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解释世界，也强调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改造世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化，不仅要确保理论内容契合大众生活，构筑大众传播平台，科学理顺好生活中的各类关系，还要尝试用哲学对接生活情境，满足现实生活诉求，采用哲学眼光去审视生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化 生活诉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通过改变现实世界，实现人类的解放及个体全面发展。哲学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土壤，其作用的发挥不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和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大众生活，帮助人民群众建构理性思维模式，掌握认识、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生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论的重要品质，也是回归生活的必然诉求，有利于让大众过上诗意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要坚持内容符合大众生活，构筑适合大众传播的平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建之初，回答并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并非只是开展纯粹性的理论探索，事实上远离生活的哲学并无多大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让社会大众掌握哲学后，更好关注生活，引导大众去认知、理解并提升生活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是实践的、充满生活的人文理性，在生活中去理解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才能实现生活理性，从逻辑层面讲，就是更好开展理性生活。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社会、生活变化使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伴随社会发展已呈现出新气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类社会问题日渐显现，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们的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发挥其科学指导生活的效能。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其内涵在于批判与实践的精神。倡导哲学回归生活，需要广大哲学工作者将哲学的探索从理论思考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发现，要将科研精力放在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用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变现出来，让大众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生活实现和谐衔接，是对哲学原理进行充分的解读和理解后，发现生活的内涵，并接受哲学原理，将其运用到生活中，这样才能被大众所接受，才能很好发挥哲学作用。所以，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要善于摆脱传统理论束缚，结合现实生活，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加以创新发展。
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生活，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必须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让群众近距离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现实情况来看，其传播形式较为单一，这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较浅，运用效果不佳。当前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传媒载体，这些新媒体改变了大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不仅需要借助传统电视、电台、报纸传媒，也要利用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尝试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让大众关注哲学，让哲学融入生活。要学会使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引导，通过传播平台作用，影响生活各个领域。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满足生活诉求，学会用哲学眼光去对待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生活化，需要围绕生活、经验展开，实际上，生活不仅包含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包含社会生活，比如职业生活、精神生活等。为此，哲学生活化既包含从学习、生活中获取的知识，也包括通过从社会生活中交往、观察获得的生活知识，科学协调好个人与自然、集体、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进程中，也要关注以前所获得生活经历、体验，要尝试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起点，从家庭、社区中获得认知经验，展开哲学叙说，让大众对生活开展体验与感悟，善于采用理性思考去指导今后生活的创建。也就是从现有的生活感悟中进行感性认知，然后将感性认知提高到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与概述，渐渐产生理性认知，将哲学理性智慧融入大众生活，指导其更好开展生活实践。此外，为了让受众能从感性认知与经验来感悟哲学，需要对生活中的感性知識加以超越和提升，进行哲学化的表达，培养广大受众的哲学思维模式，提高精神素养。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不管是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应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设置生活情境，将现实生活中的情境、生活经历等和哲学内容实现紧密衔接。一是彰显受众的主体地位，使受众融入到哲学内容的生活情境设置中。在哲学与生活衔接的范畴内，注重采用多种方式收集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人生、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和哲学内容紧密衔接，将哲学内容联系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哲学来指导受众的现实及未来生活。与此同时，让受众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将日常生活中的经历进行描绘，让知识在哲学层面彰显新价值。二是善于探寻哲学内容与生活知识联系点，从感性生活层面探索哲学理性，把抽象哲学内容放入受众熟知的生活情境内。善于从多个视角开展多线条衔接，在生活情境中开展发散思维，将多方面哲学观点、原理及情境等要素开展发散连接，探索多向联系，引导受众从不同视角运用哲学观点，增强思维的发散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让抽象的理论“接地气”，更符合现实生活需要，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历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
满足大众的生活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衔接，哲学必须立足现实，满足现实需要，更新教育内容、转换教育方式。要采用与广大群众相贴近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诉求。要特别引起关注的是，当下存在不切合群众生活而空谈、断章取义的说教等现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要强调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强调生活逻辑、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理论要指导实践，才能深入到群众生活中，为群众所接受，展示自身的价值。当前，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生活，这和当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及生活进行关怀的理念相符。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依据，以生活现实问题为诉求，使受众培养健全人格、提高内在素养，懂得审视社会及自我处境，选择科学发展道路，展示自我价值。
在对受众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不仅要面向现实，也要善于立足人类当代实践、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优秀成果转化为优质资源，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生活化气息与时代要义。在问题设计上，不仅要关注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也要关注日常生活、精神层面的突出问题。强调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关注，能彰显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价值，而强调后者则展示哲学对人的成长、生活需要等的高度关注。这需要引导受众从偶然与必然、逻辑与历史等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审视生活问题的理论依据，探索解决问题的观点、方法，实现从哲学层面开展理性探索，科学运用哲学眼光去看待、理解生活，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水平。
（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①黄禧祯：《生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教育范式》，《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②刘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生活化刍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高家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情理架构》，《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责编/温祖俊 美编/杨玲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出现过“认识论的断裂”、“两个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争论。本文简单梳理一下《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转变来加以探讨，力求解决《资本论》一书写作的目的问题。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出现过“认识论的断裂”、“两个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争论。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即晚年马克思写作的《资本论》是否承继了早期马克思关注的哲学问题讨论的范围与思路？《资本论》是否只是科学主义的体现或者纯粹经济学著作？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它着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否与早期著作的意图完全割裂了？在此简单梳理一下《资本论》在马哲发展史上的转变来加以探讨。
