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中国地理;教学模式
[基金项目] 2021年度中山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37000-31911130)
[作者简介] 梁育填(1982—)，男，广东揭阳人，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引言
自2012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本科专业以来，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已成立九年。该专业设立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综合型人才[1] (P144-150)。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市化、乡村振兴及国土空间规划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人文地理学与城乡规划专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该专业应当提升学生综合思维能力，掌握我国基本国情，在充分考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所学技能为国家贡献力量[2]。“中国地理”的课程定位是使学生了解中国国情，确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中国区域地理研究奠定基础[3] (P1-2)。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可通过此课程的学习提升综合分析的能力，提升“中国地理”的教学质量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任务之一[4]。
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中国地理”课程定位
课程建设与专业培养目标息息相关，不同目的所要培养的专业人才也有所不同。“中国地理”课程不仅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当中开设，在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及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当中也有开设。中学虽未直接开设“中国地理”课程，但在整个教学当中都渗透“中国地理”的课程内容;因此，把握“中国地理”课程定位，更利于提出契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中国地理”教学模式[5]。
(一)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其他专业的比较
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和地理科学(师范)专业中，无论是学时还是考查方式，后者比前两者更重视“中国地理”课程。对多所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调研后发现：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培养掌握专业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了解专业相关政策法规及前沿问题，在科研部门、党政机关从事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是培养掌握相关专业技术，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能够承担国土整治、环境变化研究、自然保护与资源管理等任务的高级人才[6];地理科学(师范)专业是培养具备地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胜任中学教学工作的教学及科研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对于“中国地理”的授课模式及课程标准便也有所不同。
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来说，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其区域分析的能力。“中国地理”是典型的区域地理学课程，在这门课的学习过程中教师主要是训练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在考查形式当中作图技巧是主要考查方向之一。与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生相比，二者主要差距在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以人文地理为导向，解决人口、城市、經济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生是解决以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配置利用、环境变化等以自然地理为主的复杂性问题。二者授课目标的着力点不同，课程培养的技术应用方向也不同。对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后大多走向教师岗位，而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涉及“中国地理”的内容十分广泛[7]，因此，对“中国地理”课程的学习要求更高，教师为了训练学生的授课能力，会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讲课，通过试讲的方式提高学生教学能力，同时教学能力也是考查方式中的一部分。
(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中学地理的比较
中学地理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即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能力，同时强调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虽然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正在改革当中，但分数至上仍然是现在教育的主流形式，地理核心素养并不能通过分数表达出来，也无法计入分数当中[8] (P3-4)。即使目前日益强调素质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地理学思维，但在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以通过考试为目的，对学生地理学思维的掌握并未做出太多要求。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已经步入大学的校门，大学的授课模式主要以学生自我学习为主、教师为辅，与中学唯分数论的教学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要求学生能对知识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运用。因此，在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授课过程中，强调让学生掌握地理思维方法，能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实践分析，使学生掌握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中国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上文采取对比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地理”在该专业中的课程定位，在此则对“中国地理”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提出契合本专业的教学模式。
(一)教材问题
关于“中国地理”课程的教材不多且更新较慢。目前“中国地理”课程所采用的教材以赵济教授主编的《中国地理》为主，该书更新跨度时间长，数据资料较为陈旧。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需要对我国国情十分了解，同时需掌握国家当前战略，因此，课程教材不能满足专业所需。
