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四个分期：
关于流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四个分期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萌芽期)
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先秦时代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原始文化
2、夏商文化
3、西周文化
4、*春秋战国文化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奠基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
1、秦汉文化
2、魏晋南北朝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期(繁荣期)
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期
1、隋唐五代文化
2、宋元文化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总结期)
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
1、明清文化转型背景
2、明清文化衰败的原因(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经济上)
3、文化总结
第二篇：中国酒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农林经济管理112班
方晨亮
学号：201103010221
摘要
一位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说,中国的文明史,几乎是蘸着酒写成的.此话虽语失偏颇,但却言有所指.的确,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既似一首抒情的诗,有激奋也有悲沉,有欢歌亦不乏痛吟;又如一幅忘情挥洒的泼墨画,远近大小尽显,浓淡深浅自成。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华夏文明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字：酒
起源
发展
文化
前言
在中国，酒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了，我国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开始酿酒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酒与文化可以说是共同成长，一起发展。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影，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所以，便有了“酒能助兴，亦能乱性”这么一说。
饮酒思诗，赋诗念酒，酒与诗好象是孪生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文化人圈子里往往是诗增酒趣，酒扬诗魂;有酒必有诗，无酒不成诗;酒激发诗的灵感，诗增添酒的神韵。古往今来，有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东晋陶渊明视酒为“佳人”、“情人”;领一代风骚的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咏酒魄诗;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饮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
那么，为何众多的诗人唯独钟情于酒呢?为何酒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其实，文人不单单只是饮酒，酒固然味美，醇香，可是饮酒更是有一种意境。我们都知道，诗人的创作需要灵感，而酒恰恰能激发诗人创作的灵感，打开他们心中久闭的大门。所以，与其说是饮酒，不如说是陶醉于酒带来的创作的灵感中。
有了古典文学的助兴，酒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化。伴随着酿酒技术的发展，酒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了愈发重要的地位。酒文化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而我们也必将将酒文化发扬光大，将酒文化的精神内涵发扬传承下去。
正文
1. 酒的起源
据有关资料记载，地球上最早的酒，应是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酒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看来，冥冥之中早有安排，酒作为现在最流行的饮品之一，它的出现自然不是某个人能随随便便创造的，天公作美，酒的出现便有了几分神秘色彩。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说明了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1.1民间传说
1.1.1 仪狄酿酒：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吕氏春秋》、《战国策》、谯周《古史考》有载
1.1.2杜康酿酒：民间广为流行的说法。曹操《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1.3 酿酒始于黄帝时期：《黄帝内经· 素问》中记载黄帝与歧伯讨论酿酒;还提到一种古老的酒——醴酪;《神农本草》载有酒的性味
1.1.4 酿酒与天地同时：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1.2 考古资料
裴李岗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6000年)：陶器和农作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5000年)：陶器和农作物遗存
磁山文化时期(距今7355-7235年)：粮食堆积，折重5万公斤 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7000年)：像甲骨文或金文“酉”字的罐子
广汉三星堆遗址(公元前4800年至前2870年)：陶和青铜酒器
山东莒县大汶口墓葬(距今4000年)：滤酒、贮酒、饮酒器具 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酒器 1.3 现代观点
酒是天然产物：一些天体由酒精组成。其所蕴藏酒精量，如制成啤酒可供人类饮几亿年。
酒是谷物自然发酵的产物：谷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酵成酒精。
果酒和乳酒是第一代饮料酒：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狩猎为生。水果中含有较多糖分，易自然发酵生成果酒;动物乳汁中含有蛋白质和乳糖，也易发酵成酒。
真正称得上有目的的人工酿酒生产活动，是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之后开始的。这时，人类有了比较充裕的粮食，尔后又有了制作精细的陶制器皿，这才使得酿酒生产成为可能。根据对出土文物的考证，约在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已出现雕刻着啤酒制作方法的粘土板。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用大麦、小麦、蜂蜜等制作了16种啤酒。公元前3000年，该地区已开始用苦味剂酿造啤酒。从此以后，酿酒逐渐成为一门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在世界各地也逐渐流行起来。 2. 酒的发展
第三篇：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讲课稿)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多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一、 中国人起源
1、时间：170万年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
2、人种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二、原始物质文化
1、火与工具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
火的使用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权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
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
1 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证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
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2、新石器时代
距今7 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发现于山东)等。
三、原始观念文化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自然崇拜
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
2、生殖-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3、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
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原始宗教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4、原始艺术
距今4 000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那一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
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简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新疆呼图壁县内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四、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与猿类分途后的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
