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儒家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并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剖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以有助于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关键词： 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制度建设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因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对现实的正面反映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养民的思想。作为古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阶级治国的要略，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君主民从的既定关系为前提，讨论设君之道和治民之道，其最终去向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一）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
儒家民本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孟子之后的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视上，欢如父母”的“父母官”思想，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他比孟子更加重视教化，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
（二）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是“夫民之为言叶，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其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三）以人文关怀为导向
儒家民本思想对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儒家民本思想有其合理的方面，因而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表现在政治方面是重民意，在经济方面是重民生，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然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立足点仍然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其本质属性是主张阶级调和的封建统治理论。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在封建专制君主体制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儒家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上，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实行德政，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在当时封建集权的背景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二，在经济上，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制民于产，藏富于民，减轻徭役和赋税。孟子的民生主张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在思想上，重视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化，强调个人主观的道德修养。这对于改善当时社会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
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
三、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里孕育着一些朴素的人本和自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转变所必需的历史资源。然而，儒家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民”指的是抽象的人民大众，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其民本思想不能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治国理论。在当代社会，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与西方人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讲德治、重民本，与民主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延续历史的逻辑，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一）理论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中所提及的“民”，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阶级性和阶层性是民的实然属性。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境中所提及的“民”一般是指相对于“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具有较宽泛的群体性意义。然而，“民”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包含个体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民众的利益出现新的分化，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公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西方的人本思想作为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利益权利的思想体系，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衍生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颂扬，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儒家民本思想应吸收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益成分，将“民本”和“人本”相结合，完成其理论上的现代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基本涵义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来看，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也开拓了我国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1．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往往是在统治阶层看到漠视民众利益对统治秩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基础上产生的，是被动形成的，注意满足民众短期的、现实的需要，而就长期而言，实际上常采取愚民政策。而以人为本，不但要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对象，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科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主体，相信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能力。
3．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如果说在传统民本思想领域，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那么，在以人为本理念中，衡量一切制度是否合理、一切工作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是是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坚持用人民的意愿这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决策，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地融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它的目标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转化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对象由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其方法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政策。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完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理论上的转变。
（二）实践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这一点就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民主有客观的、外在的制度作保障，奉行让民做主，甚至是人民自主。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中，公民能够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政治目的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判断与选择，并且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实现了对政治国家活动的自控权。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自觉地去争取自由、人权，主动地去争取平等幸福。民主的基本信念“自由、平等、博爱”，是以占人口多数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尊重为前提，是靠法治而非法制，更非人治，靠规范化、制度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们之间的道德存在着差异性，人的活动自由受到为保护他人自由规则限制的天然界限只有法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民众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只能由统治者替他们做主。人民的幸福完全是依靠上天即明君的惠泽，缺少一个规范并且执行有力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做到“慎独”。换句话说，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而现代民主具有客观的制度即法律保障其实行。
“正义”本身可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儒家思想的民本主张本身是一种实质正义，而它的程序正义显然不存在，因为它更多地强调思想上的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希望以此来保障它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是，一个民本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来促成，民本主义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赖一套抽象的实质正义，它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法则去保障。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很快会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失去。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现代民主的这一有益的成分，运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自身理念的实现。
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它可以极大限度地解放人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社会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稳定的提高。小平同志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体现了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求，是人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的选择推动了制度的发展，而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不断解放人性。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其中民主因素是保持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素。因此制度在建设中不能忽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体现民主是首要目标。因此，当前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其所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其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国情。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总体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要增强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减少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践中，让人民加入到政治中来，让他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并且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其次，加强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大浪潮中来；最后，逐步健全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从而保障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在我国进行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大政上［Ｍ］.
［2］孔子.论语·学而［Ｍ］.
［3］孟子.孟子·尽心下［Ｍ］.
［4］荀子.荀子·君道［Ｍ］.
［5］荀子.荀子·强国［Ｍ］.
［6］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2：227.
［7］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M］.光明日报，2006-10-9.
［8］栾亚丽，宋严.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化进程［M］.辽东学院学报，2006，6：18.
