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

2023-04-06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 和谐 共谐教育

1、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背景

1.1 中国少数民族特点

中国56个民族中,各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存在诸多不平衡,这是由其历史和地理原因造成的。有半数以上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趋同,还有少数边远民族区域仍然停留于传统的农奴社会甚至奴隶社会。虽然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悄然而至,但那些地区还远没有摆脱那种最传统最守旧的农耕状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原始文化的痕迹。

1.2 少数民族教育的涵义

民族教育,就是称之为民族的人类群体的教育。在中国的范围内,汉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都属于民族教育的研究范畴。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所关心的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民族教育在少数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的传播。

2、和谐视角下倡导的少数民族教育

所谓“和”,就是客观事物总体上是统一的,而局部各有不同,即“和而不同”。“和谐”要求事物的多元性,要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思想观念最终来达成总体上的协调与配合,“和谐”之义最根本的要求是符合“和谐之道”。和谐社会要求的是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共生状态。[1]所以,在世界大趋势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要在保留原有当地传统的基础上构筑一种与时代相契合的人文特色。

3、少数民族教育在现实中遭遇的尴尬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如今,在当代教育发展大趋势下,却遭遇到诸多尴尬局面,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比如诗歌、民歌、仪式、习俗等。但是高度统一的教育体制并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发展,它忽视民族教育特点。教材比较单一,办学条件缺乏民族特色,教学以灌输方式进行,照抄照搬汉族地区的教材和教法,不能很好地建筑起民族教育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并为之有效服务的长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教学和区域经济建设与其社会发展需要是脱节的。[2]

第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但是民族教育过程中进行汉语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如语言的退化、不重视“双语教学”等等。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把以学科为中心的升学教育带到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只有学会汉语才能与人口占90%以上的汉族人交流,才能更好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于是家长让孩子主要学习汉语,而忽视本族语的学习。

第三,宗教。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大都信仰宗教,例如,藏族、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3]事实上,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由儒学教育为重心,建立在多民族教育基础上的多元化体系。例如傣族佛教教育构成了傣族文化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傣族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傣族封建制度下,“佛寺即学校,佛爷即老师,和尚是学生,经书是课本”。佛教垄断教育,教育本身渗透了宗教的性质,宗教寺院与学校争抢生源。

第四,思想观念。由于少数民族人民自身落后的思想观念和家庭条件的制约,也导致了学校在这些地方“形同虚设”。例如,绝大部分傣族学生初中毕业后无心升入高中继续学习,即使考上了重点中学,去读的学生也很少。傣族家长对知识和教育的价值认识不高,对子女的学业多偏向“放任”的态度。

4、少数民族教育的和谐化发展之路

如何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理念下更好地保留和传承这些民族文化遗产,以适应当前和谐化发展和更好地构建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体系呢?

第一,教育课程设计应立足本民族、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要把多元文化的教程理念渗透进课堂,培养学生基于跨文化视角下对不同民族群体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要充分利用多种课程类型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意识。总之,少数民族学校应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

第二,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保护性研究,重视“双语教学”的发展。要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能力,首先要有双语教学的语言环境,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同时加强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保证双语教学能够协调发展。

第三,宗教问题上,国家一贯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但并不能把教育与宗教绝对的分割开。学校教育与宗教仍然都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传承形式,学校和宗教可以从双方的教学方法中取长补短,消除学生对于宗教的神秘感。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两者更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特别是宗教在对广大信教群众的传统道德教育上,仍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四,转变思想观念。改变少数民族区域中人们对于“读书无用论”的看法,让大多数少数民族子女接受最起码的义务教育,同时,注重职业教育和女性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5、结语

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全球化背景下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就要学会用一种兼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共谐教育”就是要用“和而不同” 的观点,要使构成现代化世界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多样性成为我们强大的精神源泉。[1]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需要共谐教育,多个国家更需要这种共生共谐,只有这样文化才能继承和发扬,人类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诗亚.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65-66

