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民俗与中国传统文化
论民俗与旅游——主要讨论民俗文化旅游的问题
论民俗与旅游
——主要讨论民俗文化旅游的问题
民俗是一种活着的文化, 是一定地域民众社会生活的真实而直观的写照。当前，民俗文化旅游日益成为旅游界的一大热点,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现代生活方式的趋同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民俗文化旅游是指根据本地域、民族的特点,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特点而设置的旨在引导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特点进行审美观光的旅游市场和旅游活动。它的构成条件首先必须是民族特点, 应该具有与旅游者的民族身份不同的异质文化特色; 其次具有本土民族特色, 这不仅仅是说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而且应具有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特色; 再次应具有民族文化内涵和底蕴, 从民族文化中还可透视出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的历史文化价值, 甚至有的还带原始文化价值从而使其具有民族学、人类学的意义; 最后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观赏价值, 也就是说除具有特点外, 还要有优势, 还必须提供出本土民族的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最优美的文化艺术。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构成民俗文化旅游的基础, 也构成设置民族文化旅游区的基础。
近年来，民俗风情游、古民居游等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一展风采，民俗村、民俗风情园等新建的人文旅游资源景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俗文化在进入旅游业的伊始就以其对旅游者强大的吸引力而备受青睐。旅游业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于弘扬优秀的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播民俗文化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民俗文化融入旅游文化是当今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旅游者旅游愿望的需要。在旅游领域，尤其是在旅游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今天，人们常常寻求对之毫不熟悉或不知道的东西为旅游对象，不仅要在自然风光中摄取精华，还要通过旅游的亲眼所见，了解某地区的文化状态，对整个风貌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
从目前来看,我国很多地方对民俗还不太重视,或者简单化处理,比如说端午节,有些地方就搞一些简简单单的活动,并简简单单地将这些东西加入到旅游中去,就成了民俗旅游,没有什么特色,千篇一律。应该说全国目前很多民俗活动都大同小异,北方赛龙舟南方也赛龙舟,北方吃粽子南方也吃粽子,不少地方只有这两样东西去过端午节,民俗旅游尚处于初级的阶段,还有待深入。 同时，在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凸现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受到普遍的关注。
首先, 产品设计雷同, 缺乏创新，产品开发零碎, 缺乏深度。
现在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很多关于传统民俗节日的节物变成了商品,这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老百姓可以购买到跟民俗有关的纪念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民俗的存在,而且这些节物还可以促进一些节事的恢复。但是，目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单一, 雷同现象比较严重, 创新性产品较少。民俗旅游产品并未得到旅游业界的一致认同，“这只是简单地将一些民俗的元素穿插在旅游产品中而形成的应景性质产品而已，根本算不上民俗旅游，简单地将民俗和旅游以加法的形式凑合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即使要称之为民俗旅游产品，也只能算初级产品。”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人士认为，目前市场上推出的民俗游产品，多是在原来常规线路之上,加上一些民俗的元素应景，酒还是那些酒,只是瓶子的标签换了一下。因此，产品设
计要多元化, 打造品牌。
其次，管理水平滞后, 缺乏人才。
一是缺乏管理人才对已经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景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是缺乏有专业的导游人员对民俗文化内涵作深入的讲解, 使得许多游客慕名远道而来, 到了之后却不知看什么好; 三是本地的艺术人才大量流失, 有点文化技艺的年青人都外出表演打工, 因为在外打工的收入比在家从事旅游活动收入要高很多, 这些都使得人才显得十分匮乏。
再次，民俗传统节日在旅游中会变味。
很多人认为传统节日很乏味,其实是因为我们仍然缺乏了解并且了解得不够深入。在把传统节日作为法定假日所做的准备中,我们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当初提议将传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的人,也仅仅考虑假日与日期,但实际上提议人本身对于传统节日的丰富的内涵认识是不够的,所以大家只认为其是假日,而对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清楚。应该感谢媒体对失传或半失传的传统节日的传播与传承。
目前遇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对民俗研究的不深入和片面性造成的。就的端午而言,龙舟活动有丰富的内涵,但很多人认为其是为了打捞屈原尸体而兴起的,这些在屈原相关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依据。划龙舟是对死去的亲人的怀念,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划龙舟活动。因此划龙舟只是在纪念屈原的时候发扬光大的,并不是起源。因此我们对历史应该有更深更准确的了解。
最后, 旅游环境欠优, 缺乏规划。
环境是一个民族生存、生活、聚集的基本条件,离开这一特定的民族地域, 即使是少数民族其特色也会削弱、淡化, 甚至融化进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中。民族特色只能植根于本土的土壤中, 只能植根于体现民族氛围和民族环境的地域中。民族地域环境既是自然生态环境, 也是人文生态环境。环境是自然天生的, 也是人为改造、创造的, 甚至可以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融为一体。另外,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排挤, 长期生活在穷山僻壤, 甚至险恶封闭的自然环境中, 这一方面给他们的生活造成艰难困苦; 另一方面也会因此而长期不被外界发现, 不被开发利用, 保持和保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这些自然环境和条件也构成了民族地域环境, 穷山恶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说是一障碍; 但对于旅游开发来说, 又是一大旅游资源, 借此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旅游就有可能起到扶贫致富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 穷山恶水既是劣势条件, 又是优势条件, 构成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一大特色。
