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建筑范文第1篇
▲ 图为站在贝特夏街仰望钟琴楼，在视野中央，两栋房子的楼顶连接着的就是钟琴。琴声悠扬，阳光绚烂，穿过箍桶匠街，望着微波荡漾的威悉河，仿佛才会从中世纪的故事里回过神来。
来到一座城，走街串巷，无疑是了解当地文化、体验本土生活的最佳方式。若是走进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那一定不能错过贝特夏街。进入这里，映入眼帘的红砖建筑，会为你讲述这条街、这座城的过往。
贝特夏街位于不来梅集市广场和威悉河之间，是一条长约110米的小巷。街上的建筑建于1922年至1931年之间，融合了哥特式、表现主义和装饰艺术等建筑风格。这种罕见建筑形式的“合奏”，使得这条红砖砌成的街道闻名于世。
时光倒流到中世纪，这里聚集着制造木桶的工厂和销售木桶的店铺，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木桶匠们忙碌的身影。因此，这条街也被称为“箍桶匠街”。然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不来梅的港口搬迁，以及工业化不断推进，木桶的需求量急剧下滑，街区随之没落，还一度面临被拆除的处境。
1902年，不来梅的咖啡交易商——路德维希·罗斯利乌斯，购买了位于贝特夏街上的6号房屋，对其进行了翻新，并将其作为公司总部，随后开始经营Kaffee HAG咖啡品牌，于是，这条街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后来，他陆续买下街上所有的建筑，并委托表现主义雕塑家、画家、建筑师伯恩哈德·霍特格对整条街道进行了艺术改建。
不幸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特夏街遭遇轰炸，大部分建筑都被摧毁。如今人们看到的街道和建筑，是几经修复后新生的模样。但大到墙面雕塑，小到栏杆把手，每处细节仍渗透着最初的表现主义建筑风格。
其中，有两座建筑最吸引人们的眼球：一是以砖块表现主义风格为主的保拉·贝克尔·莫德森博物馆，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向女性画家致敬的博物馆，展示了保拉·贝克尔·莫德森这位德国画家的作品。她是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她31岁的短暂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另一个是亚特兰蒂斯之家，这是伯恩哈德为纪念传奇大陆亚特兰蒂斯而建。与街上其他建筑不同，它是钢筋结构，装饰艺术风格的螺旋楼梯和穹顶颇有魅力，天花板则由蓝色和白色玻璃块拼接而成，营造出独特的照明氛围，令人沉醉。
贝特夏街还有许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店铺，如独具匠心的糖果店——店门外7个小矮人的雕像嵌在紅砖墙内，造型各异，洗手池的水管上点缀着铜制小动物，店里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糖果，散发着甜蜜的香气。
如果幸运，还能在街上听见钟琴演奏的传统民谣。钟琴是悬挂在两栋小楼屋顶之间的一排瓷器组钟，由30组德国著名的迈森瓷器组成。左边小楼的墙柱上有可变换的立体图案，展示着钟琴正在演奏的主题。
后现代主义建筑范文第2篇
【摘要】 理性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重大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使得传统中在理性主导下不受重视的个体性、相对性、多样性、丰富性等价值重回人们的视野，利奥塔、福柯就是这一时期哲学家的重要代表。利奥塔的“异识”说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关键词】 理性;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福柯
一、何谓理性
人类哲学发展史贯穿着对于理性的思考。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的视角从自然转向了人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内心蕴含的原则，并开始运用这些内在原则规定外部世界。柏拉图用“四线段”说明两个领域、两种知识的区别，他将理性知识与幻想、信念、数学区分开，将理性知识与哲学，与辩证法相等同。他将灵魂区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理性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支配着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他认为理性把人和动物分开，是不朽的。同时，理性对应着智慧，是灵魂的不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灵魂学说，并做出一个著名定义：人有理性的动物。从此，人与理性开始不可分割，并且随着哲学的发展这种联系不断加深。
中世纪，理性成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频频被卷入神学与哲学的论辩中。理性辩护主义的代表奥古斯丁在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中提出，“理性却认识这一切，并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在他的“光照说”中，感性和理性作为人最基本的两种认识能力，感性搜集材料、理性运用规则将这些材料加以分门别类的整理。早期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表示辩证法可以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他的口号是“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在他的论证里，上帝被界定为“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如果上帝仅仅存在我们之中，他就可以成为更伟大的，那么，上帝就会成为“可以成为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可能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出现，“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必定在现实中存在。
17世纪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人乃思想的实体，人的本质在于心灵，心灵的本质不是智能，而是意识，即认识到某人自身的思想及其对象。斯宾诺莎认为只有理性可以让人摆脱动物性的奴隶。而休谟主张，意志被因果性赋予了必然性。康德说，“人类知识有着两个来源，它们或许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它们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因此，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的事情。但是，虽然我可以将作为一个认知者的我自己和认知对象区分开来，我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事情自身是怎样的，因为当我认知它的时候，我仅仅是如同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我的那样认知它。康德论证说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人类心灵是不可能达到对实在全体的理论认识的。而黑格尔则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提出，实在的实质是思想、理性，最终的实在是绝对理性。他认为，在理念中，主观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质料的东西）处于统一之中。但是理念包含自己的辩证过程，即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这样，理念乃是自我意识的范畴;它在其对象中认识自身。因此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就是从最初的存在概念不断运动最终直到理念概念。