［9］兰华，付爱兰.孟子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J］.山东社会科学，2005，5：47.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儒家作为主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儒家的德治主张也一直被视为王道政治而加以提倡。本文就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进行分析。
关键词：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历史价值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以德治民，奉行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治国理念，充分证明儒家思想家希望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执行怀柔政策，体现了他们的开明思想和道德观念。儒家思想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影响极为深远，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现代社会的治理也有许多需要借鉴儒家德治思想的地方。因而我们需要很好地理解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它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如果统治者具有端正的品德并对民生表现出体恤的态度，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形成众星拱月的良好政治统治态势。儒家德治思想传承千年，不同的儒家思想持有者对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甲骨文对“德”字的注释是“从直从行”。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遵从周礼，认为统治者应该“明德慎罚”，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逐渐把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初步具备了儒家德治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观念。他认为，君主为政之道应该“齐之以礼”，实行道德教化，在礼制规范的要求下，老百姓会心存廉耻，行为规范会遵从法制和道德规范，国家会政治清明，长治久安。如果君主为政“齐之以刑”，用强权和法制来施政，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和民众的反抗心理，百姓就会毫无羞耻之心，国家就会动荡不安。
综合起来，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涵如下：
1.以道德教化为核心。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是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孔子把统治者的自身道德修养看的很重，认为君主的道德风尚具有强烈的感化力量，是教化百姓并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手段，即所谓的“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说过如果“上好礼、好义、好信”则“民莫敢不敬、不服、不用情”。上，即君主，也就是统治者，喜欢以礼、义、信的理念来治理国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来教化民众，那么就会让百姓敬畏、遵从并且不会反抗。而且如果君主真正能夠做到以德施政的话，会出现天下归心、四方来朝的局面。
2.以人为本，实行仁政。
孔子在倡导君主道德自律、道德教化的同时，希望统治者宽以待民，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以获取民心。所谓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极为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德治思想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无论是孔子提出的富而教之，还是孟子提出的苛政猛于虎，儒家思想持有者都认为君主应该实行仁政和德政，倡导有教无类，希望能够拓展受教育的范围，信奉周礼古风，认为道德教育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伦理道德成为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孔子把“恭、宽、信、敏、惠”当成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原则，让伦理道德成为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后世形成了所谓的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和不同政治理念的重要的道德和思想束缚
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受到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思想统治工具，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虽然儒家思想受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熏染，存在一定的精神糟粕，但是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儒家的德政理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1.重视领导者的自身道德修养。
儒家思想深受周礼古风影响，一方面站在平民的视角渴望领导阶层能够以自身的魅力和道德素养来影响治下民众，让民众受其教化。最终实现其天下归心的理想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以公认的道德准则来束缚上层阶层的行为。这也是在漫长的封建政治统治下，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受治之下臣子或者民众的呼声约束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和道德形象的原因，因为君主失德也是政治秩序更迭的最为重要的理由。
2.重视民生。
儒家思想一直坚持统治者实施仁政的统治理念，因此重视民生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孟子认为苛政猛于虎，提示君主应该实行宽和仁爱的统治政策。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实施暴政的统治者最终都会被推下神坛；只有采取轻徭薄赋的仁政，爱惜民力，关注民生，统治者实现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保证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
3.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主张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乃至普通人之间，都应有相应的道义约束。所以要求个人努力提高道德修养，遵守道义的约束。这孕育我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在调整人际关系，保持家庭，邻里乃至宗族的团结和谐，缓和阶级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儒家学说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德治为主要核心，[儒家德治的思想不仅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也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从而]儒家德治的思想不仅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也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从而孕育了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道德准则与政治理想。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文化传承与指导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领导阶层吸取儒家德治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行为准则，不断反思自身行为，重塑社会风气。同时也渴望领导阶层关注民生，继续开展医疗改革和农村建设以及其他民生改革措施，让我们发现儒家德治的历史价值并加以应用。
参考文献
[1] 李保峰.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J]. 现代商贸工业. 2008（12）
[2] 涂秋生.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论析[J]. 天府新论. 2007（01）
[3] 张喜军，蒋龙祥.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解析——一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03）
[4] 周思敬，魏澍.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J]. 政治学研究. 2007（02）
[5] 刘首华，关晓梅.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 长白学刊. 2006（02）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在法治化进程中，我国学术界对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展开了学理上的批判和清算，削弱了传统社会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功能，这是当代中国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此危机，关键是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构建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我国执政党具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和优势，对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体系的构建和维系应发挥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法治化；政权；政治精英；宪政；执政党道德
正处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快速变迁对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道德失序”“诚信危机”“价值重建”等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见死不救”“撞伤不如撞死”“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也不断刺激着社会公众的神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术界更加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这使得伦理学成为一大显学。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依据、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法治与德治等问题的研究，也吸引了各个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这极大地拓展了道德问题研究的空间。
一、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传统道德的解体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源自于西方世界的法治思想引入了我国，人们对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及政治精英的道德教化功能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这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权利优先于善的正义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法学学派主张从自然权利出发，将国家放在个人权利护卫者的位置上。因此，在大部分自然法学家的正义观中，个人权利始终是优先的。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两条基本正义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与其他人的同样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是这样安排的：①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②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在这里，罗尔斯非常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但除此之外罗尔斯还强调要考虑差别原则，即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允许差别（不平等）存在的时候要照顾到对最不利者（比如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的原则。自然法学家们有的强调机会的平等（如诺齐克），有的则更倾向结果的平等（如罗尔斯），但在权利优先于善这一点上，自然法学家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都强调个人权利不应因任何道德理由或集体利益为理由而受到侵害。
权利优先于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某些个人权利胜过或压倒共同善的考量之意义上，权利优先于善；另一方面，在具体规定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证明不依赖任何特殊善的理念之意义上，权利优先于善。但不管从哪一方面而言，“权利优先于善”的正义观思想构建的法治国家，彻底排除了国家政权的道德功能和使命。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既然其构建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又不能够以任何道德理由予以侵犯和剥夺，那么国家政权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去宣扬和提倡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学说。至此，国家政权承担道德责任、施行道德教化的理论依据被法治主义清除干凈。
2.法治而非德治
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在逐步吸收和对法治理念理解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展开了学理上的批判和清算，认为德治强调执政者的个人道德自觉，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最高尺度，不仅导致政治的退化、使政治依附于伦理而失去自身的个性，而且不可避免的导致政治的腐败，因为纯粹的道德说教根本不足以规范政治；同时，德治对人伦道德秩序的强调，在宗法制度的条件下，不仅使政治沦为对血亲关系的依附，使政治退化为家族政治。“德治思想，实质上是专制主义的题中之意，是反民主的。对德治的向往，即对圣君贤相的向往，说到底依然还是一种祈求清官的思想。”这种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反思，即使在身负复兴儒学使命的现代新儒家身上也有所反映。当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学理上和思想上遭到人们否定的时候，国家政权道德教化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自也无从立足。