3 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会关于权力嬗递的传说，并非虚幻的美妙编造，而确实是当时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的“夏文化”的进程。
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国大地上初现熹微。
五、上古文化分布
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不仅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1、 华夏集团
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2、东夷集团
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3、苗蛮集团
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 4 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4、几大集团的融合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因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国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 “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1、文字、典籍的出现，标志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
5 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2、商代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
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用牲畜有达四五百头者。殷商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
二、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1 1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6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
王国维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这个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
7 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1、士的崛起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文化重组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环境宽松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学者集团兴起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干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儒家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
8 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2、道家
以老、庄为代表，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道家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
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3、法家
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
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4、墨家
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
9 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阴阳家
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二世而亡，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皇汉高建立的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惟有罗马。
1、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汉帝国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长城，兵马俑，汉赋，《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2、中国古代学术、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1、“书同文”
李斯以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颁行全国。
2、“车同轨”：
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
11 道”，劈山填谷，长达l 800余里。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
统一度量衡，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
4、“行同伦”：
“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日“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
5、“地同域”：
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思想学术上的统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执著于“别黑白而定一尊” ，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汉武帝接授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推行“以
12 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使汉帝国崩溃瓦解，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13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1、道教兴起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藉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朴、归根复
14 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民间劾治恶鬼、躲避死亡的种种迷信手段，如臂悬五彩、悬苇画鸡、桃符桃印、治邪驱鬼等也网罗无遗，发展成为禁咒、印镜等法术，从而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2、佛教传入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1、门阀制度的瓦解
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2、科举制度
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使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庶族寒士)登上中国文化舞台。
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1、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体现出文化开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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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卓越范例。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1、诗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 900余首，诗人2 300百余家。而兔起鹘落的历史岁月必然湮没了更多作品与诗人。在难以数计的天才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自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在唐代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书法
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的“麓山寺碑”、“争坐位贴”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地步。
3、绘画
唐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雅淡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
17 之芳妍”的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
4、散文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 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一、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
18 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二、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词境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有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画作为“士人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成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兴
