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现代文学教学中“怎么教”问题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本文试图总结近三十年教学实践和有关教学论文作以梳理归纳，以期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文学 教学法
如果说“教什么”是教师们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教”这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则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这既如黄修己所反复“呼吁”的——“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1]，也如范志强所认定的——“相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为重要”[2]，更多的现代文学教师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在他们的教学论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证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学论文来看，现代文学的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杂而又多样。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开放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创造型教学、比较教学法、教师讲述分析法、师生共同分析法、学生讲析教师小结法、学生独立分析法、舞台演出法、诗文朗诵法以及电化教学、影视剧的播放、多媒体与网络的利用等20余种。如果按照它们在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教师们论述的深浅度来考察，比较具体、常见的则有如下六种：（一）启发式教学。它在杨占升的《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周筱华《以学生为主体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论文中曾经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现代文学启发式教学的探索》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而总括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师生间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主张以疑问、询问、设问、反问或者课堂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二）讨论式教学。这种方法与启发式教学紧密相连，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华的文章中被同时论述外，卫奉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浅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论文则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启发式教学的师生间互动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并且，这种方法还要求教师应有对讨论内容的统筹安排，学生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比较教学法。这种方法在王志明的《电影电视与现代文学教学》（《广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卫奉一的文章中被从一般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他们要比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前后的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差异、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社团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华的《比较文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芦海英的《文学比较介入现代文学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把比较文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鉴到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来，她们所强调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外作家作品之间、同类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四）开放式教学。这种方法曾经在陆嘉明的《开放型交叉系统教学法初探——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实践》（《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较早地得到了系统的论述，而后的梁丹译、姜彩燕等也都分别著文进行了大力肯定与提倡。从他们的表述来看，无论是“教学内容实行开放”，还是“思维方式实行开放”，抑或是“教学形式实行开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五）电化教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所谓“电化教学”，其实就是通过放电影、电视、录象或录音的方式來辅助教学，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教学中被普遍地运用。王圣杰的《现代文学课的形象思维教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宋凤英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认为电化教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既能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现代文学原著的理解，同时还能够使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六）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电化教学更为先进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录音机、幻灯机、投影仪、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所构成的“多媒体”制作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它能够集声音、视频、图像、文字、动画等各种信息于一体，因而在中国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迅速发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科教师所使用。对此，李柏青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优化〈现代文学〉教学》（《琼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现代文学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与历史认知》等论文都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并且，他们都认为多媒体课件具有简便快捷、内容丰富和形象生动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强：《从创新教育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2014年10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和文化学者吉狄马加获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义奖”，并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颁奖词中称，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诗歌艺术领域的卓越造诣和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奖曾授予纳尔逊·曼德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吉狄马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引领和推动国际诗歌创作发展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其奠基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贡献世人公认，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他在颁奖仪式书面致答辞中强调：“我将把这一崇高的来自非洲的奖励，看成是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和对勤劳、智慧、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方式和致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南非人民对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强权的每一个时期，都坚定地站在南非人民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边，直至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如果说荣获“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能充分说明吉狄马加与非洲最紧密的精神联系，那么他的获奖答辞则清楚地指出了自己获奖的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察他与非洲紧密精神联系时应当深思的。
情系非洲“黑人兄弟”