3.宪政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的弱化
中国近代的宪政历程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前，以镇压维新变法运动著称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转向推动“新政”，于是清政府于1906年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并拉开宪政序幕。从1908年清廷《钦定宪法大纲》，到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至2004年该宪法第四次修订，中国已走过了百年的宪政之路。由于宪政的理念乃是源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宪政之路的艰难和曲折。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宪政历程，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合法性从儒家的意识形态转移出来并踏上重置合法性的过程。由于宪政的理念根源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和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宪政的制度设计则是抑恶而非扬善，这样，传统社会政治的道德权威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之下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政治精英的社会道德功能也由此被严重削弱，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步解体了。
二、法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
毫无疑问，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但仅仅依靠外在的法律制度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其实，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传统的道德体系在法治化进程中不断解体，而新的适合法治社会要求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建立起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因此，在法治化进程中，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即国家权力或政治精英的道德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
应该说，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致力于“以恶抑恶”的法律制度化设计取向，在西方社会中既存的深厚的宗教传统、普遍的伦理自律的前提和基础上，对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引导政治精英的行为和社会道德秩序供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近代西方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向人类提供的成功经验之一。面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应在积极吸取其成功经验的前提和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和理论探讨弥补其缺陷和不足，推进人类文明更深层次的发展。这里重提政治精英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便是建基于这一历史、知识和学理背景之上的。其实，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过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道德伦理秩序和法律制度的政治结构都是同时并存的。中国古代的社会并非因为强调德治便没有了法律制度的设计，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法律制度取向不断强化，但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取消了政治实践领域的道德基础。相反，正像西方近代以来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其道德基石一样（它是通过宗教提供的），中国古代政治领域也有着法律制度设计，只是二者法律制度设计的取向不同：西方近代以来的法律制度设计大致遵循着抑恶的取向，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设计大致遵循着扬善的取向。因而近代西方走上了“以恶抑恶”的精细化法律制度的设计，而中国古代则走上了强调政治精英德性修养的模糊化法律制度的设计。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当我们置身于肇始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时，尤其是置身于一个缺少宗教文化和“自律精神”支撑的社会之中，面对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各种规范体系不断解体的状况时，面对道德价值多元有可能导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之时，在强调法律制度的理性构建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法治进程中的道德危机。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法治和德治具有内在的冲突。不论是法治的“治”还是德治的“治”，都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只有坚持法律至上而不是道德至上，才能避免政府官员以道德为借口不按法律的要求行使手中的权力。中国传统的德治理念则相反，它主张的是道德至上而非法律至上。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担心强调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会侵蚀法治价值理念及法律制度体系。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强调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让其拥有凭借道德执法的权力，法治和德治的内在冲突更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是鱼和熊掌只能选其一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法治社会政治精英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在“治”的过程，即行使手中权力的过程所遵循的只能是法律而不是道德。例如，对于儿童落水时围观者见死不救的行为，政府官员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见死不救者进行惩罚。而人们也不可能制定出惩罚见死不救行为的法律，因为当事人的救还是不救的选择可能面临很多的复杂因素，比如施救者会不会游泳及游泳水平有多高这样的问题。因此救还是不救、怎样救的问题只能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来规范。然而，政府官员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对见死不救行为惩处，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官员可以和那些围观者一样的无动于衷。即使在法治的社会，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他和那些围观群众一样站着无动于衷，就算这种行为是发生在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也必定成为天大的丑闻从而能使他丧失掉权力和职位。虽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官员见死不救就要下台，但是他还是有可能被迫下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社会也是有“道德至上”的可能性的。可以想象，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如果普遍发生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那将会对社会道德产生如何恶劣的影响；相反，如果这个政府官员奋不顾身对落水者施以援救，那么这种行为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学习的对象，并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会对社会道德产生更广泛的正面影响。因此，作为政治精英，其道德责任理应比一般的民众有着更高的要求。
三、发挥我国执政党的道德功能和优势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精英需要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的要求，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核心，执政党本身具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和道德优势，因此，加强执政党的道德建设，发挥共产党的道德优势和强化执政党的道德功能，有利于解决法治化进程中因传统的道德体系的解体而导致的道德危机问题。
近代西方的政党开始出现的时候，因为其特征与传统社会的宗派有很多相似，所以大多数的思想家都认为政党是不存在什么道德性的，甚至认为政党是反道德的。例如美国政治家麦迪逊把当时的政党描述为“煽动派别之间的仇恨情绪，处心积虑地触怒甚至压迫对方，而不是为了公益的目的。”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也认为，哪里有野心、阴谋、诡诈和马基雅维里主义，哪里就會有宗派的出现。俄国思想家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在其著作《民主与政党组织》中更是直截了当表明这样的观点：“现代的政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的后果”。德国哲学家米歇尔斯在他的著作《寡头统治铁律》中对政党的非道德性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证。然而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其执政一开始就具备了深厚的道德资源。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大同”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情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的党员为了民族和党的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很难想象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党员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这种道德资源也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把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道德资源和道德优势。只是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严重的侵蚀了党的道德优势。因此如何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否认它，是解决法治化进程中道德危机的关键。
发挥执政党的道德优势，可以通过执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下，公民参与政党的政治活动有三种方式：①公民申请入党，作为党员身份定期过党的组织生活；②公民不加入执政党，但是加入社会的某些社团组织，而这些社团组织与执政党有密切的联系。公民在参与社团组织活动时，也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政党的政治生活；③公民在参与政治选举的活动，通过投票的方式影响政党的行为或和国家的公共政策。执政党道德有利于对公民道德的引导和塑造。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好的经验。党组织接收民众入党的过程是一种道德的引导过程，这一特点在党员入党前所要经过的种种考验的过程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第二种良性互动中，党组织在与各种公民社团的直接交往中对公民道德的形成可以起到促进和引导的作用。
执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发挥出执政党的道德优势，有利于我国法治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和维系。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许多观念和利益不尽相同的多群体组成，这一社会特征在完成韦伯所说的“怯魅”后导致了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政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自身的道德功能，从而实现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和维系。
四、结束语：法治的道德之维
西方社会有一句谚语：“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是指世俗统治者的政治权威，“神的物”则是宗教的道德权威。西方法治的理念不断否定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是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有“神”来担当。而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客观现实却需要执政党和政治精英承担更多道德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神”的传统，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凭空造出一个“神”。这是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根源于法治与德治的内在冲突，源自于法治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中国法治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在法治与德治、政治与道德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突破口，而不是只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其中的某一端。
参考文献
[1]J·Rauls.A Theory of Justice[M].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1971：60.