发展民俗旅游应充分考虑各种条件，使民俗元素与旅游更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1+1>
2民俗节日很受瞩目,尤其是端午申遗让更多人关注到民俗传统文化,很多国外的旅游者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民风民俗,我们这些历史流传下来的瑰宝很有吸引力。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很多不愿意读历史,但是他们更愿意通过亲身的体验去感受传统文化,而通过旅游的方式,可以让人们得到放松之余,也补充所需的历史文化知识。关键一点的是,我们应该带给人们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赝品,我们应该加强民俗的研究,不要随便带给人们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优秀的历史传承,对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发展民俗旅游,不仅仅要发扬民俗节日,更要根据各地的条件、区位予以考虑。有些地方民俗成分多,有些地方民俗元素比较少,因此要因地制宜。在比较封闭的地方,传统民俗比较完整,而且保留着完整的生活习俗和习惯。老百姓是民俗的载
体,没有老百姓的传承,民俗必然没有生气,此外物质载体也非常重要,建筑、村落等对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如果有很好的区位、附近或者不远处有很大的客源地或者方便进入的目的地,民俗旅游就有机会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对当地的民俗、传统的民风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应该尽力保护,因为一旦外来冲击过大,涵化现象严重,容易造成原有民俗民风的变迁,从而丧失文化个性。
第二篇：道教文化与中国民俗
【摘要】道教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 已深入进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及传统思维方式之中。道教对中国民间风俗影响深远，中国的多数节日均与之有关，并且在影响民俗的同时，道教文化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性格。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本文从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入手，深入分析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俗、性格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文化，民俗，性格
道教起源于上古鬼神崇拜，发端于黄帝和老子，创教于张道陵，至今约有1900年的历史。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追求自然和谐、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相信修道积德者能够幸福快乐、长生久视，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识和信仰心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道教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已在中国民间习俗的方方面面打下深深的烙印。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一、道教文化对民间节日的影响
由于古代人们对于一些奇怪自然现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对自然的敬畏，同时又依赖于自然的给予，于是古代人们就认为这是神灵在主宰的世界，对其产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并产生了很多民间节日。这些节日及其相关的风俗习惯与道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多是源于道教的传说, 甚至纯粹是道教节日。下面列举几个例子，从中不难发现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
春节：古代人们过一个年，现在我们过两个年。即阳历年和阴历年。为了区别开来.我们现在把阳历年叫"新年"或"元旦"，把阴历年叫"春节"。其实，按人们的传统习惯，尤其是在农村，重视的仍然是阴历年。所以."春节"成为我国最盛大的节日。在春节期间，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有很多源于道教的思想学说。
元宵节：元宵节这天要吃元宵，点龙灯。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上元节是道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1
清明节：清明节也是道教的重要节日。道教奉行的教义之中，就包括祭祖宗、礼神明的内容。道祖老子认为，人们依道而行，就会有"子孙以祭祀不辍"的福报。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曾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而每逢清明节，道教都要举办祭幽度亡的法会，以满足信众追思、感恩亲人的愿望。
重阳节：每年的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自古至今.重阳节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都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时至今日，重阳节依旧是在外的游子倍加思念亲人的日子。而重阳节的由来也源于道教故事。据《续齐谐记》所载，汝南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数年。长房谓桓景："九月九日家有灾难，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桓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暴死，后重阳登高沿袭成俗。这就是登高饮酒的来历，其中明显有道教的影子。2
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3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影响深远，其中的多种民俗均来自于道教祭祀活动，并且其中充满了玄学的理念。
二、道教文化与民间祭祀
谈到这个方面，不得不说其产生原因。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人的死亡多数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得人们对自然更加敬畏，并且由于道教的神鬼管观念以及方术迷信导致很多人们相信这些并且敬畏神鬼。再加上道教多数居住在深山大川，其隐蔽性也加深了人们对神鬼事物的恐惧。总之，古代人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是民间祭祀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提到民间祭祀活动，不得不提几个重要的影响深远的道家活动，如：祛病消灾，丧葬，祭灶神，庙会等。
