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突出地图，建立地图网
地图是地理学科的灵魂，高考中对地理知识的考查往往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因此记忆不同地区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在头脑中建立中国地图网是非常必要的。
1.用《中国政区图》掌握我国的行政区划及分布，特殊经线或纬线穿过的行政区（如回归线穿过的省份），中国的边界、邻国、领海，中国的民族分布与民族政策。
2.记忆相关地形图中的主要山脉的名称、走向，山脉的地理特征，个别山脉的经纬度。如：东西走向的天山，是我国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分界线；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温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森林与草原、种植业与牧业的分界线。我们还可以记忆昆仑山—秦岭（34°N）、南岭（26°N）、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贺兰山、祁连山、武夷山、横断山（100°E）、喜马拉雅山等主要山脉的地理特征与经纬度。
3.记忆重要经纬度上突出的地理事物。如110°E与34°N交点为华山，与30°N交点接近巫山，与20°N交点为海口市；30°N与120°E交点为杭州市，与105°E交点为四川盆地，与90°E交点为拉萨。
4.记忆主要地形区的分界线或经纬度。如青藏高原（80°E~100°E，30°N~40°N）、云贵高原（100°E~110°E，23°N ~28°N）、塔里木盆地（85°E，40°N）、准噶尔盆地（85°E，45°N）、四川盆地（105°E，30°N）、柴达木盆地（95°E，38°N）。又如内蒙古高原东部以大兴安岭为界与东北平原相邻，西部连接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南部以长城为界与黄土高原相邻；黄土高原南到秦岭（34°N），北到长城，东到太行山，西到乌鞘岭；东北平原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华北平原位于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淮河以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位于巫山以东，长江南北两侧。
二、重视知识重组，简化复习环节
初、高中知识中有很多知识重复点，或对某一地区知识在初高中均有分布。为简化复习环节，节省时间，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有必要对知识进行重组。
1.地形区的知识重组：在历年高考中，对区域地理知识的考查，往往以区域图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初中、高中地形区知识进行总结与整合，以地形区为单元，从位置、地形、气候、植被与土壤、资源、农业、工业、交通、人口与民族、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措施为切入点，综合复习某一地形区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例如：青藏高原：①地形特征：世界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高原起伏和缓，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较完整的高原，东南是呈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②气候：地势高，形成独特的高寒气候，气候冬寒夏凉，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气温的日较差大，年温差小；气温低，晴天多，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风力强大；4~9月有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带来降水，降水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东南温暖湿润，西北寒冷干旱。③植被与河流：从东南向西北植被为山地森林—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多河流源头，多咸水湖，冻土广布。④资源：青藏高原资源丰富，多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资源；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多钾盐、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已建成羊八井地热电站，察尔汗盐湖附近有我国最大钾肥厂。⑤经济：是我国高寒牧区，雅鲁藏布江谷地和湟水谷地是高原上的重要河谷农业区；牦牛是藏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交通不便，以公路为主，现青藏铁路已通车；拉萨和西宁是高原上的重要城市，拉萨被称为“日光城”、“宗教城”、“旅游城”、“高原城”。⑥环境：高寒、冻土、缺氧；脆弱的生态环境及严重的荒漠化是青藏高原经济发展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他地形区仍可进行知识重组。如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可结合西北干旱半干旱自然区的东西差异进行复习，东北平原可结合商品农业区域的开发，华北平原可结合农业低产区的治理，黄土高原可结合水土流失的治理等。
2.中国气候的复习与中国的三大自然区相结合，综合复习中国的气候总体特征及内部差异。
3.中国的河流湖泊与河流治理相结合；中国的自然资源与资源跨区域调配相结合。
三、区域地理系统化，重现区域问题及解决措施
学生要以三大自然区的划分为切入点，以区域为基础，以地形区为主体，自主复习各区域的相关知识，加强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知识复习。如东部季风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结合复习商品农业区域的开发，农业低产区的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南方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东南丘陵，结合复习山区农业资源的开发，交通运输的建设，海岛和海域的开发，城市新区的发展。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结合复习荒漠化的防治。青藏高原区主要复习青藏高原知识点。
四、做最后总结，画圆满句号
最后，由学生总结我国三大自然区内部差异及我国三个经济地带的特征、差异与发展。综观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复习现代化技术在国土整治中的应用。
中国地理复习的关键在于把中国地理知识链接为一个整体，记忆重要地理事物的绝对位置及相对位置；记忆各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了解当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重典治国”在各朝不同时期备受统治者青睐，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往往难以完成统治者的决策预期，收效了了，最终难以逃脱成为历史陈迹的命运。应当按照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适宜的刑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重典；法制；适宜；秩序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于是“乱世当用重典”的思想便应运而生。重典，顾名思义，是指较重的刑罚。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虽不处于乱世，但对于重典仍是有记载的，所以今天我们对重典的使用也需要有一些探讨。
