、系统性、长效性、能动性、风险性共5个方面的问题，并据此从技术、模式、培训、人才、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模式;问题;对策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blem; countermeasure
科技扶貧是国家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反贫困战略，是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来看，农业科技已经成为补齐农业这块“短板”、拉长农村这条“短腿”和填平贫困这块“洼地”的根本出路[1]。福建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落实科技扶贫示范、实施技术承包、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农村信息化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方面不断推动科技扶贫工作。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福建省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坚持开展创新驱动、成果转化、基地示范、产业带动、人才培训等多项扶贫举措，充分发挥了农业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提高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和内生发展的能力。截至2016年底，福建省贫困人口的数量由2010年的140万降低至20.44万人，科技在产业扶贫和产业脱贫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结合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科技精准扶贫”课题调研的安排，课题组通过举办座谈会、参观科研院所、走访龙头企业、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参与农业产业扶贫项目等多种形式，对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的主要模式和典型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对农业科技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思考。
1 福建省科技扶贫主要模式
1.1 农业科研院校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指“专家服务团（科技特派员）+贫困乡（村）+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如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服务团队由16位国家级或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构成，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集体攻关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专家团队2016年全年累计为帮扶县企业解决主要技术难题达357个;针对屏南主要经济作物花菜由于连作带来的根肿病问题，组建研究团队，提出土壤调节、药剂防治、种植抗病品种的技术方案，并进行综合治理试验，经过1年多的努力，研发出防治率达到90%以上且防治成本大大降低的花椰菜根肿病防控技术，得到了广大菜农的认可，有效解决了地方共性的技术难题。又如，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对接武平东留乡，每年选派专家50多人次指导当地大力发展“富贵籽”花卉产业，2014年种植面积突破433.33 hm2，占全国“富贵籽”花卉销售数量的90%以上，产值超过3亿元;并依托农业农村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科技部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等培训平台，先后举办了“福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培训班”等各类培训班100多个，培训人员超过2万人次。
1.2 基层农技站专家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为“农技站专家（农技员）+贫困乡（村）+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如武平县农业农村局建立了由25位中高级农艺师组成的农业专家帮扶团，58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挂钩全县58个贫困村，2016年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80人，“雨露计划”培训1200人，职业技能培育320人，通过培训让100%的贫困户都掌握了1门以上实用技术。又如，屏南县集中对科技示范户和种植大户进行培训，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派出农技人员直接送技术到基地，组织科技示范户和辐射户重点围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进行培训工作，2015年共进乡村及基地培训8场次，培训指导农民900多人，发放技术资料1500多份。再如，顺昌县原大历镇经管站干部高允旺，采取“科特派+项目+基地+平台”的运作模式，组建了一支由9名“土专家”“田秀才”、返乡青年参与的福建省首支“农民科普志愿者服务队”，并利用农村赶圩等节假日人流量大的特点，主动为农户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指导。
1.3 “下派第一书记”农业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采取“下派第一书记+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通过建设美丽乡村，调动党员干部活力，建立或引进合作社、公司开发农业产业，与科研院校及专家开展共建合作等方式，推动农业科技扶贫。如小梨阳村原下派第一书记康建坂与现任第一书记蔡盛华，依托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及专家团队，与村“两委”针对小梨洋村长期种植蔬菜、科技含量低的生产实际，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高山特色蔬菜产业;针对农民需要，采取专家传授、现场培训、观看科教片等形式开展技术培训，3年来先后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共12期，定期或不定期邀请蔬菜种植、食用菌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果树种植等专业专家到现场进行培训指导，累计到场专家100余人次，培训农村劳动力1000多人次;使他们普遍掌握了1～2门致富技能，如西瓜嫁接技术、蔬菜育苗技术、果树修剪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等，60多名劳动力实现了培训转移就业;并通过第一书记带动，开展院与村、院与所的科技共建，建立了果树新品种引种示范园、种苗繁育圃，引进了适合高山种植的锦绣黄桃、水蜜桃、蓝莓、樱桃、葡萄等果树新品种，引导农户对果园进行科学管理，促产保优，争创品牌。
1.4 科技特派员驻点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科技人员+企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开展科技扶贫。如屏南县贵溪村“白水洋兰花有限公司”管理负责人雷总为县农业农村局下派挂点帮扶干部，她具有比较扎实的农业技术基础背景，在新技术的了解、引进、吸收、应用方面都比较积极，合作社成立4年来，在经营规模、科技水平、市场渠道、产值效益及带动能力上得到了大幅拓展和提升。在设施管理上，她放弃原有的简易大棚，选择高标准现代化农业栽培设施，引入自动化喷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及温湿度调控系统，大大提高了兰花生产的效率和品质;在品种管理上，及时跟进市场反馈及新品种研发动态，每年更新3～5个品种，保持了品种的丰富度;在种植过程管理上，由负责人亲自培训基地技术工人，并建立内部标准化操作规程，确保了种植的程序化、科学性和高效性;在原材料来源上，种苗及肥料、农药完全采用台湾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从源头进行把控。同时，负责人还与宁德农校及其他科研院所专家保持技术交流联系，县农业农村局也有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技术指导和帮扶。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有效带动农户33户，并通过统一管理，为社员在大棚建设、物资采购、成本控制、品种更新、技术应用、市场销售等方面提供了帮扶与指导。
1.5 企业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开展科技扶贫。如长桥镇远丘村天孚菌业公司通过代料灭菌、代接种走菌、代建大棚、代收代销、小额贷款等组合措施，使许多不具备相关技术或设备条件，以及部分丧失劳动力的传统农户或贫困户也可以从事食用菌产业生产，而且使用新技术生产，节省了资金成本和人工费用，如现做好的菌棒仅需2.2元左右，较常规生产的菌棒成本价下降了15%。2015年公司代料灭菌400多万筒，其中帮助农户代料灭菌100多万筒。又如，绿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7个蔬菜基地，依托各个合作社直接相关的800多名农户，以公司基地为平台、以合作社负责人为联系纽带，统一技术、管理与销售，利用公司与科研院校、国内外知名种子公司的合作关系，带动了2个市级贫困村产业发展。再如，武平县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其领先的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带动了武平、连城、长汀及江西会昌等基地和食品公司农户与职工近2000人（含230多名贫困户）。
1.6 合作社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带头人+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开展科技扶贫。如屏南县凤灵食用菌合作社（在社农户约100户），由公司负责前端阶段生产，农户负责中间阶段，后端销售再交由公司负责，不仅大大减轻了农户压力，而且产品质量得到有效的保证。同时，该合作社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邀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全村包括19户贫困户在内的一半人口从事香菇种植行业。此外，合作社还对需要帮扶的农户实行“六统一”管理，即“统一提供菌袋、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管理成本、统一回收产品”以保障农户收益。又如，云霄县富达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加强培训指导，广泛开展各种高新种植技术培训，频繁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育造就了一支合作社经营管理才人和辅导员队伍;通过统一制定与实施生产技术标准，组织进行標准化生产，使农产品的竞争力得到有效提高。在该社的带领下，从1997年开始，全村杨桃品种已经更新了四代，杨桃品质与产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该社的杨桃鲜果连续4届获得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的畅销产品奖。
1.7 新型职业农民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以返乡知识青年为代表的能人带动，采取“能人+科技+基地+贫困户”的模式进行科技扶贫。如诏安思辰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林文勇在学习到反季节养鹅技术后，2008年底怀着对农业、农村和家乡的热爱，返乡创业，开展反季节养鹅，并通过为周边养殖户和贫困户提供鹅苗、饲料，协助鹅农开展鹅棚搭建、病害诊断、技术培训，当年即带动40多户农户参与。由于反季节养鹅的育苗存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远高于冬季80%左右的存活率，鹅苗平均价格在80～85元，也高于冬季60～65元的平均价格，科技扶贫和产业脱贫的效果十分显著。又如，通过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武平县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社长钟亮生熟练掌握了养蜂技术，在他的带领下，在福建省首创残疾人养蜂“三三制”协议，创办8年来，累计举办养蜂技术培训班和科普讲座460多期（次），建立养蜂基地128个，发展养蜂会员300多人，吸纳180名残疾人和贫困户从事养蜂业（其中残疾人125人，建档立卡贫困户60多户），养殖蜜蜂6500多箱。
1.8 信息化科技扶贫模式
该模式借助信息化手段采取“科技人员+贫困户”的点对点模式进行科技扶贫。如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的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从2010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培训网络涉及省、市、县、乡、村五级，覆盖全省1400多个视频会场、15300多个行政村，50个移动远程教室，并通过有线电视等进入千家万户。每年参加培训人次平均超过100万人（次），培训模式从单纯专家讲课延伸到专家农民视频互动，培训场所由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以2017年为例，累计培训科特派、农技人员、农民（含新型职业农民）等111.64万人次，其中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主会场开展远程培训39个，分会场开展远程培训6100个，累计远程培训76.64万人次;与泉州市科技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区域性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共有6.1万人次通过视频、电视、电话等形式参加了远程培训与咨询服务;通过网络IPTV点击收看查阅14.1万人次;并有14.8万人次通过电视收看了《实用技术远程培训》直播。
2 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业科技扶贫的针对性问题
农业科技扶贫需要面向农村一线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但实际上，现有的立项制度设计不够科学，普遍存在着科研与生产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村脱节，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的情况，现实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严重错位。在农业科技扶贫对象的选择上，普遍存在“规模偏好”，科技人员往往更青睐于中大型企业、合作社，而对小农的科技推广和科技扶贫缺少动力[2]，农户自身的科技吸收应用水平和投资能力，决定了那些真正贫困的农户很难在科技扶贫中受益。在相关培训尤其是远程教育培训中，经常出现专家自身的专业水平、对实际技术需求的了解程度、培训沟通能力等参差不齐，存在为了完成培训而培训的情况。
2.2 农业科技扶贫的系统性问题
农业科技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既不能只针对技术的某一两个环节进行扶贫，也不能是单纯的科技扶贫而不考虑人才支撑、项目支撑、产业支撑，以及政策机制的配套。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科技扶贫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点上的扶贫随处可见，各扶贫主体间各自为战，你扶你的，我扶我的，互相之间缺少合作分工，导致最终农业科技扶贫普遍缺乏整体性、区域性或全产业链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农业科技扶贫碎片化、重复性、表面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2.3 农业科技扶贫的长效性问题
农业科技扶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科技人员长期或经常性驻扎基层，及时了解农业技术需求及发生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贫困地区的基层技术体系名存实亡，基层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一些新补充的农林专业大学生对农业一窍不通，也不愿意与农民打成一片。同时，基层各种政治任务和工作几乎占据了技术人员所有的时间，导致仅有的一点技术服务时间常常只能表面应付。并且，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很多都沉不下心，对某省级农业科研院所5年19个科技扶贫项目执行情况调查显示，科技人员下乡次数最多6次，最少仅1次。