吉狄马加1985年2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即获得国家级诗歌大奖的《初恋的歌》，就有不少直接或间接书写非洲的篇什，其中1983年写的《古老的土地》，30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诗人的高度评价。“我站在凉山群峰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仿佛看见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着非洲沉沉的身躯，/他们的脚踏响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黝黑的土地，/眼里流出一个鲜红的黎明。”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活力，把他们生活的沉重、不屈的奋斗和美好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最后写道：“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古老的土地。/在活着的时候，或是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热爱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土地”，不论生与死都在头颅“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当然会打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非洲“黑人兄弟”。作品问世不久，吉狄马加在接受埃及《十月》杂志记者泽西拉·比耶利博士访问时，又应比耶利的要求，专门朗读了这首诗，于是埃及和非洲各国人民迅速地听到了中国诗人的心声，感受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灵犀相通，中国梦和非洲梦有共同性。进入21世纪后，这首诗在国外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传播，引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反响。亚非拉和欧美诗人不时提到这首诗，因为诗中不仅表达了对“黑人兄弟”的深情厚谊，还表达了刻骨铭心的“人类友爱”。正是这种博大的“人类友爱”，缩短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距离，这首诗才引起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鸣，并成为世人公认的经典。
非洲人杰地灵，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现在非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不少本土性和全球性问题。吉狄马加始终情系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及“黑色兄弟”的福祉，并写诗分享其欢乐，分担其忧愁。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许多独特的本土元素逐步消失了，吉狄马加为此曾再三写诗表达忧思。如《最后的酒徒》：“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失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2007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问他：“酋长”、“羊皮”、“精神病患者”这些词对一个彝族诗人意味着什么？他说，“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象征，指人类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精神失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接着他又援引高尔基的话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都面临“精神失衡”，这是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中国西部一位伟大灵魂”的诗人无法消除的心结。2007年吉狄马加写的另一首诗《我听说》，也心忧如焚：“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冻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前面一首诗担忧非洲精神“失衡”，文化个性“泯灭”；后一首诗则以自己故乡绵羊的“死亡”和东非猎豹能否“冻醒”为喻，同样沿着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的诗学思维路线，表达是对中非和全球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的焦虑。非洲战火绵延，暴力不止，饥饿和瘟疫时刻威胁着人类，因此吉狄马加在《科洛希姆斗兽场》、《鹿回头》、《回望二十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等许多诗篇中不断呐喊，呼吁结束战争、停止暴力、解救被饥饿、瘟疫和艾滋病逼到死亡边缘的人们。“我知道科洛希姆斗兽场/可以容纳六万观众/他们在那里欣赏/杀人的欢畅/我知道这不是远古的神话/丧尽天良的杀戮/亘古以来就从未消亡/从波兰平原库特诺的焚尸炉/到如今黑种民族/在南非遭受的屈辱”，“我将我的脸庞/贴在科洛希姆斗兽场的/老墙上/当刀剑的撞击停息/当呻吟再没有回响”；“……非洲的饥饿直到今天还张着绝望的嘴/我曾相信过上帝的公平，然而在这个星球上/还生活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们/公平和正义却从未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这类让人读后难以抑制惊悚、震撼、愤懑的诗性画面，蕴藉着博大的人类之爱，也显现了对非洲人民无比强烈的兄弟之情。
高度评价非洲现代文学及“黑人性运动”
原始、奇异、破碎、危险等，是世人对非洲的基本想象；非洲文明、文化、文学落后于世界潮流，几乎是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由于长期受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对非洲文学所知甚少乃至无所知者比例较大，知之较多认识较深者比例很小，因此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这类图书里，谈西方文学者比比皆是，谈包括非洲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者寥若晨星，报刊上关于非洲文学的文章历来罕见。吉狄马加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之后有意改变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对非洲现代文学最关注、最了解，也对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文学最热情、最给力的作家和文学领军人。在吉狄马加大约20部著作中，诗集里有许多关于非洲的诗歌，诗文集、演讲集、访谈及随笔集里有大量介绍和评论非洲文学的文章，其中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最多。因为他的评论是在全球化演进、现代化嬗变和世界文学潮流起伏消长的大背景上立论的，所以话语中表现了吉狄马加特有的大视角和大气度。他的评论全面、新颖、深刻，给人以闻所未闻的感觉。这对纠正当代文坛漠视非洲文学的错误倾向，扭转众多作家对非洲文学认知缺失的局面，引导广大读者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和扩大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推动中外文学交流与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伊始，吉狄马加在2001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发表重要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以此文题目为书名，推出“我读外国文学”专集，收录文章37篇，作者有莫言、贾平凹、刘心武、余华、张炜、苏童、冯至、袁可嘉、郑敏、海子、王小波、于坚等36位，无一不是名家。他们文笔从容，文章质地厚重，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学交流的最高水平。但是名家们大多谈的是读西方文学的体会，谈非西方文学者少，谈的内容也不过三言两语。莫言、残雪谈及拉美文学，吉狄马加之外，没人谈非洲文学。36位作者中既谈西方文学又谈非西方文学，而且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评论非洲文学与拉美文学者，是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文章中表现的世界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对非洲文学的评论，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堪称空谷足音。其要点有三：第一，吉狄马加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文学”，不同国度和种族的文学大师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奇迹”，使人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们不朽的作品，也成为人们“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吉狄马加对世界文学这种认识超越了西方文学中心论，他对文学认识价值和精神意义的把握也是十分正确的。第二，吉狄马加高度概括了黑人现代文学对非洲大陆划时代的贡献和对世界不同文明应当共存互鉴的启示作用。他说：“黑人现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黑人作家的作品，今天已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经典”，这些作品“把一个真实的非洲和黑人的灵魂呈现给世人”，使人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从而“更加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存。”第三，吉狄马加特别推崇出生于马尼提克岛的诗人塞泽尔和出生于塞内加尔的诗人桑戈尔，盛赞他们提倡的“黑人性”运动，认为他们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从黑人文化中吸取灵感，把源于他们祖先流传的神话历史，神圣语言以及残酷的现实生活，都完整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世界，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对世界上一切弱势群体的文学如何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示范”。他说，自己阅读桑戈尔充满祖先的精神，语言仿佛是非洲祭祀梦呓和祈祷一样既感亲切又感有无穷生命力的文学，“就像一股电流穿透了我的全身”；他还说，阅读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的作品，也曾给他“难以估量的影响”。显然，吉狄马加对于误解非洲但不固执己见的人们来说，仍旧有不少启示性。
