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范文第1篇
《三国演义》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无比的武将;《水浒传》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令人恨之入骨的奸臣。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吸引人呢?小时候只知道里面有一个孙悟空和一群妖精，现在重读渐渐领悟，这或许是源于它的超现实主义。
由此，不由想起屈原和《楚辞》了。屈原经过两次流放，可能已经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逼破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迫使屈原只得在《离骚》中以245行的篇幅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多少年过去，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也就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李白的浪漫主义: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针对哲学解释学提出一些探讨内容，哲学解释学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重要流派，体现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未来阶段思想建设和人类思维模式的研究也造成巨大影响，本文根据哲学解释学的探究内容进行精神科学理论基础的探究，找到哲学解释学可以进行探究的依据，并且推动哲学解释学的研究。
关键词：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探析
引言
哲学解释学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要寻找具体的判断原因，要明白后现代主义的实际内涵和评判标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属于否定和批判的状态，现代主义的理想框架是理性和主体，根本特点是要从思维角度进行同一性质的挑战，要体现与众不同的理想信念，要向人类的解放提出反对意见。
一、哲学解释学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是要体现与客观实际对立统一的否定想法，完全否定形而上学思想，也向所有人类哲学理念中的根本含义和主题思想提出抗议，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改进和挑战，扬起碎片化和零碎化化的思维旗帜向同一性宣传。要明确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找寻其中的思想特质，推翻客观的思想理念，体现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最基础的加达默尔的新解释学，将语言演变过程解释得过于独立，很难再简单的言语中集中体现深入内涵，并容易出现语言方面的损失，需要在不断循环的过程中进行更深刻的认知与辩解，即使并不关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要根据思维模式选择合适的判断方式。
哲学解释学如何体现与理性观念相反的思想，要明确的是哲学解释学并不承认理解的明确性，认为解释学中的客观现象是很难得到确认的，也拆解了传统解释学中的命题意义。探寻哲学解释学的内在含义非常明确，清楚认识到新解释学中的理解意义。在旧解释学中认为理解贴近西方近代主义思想的理性观念，而新解释学更加认可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不存在解释与理解，认为解释与理解共同创造了主体。在传统观念中，理解主体似乎并不存在，是在理解的进展过程中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也随着人类认知的出现而生成，理解永远不会有终结之日，会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向前发展[1]。从主体对象的角度来说，也永远难以定义理性主体的含义更加难以探究主体的实际含义。哲学解释学是新解释学如何将真理与原有的实际含义衔接，要正确理解要从不同的角度探析。在旧解释学中，理解本无原有的意义，要真正理解并要做到比原有主体更加理解真实含义。但在新解释学中认为，这种重新构建的方式没有具体价值，实际上要根据历史发展特点，针对解释主体和解释对象的关系开展探究。解释在不断循环，也就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新的含义。
二、哲学解释学是精神科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文本定义和科学定义有了更广泛的认知，解释学要作为一般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探究形式，承担起具体的解释功能，也要承担其哲学方面的思想意义[2]。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种类，第一种是自然科学，第二种是精神科学。如果进行更深刻的探究，怎样进行深入的反思？解释理解又或者产生其他思想认知的过程中，需要对原有的文本产生一定的认识，就出现了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将文本的探究范畴继续扩大，根据传统模式下解释学的理解要素，了解到文本是作者表达写作意图的方式，也是表达自我思想的模式。文本中的范畴非常广泛，涉及到多种学科记忆和自然科学有关，也和精神科学有关，比如历史文献，科学理论，文学书画，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音乐艺术…这些广泛的内容都会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主观精神，需要读者进行理解，也需要读者了解主观精神所要体会的含义。文本涉及到一切内容，似乎能够涉及到宇宙间的广泛天地，理解并非简单理解表面的现象，也渗透到人们所知所想，又或者不所知不所想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独特的科学意义。要正确认识解释学在精神科学中的有效作用，并且真正探究在历史跟进过程中产生的反应，从另一角度来说，历史的进展也需要解释学的参与。
三、哲学解释学的语言本体论的理解本质
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象征着哲学解释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派出现在大众眼，在传统解释学的基础上促进发展，进行本体性质的讨论和哲学解释学的相关内容分析[3]。要实现对语言的理解，就要根据语言分析以语言为核心，认清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语言和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理論，被称为语言存在论或语言本体论。语言象征着事物的表象联系，也体现语言与客观世界本身的联系，又可以将语言比作摹本，在临摹事件原型的基础上，语言能够体现解释的作用，也能将世界的合理作用延续到与人类的交流中。解释学的存在意义与人的语言有关，语言能体现人的存在感，也能体现人的真实想法。真理能够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再通过实践检测，但语言并非只是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是体验本体论的基本功能。要实现理解，要体现人的存在感，语言的最根本功能就是被理解，并且能够将解释学的意义阐述出来。
传播载体是语言的应用作用，若过于夸大语言的功能。一直认为语言具有本体论的应用功能，会显得有些过于浮夸。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就是思想和语言并不能独立自行一派，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状态的演示是表面现象并不能直达本质语言。在客观世界内，也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以现实的依据作为参考标准，才能成为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不能单单从语言来进行世界的概括与衡量，而要利用语言来表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用语言实现表达与理解，能够更加理解世界，也能更加深入感受世界。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学对语言的认识过于虚无，认为语言能够表现世界的本质，认为世界的本质本就不存在，是在语言的循环过程中导致要表达的含义不够明确。从真理变化的角度来说，真理不会改变，但现实世界会随着时间的进度而改变。时间是变化的，分为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不同角度来说也是能够被辩论反驳的，避免陷入形而上学过于极端的思考与判断过程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究哲学解释学时，要理解哲学解释学各方面的理论权限也要明确哲学解释学的常见观念和其他方面的区别。从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探索，并且思考历史世界的本质联系。哲学解释学将语言看作一种体现事物本质的方式，但实际上又与形而上学主义有所分别。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与唯物主义有根本区别，要明确分别相关问题才能找到解释学中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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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俊琳.人文化成与实践求索：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1(09):223-233.