[2] 柳春旭.试论民族教育发展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1):135

[3] 龙藜.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思考[J].西南教育论丛,2007(9)

作者简介:李晴晴(1987-),女,河南省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010级教育经济与管理 专业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群书治要》引《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孟子云:“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礼记·大学》云: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中华圣贤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感悟出了人生之道,即以四维八德为言行准则,在立足孝道的基础上去和睦邻里、奉献社会、报效国家,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人生的幸福,而圣贤教育则是确保这种价值观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5]。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对伦理道德与文明礼仪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早已渗透到中国古人生活的点滴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最精髓的精神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以修身为本[6]。时至今日,这种教学为本、以德为先的人生观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象征,而也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无与伦比的独特内涵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基于道德之上的内在的民族文化基因与凝聚力量以及那份亘古不变的文化韧性。从先秦到清末、从民国到改革开放,这种基本内涵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基因、凝聚力量和文化韧性让中国社会在面对每一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时候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道路,而这也许正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独到之处。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民族:中华血脉的永恒传承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7]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8]从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到中国文化初具规模的西周时代,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到秦汉时期的封建大一统时代,从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到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纪元,每一次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都伴随着外族的入侵、兵戈的劫难和文明的摧残,但中华文明不仅在动荡之中生存下来,而且还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脉延续到了今天,即使在传统体制土崩瓦解的近代中国以及西方文明深刻渗透的当下中国,中华文明也依旧没有中断。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崇仁兴德的基本内涵使得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9],而这种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伦理道德对中国人民从始至终的深刻影响,对教育的坚持、对道德的信仰以及对礼仪的恪守使得中国人上至治国理政、下至生活作息都将伦理道德作为其言行的价值取向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将这种德教为本的精神代代相传,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民思维与行动上的内在稳定性和连贯性,是故每当中国社会面临转型与分层时,在矛盾、动荡与多元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中国人民基于伦理道德之上的那份稳定与连贯始终都能让他们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坚持优良的传统、做出理性的抉择、保持民族的风尚,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了民族文化命脉以及中华民族血脉的永恒传承,在民族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二)国家:治国理政的无上智慧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背景下,治国理政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理性的认知和正确的实践道路才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走向成功,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正是这些理论、认知与实践道路形成的智慧来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管仲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1],即通过道德教化来保证国家的繁荣强盛、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统治阶级与阶层的精英们始终将道德礼仪作为安邦定国的根基时,在国家面临转型和分层之际,对道义的坚守、对良知的追求会让他们基于黎民百姓的立场去探索天下人的幸福之道,这份对道德的执著必然会使得他们的决策是理性的且能够符合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时的国情,由此领导者们也将会很好地把握住转型和分层所蕴藏的机遇、有效地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而非自私地为了个人与派别的利益在转型与分层之际将国家带到冲突与矛盾的灾难之中,在国家治理层面,这种智慧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而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转型时代,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及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全党在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范畴之内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深刻践行。

(三)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往往会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当社会转型进一步发展引起社会的分层时,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来讲,往往还会存在多元化的严重挑战,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网络中拥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分工上承担着不同的生产任务,在此基础上,各阶层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这种基于经济关系之上的差异实质上让社会内部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并埋下了冲突的伏笔,改革开放以来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群众上访、暴力冲突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则是其典型的表现。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也必须且也应当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加以解决。“我们看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秩序井然地生活着,实在令人感佩。中国人家庭的内聚力很强,孩子也受到严格的教养,所以才能够在这种欧洲根本无法忍受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我惊叹不已。”[12]汤因比博士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价值。