19世纪中叶，叔本华、尼采开启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理性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非理性主义本身所具备的不彻底性或温和性限制了它对理性的批判。紧随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承担起了批判理性的任务，明确地指出了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并且提出“公共理性”“交往理性”等后现代哲学的理性概念，中和了近代理性的无限性，重新确立了人应当应用有限的智慧寻求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愿景。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与主体
近代理性的无限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同一性原则，这种同一性原则把寻求最高价值作为人存在的终极目标，认为真正的东西是在时间和历史之外存在的永恒之物。但是这样导致的弊端就是：易使人们过分注重统一而忽略多样性、差异性的价值，从而导致边缘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消失;过分追求最高价值而忽略现实中的人与生活，从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
利奥塔以“异识”为出发点的语位政治学为确定人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异识”的第一层意思是指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利奥塔一直强调微观叙事，他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者对于知识同一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元叙事”。利奥塔认为，近代科学知识合法化，主要依靠两种“宏大叙事”，其一为思辨性的宏大叙事，即人类的生命或黑格尔的“精神”可以通过知识的累积而不断进步。知识话语只有在“精神”进程之中占有一定位置，才能够具有真理的价值;其二为解放的（或自由的）宏大叙事，认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在这个叙事中，知识被看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基础，因而，知识的发展受到了尊重，因而是它们将人们从人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元叙事也逐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性能叙事，即知识从它的内部体系来说，必须被转译为一种信息;从它的外部的运用来说，必须能够成为在市场上加以出售的商品。知识必须要符合一种原则：效能最大化的原则，即输入尽可能少而与输出尽可能大。
利奥塔揭示了普遍理性的困境，他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即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与理性主义勾画的理想蓝图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利奥塔引入了“后现代”的概念。利奥塔看到了“效用”原则对研究活动的冲击，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进步是由于不断地有来自体系外的内容、因素冲击着原来具有完整性和同一性的体系，然而效用原则的介入或者说资本力量的介入，使得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资助而放弃“真”的原则，转而服从“效用原则”。效用原则似乎成为整个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教育也不例外。利奥塔说：“即使效用原则不总是在帮忙制定政策，总的看来它使高等教育机构臣服于现实权利。”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丧失原有的“展现全部知识”的伟大职责，而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不再专注于知识或真理的传播，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功能性或服务性的机构。显然，如果说后现代科学知识与元叙事无关，那么也该和效用原则保持距离。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关知识合法规则的话语（明确地）存在于知识自身。”也就是说，知识的合法规则在于从知识的自身之中展开追问，以悖论的形式，产生新的成果、新的论断。这样，科学将摆脱决定论的形式，在未定性中突破总体性，在悖论中突破一致性。然而随着元叙事的解体，作为把握着总体的人类主体也面临着被解体的命运，这就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话语各自为政，呈现出一种异质的、非总体化的特征，因此主体将会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而被分解，从而将会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正如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功能与功能之间是不能直接过渡的，因此，一种社会功能的承担必定会影响另一种社会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越来越多拥有着专业技术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走向政府、公司、社会管理等部门，接受着在“效用原则”下公认的考核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他们从原本追求“真”原则的、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慢慢异化成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最大产出比的员工。因此，利奥塔认为，面对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再是提供新的普世的元叙事，而是应该对社会做具体的微观的分析，像福柯提倡的那样，做安于特定领域工作的“特殊的知识分子”。
语位的独特性是“异识”的第二层含义，即是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利奥塔区别了“表象”和“处境”。他认为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是每一个语位在“发生”时都必需的四个事例，即，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它是没有具体内涵的“表象”，只有将表象限制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语位的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才有了具体的内涵。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不能到达语位最本源的意义，也不存在着对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再现;意义的阐释将变得多样化，每个人对一个事件的阐发都是他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特定理解后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语位链接的规则是：“链接是必然的，如何链接则不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破既定的规则，创造新的链接，感受在“此刻”这一瞬间“事件”所绽放出来的无限可能。创造新的链接，就是利奥塔在他的语位政治学中赋予主体的自由。通常情况下，在语言环境中，人会作为倾听者和说话者存在。作为倾听者，人无法跨越时间、历史，凌驾于他人和传统之上;作为说话者，却可以自由的选择某种链接方式来“语境”化事件的“表象”，甚至用一种新的链接方式来打破事件原本由确定的规则所赋予的意义或价值，从而展现出事件的无限可能。
