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联接点之一。通过引入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构建了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模型证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情形下，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可以提高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会使市场利率上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可以反向调节特惠信贷市场利率，正向调控特惠信贷供给量。政府行政配给替代银行信贷配给的情形下，货币供给具有“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特征，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失灵，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可以撬动特惠信贷供给。当前，政府行政配给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抑制了财政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对此，应优化特惠信贷利率定价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增强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普惠性。
关 键 词：精准扶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策协调;IS-LM模型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6.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扶贫领域逐渐形成以特惠信贷为联接点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框架。1986年开始实施扶贫贴息贷款，初步构建扶贫领域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作用机制。2015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改革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机制，开始实施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评级授信、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更加注重精准扶贫领域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扶贫再贷款政策工具，为贫困地区金融机构以基准利率发放涉农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使特惠信贷上升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联接点之一。同时，地方财政筹建了扶贫产业担保基金、扶贫贷款损失补偿金和扶贫保险补助金，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可见，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下，实施利率管制、锁定投向、流动性补给以及财政担保、贴息及风险补偿等措施，干预金融机构为贫困群体生产活动提供的特惠融资服务。
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本质上是信用货币供给方式，因此贫困地区货币供给机制是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影响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效率， 进而影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央行再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商业银行信贷是贫困地区货币供给的主渠道，构成了特惠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财政扶贫支出主导着特惠信贷资金的投向，但贫困地区财政自给能力普遍较弱，除了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通过政府投资项目大量举债融资，甚至通过隐性举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2017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约束收紧，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增速放缓甚至规模收缩，表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效应边际递减。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扶贫再贷款投放力度，但扶贫再贷款余额和限额使用率双降， 表明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减弱。因此，亟需從理论和实践层面，疏通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增强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学界从宏观调控角度展开了两大政策协调性的研究，但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目前，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相关研究聚焦于具体政策工具层面，普遍认为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效率不高，但鲜有针对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的研究。
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对象都是货币资金活动，并通过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铸币税等联接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有最终目标一致、手段互补、传导机制互动等关联特征[1]。一些学者围绕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政策联接点展开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应遵循以制度建设为导向的基本内在逻辑，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方面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1-2]。此外，众多学者运用IS-LM模型和实证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运用IS-LM模型分析得出，只要IS-LM曲线中任意一条曲线水平或者垂直，则存在政策失效的可能，认为从理论上可以证明不存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3]。张帆（1999）使用我国1980—1998年数据测算IS-LM模型，发现LM曲线向下倾斜，认为是政府利率管制、利率调整滞后和通货膨胀等因素所致[4]。胡海鸥（2001）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货币供给和利率管制方式存在差异， 导致LM曲线的倾斜方向不同，比如西方国家货币供给方式主要是央行买入国债，而我国货币供给方式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和外汇干预，并且利率受到管制[5]。马拴友（2001）运用IS-LM模型测算我国1983—2000年财政政策乘数及效应，发现IS-LM曲线具有正常的斜率，其中LM曲线斜率较小但为正值[6]。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广泛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显著增强，但精准扶贫领域仍存在贷款利率上限管制，特惠信贷实际执行政策上限利率。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面临诸多制约，亟需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而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 因此，本文尝试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构建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 探析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问题。
三、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
（一）修正IS-LM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IS-LM模型，为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问题提供了框架， 但在确定政策配合格局之前，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厘清两大政策的作用机理。由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作用下的贫困地区货币供给特殊渠道，因此有必要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厘清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其次，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呈现多元化， 除了流动性和利率传导渠道之外，信贷微观机制也是存在的，甚至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7-8]，因此将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具有政策理论和应用价值。此外，IS-LM模型假设价格水平是外生变量，不能由模型本身来解释，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农户拥有的资产财富匮乏，往往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即价格是外生变量，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
（二）修正IS-LM模型的理论依据
如果将货币供给划分为央行意愿供给、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和实际供给三个层次，则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与货币需求相对应，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货币供给[9]。但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由央行决定，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因此IS-LM模型未引入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变量。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实际收入正相关，选择以货币或政府债券形式持有财富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与利率负相关。托宾（1952）借助均值-方差分析法将风险因素引入货币需求分析，认为在权衡风险和预期报酬率后可以选择货币和债券的不同组合来持有财富[10]。弗里德曼（1956）进一步将资产选择范围扩展至货币、债券、股票及实物资产，隐性假设银行可以根据利率变化來调整信贷规模，使利率波动和货币预期报酬率同向变化，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也同向变化，因此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只是持久性收入[10]。综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在收入影响货币需求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方面存在分歧：凯恩斯理论从非银行主体资产配置角度分析货币需求，选择性忽略了信贷需求;弗里德曼理论隐性假定银行主体信贷资产配置行为自动实现货币市场出清，选择性忽略了信贷供给。