2.4 农业科技扶贫的能动性问题
省级农业科研院所是我国农业农村创新驱动和科技扶贫的主力军，但由于现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不少科技人员特别是女性科技人员在对待下乡问题上存在畏难情绪，农业科技人员参与扶贫的主观能动性普遍不足。目前农业科研体系中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仍然是以科技成果、发表文章为导向，在现有的评价体制下，农业科研人员参加科技扶贫不仅不会对职称晋升有太大帮助，反而会占用做课题、写文章的时间，甚至还存在“搞不好科研的科技人员才去做科技服务”的误解与偏见，这直接导致了科技人员被动地把科技扶贫当成政治任务，主动参与科技扶贫的内生动力不足，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2.5 农业科技扶贫的风险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科技不能只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还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贫困户心理，特别是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使用上，贫困户在不能旱涝保收的情况下，出于风险系数大于收益预期的顾虑，常常会拒绝新技术的使用。如屏南县小梨阳村有种植花椰菜的传统，但长期种植花椰菜也导致连作病害严重，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在驻村科技人员的争取下，村里建设了现代化设施育苗大棚，目前的嫁接苗技术也比较成熟，完全可以成为嫁接苗生产和推广基地，但由于农民传统观念问题，大棚建成以后，长期空置，更未从事嫁接苗生产，导致扶贫资源的严重浪费。
3 福建省农业科技扶贫的对策建议
3.1 建立需求导向技术供给，破解科研与生产两张皮问题
需求导向型农技推广强调生产需求在推广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农业科研的选题立项与研发推广，要紧紧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需求在哪里，农业科研的重点和方向就在哪里，科研不一定要“高大上”，但一定要接“地气”。科技主管部門每年要提前组织专家到基层深入调查和访谈，了解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实际技术需求与困难，特别是针对行业共性问题要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在向科研院校下达项目任务时，要把成果验收、评审与技术攻关、推广的有效性，以及基层不同主体对技术施用的满意度充分结合起来，让科研和科技真正为基层服务，实现科研与生产的高效“黏合”。
3.2 建立多位一体扶贫体系，打造全产业链整体性科技扶贫
政府做“经纪人”，科学规划、引导、组织农业产业发展，是该模式的主心骨;科研院校提供科技支撑，在资源调查、产业选择、技术一体化全过程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企业带领农民走市场，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引导和带领农民走企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道路;合作社做媒介，是企业与农户有效衔接的得力媒介;农户（贫困户）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市场是产业设计和发展的导向标，通过政府引导实现了“农超对接”;建立“博士团+中国移动+贫困户”短信扶贫平台，发布栽培技术、市场信息等相关信息;资金是各地产业发展的保障，形成政策资金配套、项目资金申报、社会资金捐助等多种融资形式，为产业扶贫提供原动力保障。
3.3 建立科技示范基地载体，做实科技特派员驻点制度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做给农民看”的方式让农民认识、熟悉、了解新品种的特性和新技术的关键环节，通过技术讲座、田间指导、现场教授等方式，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尤其是对种养大户和积极性高的种养户，进行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导。在科技特派员选派上坚持需求导向，力求选派的科技特派员能贴近各地产业需求和科技人员的本身意愿;在组织运行上坚持植根基层，通过重点支持下派村支书所在村、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省市确定扶贫重点村，加强与村党支部书记、驻村蹲点干部等下派队伍结合，推动科技特派员服务从生产环节技术服务向生产、加工、流通和行業管理等各环节拓展[3]。在绩效考评上坚持立足实际，激活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台账制度，每季度对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跟踪督查，并建立科学的奖惩制度。
3.4 建立点对点精准培训系统，加快职业农民及带头人培养
借助网络及信息平台进行科技培训，可以采用“政府+科研院所+科技信息+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具体来说，通过移动客户端设置主要特色农作物板块，建立起农业技术大数据，农户可以在客户端上自由选择需要的内容进行精准接收，也同时方便农业科研院所通过客户端反映的问题了解实际的技术需求动向。对农村常见的病虫害问题，着手建立可以对照片进行识别并提供防治方案的大数据查询APP，有助于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的效率。要把科研院校专家参与科技扶贫的作用最大化，通过上层专家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科技人才及科技示范户，利用他们长期扎根农村的优势，让这些“二传手”成为传授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同时，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和返乡优秀青年的引导，利用他们的见识和阅历，将他们培养成乡村振兴中“一懂两爱”的主力军。
3.5 改变现有科技评价机制，灵活科研人员体制管理
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农业科研院所对科技人员的评定要将提供科技服务与科技扶贫正式纳入体系，不能“重科研，轻服务”，要把实际科技服务成效向基层反馈，以及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实际转化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条件，在职称职务晋升上给予优待。对科技人员的职称晋升要加大对下乡锻炼的考核;通过对农业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扶贫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促进科研与市场需求的密切结合;加大农业科技推广系列的职称评审比例，扩大科技服务或成果应用的认定范围，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开展技术服务与承包;努力营造尊重科技扶贫工作者的科研院所氛围，使从事科技扶贫工作的科技人员感受到荣誉感和使命感。
3.6 打造行业协会联盟，建立市场导向型科技扶贫模式
以各市为单元，对全市经营主体进行遴选、登记、编码、培训，按产业分类，组建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协会，构建农业产业组织化大平台，搭建“协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六位一体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和产业带动架构。借助电商平台，通过农村信息化的“入村入户”，将农民的产品变成商品，在网上“触电”销售。以行业协会联盟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包购包销解决产品销路问题，通过对农户的下一代进行针对性培育，包括销售技术培训、思维培训等，使其学习最新的经营发展理念和思路，提升经营能力，真正帮扶农户实现脱贫致富。通过针对性地帮扶农民从思维上脱贫，帮扶农企进行品牌形象升级、产品包装升级，帮扶农户创立产品品牌、开发市场渠道、利用市场反推进行精准生产等，引导农户从传统种养植逐步过渡到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金祥. 创新农业科技 驱动精准扶贫[J]. 农业经济问题，2016，37（6）：4-8.
[2]邢成举. 科技扶贫、非均衡资源配置与贫困固化——基于对阳县苹果产业科技扶贫的调查[J]. 中国科技论坛，2017（1）：116-121.
[3]福建省科技厅. 福建南平市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助力“三农”发展[EB/OL]. （2017-03-16）.http：//www.most.gov.cn/dfkj/fj/zxdt/201703/t20170315_131983.htm.
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自媒体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过去的农业科技传播只能依赖于传统传媒，其传播力度有限，而在手机时代，农业科技有了更广泛的传播渠道，对于农业技术的指导将会更加有力，如何利用好这一手段是现阶段的重要社会课题。本文拟从现代社会农业科技通过手机媒介进行传播的总体环境分析入手，展开对其传播优势的分析研究，希望帮助有关部门有针对性的强化应用手段。
关键词：手机;农业科技传播;多元化
引言：
手机是现代社会十分灵活的信息传播媒介，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终端。农业科技要想更加快速而准确的转达到农业从业者手中，必须要更好的利用起手机这一媒介，大力提升农业科技传播形式的多元化与灵活性，更好实现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有力指导。
一、利用手机做好农业科技传播的总体环境状况研究
（一）手机作为传播媒介的技术发展状况
手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全面应用，这对于农业科技传播是十分有利的。有别于传统媒体，现代手机技术使得农业从业者可以通过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学习农业知识。如农业科技知识可以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给从业者，而且手机的“体型”也让这些信息可以随时随地反复研习。现阶段国家高度重视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4G、5G的网络正在逐步的覆盖全国，这对于信息传输速度又会有一个质的提升，更大程度上方便了从业者知识的学习。另外，智能手机的不断升级更新，价格的不断下降让这一切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有效。
（二）手机用户数量的剧增，为广泛的农业科技传播夯实基础
就现阶段的发展来看，全国手机网民的数量已经近10亿，而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农村地区的手机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大，这样的普及率使得农业科技以手机为媒介进行传播成为必然之选，结合国家的新农村建设，今后的手机网络用户将会更大。这样的基数之下，民众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也是不可忽视的。而且，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不断完善，价格还会不断的下降，手机用户还会不断增长，手机的作为一个最为快速的现代传媒媒介必将成为农业科技传播的强大助力。
（三）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助力农业科技的手机传播
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建设，新农村建设工作正在不断的深入，而信息化建设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农业科技传播与手机媒介的结合正是与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完美配合的重要方式。国家的五年计划对于农村地区的信息化设施的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这对于农村地区智能手机的大力普及也会起到不小的推进作用。此外，国家在这一工作上还有更加直接的扶持，像是对农民购买智能手机的一些补贴工作，都能很好的促进手机在农村地区更快的普及，为农业科技通过手机传播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1]。
二、强化农业科技通过手机媒介广泛传播的优势分析
（一）手机媒介使得农业科技传播变得更加多元化
抛开传统媒介的诸多限制，手机可以更加灵活的通过移动网络实现信息的传播，对于农业科技传播来说，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更加快速的将这些信息展示给每一位手机用户。可以说手机作为媒介会将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不论是主管农业生产的政府部门、相关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还是农民本身都可以将农业科技的相关知识进行传播、转播。作为
主管政府部门可以更好的发挥其权威的指导作用，及时将相关的国家政策信息传达给每一位农民，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也可以及时将最新的技术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同样的农民在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可以更好的做到相互的转达分享，大力提升农业科技的传播力度，也让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
（二）手机让农业科技传播的形式更加丰富
现代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更多形式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摆脱了过去的图文限制，音频、视频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讓农民接受农业科技信息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农业科技知识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研发机构可以将这些农业科技新知识制作成更加直观而生动的形式，为农民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方便，农民在学习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时不再需要“头疼”那些繁复的文字描述，这会大大提升农民学习的兴趣与热情。而且手机传播的方式可以让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更好利用科技资讯做好“现场指导”，有力的提升农业科技的实际利用效率，对于农民之间的分享交流也会起到一个不错效果。
（三）更好的整合多种媒介，整合式的农业科技传播渠道
手机媒介有十分强大的优势，可以很好的将传统媒介进行融合，并弥补其中的一些不足，可以说是整合了纸媒、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的综合性的传播媒介，而且其还具备了这些单向媒介不具备的沟通功能，可以实现农业科技研究者与农民之间的直接沟通，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科技的指导效果[2]。
（四）手机支持下农业科技传播的广泛性
手机作为现代人社会的必备品之一，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利用手机用户量巨大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扩大农业科技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而且这些知识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农业从业者，还将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民众之中，提升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认知水平。此外，手机本身通讯功能可以更好的巩固农业科技研究者与从业者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网络。
三、结束语
移动互联网技术还在不断的升级，手机的功能会更加强化，在信息传播、沟通交流方面的功能会更加完善，其对农业科技传播的促进作用也会进一步加强，各相关部分和人员应当高度重视手机的媒介功能，更好的帮助相关人员做好农业科技传播。
参考文献：
[1]张艳云.乡村振兴背景下手机媒体在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的应用研究[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8（04）：68-71.