早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司寇》中载：“一曰，邢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可见，重典在历史早期就已经使用了。虽然周王朝对于刑罚本着世轻世重的原则，但我们看到西周刑罚的主体是墨，劓，髌，宫，大辟五大刑罚，也称旧五刑。这五种刑罚，手段均是十分残酷的，前四种肉刑的目的是给人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使人残疾，而最后的大辟又称生命刑，其严酷程度不言而喻。所以，在西周，在非乱世的阶段，重典是存在的，并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刑罚使用。
在上古时期，法制制度并不完善，重典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严明的刑罚可以降低犯罪的发生。但是，重典是否应该贯穿整个王朝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看到，不仅是在西周。在汉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国家已经是破败荒凉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凋敝。汉初统治集团在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同时，意识到秦律过分的严苛和繁密。于是，刘邦初入关就与咸阳民众“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繁苛律令。之后，汉惠帝，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一系列重典，进行形制改革。与秦朝相比，汉朝的法制明显呈一个轻刑慎罚的态度。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
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
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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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云鹏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J]法制与社会，2014-10-15
[3]苗红培中国古代吏治经验及其当代价值[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4-15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文化软实力；走出去
一、文化生态视域下中国英语的使命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强调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關系，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文化生态化是指在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一切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继承与发扬本土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精髓，从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呈现出和谐发展与大繁荣的景象。那么文化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其载体——语言的不断丰富与创新。中国英语的出现恰恰反映出世界文化生态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英语彰显语言跨文化交际的魅力，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底蕴，赋予了语言的创新性，它肩负着能够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让世界来恰当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生态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它也是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伟大战略。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政府近年来建设中国文化的突出主题。面对文化生态发展时代，全球文化生态链需要中国文化元素。然而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文化“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解决文化输入内容单一、方式陈旧、文化认可度低等问题。
1.文化输出内容单一
一提起中国文化，大多数外国人会想到中国茶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中国京剧文化、中国丝绸文化、中国瓷器文化等。国际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层面。但对于中国文化其他方面了解不够。比如：中国高等学府、大众传媒作品、当代文学作品、高精端产业等。
2.文化输出方式单调
在国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今天，各国争先抢占国际文化市场，进而拉动国内经济、文化大幅提升。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品占国际文化市场份额较小，出现文化贸易逆差。而我国文化输入方式多为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等，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不相符合，也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3.文化认可度单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与思维认识的差异，传统文化的普世性和审美性容易走进西方社会，在文化输出中占有主体地位。但对中国文化输出中带有政府背景和宣传色彩的文化充满警惕与排斥，致使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策思考
1.丰富中国文化输出内容
在文化输出过程中，除了要进一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要加大对中国现代、当代优秀文学文化作品的宣传与输出。充分发挥中国英语这一强有力的语言工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核心价值理念。
2.优化中国文化输出路径
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产业的先进做法，壮大中国文化产业，抢占国际文化市场的先机，扭转文化贸易逆差。比如：创造电视文化节目品牌，发展中国文化。《舌尖上的中国》颇受大众欢迎，建议此栏目面向海外，配合中国英语的翻译，会受到良好的效果。
3.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可接受度
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是宣传资料、政府工作报告等。充分发挥翻译活动的作用，增加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度。
参考文献：
[1]任成金.中国文化走出的历史借鉴与现实选择[J].中州学刊，2015.