[2]启良.新儒学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342.
[3]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M].台北：学生书局， 1985：49.
[4]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台，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4.
[5]张丹，张艳.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关于推翻美国政党机器思想的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3）.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石，儒家的德治思想又是这个基石的内核，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德治思维。儒家思想家们把从事政治活动的每个人都想象成为在道德方面完善的主体，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文在分析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和特征的同时，从政治思维、政治理性、方法论等方面又进一步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
关 键 词：儒家；德治思想；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
收稿日期：2013-03-16
作者简介：汪轩宇（1983—），男，赫哲族，黑龙江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中心访学，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史。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手段，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把道德和政治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德治思想体系，却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独有的特征。如果说“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那么儒家的德治思想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也因此被深深地打上了德治思想的烙印。儒家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我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理论与实践经验十分丰富，源远流长，影响深刻。在德治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的合理内核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仍是今天值得借鉴和研究的。因此，开展德治思想的研究，对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可以为我们当前坚持以德治国，加强道德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⒈儒家德治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民为本，所谓“民本”就是得民众之心。在中国古代，管子作为法家的代表，在实行法治方面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他同时也极其重视德治。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有以德治手段相配合的内容。法方面的赏，要有道德方面的赞扬相配合；法方面的惩治诛罚，也要有道德舆论方面的批判诋毁相配合。“治国有常道，而利民为本”，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有德治的思想，儒家讲治国，提倡以德为本，实行德治。而实行德治，就必须要以民为本，得民众之心，这样才更有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
⒉儒家德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以及此后的封建社会中，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血缘家庭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是德治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结果，从商人阶级中总是更容易产生出地主阶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业资本家阶级。因此，家国同构的社会经济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分离，“由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这种制度与宗法制度合二为一的社会构造特点，仍然使得国家统治与社会管理带有浓厚的家族宗法和伦理色”。儒家的德治思想就是从这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而这些理论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和家庭伦理色彩。
⒊儒家德治思想的政治与伦理基础。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 \"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德治\"主要要求国家的所有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遴选和任命的，都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注意\"修身\"，即随时随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应当帮助他人和关心社会，最重要的是忠于国家及其根本利益。要求统治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即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就是这个意思。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从内心中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强调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充分运用道德激励的方法，通过道德教育，使道德在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强调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化和激励作用，强调道德教育、道德感化的重要意义。
二、儒家德治思想的特征
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所信奉的德治原则既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一个道德社会），又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政者，正也”即是说政治是完善道德修养的活动）。这种试图通过道德榜样的力量来构建政治秩序的主张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其中，儒家思想家对人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对人的道德理性、自觉能力予以了充分的信任。