(二)师资问题
目前该课程的授課形式以单一授课为主，而“中国地理”课程内容繁多，因此，对授课教师的知识掌握程度提出了较高要求。同时，由于授课教师擅长领域不一，难以面面俱到，易产生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情况。若是采用多位教师进行教学，教师之间的课程衔接又是新的问题。
(三)教学问题
学生在中学阶段主要是以教师教学为主，自己被动的吸收知识。而到了大学阶段，教学方式有所改变，主要是以学生自我探究为主，教师起到引导及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的作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学习“中国地理”主要是为了全面提升其对区域进行综合分析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需要改变“灌输式”教学模式以满足专业培养的需要。
四、“两个结合”“五个融合”的教学模式
“中国地理”涉及知识广泛，对教学、教师的要求较高。针对“中国地理”的课程定位及现阶段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两个结合”“五个融合”的教学模式(图1)，以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改革思路。
(一)教学方法的“两个结合”
1.区域认知与技术方法相结合。“中国地理”是典型的区域地理，区域认知能力是课程需要培养的基本能力，也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地理学核心素养;同时，该专业学生在其他课程当中学习了较多的技术方法[9]。因此，“中国地理”的授课可以采用将区域认知与技术方法相结合的手段，充分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落实在实践当中，就是在授课时要求学生课后制作相应的图表。如在讲授中国自然地理要素时，要求学生绘制中国地图、地形图、土地利用图等;在讲授中国人文地理要素时，要求学生绘制产业布局图、城镇与交通图。通过作图与课程相结合的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自然地理要素及中国人文地理要素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技术方法熟练度，培养学生将技术方法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能力[ 10 ]。
2.应用研究与知识迁移相结合。“中国地理”课程的学习是对“中国地理”结构与其形成过程的特征、机制和地域差异的学习，为中国区域地理研究奠定基础。因此，面向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教学核心目标是灵活运用已学知识和方法，在区域发展和规划中综合应用。“中国地理”第二篇以介绍我国八大片区为主，在教学过程当中采取小组汇报的形式，让学生对我国的八大片区自行进行分析，要求包含观点、图表、分析等内容，以此提高学生区域综合分析能力。知识迁移是大学教育的本底要求。因此，让学生在全球中选择一个国家，通过查阅资料、收集数据，分析该国的区域自然地理基础和人文经济活动特点，阐明该国的地理结构和过程的特征、机制和地域差异，达到知识迁移和触类旁通的目的。
(二)教学理念的“五个融合”
1.地理关联与逻辑链条相融合。地理事物之间的关联是地理学特征和地理思维之一。在“中国地理”授课过程中揭示地理关联和地理关联的逻辑链条，对学生理解人地关系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较好的帮助。如在进行中国人口分界线“胡焕庸线”的介绍时，从表象上来看，该线分布与中国地形图、中国等降水量线、中国夜间灯光图等具有高度重合性;从深层次影响来看，“胡焕庸线”的空间分异受到中国三大阶梯、三大气候区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影响，由此培养学生将地形、气候、降水等地理要素相联系的综合思维能力。同时，引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能不能破的实现问题。因此，将地理要素层层相连，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联系，这种地理关联与逻辑链条相融合的模式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2.地理素养与科学常识相融合。“中国地理”的教学目标之一是提高学生的地理素养，理解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差异，以及相应的科学常识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在教学当中可通过引入现实案例讲解，强化学生对地理素养和科学常识的问题意识。如在讲解自然地理结构内容时，引入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地方决策和行动存在的地理认识盲区，让学生理解地理差异背后科学决策的重要性。例如，东南沿海某地市派消防官兵支援灾区，不久后因严重高原反应全部撤离;玉树地震重建过程中，住房重建竣工率不高等。让学生通过玉树灾后重建的案例，思考地理要素对科学决策的影响，从而得出高原作业、可施工期中存在雨季、土地权益等因素对灾后重建产生影响的结论。
3.地理思维与学科发展相融合。地理思维培养的核心是对区域差异性和综合性的认知和应用，在“中国地理”的授课过程中需要将这种地理思维贯彻到各个部分。如讲解自然地理结构和人文地理结构的内容时，让学生理解各个自然和人文要素在不同区域的综合集成，从而形成不同的类型区。同时，融入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培养学生科学的问题意识。如结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出版的《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提出围绕“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的空间重组、社会和技术的变革”的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学科发展面临的科学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人口流动、物资交流及思想传播如何改造世界等。
4.地理基础与规划实践相融合。地理空间是空间规划的载体，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格局、过程和机制的认知与理解是空间规划的基础。因此，授课过程中将“中国地理”的知识点与规划实践有机的融合，有助于学生在知识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基础上，转化到应用层面的“怎么办”和“怎么样”。
5.区域政策与课程思政建设相融合。“中国地理”的内容涉及国情认知和区域政策制定与实施，是天然的思想政治建设课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致力于解决区域发展和规划管理问题，对于区域政策的跟踪了解也至关重要。
五、结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培养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研究的综合型人才，而“中国地理”的学习可以较好地培养学生区域分析的能力。因此，提升“中国地理”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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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hinese Geography Teaching in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LIANG Yu-tian1， CHENG Zhao-feng1， SHANG Yu-li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5， China)
Key words：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tural planning; Chinese Geography; teaching model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普遍历史观念传教士日本新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