[3]赵文平.论解释取向的教学论研究——基于哲学解释学的视域[J].当代教育科学,2021(06):58-64.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潮；价值观；影响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其“解构，，理论在强调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重构人际关系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思维方式。但“解构”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注重“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在“解构”及“价值祛魅”思维中，传统的真善美的意义深度、价值的普遍性和相对确定性也被消解了，而在一味强调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等社会及其价值的“碎片化”过程中，也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因此，对后现代理论范式及价值思潮的辩证把握和反思，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秩序和话语方式，走向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和文化世界。作为一种理论和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不仅显现于建筑、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还影响了哲学观念、思维语境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后现代主义随着文化交流传入我国后，也成为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话题。后现代主义渗透在各学科领域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必然和明显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理论大众化中需要研究和把握的问题。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复杂纷繁的争论，很难简而概之，以至有学者说，我们无法说明“后现代”是什么。海德格尔因此说，“后现代”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纲领，但我们可以从其多样、混杂的思想观点中，理出相对共有的理论特征。
1.“解构”：否定传统“普遍基础”的思维观念。
对“普遍基础”的“解构”差不多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西方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它确定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人类理性能最终依据的客观本质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存在反映世界本质的普遍真理。罗蒂说，“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其解构逻辑是：所有理论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和文本中确立起来的。德里达说，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任何理论和价值都是“主体间性”或“互文”（context）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反映论，认为任何认识都是人的思维活动。罗蒂说，心灵犹如“中了魔法的镜子，满布迷信和欺骗”，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无镜哲学”，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在人的思想、文本中“发明”的。应明确的是，没有永恒的基础或普遍理念前提，不等于没有相对普遍的客观基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绝对真理，但相对认知是存在的，世界的意义建构可以是普遍主体的价值共识，所以相对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观也是存在的。
2.“碎片化”：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因而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反普遍基础，在理论逻辑上就必然要解构本体论。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意味着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它批判一切建立总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企图，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概念一味拒斥。认为人们把握的只不过是事物的“碎片”现象，而事物本质是“不可言说的”。罗蒂指出，人们不再相信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强调对现象进行复杂性研究，发散思维重于独断态度，通过“互文”阐释而实现，这些思想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一味反本体和反基础理论前提，也往往会使理论言说的意义陷入莫衷一是，陷入知识、价值的相对主义。
3.“去中心”：走向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碎片性，认为“中心”、权威是传统理性的产物。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寻找去异求同的普遍统一性观念，而后现代理论范式中，永恒性问题或普遍基础的“第一原理”哲学已经终结。罗蒂由此强调要摒弃以往将万事万物归为某种普遍本质的观念，走向后现代哲学境地。福柯在《后现代精神》中提出拒绝无条件接受传统外在权威的集权性规范。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中心权威、同一性、确定性的强调，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主张自然、宽容地看待各种价值标准和理论争论，任何价值标谁都不可能具有中心地位。这种理论否定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强调走向具体历史，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这在解放思想，强调人人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一味追求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一味反对中心权威的存在，也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4.“平面化”：消解意义和深度模式。
后现代文化特征之一即“平面化或无深度”。“深度模式”即承认事物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本质和意义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本质是认识不了的，所谓价值意义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和文本阐释，不存在客观普遍本质和普遍价值。由此，传统真善美的意义深度在后现代文化中被消解了。在消解深度的“平面化”理论中，后现代主义不再提供传统经典作品中具有的深远意义，更反对传统价值观以及意义的崇拜及信任。和去中心、去本质相联系，“消解深度”主张要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普遍真理走向“互文”的个体体验。德里达干脆说，“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深度也进行了解构。人性深度的消除导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放逐，转而生发对物欲的追求。
总之，解构与重构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由此后现代主义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后现代者重估传统价值时也在建构，其中也有诸多如基于“主体间性”之上的责任理念的构建等积极思想。但后现代文化中，历史感、价值意义、普遍本质反映等，在根本上是被解构了。而消解历史意识、削平意义深度，实质上消除了文化的精神特性。詹姆逊分析说，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面感，无深度感，……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者，解构普遍基础，解构对知识、价值的信仰，也解构掉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相对共识标准和相对确定性。
二、后现代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价值影响
后现代人站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处在诸多迷茫、困惑和质疑否定之中，其中有解构也有重构，在个体与他人、共同体的关系重构中，个人自由、个性释放和对自我的责任，是这一时代的文化心态。他们反对普遍主义、强权主义，注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注重文化的主体性、大众化以及多元价值的共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各种观点和流派，解构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价值中立、无政府主义、大众文学运动、社会批判理论等都在其中，这些思潮在带来新的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1.后现代价值“解构”思潮带来价值迷惘。