近十年间，吉狄马加的非洲情怀上升至更高层面，他同非洲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推动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交流互鉴更加不遗余力。单看其演讲，就能证明这种趋向。他2005年11月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2008年10月16日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当代世界语境下的中国诗人的写作》，2009年7月10日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讲演《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2009年11月23日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多元民族特质文化与文学的人类意识》，2012年8月10日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都一再谈论非洲，对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论述比以前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他谈论非洲现代文学，是站在21世纪这个时代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观察思考问题的，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那样局限在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等层面；而身为作家与诗人，他评论非洲现代文学，又特别看重黑人精神和黑人心灵的创造性表达，关注文本的精神性、心灵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从上述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对非洲现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感悟和认知，特别是对非洲现代文学世界意义和人类学民族学价值的分析、理解与评说，不少方面超越了有关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其中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篇演讲题为《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为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土著民族、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学的“继续存在”对当今人类解救危机和世界减少灾难的伟大意义。其中，最关键的话语就是从非洲诗人艾梅·塞泽尔说起的：“伟大的马提尼克诗人和政治活动家艾梅·塞泽尔呼吁以‘历史权利’，来进一步关注土著民族的文化传承，他所提出的‘黑人性’，无疑是非洲以及世界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艾梅·塞泽尔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为真正实现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文化多样性而付诸行动。从21世纪开始以来，将多样性当做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来用已经成了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成了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具有道德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各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延续，将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因为我们曾长时间缺乏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理解及尊重。”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有的根本没有论述塞泽尔，有的只作了简单介绍，吉狄马加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对塞泽尔及其倡导的黑人性文化复兴运动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史无前例”，是多重意义上的超越。如果我们知道吉狄马加2012年还创作过专门献给塞泽尔的诗篇《那是我们的父辈》，读过“塞泽尔，我已经在你的黑人意识里看见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悲悯之情/因为凡是亲近过你的灵魂，看见过你的眼睛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会相信你全部的诗歌/就是一个离去和归来的记忆……”读过这种充满崇高诗情和深邃历史哲理的诗句，我们对非洲现代文学的认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当然还有吉狄马加与非洲精神联系的认识，就必然更全面更深刻了。
献给纳尔逊一曼德拉的诗蕴藉着高尚而深邃的精神意义
在世纪之交有关非洲的诗歌中，吉狄马加的《回望20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是一首大诗、奇诗，富有探索性和独创性的好诗。它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坐标上，书写当今世界100年的历史，向世界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作品以“你（指20世纪）好像是上帝在无意间遗失的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为总体隐喻，通篇都是“世界太息”和“世纪太息”，其中也包括对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统治时期悲惨命运的感喟，对非洲黑人土著文化相继消失的嗟叹。此诗的副标题“献给纳尔逊·曼德拉”，寓有深意。曼德拉是世人公认的非洲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非洲各族人民反抗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旗手，也是20世纪人类精神的代表。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符号，以“献给纳尔逊·曼德拉”为副标题，增添了诗的内涵，扩大了诗美空间，既凸显了非洲人民数不尽的历史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彰明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潮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回望20世纪》70多行，用“我们”10余次，把“你”作为“20世纪”代称用了30余次，这种写法让时间获得了生命，在诗里形成了对话机制，同时也激活并贯通了文路，使全诗情思浩荡、大气淋漓。“你为了马丁·路德·金闻名全世界/却让这个人以被别人枪杀为代价/你在非洲产生过博卡萨这样可以吃人肉的独裁者/同样你也在非洲养育了人类的骄子纳尔逊·曼德拉/你叫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你却又叫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产生仇恨/还没有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真正和解/你又在科索沃引发了新的危机和冲突/你让人类在极度纵欲的欢娱之后/最后却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你的确认人类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好处/却又让人类的精神在工业文明的泥沼中异化而死亡……”这首诗内容与全球五大洲相关，与非洲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当然也有切实联系。其文本的话语系统蕴藉深厚，极富张力，表达总在显现与隐藏、有解与无解之间，艺术天地极大。作品并没有舍弃形象意象隐喻象征，同时又把20世纪众多矛盾对立的人或事并置，构成历史悖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抗对撞中呈现百年的历史哲学，从而激发人们的想象与思考，使读者在情感和理智上得到提升。把非洲“吃人肉的独裁者”博卡萨和非洲养育的“人类的骄子”曼德拉比较对照，其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认识非洲和世界的复杂性，正可由此进入。面对20世纪数不清的历史悖论，如果读者深入思索，从曼德拉身上就可以找到不少解惑的突破口，看到人类历史的光明面，并且以正确的姿态面对21世纪。