罗伯逊（1937）提出的可贷资金理论同时考虑了信贷供给和需求， 认为可贷资金需求包括投资、窖藏、消费信贷需求和政府借贷需求，其中投资、窖藏、消费信贷需求与利率负相关，政府借贷需求不受利率影响; 可贷资金供给包括储蓄、反窖藏和货币供给，与利率正相关;基于可贷资金供给和需求函数可以构建可贷资金市场的均衡模型，得到均衡利率[10]。显然，储蓄和窖藏都是持有货币财富的形式，因此可贷资金理论未被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接受，但对研究央行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具有启示作用。比如，在可贷资金理论框架下，商业银行运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超额准备金率与利率成反向变化， 而央行可以反向调节超额准备金率，使货币供给与利率成正向关系[10]。这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传统再贷款政策的传导路径，但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采用信贷便利、 利率优惠、担保服务、利息补贴等行政配给手段干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使特惠信贷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由货币需求决定，央行难以通过加大扶贫再贷款投放力度来扩大货币供给，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特惠信贷政策传导路径随之发生改变。
根据内生货币理论，货币供给由利率、物价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等经济因素决定[11-12]，而货币需求创造货币供给[13]。Moore（1988）提出“水平主义”货币理论，将货币分为贵金属商品货币、政府债券及硬币、银行信用货币，认为大多数主流经济理论适用于商品或政府货币经济，但不适用于现代信用货币经济[14]。现代经济中，信贷供给由信贷需求决定，货币供应量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在既定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Goodhart（1989）和Wray（1992）进一步提出“结构主义”货币理论，认为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15-16]。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对金融资源的吸附能力较弱，居民消费品和投资设备主要从发达地区采购或者进口，货币资金通过支付结算渠道外流，部分储蓄资金也通过银行同业、理财和互联网金融等渠道分流。同时，政府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构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贫困地区输血的“大动脉”，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央行再贷款只是外部输血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贫困地区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即货币供给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在这种货币市场敞口循环运行机制中，银行机构作为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和信用创造主体， 既是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资金的被动供给者，也是投资性信用货币的主动创造者。商业银行信贷创造信用货币的过程中，信贷需求由利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等因素决定，信贷供给由利率和抵押品价值决定，而抵押品具有资本品的特性，即抵押品价值与利率负相关，因此信贷供给与利率不是单调的关系[9]。尽管精准扶贫特惠信贷主要是信用贷款而非抵押贷款，但贷款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财政扶贫资金实际发挥担保品的作用，因此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也会影响特惠信贷供给。
（三）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的构建
1.产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
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总收入等于总支出，考虑到贫困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可以忽略进出口需求，则Y=C+I+G。消费支出C由可支配收入YD决定，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意愿越强，并考虑农业税减免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因素，可支配收入由收入Y和财政转移性收入构成，则C=C0+
C（YD）=C0+C（Y+TR），其中，TR为扶贫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转移性投入，■为边际消费倾向（■>0），■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0）。投资支出I主要受利率影响，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形下，利率越高，投资意愿越低，则I=I0+I（i），其中，■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0）。政府支出G受预算约束，可看作外生变量，即G=G0。可得精准扶贫产品市场IS曲线的表达式：
Y=A0+C（Y+TR）+I（i） （1）
其中，A0=C0+I0+G0，为自主性支出。
2.货币市场的均衡：LM曲线
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从货币需求端看，贫困农户的资产匮乏，为满足日常交易和预防意外支出的需要，主要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与收入呈正向变化; 贫困农户对融资成本承受能力较弱，信贷货币需求与贷款利率呈反向变化; 扶贫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转移性投入可以降低贫困农户实际融资成本，促进形成有效信贷需求。参考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精准扶贫的货币需求函数可表述为：
■=L0（Y）+Ld（i，TR） （2）
其中，■为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0）;■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0）;■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0）。
从货币供给端看，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必然引致等量的货币供给，信贷供给由投资性货币需求决定。财政转移性投入发挥担保品的作用，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参考内生货币理论和陈浩等（2003）[9]，精准扶贫特惠信贷供给函数可表述为：
m=Ls[i0，Ld（i，TR）] （3）
其中，i0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受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以及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影响;■为特惠信贷供给对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敏感性（■>0）;■=？姿，为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参数。 如果存在信贷配给现象，则0<λ<1;按照“水平主义”理论，信贷供给完全取决于信贷需求，则λ=1;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商业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信贷投放，则λ>1。
综上，精准扶贫的货币供给函数可表述为：
■=L0（Y）+Ls[i0，Ld（i，TR）] （4）
根据（2）式和（4）式，可得精准扶贫货币市场LM曲线的表达式：
Ls[i0，Ld（i，TR）]=Ld（i，TR） （5）
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IS-LM曲线
产品市场均衡时，由（1）式可得收入的增量表达式：
dY=？琢（dA0+■dTR+■di） （6）
其中，？琢=1/（1-■），即投资乘数。
货币市场均衡时，由（5）式可得均衡利率的增量表达式：
（1-λ）di*=（1-λ）？茁dTR-？酌di0 （7）
当λ=1时，di*=di0=0，均衡利率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或者特惠信贷政策利率。
当λ≠1时，di*=？茁dTR-■di0。
其中，？茁=（-■/■）>0，表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与特惠信贷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之间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乘数，实际反映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率定价博弈程度， 比如政府实施特惠信贷利率管制的同時，运用财政资金激励商业银行发放特惠贷款，商业银行在盈利动机下运用财政存款发放较高利率的非特惠贷款， 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上升，促使特惠信贷利率上升。扶贫再贷款运行中也存在利率定价博弈现象，比如金融机构借用的扶贫再贷款余额增加时， 全部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降反升。？酌=
（-■/■）>0，表示特惠信贷供给对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敏感性与特惠信贷需求对实际利率敏感性的比率， 反映货币政策向特惠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效应乘数，γ值越大，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越高。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联立（6）式和（7）式可得均衡收入的增量表达式：
dY*=？琢（dA0+■dTR） λ=1 （8）
dY*=？琢[dA0+■dTR+■（？茁dTR-■di0）]
λ≠1 （9）
综上可知，均衡收入与自主性支出、投资乘数、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和挤出效应均衡利率与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等相关。
四、基于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
（一）精准扶贫特惠信贷联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对（3）式求导数，并与（7）式联立，可得均衡特惠信贷供给的增量表达式：
dm*=λ■dTR λ=1 （10）
dm*=[■/（1-λ）]di0 λ≠1 （11）
当前，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农村信贷市场普遍存在信贷配给现象，即0<λ<1，由（7）式可知，均衡利率由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和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决定，由（11）式可知特惠信贷供给量与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正相关。但是，特惠信贷利率上限R0管制措施扭曲了货币供给曲线，导致精准扶贫货币市场的内在均衡机制失灵。当i0<R0时， 货币市场能够在利率价格调节作用下实现自我均衡（如图1上图所示）;当i0≥R0时，特惠信贷利率管制措施发挥约束作用，均衡利率由特惠信贷政策利率决定，即λ=1，di*=di0=0，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受到抑制，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作用失效， 货币市场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只能借助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实现供需均衡（如图1下图所示）。 这表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是运用政府行政配给手段，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从而突破贫困群体缺乏融资担保的瓶颈约束。
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也被特惠信贷政策利率分割。当i0<R0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实现对特惠信贷供给的间接调控;当i0≥R0时，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的调节作用失灵，如果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不能使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降至政策利率水平以下，或者运用扶贫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的利差收益难以覆盖特惠信贷资金成本、 经营费用、风险溢价等综合成本时，金融机构借用扶贫再贷款的需求减少， 扶贫再贷款余额和限额使用率下降，使扶贫再贷款政策传导陷入“流动性陷阱”。