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19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1、教育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 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
一是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
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
2、科技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
20 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冲突与融会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1、双重文化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
一方面，北宋、南宋人因被动挨打、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2、征服者的被征服
21 公元13世纪，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1、杂剧的繁荣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2、元杂剧的文化意义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22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进入，基督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中国，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
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人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中国古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1、文字狱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 23 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戳”。“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2、崇朱子，灭异端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2)。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与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卷3)。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二、早期启蒙思想
1、王阳明的心学与“泰州学派”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
24 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2、市民文学兴起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3、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文艺复兴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6)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
25 主义相对立。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1、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2、科学技术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
26 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东瀛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3、学术思想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 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
27 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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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石油发展历程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是一项新兴而古老的事业。它成为中国现代能源生产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而中国发现和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技术的历史却可追蒴到两千年以前，并且在技术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成就。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萌芽于十九世纪中叶，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历程，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它的基础仍然极其薄弱。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利于认识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我们分五个部分介绍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概况，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
1.恢复与发展
玉门油矿解放后，军代表康世恩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迅速投入战斗。在生产建设中，被称为“冬青树”的钻井队长郭孟和，屡建功勋，是老一辈石油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以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为首的全体指战员从此成为石油产业的一支生力军，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北地区的几个人造油厂在设备，材料，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恢复了抚顺，桦甸，锦州等几个主要人造油厂的生产。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5.9万吨，比1949年提高6倍多。 玉门油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建设的重点。为了加强勘探，广泛采用“五一”型地震仪和“重钻压，大排量”钻井等新技术，先后发现了石油沟，白杨河，鸭儿峡油田。老君庙油田也开始扩大了含油面积，并开始按科学程序进行全面开发，采取注水和一系列井下作业等措施。到1959年玉门油矿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天然气石油工业基地。当年生产原油140.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0.9%。玉门油田在开发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和以后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 为发展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象著名诗人立季赞诵的那样:“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石油勘探首先在我国西北地区展开。1955年10月，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克1井喷油。当时一些苏联地质专家对能否找到有开采价值的油田，曾有不同的看法。石油工业部在总结这一地区前段勘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调整勘探部署，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进行区域勘探，在康世恩同志主持下,把重点从准葛尔盆地南缘的山前蚴陷转向西北缘,当年就拿下了一定面积，很快就探明了克拉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上的第一个突破。
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
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在人造油方面，经过扩建和改造，东北各人造油厂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还在广东茂名兴建了一座大型页岩油厂。1959年人造油产量达到97万吨，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炼油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先后扩建，新建了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1959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34.9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
2.历史性转变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
根据中央批示，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市给予大力支持。中央军委抽调3万多名复转官兵参加会战。全国有50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技术上支援会战，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精兵强将和大批物资陆续集中大庆，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周文龙，孙敬文，康世恩也亲临现场指挥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援的中断,国家能拿出的投资很少。4万多人，几十万吨设备,一下子拥到大草原上,生产，生活都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开发建设这样的大油田，我们没有经验，国外的经验又不能照搬。面对这种情况，会战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两论"为指针，开发建设好大油田。