2013年12月5日，纳尔逊·曼德拉逝世，全世界都为他逝世而哀伤，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深切地悼念他，几十亿人民以数千种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悲痛。吉狄马加的方式是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在几天之后写出了出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诗句。这是一首长诗，2013年12月10日，即世人向曼德拉遗体告别之前问世，题目是： 《我们的父亲》。在吉狄马加心中，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他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精神力量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我仰着头——想念他！/只能长久地望着无尽的夜空/我为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而感到隐隐的不安，风已停止了吹拂/是在一个片刻，还是在某一个瞬间/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似乎刚刚转过身，在向我们招手/脸上露出微笑，这是属于他的微笑/他的身影开始渐渐地远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灵魂的安息之地/那个叫古努的村落，正准备迎接他的回归……”这是长诗的开篇，用高视角和大视境，写非同寻常的悼念：仰着头长久地望着无尽夜空的想念。然而“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不经意间“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出神入化的描述，凸显了一种中外诗人都在孜孜追求的“神性”，但是吉狄马加追求的这种“神性”，不是属于上帝们的那种“神性”，而是人类尊崇的一种“精神”或“精神性”。你看，那个已经站在通往天堂路口、我们无限想念的人在向我们招手了，而且脸上还露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属于他的微笑”。可以说，这样开头是神性、人性、诗性的变奏与交响，汇合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无比悲伤与无限崇敬。法国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吉狄马加是一位伟大的讲故事的人。我们信他的故事，我们跟随这些故事，尽管它们是悲剧性的。也正因为它们是悲剧性的。在今日诗歌中拥有故事的敏感，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这段话在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富有神性的开篇之后，吉狄马加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了——从“一个黑色的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奔跑”讲起，讲“这个有着羊毛一样有着卷发的黑孩子”怎样“沿着他选择的道路”百折不挠地前进，怎样面对“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死亡”，怎样“带领大家去打开那一扇名字叫做自由的沉重的大门”，怎样“九死一生从未改变”、“始终只有一个目标”，怎样坚信“爱和宽恕能将一切仇恨的坚冰溶化”，最后达到目标时又怎样“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告诉人类——忘记仇恨！”这的确是一个故事，不过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个顶天立地受到全人类敬爱的人类精神领袖的故事，而吉狄马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极为充分地运用了他已操练、创造了30多年的“吉狄马加诗学”，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由外到内彻底地精神化、心灵化、审美化了。应当说，30年来每一阶段都有不少“标示当代诗歌等高线”、“写得足够大气、诚挚、灵动，充满抒情汁液”（唐晓渡语）的吉狄马加，这些年来还有不少“超越”了“当代诗歌等高线”的好诗、奇诗和大诗，本文论及的《回望20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和这首《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诗篇。
诗歌阅读广泛的读者，读吉狄马加悼念曼德拉的诗时，也许会联想到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同一时期悼念曼德拉的诗。安杰卢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黑人女性，美国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卓有成就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作为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她1993年曾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轰动一时。2013年12月6日，即曼德拉逝世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段时长四分四十秒的录像，内容就是安杰卢“代表美国人民致纳尔逊·曼德拉的颂诗”。此诗题为《他的日子结束了》，开篇为“他的日子结束了”。/结束了。/消息乘着风的翅膀而来，/不愿驮起这份重负。/纳尔逊·曼德拉的日子结束了。//消息传到我们美国，/不意外，可还是不想听到。/我们的世界突然变得黯淡，/我们的天空铅一般沉痛。//他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看见你们，南非的人民，无言地站立，当那最后的门猛然关闭，/再不会有旅人归来了……”全诗也歌唱了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赞颂了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功绩，表达了对人权、自由、和解、宽容的肯定和热望。两首长诗各有千秋，然而两位诗人在历史观、文化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也明显或隐蔽地活跃在字里行间，甚至同用“人权”、“民主”、“自由”等词汇，所指也大为不同，需要细心解读。要而言之，安杰卢是以美国为中心视角的，吉狄马加采用的却是中国——非洲—世界共同视角。诗的标题《他的日子结束了》和《我们的父亲》，差异是极为明显的。诗行中的话语差异更明显。按血统说，黑人安杰卢与曼德拉同源，但其诗“他”字连篇，“这里，在美国，我们……”成为标准句型；而吉狄马加笔下，“我们的父亲”却不曾离口，这不是故意做作的称谓，不是矫情，与“黑人兄弟”、“我们的父辈”称谓一样，都表现了特殊的亲情，带有诗人的血温。称呼之内，有文化身份与写作立场问题。“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是说曼德拉精神不仅属于他个人和南非，也属于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总之，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是吉狄马加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诗坛悼念曼德拉诗歌中的经典，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也表现了中国人——非洲人——全人类之间的精神联系。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冯梦龙是我国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三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于《警世通言》。曹禺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之一，陈白露是其戏剧代表作《日出》中的女主人公。莫泊桑是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羊脂球》。这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是风尘女子，都处于被压迫和被侮辱的地位，但她们却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本文对这三位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创作意义。
一、三位女性自我意识的相同之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了京城名妓杜十娘不惜一切许身官宦子弟李甲，后又因其贪财薄义而中道见弃的爱情悲剧。《日出》讲述了20世纪三十年代，混际于中国大都市天津上流社会的交际花陈白露的人生际遇。《羊脂球》则描绘了普法战争时期，一个普通下层妓女羊脂球的故事。下面简要分析三人自我意识的相同点。
（一）都有自我认知和独立主见
虽然身为风尘女子，生活极度依附于男子，但这三位女性仍有着自我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并勇于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点难能可贵。
1.渴望美好婚姻的杜十娘
杜十娘虽然物质生活依附于男子，但其仍有自我意识，希望摆脱这种生活，并有对未来明确的规划，在打算托付终身于李甲后，她积极帮助李甲筹备赎银，她深知鸨儿贪财寡义，恐其反悔，于是严声令色对老鸨说道：“倘若妈妈失信不许，郎君持银去，儿即刻自尽。恐那时人财两空，悔之无及也。”[1]离开妓院后，十娘欣喜异常，以为脱离了苦海，但当杜十娘得知懦弱的李甲听信奸商孙富的话准备将她出卖时，她心中悲凉至极，此时的她虽痛苦绝望，但并未哀求于他，杜十娘最终拒绝再依附于任何男人，选择了“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以死维护自己的人格和追求，这是其追求独立人格的生动体现。
2.不安于现状的陈白露
陈白露出身于旧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接受过正规良好的教育，曾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她聪明、美丽。在大城市里独自闯荡，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最终成为社交明星。可见她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去世、家庭的变故而丧失了自我意识，她对所处的境地有明确的认识，对事情有独立主见和选择。虽然有银行经理潘月亭的供养，但陈白露内心却时时希望挣脱这种虚荣的牢笼生活，不甘心与顾八奶奶等人一样腐朽堕落，对生活抱有幻想。因此，也是个对生活有独立认知和思考的女性。
3.具有民族气节的羊脂球
羊脂球真名是伊丽莎白·鲁塞，是法国鲁昂的一个下层妓女。普法战争爆发后，法兰西战败。当鲁昂城被德国占领后，她出于爱国热情，几乎掐死了一个进驻她家的德国士兵。虽然身为一个妓女，但在国家的特殊时期，她的身上却体现出应有的爱国热情，她不愿和侵略者同住一个屋檐下，她选择了出走。当德国军官企图占有她时，她无比愤慨并坚决拒绝。就算是民主党人高尼岱向她求欢时，她也同样不从。可见羊脂球对事情的正确认知和独立自主，以及自我意识中强烈的民族气节。
（二）对现实压迫的不满和反抗
自我意识还体现在女性在受到社会的压迫和损害时，会从内心感受到痛苦并有所不满，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反抗。这是女性不依附于男权，追求自我的可贵表现。
1.杜十娘：对李甲和孙富的痛斥与蔑视
杜十娘经历多重艰难而获得自由，却未料在和李甲返乡的途中即遭背叛，当得知李甲听信奸商孙富的话而将她出卖，真如晴天霹雳。她不甘接受被人玩弄的命运，发现自己选错了从良对象，而今一片苦心被辜负，于是，做出了自己的反抗，“当着孙富、李甲及两船之人打开百宝箱，先后将其中的珠宝投入江中，痛骂孙富‘破人姻缘、断人恩爱’。指斥李甲‘惑于浮议’，愤慨自己‘中道见弃’，于是‘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以死来表示对邪恶黑暗势力的反抗。十娘这种宁死不屈的行为，进一步体现了性格的刚强和坚定。”[2]
2.陈白露：对处境与身份的厌倦与绝望
