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释义学音乐哲学是当代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支音乐哲学流派。本文对释义学音乐哲学关注的问题，释义学音乐的哲学意义及存在方式，释义学音乐哲学对音乐的理解与解释进行了探讨，对于我们更好地解读音乐作品将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释义学；音乐哲学；解释
在西方现代音乐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存在，那就是充分运用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探索，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全新的、有深度的理论成果，这些富于创见性的理论成果为现代音乐哲学——美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研究维度。像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和释义学音乐哲学理论等就是如此，释义学音乐哲学是以现代释义学哲学理论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音乐哲学理论，这种理论以音乐意义的研究作为其核心的课题。
一、释义学音乐哲学关注的问题
释义学音乐哲学主要关注的是音乐意义的存在方式及其理解和解释，关于音乐的意义问题，本文在此提出四个追问：
第一，音乐的意义有没有？即音乐的意义是否存在的问题。
第二，如果音乐的确存在意义的话，那么这意义是什么？即音乐意义本身为何物的问题。
第三，如果音乐的意义是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是怎样存在的？即音乐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
第四，要是音乐中确实存在意义，那么该以怎样合适［1］的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呢？即对音乐文本的解读问题。
很显然，以上这四个问题的讨论都要以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作为前提，否则在音乐的意义不存在的情况下，关于其本质和存在方式以及解释方法都将无从谈起。
音乐中有没有意义？这本来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反映形式，是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的一种表现手段和交往手段。既如此，音乐中必定包含着某种意义。但是在音乐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意义的存在问题曾经受到过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强大冲击，这种形式——内容一元论的音乐哲学极力消解音乐中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音乐的意义到底存在与否就成为了一个实际存在的、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释义学音乐哲学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明确的，即肯定在音乐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意义，理由就在于音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从释义学音乐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主张来看，它是主张情感论的一种音乐哲学。情感论音乐哲学又被称作是他律论的音乐哲学，这种音乐哲学都有一个普遍、共同的看法，那就是认为音乐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人们内心的情感状态，传达人类的内心体验，它具有意义。这种看法目前已被普遍接受和认同。
二、释义学音乐的哲学意义及存在方式
既然音乐中确实存在着意义，那么这意义是什么呢？释义学音乐哲学在对音乐意义的求索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德国音乐家克莱茨施玛尔（A.H.Kretzschmar，1848-1924）是进行释义学音乐哲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音乐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音乐作品的解读能够脱离作品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时代状况、相关事件和文化背景，不能够脱离作曲家的思想主张和生活经历，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对音乐作品进行理解和解释。他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音乐解释的目的：“透过形式去探索封闭于其中的意义和观念内容，追寻隐蔽在身体深处的灵魂，通过作品的每个部分去揭示其思想的真正内核，阐明和解释作品的整体。”［2］他还认为，释义学的任务就在于：“将情感从音乐中抽取、推断出来，以文字的方式赋予音乐中的情感发展以结构框架。”［2］从以上所引的两段话来看，音乐中的意义应该是包括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表达出来的思想两个部分，也就是说音乐中的意义是一个包含思想和情感的复合体。音乐表现作曲家的情感世界这并不难理解，但音乐可以表现思想吗？这是可以的，并且已为音乐实践所证实。比如贝多芬交响乐作品中所表达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努力奋斗”的思想，约翰•凯奇的一些音乐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大音希声”的思想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音乐并不是以表达思想为主的艺术形式，它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往往都是以浓缩而成的一个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的。这是由音乐艺术的独特性质（非自然性、非语义性和非对应性）所造成的。总之，在音乐意义的复合体中因该包含着情感表现和思想表述这两个部分的内容。
三、释义学音乐哲学对音乐的理解与解释
关于音乐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释义学音乐哲学认为：音乐作品的意义存在于接受者对作品的理解活动中，也就是说，音乐的意义存在于主体（音乐接受者）和客体（具体音乐文本）相遇的过程中，存在于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作品进行积极解释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音乐作品的意义生成而存在。
前面提到的第四个问题，即以怎样合适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音乐作品中所蕴涵的意义，这是释义学音乐哲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释义学音乐哲学的核心内容，并显示出其深刻之处。