一、从批判的横向逻辑维度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评价道，马克思有两大重要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向度分属于哲学观和经济学范畴。从表面上看，二者的确是断裂的，而为什么马克思从研究哲学问题转而到研究经济学了呢？首先，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对哲学，鄙视哲学，抛弃消灭哲学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在这里他提倡消灭哲学，并指出了消灭哲学途径在于使现实与哲学所追求的东西相统一，根除旧的哲学和旧的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依据。而这样的倾向使得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一切思辨的使哲学导向神秘化的或者否定人的现实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研究重心从思辨的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从而导向了实践哲学因为实践哲学侧重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远大理想，而他毕生奋斗也是在在不断践行这一理念。为了致力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接触了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不断地拿最新理论来指导现实问题，当发现行不通时，他毅然不断地批判、总结、继承来探索彻底的革命方。马克思从批判最能折射德国乃至当时最前沿的现实的哲学意识形态入手，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普鲁东等。他从克罗茨纳赫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到德法年鉴时期批判狭隘的宗教解放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当时德国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无一不是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而之后得出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探讨应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
二、从批判的纵向逻辑维度
在早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认为改变现实生活的着手点一是宗教，二是政治。宗教问题已经由费尔巴哈通过揭露基督教的本质完成，而政治问题的解答需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而经济生活也就是市民社会，从人们真正的与他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中去探寻现实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他强调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那种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而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制和分工当作经济学研究中既定的、自然的前提，对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将其看做是人类发展历史的最后历史阶段的观点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的史前时期，而共产主义时期也只是现在预设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环节，阶段而非终结。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里，共产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资本论》中，更是通过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来探讨政治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资本逻辑的展开与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揭示从物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逻辑的发展过程：物与物的交换W—W，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G—W，再到以货币为交换目的的交换G—W—G’，最后形成以资本增值G—G’（G’>G）为核心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使用价值载体和交换价值载体的生产，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货币和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的增殖。也就是资本逻辑的作用过程。资本逻辑指资产阶级社会里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这是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资本逻辑的特点有：①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价值”；②体现在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控制力量；③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作为保守力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解开了历史之谜：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终将走向灭亡。
而资本逻辑的瓦解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认为是意识是现实生活的反射显现，一切虚假的扭曲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虚幻观念都是遮蔽了真实社会关系的）来进行的。
四、总结
《资本论》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非与早年的哲学语境完全脱离开，而是深化了早年的意旨，将其理论具体化。
參考文献：
[1]郑忆石.马克思的哲学轨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简介：
徐琪（1964—），男，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过程，在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内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过程之为哲学范畴却较少引起当代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过程思想的文献寥若晨星。过程思想的实质是辩证法，恩格斯把过程思想誉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它贯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之中，开掘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资源具有深厚的现代价值，对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以期推进其学术研究进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供生长点。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 过程思维方式
[文献标识码]A
[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这一论题，中国学界从其提出的历史语境、研究的方法论和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显现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人们蓦然回首，看到的是在全球化话语背景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界众声喧哗，马克思主义正面临各种思潮的挑战与诘难，诸如“中国的发展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正在困惑着众多研究者。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任务，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若干问题。本文试图将几年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简单归纳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推动这方面研究。
一、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的生成语境
为什么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当代构建?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在什么历史语境中凸现?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如下理由：
第一，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当下社会实践的需要。世纪之交，一方面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内在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密切合作的世界，成为各种资源在全球流动、机遇在全球交往中产生和风险在全球性播散的世界；另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由此进入低潮。这些形势内在要求人们从理性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从而推动人们去追寻、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指导行动。
