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理论属性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式的转型，而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使美法学派内在精神上高度具有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了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建立所做的贡献并认同其基本理论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美法学派之间的争论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与动力。
关键词：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分歧与认同；精神契合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堂山召开第二届年会。耶鲁大学教授、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勒内·韦勒克在会上宣读美国比较文学的宣言书《比较文学的危机》，揭开了美法比较文学学者为期十年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的序幕。韦勒克认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这也形成了美法学派界限分明的印象。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美法学派在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时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其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并非是简单的完全断裂或融合关系，事实上，“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2]。
一、学科属性的探索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这成为法国学派的代表性观点。韦勒克和雷马克反复强调比较文学是审美批评或者是文学研究，这是美国学派的准则。美法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还是文学批评亦或是文学研究的定性，事实上隐含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
文学研究包含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以及诗学诸多内容。“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便是文学史中最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那些否认批评的重要性的文学史家，其实他们自己就是不自觉的批评家，通常是些因袭传统的标准、接受对作家的定评的没有创见的批评家。不求助于批评的原则——尽管这种原则是不自觉地持有的和朦胧地制定出来的——就不能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分析、典型化和评价。”[1]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彼此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基础上。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审美价值判断，对文学发展进程的研究仍然建立在批评活动的基础上，即使历史上有影响力的著作也要依据一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做出选择。所以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依据评价标准选择文学材料、评价作家作品、阐释文学现象，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探索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与规律。
韦勒克的理论与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王向远认为，“梵·第根主张比较文学‘摆脱全部的美学含义’，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完全不要审美判断，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是审美判断必须服从于科学的、历史的判断而已。”[3]在《比较文学论》导言“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中，梵·第根将文学批评引入文学史。读者的阅读根据自己的目的或是趣味或是受教选择阅读书籍，当阅读不断深入，材料积累更加丰富，就摆脱从阅读中娱乐的目的，开始进行鉴别，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评论。个人的阅读与文学批评密不可分。文学史家在特定的作品面前首先是一个读者。因此，“第一个手续便是‘选择’：只有那具有一种价值，一种‘文学的’价值，即艺术的最低限度的，才配得上文学这个名称。”[4]这也体现了梵·第根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象的“文学性”问题。为了避免毫无史实材料主观的文学批评，“它（文学史）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的均加以解释。”[4]文学史就出现了不同形式：传记的形式；目录学或文籍的历史，这是“考证的批评”。另外，文学史还有一个主要的因子就是“接受到的和给予别人的那些‘影响’的作用”。在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中，模仿和影响的研究已经存在，将这种方法引入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近代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开拓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了文学史的内容，但是其模仿与影响具有跨越国家界限的特点，因此比较文学史独立于文学史之外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一。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分歧，根本在于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而并非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质的范畴。因为，“范式是研究人员通过他观看世界的思想之窗。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社会世界中所看到的，是按他的概念、 范畴、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揭示的客体存在的事物：因此，两位研究人员根据不同范式描写相同的事物，就可能出现相当不同的看法”[5]。
1969年当代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在《文学式的改变》中将科学范式观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与历史有着同自然科学答题相近的研究方式和发展过程。文学范式具有一种能力：用新的阐释方法解释并重塑以往的艺术作品并且能使之面目一新，对历史上的过去提出的问题重新发问，也产生不同的答案。据此，他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范式。19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更加重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强调文学产生的外部环境，如种族、时代、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出现以作品为中心的转型，主要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評为代表。审美主义批评以作品文中心对文学性的探讨突出了文学内部自足性的特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兴起恰恰处于西方文学批评转型的不同阶段。
法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正处于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时期，“传统的局限于作家自身创作灵感和风格的研究逐渐呈下降趋势，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研究的文学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研究范式”[6]。这种研究的范式并不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相反过分地关注文学的外部环境。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判定根植于这种深厚的文学史研究传统。19世纪后期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布吕纳介和朗松都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历史上类型的进化》和《法国文学史》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引入法国文学史的研究。两者都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探索文学作品的来源于影响的问题，从而精确地认识文学史现象。朗松在《文学史方法》中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利用记载的版次和印刷此书的目录学、报刊上的书评、私人间的通信、个人日记、读者的眉批、会议中的辩论报刊上的论战等事实材料。朗松的实证主义研究对比较文学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梵·第根作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中就融合、渗透着其他先驱者的思想因子。居斯塔夫·朗松正是其中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先驱者”[7]。法国比较文学“开始阶段，主要确立和研究事实关系，着重于二元关系（根据X和Y的公式，其具体化可有无穷尽的模式），深究各种渊源和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都被尝试过，已经导致并继续导致一些重要著作的产生。比较文学史学因此有点像是单一文学史学中经过考验的方法的实用性运用，并且超越了它们，也许还带有最终把这些单一文学史学吞并过来的暗藏的雄心”[8]。
然而，随着学界对实证主义的发难与质疑，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遭遇了“比较文学的危机”。