释义学音乐哲学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认识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更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这种理论认为，理解与解释音乐作品这一行为本身标志着人的存在，并表现出释义者的存在状态。这样，对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就成为反映释义者在世状态（认识水平、理解能力等）的一种活动。［3］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G. Gadamer，1900-2002）将理解者与作品的关系看作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二者的互动过程中，释义者不仅理解了作品，也理解了自身，也就是说实现了一种自我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与解释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由于人对世界的总体经验在不断丰富，这样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不同时代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效果是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音乐作品的原意后来理解者的理解，使作品的意义处于不断的历史生成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情况称作是“效果历史”，由于“效果历史”的存在，那么对于作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就不存在了，因为特定历史情境的制约和限定所造成的理解与解释是不完全的，那么音乐作品的意义就处在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中。［4］因此，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一个有待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不可穷尽其意义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艺术作品的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一种积极地再创造的过程了。伽达默尔认为，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应该要求理解者尽量地拓宽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了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这种理解方式称作是“视界融合”。他认为要达到对作为特定历史对象的音乐作品的正确理解，音乐接受者自身必须达到将历史视界与现实视界合一的“视界融合”，这种融合反过来也会不断促成新的“效果历史”的形成，从而丰富音乐作品的内涵，使音乐作品的意义不断地焕发新的光彩。［5］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方法为我们解读音乐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6］具体说来，首先是对审美主体在艺术作品理解的过程中的重要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审美主体通过理解音乐作品而创造自身的审美体验，因而审美主体的创造性对于作品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容忽视。另外，“视界融合”的方法也强调了历史上对作品的解读所具有的参考意义。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在释义的过程中“视界融合”所造成的“效果历史”的不断形成，释义的相对准确性也会产生问题，即我们所理解的音乐作品到底是作曲家所表现出来意义还是接受者对于作品意义的不断加工而产生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运用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方法时所要加以注意的。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对于意义的把握，具体的需要做到对文本的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所谓内部分析就是对音乐作品的形成、结构层面的分析，而外部分析就是要对作品的产生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等因素进行分析，这样才可以做到对音乐作品的解释尽可能的充实。
以上围绕着本文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对解释学音乐哲学的理论作了一番简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解释学音乐哲学理论以音乐的意义问题为核心，对音乐的理解与解释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拓展了我们对于音乐解释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音乐作品的意义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启示，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这种音乐哲学的理论反思，以达到批判性继承的目的。在此，本文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是解释的目的。对于音乐作品来说，通过“视界融合”而达到的理解是否是作曲家音乐表现的本意？仅就音乐解释而言，我们要解释的应该是作曲家所传达的意义，而不是解释者在加入自身的创造后所探索到的意义。所以，不管主体的能动性如何发挥，必须要始终围绕着作曲家的作品来进行。第二，要注意解释的可能性限度，解释的限度应该以与作品有关的因素为限，解释者也要尊重作品，不应在理解作品的过程中过度向审美主体倾斜，这样反而会歪曲了作品，以至于达不到一种相对正确的理解。
释义学音乐哲学对于音乐意义的解释方法无疑是有着十分巨大的价值。目前，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姿态进行批判的吸收与继承。相信这必将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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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3］ 邢维凯.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西方音乐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0.
［4］ 谢嘉幸.音乐的“语境”—— 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
［5］ 王才勇.对音乐作品的解释学考察［J］.音乐研究,1987（1）：11-13.
［6］ 罗艺峰.从解释学美学角度对音乐存在方式的思考［J］.音乐艺术,1996(2)：4-6.