职工们运用《矛盾论》关于抓主要矛盾的论述，一致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困难，而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上有困难,退下来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就更大。石油职工一定要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成为当时会战职工的豪迈誓言。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就是当时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代表人物。
在大庆找到油田后，一些外国人曾说：“大庆油田的原油又粘又稠，除非搬到赤道上去开采”，并吹嘘，离开他们“中国人不可能开发这样大的油田”。会战队伍不服输、不信邪，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有能力找到大油田，也一定能够开发好大油田。实践证明，会战队伍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一点。与国外(同类油田)相比，美国拿下(东德克萨斯)油田用了9年，前苏联拿下(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而大庆油田从第一口井(喷油)到探明(长垣面积)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到实现石油基本自给，才仅仅用了三年时间，真正(为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
会战领导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必须以“两论”为指针，在各项工作中，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把人们的革命干劲引导到掌握油田第一性资料，探索油田地下客观规律上去，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瞎指挥。为此，一是要求在勘探，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项数据;二是很抓科学实验，开辟开发实验区,进行10种开发方法的试验;三是抓综合研究和技术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课题。从而编制了科学的油田开发方案，独创了符合大庆特点的原油集输工艺流程。
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展。在此期间，扩建了上海炼油厂，石油七厂，将石油一，二，五厂和茂名石油公司由生产人造油改为主要加工天然原油，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1963年至1965年，先后攻下了被喻为“五朵金化”的硫化催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腊以及 配套所需的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攻关项目。此外,还研究,设计,建设了加氢裂化等装置。到1965年止,共新建以上装置13套，全部实现了工程质量，试车,投产，出合格产品四个一次成功,大大缩小了同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1965年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617万吨，石油产品品种达494种，自给率达97.6%,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给。
3. 新的崛起
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为继续加强我国东部地区的勘探，石油勘探队伍开始进入渤海湾地区。1964年，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探明了胜利油田，拿下了83.8万吨的原油年产量。在天津拿下了大港油田。随后，人们顶这各种干扰，战胜**带来的重重困难，不断探索，开发建设了这两个新的石油基地。
到1978年，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315万吨。昔日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盐碱海滩，已变成绵延百里的油区。胜利油田到70年代达到原油产量增长最快的高峰期，年产量从1966年的130多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近2000万吨,成为我国仅次于大庆的第二大油田。
在渤海湾北缘的盘锦沼泽地区，石油队伍三上辽河油田。70年代以来，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勘探开发了兴窿台油田，曙光油田,欢喜岭油田，探索出一套勘探开发复杂油气藏的工艺技术和方法，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
1970年4月，大庆开始了油田开发调整工作。到1973年,底下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全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上1亿吨打下了基础。
石油三厂，六厂经过扩建，改造成为加工天然原油的炼油厂。为发挥中央和两个积极性，以石油部为主，陆续兴建了茂名，大庆，南京，胜利，东方红，荆门,长岭等7个大型炼油厂。以地方为主先后建设了天津，武汉，安庆，浙江，广州，九江,乌鲁木齐，吉林，鞍山，石家庄，洛阳等11个大中型炼油厂。到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我国原油生产规模相适应，当年实际加工原油7069万吨，生产四大类油品3352万吨，品种达656种。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中，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保证了国家的需要,缓和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从1973年起，我国还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4.石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条条战线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艰苦努力，战胜了十年**带来的严重困难，石油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1978年突破了1亿吨。此后，原由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中央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行1亿吨原由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以及开放搞活的措施。这一决策迅速受到效果,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起,逐年增长，到1985年达到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
为了多元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中国第三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也于1997年1月成立。至此，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形成了四家公司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八五”期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决定，石油工业实施“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战略。西部油气田的探明与开发，必将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5.中国石油工业现状
1998年7月1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重组，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第五篇：中国戏曲发展历程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戏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闪边，其声腔曼妙委婉、韵律动人;其人物形象饱满、鲜明生动;其故事感人至深、脍炙人口。戏曲纵横古今、博雅通实、韵律无穷，是一门品赏不尽的艺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谣。如果说戏剧史西方的歌谣，那么戏曲则是古老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史上的优美歌谣。然而，中国戏曲这么博大精深的艺术，或许是因为太古老太遥远，竟没人说得清楚它究竟起源何处。关于戏曲的起源，有一下几类说法：其一，起源于宗教仪式说。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戏曲的形成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他在《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个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仍然还活跃着。”其二，起源于原始歌舞说。这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说法，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原始时代的歌舞虽具有模仿性质，但它的宗教性质却决定了它并非审美静观之物，不是纯粹的表演，还不能成为“戏曲”。不过它一初具戏曲的前期形态了，中国戏曲就酝酿于这种原始时代的歌舞中。其三，起源于古代宫廷优人说。戏剧只能活在舞台上，没有演员的当众表演，也就不会有戏剧。上古宫廷的俳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他们或笑谑，或歌舞，或弹奏，以供人主之笑乐，所以不少古代学者视之为“优戏之始”。