美国学派就是在此背景下的诞生的。韦勒克、雷马克等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都出身于新批评学派。作为20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批评流派，新批评在30至50年代达到高潮，曾一度主宰美国的文学批评界。文学研究进入“审美主义”范式时期。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主张复归文学的思想反映了新批评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审美的具体特性，艺术作品的标准存在是结构、符号和价值三个方面的统一连贯的整体。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文学性是其本质。这种观点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得到充分展现：“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一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美学的核心问题。”[9]至于文学史的研究，韦勒克认为，文学史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关注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对它的阐释、批评和鉴赏；一是，按照共同的作者、风格类型和语言传统划分的各组作品考察其发展过程，探索文学内在结构中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史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过程的描述，还要与各个时期价值判断的标准密切相连。比较文学的目标是撰写一部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综合文学史。
法国学派处于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外部研究时期，美国学派则开始转向文学批评作为独立存在形式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直接导致了法美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偏向的定位。然而，“……范式的转换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型的因果替代，也不是全盘否定旧范式，而仅仅是否定或抛弃其中已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其中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这种变革实质上是主因群的移易，是文艺学备要素重新调整，以形成新的背景——突前关系：原先处于背景地位的因素上升为突前的中心地位，而原先的突前的主导因素则隐入背景。”[10]在理论本质上两派并未否定文学研究中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也证明了其一致的精神内涵。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的汇通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分歧所在，集中表现在影响研究的事实联系和文学性问题上。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重要的研究者有关比较文学描述性的定义中，已经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审视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的定义有助于厘清美法学派在精神内涵上的共通性。
（一）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研究对象事实联系的肯定
法国比较文学奠基之作《比较文学论》运用描述的方法给予了比较文学相对完整的定义。这实际包含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要求：尽可能多地采纳来源不同的事实材料；考察跨语言的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梵·第根在文中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4]，也就是本国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事实材料的关系，在跨语言的文学现象之间能够通过各种资料证明的本外国文学之间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就欧洲文学而言，他把这种关系分为三类：（1）不同古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如古希腊与拉丁文学之间的关系；（2）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3）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类问题最广阔、最复杂，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其确立了法国的比较文学史建立在事实联系基础上的影响研究。这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认可，“比较文学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的孤立方面，有著很大的功绩。它认为连贯出西方文学传统交织在无数相互关系出蛛网中。这一思想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并得到大量根据的证实）”[4]。卡雷和基亚在继承了梵·第根描述性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梵·第根、卡雷和基亚等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观点十分明确：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其核心是跨国界的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假借。
雷马克在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跨越国界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此研究中有交往的关系也有平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宗教信仰等。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超越国境线的文学，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是一致的”[11]。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肯定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关系。要进行跨越性的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要有一种国际的角度。梵·第根之于本国文学作品放在国际文学史的背景上的研究，韦勒克的整体性研究，比较文学跳出了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范畴。
美国学派的研究者雷马克肯定了法国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的愿望和影响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根据以往学者的看法，法国学派在意图上也是打算进行文学研究的，只是过于极端地追求可靠性、实证性，损害了学科研究的意义。影响研究不仅仅在使用僵化的实证方法一味堆积事实材料，这只是显示研究者博学的才华，毫无其他意义；而应在探究了彼此的影响与接受之后，进一步认识文学本身的问题，即保留、扬弃、吸收融化等问题。可见，雷马克同意事实联系的研究，只是认为有待于进一步向文学研究的方向提升。
同样的，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创作心理和过程、个性与个人经历等因素相联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即文学的内部研究。它强以调解释和分析文学作品本身为出发点进行文学研究，并认为文学性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文学作品是“为了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2]。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理解文学，产生一种因果式的研究。他在肯定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整体性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事实联系的研究的价值，“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9]在韦勒克看来比较包括“事实联系”，也包括无事实联系的平行对比。在《比较文学视域中的雷纳·韦勒克》中，胡艳春通过分析韦勒克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注重概念》与《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认为韦勒克非常重视影响研究，并且在实践中超越了先前法国学派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不再拘泥于两国文学二元之间的事实联系，进行多民族、多国家之间文学的多种事实联系的探讨，从时间的跨度上包括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文学研究，从内容上包括各种文本、各个作家，各种思潮流派运动之间的关联性[13]。
至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倡导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从学科开放性的角度看来，是法国学派提出的跨界限的延伸。梵·第根提出的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研究，其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卡雷对跨国界精神交往以及一种背景以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将跨越国家界限的文学关系进一步拓展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范畴，从本质上体现了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的开放性特征。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存在某种事实的联系，也契合了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的研究，只不过美国学派摆脱了法国学派对文学关系的影响与接受的事实联系的束缚，从整体联系的思想出发，考虑文学与世界的联系。从文学本身来看，文学是对世界的反映，造就了它与其他学科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并不存在分科的问题，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才出现了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信仰的分科。文学与世界本身就同处在一个整体之中。因此，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国学派对文学中事实联系的合理性适合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1）。
（二）法国学派对美国学派研究对象文学性的认定
美法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上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是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而文学的关系中包括二元的关系与多元的关系。因此，法国学派研究对象的文学性表现在二元关系中“物质”的东西和多元关系中“一般文学”的性质上。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要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也就是说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一类是物质的东西，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假借”过去。假借最多的是文学的文体或艺术形式、“作风”式表现法，或是“题材”“主题”典型或传说，或思想或情感，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他（梵·第根）将文学创作中的题材、文体、风格、思想与情感等因素提到了比较的日程表上，尤其是题材、文体和风格的比较更具有比较诗学的意义。”[6]