（二）精准扶贫特惠信贷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效果
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实践情况来看，金融机构特惠信贷一律执行政策利率上限R0，说明i0≥R0，精准扶贫货币供给曲线和LM曲线扭曲为政策利率水平线，即λ=1，di*=di0=0，政府行政配给手段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行为（如图2上图所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根据（4）式、（8）式和（10）式，可得均衡货币供应量的增量表达式：
d（■）*=？琢■dA0+（？琢■■+λ■）dTR
λ=1 （12）
由（12）式可知，均衡货币供应量由自主性支出、投资乘数、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和增信效应等因素决定。货币供应量与财政转移性投入正相关，因此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约束收紧后，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增速放缓甚至规模收缩。由（8）式可知，均衡收入在自主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作用下增长，并受投资乘数约束。当前，特惠信贷资金不得用于消费用途，只能用于生产活动，这要求贫困群体不断扩大自主性投资，增强生产致富内生动力，而贫困群体的投资能力偏弱，需要依靠“能人”带动，存在“输血”带动“造血”的路徑依赖，容易滋生“精英俘获”现象。
（三）农村信贷配给情形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优化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即0<λ<1，当i0<R0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Y■■处实现一般均衡;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使均衡利率i*上升至R0时， 精准扶贫货币供给曲线扭曲为政策利率水平线（如图2下图所示）。根据（8）式和（9）式，可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关系。
令di0=0， 可得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引致的均衡收入增量表达式：
dY*=Y■■-Y■■=-？琢？茁■dTR （13）
令dTR=0，可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引致的均衡收入增量表达式：
dY*=■■dT0 （14）
根据（13）式和（14）式，可得出财政转移性投入与货币政策利率调节的等价关系：
？茁dTR=■di0 （15）
综上可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对特惠信贷需求缺口的调节作用等于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时， 精准扶贫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实现一般均衡。从图2下图中可以看出，当i0<R0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作用使均衡收入从Y■■增大至Y■■，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
五、结论及启示
贫困地区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吸附能力较弱，产品市场仍以政府投资为主，货币市场呈现敞口循环运行态势，一方面货币储蓄资金外流，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借助转移支付、银行信贷等渠道“输血”，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由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决定，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而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会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本文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构建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分析框架，通过数学推理证明：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可以提高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会促使市场利率上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可以反向调节特惠信贷市场利率，正向调控特惠信贷供给量。政府行政配给替代银行信贷配给的情形下，货币供给具有“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特征，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失灵，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可以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当前，特惠信贷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 特惠信贷资金不得用于消费用途，政府行政配给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也抑制了财政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利于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
一是优化特惠信贷利率定价机制，促进特惠信贷政策传导。通过测算贫困地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和特惠信贷综合成本，调整特惠信贷利率上限管制措施，确保特惠信贷利率上限高于扶贫信贷的综合成本，并接近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同时，在精准扶贫货币市场的内在均衡机制下，通过调节特惠信贷的财政贴息利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实现财政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促进贫困群体收入持续增长。 在经济上行周期，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上升， 特惠信贷供给增加，即“量价齐升”，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还是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和消费效应，都可以促进货币供应量和收入均衡增长。当前贫困地区投资萎靡导致“量价齐跌”，货币政策对贫困地区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作用有限，亟需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精准扶贫和防风险方面的协调配合，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支出力度，有效刺激特惠信贷需求。
三是增强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普惠性。改进农村信用评级与特惠信贷供给捆绑模式，着力开发各类征信平台的农户信用资源，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继续改善农村支付环境， 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风险缓释和兜底保障作用， 优化农户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金融服务，激发农户生产性和生活性消费需求， 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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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in the Fiel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asoning Analysis Based on IS-LM Modified Model
Song Xugang
（Guyu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Guyuan 756000， China）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netary Policy; Fiscal Policy; policy coordination; IS-LM Model
（責任编辑：龙会芳;校对：卢艳茹）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各种表述
（一）中西方学者对税收的认识
综观中西方有关税收定义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税收是由国家或政府来征收的；二是税收是一种以政治权力为保障的强制性征收；三是税收相对私人经济的交易而言具有无偿性的特点；四是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中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增加，通常以国民生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或它们的人均数值来衡量。
1.西方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专业分工、人口、资本积累，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发展即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主要看经济剩余的多少，经济剩余多，用到再生产上的资源多，生产能力就扩大得快，生产增长也快。
2.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认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的两者之比；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国民收入的增长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
二、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思想
（一）重商主义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进入瓦解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产生之前，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在于货币积累。
1.英国重商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因此，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奖励输出，限制输入。詹姆斯.斯图亚特是英国后期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其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指出，政府课税公平和负担程度对于经济生活的作用，“赋税必须使人民的年收入公平分配，不妨碍产业的发展和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以便不妨碍纳税人再生产。”
2.法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柯尔培尔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是国家财富的标志。基于这一重商主义理论，柯尔培尔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奖出限入的政策。
3.德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德国重商主义学者中关于税收与经济关系以尤斯蒂的税收原则为代表。他提出，税收负担必须以人民的负担能力为限、税收应公平合理、税收课征不得损及国家和人民福利及公民自由等的税收原则。
（二）重农学派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以布哈吉尔贝尔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重农学派的税收思想是从生产、创造剩余产品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述的。他们认为，土地收益是社会唯一的纯生产，税收应课于纯生产，即课于土地，不可课及其他，否则，课于土地收益以外之物，其负担必转嫁而归于土地收益。
重农主义者在论述税收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观点：一是税收不可过重，不可影响和破坏生产；二是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三是税收增长的前提是财富的增长。