祛病消灾：古人生病了往往请道士，道士用法术驱逐致病的妖孽鬼祟。这种驱妖的法事场面一般比较大，《红楼梦》里面就有相关章节描述贾府请道士做法驱妖，由此可见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习俗影响之大。4近代民间仍有请道士做法祛病的习俗。
丧葬：古代人死后家中要请道士或和尚来做道场"超度"亡灵。在湘西、鄂西和贵州、浙江等地仍有为亡人"开路"、"打绕棺"、"接煞"等习俗。5
祭灶神：又称送灶神，汉族节日，灶王爷又称灶君，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民间传说灶神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贫困而死;玉皇大帝哀怜他，封他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派他到人间作督善之神，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随着岁月流逝就形成了腊月二十三给灶王爷上供、祈求合家平安的习俗。祭灶风俗流传后，自周朝开始，皇宫也将它列入祭典，在全国立下祭灶的规矩，成为固定的仪式了。
庙会：庙会的源泉在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庙会起源于寺庙周围，所以叫"庙";又由于小商小贩们看到烧香拜佛者多，在庙外摆起各式小摊赚钱，渐渐地成为定期活动，所以叫"会"。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各地方不同的庙会上，亦有祈子、祈福求财、求医祛病、卜问吉凶等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会有商人贩卖民间玩具和小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因此庙会又称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后来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活动，如双簧及高跷等。自此逛庙会成了人们过年不可缺少的活动。
在对民间神祀的指导方面，更加突出的是道教的"基层"神道城隍、土地、灶君等。6总之，道教文化在中国民间活动的方方面面均有所反映，对中国民俗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有重大意义，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也起到重要作用。在现今，科技的发展尽管使得大部分人们对于鬼神的敬畏感降低了很多，道教在城市中的存在感已经大幅降低，但是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能看到道教的踪迹，如农村建房屋的选址、布局，农村门上挂照妖镜等。
三、道教文化对人民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道教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影响。然而，道教很多哲理仅仅是对士大夫阶层有影响，对于世俗社会，它太深奥玄妙，文化素养差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太遥远，因而道教的这些哲学理论往往只是在士大夫阶层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道教在世俗文化中产生影响的则是宗教文化中特有的鬼神观念、宗教伦理信条以及仪式方法。7
中国人民的性格受到宗教伦理的影响十分严重。在民俗文化中，佛道融合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往往无法分辨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就如同中国的神仙谱系一样，佛道两家都在大量收录民间著名人物进入他们所谓的神谱，如关云长，佛教封他为伽蓝佛，道教则尊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他们如何去收录神仙，完整神仙谱系，他们的本意都是在吸引普通大众去信仰他们，去崇拜他们。引导人们向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风俗习惯只是俗文化的表层结构，而它的深层架构应该是在这些习惯里所潜藏的民族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8人们在种种行为上表现出高度的理智，然而在未知的事物面前却表现出浓重的迷信的原始思维方式。这种对宗教的狂热迷信压制了人民的心理性格。对鬼神的敬畏感，对伦理道德的崇敬使得人们的压抑感更加强盛。而通过各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又净化了人们的内心，宣泄了狂躁的情感。于是人们又重归于平静。这样，社会安定了，人的创造性与个性意识却消失了。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统治就是来源于儒释道等的文化对中国众多人民的影响，而一部中国封建史同样可以看做是一部宗教史(如果把儒家也看成宗教)。
1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道教论坛第26页。 2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26页。 3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1. 4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28页。 5卢世菊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习俗
28页
6曹坚平中国道教文化透视 1990年3月
324页。 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1987 322页。 8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1987 3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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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文化期末论文
第三篇：西藏民俗文化论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班级：土木工程(2)学号：0821114411
签名：
日期：2011年12月22日
第四篇：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小论文
题目：
浅析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软件工程
姓名：梁磊
学号：3112370077
浅析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外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
有重大影响。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我们须以正确的文化心态和传统的
民族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来积极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在文化模式
选择上,妥善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继承、吸收与创新的关系,积极
参与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竞争,大力发展体现中国文化先进性和时代精
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外来文化 本土文化 发展 创新
