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从揭示网络文学生存的现实语境出发，探讨了网络文学对传统的颠覆与创新。分别从网络文学在语言运用、文本风格等方面的颠覆与创新来分析网络文学的后现代特征。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 颠覆 创新
一、后现代文化阐释
后现代文化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相关。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都渗透着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杰明所谓的“韵味”（aura）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无论是后现代性文化对深度的放弃，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对深度的拆解，尽管前者来自于一种商业动机，后者出自于一种哲学动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怀疑和疏离。在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
尽管后现代概念来自于西方，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但由于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被卷进了世界文化的共同体之中，西方国家发展的历时形态被压缩为一种共时的断面。因而，中西方文化往往会出现一些惊人的共性，尽管这种共性所掩藏的是惊人的文化差异。于是，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文化脱离了政治教化、启蒙主义、批判现实的传统，完全变成了一种娱乐手段，降格为一种游戏规则。
如果说现代派艺术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那么后现代艺术就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现代信息社会高速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发达，商品意识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中心、无权威、无深度、平面化、零散化、复制化、商品化成了后现代艺术的典型特征。于是出现了个人风格消失、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反艺术界限消失的多元化“怎么都行”的文化景观。“怎么都行”体现了后现代艺术无限的包容性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网络正促使这种可能性深入发展并确立了它应有的地位。
二、网络文学的整体特征
网络的虚拟本质——现实可能性(也即非现实性)对现实要求否定的不停息的渴望与尝试，同样带给网络文学解构性的特征和浓重的后现代属性。网络文学的作者正是在他们创作之初以“想说就说”的口号回应着后现代的呼唤的。
除了“榕树下”专业文学网站外，越来越多的网站给网友们提供了发表文字的园地，传统文学作家们也开始纷纷向网络靠拢。因此莫言就认为网上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无区别。他说：“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区别，那就是：网上的文学比网下的文学更加随意、更加大胆。换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个能在纸上写作的人，只要不吝惜电话费和上网费，完全可以在网上写作。”[2]其实不尽然，莫言只是道明了部分网上创作的传统文学而已，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
真正的网络文学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自我风格和特色，它明朗，随意，才气纵横。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发表文章的方式，而渐渐成为一种写作方式。网络文学语言和传统文学语言的区别显而易见。一种新生事物，它最需要的就是独特的风格即不沿袭性，颠覆传统的特征。网络文学在这方面做到了几乎完美的地步。因为几千年的文化说教已经存在得太久，而轻松随意、娓娓道来的网络文学却很少有这种意向。如同现实主义的某些流派一样，能大胆地和读者平等交流。另外，网络文学的唯美性也是非常突出的。人们在网络上的景色描写，心情描写更多地带有自我感情的渲染。而美学原理认为，美就是细腻而优雅的心理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3]于是自觉不自觉的网络文学在审美性上有了一定的突破，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由于网络文学的创作目的和意义的改变，使创作主体在主观上改变了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看法。网络文学的颠覆性特征，不仅表现在网络语言对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性，还表现在网络世界的虚拟生活对文学题材的丰富，更表现在网络文学对文学作品深度的淡化。
三、网络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