（三）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1.威廉·配第的主要观点。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对税收的原则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公平、确定、简便、节省四项原则，在此原则下，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较小，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2.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3.大卫·李嘉图的税收思想。大卫·李嘉图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仍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国家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而这种非生产性费用都是来自生产性劳动。他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或政府一般开支而征税，以及主要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同时他还指出，当政府的消费因增课赋税而增加时，如果这种消费是由人民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来偿付时，它就落在收入上面，国家资本可以不受损失；但如果人民方面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赋税就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也就是说，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造成国家的贫困。可见，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也是主张廉价政府的。
（四）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先驱，他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思想主要集中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上。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学说，以此为基础，他认为应当建立关税保护制度来保护德国的工业，当受保护工业建立起来后再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以达到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瓦格纳，他是历史学派税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国家问题上他认为，国家不是由人类自由创造或废止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形式。以此为出发点，他强调国家的职能不应仅限于法律保护人身、财产等安全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还应增加其社会职能。这使他的观点与古典学派的理论相对，且进一步发展了史泰因的税收再生产学说，否定了李嘉图“税收是非产性”的理论。基于以上，他提出了税收上著明的“四端九项”原则，其中阐明了税收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
（五）纯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纯经济学派是现代财政学的最大支流之一，其财政税收理论盛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前这一段历史时期。纯经济学派以边际效用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分析了税收负担和税负转稼的问题，为以后学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
（六）凯恩斯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凯恩斯认为，运用财政政策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需求的扩张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凯恩斯学派建议，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降低税负水平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恢复稳定增长。
在凯恩斯学派的税收调节理论基础上，萨缪尔森又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阿尔文·汉森(1887-1975)则在其《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一书中指出，税收减免在短期内对防止经济衰退有重大影响。
（七）供应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供应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兴起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供应学派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理论和“拉弗曲线”。
1.“相对价格”理论中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罗伯茨认为，税收影响消费的机会成本和闲暇的机会成本，即影响两者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又影响供给方面的活动。因此，高税率使消费相对于被放弃的收益而言显得比较合算，高的边际税率会使储蓄下降，从而使投资减少。
2.“拉弗曲线”中税收与经济增长。拉弗曲线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减税政策效应是否有效与税率所处的区域以及税收弹性系数大小有关，一般认为，税率及税收弹性越高，减税效应就越大，通常认为减低边际税率会更有效；二是在税收“禁区”里减税，可以鼓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逐步恢复增长，经济总量也随之增加，由于税源不断扩大，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减税情况下还有可能增加；三是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减税是从刺激供给的角度入手，通过减税增加生产者和个人的税后利润，调动生产者、投资者和居民，生产、投资、储蓄的积极性， 最终促进供给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八）税收与内生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以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把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这些模型中引入了大量内生要素，经济增长率是内生要素作用的结果，那么税收政策就可能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而，在税收政策方面他们指出，政府在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因素中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等，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九）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制度经济专门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论述不多，但从其理论可以看出，其认为税收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要交易费用最小化，税收制度的变迁也要使供给成本最小，制度变迁后收益最大，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思想
1.马恩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当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个人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分配办法，即一方面按能力大小分摊税收，另一方面把税收用来为全社会谋福利。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关于税负问题都注意强调税负要坚持适度公平的原则。
2.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开展税收工作的原则思想。其中包括：轻税思想、生产决定税收的思想、公平税负思想。税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践中：第一，税收源于经济基础；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可运用差别税率；第三，利用税收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
三、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述
（一）相关的著作
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著作很多，有的将各学派的分析方法与我国实际结合，进行综合论述；也有的从税收的某一方面，如公平、效率、税负等对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的从具体的某一个税种或税收征管方面进行相关论述。
1.马拴友所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收与总需求、税收与资本形成、税收与储蓄供给、抑制逃税与我国经济增长等11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全方面揭示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
2.张伦俊编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该书的特色是注重数量分析，如税收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及博弈论原理在税收数量分析中的应用等，并给出各种方法的应用例证。
3.巩晖著《税制优化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制角度分析税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中国税收与GDP增长、优化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优化地方税制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非税收入规范化与经济增长税收法治与经济发展等。
4.刘普照著《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该书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以规范研究作辅助。在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得出对我国的税收负担状况正确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以便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确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上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相关的论文
涉及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文较多，这些论文多是从某一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一些笔者从最优税率的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些笔者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笔者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1.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从研究宏观税负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很多，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其侧重点也不相同。如单学勇在《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关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的探讨》一文认为，一国税负结构是否合理或优化取决于税种设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相适应、税种的搭配、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保持恰当的比重等因素。还一些学者以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宏观税负进行了相关研究，指出当地宏观税负与全国宏观税负的差异，并分析原因为该地区以后制定经济政策提出有益的建议。如杨荣学在《地方财政研究》2008年第7期《“十五”以来辽宁省宏观税负探析》一文等。