作为一名大都市的交际花，虽然衣食无忧，但陈白露也有失去自由的苦恼，也试图像一只金丝鸟一样挣脱这桎梏的牢笼。“她并没有与资产者同流合污，堕落为鬼类。她是人，没有失去应有的人性。在拯救‘小东西’的过程中，她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正义感。”[3]虽然有潘月亭、王福升的劝告、阻挠，甚至是金八等人的威胁，陈白露都表示出不满和反抗。极力拯救小东西实际上是陈白露对处境和身份的厌恶，而现实令她绝望，“她明白寄生腐朽的生活使她陷入深渊无力自拔，而她又不愿再过这种出卖心灵与肉体的生活，她终于断然结束了个人的生命。她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人的精神要求的毁灭。陈白露怀着向往‘日出’之心而死，反应了她内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追求。”[4]这种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3.羊脂球：对外来入侵者与小市民的痛恨与失望
羊脂球虽身为一名普通的下层妓女，身份低微，生存状况恶劣。然而当侵略者提出占有她的要求时，她内心却无比不满和愤怒，她大骂道“这个普鲁士下流东西，这个脏东西，这个死尸，我永远不愿意，永远不、永远不。”[5]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羊脂球多次坚决回应敌人的非分要求，她对这种行为感到羞耻和恼怒，当同车人以各种方式劝诱她时，她表现出深深的失望。
（三）都具有纯真、善良等人类自然的美好天性
这三位女性虽然处于一种被损害和侮辱的地位，但内心仍保留着许多女性自然的美好天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1.杜十娘的痴情与重情
“旧社会的妇女中最悲惨的一部分是被抛掷到商品地位的娼妓。‘三言’中的娼妓，往往有美丽的外貌，反抗的性格，纯洁的内心，坚贞的爱情。”[6]杜十娘“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各位姐妹赠与十娘诸多宝物，不下万金，而十娘并不在乎这些，只为“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1]没有谁是天生自甘堕落的，女性总是期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杜十娘也是这样。李甲与孙富，视她为玩物和商品，于是，自己选择了毁灭，这是她一片痴情和忠心被辜负后的抉择。
2.陈白露的童心未泯和善良天性
在方达生唤陈白露“竹均”这个名字时，也曾唤起过其纯真之心，为了拯救“小东西”逃出魔爪，她放下颜面去哀求别人，即使力不能及，也坚持心中的美好信念，这是陈白露女性自我意识中善良、同情的道德意识。陈白露厌恶顾八奶奶等人腐朽糜烂的生活，她向往春天、期待阳光。“在深秋的黎明之际，她面对窗玻璃上的白霜顾爱自恋，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就喜欢霜，这儿是‘一对眼睛’，那儿是‘鼻子’、‘嘴’，‘这一片头发简直就是我’，在这浪漫、美丽的憧憬，她仿佛又变成先前那个快活的孩子了”。[8]这体现出陈白露心中也有着童真和美好。
3.羊脂球的与人为善和心地单纯
相较于其他两位女性形象，羊脂球则更多的是单纯善良、没有心计。同车的人本来是鄙视她的，以与她同车为耻辱。但当这些身份高贵的人饥饿难耐时，她热情地将自己带来的供三天食用的食物与他们分享，羊脂球对他们这些上层人物甚至还有些羞怯，可见其善良的一面。看在食物的份上，人们才对她缓和了态度，开始和她说话。而后来当这些同车人找出各种理由劝诱她屈从于德国军官时，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自私、虚伪和狡诈。可见羊脂球单纯的性格特征。
二、三位女性自我意识的不同之处
这三部作品由不同的作者创作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三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条件不一样，觉醒程度的深浅也不同。
（一）杜十娘：追求人格独立，维护自我尊严
在这三位女性形象中，杜十娘的性格最为坚毅、自我意识最为强烈，她看重的是人格的独立和自我的尊严。李甲的出卖让杜十娘看透了其自私好色的本质，她更不会屈从于奸淫轻浮的孙富。当得知自己无法改变自己命运时，杜十娘冷静地洗漱化妆，甚至催促李甲去兑换银两，可见她的坚强刚毅、有胆有识。请看生死关头她的愤恨与抗议：“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公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1]杜十娘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明确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最终用怒沉百宝箱和投江自杀的惨烈行为，表达了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控诉！
（二）陈白露：虚荣心的侵蚀，自我的迷失
交际花陈白露与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任由男权摆布和束缚，有着追求和抗争的精神。但陈白露生活在一个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的大都市弥漫着堕落的气息。身边诸如虚荣做作的顾八奶奶、空虚狡猾的张乔治等人，难免对陈白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厌恶这种环境而又安于现状。尤其是银行家潘月亭，是陈白露的经济支撑。当方达生固执地要陈白露嫁给他时，她直接回答说：“你养得活我吗？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7]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自身的虚荣心极大地影响了陈白露的人生观，她的大笔花销经常导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陈白露热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却又无力摆脱。她在这种奢靡的生活中倔强地掩饰着内心的痛苦，最终在彷徨中迷失了自我，在对生活的绝望和留恋中香消玉殒。
（三）羊脂球：性情懦弱，易于妥协
具有爱国情怀和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羊脂球，坚决地拒绝了德国军官要占有她的无耻要求。因为她意识到“在这种场合下，每个人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祖国。”[11]虽然德国军官反复派人来要挟和询问，羊脂球毅然地拒绝并痛骂德国军官的无耻。但那些“高贵”的先生们、夫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早点出国发财，竟背信弃义，用各种方式诱骗、“感化”羊脂球，将她推入火坑。卜来韦伯爵用看似文雅的话语诱导着羊脂球，三个贵妇人竟然认为那军官“简直不坏”，为自己没能和那德国军官勾搭上而深感遗憾，两个修女更浑身是宗教的虚伪和伪善，以所谓的正当理由——要去照顾生天花的法国士兵为理由最终打动了善良的羊脂球，使她做出牺牲，屈从了德国军官。可是，当被利用以后，同车人又表现出对羊脂球的鄙视和嫌弃，更不会分享一点点食物给她。羊脂球内心是痛苦的，她非常后悔自己没能坚持到底，屈从了别人，万分委屈只能以泪水和无助来表达。她的不坚定和懦弱造成了现在的悲凉结局。
三、研究此问题的价值与意义
选择这一问题来研究，既是有研究方法的考虑，也有思想价值和意义的启发。她们的故事虽然已经发生过去，但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女性的人生观仍具有启发意义。
（一）研究视角的学术价值
文学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可以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具有相似性的方面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本文将古代文学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现代文学中的戏剧作品《日出》与外国文学短篇小说《羊脂球》相比较分析，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知识融会贯通、拓宽视野、增强分析能力和思维创新。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对妓女形象的描写也体现出作家对社会底层普通人民尤其是女性的关注，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地位的提高。
（二）对当下女性的启发意义
这三位女性虽为风尘女子，历尽磨难，但她们仍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为追求人格的独立而保持美好的信念。杜十娘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压迫、伦理道德的束缚使她最终难逃命运的魔爪。陈白露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的腐败和污浊使她迷失在纸醉金迷之中，靠肉体的出卖换来富贵生活，而她的美好愿望最终也成为泡影。羊脂球则是普法战争时期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伪善的宗教的受害者，虽然有饱满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但最终还是被吞没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中。她们的故事启示当代人尤其是女性，要保持自我意识，追求人格的独立，在面对压迫和损害时，更要坚持自我、勇于反抗，而不是作为男权的附属和陪葬品。女性不要迷失自我、贪图金钱富贵，也要追求独立人格。
总之，描写女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卷帙浩繁，学会独立思考才能获得其中的财富。这些风尘女子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过去，我们仍应从其中汲取人生经验。我们比杜十娘们幸运，因为生活在社会制度进步的当今。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女性而言，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更应该有自我意识，读书思考，注重精神内涵，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不辜负亮丽的青春时光，这也是本文重要的写作目的。
（本文是根据课程论文修改写成，论文指导教师：王菊艳）
注释：
[1][7][9]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叶俊莉.羊脂球与杜十娘形象对比[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
[3][8]丁子春，朱招荆.特殊女性的心态——论娜娜与陈白露的自我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1989，（3）.