至于“一般文学”或“总体文学”也具有诗学的意义。梵·第根将文学的研究类型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这种划分多依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国别文学是一国范围之内的文学，是一元的；“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关系；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团：这些关系则是关于艺术作品的实质和内容的”[4]。比较文学是二元的文学关系。同时在文学关系中还存在多元的关系，这种多元的关系在梵第根看来比较文学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已经意识到“限于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之不足”。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似可能一种偶然也可能是影响接受的结果。比较文学扩大了本国文学史家研究的视域，但是却不能形成国界文学史的整体认识，比较文学限于“二元”的文學关系之中，致使其无法实现对多国共有的文学事实如思潮流派的解释，因为它们太广泛、太零碎。为了贡献于欧洲整体的文学史，他提出，“凡同时地属于许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一般文学的领域之中。”[4]事实上，他特别强调纳入一般文学研究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多国共有的事实，另一个是具有文学性的事实。在“一般文学”的定义中他再次重申了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显示其内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诗学的内涵。
根据梵·第根的阐释，一般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不同，首先它需要国际的视域，其次它可以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如贝特拉尔格主义、服尔泰主义、卢骚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等；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主义浪漫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一种艺术或作风的共有形式如商籁体、古典悲剧、浪漫派戏曲、田园小说等[4]。也就是说它是跨国界的短时期内的主义、思想、情感、艺术潮流、形式的研究，这均属于文学性的研究。再者，文学本身的美学上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学作品演变为思潮流派的研究具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意义。
韦勒克发展了梵·第根关于“总体文学”的概念，明确其诗学的意义，“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原来它是用来指诗学或者文学理论和原则的。在近几十年里，提格亨（P.Van Tieghem）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根据他的说法，“总体文学”研究超越民族界限的那些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12]美法学派已经基本认同，“一般文学”也包含着诗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的因素。
所以，美國学派并不反对法国学派对事实联系的考证，而且被认为美法学派根本分歧所在的跨学科研究，从整体性思想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暗合了文学与文学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形成了文学上的事实联系，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跨学科的事实联系。法国学派自始至终也没有抛弃“文学性”、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文学价值标准到“一般文学”所体现的诗学特征，都体现了文学审美判断的标准。
注释：
（1）李伟昉教授在《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的关系》（《简明比较文学教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在研究范式以及实证方法上的契合之处；并认为在方法论上二者同属一类，提出“跨学科的影响研究”独特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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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高雪莲：中外档案利用工作好比是一棵树的两片叶子，两者都是叶子，但却有着各自的纹路。中国的档案工作是纹路特别密、脉络较乱、形状不规则而且伴有虫眼的叶子。而外国的档案工作却像是纹路稀、脉络清晰、形状规则的叶子。中国的档案工作虽然内容详尽，但缺少对整体构架的思考，没有统一明确的划分标准，且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方面存在不足。而外国档案工作遵循档案工作标准化，使得其档案利用的分歧相对较少，档案利用方面虽没有我国内容详尽，但整体架构清晰、不混乱。这两者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分析比较，能够相互借鉴，达到“以其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完善档案工作的目的，更好地实现档案的利用，促进国际档案资源的共享。
次旦旺扎：档案工作不受时间上的限制，就意味着对馆藏档案的可利用性没有限制，档案只有进馆后才能利用，期满才可以开放。与外国相比，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要更加复杂，因为有很多档案即使期满也不一定对外开放，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各个机关，由各个机关说了算。外国档案工作制度和机构一般都是概括型，而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更加细致、条理清晰。
马佳彬：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馆利用费用较少。比如美国档案馆以免费利用为主，适当收取复印和散发资料的少许费用。而我国档案馆往往实行有偿服务，收费项目一加再加，诸如登记费、咨询费、调卷费、查阅费，名目繁多，收费标准也是一涨再涨，动辄十几元、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等，而且对外国人的收费标准更高。
马涛：别忘了人家1美元等于6元人民币呢!
王珊：记得暑假在中科院档案馆实习时，我们被分到保管与利用部，经常看到有人来借阅档案，就会收取复印费、登记咨询费用等，而且有的档案馆对外国人的收费会更贵一些。
刘跃娇：我在北京市档案馆实习时，曾见到一个用户查找一张房地产证(就两张档案)，他共缴纳了310元。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查档是免费的，复印一张1元，但是，由档案馆盖章出示证明就需要证明费300元。而且，不同时期的档案、不同类型的档案收费均不同。
陈建：档案高额收费是不应该的，但是适度收费我看是合理的。
张妙茗：我国认为国家机构是档案馆的主要用户，档案馆的大门通常也是为党政机关打开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版)中，才规定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西方国家则把公民看作是他们的主要用户。
林晓棠：我国的档案利用者主要集中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像婚姻档案、个人身份证明这类的档案经常被利用者使用，所以利用者更多的是百姓或个人。在国外，人们不仅要解决实际问题，还看重档案中包含的知识、文化信息等各种问题。
杨彬：我国档案利用主要是被动的，以有利用需求的人进馆(室)查询为主，档案展览等主动提供利用的形式较少。国外档案利用则主动和被动兼顾，在为进馆的人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档案展览等主动形式的服务，更有提供上门服务。
叶昊：美国把最珍贵的三份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放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展厅里让广大人民群众去参观。法国档案馆内专门设有学生教育服务处，配合历史课教学大纲，用档案的形式进行法国历史教育;此外，还非常重视举办各类演讲、档案研讨会等向公众展示馆藏档案信息。中国呢，是定期向社会公布馆藏、提供档案编研资料给公众利用之类，总之就是缺乏多样性，缺乏现代元素和新鲜感、趣味性，难以激起公众的兴趣。
马涛：对比美国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国家档案馆，两个同级的档案馆，美国的建筑风格类似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中国的国家档案馆则是典型的现代建筑。我认为，档案馆需要有它的特点，或许中国档案馆可以借鉴颐和园类似的古建筑仿制，突出中国档案馆特点，这样更有吸引力。
孙千惠：我国的档案馆往往位于政府部门或深宅大院之中，省级以上档案馆门口更是警戒森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需要利用档案，人们几乎就不会也不敢跨进档案馆的大门，更不能在档案馆内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然而，外国的档案馆有很多选择建筑在民居附近、市中心或者街心花园，等级越高越接近人民大众，许多档案馆允许人们参观游览，开放程度高，甚至可以在此进行一些小型的休闲娱乐活动。
徐梦松：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实现了全国数字档案资源的网络集成，可以实现对全国档案的查询检索和利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档案信息网络一体化的国家。而我国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开展，除了个别条件设施比较好的档案馆之外，很多档案信息资源都没有完成数字化处理，网络查询、利用开放档案就更难实现了。
门思荠：国外已经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档案部门，许多档案馆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公众可以在网站上实现在线查档、浏览、远程传送等功能，实现档案共享。而我国的档案利用还只停留在档案馆，只能提供复印件。我国档案部门过于强调档案的完整性，而忽略了档案的利用性，宣传少，便利服务少，人们普遍觉得利用手续繁琐，不便于人们查档利用。
朱倞玉叶：国外部分档案专家通过对国外档案工作的考察分析，发现国外档案的利用率虽不如图书情报，但远高于国内，并有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印、现代通讯网络等现代化技术已经在档案利用工作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档案利用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冯凯晨：国外档案部门对档案限制利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实行封闭期制度，二是实行保密制度。相对于外国来说，我国对公民隐私的处理还是挺糟糕的。欧美国家对保护私人秘密问题很重视，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凡涉及私人秘密的档案文件，不仅封闭期更长，而且还明确了其类型。而我国公民隐私基本没有，淘宝设置公开1元～150元不等价格买卖，公民隐私简直就是一条发家致富之路，着实令人深思啊!