〔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既寄寓着神启或者理性的目的，又在精神的烛照下符合普遍的历史规律。“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反省。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一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经过18世纪理性思潮的洗礼后，普遍历史观念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出了未来可以预测、历史的意义可由其发展过程本身决定的思想;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变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参见Ewa Domanska， “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 no.35， 1999，p.129.再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也从整体史观的角度解读“普遍历史”：“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普遍历史观念是对古希腊循环观念的彻底变革。它源于基督教启示录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基本确定，并经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均影响深巨。
“普遍历史”的编纂，最初由犹太民族的先知和基督教神学家开其端绪，本着 “普遍的目的”或“天意”的观念，按照历史发展的始末来叙述历史，求证历史的变迁之迹。其中，以理性哲学诠释和解读历史的目的和规律的，当推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维柯和康德等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 “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2015年第10期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
“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思和省察。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历史学叙述历史进程，虽解读历史变化原因，不管他们的原因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在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对于历史学的反思，使得康德超越宗教普遍史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普遍史，着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这是理性普遍史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相异，理性的普遍史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将未来作为历史探究的时间论域，并着力用理性、精神投射到对未来历史的展望。康德认为，理性不是分享当前的生活，而是旨在培育自己面向未来，尤其是培育异常遥远时代的这种能力，由此可见理性的特质在于 “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④[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正是基于对理性和历史规律的笃信，改变了人们的历史时间观念，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时间观念的新视野。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着眼于过去，未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解读历史进程的时间论域。将未来设定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间，从而将未来纳入到整体的历史体系中，并赋予它具有有别于过去“时间”的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18世纪以降，对未来的理解指向了抽象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觉察到未来与过去天壤之别：未来被理解为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既对立又分离的特质，体现了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④由此可见，理性的普遍史展望未来的情怀和赋予“未来”道德属性的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注重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观相与思辨意识的建构，却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接引。因此，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判理性的普遍史时候，则指出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Bruce Mazlish， “Terms”， 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2.因此，20世纪以来，普遍历史除了深受黑格尔、康德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它更多地以一种变种的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东亚世界还能寻觅一些回音。
二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
用“普遍历史”观念沟通中西历史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关于编纂旨趣，郭实腊有明确的表述，文明日进要求突破民族偏见，中国也应该摒弃“夷夏”之别的观念，故“编者用巧妙的手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并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⑦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第3页。郭实腊的目的是在文明日进之时代，中国人应该突破“夷夏之别”的藩篱，用普遍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外格局的变动。此后，在《东西洋考》第一期的《序》中进一步申述这种观念：“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视远人之文矣……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⑦由此可见，郭实腊以普遍历史的新视野来劝喻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异质文化，消解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文化独尊的心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其中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因之，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 传教士之“援西入中”，也不乏介绍西方各国历史的书籍。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郭实腊试图“和合”中西历史，将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运用于历史的纂述中。其“东史”内容限于中国史，起于传说中的盘古，止于明亡;“西史”则指古代西方历史，重点记载英国历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王朝。