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自然;人;和谐
2015年，一部有关环境的记录片在人民网首发，紧接着出现在各大主流视频网站，在短短的时间内，其播放量及下载量早已破亿。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一年多的柴静，以“私人恩怨”介入公众话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又该怎么办?纪录片中多次的采访和的案例对比，令台下的听众们不禁陷入深思，与我们休戚相关的大事让观众心有余悸，再次引发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在全球的普遍展开，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这种成功，恩格斯早在几百年前就对人类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1]然而，这种警告并没有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任意的，没有节制的开发破坏了自然界的运行机制，打破了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人类诞生之前，我们的星球表面绝大部分被蓝色的海洋和绿色的森林所覆盖。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的生存活动诸如利用大自然，开发大自然，以及人类之间的战争，对大自然对整个星球的破坏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向区域性，全球性发展。水资源日益枯竭，大气污染，天空变了颜色，植被也因为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渐渐枯萎，人与自然的原生态发展关系也带来了新的困境。
一、人与大自然的一体性
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史，最初人们把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看成是亲子关系，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依偎和敬畏于身边的自然物。自然界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纽带，作为人类的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是人类作为劳动存在物的价值“源泉”，人由自然孕育而来，大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是一个有内在关联的的生态复合系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在恩格斯看来，人不是处于自然界的外部，而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就是指人本身具有作为自然的产物并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属性。这就从统一性和根源性上决定了自然界对人类有天然的价值要求与取向。我们必然要通过社会实践同自然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都不可能离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的恩赐，人类将无以为生;人类也是自然的最大破坏者。长期以来，人类只注重了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没有注意到对自然的滋养与保护，使大自然变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人与自然界是天然合一的，人来自于大自然，从属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一员。自然有使用价值，人类对此毫无疑义，但是，这种自然观并不能使得人们去合理地使用自然，反而成为人们毫无顾忌滥用自然的理论根据。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界的利益是始终是一致统一的，人类要想保护自己，同时必须保护自然。
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随着人类的进化加快，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日益深远。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学术界做出了很多探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有两种倾向即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之争。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对人类在宇宙中主体地位的确信，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环境的主人，人只对自身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对人之外的其他物种的义务只有一种间接的义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具有任何伦理色彩，人是价值的唯一主体，人类保护资源、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的目地也都是为了自身。宇宙是人类构想的，自然界是人类构建的，人类当然是宇宙的主体。过去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症结在于，它忽视了环境对于中心的重要意义，人开发自然，利用资源是因为人需要自然，依靠资源，通过资源来满足人的生存、享受与发展需要，人不可能脱离大自然而独立存在。然而对于宇宙大自然来说，地球上人类的存在，无论从空间，时间还是从绝对力量上看，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类中心主义渐渐使得人类向一个危险的方向滑行，现在的人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使得人类的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不幸的是，这种影响已经造成环境的大量污染，曾经绿色的家园已经和正在被人类自己不断蚕食和破坏。过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征服自然，向大自然进攻索取，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人类幸福的价值观是完全错误的，人们把自然界与自己的关系看成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正是现在正被我们检讨和批判的。而且现在人类中心论以人类的需要来衡量和改造自然，完全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观也是片面的。
前者试图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向外延伸，离开人类主体，自然界毫无价值可言。人的“尺度”即人的本性、需要、能力等，是人类判断一切好坏、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的”中心”;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是人类一切价值理想追求的目标”中心。后者基于生态学观点，认为人，生物和自然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命和自然界具有内在的价值。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存在非常狭隘的理解。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不要人为干预自然界，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人类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不干预自然是不现实的。
三、营造绿色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和谐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一个不断从历史走向现实、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营造绿色家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主线，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涉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应然要求。人类即是自然界的主人，又是自然界的仆人。一方面我们有权利享有地球资源和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有义务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所以我们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当关心爱护自然与自然做朋友，克服人与自然的对立，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双核”生态伦理学。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次，要强化环保意识，建立环境道德规范，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树立科学的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免遭污染与破坏。具体到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消费中，都应自觉爱护环境。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应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实现清洁生产。政府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行动直接影响到环境质量的高低。我们要认识到环境保护意识与科学发展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人与自然这一共同体中，人类和千百万其他物种共同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也应该敬畏生命，善待自然，反对任何违反自然生态规律的行为，节俭的使用自然资源，崇尚绿色消费。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关涉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应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将会达到完美统一的标准。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2] 李刚.制度伦理创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1.