陈之光：对于档案文件的解密性原则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相应的制度，并对此进行了公布。在我国，档案的解密制度普遍为30年，特别是“建国”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对档案的解密问题公布极少甚至是不公布。
姜汭：开放时间上，中国档案馆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而外国档案馆开放时间(以日本档案馆为例)是周一到周六，在加拿大，为便于利用者随时查档，档案馆开设了一个阅览利用室，实行24小时服务。
崔岩：外国档案馆关于档案利用的理解是针对于人，是如何做好服务，如何吸引人们来档案馆。我国档案馆只是做好了表面工作，收藏档案，忽视了档案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人来用，那些堆在库房的纸，也不能称之为档案，那只是废纸而已。所以，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想办法吸引人们来到档案馆，而不是守着一堆堆“废纸”谈论中国档案事业的将来。
刘盼盼：国外档案提出了休闲利用的观点，如在美国，设有档案商店，为工作提供礼物，可以在档案馆内听到美妙的音乐以及收看历史影像，把档案馆贴上了“文化娱乐”的标签，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去档案馆看看，这不也正是我们档案事业所追求的吗?这样不仅做到了提供利用，而且宣传了我们的档案工作，从而推动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付婧媛：一篇文章中提到：休息日，美国人可能对孩子说：“走，咱们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恐龙化石;到艺术馆去看抽象派……”也可能说：“走，到档案馆去看国家的宝贝。”什么宝贝?写在羊皮纸上的“三大法案”等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达百万之众。这个数字足以让我们体会到“休闲”的意味。而在我国，没事儿谁去档案馆啊。公众只有打官司时，迫不得已才利用档案。许多档案局馆从驻地位置到工作安排，留有机关工作的种种痕迹，有些令人望而生畏。档案工作者在本系统内忙得不亦乐乎，许多本应是利用者的人却全然不知有档案利用服务这回事，又怎么奢谈“休闲”呢?其实，就像我国正致力于把国家图书馆打造成全民娱乐休闲文化的一片沃土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档案馆事业搞得过于严肃。让我国的档案事业也快点变得亲民一些吧!
关晓曦：我们的思想认识主要停留在保管上。上到档案部门、档案管理人员，下至普通公民群众都知道一个观念——档案很重要，一定要保管好，从没想过我们要如何利用档案。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学习等外界因素的需要，我们一般不会去档案部门或档案馆查阅档案。西方国家则跟我们“重保管，轻利用”的思想认识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档案保存下来就是要利用的，而不是放在档案柜里“睡大觉”的。
申宇迪：我们可效仿美国，在复印件上遮掩掉不宜公开的部分，或将这部分文件抽出，代之以一页“说明纸”置于前后文件中;若研究者根据“说明纸”向馆方提出调阅申请，可视情况而定。
赵倩：在我看来，中国公民没有可以对档案进行利用的意识，也许是对档案利用的普及还不够。而外国，例如美国，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强的利用意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档案进行利用。
冯璐：就目前来讲，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程度低于很多发达国家，但编研工作是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一大特色。在我国的许多档案馆都设有专门的编研机构，配备有专职编研人员，编研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在美国，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汇编较少，而且大多还邀请史学家参与，独立编研的较少，主要是由利用者而不是档案工作者来公布档案的内容。
申宇迪：在国外，档案展览展出的多为档案原件，而我国利用档案复制件进行展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安全性的考虑，但针对档案原始记录性这一根本属性和价值来说，原件在展览中给参观者带来的体验效果以及对档案展览重要性的体现是复制件无法比拟的。
满奕：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是因为各国政治体制不同的问题，经济、科技、人文素质也同样涉及其中。每个国家开始重视档案建设的时间参差不一，档案密级不同，才会对档案利用者有规定。
(摘自《档案界》网站 )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2、比较文学双语教学模式的导向和探索
3、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师的素质建设
4、系统论、比较文学和文学
5、比较文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定位研究
6、瑞典本土诗人摘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
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8、运用比较视域提升世界文学教学的研究
9、浅析《无字》中女性的爱情悲剧
10、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11、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12、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道德主题的复杂性
13、黑泽明电影与文学的狂欢化
14、他山之助——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琐论
15、世界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16、解读“比较文学”的狭隘民族性与文化多元性
17、谈简·奥斯丁的婚恋观
18、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
19、“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学术专题全国研讨会在我校成功召开
20、论变异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21、“世界文学”与非西方世界
22、论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
23、“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大学英美文学教学刍议
24、外国文学史系列课程建设的探索和成效
25、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26、论1992—2015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
27、《孩子们留下》和《红鞋》女主人公的成长图式结构研究
28、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看文化软实力
29、匠心独运， 各臻其妙
30、论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31、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32、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
33、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34、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35、简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
36、四川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37、评“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
38、关于比较文学危机论的回顾与反思
39、从《会饮篇》人物形象中看柏拉图的文艺理论
40、《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41、新时期比较文学何为？
42、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基本方式
43、研究生团队的最佳结构是什么？
44、“真语文”观引导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思路初探
45、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变异学与跨文明研究
46、留学生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之构建
4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系新探
48、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49、《鲁滨孙漂流记》的食物与文化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合理归化就是一种译者在译文语言表达上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内涵的翻译原则。本文在概述英语文学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并具体分析了“合理归化”原则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英语文学 翻译原则 合理归化
一 英语文学翻译原则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交流活动达到了空前频繁的盛况。英语文学是西方文化的瑰宝，而翻译在跨文化交际、向国人介绍英语文学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何谓翻译，翻译就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文本材料去代替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由于中英文学在文化上的差异，使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形成一段障碍，而翻译可以为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搭建一座有效的沟通途径。而翻译作为一种艺术，一种将原文翻译、表达出来的艺术，需要技巧的帮助，需要技巧对其的润饰，需要广大翻译工作者的不断尝试，需要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经验总结。翻译工作者所翻译的作品，不可以对原文进行随便地删减，而需将译作保持原意。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将英语复述出来，可以在变化词句的基础上改变原文的表达形式，但是不可以改变原英语文学作品的表达意义。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语言把握的高度上，需要深入透彻地理解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在选词造句与措辞使用方面，需要绝对地遵循原作的意义，并且使译文高度地符合原文的语言形式。换言之，从英语文学作品中翻译过来的英文，不管在语言表达形式还是表达意义上，都必须使其与原文中的英语保持高度的相似，而不可看起来像中文式的英文。英语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如何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过程中，准确地传达其原文的意境和文化内涵，需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这是获得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合理归化原则作为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