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认为，精神病学、医学、人文科学知识，都应该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由人构造出来的，而且也施用于人本身。也就是说，在知识权力框架内，知识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的客体。他在《词与物》中他把 16 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分为四个“知识型”时期：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知识型、17 至18 世纪的古典知识型、19 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以及当代知识型。他认为，在古典知识型时期，科学话语将人规定为在经验科学中讲话、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此时的人，只是具有抽象的人性，而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在进入现代知识型时期，人类开始将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等因素纳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诞生了”。但是，他也承认人的有限性，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人文科学中作为知识观念的“人”也终将会消亡，而与之相关联的“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也将会消亡。这就是福柯“人的死亡”的观点。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由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所以，继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之后，福柯宣布人的死亡。
福柯受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启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就是“是个人的生存过程中一种永久的刺激的原则、行动的原则、焦虑与担忧的原则”，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另外，关心还是对自我保持警惕、警醒的一种形式，借此个人时刻对自己加以反思，只有经过自我反思与醒悟才有能力关心他人。最为重要的是，关心包含一系列的行为、实践及技术，也就是说，关心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或反思能力，它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关心自己的实践及作为关心的主体——“自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关心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他说：“在关心自己的历史中，认识自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或功能。因此，认识自己所展现的知识内容也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需要加以探索的各种知识形式本身也不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由对自己加以反思所构成的主体本身，不管是适合于哪一种关注样式，也是会改变的。”对于主体如何能够认识真理（自我的真相是其中之一），福柯提出“精神性”，即“为了达至真理所经历的必要的转变……是一整套的探究、实践与试验，诸如净化、禁欲苦行、弃绝、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这些都是为了通达真理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主体以及主体的存在”。在福柯看来，精神性与真理具有三重关系：第一，主体并不具有先天的获得真理的权利或能力，因此，精神性要求主体必须通过转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对自身展开思考从而改变它使事物展现在面前的方式;第二，“没有主体的转向或主体的改变，就不可能存在真理”，这种主体的转向或改变主要通过爱和劳作这两种方式来达成;第三，一旦通达真理的通道被打开，真理會对主体产生“返身效应”。即是说，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而真理也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主体达至自身的完满状态。
三、小结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理性从最初只作为人与宇宙心灵相通的思辨，到作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再到形成囊括宇宙万千问题的理性哲学体系，理性一步一步确立了它在哲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领域的主导作用。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问题逐渐突出，在理性笼罩下人的主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等价值被忽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这一尝试包括利奥塔的异识论，他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日趋壮大、个体价值逐渐迷失、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是积极的，如何才能在资本盛行的现代社会找到自身，确立自我，这应当是每位现代人思考的问题，如何在偌大的星空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方向，更应当是现在正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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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佳，女，四川绵竹人，硕士，电子科技大學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后现代主义建筑范文第3篇
《三国演义》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无比的武将;《水浒传》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令人恨之入骨的奸臣。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吸引人呢?小时候只知道里面有一个孙悟空和一群妖精，现在重读渐渐领悟，这或许是源于它的超现实主义。
由此，不由想起屈原和《楚辞》了。屈原经过两次流放，可能已经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逼破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迫使屈原只得在《离骚》中以245行的篇幅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多少年过去，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也就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李白的浪漫主义: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后现代主义建筑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针对哲学解释学提出一些探讨内容，哲学解释学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重要流派，体现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未来阶段思想建设和人类思维模式的研究也造成巨大影响，本文根据哲学解释学的探究内容进行精神科学理论基础的探究，找到哲学解释学可以进行探究的依据，并且推动哲学解释学的研究。