优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最早的专业演员，他们为中国戏曲的发展积蓄了深厚的底蕴。其四，起源于傀儡戏说。早在戏曲正式诞生之前，傀儡戏就已在我国广大地区普遍流行，是深受群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因为傀儡戏是以演绎人物故事为职，故被称为戏曲之源。戏曲的起源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同时也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到汉代，“百戏”开始盛行。“百戏”不是指一种单一的艺术形式，而是熔汉时杂乐和各种表演艺术技艺为一炉的综合体，是盛行于汉代广大社会，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音乐艺术形式的总称。“百戏”又称“角抵戏”。《东海黄公》就是一出古老的角抵戏，演的是秦朝末年善施法术的黄公到东海区降服白虎却法术失灵被虎所杀的故事。在《东海黄公》的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情节，有特定的服饰、人物、情节冲突和既定的结局，这显然已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出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因此，这出古老的艺术也一度被许多学者看做中国戏曲的雏形。汉以后的魏晋六朝一直到隋朝都盛行百戏，百戏的发展为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戏曲萌芽的摇篮。
迈入唐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表演模式——弄参军。弄参军得名于表演的角色，“参军”属于官职的名称，是当时的芝麻小官;“弄”是古代百戏乐舞中角色扮演或节目表演的代称，如汉代百戏有“弄丸”，唐代有“弄参军”、“弄兰陵王”等。弄参军将两者结合，成为唐代戏曲的专有名词。弄参军的内容是提前准备、精心安排的。弄参军既风靡于宫廷，又流行于民间;既有男演员，又有女演员，如周季崇和妻子刘采春都擅长演的弄参军《望夫歌》。据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宫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除了正式的参军戏，还有一些参军戏的延伸。
之后，出现了庙会和瓦舍，它们为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使其拥有固定的场所、稳定的观众和专业艺人群，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宋代出现的宋杂剧标注着戏曲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宋杂剧主要流行于都城以及繁华的商业城市，如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在北宋时期，杂剧没有明确的范围艰定，它不仅继承了唐代的“参军戏”，还广泛吸取各种表演艺术的技法，因此包含了傀儡戏、滑稽戏、角抵戏等，如《目连救母》就是其中精彩的一出。宋杂剧的演出形式有着生动活泼的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大致分为“滑稽戏”和“歌舞戏”两个类别，它们表现内容的方法各异，题材丰富。其中，“滑稽戏”所占比重比较大，《宋官本杂剧段数》中的280个剧种中，绝大多数都是滑稽戏。而歌舞戏在宋杂剧中则居于突出的地位。宋杂剧在开始的时候上演一段歌舞，表演一段生活中的俗事，称为“艳段”;然后再上演正杂剧，通名“两段”，可以是一段滑稽戏，一段大曲;最后是开玩笑式的小节目“杂扮”。金灭北宋后，继承了北宋的杂剧，称为“金院本”。金院本和宋杂剧名异实同，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金院本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域色彩，是金朝在燕京(今北京)定居时形成的北方派杂剧。金杂剧是宋杂剧向元杂剧转化的渡口，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性发展。
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时产生于元代的文学主题。我们常说的中国三大文学体裁“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名翁灿烂辉煌的长卷中最为绚丽的篇章，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虽然杂剧和散曲合称元曲，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元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民间艺术发展而成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虽然说中国戏曲的源头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中国戏曲成熟与繁荣的标志，却都一致公认为元杂剧。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点。元杂剧在金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演变、形成的过程，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到了元代初年才趋于成熟而与原来的金院本有了显著的区别。二者继承的关系可以从其剧目上看出一二。不少杂剧就是把金院本加以丰富或改编而成的。如《太湖石》、《打球会》均取材于同名的金元本。此外，从杂剧的角色行当以及歌舞、表演、念诵等各种表演形式等方面，也不难看出其与金院本一脉相承的关系。元杂剧在形成的过程中还广泛吸取了其他艺术的成就和特色，如宋金时期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就对元杂剧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舞台艺术方面，特别是在曲调的音乐和声腔形成方面，元杂剧还充分吸取了北方各民族的民间歌舞及各种百戏等因素。同时，在金元时期，在北方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民和汉族人民杂居，这对于元杂剧能够融合各民族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接受各民族音乐和歌舞的影响，以形成元杂剧的戏曲声腔，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唱。元杂剧主要有三个角色，即正末、正旦和净。元杂剧一剧一角色，由正末演唱的成为“末本”，由正旦演唱的称为“旦本”。此外，还有外旦、贴旦(女配角)、外末、副末(男配角)和杂(有孤、驾、卜儿等)。元杂剧“一人主唱”——即在旦本戏中，正旦一人唱，在末本戏中正末一人唱，分工十分明确。元杂剧综合了丰富的文学和动听的音乐，继承和发展了说唱艺术，同时表演中也不乏滑稽和舞蹈。可以说，元杂剧是一个朝代的戏曲，它随着元代的兴起而孕育，伴着元代的发展而繁荣，最终随着元代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元杂剧具有空前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时期，标志着戏曲的成熟，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元杂剧的逐渐衰落，南戏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到了元末明初，南戏发展更加迅猛，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传奇。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传奇渐渐繁荣和成熟，成为继元杂剧之后戏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传奇”一词来源于唐代对奇异荒诞小说的统称，自元代起，“传奇”一名指称戏曲，宋元南戏、元杂剧都曾称为“传奇”，自明代以后，则多之明清两代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作品，寓意着具有传奇性和新颖性的特色。至今，戏曲学界对于传奇的指称范围尚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传奇包括元末南戏，有的认为传奇可追溯到昆腔......可谓众说纷纭。明清传奇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等一系列因素，都促使传奇进入繁荣时期。这时期，传奇不仅创作人才辈出，各种优秀剧本更是争奇斗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局面。明清传奇的舞台艺术在南戏、北杂剧和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显著的进步。在面部造型中，分为俊扮和丑扮，并用各种各样的脸谱色彩来区分不同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传奇演出注重场景的布置，充分运用简易的道具和写实的灯彩，达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需要特别强调的事，传奇突破了杂剧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的体例，使《西厢记》那样五本二十折且部分突破一人主唱格局的剧本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稳固。同时，传奇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南戏的结束，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称谓的变更，更在于体制上已有很大的变化。明清时期常演内容复杂、人物众多的大戏，增加了许多新型人物，传统角色行当就分化、派生出新的角色，明清时期的角色行当没有改变以生、旦为主的体制，在角色行当的分工上趋于细密和合理，更专业化，表演的程式化加强。纵观明清传奇，传世作者八百多人，作品存目有两千六百种左右，保存至今的作品有六百多部，真可谓是繁盛一时。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作品是历史剧，出现了“南洪北孔”两位伟大的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明清传奇的崛起，不仅在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遍地开花的民间地方戏曲也有深远影响。
近代，各个地方剧种涌现，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纷纷走上历史舞台。戏曲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国戏曲如一枝春意盎然的红杏，蓬勃着生命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