后现代主义显著特征之一即价值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意义深度的解构”。当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价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主张往往给社会带来价值“空场”和“不确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价值无序甚至是精神危机。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价值思潮连同市场商业文化一起，给人提供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状态。人们可享受多样的文化商品，可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爱情可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可以“天亮说分手”；“躲避崇高”、“告别理想”成了一些人认同的口号；一些作品直言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传统价值观在失落，工具理性在替代价值理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和神圣价值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快感和快餐式的实用主义。有些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价值功能，也有人指责社会现象讨论中的道德声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挥舞道德大棒”，或贴上“伪崇高”的标签。网上讨论败德现象时，甚至有人直接倡导“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去道德或价值虚无主义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的思想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如此，价值不明，道德失范，荣辱不辨，公序良俗不再，精神良知无存，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
许多年来，我们努力为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大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提供，重要的是在文化中是否提供了精神支柱或精神家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文化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气血精神弱化”的文化症状。在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后现代思潮的价值解构加速了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不在”。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文化发展中首要的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一直是我们社会强调的主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必须要树立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及其思想理论的“在场”是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担保。
2.后现代“价值祛魅”思潮带来的“无意义感”。
价值祛魅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多元和价值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经济学也认为，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就易发生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惑。人需要物质生活基础，但人异质于动物的本质就是人最终必须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且人的理想愿望往往会受外在现实条件制约，产生诸多如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所以人类一直都有一种超越现实局限的意义理念支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用儒家的话讲，人类的许多矛盾仅靠“在外者”是解决不了的，须靠“在我者”心灵精神调适来解决，即需要靠价值意义构建和精神信仰去做超越把握。理想信仰等价值体系就是给我们提供精神生活、意义世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支柱。人如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因感到“身无所安、命无所立、心无所属、情无所托”而处于“精神危机”中。人的精神被放逐后，就会陷于物欲之中，而越是陷于对外在物质的追逐，就越会失去人的精神家园，这已成了人类片面追求物欲的一种谶语。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
事实上人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人如何生活的“应然”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始，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就开始在思考探究，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生活？为了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中都隐含着人类“应然”的价值范式。如果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不去构筑价值和意义，价值虚无，意义失落，精神就会危机，人在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出问题。在当下社会中，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找不到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感受，已成为许多人的心理障碍。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正遭遇“富裕后的迷惘”以及“富极无聊”的困扰，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却病了。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价值祛魅”思潮进行辩证分析，积极构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给人们提供一个充满理想信念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精神文化支撑。
3.“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对人生观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中还衍生出因解构、放弃一切“意义”而及时行乐或游戏人生的价值态度，以至有学者说，后现代遗留给人类的，除了游戏，别无他物。霍尔·福斯特区分两种后现代思想时指出，存在着一种丧失严肃批判立场、彻底世俗化了的“嬉皮笑脸”的后现代主义。对于这种彻底否定普遍价值和崇高意义的后现代思潮，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它完全陷入了“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不仅抹杀了社会价值的正当性、确定性，也否定了人类精神真善美的意义取向。如一些后现代作家，通过调侃的方式对一切崇高或有意义的东西重新解读。他们“既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与残酷；既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既调侃悠闲自得的看客，也调侃忙忙碌碌的实干家；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
“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在“意义消解”上走得很极端，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虚无一切是其思维范式，价值、意义都消失在“碎片化”的虚无中，它嘲笑并否定传统文化中崇尚的精神追求，主张直接体验当下情境与感官，使人的生命本能获得最大满足。这种消极“玩世”的思想会给人们带来游戏人生和纵欲主义的取向。从文化角度看，“游戏”的后现代提倡的“怎样都行”理念，以其自我放纵、虚无主义、荒诞性而影响着人们，改变着社会风气，正在加重人类文化自身的“精神瘫痪症”。许多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对这种消极、破坏性的后现代思想提出了批评，如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他们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看做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次自戕行为，它使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文化危机。西方世界其他学者也批评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消极的、“游戏”的后现代思潮也产生着价值与意义破坏作用。
4.后现代思潮的“深度消解”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现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也不一定完备，但后现代思潮已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思想理论的交流中，在大众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中，进入了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界和文化领域，使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话语范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日益彰显出后现代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反中心、反权威，颠覆传统，蔑视经典以及商业化的特征在中国大众文化中都有突出体现。