关键词：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探析
引言
哲学解释学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要寻找具体的判断原因，要明白后现代主义的实际内涵和评判标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属于否定和批判的状态，现代主义的理想框架是理性和主体，根本特点是要从思维角度进行同一性质的挑战，要体现与众不同的理想信念，要向人类的解放提出反对意见。
一、哲学解释学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是要体现与客观实际对立统一的否定想法，完全否定形而上学思想，也向所有人类哲学理念中的根本含义和主题思想提出抗议，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改进和挑战，扬起碎片化和零碎化化的思维旗帜向同一性宣传。要明确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找寻其中的思想特质，推翻客观的思想理念，体现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最基础的加达默尔的新解释学，将语言演变过程解释得过于独立，很难再简单的言语中集中体现深入内涵，并容易出现语言方面的损失，需要在不断循环的过程中进行更深刻的认知与辩解，即使并不关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要根据思维模式选择合适的判断方式。
哲学解释学如何体现与理性观念相反的思想，要明确的是哲学解释学并不承认理解的明确性，认为解释学中的客观现象是很难得到确认的，也拆解了传统解释学中的命题意义。探寻哲学解释学的内在含义非常明确，清楚认识到新解释学中的理解意义。在旧解释学中认为理解贴近西方近代主义思想的理性观念，而新解释学更加认可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不存在解释与理解，认为解释与理解共同创造了主体。在传统观念中，理解主体似乎并不存在，是在理解的进展过程中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也随着人类认知的出现而生成，理解永远不会有终结之日，会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向前发展[1]。从主体对象的角度来说，也永远难以定义理性主体的含义更加难以探究主体的实际含义。哲学解释学是新解释学如何将真理与原有的实际含义衔接，要正确理解要从不同的角度探析。在旧解释学中，理解本无原有的意义，要真正理解并要做到比原有主体更加理解真实含义。但在新解释学中认为，这种重新构建的方式没有具体价值，实际上要根据历史发展特点，针对解释主体和解释对象的关系开展探究。解释在不断循环，也就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新的含义。
二、哲学解释学是精神科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文本定义和科学定义有了更广泛的认知，解释学要作为一般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探究形式，承担起具体的解释功能，也要承担其哲学方面的思想意义[2]。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种类，第一种是自然科学，第二种是精神科学。如果进行更深刻的探究，怎样进行深入的反思？解释理解又或者产生其他思想认知的过程中，需要对原有的文本产生一定的认识，就出现了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将文本的探究范畴继续扩大，根据传统模式下解释学的理解要素，了解到文本是作者表达写作意图的方式，也是表达自我思想的模式。文本中的范畴非常广泛，涉及到多种学科记忆和自然科学有关，也和精神科学有关，比如历史文献，科学理论，文学书画，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音乐艺术…这些广泛的内容都会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主观精神，需要读者进行理解，也需要读者了解主观精神所要体会的含义。文本涉及到一切内容，似乎能够涉及到宇宙间的广泛天地，理解并非简单理解表面的现象，也渗透到人们所知所想，又或者不所知不所想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独特的科学意义。要正确认识解释学在精神科学中的有效作用，并且真正探究在历史跟进过程中产生的反应，从另一角度来说，历史的进展也需要解释学的参与。
三、哲学解释学的语言本体论的理解本质
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象征着哲学解释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派出现在大众眼，在传统解释学的基础上促进发展，进行本体性质的讨论和哲学解释学的相关内容分析[3]。要实现对语言的理解，就要根据语言分析以语言为核心，认清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语言和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理論，被称为语言存在论或语言本体论。语言象征着事物的表象联系，也体现语言与客观世界本身的联系，又可以将语言比作摹本，在临摹事件原型的基础上，语言能够体现解释的作用，也能将世界的合理作用延续到与人类的交流中。解释学的存在意义与人的语言有关，语言能体现人的存在感，也能体现人的真实想法。真理能够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再通过实践检测，但语言并非只是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是体验本体论的基本功能。要实现理解，要体现人的存在感，语言的最根本功能就是被理解，并且能够将解释学的意义阐述出来。
传播载体是语言的应用作用，若过于夸大语言的功能。一直认为语言具有本体论的应用功能，会显得有些过于浮夸。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就是思想和语言并不能独立自行一派，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状态的演示是表面现象并不能直达本质语言。在客观世界内，也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以现实的依据作为参考标准，才能成为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不能单单从语言来进行世界的概括与衡量，而要利用语言来表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用语言实现表达与理解，能够更加理解世界，也能更加深入感受世界。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学对语言的认识过于虚无，认为语言能够表现世界的本质，认为世界的本质本就不存在，是在语言的循环过程中导致要表达的含义不够明确。从真理变化的角度来说，真理不会改变，但现实世界会随着时间的进度而改变。时间是变化的，分为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不同角度来说也是能够被辩论反驳的，避免陷入形而上学过于极端的思考与判断过程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究哲学解释学时，要理解哲学解释学各方面的理论权限也要明确哲学解释学的常见观念和其他方面的区别。从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探索，并且思考历史世界的本质联系。哲学解释学将语言看作一种体现事物本质的方式，但实际上又与形而上学主义有所分别。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与唯物主义有根本区别，要明确分别相关问题才能找到解释学中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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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建筑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潮；价值观；影响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其“解构，，理论在强调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重构人际关系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思维方式。