2.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现有文献来看，直接以税收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题的文章不多，但税收公平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刘楚凤在税务研究2006年第7期上的《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取向》一文，从深化税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化化纳税服务三方面论述了构建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体系。
3.从税制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军在《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上的《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首先使用线性规划技术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然后采用OSL方法回归排除掉非税因素的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后得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刘凤良、于泽、李彬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一文，在经济持续增长目标下，通过识别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关系，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应为16.47%，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政学院税务系）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造就不同的经济政策。本文试图对各国经济增长时期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进行综述，从而分析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经济增长；周期
一、日本经济政策
关于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已有很多论述。在这里，我们把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五个阶段。经济重建期（1945～1952）；高速增长前的奠基阶段（1952～1960）；高速增长时期（1961～1970）；不稳定增长阶段（1971～1991）；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而本文提到的两个重要时期，是指高速增长时期（1961～1970）；不稳定增长阶段（1971～1991）。日本在三十年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不无关系。
1．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李晓钰、吴昊（2009）提出，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部分具体措施有：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同时扩展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主要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通过制定《农业基本法》鼓励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2．全民节能，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王越（2009）认为，日本于1974年7月公布的“阳光计划”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汐能发电、核电等。其中核电在日本发展很快，已占到日本电力能源的30%左右。70年代打下基础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蓄电池等技术以及其他节能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月光计划”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开发包括高效气轮机等在内的重点节能技术；研究开发燃料电池、超导技术应用等可在未来推广的“种子技术”等。
3．技术立国。日本政府于1980年提出“技术立国”，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的产业。张景秀指出，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它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同时努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进展迅速，部分领域已领先于美国，在整个高技术竞争中，日本已对美国造成很大威胁。
二、美国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二战以来美国出现了三次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扩张阶段，即三次非常长的繁荣期：60年代的繁荣时期(1962～1969)、80年代的繁荣时期(1982～1990)、90年代的繁荣时期(1991～2008)。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
1．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宋玉华（2002）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同时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新科技革命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陈继勇、彭斯达（2003）认为，新科技革命使美国意识到先进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经济中心逐渐向高科技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
3．对现代跨国公司的支持。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通过二战后出现的第三次企业兼并浪潮形成的混合联合公司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
4．反危机政策。范勇（2002）提出，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所以政府对经济危机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
三、韩国经济政策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独立至1962年实施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前为一个阶段——动荡与恢复阶段；1962年至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3年7月公布新经济五年计划以后为第三个阶段——调整改革发展阶段。本文以1962年以后的发展为主线来研究政府经济政策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
1．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金善女（2005）指出，韩国产业结构政策是随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及时变化发展战略，通过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协调各产业间的关系，扶持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进而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过程，老的产业迅速让位于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这是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2．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力求达到企业结构均衡发展。童书兴（2007）认为，从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既逐渐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利用市场的力量，积极采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韩国的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70年代末，中小企业在重化工业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就在加强，而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中，中小企业的参与程度也在扩大，1987年，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94.6%，其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19.5%。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3．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赵利济、金赢亨（1996）指出，根据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韩国政府决定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为此政府制定了五年科技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发展以半导体、计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级电子工业和新材料工业，同时加强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方面的研究。为了实现上述计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进行了具体调整。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投人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第二，为了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政府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第三，重视科技人才；第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优惠。
四、中国经济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年），第二个时期是经济改革初期（1978～1990年），第三个时期是深化改革时期（1990年至今）。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经验，缺乏进行决策的正确方法，加之连年的政治运动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得当时经济运行极度不稳定状况。而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较弱，增长性和稳定性较强，尤其是市场机制建立以后，经济基本持续高位运行，波动幅度保持在较低的区间内，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波动性逐步减弱。
1．制度改革。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贺强、陈灵（2004）提出，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次是1979～1992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首先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然后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市场活力。第二次是1993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建设时期。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正式确立，这次制度变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使经济再次进入扩张期。贾俊雪，郭庆旺（2008）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不断完善。