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国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宗教教育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严密细致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中国人形成了仁爱与道义的正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每个中国人紧密地凝聚在家庭之中、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言行,在家庭团结安定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保持了长久的和谐与稳定。当中国开始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时,无论是利益的冲突还是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基于家庭与宗族之上的家道教育始终都能够让他们于这种动荡、威胁之中保持理智的思维、协调好相互的利益关系以及继续维持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这不仅会极大克服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困难,更会让中国社会化解矛盾、把握机遇,紧密有效地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教化之下的中国社会与人民能够有效解决利益冲突和多元化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使之迅速恢复到持久稳定的状态之中,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这正是社会层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四)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3]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荀卿云:“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15]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个人的德行修养作为其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根本,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个体基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赤裸裸的阶级化描述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承认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前提下一直都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仪作为个人言行的衡量准则以此指导人们理性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追求幸福。当社会转型改变个人的生活状态时,带来的既有困境的打击也有发展的机遇,但无论是挫折还是利益,传统文化教化之下的人们总是能够坚强坦然地面对生活的挫折、理性睿智地看待自身所获得的利益;而当社会分层将每个人归类到不同的利益阶层时,他们也能够有智慧地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阶层意识与民族共识之间寻找到维系和谐的那份平衡。

“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15]汤因比教授对中国国民性格的评价如果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视野角度来加以分析的话,那就是:每当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定的灾难性因素或是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安逸时,经受过良好而又深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总是能够以他们身上那份顽强坚韧、勤恳踏实、道义仁爱的传统美德克服困难挑战、和谐四周邻里并在更加富贵的生活状态中维持身上那份质朴纯真的传统道义与礼仪精神。由此,不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多少的威胁,他们总是能够化解利益上的矛盾、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最终,他们在收获幸福人生的同时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无论是秦汉社会转型之际的兵灾连绵、还是近代中国的战争动荡、亦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背景下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中国人或是明确的或是潜意识里一直都将以四维八德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并据此经营人生。在个人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只有党和政府坚持以德治国、社会舆论导人向善、个体个人依教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才能实现。

(一)党和政府: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8]是故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19]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较好地遵循了传统文化之中的仁政理念、将道德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方面,这使得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际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凝聚天下民心、继续维持思想共识、迅速稳定国家秩序,最终确保了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与国家治理的顺利开展。因此,党和政府首先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来源。其次,党和政府必须要改革国家制度体制,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传统文化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支持。最后,党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政府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中的仁政爱民思想,在此基础上,采取各项鼓励性措施带动全国学习和落实传统文化。最终,为党和政府下一步国家改革的成功、有效应对未来有可能面临的社会转型和更加深刻的阶层分化以及民族文化命脉的继续传承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社会舆论:导人向善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20]因此,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要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古代中国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宗教教育在全社会实现了导人向善的目标、形成了讲道德、懂礼仪的社会风尚,形成了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在历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中把握机遇、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撑与思想指导。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维八德的传统美德、净化社会风气、实现导人向善的目的就必须要借助社会大众传媒的力量。新闻媒体工作者必须要明白自身所担负的弘扬民族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重大责任与职业操守,要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理念来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价值取向,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1]。最后,在当前社会分层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坚固的精神支撑。

(三)个体个人:依教奉行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22]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将它的基本内涵理念贯彻落实到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个人首先要响应国家的提倡号召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积极学习和认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本质理念,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思想作为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在自己人生经营的过程中按照圣贤的教诲将传统文化德教为本的理念践行下去。当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以及人生的幸福得以收获时,自己更要以自己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的经历为周围的人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感化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引导他们将修身立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从而在当下社会分层深化背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面临社会转型时,为自己能够面对人生挫折、打造幸福人生以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奠定深厚的道德修养基础。

注释:

[1][11](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编撰.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2]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中华蒙学全书第一卷(孝经)[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3][14][17]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6][13][18]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一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5]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二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7][8][1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译,吴象婴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M].2006年10月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10][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12][16](英)阿诺德?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 朱继征 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15][2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退休年龄;区域差异:城乡二元

2016年人社部公布了延迟退休时间表,这意味着我国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虽然方案具体的实施时间还未确定,但是,这正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比较重要的保险制度的变革。社会公众对此规定的理解大部分都是从弥补社会养老金缺口的层面出發的,由此可见,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十分重视的。我以该表为出发点,对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分析。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意义