但“解构”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注重“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在“解构”及“价值祛魅”思维中，传统的真善美的意义深度、价值的普遍性和相对确定性也被消解了，而在一味强调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等社会及其价值的“碎片化”过程中，也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因此，对后现代理论范式及价值思潮的辩证把握和反思，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秩序和话语方式，走向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和文化世界。作为一种理论和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不仅显现于建筑、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还影响了哲学观念、思维语境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后现代主义随着文化交流传入我国后，也成为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话题。后现代主义渗透在各学科领域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必然和明显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理论大众化中需要研究和把握的问题。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复杂纷繁的争论，很难简而概之，以至有学者说，我们无法说明“后现代”是什么。海德格尔因此说，“后现代”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纲领，但我们可以从其多样、混杂的思想观点中，理出相对共有的理论特征。
1.“解构”：否定传统“普遍基础”的思维观念。
对“普遍基础”的“解构”差不多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主题。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西方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它确定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人类理性能最终依据的客观本质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存在反映世界本质的普遍真理。罗蒂说，“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其解构逻辑是：所有理论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和文本中确立起来的。德里达说，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任何理论和价值都是“主体间性”或“互文”（context）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反映论，认为任何认识都是人的思维活动。罗蒂说，心灵犹如“中了魔法的镜子，满布迷信和欺骗”，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无镜哲学”，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在人的思想、文本中“发明”的。应明确的是，没有永恒的基础或普遍理念前提，不等于没有相对普遍的客观基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绝对真理，但相对认知是存在的，世界的意义建构可以是普遍主体的价值共识，所以相对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观也是存在的。
2.“碎片化”：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因而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反普遍基础，在理论逻辑上就必然要解构本体论。解构本体论和理论体系，意味着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它批判一切建立总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企图，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概念一味拒斥。认为人们把握的只不过是事物的“碎片”现象，而事物本质是“不可言说的”。罗蒂指出，人们不再相信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强调对现象进行复杂性研究，发散思维重于独断态度，通过“互文”阐释而实现，这些思想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一味反本体和反基础理论前提，也往往会使理论言说的意义陷入莫衷一是，陷入知识、价值的相对主义。
3.“去中心”：走向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碎片性，认为“中心”、权威是传统理性的产物。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寻找去异求同的普遍统一性观念，而后现代理论范式中，永恒性问题或普遍基础的“第一原理”哲学已经终结。罗蒂由此强调要摒弃以往将万事万物归为某种普遍本质的观念，走向后现代哲学境地。福柯在《后现代精神》中提出拒绝无条件接受传统外在权威的集权性规范。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中心权威、同一性、确定性的强调，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主张自然、宽容地看待各种价值标准和理论争论，任何价值标谁都不可能具有中心地位。这种理论否定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强调走向具体历史，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这在解放思想，强调人人平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一味追求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一味反对中心权威的存在，也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4.“平面化”：消解意义和深度模式。
后现代文化特征之一即“平面化或无深度”。“深度模式”即承认事物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本质和意义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本质是认识不了的，所谓价值意义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构建和文本阐释，不存在客观普遍本质和普遍价值。由此，传统真善美的意义深度在后现代文化中被消解了。在消解深度的“平面化”理论中，后现代主义不再提供传统经典作品中具有的深远意义，更反对传统价值观以及意义的崇拜及信任。和去中心、去本质相联系，“消解深度”主张要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普遍真理走向“互文”的个体体验。德里达干脆说，“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深度也进行了解构。人性深度的消除导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放逐，转而生发对物欲的追求。