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安全已经成为继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之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我们要增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维护我国文化安全。那么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对我们这些80,90后的影响具体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
1中国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发生在三世纪汉代末期，来自西域近邻诸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其对华夏文化的影响，涉及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建筑等多个方面。另一次发生在
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民初，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当时已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西方列强，挟持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强行撞开了中国的国门，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全新的“西洋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仅
二、三十年的功夫，便席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统江山，这里主要包括对文学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
当然在这里我们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90年代左右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不会是凤姐，兽兽，伪娘，**门所传给我们的被中国共产党定义为三俗的东西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如果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青花瓷》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当然我很感谢我大学时的舍友，带我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啊，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前面说到，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但是在后来的几百年发展中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特色，产生了自己的朝拜方式，这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了。这种方式对现在的中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就我个人通过对周围人的调查和我个人的想法，现在的新一代大学生亦或甚至博士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连康熙，乾隆，雍正三人哪朝代都一知半解。把电视上的类似于《宫》等题材过于艺术化的电视剧视为了解历史，文化的途径，并引以自豪(大学生亦此，何况其他?真是民族的悲哀!)。而对外来的文化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生活方式有关，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跟不上脚步，大家的选择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也有些无奈之处。
1.1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得以加强.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2、有利于汲取世界各国文化之所长，使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3、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4、有利于根除残存的封建宗法关系 1.2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外来文化冲击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包括对文学、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三个主要方面。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是我们的新一代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于空白。 1.2.1、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我个人的观点有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留学生运动及其相应的翻译小说的兴起;二是由翻译小说引发的白话文的突破;三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中，现实主义少得可怜，我印象中就看了一部《红楼梦》算是有瓜葛的)在中国的长盛不衰。
1.2.2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列强的入侵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技术革命，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但畸形的发展，虽然畸形，但好歹发展了，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的民营资本，再到现在的中外合资，外国的技术文化始终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经济腾飞90%是因为外国的文化影响所致。
那为何中国的社会没有自己进行经济生产的变革呢?美国的琼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而中国的学者则比较统一一个观点：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具备资本到技术变革的条件。
1.2.3外来文化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实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思想和物质上的两个主要方面。
思想的解禁令中国人的思维一下子活跃了不少，现在的教师不难发现如今的学生不再像以前我们那样的“填鸭式”思维了，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美国60年代流行的叛逆潮流现在在中国可谓是如日中天，你告戒学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结果他回答：“可惜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半”足把你气死。