[2]敬廷桃，易婧，丁志祥，阎应红.手机在农业科技传播中的应用研究[J].乡村科技，2018（21）：117-118.
作者简介：方锦，出生年月：1986.11，女，汉，新疆哈密，本科，研究方向：科普传播。
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在充分肯定我国科学传播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科学传播现在还存在的“时间”“空间”“内容”“形式”“渠道”“业态”等六个方面的“不到位”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化解科学传播六个“不到位”的六方面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传播;不到位;对策建议
一、引言
科学传播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科学和科学普及的重要助力和抓手。所谓“科学传播”是指“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个人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愉悦、兴趣、观点和理解”①“没有传播，科学就不算是结束。”②在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增加全体国民对党和国家宣布实施的重大科技战略的认同感，增强他们对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自豪感，增强他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科学传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在相关领域各个相关行为主体的一致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科学传播的“不到位”问题。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科学传播“不到位”问题的诸种表现加以扫描，找出其原因，并寻找化解这些“不到位”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科学传播“不到位”的诸种表现整体扫描
科学传播“不到位”有很多种表现，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时间上的不到位，二是空间上的不到位，三是内容上的不到位，四是形式上的不到位，五是渠道上的不到位，六是业态上的不到位。下面分别展开加以扫描并指出其原因。
（一）时间上的不到位
所谓“时间上的不到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科学传播工作的时效性差、不及时。我们知道，科学传播是一种“一手托两家”式的传播活动，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社会各界。在开展传播的时候，科学传播一方面要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那里寻找可供自己传播的素材，另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素材经过一定的加工之后以社会各界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出去，形成传播的一个“闭环”。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活动，这中间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比如，当相关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某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重大进展的时候，如果科学传播的从业者没有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重大突破或重大进展，就有可能出现科学传播在时间上不到位的情况;而社会各界也就是科学传播的受众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科技突破在内的科技信息的需求非常强烈，而且这种需求有越来越强烈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事关他们的重大关切的时候。当科学传播的从业人员没有对这些需求及时予以满足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科学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情况。
（二）空间上的不到位
所谓“空间上的不到位”实质上是指科学传播应该覆盖的空间和其所实际覆盖的空间存在着不对称，实际覆盖的空间小于理论上应该覆盖的空间。任何媒体，在进行传播活动的时候都有其“覆盖范围”，这种“覆盖范围”有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之分。比如，纸质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图书，衡量其“覆盖范围”一般都有以下几个指标：一是印刷数，二是发行量，三是阅读量;而电波媒体，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衡量其“覆盖范围”一般也有几个指标，这几个指标分别是理论覆盖户数、实际入户户数、收听率、收视率、满意度等。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传统文化“报喜不报忧”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大众传媒经常将理论上的覆盖范围当成实际上的覆盖范围——至少在向上级报告或向社会各界宣推自己的时候是如此！所以，经常出现把纸质媒体的印刷数当成实际发行量甚至读者的实际阅读数，把广播电视媒体理论上的覆盖率当成实际上的实际入户户数、收听率、收视率，甚至满意度的情况。这是从科学传播所依附或借助的大众传媒的角度所做的考量，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客观原因”。科学传播空间上的不到位还有科学传播工作者自身的原因。科学传播是需要“两头满意”的，这里所说的“两头”，一头是指科学传播所依附或借助的大众传媒平台，一头是指科学传播的受众。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传播所依附或所借助的大眾传媒平台对于在本平台上所传播的内容越来越挑剔，当科学传播工作者所提供的相关内容不能够满足相关媒体平台的相关要求的时候，许多媒体平台宁可将相关版面或频道、频率资源拿出来供其他内容（如娱乐内容）进行传播，而不一定非得给科学传播留下宝贵的空间，这就从平台保障方面对科学传播进行了制约;而科学传播的另外一头也就是受众也早已过了“瓜菜代”的阶段，对于优质科学传播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当科学传播工作者不能够满足受众越来越“刁”的“胃口”时，科学传播实际覆盖的空间肯定会远远小于其理论上的覆盖空间。
（三）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
这里所说的“内容”一种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所传播的内容，另外一种是社会各界需要的科学传播的内容，二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比较大的不同之处。仅以社会各界需要的内容而论，站在社会各界也就是科学传播受众的角度我们发现可以对其所需要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分类，从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视角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受众最需要的内容即是“后向”的又是“前向”的。所谓“后向”具体一点说就是受众最需要的科学传播内容是对已经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总结并从中寻找到可以作为当下生活借鉴的内容，对于科学传播的受众来说，“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所谓“前向”具体一点说就是受众除了需要对既往的相关事件做必要的总结之外，往往还需要科学传播工作者对有可能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必要的前瞻性预测，“展望未来”也是为了更好地活好当下。如果从每一个个体受众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受众虽然所从事的职业、受过的教育、各自的经历等等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某些需求却是有相同之处的，这些相同之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首先是“功利性”，在信息丰富得近乎泛滥的时代，在同时存有无数种选择的情况下，最能够打动受众的内容往往都是与其自身的功利性需求有关的内容，其次是“易得性”内容，如果科学传播工作者所提供的内容不容易获得，在存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受众会用手甚至脚去“投票”的！非常遗憾的是，现有的许多科学传播在内容方面“大量无用虚假的信息掺杂其中，干扰公众的判断，各种纷繁复杂，自相矛盾的信息，让人们难辨是非，阻碍了人们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③因而“无法向公众正确传达核心观念”④。因此，还不能满足广大受众的上述需求，造成了科学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
（四）形式上的不到位
这里所说的“形式”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各种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按照进行传播的时候所借助的介质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科学传播工作者所进行的科学传播分为“纸质传播”和“图像传播”两大类。在过去，新闻传播学界曾经有“新华体”与“中新体”的说法，意在区别纸质传播时的两种不同的传播风格。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先后开办了包括但不限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电视栏目或节目，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轮电视传播改革的高潮，造就了一大批“现象级”的电视作品，在中国本土电视传播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当时的央视电视新闻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专门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其实，岂止是电视新闻传播的改革需要从“语态”开始，科学传播的改革也离不开“语态”的改革以及“语体”的改革。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借助“纸质传播”的平面媒体开展的科学传播，还是借助“图像传播”的广播电视媒体开展的科学传播在“语态”“语体”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形式不到位的问题。“语言表达公式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⑤“繁文冗杂、严肃正统的传播内容对公众的吸引力不高，如何让真相重现化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值得思考。”⑥
（五）传播渠道上的不到位
科学传播是需要借助一定渠道进行的，无论是在纸质传播时代还是电波传播时代，抑或是赛博传播时代，莫不如此。这里所说的“传播渠道不到位”至少有两种语义指向，一种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建设属于自己的传播渠道方面的不到位，另外一种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借助或利用外部传播渠道方面的不到位。随着基于数字化的新媒体、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传播的渠道早已由以往的相对比较单一变成了丰富多彩。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许多体制外的新媒体在传播渠道建设方面不惜重金，而体制内的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在渠道建设方面却不是找不准方向，就是跟不上节奏，因而，总给人以一种不到位的感觉。仅有的资金或设备往往也更愿意向其他传播领域倾斜，而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渠道建设方面却往往有心无力甚至有力无心，“传统媒体的科学传播是通过指向性渠道传达到特定的受众群体，信息流向单一，受众无法真正参与到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来”。⑦在借助外部传播渠道方面也有很多不到位的情况，没有很好地照顾到所上传的科学传播内容与其所借助的外部传播渠道之间的匹配性，结果就好像骑着普通自行车却上了高速公路一样，总给人“不搭界”的“违和感”。
（六）传播业态上的不到位
历史地看，人类的传播就是不断应用新技术弥补以往旧“缺陷”，从而使得自身的传播活动相比于从前更快更好的过程。这种“用新技术弥补以往旧‘缺陷’”的进程有越来越快之态势：从结绳记事传播到文字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至少几万年，从文字传播到电波声像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至少几千年，而从电波传播到赛博介质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却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种传播业态的迭代累积越往后越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加速度”面前，很多科学传播工作者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所以，不但不能“领先一步”应用新业态，有的时候还往往在新业态面前束手束脚，“如果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不能充分意识到新媒体对科学传播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且采取措施促进科学传播‘与狼共舞’的话，那么在让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的道路上就有可能举步维艰。”⑧
三、科学传播“不到位”问题的解决思路
科学传播过程中，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到位”情况，这一点是毋庸讳言也不能讳言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找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化解科学传播的“不到位”问题。
（一）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努力化解科学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问题
这里所说的“先”至少包括五个含义：一是“先储”，二是“先知”，三是“先思”，四是“先测”，五是“先备”。所谓“先储”，是指有些科学传播的从业者，他们自身的知识背景、教育履历并不一定和科学有关，这一点是毋庸讳言也不能讳言的。为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传播的时效性要求，其所在机构及其个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改变这种情况的紧迫性，尤其是相关科学传播工作者应该有一种“本领恐慌”的紧迫感，从而分别从“外驱动力”和“内生动力”角度驱使这些科学传播工作者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尽可能提前增加他们关于科学传播的知识储备，从而为他们及时到位地开展相关科学传播，化解科学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提供相应的保障;所谓“先知”，就是相关行为主体不仅要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传播相关领域的相关知识和信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同时，更要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传播的相关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的进展情况和重大科技活动的推进情况的相关信息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并且特别关注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关系到每个老百姓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的重大科技活动和科研项目的相关信息，以便确保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活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能够及时准确地面向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科学传播活动;所谓“先思”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先储”和“先知”的基础上，为了化解科学传播有的时候时间上的不到位必须先行对相关问题进行相关思考，这些思考可以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进行。前者也就是“形而上”层面是指从哲学层面进行的相关思考。科学传播工作者可以从哲学层面思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客观对象和对客观对象进行反映之间的关系等等;后者也就是“形而下”层面是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进行相关思考，比如说，可以思考如何妥善处理好“承前”與“启后”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让子弹多飞一会” 与广大受众渴望马上看到“子弹是否打中靶子”之间的关系等;所谓“先测”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要在“先储”“先知”“先思”的基础上开展前瞻性预测，预测的东西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传播领域内将会有哪些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科技活动，二是这些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科技活动将会对国家、对社会，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哪些重大影响，三是其他相关传播主体是否会抢先对这些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科技活动进行相关的科学传播。这些预测既是一种“预演”，又是一种惯习，应该长久地储存在科学传播工作者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所谓“先备”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所传播的相关科技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进展情况，事先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准备，这些准备又可以进一步分成“原材料”的准备和“半成品”的准备两种。前者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预测，事先对自己将有可能要传播的相关科技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相关素材做尽可能多的积累，以备不时之需，后者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预测，事先就自己将有可能要传播的相关科技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开展“立意、结构、布局、谋篇”的相关工作，甚至可以事先写成或制作成一些“半成品”，一旦相关科技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发生的时候，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加以补充完善，然后迅速传播给广大受众。