总之，解构与重构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由此后现代主义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后现代者重估传统价值时也在建构，其中也有诸多如基于“主体间性”之上的责任理念的构建等积极思想。但后现代文化中，历史感、价值意义、普遍本质反映等，在根本上是被解构了。而消解历史意识、削平意义深度，实质上消除了文化的精神特性。詹姆逊分析说，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面感，无深度感，……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者，解构普遍基础，解构对知识、价值的信仰，也解构掉了人类社会价值的相对共识标准和相对确定性。
二、后现代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价值影响
后现代人站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处在诸多迷茫、困惑和质疑否定之中，其中有解构也有重构，在个体与他人、共同体的关系重构中，个人自由、个性释放和对自我的责任，是这一时代的文化心态。他们反对普遍主义、强权主义，注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注重文化的主体性、大众化以及多元价值的共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各种观点和流派，解构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价值中立、无政府主义、大众文学运动、社会批判理论等都在其中，这些思潮在带来新的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1.后现代价值“解构”思潮带来价值迷惘。
后现代主义显著特征之一即价值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意义深度的解构”。当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价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主张往往给社会带来价值“空场”和“不确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价值无序甚至是精神危机。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价值思潮连同市场商业文化一起，给人提供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状态。人们可享受多样的文化商品，可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爱情可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可以“天亮说分手”；“躲避崇高”、“告别理想”成了一些人认同的口号；一些作品直言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传统价值观在失落，工具理性在替代价值理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和神圣价值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快感和快餐式的实用主义。有些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价值功能，也有人指责社会现象讨论中的道德声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挥舞道德大棒”，或贴上“伪崇高”的标签。网上讨论败德现象时，甚至有人直接倡导“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去道德或价值虚无主义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的思想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如此，价值不明，道德失范，荣辱不辨，公序良俗不再，精神良知无存，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
许多年来，我们努力为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但大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提供，重要的是在文化中是否提供了精神支柱或精神家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文化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气血精神弱化”的文化症状。在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后现代思潮的价值解构加速了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不在”。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文化发展中首要的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一直是我们社会强调的主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必须要树立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及其思想理论的“在场”是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担保。
2.后现代“价值祛魅”思潮带来的“无意义感”。
价值祛魅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多元和价值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经济学也认为，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就易发生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惑。人需要物质生活基础，但人异质于动物的本质就是人最终必须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且人的理想愿望往往会受外在现实条件制约，产生诸多如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所以人类一直都有一种超越现实局限的意义理念支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用儒家的话讲，人类的许多矛盾仅靠“在外者”是解决不了的，须靠“在我者”心灵精神调适来解决，即需要靠价值意义构建和精神信仰去做超越把握。理想信仰等价值体系就是给我们提供精神生活、意义世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支柱。人如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因感到“身无所安、命无所立、心无所属、情无所托”而处于“精神危机”中。人的精神被放逐后，就会陷于物欲之中，而越是陷于对外在物质的追逐，就越会失去人的精神家园，这已成了人类片面追求物欲的一种谶语。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
事实上人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人如何生活的“应然”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始，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就开始在思考探究，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生活？为了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中都隐含着人类“应然”的价值范式。如果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不去构筑价值和意义，价值虚无，意义失落，精神就会危机，人在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出问题。在当下社会中，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找不到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感受，已成为许多人的心理障碍。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正遭遇“富裕后的迷惘”以及“富极无聊”的困扰，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却病了。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价值祛魅”思潮进行辩证分析，积极构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给人们提供一个充满理想信念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精神文化支撑。