著名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于1995年发表的名著《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了归化的概念，他提出合理归化是英语文学翻译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策略。归化是指在翻译中以目的语和目的语的文化作为依托，并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一种翻译原则。在西方，归化的翻译传统，是自古代的西塞罗以及随后的贺拉斯、泰特勒等著名学者都比较认可的一翻译原则，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翻译原则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就是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把英语文化中让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化因素、成分转化为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中文文化内容，并始终着眼于中文文化，使广大中文读者也能够像英语读者一样能够全面、深入地感受到英语文学的文学艺术成就、感受到中文文化的妙趣，并使译文在中文表达上更为符合广大中文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当代翻译译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美国知名学者奈达，站在社会语言学一级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必须多站在读者的角度，以读者为服务的中心。他认为，任何信息如果不能真正地起到交际、交流的作用，那么信息将会变得毫无价值。例如，“whit as snow”作为一个普通的英语成语，在翻译时应该如何处理？按着奈达的说法，世界上有不少地方的读者都没有见过雪，并且其源词中也没有雪这个词汇，如果把其强制性地翻译为“白如雪”，那么很容易形成翻译中的“零位信息”，使对这词汇的翻译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因而，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将“whit as snow”翻译为“白如霜”或者“白如蘑菇”，或者与此相似的引申义和喻义。照此类推，也可以将“spring up like mushrooms”翻译为中文的“雨后春笋”，将“make hay while it is sunshine”翻译为中文的“趁热打铁”。
从这个角度去考察英语文学中的信息，当对英语文学翻译时，如果译文中的信息不能够很好地起到跨文化的交际作用，那么对英语文化的译作，也就会是一次失败的翻译。因而，衡量英语文学翻译是否成功，其首要条件之一，就是深入考察当广大中文读者在面对英语文学译作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并对中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进行一番比较，如果中文读者的反应与英文读者的反应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这会是一次成功的英语文学翻译。由此可见，合理归化翻译原则，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占有极其高的重要地位，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成功起着极其显著的作用。
要想深入地了解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我们还有必要共同探讨一下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原则就像是孪生兄弟，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合理归化与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配合之下，可以使译文更为自然、透明、通畅，让读者感觉不到是在译作。合理归化与合理异化之间的区别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过去，因为它们二者与早期的直译和意译有关。异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去破除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从而保留原发声语中的异域文化特色。由此可见，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合理异化翻译原则，主要着眼于原文的英语文化，把英语文化成分近似地转换为汉语的形式。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采取合理异化的翻译原则，它能够原原本本地反映原作、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保留原文中所要持有的英语文化内涵，因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通过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积极应用，可以指引不懂英语的人去了解英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艺术形式和异域人们的情感体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主要持合理异化翻译原则的是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他从解构主要是翻译思想出发，极力反对在英语文学作品仅仅关注译文通顺的翻译原则，极力要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语言上关注译语言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从这个角度去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合理归化”原则与“合理异化”原则，貌似它们二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要求译文符合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中文的文化内涵，从而在行文流畅译文的帮助之下，读者能够尽量减少发声语中的文化色彩。从这个角度去看，合理归化翻译原则似乎与异化翻译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其实不然，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归化原则与异化原则，都处于殊途同归的境况之中。但是，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往往处于主导的地位，据有关翻译专家学者对傅东华先生《飘》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研究表明，傅东华先生在《飘》中，主要遵循了目的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也就是主要地采取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其中也少许遵守了合理异化的翻译原则、运用了合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在傅东华先生《飘》译作中，合理归化与异化翻译原则的遵守，其目的无非是译者傅东华先生为了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而做出的最佳选择，合理归化与异化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并无孰优孰劣之别。
三 “合理归化”原则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分析
“合理归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原则，往往为广大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者所采用，它反映出一种英语文化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到译语文化中。在我国的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采取合理归化这一翻译原则的例子数不胜数。
例如，我国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傅东华在翻译英语名著《飘》时，就严格而恰到好处地遵守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使这一英语名著全面而深入到广大中文读者中，是一部典型的成功英语文学翻译代表作。在《飘》的傅译本中，傅东华先生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具有典型中国传统语言气息元素的姓，将主人公翻译为“郝思嘉”、“白瑞德”，并在傅译本《飘》的序言中，对合理归化这一翻译原则的目的做了具体的阐述：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归化翻译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忠实于原文的趣味精神，而不仅仅追求于原文中的一枝一节。
与此同时，我国早期著名翻译理论与实践家钱钟书先生认为，英语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就是合理归化，将英语文学作品从英语文字转化为中文文字的过程中，在不因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暴露出牵强附会的翻译痕迹的同时，还能够完全地保留原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风味，这就可谓是达到了英语文化翻译的合理归化境界。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对合理归化翻译原则在其译文《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中的运用：
原文：“Fie wangling Queen——/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 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r/To make itself，in thee，fair and admired！”
钱译：嗔骂，嘻笑，啼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的译文中采取了中文传统的古体语言表达形式，巧妙地彰显出了英语原文的神韵。因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合理归化原则的遵循与运用，可以有效地彰显译者的再创造之美，给广大中文读者阅读英语文学大餐时带来理解上的便利，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享受，更有利于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跨文化交际。