在叙述方式上，中西历史和合，上半部分意在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下部分对将西方历史有条理的记录和分析。他将基督教历史编纂学运用到《东西史记和合》中，其历史编纂的特点“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在叙述世界历史进程时候，将中西历史事件放置于神意之下，并以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开启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不同的新的编纂模式。[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东西史记和合》显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作为“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示范效应，克服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狭隘，以一种恢弘的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西历史的变动，有力地改变了阅读者的世界史观念，彰显了普世历史的诉求。
突出体现西方普遍史观过渡时期痕迹的还有慕维廉和林乐知译著的西方著作。1856年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和蒋剑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托马斯·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在 《大英国志》“自序”中，慕维廉极力强调其编纂宗旨在于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 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③④⑤[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并对基督教在英史中的地位有明确的阐释，英史最重教会，历史编纂者应该以上帝意旨为旨归。③慕维廉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援西入中”去解构不同国家政体，比如将中国的“政体”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这种将各国政体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叙述模式，反映了慕氏普遍历史的视野：“《史记》 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④可见，编纂者以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梳理、总结不同国家的政体，隐含普遍历史整体史观的意识。就编纂形式而言，编纂者会通中西史体，既注意中西史体之异，又极力沟通融合中西史体。对于中西史书体例之异，编纂者有清醒的认识：“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 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 名人事迹具见他书) ，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 文字遂繁， 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⑤浸淫于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影响，编纂者试图用中国的纪传体来编纂《大英国志》，其方法在于吸收中国纪传体中的志和表、图。慕维廉深感米纳尔《英格兰史》对于典志体的处理与中国史例不符，故他参酌纪传体“志”的编纂方式，将有关英国的典章制度合为一卷 “志略”加以反映，作为该书第八卷，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史书的内容，史书的编纂形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动。虽然，该书是中西史书体例的初步交融，但却是可贵的尝试。
《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④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④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 “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 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210页。《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 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梁启超 ：《读书分月课程 》，《饮冰室合集》专集69， 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宋恕也指出： “(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③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③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 “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 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 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三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⑥⑦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⑥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⑦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⑩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 “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⑩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②③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 “(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②“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③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四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 “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木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杨匏安(1896-1931) ， 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甚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 “唯物史观的公式”，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突出地图，建立地图网
地图是地理学科的灵魂，高考中对地理知识的考查往往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因此记忆不同地区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在头脑中建立中国地图网是非常必要的。
1.用《中国政区图》掌握我国的行政区划及分布，特殊经线或纬线穿过的行政区（如回归线穿过的省份），中国的边界、邻国、领海，中国的民族分布与民族政策。