社会保障法律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一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社会。二是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对有关的社会保障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使其有制度上的保障,从而规范保障行为。四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客观要求。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都离不开立法的完善。[1]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面临的问题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然而,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虽然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已经呈现“未富先老”的局面。故而很有必要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好规模日渐增大的老年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但是退休年龄的设定依旧以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基本框架为准。然而,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以前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劳动环境也基本呈现现代化趋势,劳动力供应充足。最主要的是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许多,下一步我们要面对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所以,按照常理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必然就会影响退休年龄的调整。因此,2016年人社部公布了以上的延迟退休时间表。希望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缓解国家财政的养老负担问题。退休年龄作为一个社会保障变量,影响着养老金支取的早晚,关系到在养老金计算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支取养老金数额的多少。所以它一方面关系到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另一方面联系的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

关于退休年龄问题的最热点恐怕还不是男女差龄退休,因为关注这一问题可能以女性居多,但延迟退休年龄就不同了,全社会从青年到老年,无不关注这方面的任何改变,近几年来,无论是官方交流平台还是网民讨论或是街头闲谈,几乎随处可见大家在议论、分析国家延迟退休的政策动向,因为这不仅仅影响某些人的退休福利,更联系到这些人背后的家庭,现在我国养老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化,家庭养老责任的多少取决于社会承担责任的多少。[2]

(二)区域差异化明显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因社会的贫富差距严重。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人口状况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如果适用同一社会保障政策必然对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特别在实施社会统筹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差异化明显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碰壁。

(三)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整体水平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迅速,社会转型亟待进行。也就是说,社会法律制度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整体水平较社会经济水平呈滞后状态,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滞后,保障水平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只有一部《社会保险法》。其他相关法律也只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有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基本不涉及农村。农村保障主要是靠国家及政府所出台的有关政策,而大部分部门文件也早已不符合现代农村的实际情情况。即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没有及时跟进社会的发展变化。[3]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路径

(一)逐步实现延迟退休

为了解决我国老龄化加速的问题,我国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调整。虽然2016年人社部已经公布了延迟退休时间表,我们还是可以参照外国的延迟退休实践来完善延迟退休办法的实施政策,以达到解决因老龄化而引发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二)加大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协调区域差异化

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当发挥其主导地位的作用,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充足的保障资金是必要支持。必须在政府的统筹下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从不同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合法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需要在立法上予以规范确定,严厉制裁逃避和拖欠社会保障基金的违法行为[4]。

(三)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城市社会保障方面,从立法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法律针对的对象都是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建立的。因而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社会覆盖面较小。作为最需要保障的农民,享有社会保障资格的仅占极小的一部分。

然而城乡统筹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其是法的公平目的价值的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就是将社会资源合理、公平的再分配,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我们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的同时,也要格外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今后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重点[5]。

参考文献:

[1]赵蓉.论构建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J].兰州大学学报,2000(4).

[2]张金阳.论退休年龄[D].沈阳师范大学,2014.

[3]林雪贞.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J].经济论坛,2015(4).

[4]林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发展[J].河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5]林俏.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3).

作者简介:

苏朋(1976.07~),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马颜华

摘要: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态势,经济增长速度近4年持续超过10%,经济体系也未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表现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了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社会各界弥漫着乐观情绪。然而,一切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让人们踏实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作对比,分析我国经济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并对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中国经济;日本经济危机

一、引言

2008年5月29日午夜,财政部发出通知,印花税由现行1‰调整为3‰。此前一周,中国人民银行更是采用史无前例的“三率齐动”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与高管整治、内幕交易及操纵行为的打击全面展开。这只是一个繁忙的开始。

二、会诊中国经济的青春期问题

中国股票估值远高于周边经济体,并且正在追赶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货币一直在升值,市场里的资金在泛滥,源源不断地拥进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在急剧膨胀,股价持续攀上新高……这是当下中国市场的写照——也正是学者对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描述。