（二）妥善地处理好存量、增量自身的关系以及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以便化解科学传播中空间上的“不到位”
所谓“妥善地处理好存量自身的关系”，是指相关科学传播工作者既不应妄自菲薄又不宜自视甚高。在审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传播空间的时候，有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一种心理是认为自己所进行的科学传播，其所能覆盖的空间范围过小，以至于自己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往往自居下游甚至自甘暴弃，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常常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科学传播所能覆盖的空间范围很大，大到足可以使自己傲视群雄，一览众山小，以为不再需要什么积极的进取，就可以很好的活下去。这两种想法其实都是要不得的，也都是不正确的！在审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传播空间的时候，相关的科学传播工作者一定要树立起两种意识，一种意识是忧患意识，要知耻而后勇，另外一种意识是进取意识，不能也不应“躺在成绩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科学传播所能覆盖的空间范围，与上级的要求及广大受众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所谓“妥善处理好科学传播覆盖的空间范围增量内部的关系”，是指要妥善处理好“虚”与“实”“一时”与“长远”之间的关系。科学传播工作者在拓展自己传播的空间范围增量的时候，至少可以有两种选项，一种是在“选边站”的时候选择“虚”与“一时”，另外一种是选择“实”与“长远”，二者各有利弊：前者见效快，很容易迅速在上级领导机关和上级领导那里博得好感，但往往基础不牢，难以做到可持续;后者见效慢，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前要走很长的路，要做很多基础性工作，但一旦打下坚实的基础，将会使得相关科学传播工作行稳致远。为了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计，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选择后者，不图虚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所谓“妥善地处理好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是指要正确理解“存量”与“增量”的内涵及其守正出奇之道。对于“存量”，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一“守”了之，而应在“盘活”上下功夫，须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对于“增量”则应既要考虑到“攻”，又要考虑到“守”，开拓新的空间不能也不应以丢失既有的空间为代价，而是应该以确保“存量”不丢失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到新的空间去展示自己的魅力，赢得新的受众。
（三）以“三换”“三贴”“三易”为抓手，努力化解科学传播中内容的“不到位”
所谓“三换”，这里分别是指“换脑”“换位”“换目标”，所谓“换脑”是指“换脑筋”。科学传播工作者在长期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套固有的思想、观念、方法、价值追求、知识储备等等，这些思想、观念、方法、价值追求、知识储备等等，在以往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可能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讳言也不应讳言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外部条件发生的变化，使得这些既往形成的思想、观念、方法、价值追求、知识储备等可能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通过“换脑”来化解传播内容不到位的问题;所谓“换位”，至少有两个语义指向，其一是指“换位置思考”，其二是指“换位置出发”或者“换位置行动”。具体一点儿说，就是要从以往的“传播者本位”换成“接受者本位”，或者叫从“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换，站在“受众”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处理问题;所谓“换目标”是指要把以往的“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就算完成科学传播任务”的传播目标转换成“将大众传播媒体发布科学传播知识视为整个科学传播中的一环，更加重视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出去之后的后续再传播”目标，以便形成科学传播的闭环;所谓“三贴”分别是指“贴近”“贴紧”“贴实”。以往我们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贴近”，但是除了“贴近”以外，“贴紧”“贴实”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近”而不“紧”，“紧”而不“实”都无助于解决科学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问题;所谓“三易”是指“易得”“易用”“易转”。所谓“易得”，顾名思义就是容易获得。以往的科学传播，传播的虽然是科学技术，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其传播作品并不很容易获得，在“易得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易用”也很重要，因为如果理论不能为群众所掌握，那么这样的理论往往就会被束之高阁，变成中看不中用的“屠龙之术”，有的时候甚至连“中看不中用”都算不上;所谓“易转”，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新媒体语境下，每个人都既是受众，又是传播者，要想形成科学传播的大闭环，就应该而且必须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易转性”，以便覆盖更多的人群，从而化解科学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
（四）从“三看”“两好”“三下”着手，化解科学传播形式上的“不到位”
人们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三重境界，分别是“好看”“耐看”和“好看”，最后一个“好”应该读成hào音，也就是“喜欢”的意思，这是科学传播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即受众因为喜欢其作品，所以养成了对其作品的一种“约会意识”，到时候不欣赏其作品甚至会有一种失落感，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以前面的“好看”和“耐看”为前提的。所谓“耐看”，就是内容上要吸引人，要经得起推敲，对于受众有帮助，有功利性价值，而“好（hǎo）看”则是指科学传播的作品在形式上要吸引人。科学传播不到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形式上缺乏吸引力。要使科学传播作品在形式上具有吸引力，就要从“两好”入手。所谓“两好”一个是“好玩”，一个是“好奇”。所谓“好玩”是指科学传播作品要能够满足受众喜欢娱乐的天性，摒弃那种将科学传播与“好玩”对立起来的观念，让科学传播这种以往人们认为很严肃、很高大上的东西变得非常有趣;“好奇”也是针对人们的一种天性，一种渴望获得完整信息的天性。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营造这种“好奇”感呢？这里就要引进一个概念，叫做“信息残缺”。顾名思义，所谓“信息残缺”是指“人际传播中说话人对某个信息留住不说，从而形成的一种现象”，⑨要营造“好奇”感就是要充分吸引人们对于信息完整性的需求或渴望，“对某个信息留住不说”。当然了，这里所说的“对某个信息留住不说”并不是一直不说，而是在作品开始的时候先不说，留下一个悬念，从而引发受众的好奇，诱使他们不停顿地欣赏下去。“好玩”和“好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做到“三下”，这里所说的“三下”是指“放下架子”“丢下面子”“走下圣坛”。有些科学传播工作者往往以为自己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所从事的工作也足够高大上，所以往往都隐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架子。在资讯传播非常丰富的时代，这种架子实在是要不得的，必须放下！“放下架子”的同时也要丢下自己的“面子”！因为对于科学传播工作者来说，“面子”这东西不是自己想要就有的，很大程度上是受众给的。如果受众不买账，那么你再认为自己有“面子”也没用，到最后可能是因为丢不下自己的“面子”，结果是既没“面子”也没“里子”。丢下面子、放下架子之后就要走下高高在上的“圣坛”，走到老百姓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开展自己的科学传播工作。要充分意识到受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惯随着资讯的发达特别是传播渠道的增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现在对于那种以往沿袭了很多年的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作品已经不再感冒，甚至深恶痛绝，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传播形式创新，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道貌岸然的端庄有余、活泼不足的科学传播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化解科学传播作品形式上的不到位。
（五）妥善处理好“自建”与“外借”“当下”与“长远”“使用”与“维护”等方面的关系，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渠道建设的“不到位”
“自建”与“外借”各有利弊，“自建”的好处是传播渠道具有“专属性”，没有被别人在渠道方面“卡脖子”的风险。但是“自建”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点，那就是渠道的建设者为了争时间、抢进度，往往有可能会突破现行制度设计的某些“底线”，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行为主体是否有容忍渠道建设者对现行制度设计的某些“底线”进行突破的胆量，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容错”“纠错”的有效机制，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考量的问题;“外借”的好处是具有“择优性”和“方便性”，可以优中选优，拿来即用，但是“外借”渠道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有被渠道提供方“卡脖子”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相关行为主体是否做好了相关的准备，一旦遇到渠道的拥有者“断供”的时候如何自救，这些也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考量的问题。其实，“自建”与“外借”不应该对立起来，而是应当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在笔者看来，“自建”与“外借”中的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能很好地化解科学传播渠道建设方面的不到位，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该自建的时候就要自建渠道，该外借的时候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外借渠道。只不过无论是自建还是外借，都要在头脑里时刻绷紧“风险防控”这根弦。要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渠道的不到位还要妥善地处理好“当下”与“长远”的关系。“当下”与“长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不着眼于“长远”，就无法更好地立足“当下”，不立足“当下”，也无法确保更好地着眼于“长远”。相关行为主体在化解科学传播渠道不到位的问题时，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意识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隐含的道理，所以，在渠道布局时，一定要有一个着眼于“长远”的考量或计划，在充分认识和把握科学传播渠道相关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再立足“当下”，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渠道，其次是要充分意识到“不买贵，只买对” 所隐含的道理，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相关技术和渠道中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以避免人们通常所说的“渠道建成之日即是相关技术过时之时”的风险;化解科学传播渠道上的不到位，还需要妥善处理好渠道的“使用”与“维护”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渠道的使用”主要包括渠道的“正常使用”和“超常使用”两种情况。“正常使用”很好理解，所谓“超常使用”是指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传播所使用的渠道可能会出现系统拥堵甚至坍塌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科学传播的不断供，这将考验相关行为主体的智慧。渠道维护主要是指“物”和“人”的维护，所谓“物”的维护主要是指技术方面的维护，而“人”的维护则是指关系方面的维护，渠道维护没有技术维护是不行的，仅仅有技术维护又是不够的，必须特别重视人的维护也就是关系的维护。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好“使用”与“维护”之间的关系呢？要处理好“使用”与“维护”之间的关系就要充分认识到，没有“使用”的“维护”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属于传说中的“屠龙之术”，而没有“维护”的“使用”，则有可能会使得相关行为主体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所以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维护的基础上使用，在使用的基础上维护。
（六）妥善地处理好“三种创新”“所有”与“所用”“虚心”与“初心”等诸种关系，努力化解科學传播过程中业态的不到位
所谓“三种创新”，分别是指“原始创新”“引进创新”和“集成创新”。这三种创新各有利弊。所谓“原始创新”就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这种创新的好处是不存在着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不会被别人“卡脖子”，缺点是往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大多数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传播工作者，他们的主业并不是从事媒体传播的业态创新工作。所谓“引进创新”顾名思义就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从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别的领域、别的传媒机构、别的传播主体那里直接引进或者拿来新的业态用于自己的传播业态创新。这种创新的好处是往往花费的时间和投入都比较小，但是也存在着有可能侵犯相关创新所有者相关知识产权的风险。所谓“集成创新”指的是在引进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别的领域、别的传媒机构、别的传播主体的相关业态创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式的整合再创新。这种创新的好处是既可以规避知识产权风险，还可以节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相比于“原始创新”可能存在着知识产权不十分硬气，相比于“引进创新”可能存在着花费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多等问题。要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传播业态的不到位，就要妥善地处理好上述三种“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所谓妥善地处理好“所有”和“所用”的关系是指要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关于业态创新的知识产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既拥有“所有权”又拥有“使用权”，另外一种情况是只拥有“使用权”，不拥有“所有权”。从理论上说，当然是第一种情况最为完美，但“骨感”的现实却使得人们不得不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应该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要从事好科学传播工作，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业态的不到位，还要妥善处理好“虚心”与“初心”之间的关系。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业态的不到位当然要保持“虚心”，要以一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去看待所有来自外部的与业态创新有关的东西，在保持“虚心”的同时，相关行为主体同样不能也不应忘记了科学传播业态创新的“初心”，这个“初心”是而且只能是通过业态创新使得科学传播的范围更广，科学传播的效果更好。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了我国科学传播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传播工作中现在还存在的包括“时间”“空间”“内容”“形式”“渠道”“业态”等六个方面的“不到位”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化解科学传播六个“不到位”的六方面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注释：
①Burns， T. W.， D. J. O’Connor， and S. M. Stocklmay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vol. 12， no. 2， 2003. P. 183.