后现代大众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消费社会中任何对象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后现代大众文化对价值意义的“深度消解”使其成为注重当下享乐的快餐文化，许多时候也意味着对真善美等社会永恒价值的远离或否定。商业利润导向也导致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中道德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淡出或丧失。后现代大众文化还呈现出反权威、无主题、零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文化产品不再强调通过完整主题和故事的“中心思想”给人以启迪和价值观教育，而是采用“碎片化”、“平面化”、“娱乐游戏”方式，迎合大众感官口味，消解文化作品深度。在商业利润和迎合大众感官享乐驱动下，后现代大众文化往往“远离”和放弃了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娱乐也是文化的功能之一，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及其娱乐和感性快乐，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德国著名学者阿多诺说：“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不仅如此，这种即时的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还易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道德责任的淡化，会使社会进步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言语，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特征，给文化繁荣带来了生机，但其对价值意义世界的“深度消解”，对商业利益、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当前社会中一些人价值紊乱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解构作用。
三、后现代思潮反思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在反思和批判社会方面无疑有深刻之处，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价值思潮进行反思与把握。
1.价值“解构”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后现代“解构”思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世界观、静止结构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反专制，反教条僵化理论，对技术理性的物化冷漠也做了批判，尤其是“积极的”后现代者，在强调解放思想、价值共存、主体自由、个性张扬方面，在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都提供了积极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解构”理论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重注“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哈桑形容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摧毁”（unmaking）运动。他把后现代主义特征概括为“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反讽”、“种类混杂”和“狂欢”。消极后现代者是一些怀疑论和悲观论者，他们悲观、消极和沮丧，对未来丧失信心，有学者评论这是一种“灰色的”、“失望的”后现代主义。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碎片的、转瞬即逝的、表面化和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怀疑批判态度对待传统的理论、文化和价值理念。
后现代解构传统理论和价值观时，还表现为对历史意识也进行“平面化”消解，在后现代主义眼中，历史事件只是一些照片、文件、档案，历史在解构思维中被视为“碎片”。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时间概念只有现在、当下，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后现代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多元复杂状况的反映，社会变迁，个体觉醒，传统价值观变革，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但否定普遍价值意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使后现代思潮带有诸多的理论局限。后现代思潮中充满价值解构、祛魅、碎片化，也充满内在矛盾和困惑。历史是割不断的，事实上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的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因素，往往都被世代流传了下来。新时代的新思想文化，就包含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变更，而且，正是传统思想文化激发着我们现时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在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对后现代“解构”的思维方式要做辩证把握。
2.后现代“价值中立”思潮与核心价值导向问题。
“价值解构”与“价值中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社会理论有价值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秀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曾经一度，“价值中立”主张在我国学术研究和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价值中立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局限使其逐步走向衰落。其问题主要在于，价值共识以及社会凝聚力被瓦解，漠视责任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引发了社会价值的模糊和行为选择的失范。无导向的价值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虚无化、功利化、非理性化等倾向。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主张价值中立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了彻底反思，以传导核心价值观的“品格教育复兴运动”逐步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价值中立”主张也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核心价值观及其基本理论主导对一个社会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引导社会方向、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源性思想动力。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研究社会秩序时强调，价值观的“社会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随之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价值“空场”阶段。
3.价值“多元主义”与价值观建设中的“一元和多样”。
“一元”和“多样”是哲学中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中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要注意把握价值多样取向与一元导向的辩证关系。社会如果缺乏核心价值一元对多样价值观的导向与整合，社会价值观就会出现“失范”或“冲突”，就会引发社会的规范无序和紊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社会失范”的原因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他认为，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秩序失范的原因。
同时，在多元主义思潮影响下，“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价值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等都开始浮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价值多元化的另一现实后果是造成人们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有不同立场和价值主张，如果缺乏统一价值标准，规范冲突、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普遍。多元思潮的冲突，还会导致人们失去生活方向和确定的意义感，导致社会理想信念的复杂化，社会荣辱评价紊乱，以及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这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负面影响。
中国处于改革发展转型期，社会从单质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各种文化思潮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改革中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亟须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样的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原则的统领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价值体系中。