[2]任东升，马婷.汉语经典翻译中国英语的文化主体地位[J]. 当代外语研究，2014.
作者简介：曹东波，女，1980年出生，硕士，讲师，英语教育 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规划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5CYY008）；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高校社科联合作课题“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汉英翻译中的中国英语研究—基于近5年政府工作报告热词英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slgslhl-112）。
编辑 尹 军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郑祖强（1989一 ），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政策。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概括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一、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在中国近代史提供的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上。第一，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顽固，又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特殊地位，它们都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必须由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曾先后登上前台，演绎一段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理论，但最终都归于了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这些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代表新兴生产力并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第三，中国革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来了各种观念和理论，农民阶级从西方学来了拜上帝教，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些阶级在它们所学得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国社会的浪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武器的运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由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理论武器作指导，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原因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需要实现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在中国的具体化，从而被中国人民所掌握。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本来提供的就不是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要想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着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其进一步加以民族化、具体化。按照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就必须实现其中国化。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提出，但是这并不是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突然冒出来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就已经提出过要研究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范畴， 在党的两次大会文件中出现过。一次是中共七大，一次是中共十七大。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明确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我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以我们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借鉴，深刻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中每一次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七大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巨大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后来毛泽东常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灵魂而失败。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对于中国革命和改革和建设而言，它必须中国化。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一）毛泽东思想的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0 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共产党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于1945年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继续发展于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而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的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国家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同样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开始和发展起来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国总结长期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它的提出标志了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三）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新的中央其他领导作出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②面对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经过长期思考，2000年，江泽民出席广东省高州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③在同年的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黨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④2001 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使“三个代表”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建党纲领。贯彻党的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 2004 年又写进了宪法。
（四）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方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党和全国名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些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是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回顾马克思主义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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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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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
【作 者】许 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20；谢 忠，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湘潭，411201
On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XuBin，XieZho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eseNation ； diversity in unity; pattern; influence.
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是制约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1]因此，考察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必须从分析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入手。
所谓地理环境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与某一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它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四周由天然屏障构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地形、土壤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中央平原地势开阔、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内部结构完整并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我们可称之为“中华大地”。中华大地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大熔炉”
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界定我国的历史疆域。然而，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经历了多次演变，其疆域面积、民族成分也发生过多次变化。[2]因此，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历来是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在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历史影响的方法论问题上，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视角不同，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方法：一是“上溯法”，主张由今及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①二是“下叙法”，主张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中国历史；②三是“截取法”，主张按照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来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学术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各有利弊。“上溯法”虽然照顾了当代政治的现实，但是以今套古，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而且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也是不足取的；“下叙法”，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发，把“中国”等同于中原王朝，不仅难免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统治的时间最长)，而且必然导致“未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民族就是外国和异族”的历史悖论；“截取法”实质上也是一种“上溯法”，只不过上溯的起始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积上对我国最为有利。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华先民的生存空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且大体一致的地理范围，而且，这个地理范围并不存在一条人为疆界，而是由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条“自然疆域”。中华大地的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淼无边的大海大洋，北方和东北绵延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边和西北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隔，西南则有气势绝伦的喜马拉雅山脉，呈新月形环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侧，成为中华大地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分界。可见，虽然中华大地与东南亚诸国和朝鲜等国相接之处较为畅通，但就其整个地理环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疆域”。这条自然疆域同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1820年清朝《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认、并得到沙俄与西欧列强承认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中华大地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基础。