2.记忆相关地形图中的主要山脉的名称、走向，山脉的地理特征，个别山脉的经纬度。如：东西走向的天山，是我国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分界线；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温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森林与草原、种植业与牧业的分界线。我们还可以记忆昆仑山—秦岭（34°N）、南岭（26°N）、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贺兰山、祁连山、武夷山、横断山（100°E）、喜马拉雅山等主要山脉的地理特征与经纬度。
3.记忆重要经纬度上突出的地理事物。如110°E与34°N交点为华山，与30°N交点接近巫山，与20°N交点为海口市；30°N与120°E交点为杭州市，与105°E交点为四川盆地，与90°E交点为拉萨。
4.记忆主要地形区的分界线或经纬度。如青藏高原（80°E~100°E，30°N~40°N）、云贵高原（100°E~110°E，23°N ~28°N）、塔里木盆地（85°E，40°N）、准噶尔盆地（85°E，45°N）、四川盆地（105°E，30°N）、柴达木盆地（95°E，38°N）。又如内蒙古高原东部以大兴安岭为界与东北平原相邻，西部连接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南部以长城为界与黄土高原相邻；黄土高原南到秦岭（34°N），北到长城，东到太行山，西到乌鞘岭；东北平原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华北平原位于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淮河以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位于巫山以东，长江南北两侧。
二、重视知识重组，简化复习环节
初、高中知识中有很多知识重复点，或对某一地区知识在初高中均有分布。为简化复习环节，节省时间，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有必要对知识进行重组。
1.地形区的知识重组：在历年高考中，对区域地理知识的考查，往往以区域图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初中、高中地形区知识进行总结与整合，以地形区为单元，从位置、地形、气候、植被与土壤、资源、农业、工业、交通、人口与民族、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措施为切入点，综合复习某一地形区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例如：青藏高原：①地形特征：世界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高原起伏和缓，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较完整的高原，东南是呈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②气候：地势高，形成独特的高寒气候，气候冬寒夏凉，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气温的日较差大，年温差小；气温低，晴天多，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风力强大；4~9月有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带来降水，降水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东南温暖湿润，西北寒冷干旱。③植被与河流：从东南向西北植被为山地森林—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多河流源头，多咸水湖，冻土广布。④资源：青藏高原资源丰富，多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资源；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多钾盐、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已建成羊八井地热电站，察尔汗盐湖附近有我国最大钾肥厂。⑤经济：是我国高寒牧区，雅鲁藏布江谷地和湟水谷地是高原上的重要河谷农业区；牦牛是藏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交通不便，以公路为主，现青藏铁路已通车；拉萨和西宁是高原上的重要城市，拉萨被称为“日光城”、“宗教城”、“旅游城”、“高原城”。⑥环境：高寒、冻土、缺氧；脆弱的生态环境及严重的荒漠化是青藏高原经济发展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他地形区仍可进行知识重组。如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可结合西北干旱半干旱自然区的东西差异进行复习，东北平原可结合商品农业区域的开发，华北平原可结合农业低产区的治理，黄土高原可结合水土流失的治理等。
2.中国气候的复习与中国的三大自然区相结合，综合复习中国的气候总体特征及内部差异。
3.中国的河流湖泊与河流治理相结合；中国的自然资源与资源跨区域调配相结合。
三、区域地理系统化，重现区域问题及解决措施
学生要以三大自然区的划分为切入点，以区域为基础，以地形区为主体，自主复习各区域的相关知识，加强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知识复习。如东部季风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结合复习商品农业区域的开发，农业低产区的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南方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东南丘陵，结合复习山区农业资源的开发，交通运输的建设，海岛和海域的开发，城市新区的发展。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结合复习荒漠化的防治。青藏高原区主要复习青藏高原知识点。
四、做最后总结，画圆满句号
最后，由学生总结我国三大自然区内部差异及我国三个经济地带的特征、差异与发展。综观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复习现代化技术在国土整治中的应用。
中国地理复习的关键在于把中国地理知识链接为一个整体，记忆重要地理事物的绝对位置及相对位置；记忆各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了解当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近几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成为了境外媒体涉华报道的重点。尤其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的议题，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文化强国”的目标之后，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报道更是一路升温达到高潮。外媒的报道是折射国际社会对我关注面的“三棱镜”。因此，总结和分析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特点和趋势，将有利于我国外宣媒体在新形势下找准海外受众的“兴趣点”，妥善回应外部关切，为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外媒报道特点
根据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产经新闻》等30多家境外媒体最近一年多来涉华文化报道的调研结果，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监控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几方面，相关报道的特点如下：
一是普遍对“文化强国”战略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意义持肯定态度，认为加强文化建设对内有利于提振文化产业，促进软实力建设，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抵御欧美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对外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