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97—2019年274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研究发现，该领域总体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虽然近两年该领域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是文献被引频次依然较高。研究热点上，“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为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研究前沿则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CiteSpace;知识图谱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武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体系研究”（18BTY128）。
作者简介：王 菘（1996-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石振国（1971-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研究。 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正式单独设为体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愈加成熟，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愈加丰富，合理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后续研究对该领域主要矛盾的把握。
已有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多聚集在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方面，综述回顾类文章较少，且多采用文献阅读方式进行归纳，往往跟随上位概念“教育与学科”方面的研究或作为特定需要而出现。比如齐静[1]（2017）从学校体育视角，对开展现状、学生态度、教学效果、归类理论四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杨建营[2]（2015）等以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改反思为落脚点，对武术教学近20年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系统了解其发展脉络，弥补了先前定量综述类研究缺乏的不足，清晰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长效发展尤为必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题词，并含“教学、课程、课堂、教师、教材”为关键词的思路设置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剔除“会议”“通知”“与主题无关文献”得到1997—2019年共274篇文献，然后将文献检索出的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使其符合Citespace软件的处理格式，下载数据时间为2020年3月5日。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法：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2）知识图谱：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关键词突变分析和时间趋势分析等功能，绘制知识图谱，更动态与直观地呈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主要热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一个领域的阶段性发文量隐含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此推算出特定时期的研究动态与学术热点。人们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是经历探索、观望、狂热再回归理智的过程，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探讨也符合这一逻辑。从1997—2019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文量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2.1.1 探索期（1998—2003）
1998—2003年发文量虽始终保持在个位数，但已有崭露头角之势。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武术学的基础上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开始[3]，相关武术教学模式、教法、内容策略等初探式研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探索期。
2.1.2 观望期（2003—2012）
2003—2012年间总体浮动比较大，出现上升后又回落的特殊趋势，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内部规律两个因素。
外部影响。2004年教育部颁布武术教学指导纲要，第一次从中央层面提出武术教育改革思想;2006年国家颁布多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项，极大地增强了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各领域应用的重视;2008—2010年我国圆满申奥、办奥给体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红利，在此阶段体育领域各方面研究均得到高速发展。
内部规律。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教育视角”“文化传承视角”“训练与人体视角”三大视角中，也开始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教学探讨。但由于该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学者在火熱探讨的同时，仍然需要时间观望，这可能是导致2011年前后出现期刊载文量暂时下降的原因，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观望期。
2.1.3 狂热期（2012—2017）
2012—2017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年发文量出现峰值。经过前期研究的积淀与观望，加之武术申奥失败、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后备人才明确质量要求，学者的研究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化，结合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现状，在回顾与审视的同时寻找问题与改革路径。秦立凯[4]（2013）等指出以往的教学思想没有体现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教学方法上割裂了文化多元整体性，进而提出建构技术和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刘文武[5]（2015）等提出，武术教育的定位和载体、内容和需求的错位是武术课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改革操返拳、保障师资、优化师资结构等发展策略。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文献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征，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狂热期。
2.1.4 冷静期（2017—2019）
2017—2019年文献数量虽有波动，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图2可见，文献的被引频次在逐年上升，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平稳，关注点集中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上，这一时期可称为冷静期。
2.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有助于某一领域内研究动态与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关键词是学者对文章内容的精炼，因此研究领域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共词软件分析，得到图3聚类时间线图谱：
2.2.1 研究结构热点
根据1997—2019年关键词共现图谱与高频词统计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研究结构上主要有五大热点较为突出：
聚类1标签词为“民族传统体育”，初现时间为2004年，并贯穿截选时段始终。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结合学校教学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开发和应用。
聚类2标签词为“武术教学”，1998年初现，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取得了较高关注。该标签突出了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确认知和健康人格培养，强调教学过程中施以文化关注。
聚类5标签词为“高校”，2000年初现，中心度为0.14，相关研究以技理实践和干预效果为主，聚焦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主阵地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聚类7标签词为“教学改革”，初现时间为2008年，主要基于过去20年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教学改革体系的建设成效，并指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聚类8标签词为“套路”，1998年初现，并于2000年后主要以“武术套路”出现。主要探究在轻套路、强应用的改革背景下，武术套路技击性、文化性与方法性共同发展的持续优化过程。
2.2.2 研究内容热点
结合图3与表1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内容进行分析。1997年以来，学界主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对该领域展开探讨。