4.共同价值观：一种必要的社会功能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理论。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等主导价值和理论的凝聚功能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功能结构学派代表帕森斯提出，一个社会只有拥有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以及行为机体系统等四个功能系统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其中帕氏特别推重价值和文化的整合功能。帕氏强调社会“共意”即共同价值观存在的必要，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凝聚力量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需要构建并坚守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原则并使大众对其认同，这是一种国家能力，也是社会发展提出的任务。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共同价值观的存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许多国家也都将国家价值观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的支撑，整合社会“共意”。
主导理论及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之上，而对后现代理论范式及价值思潮的透视把握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范文第4篇
一、后现代思潮对服装设计的作用
后现代思潮, 主要表达了对现代艺术的反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 服装设计既需要考虑到服装的设计问题, 也需要包含人的情感表达, 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服装设计要做到以人文本、为人服务, 以设计出更为人性化的服装产品。后现代设计在实现服装功能的基础上, 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 把人的主观意识融入到服装的设计当中, 以使得设计、制作的服装表达了设计师的特定情感。
后现代艺术思潮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主要从反传统的角度, 实现对服装设计的变革。后现代艺术思潮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实现了服装设计在思想上的创新。后现代艺术思潮体现在服装的设计上, 强调服装设计的通俗化, 突出了人的个性化特征。后现代艺术思潮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使得设计师以更为特殊化的思考方式, 即幽默、叛逆等思维实现服装设计、制作的个性美, 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采用撕碎、补丁、开绽、破口、打结等非常规的处理方式, 实现服装设计的人性化, 以更为全面地展现出人的多元化需求, 使服装的设计更具个性化。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符合了后现代人们的思想追求, 突出了后现代社会的整体特点。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的艺术创作上, 使得服装拼布艺术介于历史折衷主义、文化混搭风格之间, 是非传统型的个性化设计。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艺术的发展中, 使得服装设计更具多元化的特点。在国际服装时尚潮流的影响下, 我国在服装的设计、制作上采取了先进的思想方式, 以赶上时代的发展趋势。后现代主义思潮, 对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应用于服装的拼布艺术上, 以制作出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服装, 更为符合后现代大众的精神发展需要。在服装的设计中, 应节约制作材料与成本, 以实现拼布服装面料利用的可重复性, 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艺术, 使得拼布服装在面料、色彩、造型等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拼布服装。
首先,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体现在服装面料的选材方面。传统的拼布服装多采用旧衣服和碎布的拼接组合, 以更为朴素的方式实现拼布服装的设计。现今,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拼布服装的制作常采用非常规的服装材料, 突破了传统拼布服装的艺术, 为服装拼布艺术设计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充分注重人的主观情绪的表达, 完善了传统的拼布服装设计。后现代艺术思潮体现在服装的设计上, 强调服装设计的通俗化, 突出了人的个性化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使得设计师根据自己的个性化认知以及对时尚的自我感知, 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倾向, 以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服装拼布艺术的完善,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个性化、时尚化的服务。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艺术的设计当中, 实现了拼布服装使用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实现了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 传统的拼布服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在色彩、设计等方面具有传统文化倾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改变了消费者对服装设计中所包含的传统色彩等因素的审美疲劳, 个性化、时尚化的色彩运用上, 促进了服装拼布艺术在服装设计、制作上的进一步完善。服装设计要做到以人文本、为人服务, 以设计出更为人性化的服装产品。后现代艺术思潮体现在服装的设计上, 强调服装设计的通俗化, 促进了人的个性化发展。后现代设计在实现服装功能的基础上, 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利用色彩、样式等的混搭, 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尺度, 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艺术的设计当中, 成为服装拼布艺术设计的主流,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个性化、时尚化的服务。
最后,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体现在服装的造型上。传统的服装拼布艺术, 较为注重平面化设计, 较为严肃、古板。后现代主义强调意识形态与服装设计中拼布艺术的艺术创新, 以打破了传统的服装拼布设计规则, 促进了拼布艺术设计的现代化发展。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有利于设计师设计出更为个性化、人性化的拼布服装。流行的拼布服装, 则通过不规则设计以表现出破旧、自然的真实感。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表达了后现代反叛、颠覆的本质。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的艺术创作上, 使得服装拼布艺术介于历史折衷主义、文化混搭风格之间, 是非传统型的个性化设计。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应用于服装拼布艺术的发展中, 使得服装设计更具多元化的特点, 促进了拼布服装的个性化创新。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以更为立体化的服装造型为消费者所普遍使用, 满足了人性化的发展要求, 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
通过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后现代艺术与服装设计中在拼布艺术上具有共通性, 包括艺术形式的相似和艺术形态上的共鸣。
拼布艺术作为一种服装设计手段广泛地运用于服装设计, 强调个性化、代表性、自由性的设计, 以实现设计手法的突破性发展。传统的拼布服装多采用旧衣服和碎布的拼接组合, 以更为朴素的方式实现拼布服装的设计。而流行的拼布服装, 则通过不规则设计以表现出破旧、自然的真实感。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表达了后现代反叛、颠覆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促进了拼布服装的个性化创新。后现代主义强调意识形态与服装设计中拼布艺术的艺术创新, 以打破传统规则为目的, 实现拼布艺术设计的再形成。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的服装拼布艺术, 有利于设计师设计出更为个性化、人性化的拼布服装, 是现代拼布服装的又一发展手段。
三、结论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服装拼布艺术的影响, 体现在多个方面, 是服装设计创新的表现。在拼接形式上, 服装设计师依据个性化的创作, 结合面料以制作出更为实用、美观的服装设计, 进而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 体现了设计师强烈的情感倾向。后现代主义思潮, 对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应用于服装的拼布艺术上, 以制作出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服装, 更为符合后现代大众的精神发展需要。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服装时尚潮流的影响下, 我国在服装的设计、制作上采取了先进的思想方式, 以赶上时代的发展趋势。拼布艺术作为一种服装设计手段广泛地运用于服装设计, 设计师在改变面料色彩和肌理的装饰手法的基础上, 把自己的想法融于服装的设计当中, 以设计出个性化、代表性的时尚服装。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潮,服装设计,拼布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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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范文第5篇