②朱岩梅：《传播不力 科学屡屡败给迷信》，《科技日报》2018年7月10日。
③⑤张婷：《新媒体语境下科学传播的现状与发展》，《科技传播》2019年第11期。
④Seethaler， S.， John H. Evans， Cathy Gere and Ramya M. Rajagopalan. Science， Values，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 for Pushing Beyond the Deficit Model.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vol. 41， no. 3， 2019. P. 379
⑥王亚婷：《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改变传播语态进行舆论引导》，《视听》2019年第7期。
⑦杨枭：《新媒体视域下科学传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路径》，武汉理工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⑧王大鹏：《科学传播者应主动投身新媒体》，《中国科学报》2018年3月30日。
⑨王志：《人际传播中的信息残缺现象》，《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人际关系在农业技术推广以及现代农村的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人际关系的良好展现也能够加深科技推广员与农民之间的情谊，从而更好更快地实现农业科技推广的目标和内容。基于此，针对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人际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争取克服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人际关系障碍，促进人际沟通，实现农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农业科技推广；人际关系
在科技创新引领未来的发展时代，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对于农业产出和耕地的循环使用都提出了新的方案[1]。但是，农业与科学技术的双向合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项农业科学技术只有在农村中进行推广，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鉴于此，农业科技推广就成为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一环[2]。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农业科技推广技术员与农民的沟通关系也成为现阶段人们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3]。
1 农业科技推广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关系。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不仅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的升华和变化，而且能够对各个方面起到润滑作用，促进既定目标的完成。在农业科技推广中，恰当应用人际关系，加强科技推广员与农民的沟通和交流，可以树立农业科技推广员及农业科技机构的良好形象，增强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信任、支持和合作，实现科技组织和农民的利益一致化，更好地完成农业科技推广目标，任务和使命。
当今，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和共同合作而完成。现阶段，我们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尚不成熟，要想实现系统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不能依靠单纯的行政指令和命令，而是要通过加强农村与科技组织、科技推广员之间的沟通，进行利益、组织和人际协调，从而实现更广范围内的沟通、理解和信任，创造有利于科技发展和推广的环境和氛围，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农业科技推广中人际关系障碍因素分析
2.1 农业科技推广员服务意识不强
经过笔者调查发现，农业科技推广员在进行科技推广中的创新意识不强，他们关心的只是推广活动的具体方式和推广的有效性，没能从人际关系理论的高度来系统地把握整个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没能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个别推广员只是单纯利用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与农民进行沟通和交流，许多农民专业知识水平不高，他们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理论知识，对农业科技的参与性也不强，这造成了农业科技推广不利，农业科技实施不够充分。
2.2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人员不足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编制有限、人员不足是制约着农业科技推广难以实现新的突破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农村的科技推广部门，其人员编制相较于其他农业部门来说明显较少，而且，由于专业性限制，政府对于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人员筛选较为严格，这也造成了农业科技推广部门人员编制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基础人员的缺乏，在农村中的农业科技力量不足，农业推广无法满足现阶段农业发展和农民对科技的需求。
2.3 农业科技组织协调沟通不利
科技成果推广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各推广主体组织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相关社会组织协调配合不够。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主要靠行政命令搞推广已行不通，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以利益为纽带及宏观管理下的新的推广机制。因此，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必须要加强各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积极推进信任合作机制，促进其发展。
3 改善农业科技推广中人际关系的方法
3.1 增强科技推广人员的创新意识
在农业科技推广中，要增强科技推广人员的创新意识，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不仅要坚持理论创新，科技推广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相应的人际交往理论和沟通技能。因此，科技推广员要加强心理学、管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学习，并用这些知识武装自己的交流技巧，提高科技推广员与农民沟通的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效率。其次，要善于建立沟通模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知识文化水平、不同推广对象建立相应的沟通模式，设计出符合各个层次发展的沟通模式，提高科技推广的服务水平。
3.2 科学规划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人员编制
为了提高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实力，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发展需要，酌量增加科技推广部门的人员编制，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强，服务态度好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提高本部门的工作水平。同时，农业科技推广部门还应该增加适应本地区农业发展需要的工作岗位，针对本地区的农作物种子、植被、土壤、土质等情况进行科学的勘测和设计，积极引进适合本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科学技术手段，真正实现为人民谋福利，促进“三农”发展的目的。
3.3 加强组织协调沟通
新时期，以利益为纽带及宏观管理下的新的推广机制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大行其道，这必然要求加强科技成果的生产者、农业成果推广者、新技术新成果的接纳者、农业技术管理者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之间诸方面多内容的协调和沟通，这中间利益的协调和沟通是关键的，因为这标志着公共关系进入了实务合作，表明主客体在寻求互惠互利的途径，实现受众重在增收，主体重在服务上的平在利益平衡状态下，情感也随之而升华，科技成果推广就极为有利。
4 结语
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人际关系对于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推广和使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尽快实现建设科技新农村，发展农业科技的目标，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应该从人员建设、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着手，逐步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领域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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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清.农民视角下的农业科技推广困境与出路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3，31（2）.
[3]张水玲.外源推动与内源驱动整合：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创新机制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4（9）.
（责任编辑：赵中正）
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绪论
资讯科技(ICT)的日新月异对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多方面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在教育方面亦不例外。比如教师的角色由教师中心的教学取向(teacher-centeredapproach)转变为学习者中心的教学取向(Learner-centered approach)(Cuban，2001;Reigeluth，1994;Sandholtz，Rinstaff，&Dwyer，1997)。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莫不投注大量的经费充实学校资讯科技方面的基础设施(如网络架设、班级计算机的添购、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的建置与设备的更新)，并透过教师培训以提升教师资讯运用的能力，以便能透过课程实践与教学提升学生的资讯素养及学习成效。香港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等皆在21世纪初期，先后发布资讯教育白皮书或资讯教育总蓝图之类的文件，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推动及提升中小学资讯教育的水平。以台湾为例，在2001年公布“中小学资讯教育总蓝图”后，便于2002年7月起开始推动为期三年的“中小学资讯种子学校培训计划”，以期至少600所中小学有20%的上课时间运用资讯科技来教学。之后，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政策，推动各种与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有关的教师培训、区域数字教材发展中心(包括视讯教学教材之发展与相关平台设置)。如果依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经过将近五年的演化(从2002年到2007年)，台湾应该有相当多中小学教师在运用资讯科技于教学的层次超越Sandholtz、Rinstaff和Dwyer等人(1997)提出的所谓入门(entry)和采用(adoption)的阶段，甚至亦有相当的教师可能提升到较高的阶段——如适应(adaptation)、习于使用(appropriation)和创新(invention)等。然而，根据研究者这几年观察到的现象，似乎并非全然如此，甚至有部分的现象应验了Cuban(2001)指称的计算机在教学运用有“夸大销售和低度使用”(oversold and underused)的情形，甚至在经费补助计划结束后，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动力也跟着消失了。因此，研究者试图对这几年所观察的现象进行纵贯性的探究，以期从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所呈现的面貌来理解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所衍生的问题，并与美国“苹果明日教室”(Apple Classrooms ofTomorrow，简称ACOT)(Sandholtz，Rinstaff&Dwyer，1997)研究团队所发现的科技融入的演化阶段以及Cuban(2001)所描述的“教师导向科技挑战计划”(Teacher-Led Tech-nology Challenge PrOject，简称TLTC)相比较，以呈现台湾地区与美国在类似的变革上有哪些异同。
苹果计算机明日教室计划(ACOT)是一个大学、公立学校和苹果计算机合作的研究计划，在十年的合作期间(从1985年开始)亦有其他单位(如美国科学基金会、新美国学校发展企业)给予经费补助，Sandholtz，Rinstaff和Dwyer等人在1997年发表的专著即为十年来的研究结果，在十年内所观察到的改变为：教师的教学从教导取向(instruction)转向建构取向(construction)，并提出本研究所关注的教师在科技融入的五个演化阶段——入门、采用、适应、习于使用和创新。
Cuban(2001)在书中介绍TLTC的计划概要，比如在2000年时，完成计算机等基础设施的充实、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并提供15所中小学技术的支持。该计划的目的在于让教师能在课堂中使用计算机并能整合科技于课程和例行公事中，重点不是科技的运用，而是关注学习方面。在学习的目标上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这些参与的教师亦扮演种子的角色，期望能协助其他教师整合科技于课程中。然而在三年实验期满、各种资源和补助也跟着中止后，TLTC计划所展现的成果难以持续下去。除了经费因素外，学校本身是否具备有利于创新与变革的发展延续，学校文化亦可能为一个需加以考虑的方面。