1.从逻辑上讲，德治思想的分析起点是人在道德方面有完善的可能。整个儒家德治思想就是在为这种可能性寻求实现途径。在诸如孟子这样的儒家思想家看来，人内在地拥有善的基因。为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体现内在善的过程。孟子主张人性善。在他的逻辑中，人性之所以是善，是源于人有恻隐之心，有是心，即有四端——仁义礼智。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如果说孟子的主张是一个侧面，其偏激固执使人们总感觉到他是一家之言，那么，就象荀子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是消极的，但他们对人性的希望却是积极的。在他看来，人出于本能的属性，人性中有了某种不完善的基因。所谓人性就是那些“不可学”、“不可事”的天成之物，人如果顺着这个性就必然产生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荀子·性恶》）显然，是人的情欲导致了人性的恶，于是他指出：“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性恶明矣。所谓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荀子·性恶》）但是，这些都不可怕。因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他提出通过后天的教化作用来改变人性的恶，使之趋向善。他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进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荀子·性恶》）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倒是，荀子提出性恶劣，目的就是要通过后天的教化和努力，来改变人的天生的某些不足。这种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与孟子是一致的。至于后世的儒家，在这一点上都不出孟荀两人的左右。
2.儒家德治思想对政治生活的理解遵循道德化路径。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就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治就是一种道德活动。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如此，政治统治发生作用，是通过统治者的道德来实现的。孟子极富理想地提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的思想，所以，“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汉朝建立之后，在意识形态上更是强调政治的教化本质。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精华〉）发展至宋代，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政治理论上更是把这种观念发挥到了极限。程颢、程颐指出：“治今天下，犹理乱丝，非枝其端，条而举之，不可得而治也。······数以当以王道也。”（〈文集〉卷五）朱熹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人之政而已。”（〈孟子集注〉卷一）这大概是在传统政治思维当中最有力说明。
3.儒家德治思想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对政治权力寄予了较高的伦理希望。政治既然是道德化的实践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从善的，因此，政治权力及其拥有者在道德上就是不容怀疑的了。儒家的政治思维是一个没有任何曲折的直线性逻辑推理，其间的传承、转化等重要问题在儒家思想家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过渡。在这个思维逻辑之中，对最重要的权力问题，儒家并未更多地加以防范，而是给予了足够的发挥空间。尤其是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儒家不但把他们看成是上承天意、下顺民意的统治者，而且看成是道德的楷模，是真理的化身。著名的儒家人物程颢、程颐提出：“天下之治乱系于君仁与不仁耳。”（《外书》卷六）而所谓“君道”是以“人心悦服为本”，（《释言》卷二）如果说儒家一方面借助上天来神化君主，以加强统治者的合法性，那么，儒家在另一方面则借助于无法穷竭的道德来圣化君主，以加强统治者的正当性。
三、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
尽管儒家德治主张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一思想从正面确立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树立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在实际当中，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它的缺陷与他的优点同样突出。尤其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会更加清楚地发现儒家德治思想的不足。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深化的今天来讨论、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就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了。在此，我们以休谟命题所提供的思维和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和思想资源，来分析儒家的德治思想，其局限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道德化的乌托邦性质。儒家德治思想的首要缺陷是把政治问题当成道德问题来解决。我们知道，政治问题是有关权力的诸多纷争，其实质是利益纠纷。而道德是一种具有利他主义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希望通过个人的修养和行为来化解各种矛盾，尤其是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满足社会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政治活动是通过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展开的，而道德活动是纯粹个人的主观行为。因而政治与道德有着极大的不同。
政治道德化的直接意图是希望化干戈为玉帛，是希望用个体的道德修养和觉悟来消除权力之争，是希望通过个体的自觉来消解利益冲突。这种把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解决的方式的本身就意味着逻辑上的混乱。权力问题因为其利益的内在特质不是一个道德主体可以依据其道德力量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试图发挥个体的道德自觉和修养的无限性，从而真正解决政治纷争问题，必然体现为某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在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中，政治活动不仅体现了道德的使命，而且，政治活动本身就是合乎道义的。这样一来，政治的道德化倾向为政治活动增添了极大的幻想空间和精神负担。政治应该是一个具有具体时空约束的可能艺术，在此承担着解决永恒困境问题的使命。而按照德治思想逻辑，其结果只能是两个：要么无法达到结果；要么就是欺骗和愚弄社会成员。正如休谟所言，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任何简单的设想都将无一例外地沦落为乌托邦的空想。儒家德治思想所倡导的政治道德化就难逃此劫。
2.道德政治化的实用主义特征。与政治道德化相联系的另一个方面是道德活动的政治化。政治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政治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存在，彼此相依。
作为个人极具主体性的活动，道德表现了极强的个体性特征。但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行为被罩上了政治的程式化的色彩。首先，个人的道德行为从最终的意义上讲是具有政治性的，因为，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是成为圣人，而圣人恰恰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理想人格。简而言之，道德活动本身就是政治活动。其次，在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中，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更准确地说，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可以信赖并成为人们的楷模的。换言之，道德既是政治的前提，又是政治的目的。