第二，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生命力。时代在急速发展，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不是神，不会也不可能对身后几十年、上百年发生的变化都有所预见，有所明示或暗示。其次，由于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是从思想意识观念出发，从个别的结论中提炼、拼凑而形成僵硬的“原理”体系，而在总体上未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特质和本真精神。另外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范围内，并把它完全置于知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致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估计不足。再次，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对话，甚至予以轻视，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割裂为“分支学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工作者”，同时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大量西方思潮不断传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但无形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样一来，一方面原生形态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更遑论肩负起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使命；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它思潮绵绵不绝的挑战与诘难，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急剧下降。
可见，要回应现实，结合当今时代和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学科间的不合理隔阂，回应各种思潮的挑战和诘难必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路径
通过什么路径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者们一方面几乎一致主张要关注现实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有一定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和互动，为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致思思路。持这种观点的张奎良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而当前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无比深远的哲学意义。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改革开放为背景，主要是围绕实事求是和矛盾辩证法以及对立面的联合和合作作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就要以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展开。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主要由王浩斌提出。他提醒人们首先需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并非学院哲学，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出发，而是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由于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的桥梁，中国学人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出路所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马”相结合，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赵剑英认为，长期以来哲学学科的被肢解和被分裂削弱了哲学的解释力和话语权，为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应对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权以确立文化大国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双重需要，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走“中、西、马”会通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实践，进行综合创新。由此出发，首先要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其次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然后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洋为今用。这种观点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响。马俊峰认为，我们既不能仅仅“照着说”马克思的话，更不能仅仅“照着说”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而应利用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接着马克思而又说我们的新话，显示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以我们的问题为的，包括实践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学理方面的问题，在世界性哲学对活中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孙利天则进一步探寻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积累的浩瀚文献也许会使我们失去自我，从而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抉择。为此，我们要放下手中的巨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中朴素地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地希望怎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有了共同关切，对话、互动和汇通就有了现实基础。这实际上在更深层面表述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中、西、马”结合，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何萍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她指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各哲学学科和社会思潮的共同要求，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挑战，也表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样面临挑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唯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哲学，繁荣中国学术。
第四种观点认为，多方面综合，是真正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途径。欧阳康、杨学功等学者强调，要真正构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进行。既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须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和提炼。
三、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视野
关于采用何种视野开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工作，虽然具体运用上有别，但国内学者都认为必须拓展和转换视野，综合说来有以下四种：
一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衣俊卿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向度”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世界向度”意味着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但在现实研究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考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缺少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回避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问题、西方文化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可见，在当前研究基础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
二是比较视野。聂锦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长期同于自己的领域思考问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和思维惯性，特别是遭逢新社会现象和新思潮的时候，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长期流行的观点和体系去衡量，看其是符合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那些“另类”，要么无端指责，要么忽视其存在。因此，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自设藩篱、自我规约和自我封闭的怪圈，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做的工作，深入到异质领域，与不同哲学派别进行比较和对话。
三是全球视野。欧阳康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显露端倪但还没有真正形成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和提升。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有了对于全球化历史的科学预见，但很难说他们的理论已经深刻地表述了他们还没有看到的世界。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面对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并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解读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
四是综合视野。陶德麟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等来做。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要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问题是最好的办法。
四、关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呈现