所谓学校文化，根据美国教育资源中心(ERIC)Treasure的定义，系指“学校社群成员以多样方式彼此分享的意义或活动的面貌(如规范、价值、信念、关系、仪式、传统、神话等)。”这种学校文化具有成员彼此分享的内涵(当然亦包含创新的分享)，亦可从Schein对文化的定义中看到。Schein(1992)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为团体成员所知晓分享的基本假设形式，用以解决适应外部与整合内部所面临的问题、且已证实是有效的;因此用之以教导新的成员在面临相关问题时，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去感知、思考和感觉”。另外，Schein将文化分成人工制品(artifact)、信奉的价值(espousedvalues)和基本隐含的假定(Basicunderlying assumptions)三个层次。人工制品(如物质环境、语言、科技、产品等)是容易观察但难以解读的，信奉的价值(如策略、目标、哲学等)为信奉的正当理由，基本隐含的假定(如无意识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感知、想法、感觉等)则为价值和行动的根源。每所学校因成员(包括教职员、学生、家长、小区)、地区、社会脉络的差异而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Willard Waller则指称每所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并伴随着一系列的仪式、习俗和道德礼教塑造了成员的行为和关系(引自Peterson&Deal，2002)。组织文化可能源于：(1)组织创始者的价值观、信念和假设;(2)组织演化时团体成员的学习经验;(3)新成员和新的领导者所带来的价值观、信念和假设(Schein，1992)。Burton Clark除与Schein持类似的因新组织的成立而产生新文化的看法外，指出在下列两种情况时亦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如现有组织开放的让文化演化、组织和在危机环境
下对其传统方式的检视的情况(Deal&Peterson，1999)。也就是说组织文化的发展可发生于新组织，也可以发生于现存的组织。
另外，组织文化有其正面的功能和负面功能，就正面功能而言，包括：厘清组织界限、促成组织的稳定、促进成员对组织的认同与奉献、控制成员行为及提升组织绩效等;负面的功能则包括：造成内部冲突(如若干次级文化的冲突)、阻碍成员的活力(因强势文化顺从其价值观而逐渐失去个性)、阻碍创新(因原先文化根深蒂固导致安于现状)和阻碍组织间的合作等(谢文全，2004)。因此，一个学校的领导者(尤其是校长)，不管是创始者或是继任者，为了让学校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尤其在教学方面的突破与创新)，皆有责任在变动的时代中(如资讯时代)将学校文化导向积极正面的功能。
此外，外在环境的变化亦可能导致现存组织文化的演化。以资讯科技的进步为例，亦会演化出资讯科技时代所具有的文化假定，比如资讯科技在关于人们与学习的假定中涵盖(Schein，1992)：(1)科技导引、人们适应(Technology leadsand people adapt);(2)所有的人能够也必须学习凡是与使用科技有关的东西;(3)所有的人能够也必须学习资讯科技的语言(如硬件、软件、储存等);(4)所有的人能够也必须适应资讯科技的接口(如键盘、鼠标);(5)人们已经知道如何沟通和管理，因此资讯科技仅需强化这些过程;(6)假如资讯科技方便有效地达成任务，人们将会采用。事实上，在科技施行的历程中，这样的假设对于人性的本质来说，是太过于理性主义的，欠缺对人们学习新事物时的困顿、焦虑、痛苦和耗时等情形的认识(Schein，1992)。除因资讯科技的施行所引发的问题外，这些资讯科技时代假定下的文化内涵对学校成员在运用科技进行创新时有何内涵?一般来说，科技在学校主要被视为提升学生学习成效的工具，透过教师的运用和引导，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情境亦被赋予类似上面所期待的假设(尤其是第六个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从台湾推动中小学教师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之变革演化历程所衍生的问题与美国ACOT和TLTC两个个案进行比较分析与探讨。期望让教育工作者及教育当局能从几个层面来思考如何让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能有意义地持续发展。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及资料搜集与分析
本研究为个案研究，主要以观察法和访谈法来搜集资料，除对所见所闻进行省思并写成田野笔记外，亦结合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在工作坊、实习教师的教学演示和学校参访等观察过程中，均录像以方便日后检视与分析。本研究亦透过访谈以厘清所观察的现象，并加以录音且整理成文字稿。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观察的对象包括2002年至2004年的60多所资讯种子学校(台湾北区，包括台北市、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及金门与马祖地区)，2005年桃园县公立中学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工作坊、2005年至2006年的台北市兴雅小学、2007年的北部某县市两所小学，以及第一作者在这五年来所指导的实习教师(约30人)。
研究结果
(一)资讯融入教学变革的演化
这五年来，本研究所观察到的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演化阶段，并未依循Sandhoitz、Rinstaff和Dwyer等人(1997)所谓的入门、采用、适应、习于使用和创新科技运用的层次，也未依循Hall于1974年分类的变革阶段：不知使用(non-use)、逐步扩展到对革新之定位(orientation)、准备(preparation)、机械地使用(mechanical use)、例行性地使用(routine)、精炼该革新(refine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更新(renewal)等更高层次的运用，而是有些学校或团队成员在中途离开该变革的航道，更令推动者感到挫折的是：该变革的风潮逐渐消退。以下为研究者在五年来所观察到的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演化情形。
1，在计划推广期间的蓬勃发展
在2002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资讯教育总蓝图的规划，将台湾地区分成北、中、南、东等四区进行“资讯种子学校的培训计划”，期望透过这些种子学校团队的培训，进而藉由培训团队影响整个学校的推动，并进一步协助周围的学校运用资讯科技于教学上，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甚至让教师藉以进行教学创新。因为在推动期间，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充分的经费支持团队成员(每校包括校长、教务主任、资讯组长以及4位学科方面的教师)，并给予参与学校相当金额的经费补助以充实资讯科技相关设备及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所需的差旅费，因此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再加上每月一次校际的心得分享，整个推展活动在短短的两年内营造出各校积极推动教师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蓬勃气氛，有相当多的教师从入门阶段、演化到采用、适应的阶段。然而，亦有少数学校基于某些原因(如校长觉得学校另有发展重点而不再继续支持)而黯然退出这场变革的浪潮。
2，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工作坊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及提升变革的使用层次
Fullan和Stiegelbauer(1991)认为在教师层次的变革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对变革的成效有强烈的相关，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举办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工作坊提供教师们经验分享的机会。这种分享机制有助于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专业对话环境的营造，比如在培训后，每个月各校成员聚集在一起分享各校的推动经验，比透过彼此经验的交流，甚至辅以在线交流讨论，不但能避免“教师孤立”的现象，也间接地提升了变革的阶段，如提升至“习于使用”阶段，甚至到“创新”阶段。这种现象在2004年至2005年普遍地存在于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现象。换言之，在这个时期各校所呈现的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处于高峰状态，就变革的内涵而言，是成功的。
3，校长领导扮演推手的角色是变革推动成功的重要关键
学校多少成员愿意投注心力于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与校长领导息息相关。以台北市兴雅小学为例(一所台湾地区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标竿学校)，该校拥有全校班级同时进行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供外宾参观的纪录，而不是仅几个样板班级或科目的展现。其成功的关键除了校长全力支持学校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外，更重要的是，知人善用，由百分之二十较积极的教师先行尝试，再不断地尝试、修改、试验后，再将成功的经验供学校成员参考，并有计划、有策略地在一定的时间，要求全体成员以团队的方式，完
成指定的任务(比如班级网页建设、发展数字教材等)。
我们可以用“推手”来描述该校宋丰雄校长如何带领学校成员。他依其对学校成员的专长及特质的理解，采取不同的作为来让成员能依其能力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作为可以将之归纳为：找“制造轮鞋的人”、推动穿“轮鞋的人”、推动穿“一般鞋子的人”和推动“打赤脚的人”等四种。
研究者用鞋子作为宋丰雄带人策略的说明，主要基于学校成员都是穿好鞋子准备参加“教育接力马拉松”比赛的假设，这个比赛中，每所学校成员为一支队伍，比赛没有终点，胜负系依在一定的时间(如一个学年)跑多远、跑了几个目标;参加的队伍可以以团队接力方式交棒，也可以只有部分成员参赛，甚至是一人参赛;每个参赛者没有固定的跑步距离(觉得累了就可以交棒)，没有规定要穿哪一种鞋子，但团队成员可以自行制作各种鞋子(不能用买的)，因此在比赛时可以穿轮鞋、球鞋、凉鞋，甚至是打赤脚。
而兴雅小学能跑得快、跑得远。并达到多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制造轮鞋的人和穿轮鞋的人多于其他队伍。每位成员所穿的鞋子种类其实就是他执行某项任务的知能，当该成员拥有执行任务的必要知能时，从领导者的立场，我们可以称他为“穿轮鞋的人”，领导者只要轻轻一推，这位成员就可以很轻松地起跑，而且不容易累。如果成员具有远远超出任务所需的知能，甚至有较前瞻的看法，并能提出具体建议及培植其他成员也具备执行某项新任务知能的人，我们称为“制造轮鞋的人”。制造轮鞋的人可以让更多团队成员的能力提升，从穿“一般鞋子”的参赛者转化为穿“轮鞋”的参赛者，甚至进一步转化为“制造轮鞋的人”，因此大大提升团队的战斗力及机动性，可以在短时间内，派出多支队伍执行不同的任务并同时达到多项目标。
宋丰雄的任务就是挖掘出制造轮鞋的成员、聘用带轮鞋的新进人员，积蓄成员换鞋子的能量(如从打赤脚的成员换成穿一般鞋子的成员，从穿一般鞋子的成员换成穿轮鞋的成员，甚至从穿轮鞋的成员转化成制造轮鞋的成员)。换言之，宋丰雄“推手”的作为让兴雅小学的成员在能量转化的历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另外，如果从组织文化的观点来看待兴雅小学，在面临为提升学校知名度以解决招生危机(台湾地区近年来因少子化造成入学人数日渐减少以及学校招生困难的现象)，让宋丰雄积极思索如何激励成员并塑造出能符合资讯科技时代与目前危机的学校文化，比如：营造出有利成员知识和经验分享机制，营造出互相激励成长的学习社群;以“先求绩效再寻找资源”及“危机感”等观念的强化，提升教师自我成长与突破的动机，以系统性的教师培训课程培养教师在资讯科技时代的基本素养，并营造跨学科教师间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的专业对话环境。这些作为，均为协助教师升专业知能和成功转化角色的重要因素。
4，成长的停滞
然而，持续观察各个学校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情形，大多数学校仅限于少数样板的教师之运用为限，很少真正落实在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活动之运用。五年来，我(第一作者)所带的实习教师所实习的学校中，教师们大多是偶而应用资讯科技于教学上，甚至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很坦白地说：“粉笔是最有效的教学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也难以有太大的动力去进行。总之，研究者观察到的是教师们运用资讯科技于教学上的热潮呈现停滞的现象。
这种学校教师(而且不在少数)在采用一段时间后即决定不再采用的现象，可从Rogers(2003：170)的创新决定历程发展模式获得合理的解释。从流程，可发现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或者进行教学创新的演化历程与Sandholtz，Rinstalf，&Dwyer(1997)所揭示的五个阶段有所不同。亦即教师在“入门阶段”系由任课教师介绍一些成功的运用个案，以增进他们对该变革优点的认知，即增进Rogers创新知觉特质中的“相对优势”与“可观察性”，并增进“说服阶段”的说服力，然而这种说服力对教师(尤其是实习教师)而言，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是被要求“必须”去采用、实施、及创新，因此连带使得Sandholtz等人所指称的另外四个阶段(采用、适应、习于使用、创造)产生不同于自我选择是否采用该创新者的意义：理论上，对参与培训计划的教师和研究者所指导的实习教师而言，“采用”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过他们仍要经过一段的适应期以达到“习于使用”阶段，至于“创新”部分也是被要求去尝试的，因此从“入门期”到“创新期”的演化过程不是自然演化的，而是人为加工的。
此外，有些学校基于某些因素进行“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但在计划结束后，有些学校有可能决定“继续采用”，有些学校则“不再采用”。这种不再采用的现象是相关单位值得加以深入了解的地方，另外继续采用的教师，亦有必要了解其演化历程是否一如Sandholtz、Rinstaff和Dwyer所指称的从采用、进展到习于使用及创新的阶段，才能彰显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意义，否则易流于Cuban(2001)所指称的仅是用新科技取代现有的沟通方式甚至最终落到其所描述的新科技推动过程的宿命，亦即从“高度的期望、获得新设备、真正运用这些设备到失望或与提倡者之间的互相责难。”
5，逐渐消逝的变革
在2007年，研究者安排研究生到台湾地区北部某县市进行“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教室观察活动，居然面临意想不到的状况——几乎找不到一所可以观察的学校。我所接洽的两所学校，以往都是该县市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样板学校，然而学校的相关人员告知，现在已不再推这样的活动了。当一个常态性的教学工具(如资讯科技)，被当成一个“活动”在推动，已注定其在活动结束后烟消云散的结局，是一种宿命。这种现象亦出现在我所指导的实习教师中，比如在实习教师的教学演示中，我会要求他们运用资讯科技来进行教学，要求他们运用“中央大学”所发明的“EzClick”(一种增进教室师生互动的工具)，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这些实习老师在我的要求下，在教学演示时是运用了，但在平时的教学中并不运用，甚至以传统的教学方式教授需要大量图片(如地球科学、如古文明)辅助说明的课程。当我问及这些老师平常是如何教授学生去理解这些古文明时，某位实习老师说：“我用讲述法，并要学生用想象的。”
这种不将资讯科技运用于教学上的现象，普遍存在于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换言之，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在教育主管部门焦点转移至其他地方时，该变革的火花已逐渐熄灭。
(二)问题探讨
在假设资讯科技会对教育产生
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然而，经过五年的演化，设备提升了、因特网基础建设普及了、教育人员的资讯素养提升了，然而真正用于教学上的比例，却有逐渐消退的现象。我们是否可以从这种演化的现象提出下列一些可能的问题?