2．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得到很大发展，与此对应，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重大政策变动可以发现，政策变动与经济发展及经济周期演变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调整了经济计划指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后来，政府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下半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以及国内需求不足，中央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政策：银行连续6次降息，财政扩大国债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衰退。我国政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贸政策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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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在刚刚结束的G20杭州会议上，各国探讨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如何更好实施并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对如何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新提法，比如“维持财政政策有效性”、“恢复财政政策空间”、“灵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等。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并未真正走出低谷。财政政策在帮助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自身也正面临诸多约束甚至风险。
依据IMF的统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虽然从危机之后的1%以下，温和上涨为3%左右，但是增长基础依然薄弱，距离上一个周期（1998-2008年）约4%的增速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各国财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正在降低。一个指标性的数据是，经济危机之前（1991-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未超过50%，而危机之后（2008-2015年）的年度平均值达到了65%；发展中国家虽未被政府债务严重拖累，但也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财政减债周期（期间，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2%降至2007年的35%），政府债务负担率重新回到年均40%左右的水平（2008-2015年）。政府债务高企和财政赤字扩张，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乃至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而且可能触发新一轮危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本轮全球经济波动中，所处位置和所受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较之以往，中国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与世界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都与过去大不相同，理应根据新形势，做好预判和准备。目前看，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促进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将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历史背景：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是什么
1.中国宏观调控经验。1998年和2008年，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被广泛理解为财政扩张的政治表述，而且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做了两件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第一，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突破了新中国以来财政收支年度平衡和不借内外债的传统；第二，通过财政投资和政府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改变了过往计划指令式的经济调控模式，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起到决定性作用。2008年中国又将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其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配套，直指当时认为的内需不足问题；其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联动。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和财政收支规模之间形成纽带关系。总的来看，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了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大都与财政政策高度关联。
2.怎样制定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刺激总供给或者总需求都是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已有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扩大总需求。其中，政府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广受世界赞誉，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张“名片”。这背后的财政推动力几乎是决定性的。如若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对资金运行管理的要求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保持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体来讲，与国家推动的大型工程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受益范围，属地特征也更明显。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稳定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成为工作重点。换言之，当我们判断政府投资的作用、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背后所蕴含的资金筹集、规划实施和体制安排等一系列机制设计。
3.国际经验与最新理论。世界各国重拾财政政策的决心发端于2008年。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过去三十年各国认为的货币政策优于财政政策的矫正。当然，如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凯恩斯时期。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乘数是否大于1，即财政资金投入1块钱能否带来经济产出多于1块钱，是判定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标准。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进入精细化合作阶段。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必须统一管理，既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倡导的数量工具，也不能过度依靠财政政策信奉的政府投资与消费。最后，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应该并重。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经济增长要优先于财政可持续性，但要注意此选择仅仅是短期权宜之计，财政不能长期亏空。
现实问题：如何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
1.如何理解大国宏观调控：逻辑与手段。大国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经济体量大且影响深远。因此，所遵循的调控逻辑和运用的主要手段都区别于一般性理解。一方面，大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规模和力度更难把握。不同于小型经济体，大国宏观调控的规模往往是以万亿元为单位。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实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宏观调控讲求力度和节奏。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其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某种程度上，宏观调控下的微观细节决定了成败。另一方面，如果把大国宏观调控置于开放经济体的环境当中，政策的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由于中国连续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所以，一段时间里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与所涉及的市场资金流向产生了较大波动。前些年，石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快速上涨，大都与中国扩大总需求存在一定的关联。
2.如何理解新时期财政政策：激励与约束。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大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有了更多内容，也将面临更多挑战。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关键是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致力于转化为成功的政策实践。第一，要认识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这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固定资产投资随建成数量增加和建设成本上升，其正外部性趋向于递减。财政资金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减弱。第二，财政政策受到的资金约束在增加。近年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放大，虽然负债投资形成了不少资产，但是很多资产不容易产生现金流，更不容易如商品住宅一样能够随时变现，进而导致了债务还本付息困难。此外，当社会福利水平上升，民生支出开始取代投资建设支出之后，各级政府的负担还会进一步增加。与原有的主动投资建设所致的财政负担完全不同，民生支出刚性大，减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财政政策落地面临更严格的法制与纪律监管。财政政策源于顶层设计，落地则在基层政府。特别是中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跟进不可或缺。较之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新时期财政政策会更加规范，法制化程度也会更高。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新环境下的财政政策实施效率和执行效果存在着未知性。