此外，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老舍，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成功地翻译了萧伯纳的后期作品《苹果车》。老舍在该翻译作品中，对于称谓的处理，坚持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并巧妙地使用了合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原文中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的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广大中文读者。例如，《苹果车》中的这句：“Has he an audience？/No，maam…”老舍先生将其翻译为：
王后：（有点不悦）“他有正式接见的通知吗？”
庞菲理亚斯：“没有，姑娘……”
让我们来分析此例中老舍先生对合理归化翻译原则的运用策略。在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文化中，“Maam”这一称谓一般是用于对女王、贵妇人、高级女军官等的尊称，如果翻译为夫人或者女士，这对于王后的称呼都显得不够贴切，而老舍先生将其翻译为“姑娘”却恰当好处地与原文中的意思等值。因为，与英国传统平等的基督教文化不同，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姑娘是皇帝老婆的最高尊称，在宫廷女人中具有绝对的最高地位，并且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素来都强调“仁”、“礼”，要求称谓能准确地表达出人的辈分、尊卑、贵贱等，因而，老舍先生将“Maam”翻译为“姑娘”，“姑娘”一词巧妙地表达出了王后的尊贵地位，很好地遵守了合理归化的翻译原则，很好地忠实于原文的思想。
四 结语
在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遵守一定的翻译原则，可以较为有效地达到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合理归化就是译者在译文语言表达上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内涵，是一种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运用最为广泛、十分重要的翻译原则。因而，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英语文学翻译的合理归化原则，使其在英语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使广大读者更便捷地享受英语文学大餐，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之用。
参考文献：
[1] 邓伟：《归化与欧化——试析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建构倾向》，《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2] 骆贤凤：《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论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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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泉、王婷：《析傅东华译〈飘〉中的归化翻译》，《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6] 姚丹丹：《从双性同体角度重新诠释〈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克里奥佩特拉形象》，《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9期。
[7] 张艳萍：《浅析〈苹果车〉中老舍对称谓的归化翻译处理》，《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嘉贤，男，1976—，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工作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內容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热情一直居高不下。作为国内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陈永国教授丰富的著述和理论译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学研究道路拓宽了视野，其对理论研究的坚持、对文学批评的深思和对诗歌创作的热忱同样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省。为深化学界对西方文论研究以及其与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关系的理解，促进对当下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思考，这次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陈教授回顾了自己早期的学术经历，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并谈论了对文论的跨学科性质和中国学者“失语”问题的看法。然后，陈教授对其基于当下的文学研究现状而提出的文学生态阅读、文艺的社会科学等概念做了说明，就诗歌鉴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的感悟，陈教授探讨了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割裂的常态现象，并勉励青年研究者以兴趣为引领，坚持前行。
关键词：陈永国;西方文论;诗歌创作;生态阅读;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美国现当代小说中城郊书写研究”（项目编号：CCNU20A06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美国文学的研究。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外国文学。
Key words： Chen Yongguo;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poetry creation; ecological reading; social sciences
Authors： Liu 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armenliu@126.com. Chen Yonggu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chenyg@mail.tsinghua.edu.cn
一、西方文论与我的学术之路
刘芳（以下简称刘）：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的访谈邀请。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您就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耕耘，而且是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您能否谈一谈中国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是怎样一种状态？您是如何走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的？
陈永国（以下简称陈）：这次访谈被耽搁了很久，本该在疫情之前就完成的。疫情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还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大里说，如何对待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往小里说，如何对待我们今天这样的采访？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说心里话，我对这次采访思考了很久，首先是我不想随便应付一下了事，同時更不想把它变成一种“名人秀”或“权威话语”。
我从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四年后主动支援边疆去了拉萨的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开始教英语。1982年回到吉林大学继续从教，一点一滴地从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阅读中接触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绝大部分人（专业和非专业的学外语的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把精力放在语言应用上，力主经济商业往来方面的交往，很多人乘经济改革之风下了海，很少有人喜欢“不赚钱的”文学和理论研究。而且，由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相关方面的书籍和阅读资料也并不多，直到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连续出版了“美学译文丛书”、“文艺美学丛书”、“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才算真正接触到偏重美学的西方理论译著。而就我个人而言，真正开始阅读西方文学理论及相关领域的原著，还是从1990年去佛罗里达大学访学开始的。
刘：对比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习条件，当下中国学者开拓学术视野的途径非常多，但对很多人而言，文论研究仍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除了语言障碍带来的困难，还因为现当代文论既有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这些知识构架如果薄弱，就造成了更大的研究障碍。您在学术成长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心得？
陈：文学理论确实很难，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涉及到你提到的和没提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认知。不仅涉及各方知识的交叉和融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建基于感性的文学阅读经验之上的理性思维和分析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切不可急于求成。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书也要一本一本地读。