1，计划导向与永续性
学校参与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用意为何?是争取资源抑或提升教学上的需求?还是配合政策的走向?从这几年的观察，研究者发现似乎在经费补助停止后，往往产生后继无力的现象，亦即缺乏变革的永续性。因此，导致推行若干年的变革，因经费或计划的结束，该变革就跟着夭折了。可见，如何让变革具有永续性，将成为资讯科技在教育运用的推广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学校文化塑造与永续性
为让变革能永续地经营，有必要先从学校文化的塑造着手。在本个案中，我们可以将资讯科技相关基础设施视为该变革的“硬件”(如计算机、因特网之建置)，而学校文化就像变革的软件。因此，空有硬件没有软件，这套变革系统仍难以有效、长久地运作。以兴雅小学为例，科技是兴雅的共同语言——一种文化改变工具。大部分的兴雅成员(不管是资讯科技高度使用者或低度使用者、不管职位高低)认为兴雅是一所资讯科技在教学运用上表现亮丽的学校，而在外界的评价也是如此。另外，想报考兴雅小学教职的老师也知道要具备相当的资讯素养、要有几把刷子才可能考得上。然而兴雅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亮丽表现并非原本就如此的，而是从2000年才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刚好遇上九年一贯课程的试办期，老师在对该课程变革感到一头雾水的情形下，选择了“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为该校的发展重点，并通过研习，一步步导引老师，建立其成就感。
虽然宋丰雄校长没有Schein(2004)所谓的“经由科技的诱惑进行文化改变”的明显意图，然而宋丰雄将资讯科技引进兴雅的作为，让兴雅成为台北市资讯重点学校后，成为成员在思考和行为举止上的共同术语，并经由办理正式研习、正式和非正式分享的渠道，让成员在“某个缺乏分享假设的地方建立起共同的概念和语言”(Schein，2004：304)，这是宋丰雄校长在不经意下的作为而产生的文化改变。因为，学校改进和学校改变对宋丰雄而言，是常态性的工作，然因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政策的推波助澜，老师从质疑、到慢慢接受、到普遍应用，渐渐形成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如要适当运用科技强化教学，成功的经验可能演化为正面的组织文化，而这种正面文化的发展与塑造，只有强化教师对该变革的认同，才可能让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具有永续性。
3，营造激励个人创新与组织创新的环境
另外一个与学校文化有重迭的议题是“个人创造力与组织创造力的涵养”。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可视为一种组织运用资讯科技进行教学创新的变革。唯有透过组织层面的创新，才有可能让变革永续发展，然而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系根基于个人的创新与组织的创新。创新，可以视为创造力的表现，但“个人创造力”与“组织创造力”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创造行为。Williams和Yang(1999)甚至将个人创造力和组织创造力称为“两种不同的野兽”。意指个人在运用资讯科技进行教学创新时，教师可以凭着本身的热忱，投注时间、精力、财力即可进行个人教学的尝试与创新;然而到学校层面的创新时，教师还要试图让同事们了解他所进行的教学创新是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的，甚至要承受同事或领导的打压，而不是单纯凭本身的热情、创思与投入就可以成功。因此，个人在组织中要实践其创造力，需要考虑组织整体对创新所抱的态度。(鼓励的还是压抑的?保守的还是开放的?)
因此，要产生组织层面的创新，首要任务在于组织能提供给成员一个开放、支持性的环境，让愿意尝试的老师不用担心其它成员的压抑，且能因为热心的投入而受到同事与领导的赞美，甚至获得奖励，并能透过团队的方式进行教材开发、脑力激荡、教学创造、经验分享——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等。也唯有在个人教学创新的创造力受到组织成员激励的支持性环境下，才有可能激励成员如活泉般源源不绝的涌现与实践，组织创新能力才有可能永续性地发展。换言之，组织中存在的激励个人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环境是个关键因素。
4，整体变项成熟度与社会大环境的考虑
为求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之永续发展，各种相关变项成熟度均加以考虑。以Lesgold(2003)所提出的成熟模式(Maturity Model)为例，应考虑的变项成熟包括产品的成熟度(product maturity)、科技基础建设的成熟度(technologicalinfrastructure maturity)、教学成熟度(instructional maturity)、人的成熟度(people maturity)(包括输入的学生变项——如社经水平、家庭状况、之前的教育史;输入的教师变项——如先前的经验及先前观察对象教学的属性)等;其中产品的成熟度、科技基础建设的成熟度、人的成熟度等三者会影响“科技的运用情况”，而教学成熟度和人的成熟度会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施成效”。在该模式的进一步分析中，“科技的运用情况”、“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施成效”和“人的成熟度”会影响教师习得特定的教学原则，进而影响教室的教学活动是否具有优秀的表现，而最终则通过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施和教学的优质表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从标准测验、新制定的学习成果标准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表现来评估)。
然而，在我们所观察的学校中，有些拥有良好的设备、足够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如研习活动)，学生亦有相当的资讯素养，然而计算机课与其他学科运用资讯科技来教学，却是分开的。教师并无太大意愿运用资讯科技于教学上，这又牵涉到整个大环境，比如升学主义、以成就测验来评估教师的教学成效，导致教师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成效难以呈现，因为学生学习动机和主动搜寻的能力，未必能在短期间的学科测验成绩中展现出来。有些影响力，也可能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多年后才会显现(比如学生的自学能力)，因此在上级、家长急于见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上，许多教师仍舍弃资讯科技的运用，而回到传统但对成绩提升有效的教学方式。另一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教育往往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Tyack&Cuban，1995)，因此，教师要随时承载各种上级交付的使命、要参与各种研习活动(如两性平权教育、学校本位课程、学习型组织、学生辅导相关研习、亲职教育等)，在精疲力尽的情形下，已无多余的时间与精力进行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设计与准备活动。这也是造成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难以永续的可能原因。
结论
从教师资讯科技运用演化的阶段来看，并非依循Sandholtz，Rinstaff和Dwyer在ACOT所提及的入门、采用、适应、习于使用、和创新等线性阶段的演化，而是在各个阶段中有教师因某些原因退出了运用科技于教学的研究。在计划结束或经费补助中止后，整个变革亦如Cuban所描述的TLTC的最终宿命——设备投资了、人员培训了、各种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举办了、教师们彼此也分享了施行的成功经验，然而在风潮过后，一切又逐渐回到原点。其次ACOT的十年计划结束后，在研究团队、参与人员转换工作或者离职、学生也毕业多年的情况下，原先的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存在?抑或回到原点成为过往的传奇故事?这也是研究者感到迷惑的地方。变革的永续性似乎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难道研究者五年来所观察到的例子、美国TLTC计划以及研究者对ACOT计划结束后可能处境的疑虑·会是变革的宿命，亦即从星星之火，到逐渐燎原，到终归烟灭灰烬?另外教师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之决定历程，可能如沟通渠道中，教师们可能下了采用或拒绝使用的决定，甚至在采用后，亦可能选择继续采用、较晚采用和不再采用三种选择。在本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教师们因过于忙碌而渐渐在教学上不予采用。虽然有班级网页的设置，然而这并非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本意。而目前的境况似乎呼应了Cuban所指出的计算机在美国中小学教学上被低度使用的研究结果。因此，如何让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变革成为永续性的教学常态活动，是资讯科技推动者需要深入思考与谋求对策的问题。比如定期办理教师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分享成长工作坊、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激励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有优秀表现的教师(营造出激励成员创新的组织文化)、以及定期办理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访视工作，或许可以让教师更有意愿、让学校更有永续性的实践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变革。
科技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胡冬云（1970-），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
摘 要：美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来自知识产权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些企业也贡献了美国一半的出口，以及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的就业，对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从美国专利法的修订背景着手，简要概述了美国专利制度沿革，研究了美国专利法第4次修改的主要方面，重点分析了修订中的典型问题，以及美国专利法修订后对科技和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产权；专利制度；美国发明法
美国建国之初就通过宪法建立了专利保护的法律基础。这项称为“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的专利制度一直是确保美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来自知识产权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些企业也贡献了美国一半的出口，并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就业岗位，专利对美国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自1790年美国颁发第一部专利法起，专利法律就一直在不断完善和发展。1952年，美国对专利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奠定了美国现代专利法的基本构架：第一次规定了授予发明专利权的要求不仅仅是新颖性、实用性，还包括非显而易见性；放宽了对共同发明人实施发明的规定等。1959年之后，专利法再次重修，新签署生效的《美国发明法》（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将专利权判准从先发明制改为先申请制，是美国专利制度自1952年以来最重要的变革[1]。研究本次修订背景、内容和影响评价，将对我国专利制度及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借鉴。
一、专利制度改革的背景和进程
如果要保持美国经济的健康和增长，美国就必须有健康的专利体系，这是本次专利法改革的根本前提。立法提议认为，上次专利修改已近60年，这期间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计算机的诞生及其技术快速演进、航天科技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产生和应用等，而美国现行专利制度显然落后于科技创新，破坏了发明创新的平衡和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专利诉讼日渐增长，诉讼费用、时间和精力等占企业成本的比例显著提高，致使大企业无法集中精力创新，且严重干扰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挤兑了小企业和独立发明人
在过去7年的300万件专利申请诉讼案中，只有1件独立发明人的案件胜诉，证明自己的发明在先而获得专利权保护。。
同时，随着科技创新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本缺乏等多种因素[2]，致使美国专利商标局（下称USPTO）待审案件积压严重，除正在处理的50万件申请外，尚有70万件申请等待处理；审查期长，增加了企业对技术拥有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专利的商业化进程[3]；授权专利存在程序和质量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专利法改革势在必行。