[4]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11]莫泊桑.羊脂球[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缪詠禾.冯梦龙三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曹禺.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程英俏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215500）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关键词]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一、文艺与生活的三重关系
胡风在论及文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时，提出了“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个观点。胡风认为，文艺的来源是社会生活，因此它应该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的点滴，文艺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在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众多日本形象正是真实地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实体群：“踏着血迹冲过哭声，他们把日章旗插遍了满洲。”日本为了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众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残暴的日军却漠视模糊的血渍与悲恸的哭喊声，将日本国旗插遍了中国东北每一处被攻陷的城楼。借以彰显他们骄狂的气焰。与侵华战场上凶暴亢奋的日军相对照的，是日本国内冷酷无情的政府：“展开了被检阅官删了又删的／现在还坐在监视的警官／在一面听一面对着稿本的故事。”为了严格控制民众的思想，日本政府敦促着检察官将无产者聚会的稿本不断修改，还在无产者聚会的现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杜绝反动言论的传播，日本政府的高压统治与日本军队的屠杀如出一辙。实为一丘之貉。然而，他们的形象只不过是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胡风运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并将之展现在诗歌中，这便是意识直觉的自觉反映。正如近代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胡风凭借艺术的本能，从这些直观感性的日本形象人手，以它们作为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基点，将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横截面。这些剖面既反映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现实状况，也能折射出日本国内的真实国情，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形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意义与韵味。
另一方面，胡风认为：“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是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渗进艺术家底内部，被艺术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拥护，所蒸沸，所提升不可。”在胡风看来。文艺不等同于生活。它在记录和展现生活的同时还应该高于生活。因此，文艺创作更不能机械刻板地模仿生活。那样不仅不能给人们以审美的快感，还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如果仅仅将文艺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再现上。譬如将诗歌作为记录中日战争的笔，那么，文艺就成为了一朵缺失美感的残花，无法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感。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曾说：“一支精细的画笔引人人胜的巧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绝对真实的摹拟生活只会引起憎恶。因此，胡风选取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形象，正如诗歌《安魂曲》中所写：“完全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你写了一个中篇《地区的人们》／想用血肉的形象／去代替那钢铁的逻辑语言：为了说出／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为了说出／什么是人民的爱憎／为了告诉迷惑着的广大读者／日本在走向着浩劫／为了告诉溃败着的左翼战线／地下在猛烈地斗争／为了指出，什么是使斗争败北的偏向／为了坚持／什么是使斗争取胜的途径……”胡风成功塑造了小林多喜二这个日本无产阶级斗士的形象，将他生前英勇无畏地与日本法西斯政府抗争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用充满魔力的笔将它们展现出来，从而暗示了小林多喜二的死是伟大的。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诗人将和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描绘成丑陋卑微的形象，并形成了抵制日本人的固定思维模式。小林多喜二的形象背离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意识，体现出一种相异性，从而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日本人形象。胡风没有盲目武断地去复制社会集体想象物，他在现实与历史的张力之间运用理智清晰的思维去提炼这位特殊的日本人形象的诸多成因，从而在对群体传统观念进行审视与反思以后，用自己的经历和判断创造性地刻画出日本反战者的形象，展现出一类崭新的日本人。
日本无产阶级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创作方法。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生活无差别对待的冷淡的态度，也不是超阶级的态度”。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既强调对生活保持高涨的热情，细微地去觉察生活点滴，同时又要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指南去进行文艺创作，胡风正是遵循了这样一套理论，将对日本形象的描写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如他的旧体诗《随感》中所写：“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胡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武汉，亲眼目睹了穷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军却在空中巡逻的场景。胡风以一个无产者的眼光去审视日本对中国的奴役以及当时国内的紧张局势，通过这样一个场面的刻画诠释了中日间的敌对关系。此外，关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论，藏原惟人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第一。必须用‘前卫的眼’来观察这个世界；第二。以严正的描写主义态度来描写这个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就要求作家站在超越生活的艺术高度上，用冷静严密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描述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胡风的诗歌创作便是对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大众诗人都在呼吁投身战争，揭露日本的残暴，却无暇顾及到日本国内的反战者形象，胡风却细心地关注了这一事实，他对小林多喜二这位日本反战斗士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一个革命文学的天才／被谋害了!一个日本人民的儿子／被烧死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被屠杀了!”对这样一位光辉的战士的死深感惋惜。胡风用艺术的眼光去俯瞰现实，却又不脱离现实，其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经过艺术的洗涤显得光彩照人。但这些形象也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现象与历史事件之中的，胡风合理拿捏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和比例。游走于实体与创造的两重世界中，将日本形象严谨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
如何更好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胡风认为，在“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条纽带就是他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创作原则。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是胡风坚决反对的，因为“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是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生命，也一定会使
人物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只偏重于客观会使人物形象显得平庸俗套，过于强调主观也会让人物形象如同空中楼阁一般飘忽不定。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塑造的日本人物形象中融人了诗人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在糊涂地死掉了的尸灰前面，他们用大臣‘大将’……的尊严来致什么‘最后敬礼’，这是对于死者的第二次强奸，这是对于生者的无言的诱惑和威吓。”诗人在谴责日军令人发指的残暴与绝情的同时，也对日本士兵的不幸遭遇感到万般的无奈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们是在劳动、穷苦、受骗里挣扎的天皇的草民。”诗人一方面对身处苦海的日本平民表示无比的怜悯，另一方面又对冷酷无情的日本政府感到极度的愤怒。这些饱含着情感的人物形象显得典型而具有特色，同时又是那么的真实可信，我们也似乎被带回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呈现在眼前的是凶残的日军、悲惨的日本士兵、冷漠的日本政府、凄苦的日本平民这一幅幅清晰的人物画像。