3.“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对人生观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中还衍生出因解构、放弃一切“意义”而及时行乐或游戏人生的价值态度，以至有学者说，后现代遗留给人类的，除了游戏，别无他物。霍尔·福斯特区分两种后现代思想时指出，存在着一种丧失严肃批判立场、彻底世俗化了的“嬉皮笑脸”的后现代主义。对于这种彻底否定普遍价值和崇高意义的后现代思潮，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它完全陷入了“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不仅抹杀了社会价值的正当性、确定性，也否定了人类精神真善美的意义取向。如一些后现代作家，通过调侃的方式对一切崇高或有意义的东西重新解读。他们“既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与残酷；既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既调侃悠闲自得的看客，也调侃忙忙碌碌的实干家；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
“游戏”的后现代思潮在“意义消解”上走得很极端，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虚无一切是其思维范式，价值、意义都消失在“碎片化”的虚无中，它嘲笑并否定传统文化中崇尚的精神追求，主张直接体验当下情境与感官，使人的生命本能获得最大满足。这种消极“玩世”的思想会给人们带来游戏人生和纵欲主义的取向。从文化角度看，“游戏”的后现代提倡的“怎样都行”理念，以其自我放纵、虚无主义、荒诞性而影响着人们，改变着社会风气，正在加重人类文化自身的“精神瘫痪症”。许多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对这种消极、破坏性的后现代思想提出了批评，如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他们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看做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次自戕行为，它使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文化危机。西方世界其他学者也批评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消极的、“游戏”的后现代思潮也产生着价值与意义破坏作用。
4.后现代思潮的“深度消解”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现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也不一定完备，但后现代思潮已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思想理论的交流中，在大众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中，进入了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界和文化领域，使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话语范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日益彰显出后现代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反中心、反权威，颠覆传统，蔑视经典以及商业化的特征在中国大众文化中都有突出体现。
后现代大众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消费社会中任何对象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后现代大众文化对价值意义的“深度消解”使其成为注重当下享乐的快餐文化，许多时候也意味着对真善美等社会永恒价值的远离或否定。商业利润导向也导致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中道德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淡出或丧失。后现代大众文化还呈现出反权威、无主题、零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文化产品不再强调通过完整主题和故事的“中心思想”给人以启迪和价值观教育，而是采用“碎片化”、“平面化”、“娱乐游戏”方式，迎合大众感官口味，消解文化作品深度。在商业利润和迎合大众感官享乐驱动下，后现代大众文化往往“远离”和放弃了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娱乐也是文化的功能之一，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及其娱乐和感性快乐，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德国著名学者阿多诺说：“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不仅如此，这种即时的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还易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道德责任的淡化，会使社会进步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言语，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特征，给文化繁荣带来了生机，但其对价值意义世界的“深度消解”，对商业利益、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当前社会中一些人价值紊乱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解构作用。
三、后现代思潮反思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在反思和批判社会方面无疑有深刻之处，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价值思潮进行反思与把握。
1.价值“解构”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后现代“解构”思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世界观、静止结构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反专制，反教条僵化理论，对技术理性的物化冷漠也做了批判，尤其是“积极的”后现代者，在强调解放思想、价值共存、主体自由、个性张扬方面，在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都提供了积极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解构”理论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重注“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哈桑形容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摧毁”（unmaking）运动。他把后现代主义特征概括为“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反讽”、“种类混杂”和“狂欢”。消极后现代者是一些怀疑论和悲观论者，他们悲观、消极和沮丧，对未来丧失信心，有学者评论这是一种“灰色的”、“失望的”后现代主义。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碎片的、转瞬即逝的、表面化和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怀疑批判态度对待传统的理论、文化和价值理念。