专利制度不仅是美国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外交制衡手段，因而备受美国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3年至2004年，USPTO、美国商务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在关于专利政策的报告中，都提出了现行制度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等问题，以及提高专利质量、协调美国专利法与其贸易伙伴专利法一致的必要性等，为改革专利法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专利法修改进程[4]。
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利法2001年起开始酝酿，2005年6月正式提出修改，希望实现3个改革目标，即提高专利质量，减少失控的专利诉讼，将美国专利法和世界其他国家统一。
二、本次美国专利法改革的主要方面[5]
专利法主要围绕上述3个目标进行改革，例如，实行先申请制、增设和调整复审程序等提高专利质量和财政授权以减少积案等。
（一）实行先申请制
授权先申请的发明人以权利，增强专利权属的确定性。先申请制保护发明人权利的同时简化了申请程序，提供了更为透明、程序节约、符合全球贸易伙伴操作方式的程序，使美国商业与全球专利申请标准一致，促进发明人能尽快进入市场转化技术，满足政府、企业和发明人等各方利益。
（二）增设授权后复审程序（post-grant review）
美国曾建立双方复审程序，希望利用行政途径的高效性缓解专利确权的诉讼负担。专利法保留双方复审程序，同时新增了授权后复审程序，并要求加快复审速度，审理期限为1～1.5年。所有复审程序均由USPTO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审理，对上诉委员会决定不服，可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起诉。
此外，新法还引入补充审查制度，允许专利权人请求USPTO重新考虑或者更正与专利相关的信息。在补充审查中若发现新的关于专利性的实质问题，可以启动复审程序。
（三）调整最佳实施例条款和商业方法专利相关规定
发明法保留以专利申请为目的的最佳实施例的提交要求，但不再将最佳实施例作为专利无效或者使专利权不能行使的理由。
另外，还启动了单方复审特别程序来处理商业方法专利，并允许采用最前沿的技术来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复审，此举有助于无效掉低质量专利，同时可以减免专利起诉。
（四）USPTO财政授权
自1992年以来，USPTO收取的专利费中约有10亿美元转移给美国其他政府机构用于非专利方面的支出。改革赋予USPTO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拥有设立、批准和收取费用的权力，取消了转移费用的制度。设立USPTO公共事业专项基金，有利于雇佣更多专利审查人员、更新电脑系统，从而提高专利申请处理速度[6]。
（五）优先审查及对小企业的扶持措施
明确授权USPTO可以制定规则，可应申请人的请求优先审查对经济或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的专利申请。优先审查下申请的专利在1年内可获授权，但优先审查量不能超过年申请量的10%。允许USPTO减少某些收费以利于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申请专利。要求USPTO利用可用资源设立监察项目，为小企业和独立发明人提供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帮助与服务。要求USPTO为企业提供专利纠纷解决渠道，以降低企业陷入法律纠纷所耗费的各类成本。
三、分析与评价
美国专利法修订历时几十年，最终以《美国发明法》这部法律的形式获得立法通过，一方面，表明专利制度对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而审慎处之，另一方面，立法修订期间引发的讨论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研究本次法律的修改历程，对科技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美国通过专利制度以巩固全球科技创新地位
专利一直是国家竞争力和各种创新评价中的最基本指标，同时，由于各国专利制度的不同，国际比较中一般采用某一国的专利作为基准，正因为美国是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国际比较中普遍将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作为评价基准，所以，美国专利制度的修改自然会引起全球关注。先申请制将美国标准与其他国家相统一，研究认为这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更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赢得先导和主动，并使美国企业在出口中能得到更及时、有效的保护。
在当今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创新与增加就业常常能获得更多关注。对于有效期为20年的专利来说，申请审批时间越长，其价值贬值的可能性越大，致使商业化进程减缓或转化几率降低。发明法旨在提高专利质量、加快专利审批程序，这有利于加快技术商用化进程，使得发明者和企业家以最快的速度将一项新发明转化为商业成果，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目的。在“先发明制”原则下，一旦就发明时间产生纠纷，相关法律费用可达50万美元。新制度下，发明人只需付100美元（根据技术属性也有可能达到2 000美元），就可提出临时申请以保护发明[7]。奥巴马认为，政府应该尽其所能鼓励创新和企业精神，也许在这些申请中就会出现下一个科技突破，下一个医药奇迹，下一个能跻身财富500强的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新制度也是美国政府间接刺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立法问题博弈以期经济利益最大化
发明法改革10年论证期间各方研讨不断，即使在通过前后也不乏批评之声，认为这项法律只关注专利局部而忽视了全面考虑。
1.保护发明人的权益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保护发明人的权益实际就是保护美国健康的经济秩序。“先发明制”给专利申请过程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专利诉讼的可能。例如，生物医药领域发明历时长、投入大，使得新产品推出的时间和是否享有专利权尤为关键，研究者会花时间和精力保留各种证据以备将来可能出现的申诉。新制度下只要证明谁先申请即可。先申请制将确保专利制度的效率和确定性，使美国在发明创造方面处于领先。但是，这项重要政策的实行并非一蹴而就，最主要的问题有3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先发明制是否违宪的论争，引发了全美大讨论，最终认定先申请制“合宪且明智”[8]。其次是先申请制是否有利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公平原则。由于美国小企业众多，一些突破性创新也源自小公司和独立发明人的想法，一旦存在专利纠纷，大企业很容易依靠强大的资本力量将小公司挤兑出局。尽管新制度简化专利申请流程，对小企业还是存在不公平竞争。例如专利申请，特别针对专利投资组合，大企业可以利用资源和前期自有专利的优势顺利申请专利并获保护，小企业必须采用同样的标准提交专利文件[9]。一些小企业组织，甚至包括IEEE USA在内的其他组织均对此提出批评。第三是先申请制可能会带来技术失窃引发的国家安全方面问题，尤其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先申请专利制度更会鼓励中国循此获取先进的国防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技术，由此带来美国国家安全问题[10]。随后的立法研究中给与了小企业一些政策支持，并给与小企业75%的费用减免，以及其他措施等。同时，法律要求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委员局”就取消先发明制的效果进行研究，并向国会报告。
2.USPTO财政授权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
发明法授权USPTO拥有更大的财政权力
USPTO财政授权与最初的提案相比仍有妥协。最初提案是USPTO能自由支配其收取的所有费用。批评者认为这样会削弱国会和联邦政府对其管控，将专利侵权的成本从金融服务企业转向了美国财政部，要求公众承担起银行的不当行为损失。如此，对于美国每年近60万件的专利申请而言，USPTO将由致力于专利积案审理转变为对经费积压的处理。鉴于此，法律规定USPTO须得通过常规拨款程序；收取的费用将直接计入专项账户，由USPTO负责管理（但这个不能保证，账户也有可能进入美国财政部）[11]。同时要求USPTO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内容包括年度预算、支出及财务审计结果，USPTO的长期计划及运行进展、人员状况等。，允许专利审查等增收15%的费用，取消每年约10亿美元的转移费用，允许在常规审查1 090美元的基础上收取约4 000美元的加快审查费用。以美国每年50万件专利申请计，这3项增加的收费预计达12亿美元，这些费用将用于更新设备从而拉动内需、增加和稳定USPTO审查人员等，可以预见，发明法的实施，对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会很明显。
同时，发明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75%来自技术创新的美国来说，有效的专利保护制度尤为重要，发明法更有利于保护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另外，美国出口的50%来自创新企业，发明法将美国的专利制度协调为全球一致，由此对国际和地区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方面的平衡，特别是中国的出口也势必产生影响。
从以上典型问题可以看出，专利改革中的各种讨论凸显专利制度对于科技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也体现出美国在这些方面引领全球的战略和谋划。先申请制在美国得到广泛支持，包括IBM、微软、杜邦等50家全球性大型企业在内的21世纪专利改革联盟、美国高等院校联合协会等学界团体以及主要工会组织等。支持者认为新制度加快专利审批和转化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刺激就业，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降低专利诉讼的成本[11]。先申请制的执行将在《美国发明法》签署生效后的18个月后开始，期间，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战略、专利代理机构及律师行为等都会做法律适应性调整。至于改革后的成效、包括对国际专利制度等的影响，也将备受全球关注。
参考文献：
[1] 柳阎.美全面修订专利法重塑经济引擎[N].法制日报， 2011-09-20.
[2] GAO.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Hiring Efforts Are Not Sufficient to Reduce the Patent Application Backlog[R/OL].（2007-09-04）[2010-10-4].http：//www.gao.gov/new.items/d071102.pdf.
[3] BARNER S. Strategies for the USPTO： Ensuring America’s Innovation Future[J].8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0（440）.
[4] SCHACHT W H， THOMAS J R. CRS Report： Patent Reform in the 112th Congress： Innovation Issues[R/OL].（2011-06-30）[2011-09-26].http：//www.fas.org/sgp/crs/misc/R 41638.pdf.
[5] America Invents Act[EB/OL].[2011-09-25].http：//www.uspto.gov/aia_implementation/bills-112hr1249enr.pdf.
[6] HICKS K S. Patent Reform Agreement Ends Fee Diversion， Preserves Oversight [EB/OL].（2011-06-21）[2011-10-25].http：//judiciary.house.gov/issues/issues_patentreformact2011.html.
[7] 赵建国.美国创新战略突出知识产权[EB/OL]. （2011-06-20）[2011-10-01].http：//www.sipo.gov.cn/mtjj/2011/201106/t20110617_607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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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MPONE K. Patent laws get a much-needed update[J].Business Journal（Central New York）， 2011，25（43）：11.
[10] STUHLDERHER T. Patent reform could hurt smaller businesses[J].Central Penn Business Journal， 2011，27（41）：4-13.
[11] The Coalition for 21st Century Patent Reform.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Positions Inventors to “Win the Future”[EB/OL].（2011-09-16）[2011-11-25].http：//www.patentsmatter.com/press/pdfs/20110916_FNL.Signing.AIA.PatentReform.pdf.
（编辑：刘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