我们构建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什么理论形态呈现?国内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是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在此前提下，研究者也有所侧重，具体看法略有不同。
高清海、赵剑英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态呈现，它首先是民族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才是在世界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的大旗下。高清海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张一兵等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中国学者只有真正摆脱西方话语自觉不自觉的内在桎梏，从文化买办的角色中挣脱出来，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从而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会通、对活和共融中铸造出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来。
赵剑英则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展现。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必须正确处理它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注重史论结合，必须解决“如何理解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前提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已有
一百多年，它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典儒学中那些“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应扬弃、淘汰，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普世性。如此诸多优秀的思想价值观念，包括佛家、道家等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合理思想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也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决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引入，虽然我们并不直接认同它们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逻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构建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源自对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更源于他们对自身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必须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
欧阳康、马俊峰和陈忠等学者都明确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呈现多样性。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进路却并不相同。马俊峰认为，如果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和宣传的统一性居于首要和突出的地位，那么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转向开放性竞争的今天，更加注重理论多样性通过大力创新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应成为一种更具有优先性的选择。因此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全国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在于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体制和制度。因而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前提下，出现的肯定是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在个别观点上还相互排斥诘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欧阳康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由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过程，哲学形态的演进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正统转向非正统、由单一转向多样、由经典转向平权的过程。当代哲学形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非正统化、多样化和平权化。因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当代，其理论形态也必然呈现鲜明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与欧阳康正好相反，陈忠连续地追问：对马克思哲学形态而言，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作为统一形态、唯一形态的所谓原生形态的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马克思哲学是否存在过一个必然、线性的一元发展逻辑?他所得出的答案的否定性促使他要超越马克思哲学形态学研究中的神圣论、一元本质主义、线性逻辑倾向而回归问题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具体的、多样态的“问题哲学”。
李德顺则与马俊峰等人不同，他肯定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定本”，其数量是“一个”。他认为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也已经基本上走出了前苏联30年代(斯大林教科书)的体系模式(即所谓“传统模式”)，一个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综上所述，围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这一论题，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但由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本身是一场全新的理论创新运动，是一个艰苦的、需要中国哲学界共同努力和推进的漫长过程，所以一方面研究者现阶段也只是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种种设想，还没有取得完全统一、具体的答案，另一方面也显现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必定异常复杂，其关涉的问题不仅仅包括方法论的探讨，也包括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等。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上。他们大多既从学理的方面运思，也在联系实践的维度推进，然而“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的现状决定了众多学者们的工作都还处于开始阶段，其成果也大都是对未来的设想，不能说是非常具体和深入，这是今后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由于它是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前提性问题，更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其实，这个工作毛泽东等人已经做了。在当前人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笔者看来，就是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创新与发展。然而，这种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时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具体解决的问题。否则，不仅会在理论上造成中国指导思想的混乱，在实践上也极有可能引导人们走上歧路。虽说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是实践，但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由此引出是否存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我们能否“回到马克思”等一系列问题的次第出场，接受大众审视。毋庸置疑，只有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走进当代，而只有走进当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才能有可靠前提支撑。
展望未来，我们既要读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本，深入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断提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以达到时代水平；同时也要读好时代这本书，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重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对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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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学术新动态，看到较之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更强的综合潜质和理论创新前途，它们之间某种科学整合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創新灵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多元论；均衡范式；演化范式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界各个流派最新发展的全面了解，致使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并实现自身创新的问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思潮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东西方两大主流经济学提供新的视角，从中我们既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空间。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极强的综合潜质。为此，本文分三部分：首先介绍西方经济学界方法论反思的最新动态，阐述多元论思潮带给我们的理论启示；然后把马克思经济学置于两大范式的发展演变中加以考察；最后说明演化经济学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提供思想灵感。