我个人的理论之路开始于文学的爱好和对不同文化的接触。最早开始的文学阅读和翻译还是在拉萨期间（1979-1982），曾为当时的《西藏文艺》翻译过包括叶芝在内的一些英美现代诗歌，同时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翻译过关于西藏的民族文化、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农奴制度等三种书籍（内部出版），虽然这几部书的内容与文学相对较远，但从文化认知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却开启了我持续至今的另一条学习道路，即翻译，也拓宽了我对文化的了解，加深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回想起来，在拉萨的三年是我青年时代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表面看起来似乎与现在的我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来自大东北乡村的青年来说，接触西藏文化、与藏族人民共饮青稞酒、同跳踢踏舞，这是我当时接触到的除东北乡土文化、大学里的所谓“学术”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除了我所熟悉的朴实、豪放之外，藏族人民特有的情感结构和忠厚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再经过我在翻译相关书籍时对藏族文化的精神内化，这对我后来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和对理论的接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是文学的理解还是理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自身、对物自身、对世界自身的理解。恰恰是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和思考，能够帮助提高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人的能力，所涉及的不是学科领域内的知识，而是一种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形成。
刘：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您在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方面发表的各类书籍有近40部，很多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您在介绍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在选择书目时，有着怎样的学术考量？
陈：如果加上合作的译著，四十部肯定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但是，我早期翻译的理论著述其实并不成体系，虽然数量较大，但谈不上重要贡献。回想起来，早期翻译的一些著述确实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非常粗糙，基本上是应出版之需和急于发表而作，并无明确的学术考量。与当时（甚或现在）的一些年轻学子一样，能够得到出版者的青睐或老一辈学者的器重，能在有限的学术发表资源中分一杯羹就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还去管什么体系。但对于我而言，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除非是文学以及相关领域的著述，其他领域（如经济、商业、旅游等）概不涉及。总结起来，我所译著述的学科领域大约包括：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思想史等。在这些著述的翻译方面，尤其在入门阶段，我参加过王逢振老师、刘象愚老师、罗钢老师、申丹老师以及汪民安教授主编的系列书籍，这些是基础的基础，为我后来自己主编或参与主编的书籍框定了范围。
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有什么学术（其实我非常不愿意用“学术”这个词）成长途径的话，那就是翻译。尽管所译看起来零零碎碎，不成体系，但一旦达到一定的量，在翻译过程中所细化和内化的东西就会自行组合，按其学科分类进入大脑中的不同储存库，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的库存也会越来越多，构成一个可随手使用的百宝箱，虽然残破不全，但用于“修修补补”还是很有效用的。
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虽然是陈老师的个人经历，却同样是那个“理论热”的时代的写照。从宏观上来看，那一段时间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并非是盲目的，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译介、引进和调用一些西方理论资源，以便更好地阐释全新的文化现实。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大家实际上参与、推动和见证了这一实则功在千秋的事业。您曾经提出用话语（discourse）代替理论（theory），理论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创一种话语形式。①您认为当今的青年学者在介绍和研究西方文论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问题，采用怎样的态度来建构中国的“话语形式”？
陈：的确如此。中国学者的译介确实不是盲目的。首先，所译介的都是国内短缺的，这是供需关系。其次，多年来，西方理论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总是有新思潮出现，必须及时译介，否则无法参与讨论，争不到话语权，也就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但是，理论跟风的现象也是有的，尤其是欧陆理论经过美国人的改造，顺道被拐进了中国，有很多是打了折扣的，所以，不负责任的跟风给我们国内的译介和研究设置了障碍，甚至导致了“失语”。其实，所谓的“失语”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接受，有些“学者”为了打快拳，甚至不读原文，不读全书，见书名、目录便随即望文生义，致使在真正参与国际对话时，各说各话，驴唇不对马嘴。我们都有说话的能力，都能表达思想，但说什么话，表达什么思想，在不在一个轨道上，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文论而言，并不存在“西方文论家”或“东方文论家”之别。我们谈论的文论是世界性的，西方文论、中国文论、各个国别文论，本应是一家，既然文学是没有国籍的，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就同样没有国籍。更何况文论是思想史的基础，我们利用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区别文化的异同，人种的异同，国族的异同，但文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人性和人的生活为对象的，不管异同多大，最终关于文学的话语、关于人性的话语，都应该是一致的，它所构成的是人类的思想宝库。我们可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讨论国别文学的理论，但理论始终是理论，是关于某一命题、母题或主题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以话语的形式进入思想史。所以我并不赞成建构所谓的中国的话语形式。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话，讲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但就文学话语而言，最终应属于世界文学。
二、文学阅读与批评的哲思
刘：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文化和学术语境总在不断改变，对理论的探讨要始终立足于当下的变化和问题，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践行我们的文学批评。您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您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到“文艺的社会科学”②。刚看到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想象性再现，文艺研究必然关注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其次，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汲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您提出的“文艺的社会科学”似乎并不是上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也不是简单的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的交叉。您能否谈一谈这个概念？
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首先文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因此自然离不开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但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和反映论而言，文学是给社会照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文学文本中来。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体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先后经历了三个时代。首先是马克思本人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这个时期典型的特征之一体现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文学艺术则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接着我们转向本雅明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时期，其重要特征是技术官僚对真理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机械复制，导致原作光晕的喪失。随之进而转向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数控时代，信息符号导致了语言的沉默，即对语言自身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生物控制式的复制，智能、克隆、机器翻译、机器写作等。
实际上，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不是文学艺术理论所侈谈的那种解构，而恰恰是其反面，即空前高度的结构化，人正经受着史无前例的技术控制，而一旦人工智能真的取代了人类大脑、机器翻译和写作取代了人工翻译和写作，那么现行的理论视角，即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等一系列视角批评还能行之有效吗？这就是我所说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批评的另一方面，即从社会发展的技术层面思考人自身的未来，进而思考文学艺术的命运。其实这种思考在马克思那里、甚至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被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意识形态、过多的主义所淹没。所谓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无非就是从当下的技术控制来思考当下的文艺，进而回归人的科学自身，如果还有这个可能的话。