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中最突出的就是三民主义。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一直存有偏颇，认定它早已过时，被历史远远抛到了后面。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条件下，面对现实，人们对此不能不予以重新思考：既然当今仍然强调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实现祖国统一；既然提出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既然还高调宣示关注民生，并将其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那三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岂不就仍未完结?由此我认为，重新评估三民主义价值的问题，应被提上日程。
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里的评述是以较为成熟的三民主义为限的。三民主义经过了一个由笼统的三民主义，到具体的一民主义、二民主义，再到具有丰富而深刻内容的三民主义的过程。一、理念：激进主义还是温和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与立宪派的对立中，一直被视为激进主义者。1923年他在一次演讲中，针对社会上的“疑义”与“误会”指出，“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他一再表示自己与“激进主义”无关，“中国人从不为极端举动”。而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则是另一种误解，认为在三民主义中间保留了不少“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在我们学术界，流行的也是对其温和主义的批评。
我以为，首先是不要忘记，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自始就有其激进的方面。他早年立志革命，反对保皇，就认为二者之间“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他表示，赞成共和政体，“赞成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中进行根本变革。”为此，他高举武装斗争旗帜，直接、间接领导了多次反清起义和讨袁斗争。他宣布，“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对于掠夺我土地、奴役我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他主张“奉行强硬政策”。为了废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他甚至准备“同日本作战”；并表示，一旦到了那种时候，“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在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后，他甚至一度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某些口号，如提出“对资本家宣战”，说“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不过，这只表现在个别言辞上，其基本态度仍不失温和，即努力“调和他，使不各趋极端”。
应该看到，孙中山是在革命的前提下讲温和的，并非奉行无条件的温和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他一直坚持讲策略，不蛮干。如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为非作恶，除了作必要的回击外，他力主交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他视此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他的基本认识是：“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对于国内的反动势力，他主张“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府(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同时，又尽可能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予以制约。对于清皇室，他同意给以优待，除发给年金，还保其财产。对于国内党争，他也主张讲规则，“为文明之争”。这就是既讲斗争性又讲灵活性，不是处处讲你死我活，并在斗争中留有余地。
在社会变革问题上，孙中山则明确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和平与改良。他说，“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他反对滥用暴力，称劫富济贫为“荒谬绝伦”。他始终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在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后，他强调并非“马上就要”，不能“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他的原则是：兼顾业佃，“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他都主张互利双赢。他说，“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他支持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权益，只是认为对其正当要求的满足，要以客观条件的许可为限，不能一步到位。他主张“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农间地位之平等。”总之，三民主义既含有激进的一面，却不是激进主义；其基本面是温和的，但又不是绝对的温和主义。这就是，在革命之后讲改良，除弊之后讲兴利，大恶除去之后再除小恶时讲温和。
二、目标：有没有最高纲领?
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说在三民主义中“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这不是事实。
孙中山一贯主张革命党既要有“适应目前时局之需要”的“最小纲领”，也要有“最大纲领”。如果把最高纲领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应该承认孙中山确有这种纲领，因为他是位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说过，“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他在复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说，“我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后即……专心致力于探寻逐步以社会主义思想来缔造政府的最佳途径，以实现我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和抱负。”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他之所以采用“民生主义”一语，就是为了“较为允当”的表达社会主义的内涵。他再三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包含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孙中山还承认“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人与人争的结果“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用传统语言描述过“大同世界”。这就是：“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他相信“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针对某些对“共产”的简单化理解，他还强调，“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同时，他还曾用马克思的一些语言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说“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不过他明白，这是长期的奋斗目标，眼前还谈不上。他指出，“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时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l隋、苦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据此，他认为共产社会的真正实现当在“数千年之后”，我人不必“穷思竭虑，筹画于数千年之前”；而当前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他写道，“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三民主义政纲所定的各方面的目标，都是既具体实际，又远大宏伟。在民族主义方面，内要“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直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外要先“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在“恢复我一切国粹”后，又“学欧美之所长”，以达至“和欧美并驾
齐驱”。在民权主义方面，在以共和制取代替君主制后，还要以“民治”代替“官治”，超越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实现“直接民主”。“真正以人民为主，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在民生主义方面，通过经济变革和发达实业，实行“《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直至“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在这几方面，都无一不既包括有最低纲领，又包括有最高纲领。至于这种纲领是否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有没有实现的可能，那就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三、路径：两阶段革命能“毕其功千一役”吗?