例如在教学模式上，吴明冬[7]（2017）等充分肯定了“一校一拳”教改模式的价值取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规划，建立交流评价机制。康戈武[8]等（2014）通过对武术段位制教学指导方案的研究，对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展开进行了实验性探讨。
对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多集中在1998—2017年之间，近两年热度稍减。在这近20年间，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反馈两方面检验了强化教学法[9]、莫斯顿互惠分组法[10]、多功能组合式教法[11]和“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法[12]等具体教学方法，对新时期的教改评估提供助益。
从教学内容来看，既有项目技理的深入研究，也有思想高度的整体审视。例如，李刚[13]（2001）等对讲解、演练动作攻防含义的教学效果作了比较性研究，并通过生理和心理角度的双向探讨，指出此项内容安排在套路教学中存在优越性和可行性。张继生等（2017）运用现象学方式，以具身认知视角提出现代武术教学呈现出“生命性、具身性、身心统一性”[14]的具身意蕴。
2.2.3 研究方法热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性和传承性较强，学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1）以武术散打教学实证研究为例，王宏（2010）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运用反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15];梁亚东等（2015）提出CDIO工程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16]，并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武术散打专选课教改加以验证。
2）在质性研究中，王智慧[17]（2007）分析了古今习武的基本程序及规律，提出现代武术教学中存在价值把握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郑佳薇[18]（2008）从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视角审视珍珠球运动，详细阐释了珍珠球运动入选高校选修课的优势及可行性。可见，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为基，以实践检验，二者的结合有力促进了这一领域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共同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突现即表明其受关注度突增。因此，对这类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帮助揭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通过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得出突现强度前12的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由图4可以发现，“学校武术”和“武术教育”在研究时段的后期产生并延续了突现现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较大关注。历经二十余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当前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主要着眼于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两方面。
2.3.1 路径突破
面对学生需求变化和供给错位的實际状况，王稳（2019）等提出，从供给内容、方式、形态和结构模块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新生态”[19]。高旭（2019）等编制了《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量表》，并提出可参考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与维度含义，构建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法[20]。而刘文武[21]（2019）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代武术课堂存在被动习练、技术“复习”缺乏丰富性等问题，强调要平衡武术发展和学生需求，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2.3.2 价值重塑
面对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所遭遇的文化意义弱化状况，更多学者越发重视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段丽梅[22]（2018）等明确指出，“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知识中心教育使体育教育中学生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数字表征的抽象人。在此‘刺激-反应’话语下，学校武术表现出实践性本体教育缺失的‘去中国’化异化现象”。而徐卫伟（2019）等认为，新时代太极拳课程的价值发生了嬗变，要建设多元化课程体系，挖掘太极拳课程的健康价值和文化价值[23]。潘兰芳[24]（2019）等也认为，在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要“跳出体育本体，内化文化精神”。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法，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立以来的相关教学文献进行分析，在CNKI上检索到1997—2019年CSSCI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献共274篇。得出以下结论：
3.1.1 发文总体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经历了探索期（1998—2003），观望期（2003—2012），狂热期（2012—2017）和冷静期（2017—2019）四个阶段。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的发文量出现波动后下降态势，但根据文献共被引的分析来看，被引频次呈现逐年增加、近年稳定的特征，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3.1.2 研究热点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三个视角分别展开：第一，研究结构热点。通过分析图表提取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五大聚类标签词，明确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第二，研究内容热点。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第三，研究方法热点。发现该领域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重，以二者互相验证促进理论化和实践性共同发展。
3.1.3 研究前沿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一方面，针对新科技利用和学生兴趣开发等现实需求进行大胆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体和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发掘，试图从根本上挽救其文化意义弱化的颓势。
3.2 未来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现有研究多以武术项目的教学改革与路径突破为主体，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推广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愈发成熟，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入手，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借鉴20多年来武术教学的研究经验成果，构建针对性教学理论并扎根现实困境进行改革探索，以期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格局，为我国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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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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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5月，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法国当代作家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代表作《蚂蚁帝国》三部曲中文版。《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文明，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被国际书评界奉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伟大的史诗小说”“改变读者世界观的天才作品”。该系列作品全球销量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次中文版的推出被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暨“2014中法文化之春”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应出版方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贝尔纳·韦伯于5月21日至28日访问中国，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