二是大量报道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举措，普遍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努力，但认为我软实力建设的效果差强人意。一些媒体批评开办孔子学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措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因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有的媒体提出中国建设软实力应多发挥民间力量，让民间人士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
三是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构筑抵制欧美文化“防波堤”以及应对民众的道德危机，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不少外媒却明确表示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究竟是什么表示困惑。
四是对电影业、图书业以及创意产业等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对为整顿和扶持文化产业而出台的新的政策法规高度关注。外媒一致认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五年”。
五是将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加强网络监管联系起来，认为六中全会聚焦“文化命题”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在换届之际，加紧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同时，外媒还高度关注中国网络空间一些批评中共控制网络的言论，并炒作“言论自由”等人权问题。
新形势下我外宣媒体面临的新任务
以上可以看出，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兴趣浓厚”，而且关注面非常广泛，涉及到了该领域的各个方面。其相关报道既有客观、理性的一面，也因受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新闻价值取向相异以及对中国缺乏了解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少歪曲、不实的内容。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我国文化外宣报道提出新要求的大背景下，如何主动出击，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文化建设高度关注之契机，加大报道力度，消除外媒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盲点，同时吸纳外媒报道中合理的建议，完善我文化外宣报道中的不足之处，是我外宣媒体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把握正确的报道方向。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继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单项改革之后所作出的又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而外宣媒体肩负着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外宣媒体在向海外介绍我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政策和举措时，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使自己的报道基调和方向同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外宣媒体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文化改革发展的主线，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二，必须结合海外关切加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内容的对外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从境外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目前国际社会对我“文化强国”战略很感兴趣。因此外宣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宗旨以及产业发展情况，充分回应海外关切。而且，要改变传统的“传播者本位”方式，充分重视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观众群在历史、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以海外受众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最感兴趣的话题为出发点，进行议题设置。对于国际社会对文化体制改革中无知、曲解、误读乃至敌意的方面，要分门别类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认真探寻合适的题材以及报道方式，消除或减少国外受众对中国的不良印象。比如，针对外媒指责中国控制网络无视言论自由的不实言论，要有理有据进行驳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要加强宣传，全面阐释；就外媒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关注点，要大量报道，充分回应。
第三，在报道手法上注重人文色彩，在报道内容上强调平衡性，努力提高中国文化的海外“亲和力”。外宣媒体在对外宣传我“文化强国”战略时，无论是涉及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都面临着究竟该如何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以人为重点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故事是最能打动境外媒体和国外受众的。比如，在向海外受众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外宣媒体不能采用对内报道常常运用的通过大段的排比句式，简单化、概念化地阐述某一理念的方式，而是要从具体人物的具体事迹入手，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而树立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另外，我们在报道内容的选取上还要注意平衡性。一些外媒曾建议，中国软实力建设应多重视民间的力量，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外宣报道。我们应重视和吸纳民间蕴含的丰富外宣资源，在报道中既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宣传内容的传播，也要给民间渠道以充分的出口，既要有主流的言论，也要有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增加我们文化报道的平衡性，提高报道在海外受众中的公信力。