列宁创立的“两阶段革命论”认为，一、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跳出它的企图都只能是反动的空想。二、为其发展开辟道路的民主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三、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到来。列宁据此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民粹主义”与“主观社会主义”，说他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也据此说孙中山“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过程”。应该说，对孙中山的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
首先，孙中山的愿望并非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深知，政治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将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近世进步资本主义之天然推演，”“非人力所能阻遏”。他主张对私人企业“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就是支持、而不是阻止这种发展。其次，他并不认为既然这种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就应对其发展取自由放任态度；而是恰恰相反，主张积极地进行干预，以“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进而预防不可避免的“较政府专制为尤烈”的“资本专制”。第三，其更为深远的着眼点则是要防止爆发再一次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若不思患预防……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的局面就必然到来。他并不把社会革命视为盛大节日，因而大声疾呼，“须知社会革命的惨痛，比政治革命流血更多。”在他看来，西方的这种教训历历在目，“欧美各项国……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他强调，若不予以借鉴，在中国则“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
孙中山提出的预防资本走向垄断与专制的办法，总的可称之为“节制资本”。具体说来就是：推行实业计划，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行资产国有制”；另一方面在扶植微弱的私人资本的同时，将其发展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范围之内。至于外国资本，则在“直接有利于民，间接有利于国”的条件下，大胆吸收，“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里对私人资本的基本态度，是扶植而不是消灭；同时予以节制和引导，而不是放任。换句话说，即不是撇开，而是利用。其目的就是要既减轻资本主义大发展过程中的痛苦，又避免再次革命的灾难，以更为顺畅地走向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
有人说，在东方国家革命问题上所搞的“‘两阶段论’……骨子里还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不或逾越论”。我以为这是不错的；只是不够，还应加上“资本主义的不可节制论”。当然，在孙中山那里，资本主义的“可节制”是有条件的。他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就是说“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如果资本主义发达了，像西方那样，要节制就难了。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条件下，力图通过“节制资本”，将西方分为两次的革命贯通起来，这就是“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为一劳永逸之举”，这就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于一炉。其发展前景便是“使革命频仍之痛苦消灭于无形。”这可以说是，走一条不消灭私人资本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完全否定这条道路的实际意义，那岂不就是要把先通过革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放任其发展，引发消灭资本主义的再次革命的西方道路，作为世界革命的通则，要求东方落后国家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在孙中山看来，这不仅是条弯路，而且是条痛苦的路，实在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所作的这种独立探索，与马克思主义者从东方国家实际出发所作的探索，可谓不谋而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探讨过东方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马克思说过，俄国农村公社未来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也认为，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这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信条。后来的历史说明了什么?恩格斯在垂暮之年反思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既然资本主义还不可能“铲除”，哪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就得重新考虑?这段话表明，恩格斯已开始自觉面对这一问题。列宁晚年则已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1921年11月在同蒙古代表团谈话时，他还明确地阐述了“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过渡”的各种问题。在中国，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实际意义也正在于此，即跨越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提法说明，他承认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了民主革命阶段的长期性以及在革命转变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可是，新的经验表明，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再次革命，是否就一定不可避免，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东方国家革命学说的这种发展历史表明，孙中山的上述设想有其合理性。
四、属性：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理论?
学术界有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将三民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称孙中山为革命的民主派，即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以为，说三民主义是民主主义理论，称孙中山为民主主义革命家，是正确的。列宁曾赞扬三民主义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说其“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也曾认定，“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对此，孙中山是认同的。在他的言论中，常用的提法虽是“民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但二者是相通的。可是，将三民主义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理论，称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
家，则不恰当。
首先，视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的观念，来自一种传统理论：社会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产物；不反对私有制、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即不超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终将发展进来，再一次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但是，如上所述，这时通过“节制资本”是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在这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这种贯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显然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手定这种纲领的革命家，怎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
其次，不能仅仅依据所有制关系变化的状况，来判定革命的性质。应该看到，所有制问题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不是所有制一变就一了百了。在社会经济问题中，民生问题既实际，又广泛，且急切。撇开这些，孤立地抓住所有制，仓促进行变革，只能造成混乱，不仅无益，反更有害。因此，要准确判定革命的性质，就不能将眼界局限于所有制，不能局限于经济纲领，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关系人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其全部纲领。在这里，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所草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一《大纲》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里的“民生”指的非某一阶级，而是“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这里既承认土地、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又强调自然资源增加之利当归“人民所共享”，“原主不得而私之”。还规定“政府当与人民协力”，经营各种事业，以应“种种公共之需”。“其次为民权”。这里的“民”包括有富人与贫民。当经军政、训政至宪政告成，人民得以行使选举、罢官、创制、复决诸权之后，由人民授权组成政府。这时富人专权就不再可能了。“其三为民族”，扶植“国内之弱小民族”，“抵御国外之侵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这自然也是全国人民、而非某一阶级的要求。这种政纲及其手定者，能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代表吗?
第三，孙中山除反复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外，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承认资本家“在经济上已经成功”，可是他们“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使“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他谴责道，“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由此他承认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的合理性，说“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他还明确指出过三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又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富人专利”。孙中山是坦诚的。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这些言论和政纲的吻合性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理论和政纲的突出特点就是：兼顾社会各阶级——包括对立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能各得其所，均有所获而不受损。所有这些都说明，孙中山确是一个为全民、而不单是为某一阶级谋福祉的国民革命家。
五、风格：其论说是空泛还是实在——只是欠精深?