但在相似的表象下,中国和日本经济肌体上有很多不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在货币问题上,日元大幅度升值,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了审慎的调控措施。当年日本的银行业基本上还是健全的,不良资产较低,而中国银行业却更加脆弱;当年日本制造业是真正的“日本制造”,而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制造”,严格意义上只是“在中国制造”。这意味着,一旦真的出现日本病,中国可能遭受的损失,要比当年的日本更为惨重。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海闻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问题是“成熟期”的问题,是一个45岁人面临的问题,而中国是“青春期”问题,是15岁少年面临的问题,不可比拟。

快速稳健地度过中国经济的青春期。

三、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

1 国外资金大量流入造成流动性过剩与汇率的问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向国内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稳定的压力,一旦资金流入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

2 资产价格问题。正如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一样,价格的本质是资金现象。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资产,必然推动价格快速上涨。资产价格不断高企,正在一步步制造泡沫,带动了虚拟经济投资热,贷款炒股炒房,上市公司炒股热,不断对经济发展的基础造成伤害。

3 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的问题。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当前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限制了政策操作的空间。为抑制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需要实施高利率的紧缩政策,而提高利率又会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速国际流动性涌入。在多次实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措施后,政策的空间逐步压缩,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对今后的政策取向造成极大困扰。

4 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持续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前面五个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高速增长的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消费的比重则日益降低,使得经济增长的基础十分薄弱,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鉴于此,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和国际资金大规模向国内流入的背景下,必须下大力气强化对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事前管理。

首先,中央银行应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国际上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各个政策目标实际上难以同时达到。从危机的实践看,正是由于政策的徘徊,使得形势不断恶化,最终政策的操作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如日本的国内政策最终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和国内资产价格的高涨面前陷入两难困境;第二次危机前的墨西哥既要防止比索升值,又要消除资本流入的影响。因此,从中央银行的角度说,应明确政策操作的首要目标,避免政策的反复与徘徊,在首要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才兼顾其他目标。从我国的实践看,中央银行应进一步加强维护币值稳定、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目标。

其次,中央银行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作为“最后贷款人”及时应对和处置危机,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繁荣和良好发展时期,能够“逆风向而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对经济发展可能出现波动的警惕,做到防危机隐患于未然。既要做到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正确把握,同时也要客观认识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内在矛盾,不断加强危机管理功能,及时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30年,虽然中间有些起伏,但基本上是持续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经济发展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增长速度呈现明显加快的趋势,但发展中仍然有不少矛盾和问题,对金融稳定造成重要影响,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经验,积极进行应对。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郑祖强(1989一 ),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政策。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概括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一、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在中国近代史提供的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上。第一,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顽固,又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特殊地位,它们都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必须由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曾先后登上前台,演绎一段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理论,但最终都归于了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这些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代表新兴生产力并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第三,中国革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来了各种观念和理论,农民阶级从西方学来了拜上帝教,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些阶级在它们所学得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国社会的浪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武器的运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由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理论武器作指导,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原因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需要实现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在中国的具体化,从而被中国人民所掌握。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本来提供的就不是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要想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着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其进一步加以民族化、具体化。按照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就必须实现其中国化。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提出,但是这并不是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突然冒出来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就已经提出过要研究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范畴, 在党的两次大会文件中出现过。一次是中共七大,一次是中共十七大。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明确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我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以我们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借鉴,深刻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中每一次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七大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巨大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后来毛泽东常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灵魂而失败。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对于中国革命和改革和建设而言,它必须中国化。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一)毛泽东思想的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0 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共产党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于1945年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继续发展于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而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的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国家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同样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开始和发展起来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国总结长期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它的提出标志了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三)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新的中央其他领导作出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②面对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经过长期思考,2000年,江泽民出席广东省高州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③在同年的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黨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④2001 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使“三个代表”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建党纲领。贯彻党的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 2004 年又写进了宪法。

(四)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方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党和全国名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些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是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回顾马克思主义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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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喜咏.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习论坛, 2009, 25(8)

[3]何建东,吴盛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的历史背景[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4(12)

[4]邢玉柱.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研究[J].理论观察,2010, (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6-8-16

注解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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