一、西方经济学界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西方经济思想史表明，从重商主义时代到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思想一直处于不同范式下的“百家争鸣”局面，理论创新不断涌现。“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化，而且使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泾渭分明。西方经济学界逐渐丧失了多元主义精神，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不断陷入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路径依赖之中。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各自一度被掩盖的理论缺陷都表现出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持久的方法论危机，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亟待创新。
1．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处于更大的变革压力之中。2000年6月，法国几所大学经济学系(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请愿书，由此掀起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是一场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反映出青年学者对新思维的渴望、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和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感，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反思推向高潮。事实上，1992年就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1993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和社会经济学协会等30多个经济学团体建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来自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向我们频频传来它的警告，即追求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以及以追赶西方主流前沿为指针的国际接轨是严重的理论误区。
2．经济理论创新亟需演化经济学范式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对21世纪人类亟需解决的三个基本“和谐”问题：社会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和国家间的和谐问题。以绿色GDP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然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显得苍白无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必须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不过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来源于李嘉图。对于李嘉图的理论大厦，熊彼特的评论是，“这是一个优秀的理论，永远无法辩驳，但除了没有意义外，它什么也不缺”，并把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称为“李嘉图恶习”。东西方主流经济学相互攻讦，但谁也没有很好地处理诸如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回避或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问题。“李嘉图恶习”在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之路应该是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科学整合。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均衡思想或用数学形式化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这种取向只会把已经僵化的传统模式又引向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荒漠之中。
二、两大范式的形成及其现代流派的演进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是世界观的改变”，观察事物的全新方式可以把作为建立物理学规律基础的整个理论全部推翻。中外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运用范式理论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发现始终存在“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物学”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本体论隐喻，可以把它们追溯到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诞生，甚至更早些。这两个本体论隐喻经过不断的规范而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均衡分析与演化分析两大范式，成为理解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基本分歧的重要起点。
1．两大范式的本体论隐喻
在方法论上，经典物理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之父。受经典物理学方法的启发，19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物理学”的研究典范，试图把经济学建成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体系。这一取向可以追溯到萨伊对“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划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物理学、天文学一样同属于实验科学。边际主义革命被深深地打上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烙印，经济物理学隐喻直接构成“边际主义革命”的本体论基础。杰文斯明确指出，经济理论表现形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静态机制，而交易法则类似于力学原理中的均衡法则。价值与财富的性质可以通过考察点滴的快乐与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如物理学中的静态理论是基于对点滴能量平衡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样。瓦尔拉斯也指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力学范式或机械类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论特征。经济物理学隐喻使经济学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实证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方法论。
然而物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取得了革命性成就，譬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的提出。但正如杰奥尔杰斯库一罗金所说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与达尔文革命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即它们都包括了有机的和历史的思想，例如普利高津对“时间之箭”、进化和不可逆现象的研究。由于达尔文首先在生物学中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因此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或演化经济学)总称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经济生物学也因此成为与经济物理学对立的本体论隐喻。
2．兩大范式的基本纲领及其现代流派
基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隐喻，今天逐渐形成了均衡和演化两大经济学范式。均衡范式是一种在给定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并只受最大化唯一动机驱使的交易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简化为理性主义“经济人”，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理性的经济人如何按照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研究焦点是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这种经济学范式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文化制度差异性等因素，不考虑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并以推崇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为其方法特征。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着这种研究范式。
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和生产为分析基础的生产经济学体系，它高度关注资源的创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奇、技术与制度创新、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协同效应。它强调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的异质性；在人性假设上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强调人的创造本能和获利本能，认为经济行为者除了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还受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的约束和塑造，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不仅处于变化之中，而且它们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从开放系统观出发，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具有非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演化分析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差异性，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问题。如果把均衡范式概括为既定资源约束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经济学，那么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能力和资源创造为核心的生产经济学或创新发展经济学，它更加关注经济活动的异质性、新知识和新资源的创造、技术与制度创新以及制度、传统和惯例的作用。在方法上更加强调回溯的(retroduction)、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