道德本身是一种向善之举。这是道德存在的最为重要的理由。但政治本身有时可以是为善的，有时却可能是为恶的。在利益的调节过程中，政治往往因为不大可能照顾到所有人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显得不够道德。如果将道德活动政治化，就是在为善的行为当中注入了可能为恶的因素。人们可能以道德为幌子，而实际上却行的是罪恶的勾当。德治思想的伴生物民本思想就是一例。本来重视民是非常具有道德意义的——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但历代统治者总是在重视民的旗号下，把民当成手中的工具。从一个良好的动机出发，演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的结果。换言之，道德政治化，不但道德控制不了桀骜不逊的政治，而政治往往还会利用道德的单纯别有他图。如果说政治道德化是为利益包裹上了一层瑰丽的面纱，让人雾里看花，真假难辩；那么道德政治化不仅是把单纯的良善动机和行为加上了利益的权衡，更可能是把善良的战士变成屠杀的工具。道德本身是一种为高尚理想而从事的活动，因而政治本身是为了解决现实纠纷而存在的艺术，道德政治化就难以避免地出现实用主义倾向。这样一来，道德变成了虚伪，从而被政治化所摧毁。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素来强调道德，而事实上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道德的事实。
3.政治权力认识中的理想主义。政治权力是政治分析的核心。对政治权力认识的深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认识的深刻程度。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影响政治权力客体的能力。在这个范畴中，权力意味着能力，而权力的基础是利益。因此，权力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取决于这个“影响能力的大小”，但权力的指向是受到利益的规定和指使的。因此，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是，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但权力的基础是利益。政治活动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最为经典的表述莫过于拉斯维尔对政治学的界定：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为此，围绕利益而运行的政治权力的逻辑应当具有现实的、理性的、谨慎的特征。就像休谟所说的人们基于私利而想获得政治权力，但政治必须要将这种私利的动机纳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轨道上来。
反观儒家的德治思想，历来的儒家思想家对政治权力均缺乏耐心、细致、深入的讨论。在这方面，儒家大大逊色于法家——虽然法家的认识也是相当不够的。他们指出，政治权力不可以假人，不能为其他力量所分有或窥视。在道德的高尚旗帜之下，政治权力的正当运行似乎是其中的应有之意而不必考虑。而每到乱世出现，儒家思想家们的反思也多从个人或组织架构上进行，而很少从政治权力角度来反省。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思想家在对权力的认识当中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因素。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是道德上值得信赖的人，而只要权力的目的是正当的，那么行使权力本身即使有些问题，也是次要问题。如果我们把政治过程比喻成一驾马车，在儒家看来，这驾马车的轨道是正当的，如何行使就没有大问题。这种理想化的简约认知方式，加之绝对皇权的客观约束使得人们无法客观地讨论权力问题，儒家便将这一重要问题做了理想主义的简单处理。但历史最终作出了回答，这种方式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应当具有某些理想性，但这些理想必须通过权力一步一步地实现。由此，政治权力本身是现实的、具体的。对政治权力的任何幻想必然导致政治目的的最终破灭。
4.政治理性认识中的无限性。现代政治是一种有限的政治。这种观念在西方自中世纪就产生并在近代生根。所谓有限政治的理念，是指政治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政治权力的作用和功能是有限的，政治活动的主体——国家、政府、政党、个人等，他们的权力也是必须受到限制的。在西方，因为基督教的缘故，除了上帝，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不完满的，都是有缺欠的，这些观念深深根植于其政治实践中。这样一来，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在政治活动的程序中，在政治权力的使用过程中，他们就能够用一种怀疑的理性加以限制。这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一大特色。休谟的“无赖命题”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最好概括。
而在儒家的政治理性中，因为突出“德”的因素，这种理性显然失去了节制的特征而显得过于扩张，甚至具有无所不能的功用。原由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任何人的为德、为善的过程都是具有无限性的，道德上的完善、圣人是具有无限可塑的特征，就像在基督教中，个人的赎罪活动也是没有止境的一样。正是道德活动的这种无止境特征，才使得道德指引人们不断向善，永无休止；正是这种道德思维的无限可塑性，其正当性、可行性只存在于道德活动中才有效，就象无赖命题只是作为政治分析的前提才有效一样。如果将这种无限思维延续到政治活动中，无疑是一种越界行为。如果说一般的越界所能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那么在政治活动中这种越界所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儒家德治主张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结果就使政治变得无所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就体现为全民政治、全能政治、社会政治一体化。也因此对政治的任何必要的约束就显得多余。结果是，没有约束的政治理性不可避免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表现出来。
5.政治思维中的方法缺欠。就上述缺陷和不足来说，实际上根源于思维上的严重缺欠。我们知道，每一种政治思维都是那个政治实体长时期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在这个“定式”中，有价值判断，有事实描述；有演绎，有归纳；有政治理念，也有制度设计。毫无疑问，就这一点，所有的政治思维都具有共同性。但是，政治思维中的这些要素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和价值。休谟命题实际上就是在区分价值与事实、可能与现实之后所做的结论。他表明，如果这些思维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被人为地混淆，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儒家德治思想实际上将价值与事实、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剔除，混淆其间的差异。本来，正如前文所讲，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作为价值层面是无可厚非的，至多只是代表认识上的偏好。但问题是，儒家德治思想将价值上的判断、逻辑上的假设当成事实上存在的真实，他们以为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设想成为好人，他们在事实上就是好人。他们以为写出一个完美的菜谱，就等于已经做成了一桌子好菜。这种思维的混乱是儒家德治思维的根本痼疾。正是这种混乱，才致使儒家将道德的功能延伸到政治领域，使本来就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更具有合法性。儒家的这种乐观精神导致了德治思想从过去到现代都是不容乐观的。德治思想的这种混乱的政治思维表现出了某些现实性和务实性，但遗憾地是，从一个混乱不清的分析中，人们是不可能认识到真理的。
【参考文献】
[1]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3]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4]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商务印书馆，1993.
[5]郑维东.政治秩序的构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6]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商务印书馆，1984.