一方面，基于对中华大地半封闭性特征的朴素认识，中华各族先民形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秦汉的初步统一得到正式确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4]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强调“中华一体”、“华夷一统”，它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大一统思想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坚，成为中华各族不断走向统一、融为一体的心理文化基础。历代封建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君临天下，还是其他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无不将“一统天下”视为己任；官僚士大夫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无不在分裂中盼望统一、在乱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更是同仇敌忾，为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个古代时期，中华各族先民都很难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开展大规模的交流，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华大地内部展开，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发展、自我调节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虽然关系或亲或疏，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分庭抗礼、兵戎相向，还是“和亲”通好、会盟互市，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这个共同地域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5]，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P3-4)
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
民族理论研究一般说来，疆域面积的大小同其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成正比，狭小疆域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相对较小，因而其中的民族成分也就比较单一。这是因为，居住在狭小疆域的民族一旦遇上严重天灾或强敌入侵，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远走异国他邦；否则，就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甘当奴隶，甚至被强迫同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广大，回旋余地极为宽阔。就当代中国疆域而言，东西跨经度约62。，长约5 200公里，时差在4小时以上；南北跨纬度约49。，长约5500公里，地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总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5%,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第三，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6]况且，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比当代中国疆域的面积还要大得多。相对而言，广阔的疆域不仅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而且能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宽绰的回旋余地。而这两个条件对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都极为有利。
在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中，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多元成分很早就得以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的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3](P7)中华大地的广大面积使分居各地的民族能够相安无事地向前发展，即使有所冲突和斗争，也因为有极为宽绰的回旋余地而使弱势民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根据史籍所显示的材料，我国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而实际存在的民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7]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许多次民族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除部分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等迁出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外，绝大部分民族是在中华大地内部进行迁徙和流动。所以，虽然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与同化，但直到今天，我国还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三、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对中华民族格局产生了“既发展多元又促进一体”的双重影响
费孝通先生说过：“民族结构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并不例外。”[3](P4)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来源于她的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其一，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个梯级逐级下降。最高一级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第二级由大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和大盆地(达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组成，平均海拔下降到2000～1000米；第三级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其二，地形非常复杂。既有高原和平原，又有山地和盆地；既有丘陵、沙漠和岛屿，又有海域、湖泊和河流。其三，气候类型比较齐全。南北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同时，复杂的地势、地形条件也增加了气候类型的多样性。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3](P5)
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④的多样性。在古代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复杂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气候条件)使得散居各地的中华先民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他们只能适应本民族的生态环境，相对独立地发展各自的经济和文化，从而形成各民族千姿百态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由地理条件造成的自然分隔状态，虽然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从而导致了有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的不利后果，但是，它在客观上又成为这些民族屏蔽外界影响、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天然盾牌。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组，即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每一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如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又分为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含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8]这些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对我国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特点的理论概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中华大地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同其广阔的疆域一样，对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又造就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性。如上所述，就整个中华大地而言，它生态结构是千姿百态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就各个具体的民族地域而言，它们的生态结构又是相对单一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相对单一的。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这种多元性与单一性的对立统一，既给各民族提出了打破自然封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又为它们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因为，各民族自身相对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使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很大局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最终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地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划分为互相依赖和补充的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南北三个发展带就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民族和旱地农业发展带；长城以外为游牧、渔猎民族和游牧、渔猎经济发展带。从东西方向看，则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湿润而适合于农耕，西部为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中国的大统一实际上就是这南北三带和东西两部民族关系发展的伟大结果。[9]可见，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在孕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格局多元成分的同时，也蕴涵着各民族走向一体的历史趋势。