今天，我们可以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诸多当代经济思想归属于均衡范式或演化范式。属于均衡分析范式的流派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学派。还包括凯恩斯主义非均衡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另一些流派，如美国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等可以归入演化范式。它们构成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五个分支流派。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是演化范式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曾明确指出，其世界观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示和支持，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做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霍奇逊曾精辟地指出，“所有过去伟大的经济思想的叛逆者，包括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都试图扩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之不再纠缠于均衡推理。”今天，积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新成就，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整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是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四个当代流派。它们的最新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新灵感。
1．探索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今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理解，二是试图从均衡范式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是公认的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先驱，但受历史条件局限，他并未对生产力演化的机制提供一种很清楚的解释，有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斯大林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一种有关社会历史的力学模型，使唯物史观呈现出均衡范式的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特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类力学概念无法解释诸如强盛文明的衰败和弱小民族的崛起，18世纪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地位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迁等问题。
另外，尽管马克思科学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在其政治经济学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当前，一些学者试图阐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或努力使之数学模型化，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古典主流化表现。因为这类研究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一直努力超越新古典方法并将他的唯物史观贯穿于整个经济研究之中。
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阐释问题上，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新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系统的、非决定论的和演化的研究框架。在老制度学派发展中，凡勃伦的“技术制度”和“礼仪制度”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论、霍奇逊的经济系统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最为重要。这些理论的核心是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代替静态均衡结构。老制度经济学的文化和制度变迁理论遵循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在它那里，“目的”是无法精确预期的。这种分析有助于剔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前达尔文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目的论的特征，将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置于更加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来分析。
在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的中观层面，新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技术和制度之间创新演化关系，其中关于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过程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2．探讨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
批判实在论和开放系统观奠定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化的动态世界，它在本体论上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整体性(holistic)。开放性是指事件的规则性不是普遍存在的；整体性是指把社会看作是由各种内在因果关系过程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动态性是指在非线性动力机制的控制之下，经济系统会在多重稳定状态或多重演化分叉点之间进行选择性
相变。相变过程绝非从一个稳态迈向另一个预期的稳态。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时间不可逆性、新奇、突变、间断均衡。其间一个非常小的偶然扰动都有可能通过非线性动力机制和正反馈机制而使经济系统从一个偶然事件走向必然，发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锁定或路径依赖现象。
批判实在论认为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趋势就是事物存在的复杂的不及物的结构和相应的运动机制。经济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社会经济活动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机制、结构和过程，并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结构性转变或制度创新来扩大发展机遇。由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数学演绎主义没有看到自然科学通过封闭和分离手段从事发现规律的实验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实证主义把社会经济复杂的多层次的本体简化为自然领域，把规律性等同于事件所呈现的经验规则性，从而对经济科学的发展造成持久的损害。
由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开放系统观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分析中的历史时间、非遍历性和演化不确定性等问题。历史时间意味着经济事件以单向顺序发生，以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将具有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等基本特征。非遍历性是与遍历性对立的概念，它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演化性。
基于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演化经济学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强调抽象必须是对现实的抽象和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经济规律的某种解释；强调回溯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反对实证主义的数学演绎方法。
3．探索制度变迁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和谐演进机制
制度结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给定的前提条件，如何打开宏观调控的制度“黑箱”，法国调节学派做出许多先驱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并把制度分析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是调节学派的三个基础概念。所谓的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和消费互补的形态，这些形态可以被看作是在某个时期稳定的结构。制度形式用于说明主要社会关系的构成，是社会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规则性。它包括货币信贷关系、资本劳动关系、竞争形式、国家作用和国际体系等五种制度形式。调节模式是资本积累体系的稳定器，是制度形式、习俗、组织形式和社会网络的不断调整和匹配过程。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之间协调一致和相互补充时会产生持续的经济发展力量，形成某种发展模式；反之，会导致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与制度形式之间的不相容，宏观经济衰退，并使已有的发展模式陷入危机之中。
杰索普(B.Jessop)等调节学派经济学家运用上述框架成功地解释了欧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及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它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实际上是福特制发展模式的危機，20世纪80年代构成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过渡时期。调节学派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纳入到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内生地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以及试图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