后现代解构传统理论和价值观时，还表现为对历史意识也进行“平面化”消解，在后现代主义眼中，历史事件只是一些照片、文件、档案，历史在解构思维中被视为“碎片”。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时间概念只有现在、当下，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后现代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多元复杂状况的反映，社会变迁，个体觉醒，传统价值观变革，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但否定普遍价值意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使后现代思潮带有诸多的理论局限。后现代思潮中充满价值解构、祛魅、碎片化，也充满内在矛盾和困惑。历史是割不断的，事实上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的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因素，往往都被世代流传了下来。新时代的新思想文化，就包含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变更，而且，正是传统思想文化激发着我们现时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在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对后现代“解构”的思维方式要做辩证把握。
2.后现代“价值中立”思潮与核心价值导向问题。
“价值解构”与“价值中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社会理论有价值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秀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曾经一度，“价值中立”主张在我国学术研究和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价值中立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局限使其逐步走向衰落。其问题主要在于，价值共识以及社会凝聚力被瓦解，漠视责任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引发了社会价值的模糊和行为选择的失范。无导向的价值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虚无化、功利化、非理性化等倾向。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主张价值中立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了彻底反思，以传导核心价值观的“品格教育复兴运动”逐步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价值中立”主张也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核心价值观及其基本理论主导对一个社会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引导社会方向、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源性思想动力。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研究社会秩序时强调，价值观的“社会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随之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价值“空场”阶段。
3.价值“多元主义”与价值观建设中的“一元和多样”。
“一元”和“多样”是哲学中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中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要注意把握价值多样取向与一元导向的辩证关系。社会如果缺乏核心价值一元对多样价值观的导向与整合，社会价值观就会出现“失范”或“冲突”，就会引发社会的规范无序和紊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把“社会失范”的原因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他认为，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秩序失范的原因。
同时，在多元主义思潮影响下，“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价值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等都开始浮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价值多元化的另一现实后果是造成人们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有不同立场和价值主张，如果缺乏统一价值标准，规范冲突、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普遍。多元思潮的冲突，还会导致人们失去生活方向和确定的意义感，导致社会理想信念的复杂化，社会荣辱评价紊乱，以及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这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负面影响。
中国处于改革发展转型期，社会从单质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各种文化思潮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改革中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亟须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样的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原则的统领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价值体系中。
4.共同价值观：一种必要的社会功能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理论。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等主导价值和理论的凝聚功能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功能结构学派代表帕森斯提出，一个社会只有拥有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以及行为机体系统等四个功能系统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其中帕氏特别推重价值和文化的整合功能。帕氏强调社会“共意”即共同价值观存在的必要，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凝聚力量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需要构建并坚守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原则并使大众对其认同，这是一种国家能力，也是社会发展提出的任务。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共同价值观的存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许多国家也都将国家价值观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的支撑，整合社会“共意”。
主导理论及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之上，而对后现代理论范式及价值思潮的透视把握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