（责任编辑：牟春野）
On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Rule of Virtue Limitations
Wang Xuanyu
Key words：Confucianism；virtue；political morality；moral politics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大国崛起》通过讲述过去五个世纪中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索当今时代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新型道路，但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这种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负面影响，相当程度上误入了教育的歧途。
【关键词】大国崛起;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文明
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自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作为一部面向全国大众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纪录片，它的出品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及其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国民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有着什么教育意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将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对这部纪录片进行评析。
一、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特征
1、侧重于积极正面的描述，缺乏客观全面的讲解
欧洲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启蒙思想与科技创新，还有一系列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和暴力侵略，而隐藏在侵略与扩张背后的根本因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私自利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极度贪婪。马克思在谈起资本主义的这种原始积累时就曾指出：“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这种发展方式时也明确表示：“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这部纪录片在以一种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讲述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却又恰恰忽略了用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无论是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亦或是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法德俄日以及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它们的崛起时除了展示它们在文化、科技、制度、教育和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进步之外，对于其在立足于这种力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服扩张则冠以一种中性、单纯而又简单的描述，淡化其侵略、剥削与暴力的色彩，同时还带有近乎于崇拜的语气与态度。例如片中关于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介绍：“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在谈起西方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伤害时，就像“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2、主题思想倾向于现代文明，漠视中国传统文明
纪录片的主题无非是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样本，从而探索和总结新时期大国崛起的方式与经验。然而，片中对于方式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无疑更加倾向于现代化的文明思想，而对于从中国传统文明视角出发的探析与反思则极度缺乏甚至于被漠视，因此，就像“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那样，通过这部纪录片对国家发展历史、经验的考察探究就使得现代文明成为了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明，而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文明，并在与现代文明相比较的过程中使得当代中国人对其失去了长久以来的坚定信心。对于现代文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其核心理念就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竞争和探索发现以及科技创新。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纪录片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崛起的秘诀被概括为对财富的渴望和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海洋探险活动以及随后的暴力侵略，荷兰则是依靠全球殖民贸易走向了商业立国的道路，大英帝国立足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工业科技的创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法国在强大的君权与法兰西民族独特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文化的指引下称霸欧洲，而德意志、日本与沙俄以及之后的前苏联则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开辟了自上而下的战略赶超式的强国之路，至于美国，通过国家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民主独立的坚持和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明、探索冒险的文化制度环境，依靠移民们所带来的欧洲工业文明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看出，片中对这些国家强大原因的概述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现代文明的支撑，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中华传统文明则在这种对比下很自然地在国人意识观念中成为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并进而遭到了漠视。
3、西方文明情结与资本主义色彩浓厚
纪录片在叙述九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时，着重介绍了每一个国家的文明，这种介绍是站在这个国家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这部聚焦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占统治地位时代的大片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迹，即使是对东方国家日本的历史叙述也依然不例外，“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其主题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倾向以及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西方文明情结。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相伴随，即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道路，而像沙俄帝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向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片中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就使得这部纪录片拥有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些色彩既有“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也有“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既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也有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包括以竞争价值观为基础的探索创新、开拓征服的资本主义科学信仰。
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失策
1、纪录片中“大国”与“崛起”的思想误区
（1）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在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看来，国家崛起为一个备受瞩目、天下归服的大国、强国，靠的是仁政、信义与德威，而非武力的压迫、阴谋的施展和功利的夺取。因为“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换句话讲，若要维持国家鼎盛的长久，唯有从根本上依靠礼仪与德治，而铁血与残暴的统治压迫迟早会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但这是民族融合与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占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西汉武帝确立儒家学说正统地位之后的两千余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从未真正主动地发起过对外的侵略扩张。与之相反，正是因为践行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诸如贞观、开元、康乾这些闻名古今中外的巅峰盛世，还使得汉唐时代和明清时期国家稳定、民生殷实的大一统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夏金这样的乱世，以儒家道德礼仪立国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也依旧没有改变。正是靠着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领先于世界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在世界其他文明或覆灭、或变质的大背景下使其绵延至今。
（2）儒家传统治国思想映照下的野蛮之举
如果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始于十五世纪的西方大国的崛起则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野蛮之举。前文已提到，西方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文明因素，更有立足于这种因素力量之上的暴力行为。在谈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国家时，纪录片就曾描述道：“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资本论》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片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国很大程度上就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天生的暴力基因走向了武力侵略的道路。马克思在谈起这些国家的殖民行为与资本扩张时说道，这种行为“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而且“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所言不无道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建立的全球殖民经济体系靠的是其先进的坚船利炮并且相互之间还因此爆发了一战。俄国在中亚的渗透和远东的扩张也是以武力为后盾，而日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经济资源则干脆发动了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时，这些帝国内部诸如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今天，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印巴战争，亦或是朝鲜半岛问题等，大都是上述资本主义大国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的强国崛起都是仁义道德为先，给国内、周边乃至世界带来的是和谐福祉、是互惠双赢，唯有此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国崛起，而靠不义之兵战劫掠崛起从而被称为大国的在儒家治国思想中闻所未闻。因此，纪录片淡化西方大国崛起的暴力色彩、侧重正面叙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化资本主义的行为。
2、两种核心价值观宏观比较下《大国崛起》的失误
“观夫儒门‘仁’之为学，诚以为本，恕以出之;修己推己，立人达人能深入人心而历久不衰者，盖有由矣。”，“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文明的本质就是一门以德立身治国、以道和谐天下，最终达到大同的教育学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还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亦或是中世纪之后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核心观念始终是自由民主、创新变革、开拓探索与冒险竞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现实而有着程度深浅不同、内容样式不一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涵不仅从未根本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拓展。是故欧洲大国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在选择国家崛起的道路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扩张征服和掠夺压迫，就像片中“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那样。