3.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层次与角度。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政策部署，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位居其后。这里虽然没有重要性区分，但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认识，如何使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才有章可循。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还有很大空间。货币政策的优势是灵活和精确，而财政政策的特点在于稳定和长期。连世界最大、经验最丰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也不否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的重要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在美联储政策制定会议上拥有投票权。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依然偏低。第二，应理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上下游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为产业和区域发展配套的财税政策。殊不知，不少配套政策并不在预期之内，既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又可能与其他政策产生拥挤效应——本可集中发力的财政资金变成了“撒胡椒面”。第三，应探讨如何令财政政策更具微观基础，即能够精确预计资金需求规模和准确获悉实施绩效。财政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容易形成“大水漫灌”效应。财政资金低效率使用，甚至挤出社会投资或消费，都是常被诟病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多数国家受限于财力不足和政策效果欠佳，财政政策工具长时间被束之高阁。对此，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结论和实施方案，其中，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投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等领域的既有成果，大都可以加以应用。
大国调控之财政政策取向：怎样协调政策
1.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依然要立足于扩大总需求，而调结构的财政政策则需要从供给侧人手。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面临两手抓的艰巨任务。为此，有如下工作亟待展开：第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除了体现刺激规模，还要注重实施效果。比如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正在显现。很多线路不仅逐渐实现盈亏平衡，而且人员与货物的快速流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步伐还不能停顿。第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领域着力改善民生。过去十年，关乎民生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减缓惊人。2015年同比增速为0.63%，而1991-2010年中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的年平均值为27.85%。投资不足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频繁发生（如北京“7·21”暴雨等所暴露出的城市排洪、蓄洪设施老化等情况）。此外，政府投资建立的社会保障机构不仅效率偏低，而且后期运行成本极高。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各方面都拭目以待。第三，供给侧调控还看财政政策如何给经济“减负”。眼下，企业和居民部门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积极财政政策势必放大公共支出规模，对未来公共财政增收形成压力。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市场。政府的管理除了放松管制，还有降低市场参与者的成本。另外，应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只有不轻易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增加市场负担的潜在可能。
2.把握增进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间的平衡。从过往经验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后，中国民生福利改善都会迈上新台阶。这往往得益于财政资金的充沛供给与福利计划的顺利实施。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怎样维持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新课题。为此，要做三个方面准备：其一，民生福利改善的过程，应与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同步。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实力做好资金配给，在改善民生福利的主要领域设计路线图。竭力避免某些福利国家的财政困境和福利困境。其二，协调分区域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统筹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分区域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可支配财力、区域资金缺口或者盈余都要进入预算制定的考虑范围。要制定资金缺口填补和盈余资金管理的政策预案。在没有全面摸清财力状况和做实未来福利改进计划的情况下，不建议贸然推进全国统筹。其三，做好其他财政资金填补民生支出的准备。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都要做好补充地方民生支出缺口的准备。特别是在目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个位数增长、民生财政支出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财政可持续性或将面临进一步考验。
3.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分歧。总的来看，经济下行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是紧缩的，二者在方向上没有根本性矛盾。但是，在宏观调控上，如何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者说如何让二者有效配合，却存在不同理解。为此，我们要秉持三个准则。首先，明确政策分工。美联储将“稳定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近年来又潜在增加了一个“维持长期利率低水平”的目标。而其财政政策更倾向于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要有一些自身范围内可以实现的子目标。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之后，货币政策的定价功能在增强，这些变化会引致一些目标发生结构性转变。其次，政策协调不等于政策雷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各自优势。目前看，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短期预期、消除波动的效果更好；而财政政策更善于稳定长期预期，改善结构性问题。最后，尽快建立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对应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应形成专业化的“两会”协商机制，并在机构层面建立日常沟通管道，增强政策协调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4.注意国际范围的财政政策总体趋势。面对世界经济下行与货币政策效果衰减的局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正被寄予更大期望。但事实上，真正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国家并不多。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债务问题依然很大，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的财政状况也不乐观。未来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依然集中在维持财政稳健性与可持续性。第一，应尽快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无论是“走错过路”还是“走对了路”，都应及时总结，力求完善，形成“中国模式”的具体经验。第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务问题存在传染性。中国一方面保有大量的他国政府债券，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各类债务规模也不小。因此，主权债务违约对中国财政的影响不容低估，国内债务违约对地方财政稳健性的冲击也可能非常大。第三，财政可持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还有待探索。经济增长是不是能填补所有的财政亏空？如何确定不同时点的财政风险？怎样化解财政危机向经济危机的传导？都是当前各国尚不能清晰回答的关键性问题。
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党的十九大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社会风险也在发生变化，个体需求的升级、技术进步、社会分工、社会交往与联系的日益紧密及虚拟经济膨胀等都是引发风险变化的重要因素。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社会风险变化了，财政政策也应做出优化调整：一是从危机管理转向风险管理；二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三是从收支平衡转向综合平衡；四是从总量调节转向结构调节、利益调节。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风险 财政政策 风险管理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党的十九大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条件下，财政政策也应做出优化调整。
一、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财政政策
理论研究与现实中，通常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就是财政政策的目标。这是宏观经济学视野的财政政策。政府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位置，其所有活动都与财政收支相关，任何公共政策背后都离不开财政收支的安排，财政是贯穿公共政策主线，这是财政得以成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原因。既然所有公共政策、政府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财政收支安排，财政政策就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具。因此，可以把财政政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财政政策是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用以调节经济总量指标，缓解经济波动的财政收支政策；广义的财政政策则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性工具，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不仅具有总量调节，还具有综合平衡、结构调节、利益调节功能的财政收支政策。
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与保障人民民主，这些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长期目标，与“狭义”财政政策目标的短期性是不一致的。“长治久安”的核心是“稳定”，“稳定”的基本要求是平衡与均衡。结构与利益失衡是矛盾与冲突根源，矛盾与冲突激化就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这就要求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目标是防范风险，化解矛盾与冲突，避免风险转化为危机。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财政政策不仅要促进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与稳定，更要重视防范和化解风险；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财政政策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还要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社會主要矛盾与风险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据此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生产落后，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管理创新推动经济总量增长，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深化各领域的改革，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1978-201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2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24倍，社会生产能力整体上进入世界前列。但经济总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巨大的国家，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贫困人口规模较大等“短板”。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主要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区域、具备一定能力的个体势必会先行抓住机会先富起来。但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效的，政府必须履行好再分配的功能，而财政政策则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社会矛盾的变化意味着风险也在发生变化，但风险的变化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转移、转化、升级、扩散与渗透的效应，可以说是一种迭代式变化。与传统社会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界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人”本身，是“人化”的风险。[1]