刘：从2013年以来，您以“阅读”为题发表了数篇论文，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文学阅读和批评。③在2018年，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阅读的生态”和“生态的阅读”。这两个概念似乎与生态批评密切相关，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有关，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陈：所谓阅读的生态或生态的阅读不外乎指文学批评的一块清净之地。文学和作品本身是干净无瑕的。但多年的“理论热”把文学这块净土变成了各种主义的竞技场，变成了理论的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种文学的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被事先框定某种“视角”或“框架”，或被想方设法引入某种“主义”的歧途，这直接违背了文学和批评的本质，即批评必须自文学的文本阅读而来，而非相反。因此，文学的生态阅读简单说就是祛除各种先知先觉的理论的阅读，不是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的阅读，而是回归文本本体的阅读。
刘：您曾经也提出“阅读中包含着可读性和不可读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④，这句话是否包含了您对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文学批评者如何对待您所提到的可读性等？
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可读性就是可译性，指的是语言之间可以互译互通的部分;而不可读性通常也是不可译性（但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是语言之间不可互译的部分，称之为纯语言。纯语言也是诗歌语言。朱光潜先生说读译诗就是读诗，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意即：诗歌是不可译的;翻译的诗是诗，也就是用译入语写的诗，因此已经不是原文的诗了。严格说来，文学批评所要关注的恰恰是这部分。一般而言，上面括弧中所说的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就是语言中不可互译者，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即：可言者，言;不可言者，沉默;或：可言者，言;不可言者，展示。对于艺术家或诗人来说，沉默或展示的方式各有不同，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象、图像、隐喻等，或空白、删节甚至破折号（如狄金森的诗），甚或是颜色的涂抹、抽象的图案或重拾的物品。对这种不可读性或不可译性的读解只能是读者与诗人或艺术家的一种心灵契合，也即瞬间发生的灵魂震颤，而绝不是事先规定好的各种“视角式”批评。
刘：相对于小说和戏剧，我觉得诗歌的鉴赏尤其难，特别符合您说的不可译性和不可读性。一般来说，我们会从诗歌这个文类的基本元素入手，结合文学流派的知识和运用文学批评方法来解读。您在诗歌批评方面更多地思考什么？
陈：诗歌的确与小说和戏剧不同，因此对其阅读和阐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就文学总体而言，其区别于视觉艺术的最大特征是语言再现，因此就文学内部的要素而言，语言才是形式和内容本身。在我看来，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形象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破碎性。形象的完整性体现在意象的应用。一个完整的形象可能会以不同的意象表现出来，以便讲述一个故事，或揭示一个主题。但语言却不是完整的，拆解的句式，零碎的短语，不连贯的断片，要想读懂一首诗，首先必得把这些破碎的语言残片贯穿起来，使其与意象达成逻辑关联，才能看到诗的思想和情感所在。一首诗与一幅画一样，写在纸页上的文字只是出现在画框之内的画面，它由各种色彩、线条、形状构成。但画的真实含义或许不在画框之内，而在画框之外，就如同诗的真意不在所说出的言语之中，而在未表达的沉默之中，在文字间的空白之中。这就是之所以字面意义不能读作诗之真意的原因之所在。
三、作为自我表达的诗歌创作
刘：据我所知，您在从事文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余，同样还进行诗歌创作，并出版了三部诗集。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诗歌创作？
陈：写作诗歌是中学时代起就有的爱好。大概是由于少年时阅读了许多古诗、古文所致。学了英文后，业余时间也尝试译一些英文诗，但没有发表。遗憾的是，我既不是文学理论家，也不是诗人。我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和讨论西方理论的文章，但大多是介绍，很少有阐述自己独到的观点的。我一向觉得，对于理论这东西，只要能说清楚了，也就不错了。我多年来坚持的译法基本是直译，力主保持原文的风格和原意，初译时尤其如此。后来学会了拆解长句，表达略微顺畅，但也不敢苟且转译，所以读来还是略显生硬。但无论如何，我自觉吃透了原文的思想，长年累月的积淀以及对诸种理论的深入认知，使我感到一个文学批评者和译介者，如果自己不懂如何写作，就难以谈论写作;如果自己没有创作的经验，就没有资格对别人的创作说长论短。于是，就在译介和讨论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尝试诗歌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再拿起笔来书写文学问题，觉得很多问题自然通畅了，比如诗歌写作中的情感宣泄问题、思想深度问题、文字与图画的关系问题，以及现行文学理论所讨论的身份、族裔、性别等问题，其实在诗歌写作之时几乎是零度，也就是说，都是后来读者或批评者读出来的。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重要的是一种吸引，一种唤起，一种要说话的冲动。思想也好，情感也好，艺术中的一切都扎根于坚实的大地，而大地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周围被人忘记、被人忽视但却依然快活地或悲伤地存在的那些事与物。一旦它们吸引了你，你就有话要说，有欲望要表达，有快乐或悲伤要分享。一件简单的物或极其平凡的事就会唤起无数的联想，导致无数的可能性，从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所寻找的，所追求的，所要说的。对于我，这是人生的真谛。
刘：我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三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互促共生。您能否谈一谈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您会有意识地遵循文学原则来创作诗歌吗？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陈：独立和互动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但我只能说写诗的過程是认知的过程。没有哪个诗人会在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去写诗，除非那些所谓的实验派。如前面说过的，一物的吸引令你产生写作的欲望，你要发泄这股力比多，在一定的互文状态下和思想与情感的召唤之中，你挥笔成诗，达成对该物的认知，欲望得以满足。
就自己而言，我从不字句斟酌，大幅度修改，充其量事后对个别字句细究一番，免生笑话，仅此而已。就写作而论，过程是重要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写，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只是表达一下当时当地的心境而已。况且，我不认为刻意遵照某项原则或原理去写，会写出好诗来。译诗也是同样。不论原诗多好，经过译写之后，它依然是译诗;读者读的是诗，但却是以译诗身份出现的诗。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关于文学/诗歌的研究与写诗并不冲突，虽然不受理论的指导和干扰，但思想和情感的深度或学识的渊博或短浅，却可以直接决定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刘：大部分理论家和批评家热衷于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品，高屋建瓴地探讨文学问题，但并不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似乎被割裂开，您认为这是否是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陈：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在译介和理论研究方面用力比较多，这在那个“理论”相对匮乏的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大半学术生涯都致力于理论译著，直到最近十年左右，我开始自己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写作。但这不意味着理论没有用了，也不说明我放弃理论的译介和评著，最近我还收到了达姆罗什的一部关于文学之比较研究的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买了版权，并已开始翻译。我对理论和翻译的热情有增无减。但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译介和评论，而不去走一走对自己来说最能发现自我的路径，也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割裂是常态，也是必然。单纯从事批评和理论研究同样会很出色，很优秀，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眼界放宽一些，看一看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学家，比如伍尔夫、艾略特、叶芝、雪莱，甚或但丁、彼得拉克、贺拉斯等，更或如哲学领域的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他们之所以思想深邃，人生理解入微，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认知独到，既能理性地探知，又能感性地体味，是直接从事创作的思想者。我不认为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可以是作家，但我以为尝试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刘：最后，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以及从事文学教育的青年教师，您能否谈谈您的期待和建议？
陈：我其实只是停不下来。谈不上贡献，更不能说是什么楷模。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方向，并发生了兴趣，那就随心去做，尽力去做，能否修成正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我想对青年学者所说的，是为共勉。
刘：非常感谢陈老师在全球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Notes】
①参见聂珍钊、吴笛、陈永国，“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山东外语教学》3（2018）：70-77。
②参见陈永国，经济、技术和数字：文艺研究中交叉的社会科学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0）：108-118。
③有关的论述请参见陈永国，阅读的意义和阅读的艺术，《外文研究》6（2013）：43-49;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陈永国，回归物本体的生态阅读，《江西社会科学》1（2020）：150-156。
④参见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
责任编辑：何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