胡风还认为，客观是主观的基础，主观是客观的反映：“我认为，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对日本——岛国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借助客观的日本诸意象来表现自我内心感悟。初到日本的胡风由于语言不通，对周围的环境不熟，他眼中的日本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武藏野的天空依然是高而且蓝的吧，我们底那些日子活在我底心里，那些日子里的故事活在我底心里。”只身一人去日本闯荡的胡风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寂寞，在武藏野湛蓝的天空下，诗人想起了曾经在一起“嚼着麦饭的”、“颧骨抽动的”、“灰白的脸孔”的兄弟，无比怀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想到不可捉摸的未来，心中泛起了一丝惆怅。“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胡风将对日军的愤怒之情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日军的侵略与扩张与他们的生存空间密不可分。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上，缺乏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思想里充斥着危机与扩张的意识，这滋生了他们侵占吞并中国广袤土地的野心。胡风将对日军的憎恨情感转变为了对日本的厌恶，这种厌恶感在之后又转化成对日本的抵触和排斥，正如诗歌《海路历程》中所描述的那样：“东京／那东方罗马帝国的都城／有钢骨水泥高厦的银行街／有陈列着劣质的但却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闹市。”日本首都东京拥有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市场，其繁华宏大的场面将胡风——“来自田间”的农民的儿子——完全震慑住了。然而，他却幻想出外表光鲜的质量低劣的商品，这成为其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象征。胡风以留学日本的历程向人们层层展现出日本这个国家的形象，我们在读到胡风诗歌时，也会有着大致相同的情感，与之产生共鸣。
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理论受到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提出主宰人生活的两种力观点的影响。第一种力是源自人的内在生命冲动力：“即个性表现的内底欲求，在我们的灵和肉的两方面，就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厨川白村强调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生命，达到乌托邦式的自由与理想的境界。这种来自个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意识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观因素相通：第二种力是来自外界的环境束缚力，即现实的社会环境对人寻求生命的欲望的限制和约束，这种来自外在的作用力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客观因素相关。厨川白村在这两种力中，更加侧重于主体对生命的欲求，他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厨川白村显然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刺激作用，过分夸大了主观思想的力量，将文学艺术等同于不受丝毫束缚的心灵世界，落入了一种唯心的境地。胡风则强调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里既蕴含着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也寄予诗人建立在这些现实基础上的情感，它们正是这种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胡风的这种唯物辩证的文艺观更加全面地去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是对厨川白村理论的超越。
三、精神与意志的强力支撑
然而，胡风也重视主观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中表现为对民众的号召与鼓动。胡风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与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沦陷，中华民族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会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一个大的纷扰，产生了新的苦闷新的焦虑，新的愤怒新抗战，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经了“九一八”事变的阵痛后。关内的人们并没有警觉起来，甚至有人妄想坐拥半壁江山与日本和平相处。但是日军的贪欲是无穷的，他们早已将中国的领土视为囊中之物，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不得不对日军的侵略作出回应了，于是，抗战由局部转变为全面。从被动进入主动。借助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契机，胡风在诗歌中发出来炽热而嘹亮的口号：“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载／为了胜利／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在日军残暴的形象背后是中国人民苦闷、焦虑和愤怒的情感。胡风动员广大民众将这些悲观的情绪转化成为对日军积极主动的斗争，并乐观地认为在大家团结一致和持久的努力下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胡风诗歌的鼓动与号召的对象不仅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起来呵，全世界的奴隶!”他还动员那些被欺骗的日本士兵和被愚弄的日本平民与冷酷无情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在日本国内发动反政府的事变，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终走向灭亡。
胡风抗战时期诗歌中的战斗性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目的意识论”的影响。青野季吉坚持“社会主义文学公开声言文学的社会效果和‘宣传的’、‘机动的’作用”，针对以往重视文学自身研究的“内在的”批评，青野季吉提出了文艺作品转向重视社会意义的“外在批评”理论。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劳苦民众的关注，通过这些日本形象的刻画来唤醒麻木的人民起来斗争。青野季吉还说道：“开始自觉到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即由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他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统摄全局的纲领，又把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置于中心地位，让大量的政治因素渗透到文学中去，绝对孤立地视“外在批评”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胡风对此并不苟同；“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寄予了诗人同情抑或愤恨的情感，这是对悲苦形象的“迎合”，对残暴形象的“抵抗”，它们又反作用于诗人，让他去重新审视和发现，在矛盾的斗争中去探寻艺术的本质。胡风冷静而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远远超过了青野季吉主观而又偏激的思想，“胡风既重视文艺批评的社会性又探究文艺批评的自身特性，显示了他所具有的左翼文艺理论的总导向下的独有的个体存在”。胡风从实际生活出发，摒弃了青野季吉式纯粹的“外在批评”的文艺本位观念，将不同类型的人物主观情绪情感融入文学的社会属性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结合的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其支柱正是强大的精神助推力，折射出生命的冲动与诉求。
纵观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创中的日本形象，在凶残的日军和冷漠的日本政府形象中是诗人愤怒和仇视的情感；在悲惨的日本士兵和凄苦的日本平民的形象中是诗人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在英勇的日本反战者的形象中是诗人敬佩的情感，胡风眼中的日本形象中是诗人由惆怅悲伤到惊叹反思的情感变化。这些他者形象的创作和产生的背后是注视者系统辩证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在对藏原惟人、厨川百村、青野季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吸收与批判中，胡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彰显出其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在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精神方面具有开创性，植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受西方反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精神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本文就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和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现代文学的特征，把自然精神有效融合在现代文学中，从宏观上认识现代文学乃至人类进程中的绵延不绝的自然精神。
关键词：现代文学；精神立场；自然精神