学生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现在的教学不仅同以前的私塾大为不同，没了体罚，而且学生有许多都不在家里吃饭(午餐)，而节省时间做别的事情。当然快餐店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出现的，它的出现压缩了人们花在进食方面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并不是有些人现象中的特别青睐肯德基或麦当劳，中餐店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中国人还是更喜欢中国菜，但是这种快餐的经营形式仍是由国外传入的。这说明还是外来文化比较适应现代生活的脚步。 2 重塑中国传统文化 2.1 探寻文化融合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外来文化面前只能向其让步，完全丢弃现有传统文化，对所谓的先进文化采用“拿来主义”?答案必然是“不”!近代日本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成功的例子。
其实这个弹丸小国-------日本的文化基本都是源自中国的。在明治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汉字，除了语言，这个大和民族几乎和中华民族一模一样。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同样冲击着日本的传统，在“明治维新”之后，短短三十年，迅速崛起的日本已经有实力和强大的沙俄叫板了。在文化的改革方面，日本在受外来文化冲击“阵痛”的同时，却不断将自己的文化溶入其中，比如在文字方面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发明了如同英文字母的平片假名，大大降低了阅读和书写的麻烦，历史上称为日本字的拼音化。日本的绘画传统原来也是中国式的山水画，只讲境意不求精准，而随着不断地创新，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写实风格。不得不提的是现代漫画的起源也在日本，它突破了四格漫画的框架，试着用“电影”的模式来解读漫画，较出名的有鸟山明、北条司、井上雄彦、车田正美等等，我们80后这一代的孩子(包括我)就是看这些漫画长大的，那些算是漫画的精品了，日本的漫画自成一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引导国际的潮流趋势。你看，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所以说自创的东西是最容易形成文化的一种产物。中国也有自己的漫画风格，只可惜数量太少，没有发扬光大。
再说说日本的服装，老的和服不说了，说说现在流行的日本学生校服，特别是女生穿裙子、打领结、加长衬袜子的风格，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一眼将其从各国的人群中分离出来，这就是日本自己的服装风格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同样面临消亡的危机，但是它们比较好地将两者进行了结合，从而派生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并且将其向外界推行。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不太够。看着满大街的“哈日”、“哈韩”的大学生，我们难道不觉得有些惭愧?说实在的本人从内心深处并抵制日本，但是仍然觉得它们的有些做法的却值得借鉴。
2.2 如何重塑中国文化
下面谈一谈我们这些社会的接班人如何看待外来文化。(我谨代表个人发表意见。)
我个人很喜欢读一些史书之类的东西，“以史为鉴”是我的座右铭之一。那么怎么才能很好的做到“鉴”，而不是将史书权当故事书看。我认为史书上所讲的东西在现代仍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只要进行“换汤不换药”式的变通，留下本质核心的东西，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同理，在这个物欲横流，主流价值观严重缺失，诚信危机遍布的现代中国。面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我觉得更应当重塑老庄思想，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而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由此可见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可见一斑。了解中国文化，道教便是一把钥匙。照搬肯定是不行的，明显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国外的文化之所以在中国风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现代中国自民国开始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而目前所谓的中国文化不过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用来附庸风雅和赚钱的幌子。名家大都在人民大众之中，绝非所谓之专家。
二、外国利用其本土文化优势不断发展，创新，改革。在保留其文化本元的基础上，适应新时期需要，满足人民大众诉求，从而增强国家软实力。
三、改革开放之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忽略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不只是修个塑像，建个博物馆那么简单。
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根据社会的需求而做出变革。只有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引发大众的兴趣，从而引导新的潮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统一。立足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统一也许以前的京剧，纂刻印章，脸谱，皮影，武术，秦砖汉瓦，桃花扇，剑术等世界文化非物质遗产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但纵观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事物都不是永恒的，都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虽“形”没了，但“神”犹在。这也就是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原因。它能博众家之所长，印度佛教成功被中国化就是很好的例子。面对多元化的各国文化，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要有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抵挡各种低劣文化的同化。总而言之，采用道家之理论，修身养性，磨练自己的意志，以仁爱、孝悌、忠信、和平、谦恭、中庸、因循、团聚、勤俭、自强等等为美。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国家文化安全，重塑中国文化大国。
【参考文献】：
[1]李冠杰，成丽芳.在全球化大潮中探索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J].池州师专学报，2002，16(1)：102-103，l13.
[2]顾兆禄.对当代民族主体性与本土性的反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2)：39—42.
[3]余启才.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J].湖北社会科学，2002，(4)：83. [4]揭 晓.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J].求实，2005，(1)：203—205. [5]杨艳.试论先进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J].理论与当代，2004，(9)：42—44. [6]苏厂元.学习民族传统文化提升现代设计理念[J].艺术教育，2006，(7)：l1.