（一）个体需求升级带来风险的升级
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主要是基本生存风险相比，当前的社会风险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当所引发的利益冲突。[2]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甚至达到小康水平后，基于美好生活愿望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与环境等方面的需求难以有效满足，就会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
（二）技术进步导致风险的升级与放大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更加高级的风险。原子能技术的进步在解决人类发展的能源问题的同时，也带来的核污染的风险。另一方面，先进技术的应用也使得风险识别能力增强，一些潜在的风险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社会分工在促进专业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分工与协作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分工把特定产品的生产分解为若干环节，由不同的个体负责，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需要各个环节的协作，任何一个环节的协作失灵都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的失败。
（四）社会交往的日益紧密增加了风险扩散的渠道与速度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人们的交往手段日益增多，信息传递的加速也导致了虚假信息传播风险的放大。互联网技术拉进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互联网信息传播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但虚假、消极与违法违规信息的传播也更加便利，并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风险。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在推进世界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风险会通过“引力效应”影响其他国家，经济体越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越紧密，这种“引力效应”也就越大。1998年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主要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此消彼长，使得金融业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源头
经济的虚拟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从上世纪的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新世纪的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基本上都是经济过度虚拟化的结果。总结来看，现代经济危机基本都是先从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体系是以预期性的、主观性较强的“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主体的预期变化受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经济过度金融化使得“预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预期变化的复杂性强化了经济运行的脆弱性。
三、社会主要矛盾与风险变化条件下财政政策的优化调整
党的十九大在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同时，也更加强调“风险”，指出要有效抵御重大风险；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要求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要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的财政政策，应当根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做出优化调整。
（一）从危机管理转向风险管理
危机管理是一种事后管理，危机发生了才去应对；风险管理是一种全过程的管理，事前识别并预测风险、事中跟踪监控风险、事后化解和应对风险。现代经济、社会危机的代价越来越大，重大危机已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承受之重，危机管理方式对国家治理的冲击需要付出越来越大的资源来化解与应对。因此，应当以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风险责任，避免风险主体责任缺位；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限，打破“中央政府”兜底所有风险的预期，使各级政府成为现代经济体系和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中真正的公共风险主体；逐步强化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激励相容”。
（二）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追求，是为防范风险而设计的，但过度的社会福利却又带来了新的风险。社会福利是防范公共风险的手段，而不应是政府治理或财政政策的目标。作为手段的社会福利是与公共风险最小化目标一致的，而作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则容易忽视公共风险因素，最后形成了“防范风险的风险”和“应对危机的危机”。一些国家就因过度追求社会福利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爆发财政、金融危机。公共风险最小化是兼容社会福利，又避免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缺陷，更加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公共风险最小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公共风险最小实际上就是社会福利最大，社会福利最大就要求把公共风险控制在最小程度。公共风险最小化所追求的社会福利最大，是自然与社会资源所能承受的社会福利，而不是不加限制的社会福利，既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实现，也能够避免过度追求社会福利带来的风险。因此，财政政策安排应当避免各地区、各群体间的福利攀比，合理引导社会预期，重在“兜底线”。我国历史上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一定程度上社会福利差距大比社会福利少风险更大。公共财政应当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全体国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标准和浮动区间，由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实际在标准上下确定浮动系数。
（三）从收支平衡转向综合平衡
“财政”的“财”字代表收支，“政”字则代表政策，财政管理实际上是政府收支政策的管理。传统的财政管理重收支、轻政策，收支管理规范、细化，政策管理偏弱，导致财政的综合平衡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在难以有效应对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财政收支的平衡。政府的所有活动都与财政收支相关，所有的财政收支都体现为公共政策，财政不能把收支管理作为主线，尤其是在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新形势下，应把财政收支管理融入到整体的国家治理之中，以国家治理的要求设计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的综合平衡功能。这不仅不是对财政收支管理职能的弱化，反而有助于更加高效、更加协同、更高层次地履行财政收支管理职能。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下，财政政策应当更加突出综合平衡，不仅更加有效地协调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也应更加重视各地区、各部门间的政策、制度与管理的协调，重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四）从总量调节转向结构调节、利益调节
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八十万亿元。庞大的基数之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在所难免，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的经济总量的波动也属正常，可控范围内的增速下滑与总量波动已经不是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生态环境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等已成为新时期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新的社会矛盾的解决要靠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靠经济结构的优化、利益分配的均衡。财政作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就应在调节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加关注结构与利益的调节。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总量调节需要的财政支出扩张度越来越大，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高企、财政风险积聚，财政支出扩张的空间却越来越有限。靠财政扩张刺激经济总量增长的道路越来越行不通，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又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这就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转型，在控制财政支出扩张的前提下，通过减税降费、盘活存量财政资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等方式，调节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调解重大社会利益冲突问题。 [3]化解了结构失衡和利益冲突风险，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也才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朝举，祁毓 转型期中国公共风险指数测试及财政治理效应评估[J]. 财政研究，2015（9）.
[2]刘尚希，石英华，武靖州 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的失灵——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反思[J]管理世界，2017（1）.
[3]武靖州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前提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J]. 改革，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