“明朝时中国人终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的确，我们的先祖有着“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无论强盛与否，我们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略扩张，“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继两汉时代之后，我们的先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一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而“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因此，长久的辉煌成就于道德礼仪与文明和谐之上而非暴行。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片中所宣讲的九个大国在其文化基因之中都存在着“实力至上”的强硬法则，因而其崛起也就自然伴随着赤裸裸的武力剥削，所以，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对这些国家血腥崛起而又有失客观的描述是一种错误。
3、儒家传统思想视野下《大国崛起》教育的失败
综上所述，《大国崛起》的教育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绝对不是以片中那种误导性的宣传方式来借鉴。何谓真正的大国崛起？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为国内外的人民带来福音，也不仅仅是靠硬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魅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那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仁义为先的道德原则与博大胸襟，是故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国者，天下之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大师的话表明了“国家”这种天下最有力的工具以道义的原则来利用就是美好与太平，反之持以功利的原则则是最大的危险。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资本主义大国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一些原始部落的灭顶之灾就很精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了纪录片站在西方文明角度的叙述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西方文明情结和浓郁的资本主义色彩，这种不恰当的宣讲方式使得大众无意之中会产生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赞同，相对之下，则因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产生厌憎之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导。我们丝毫不怀疑《大国崛起》的制片人们对传统文化专业而又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也有此等水平的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国道路不得不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是要学习那些大国的历史，但绝不是以牺牲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条件，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更离不开“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想礼仪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契合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但是，纪录片在对民众教育的意义上无疑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三、隐藏在《大国崛起》背后的深刻历史文化因素
1、根源——中国近代史
如果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来看的话，《大国崛起》的出现绝非偶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在晚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与国家衰落相伴随的是中国人五千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亡。而在之后的诸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国家落后这一现实的强烈刺激未能从根本上理性深入地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再加上满清灭亡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断代，就导致了当今中国封建糟粕习俗扎根于国人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精华虽然表面上得到认同，却在人们心底和潜意识里与糟粕文化一道被批判遗弃，进而就使得当代中国人对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丧失了坚定的信心。
2、影响——中国当代社会
因此，中国教育界当前的主流教育思想就变成了西方文明中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奋斗、怀疑创新与民主平等，而伦理道德的教育早就在这个重视物质建设的年代里被放到了最为次要的位置。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在它背后隐藏的本质上是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西方化，同时，也有中国国民在自身和整体上价值观念的西方化，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国性偏西方的思想意识倾向与文化心理氛围催生了这部纪录片，这也能解释文章一开始提出的《大国崛起》的总体特征，即片中厚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气息、漠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象以及带有崇拜语气的非客观描述。不得不说，整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悲哀和耻辱。
四、《大国崛起》之后的反思与改进
1、国强而霸，必不长久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荀子也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上东西分治的格局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不到，荷兰的全球贸易霸权也不到一个世纪，日本的大东亚霸权、法兰西的欧洲大陆霸权与德意志称霸欧洲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连半个世纪都不到，时间稍长一些的大英帝国霸权、美利坚超级大国霸权、沙俄帝国东欧霸权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也不及两百年。而从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确立的西汉算起，“以和为贵”的中国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则长达近两千年，虽然“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但当前及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势却是战前国家衰落迹象愈发明显，而过去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经历了短短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再次重新崛起并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四大力量之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奉行儒家传统和谐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衰落的时间最短、强大的时间却比片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远远要长。
2、必须摒弃“成功掩盖血腥”的西式思维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人们总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误区，《大国崛起》更是在这种美化自我的典型西方式思维中开始了对强国道路的思索并走进了道德上和事实上的歧途。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像古代中国那样坚持仁义道德、强而不霸，那么世界历史是不是既能够进步又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弱势国家的牺牲之上呢？今天国际社会所流行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不会变成和而不同呢？毕竟西方文化中也不乏善良与美德的传统，毕竟大国依靠仁政实现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存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史实上的成就掩盖现实中的罪恶却也不可取，开拓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明理性而又和谐的态度。
3、坚持儒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
“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在今天，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大国的崛起都应该如此，而要真正做到与实现，中华文明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依托。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理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真分析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利害得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必须坚持儒家传统治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这不仅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元素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小结
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国”与“崛起”，那么它远非片中所刻画得那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纪录片在结尾说道：“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实际上，历史的胸襟总是宽广的，而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民族只要坚持正义的和平、文明的礼仪和美好的道德就能够永远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巅峰，即使会有短暂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必将是更加坚韧、更加辉煌的崛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9（3）： 291， 297，296.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9（3）， 17.
[3]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四集·工业先声[EB/OL]. 央视网， 2006-11-16.
[4]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一集·海洋时代[EB/OL].央视网， 2006-11-13.
[5]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七集·百年维新[EB/OL]. 央视网， 2006-11-19.
[6]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集·新国新梦[EB/OL]. 央视网， 2006-11-22.
[7] 线装国学馆编委会， 编著. 四书五经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12（1）： 20.
[8] 线装国学馆编委会， 编著. 四书五经第二卷[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12（1）： 75.
[9] [清]王先谦， 撰. 沈啸寰， 王星贤， 整理.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3（1）： 287，211，202-203，199，284.
[10] 徐儒宗. 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9（1）： 1.
[11] [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译， 朱贵生，审校. 大国的兴衰（上）·1500年～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1（1）： 29，28.
[1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等， 译.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2）： 363，253，361.
[13] 当年明月. 第四章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朝那些事： 第二部万国来朝[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
[14]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EB/OL]. 央视网， 2006-11-24.
【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济南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志勇（1990—），男，河南平舆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牛玉东（1990—），男，山西吕梁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