第五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作者：荣昌县法院 梁远平 朱琳
发布时间：2012-10-19 12:30: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感很强烈的国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为一体，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等观念相冲突与对立，因此，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法治建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传统文化，法治，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其轴心的，而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等级伦理
等级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人们在行为选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与正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进而把个人的价值消解在群体中。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成
三、
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普遍的逻辑上的矛盾。[①]”
(二)宗法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业社会，它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隶属于血缘纽带之上。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存在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是通过家族的媒介功能实现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儒家以孝第二字为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本，而不可动摇。”[②]它以孝为出发，以孝推出第，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亲属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种现象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大家全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如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如自己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③]宗法伦理是没有陌生人的，伦理圈的半径到朋友、熟人为止，五伦也只讲到朋友为止。
(三)国家本位
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这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对中国社会形成直接的笼罩与支配，使得社会成员凡事以国家利益为上，集体利益次之，个人利益最次。由是观之，国家本位的国家是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利与国家机关体系，所以国家本位即是国家权力本位，国家权力本位必然会导致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是“家长制”、“一言堂”人治国家的基础。在国家本位观念下，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本，强调义务本位，强调权威服从和履行观念，并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可见这种法，只能是帝国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暴力手段。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节的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沟通联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人们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
(四)礼治主义
儒家伦理型法的核心在于礼法合一，伦理规范法律化与法律规范伦理化的特征使得以“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关系得到强化，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秩序主要就是由这种“礼”来构建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像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和法，这些社会中，既不把立法活动，也不把司法程序，作为维护和恢复和谐的正常手段。”[④]这样的社会中的“礼”实际上就是伦理化的法律，它以法律的手段直接追求道德目标，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循规蹈矩，而且要在精神上作一个正人君子。礼法的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倡导“无讼”、“息讼”的价值取向。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出礼入刑”、“德主刑辅”、“先教后诛”作为竞相标榜的口号，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都以都以这种政治主张为基本的政治纲领与原则，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长此以往，重礼轻法、重德轻刑就塑造了一种道德型人格，并积淀了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
二、传统文化与法治实现
首先，作为儒家伦理首要特征的等级观念，它是腐败等违法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绝对化的权力呈现出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又使民众制约的力量相当薄弱;社会力量的软弱进一步使权力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失殆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当法律不能约束权力者，反过来法律成为了腐败者维护特权的工具，这是同现代法治国家所崇尚的法律至上的精神相违背的。
其次，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
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
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
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
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
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⑤]”
最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礼治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披上了温情面纱的“人治”，即所谓“天子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⑥]礼与法都从属于君主，最终统一在以君主为代表的“人治”之下，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错位，法律趋于道德化，而道德化的法律缺乏明确、普遍统一的规范作用，进而导致权力和人情因素渗入到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这就使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 综上所述，在今天，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理性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国家本位、礼治主义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设和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法治建设的基础——继承
在文化建设、法治建设上，分歧的焦点是应该彻底否定传统还是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但是，现代化始终是传统的现代化，始终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民族的传统否定的问题。如果离开了传统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如果一个民族隔断自己的历史，它也隔断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国法传统有着自己固有的规范的模式与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将是中国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的问题上，一味地指责、批判我们的法律传统而缺乏建设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我们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的法律传统，本着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来建设中国的法律大厦。
(二)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移植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只要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武力征服，都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制度上的借鉴与移植，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虽然世界上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各不相同，法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否认法律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并反应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发展规律的因素，毕竟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另外，我国建设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我国法律与国际上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得以更好发展。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说不顾本国法文化的移植，而是要在移植的过程中注意移植的法律的本土化，即要对移植的法律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嫁接，这才能使移植的法律适应我国现实的国情。
(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创新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人们正在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西方的科学价值取向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以作为新文化的思维方式基础，过去封闭的文化环境使思维方式的更新完全不可能，而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和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就成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追求，而市场经济的推行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此，“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承保持文化的认同的”的“创造性转化”[⑦]将是指日可待的。
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挣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获取新的法律价值观念。 参考书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3-29. [4]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0. [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1994.749. [6]林毓.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1988.324.
[①]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章，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④]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0页。 [⑤]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⑥] 《论语.季氏 》
[⑦]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