《出版人》：12年来，你一直在观察蚂蚁，蚂蚁的世界为什么如此吸引你？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开始关心蚂蚁文明了。小时候在祖父母家院子里玩耍时，我发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城邦，城邦里面居住着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蚂蚁虽然很小，但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类看来卑微到直接无视的小生灵，竟然在漫长残酷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得越来越庞大，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能够建立起有500万居民的城邦。城邦里面非常和谐，它们也有农业、畜牧业、教育业，有严密科学的社会组织分工，有精密威猛的武器，当然也有战争。它们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能够感知到其他蚂蚁所做的事情。一个城邦即使非常大，城邦一端蚂蚁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感觉，也能够让很遥远的另一端的蚂蚁感知到。城邦里的蚂蚁非常团结。蚂蚁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别人的关爱，它们之所以去关心自己旁边的蚂蚁朋友，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很神奇的生态制度，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喂”，就是给其他正在挨饿的蚂蚁喂食。蚂蚁社会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在蚂蚁社会里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元首，每只蚂蚁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和地球和平相处。因为如果它们要搬家的话，它们会把整个城邦全搬走，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物。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斑斓多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蚂蚁的智慧与力量被人类正视并认可，并和人类文明相提并论。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连接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呢？
贝尔纳·韦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都做过用手指去压死那些小生命，或者揭开蚂蚁窝等类似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开始。
小时候，我把蚂蚁放进罐子里，想观察它们，甚至培养它们。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把人类关进罐子里面，就像我们对待蚂蚁那样对待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从8岁开始写作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其实不管是蚂蚁或者是其他族群的生物都一样，当我们碰到自己不了解的另外一个族群时，第一步是观察它、了解它，第二步开始互相攻击和厮杀，到最后走向联盟。所以我的三部曲也是以人类的故事和蚂蚁的故事作为两条平行线同时发展，第一部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第二部是两种居民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第三部是他们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我想探讨和思考的是地球上各种文明，例如人类文明和蚂蚁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最后寻求平衡的。地球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平衡。
悬疑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出版人》：你的作品融合了科幻、探险、战争、科学、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悬疑等多种元素，你觉得令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贝尔纳·韦伯：我没有发言权，主要还是取决于读者有没有受到吸引。而吸引读者的关键最终还是看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悬疑。悬疑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我也是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学到的。进入悬疑艺术的关键，就是不要一下子给读者他想要的东西。要让读者被吸引，并且一直想读下去，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张力，并且要在每一次合适的时刻重新掀起一段小高潮，这样可以让人继续读下去，并且充滿激情。
写作就好比恋爱，都需要有刺激，充满惊喜和惊奇，否则彼此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读者知道在某个时刻作家会出什么招数，就不会被吸引了。在一个小高潮所经历的惊喜以后还要继续有这样不断的惊喜，这就是悬疑的艺术，作为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我们面对读者应该有的礼貌就是不停地让他感觉到心被悬着，让他不停地有惊喜。这就是悬疑小说的秘密所在。我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提高我的技术，不断地让读者还想回到我的书中来。现在小说的特点是不再有人物介绍那样的场景，而是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场景中去。我认为读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本质的最有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良好的、愉悦的感性体验，而不需要读者有任何的控制和把握。
《出版人》：如果说读者不需要控制，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么作为创作者，你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和风格呢？
贝尔纳·韦伯：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风格和节奏跟音乐很像。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作品的风格节奏和我创作时所听的音乐是同步的，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也揭示了这一点。我列出了一系列我所喜爱听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句子风格，整个段落的风格，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它应该像我所听的音乐那样有起伏，像音乐一样有美好的韵感。我想最好的风格可能是一种隐去的风格，当我们写得好的时候读者受到强烈的吸引，以至于他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句子，而是画面。其实我想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是把我的大脑与读者的大脑连接起来，把我大脑里面所出现的画面和整部电影直接传输到读者的大脑里面去。
要说有一个风格的话，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简单明了，我尽量用最易懂的词句写作。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孩子们读懂，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当中也有那种不是所谓的大读者，但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读者。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使得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都取得了成功，今天又来到中国。因为我的语言简洁、通俗易懂，比较好翻译。
偏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中你设置了很多中国元素，女主角——女记者蕾蒂西亚·威尔斯小姐是中法混血，舅舅埃德蒙娶了一位中国女人凌弥，还引用了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中国谚语，你还多次提到了“平衡”哲学。你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吧？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灿烂多元的文化。小时候我就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像包青天系列小说我都看过。多年来，我坚持每天早晨打太极，从太极中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体验和灵修。我最初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阅读《道德经》开始的，我发现它蕴含了非常多的生活哲学，并且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哲学。《道德经》现在还是我放在床头柜、会经常阅读的书。
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问哲学老师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老师觉得很奇怪，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就足够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遗憾是过于严肃，而东方哲学里有很多谦卑的精神并且有幽默感。西方哲学教人如何思考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中国哲学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身体的体验。中国哲学让我最为欣赏的是“阴阳之说”，阳性的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是互补的，要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就得让这两种能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
我觉得这种“阴阳之说”是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办法。《蚂蚁帝国》里我所描述的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也在寻求平衡，蚂蚁的文明是阴，人类的文明是阳；蚂蚁很小，人类很大；蚂蚁是一种冷的能量，人类是一种热的能量。这两种文明的对话就是要让阴和阳达到最佳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状态。所以大家与其把我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还不如叫哲学幻想小说，我认为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