第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当前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和一些移动新媒体以其庞大的受众群、空前的传播力和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许多公众热点事件的发源地和散热器，受到国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将网络作为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阵地”。这既对我文化外宣报道构成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外宣媒体要深入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整合各类网络媒体的宣传资源，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传播的便捷性、互动性以及草根性等特点，着力构建集传统媒体形式和新兴媒体形式于一体的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对外报道体系，做好新形势下的文化外宣报道。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古筝是中国古老而富有特色的民族乐器。在漫长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古筝艺术通过自身的发展及其完善，不断填补了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空白，推动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古筝艺术对中国音乐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呈现等两个方面探讨了古筝艺术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古筝艺术；中国音乐文化；文化特色；文化底蕴
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历史悠久，个性鲜明，被人们视为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乐器，文化底蕴相当深厚，享有“东方钢琴”之美誉。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历经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坐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的生动诗句所描绘出的古筝艺术所达到的令人神驰的境界，其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本文将探讨古筝艺术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关系。
古筝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古筝对中国音乐文化特色的呈现上，而且又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意蕴的展现上。
一、古筝艺术对中国音乐文化特色的呈现
对中国音乐文化特色的呈现，古筝艺术主要是对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呈现。
（一）古筝艺术对民族特色的呈现
民族性是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各种艺术的生命，也是中国音乐文化与古筝艺术的生命。古筝对中国音乐文化民族性特色的具体呈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写意化民族特色的呈现，写意化与写实化是中西文化与中西音乐文化的一个主要区别：“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西方传统美学则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更加重视艺术的认识价值。中国传统美学强调艺术的统一，更加重视艺术的认识价值。中国传统美学强调艺术的表现、抒情、言志；西方传统美学则强调艺术的再现、模仿，写实。”写意化要求形神兼备、写意传神，以简练的手法，写出对象的神衷。“写意”一词，最初源于中国绘画，属于纵放一类的画法，原指通过简练的笔墨，写出物象的形神，以表达作者的意象，又称“相笔”，与“工笔”相对。写意化是中国所有艺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特色与美学特色，当然也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古筝对写意化民族文化特色的呈现，是很鲜明、生动、浓重的。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例证。例如古筝曲《寒鸭戏水》，就通过简练的乐曲结构，描绘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动人画面，并借拟人之法，表现出人的乐观主义情怀。
另一方面是民族音乐风格的呈现。中国音乐风格受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决定与影响，形成了真挚、朴实、含蓄、婉曲等特有的民族音乐风格。古筝对这些民族音乐风格的呈现，也是很鲜明、生动、浓重的。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例证。例如古筝曲《叹颜回》《哭
周瑜》，都是情感真挚、朴实的经典之作，前者表达了对孔子弟子颜回英年早逝的惋惜悲痛之情；后者表达了对少年气盛、英年早逝的周瑜的惋惜、悲痛之情，其情感的真挚、朴实，极具中国音乐文化的民族特色。
（二）古筝艺术对地域特色的呈现
地域性是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特色愈浓郁，民族文化特色也愈鲜明，这正如鲁迅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古筝对于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呈现，也是成功的。例如在演奏风格上，就形成了以地域特色为重要标志的许多艺术流派，其中以清新泼辣、粗犷豪放的河南派，华丽明快、悠扬铿锵的山东派，色彩丰富、韵味隽永的广东潮州派为代表，并有江浙派、客家派等多种不同地域风格的艺术流派，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艳。
（三）古筝艺术对时代特色的呈现
一切艺术都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创新而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适应时代，永葆其艺术青春。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它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地域性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
古筝艺术在呈现中国音乐文化的时代性特色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例证。例如北京“国乐天骄”女子乐团中的古筝演奏艺术、“女子十二乐坊”中的古筝演奏艺术，都具有创新的21世纪的时代性特色。
二、古筝艺术对中国音乐文化意蕴的展现
古筝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密切关系，更表现在古筝对中国音乐文化意蕴的展现上。中国音乐文化强调意蕴，这又包含两大要素：意境和气韵。
意境指藝术作品情景交融的境界，是艺术家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熔铸的产物，即意与境的有机统一。意境具有若有若无的朦胧美、有限无限的超越美、不设不施的自然美。古筝艺术对意境的展现，是富有创造性的。例如古筝曲《汉宫秋月》，就融汉元帝思念王昭君的悲情与汉宫的深秋月色的悲景于一炉，营造出情景交融的绝妙意境。
气韵指艺术作品的“气”与“韵”的结合，气为生命之力，韵为生命之风采，动为气之核心，情为韵之根本。“气韵生动”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古筝艺术对气韵的展现，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例如古筝曲《天下大同》，就充分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气吞全球、大爱无疆的气派与韵致，堪为民族器乐曲之经典。
三、结语
古筝艺术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在发生影响的同时，中国音乐文化也在对古筝艺术的完善产生着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古筝艺术的继承和古筝艺术的美育功能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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