四、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特点，进而对民族融合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各族特色鲜明的民族差异，而这种民族差异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主要聚居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他们坚韧勤劳，性格内敛，安居乐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广阔的草原、沙漠，交通便利，气候寒冷干燥，宜于发展牧业。在这种生态条件成长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性格豪放，勇敢尚武，精于骑射，一直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方民族一轮又一轮地侵扰汉族虽然存在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如它们需要汉族生产的粮食、茶叶、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但是，中原地区平坦开阔、易攻难守、便于骑兵纵横驰骋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成为引发北方民族屡次侵袭的诱因。
相反，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往往局促于山地，气候温暖湿润，交通不便，造就了南方民族数量众多、力量分散、性格温和、发展迟缓的特点。因此，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的关系中，它不仅极少受到来自南方民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多次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如秦始皇征百越、汉武帝用兵西南等。
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格局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大多数中原王朝在军事部署上都采用“向北防守，向南退却”的战略态势。如何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历来是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而面对北方民族的长驱直入，中原王朝如不能遏止其攻势，大都采取向南迁徙的策略，如东晋、南宋、南明等。即使少数有作为的君王曾主动出击北方民族，也基本上是以攻为守，汉武帝和明成祖北伐成功后随即修复长城便是这一动机最好的诠释。
总之，南北方民族正是基于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走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融合之路：北方诸民族的融合总是少数民族采取主动“打进来”的方式,呈现出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势。而南方各民族的融合总是伴随着汉族向南方的迁徙、开发，方式比较和平，进程相对缓慢。在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巨大差别的背后，隐藏着地理条件的难以察觉的，但又几乎是全方位的影响。[10]
五、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中央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华夏—汉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华大地山地众多，但是平原面积也很广，而且相对集中于中央。就当代而言，我国平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其主体部分在中华大地的腹心之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它主要由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总面积近达百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有我国这么集中而广大的中央平原。[11]
黑格尔说过：“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寒和极热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建筑一个世界。……所以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里形成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2]我国广大的中央平原正处于北温带，位于地球母亲的“胸膛”之上，特别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自然条件更是极为优越。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华夏—汉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族凭着这种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核心。然而，这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不是因为汉族比别的民族更聪明；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13]
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7000年以前，新石器文化的曙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两个生态条件基本一致的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大部分为肥沃疏松、便于耕耘的黄土覆盖。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非常优越。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年，中原一带气候温暖，降雨充沛，动植物繁盛，森林草丛随处可见。此时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3。C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4。C ～6。C。”[14]正是这种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黄河中下游平原最早迈进了农耕文明的先进行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即狭义的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平原同黄河中下游平原一样，也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很早就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古代，虽然生产力非常落后，但农业生产同渔猎、游牧相比，它的收获物更稳定，因而更容易解决温饱问题，并给人以安定有序的生活，所以农业文化具有相对的先进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不断地互相渗透和彼此交融，逐渐融合成一种广义的中原文化。中原农业文化的先进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地理上的居中性又为它同各族人民广泛开展交流创造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交通落后的限制，散居各地的民族大都长期处于分隔状态，因此，民族交往的主体和范围是有限的，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直接接触更是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天各一方，素无往来。华夏—汉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后同各民族发展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正是凭着这种广泛的民族交往，华夏—汉族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P3、32)
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互动中，强势的中原农业文化呈放射状向四周渗透、扩展，不断地吸收、同化别的文化，但不会被别的文化同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古代始终是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于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又以高度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促进边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众多民族各有发展历史，又互相影响、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国家，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3](P89)
广大而集中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秦汉以来，我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经风沐雨、屡遭变乱和分裂，但总是“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次分裂都带来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高程度的统一。透过中华民族这种无比深厚的凝聚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央平原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一，在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条件下，周边民族向中央平原发展比向边疆或外界发展要容易得多，从而对中央平原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第二，基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华夏—汉族为主的中央平原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明显不同而又互为补充、彼此依存的经济文化类型，由此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文化纽带。第三，中央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比较容易统一，而且也便于修筑诸如驰道和大运河之类的大规模的水陆交通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有力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平原确是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之所以大于离心力，而不是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使罗马帝国一旦分裂则无法再统一，主要是受了中央平原的恩赐。如果中国的中央平原也被很多高山峻岭所分割，那么中华民族可能也会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15]这种看法虽然因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而有失偏颇，但是，它所指出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16]正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上，中华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注 释：
①这种观点以翦伯赞、白寿彝、翁独健为代表。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到4期。
②这种观点以马长寿、王玉哲、范文澜、孙祚民为代表。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玉此及彼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③这种观点以陈连开、陈玉屏为代表。参见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参见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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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