孙中山有理想、有抱负。他目光远大，告诫国人“当看到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他胸怀开阔，主张“博爱”“普及于人人”，“地尽五洲，时历万世”。他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任何时候都信心满怀。可是，他高瞻远瞩的言论却常常被人误解为大话、空话，甚至被讥称为“孙大炮”。三民主义也常常被误解为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口号。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三民主义只是些像竞选演说一样的空洞无物的“现成的套话”。
孙中山是革命家、实践家，不是理论家。他从事理论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学理，而是为了指导斗争。这就使他的理论显得非常地务实和朴素。例如，在对社会问题的把握上，他不多作抽象的理论论证，而是把问题直接落到实处，突出民生，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对于土地问题，他重视城市地价的上涨以及如何实现涨价归公的问题。这点看来似乎有些超前，常被人视为不切实际；但在经济发展后_，这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大问题。他重视在党内外、在群众和军队中作理论宣传。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宣讲中，他对三民主义一项项讲得很细，有计划、有步骤，甚至有程序、有规则；但所作的论证，则是粗疏的、朴素的。可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显得更亲近民众。而务实、朴素、亲民，这恰是一个革命家所倡导的理论的优点和优势之所在。
全面地看，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三民主义也有其不足；尤其是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比，更显出其欠缺理论的高度与深度。例如，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孙中山的阐释常停留在古老传说的层次上，并无规律性的把握。他并不认识历史上自由价值的可贵，对于马克思所谓的贯穿于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自由、自主发展”线索并不了解，因而只从革命斗争需要组织纪律出发，就对自由与自由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对于作为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他一般是用《礼记·礼运篇》的言论来说明，缺少现代经济眼光。人们不禁要问，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出现的这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天下，难道真值得向往吗?他还说，“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并认为“太平天国此等制度，便和俄国所行的共产制度一样。”这里所反映的实际就仍是一种小农的“共产”观念。他在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说共产主义社会时，其理解也停留在较浅的制度层面上。从他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未置一词，对马克思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人的胃和肉体的需要”是有限的，人的“正常需要”是“某种‘僵硬’的东西”的观点也不清楚，因而对有可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境界深感困惑。还有，虽然他对那个时代的工业革命与资本制度是了解的；但由于不明白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原理；因而只能把社会进化的动因归之于“求生存”的“内在欲望”，说“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而不是物质”。如此等等。
三民主义理论之所以有以上不足并不奇怪。往深处看，这里既有孙中山个人方面的原因，即他保有中国和东方思维的特点，重于实证考察，疏于理论抽象；但更多、更主要的原因却在客观方面。三民主义定出来之后，他除在战斗的间隙从事过几年著述外，毕生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上。他没有条件、也没有实际的需要去从事更高深的理论研究，并对之做出更为充分的理论论证。
孙中山对于自己的欠缺是清楚的，也是承认的。他钦佩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赞扬“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终于“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他称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为“社会主义里头的……科学派。”由于深知自己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理论高度，因而他一再表示要“师马
克思之意”，并尊称马克思为“圣人”。
比较而言，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各有特点。一个体系完备，论证充分；一个立足经验，论证朴素。一个注重科学抽象，把握历史规律；一个贴近社会现实，只作一般的归纳和推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理论，二者在根本问题上、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至少是大同小异；分歧主要在具体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但即使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共同点。三民主义讲宽容，马克思主义讲多样性的统一，不同而和，二者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
六、意义：突显于现实中
苏俄政府代表、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聘为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有个说法：“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应该承认，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是了解的。在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并不遥远的背景下，他这种“一百年”的说法好像有点夸张；但它实际反映了一位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高度认可，承认在中国它将管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孙中山是志向高远的革命家，他相信自己手创的三民主义是种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的革命理论，短期内不会过时。他强调，“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因而三民主义依然会适用。
当代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三民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仍有意义。从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从中国这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相类似之处，甚至可说其间显现了浓浓的三民主义色彩。
(一)在社会变革问题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保护与发展，而不是排斥、打击、摧毁，直至其绝种。这走的就是一条“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道路。至于在保存私有经济的条件下，如何面对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分裂的问题，现在也已逐渐呈现出来。这和孙中山预防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构想，所提出的就系同一类问题。
(二)在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强调“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社会成员互相帮助，融洽相处，使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康乐。这不就是力主温和与宽容吗?在战略思想上的这一重大转变，与三民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有一致之处。
(三)在建设与发展的目标上，与三民主义宗旨相一致之处就更多：1.主张在国内巩固和发展不同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在国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这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相容的吗?2.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为主人、官员为公仆，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依法行使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利；还有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群众性自治等。这不就是民权主义精神的发扬吗?3.强调始终关注民生，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08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更是着力于说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实际上不就是高举民生主义的旗帜吗?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已经突显了三民主义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仍然坚持讲三民主义。2009年7月12日，马英九在竞选党主席时发表“七大政见”，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他的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在追述孙中山三民主义形成过程后指出：“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今天可以说已成为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一种共同语言。历史上为了共同的民族使命，曾经有过两次国共合作。通过两党的合作，焕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建立了令世人惊骇的功业。那时我们尊奉孙中山，表示愿为三民主义纲领的实现而奋斗，其作用是积极的，没有造成思想混乱，更没有带来什么消极后果。可以肯定，今天我们承认三民主义仍然有价值，只要头脑清醒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台湾《联合报》在《中华民国九十九年感思》的社论中写道，“当海峡两岸今日共同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并反省这60年分裂、分治后各自的是非对错，现在还能一同想到孙中山，还能一同想到辛亥革命及武昌起义……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巨像即是重要象征。面对中华民国100年，海峡两岸若能在辛亥革命精神与孙中山事业中找到更多交集点，两岸未来应当会有更多的相互善意，并有可能发展出双赢共生的共同憧憬。”
(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