本文主要探讨现代文学自然精神中的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后自然精神。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是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路的历史时期、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开始盛行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它既延又革，既不脱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母体，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融合和割裂中寻找平衡，因此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取向的丰富多元化、纷繁复杂性。其中道家自然精神主要表现在现代作家对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张扬个性、崇尚自然、提倡天道合一的自然精神取向；酒神精神强调自然人性中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女性自然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母神崇拜和女性自然精神，母神崇拜最早来源于古代神话中的女性崇拜和图腾崇拜；女性的自然精神是源自西方的女权运动，具体体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女性思想解放为立场的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上，人在无家可归之后寻求的人类灵魂的第二故乡——即自然精神故乡的基础上的自然精神，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中国现代作家在进退失据中寻找灵魂家园的集中表述，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
一、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综述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拉开了帷幕，它是继古代文学之后出现的独特的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论述。研究思路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文学思潮、外围文化类型、文化意象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精神立场的研究至关重要，只有全方位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才可以深刻认识现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产生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迥异和分歧，另一方面，文学精神立场的传承性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同构、继承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土壤决定了它的丰富多彩、新鲜生动、别具一格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主要集中于儒释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古代几千年文学精神立场的单一性、持久性、稳定性。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不同于前者的精神立场。面对着古老帝国的解体，西方文化的入侵，西学东渐时代的来临，传统文化、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进行分裂和重新组合，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复杂性、包容性、丰富性。同时历史理性、实用理性、虚无主义、自然精神、超自然精神等多种综合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坛的精神格局。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家自然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作品《故乡》中的文字，主要融入的是作者对故乡的精神寄托，这也是道家有关隐逸情怀的基本表现。还有《社戏》，作者回忆的视角转向了童年时代在外婆家看戏的生活场景，展现了童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画面，构建起了那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最核心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自然精神。另外，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道家自然精神的作家作品不胜枚举。郁达夫的作品《迟桂花》、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等都集中体现了作家陶渊明式的无为超脱和隐逸情怀。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酒神自然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进行了阐述：“酒神祭作为一种洋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一种兴奋剂的作用，它的心理学赋予我们理解悲剧情感的钥匙”、“生命意识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
中国现代文学酒神诞生的社会背景是：推翻满清帝制，辛亥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国门大开，西学东渐，西方思想开始走进中国。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现代文学选择了酒神自然精神。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很多都体现了这种酒神精神，例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都表现了酒神自然精神。鲁迅的小说《野草》、《铸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保卫延安》等是现代文学作品中酒神自然精神的集中体现。
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然精神
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主要来源于最初的人类对母亲的崇拜；二是相对于两性之间的女性。母性以及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是人类原生态、自然的体现。
当时现代文学中有很多文学作品体现了女性自然精神，其中有曹禺的《蜕变》、莫言的《丰乳肥臀》、鲁迅的《补天》、冰心的《超人》、沈从文的《边城》、《繁星》等，这些作品体现的是女性崇拜，它们洋溢着或低沉或激昂的基调。鲁迅的《补天》借鉴了上古神话中女娲的形象，上古神话蕴含着最早的女性崇拜意识，鲁迅赋予她很高的形象；沈从文《边城》中对秀秀的描写，是人类原始女性美的描写，是建立在两性关系上的女性自然精神的描写。
五、中国现代文字中的后自然精神
寻求出世、清静无为的道家自然精神，洋溢着生命热情激越的酒神自然精神、母神崇拜的女性自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学自然精神的母题，同时也影响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如果说前三种精神直接指向人和自然的和谐，指向人类最初的自然母题，其中容纳了传统文人的灵魂复归，隐世遁逃的内求精神，那么随着五四前后社会体系、思想思潮的改变，崇尚科学、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的思想运动的开展，都市文明走向急速前进的道路，在都市文明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文人的厌世情结随之出现，于是文学摒弃了世俗的价值取向，走向了崇尚自然的道路，走向古代文人桃花源式的精神探索之路，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后自然精神。随着都市文明的异化对心灵造成的挫伤，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将会走向后自然精神。
六、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立场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立场的区别
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精神立场是在道家自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展开的，那么现代文学精神立场则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多种精神立场相互激荡，相互补充，相互抵触，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多元的精神立场。受不同的精神立场的支配，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审美精神稳定、单一、内敛、沉静，凝滞，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体现在激越、喷薄、动荡、流动。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也是历史中最内在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和精神。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烈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历史背景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开天辟地荡气回肠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文化史，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多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汇，散发出永久的光芒。中国古代审美特质被消解在了荡气回肠、喷薄欲发、激越反抗、重新构建、推旧出新的文学进程中。
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是五四时期文学现象的重要体现，多元文化因素的交汇，产生了文学现象中的多种自然精神，它以层出不穷、色彩缤纷的形式闪烁在现代文学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古代儒家孔孟精神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再创造，最后抛弃了传统文学精神，构建起了多元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自然精神的出现，是现在文学史的坐标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J]. 王富仁. 天津社会科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