电脑键盘输入写作这一新型的写作方式，对写手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直接表现在出现了许多由长居在网络世界的“大虾”创作并使用的文字和符号。此外，后现代文化对那种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对那些虚伪的道德寓言和价值观念的瓦解，以及它那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超然于胜利与失败之上的人生智慧，都为网络文学带来了某种生机，带来了某种脱离了教化传统的自由和轻松。具体表现如下：
1.独创性词语。常使用一些在网络上通行的具有网络语体色彩的特殊词语。这些特殊词语大都是网民（特别是“网虫”们）创造的词语。把这些词语大量引进文学作品，增加了网络读者的亲近感、认同感，极利于作品的传播。 例如“菜鸟”、“网虫”、“网友”、“网恋”，都是“网虫”们创造并在网上常用的词语，MM（妹妹）、GG（哥哥）更是网上独有的缩写词。这些词语的网络色彩都很浓厚，仿佛是网上交际的一种时尚。
2.符号语言。计算机可输入多种文字符号，也可输入不少非文字符号，二者的数量比普通文字符号丰富多彩多了。由于键盘很容易写入（输入），就使得网络文学作品混杂进的书面符号特别广泛，并创造出一些独特的意义。
1）多种文字符号混用。网络文学作品中常混用有汉字、英语字母，汉语拼音字母，甚而注音字母等多种文字和注音符号。
2）混用各种非文字符号。
3）运用表情符号。现在的网上交际，看不到对方的形象，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但为了表情表声，网虫们发明了用计算机输入一些组合性的非文字符号，构成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情符号，并得到大家公认而通行起来。网络文学作品则大胆引进了这类符号，使文学语言中第一次出现了直接表达“形”与“声”的词汇。
3.亵渎和玩弄经典的语言表达。典故、成语、格言、深入人心的名作名句以及广为流传的俚俗之语等等，都是网络小说的亵玩对象。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其一是歪曲词义。在《笑叹三国·三顾茅庐》中，“隆中对”的命名不是源于地名，而是因为刘关张和诸葛亮一起商讨对策时，地图不得不铺在石头上，石头上的突出部分让地图有个隆起。《笑叹三国·巧借荆州》把沉鱼落雁解释成水深火热，理由是：“鱼沉入水底，是不是水深？”“月亮闭了，昼夜太阳，是不是火热？”
其二是把经典表达中的虚指“做”实。经典的周瑜形象是潇洒俊逸的美男子。在《笑叹三国》中，为了显出周瑜的“玉树临风”、“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居然 “几十个人都手拿扇子，对着周瑜猛摇”（《笑叹三国·舌战群儒》）。
其三是替换经典表达中的关键字。名著中的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在《笑叹三国·舌战群儒》里头成了“既生芋（瑜），何生粮（亮）”!丰富复杂的含义也变成仅仅是对一个偶然事件的无奈之慨。应该说，经典表达中有替换关键字的先例，比如，逃之夭夭（形容人逃跑的样子）是由《诗经》“桃之夭夭”（桃花盛开的样子）而来 ，每况愈下（情况、状态越来越糟糕）是由《庄子·知北游》中的“每下愈况”（意为越是在事物或对象的底部或最不起眼的地方越能发现其特性）而来，但这种做法在网络小说里如此常见、如此随意：“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阿泰大吃一惊，狼容失色”、“我真是遇人不俗”、“正所谓恐龙嘴下死，做鬼也风流”、“不听情圣言，失恋在眼前”（《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几乎成了一种造句的方法和策略。
此外，网络文学还通过使用电脑术语，奇异的网名，特异的修辞手段等表现出对传统文学语言的解构与颠覆性特征。
四、文本风格上对传统的颠覆与创新
网络文学的风格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其颠覆传统与创新特征：首先是篇幅，因为网络阅读的习惯，网文一般都短小精悍，少有长篇大作；其次在体裁方面，多杂文、散文，而小说和诗歌相对较少，其它文学体裁则更少；再次，在内容方面，主要是讲述生活随感，爱情故事，时尚话题等；最后还有在语言方面，比较活泼随意而幽默，有一些网络语言或典故等。
（一）题材的风格创新
网络文学的先行者们少有文坛的业内人士，而是学生和年轻的IT从业人员占了绝大的比例。作为由非职业作家基于兴趣创作的直接被读者阅读的故事，当然不能被解释为是对某种现代文学创作论的实践。
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网络写手，被冠以“新生代”“后新生代”“晚生代”等头衔。与父辈们相比，他们更像是时代的叛逆，头脑中很少有什么禁忌，惟一吸引他们的是现实，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是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这种简约、自我的生活态度，必然使“个人化”小说、“欲望化小说”、半虚构半自传小说以及“另类写作”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个人的历史、记忆、经验、躯体感受被视为写手们写作赖以存在的基点，被视为最可靠、最直接的文化资源，其核心即是抛却经典与传统的个人主义精神。
（二）叙事风格创新
一是谐谑式叙事。网络写作要用短、平、快的方式表现凡俗和平庸，谐谑是吸引网民眼球的有效手段。炫耀谐谑的技巧，展示幽默的智性，巧置诙谐的语言，编织搞笑的噱头，常常能为作品带来更多的看点，也能为公众的凡俗狡智提供更为诱人的审美张力。因而，谐谑的话语表达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主要话语风格。鲁迅说过，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先生说，“幽默是思想的放假”。谐谑之语，之于作者是炫技，之于网站是卖点，之于作品是亮点，之于读者则是交流凡俗的媒介和吸引其阅读的策略。网络文学要以轻松的平民姿态表现其生存智慧，而谐谑式表达是最好的话语方式。
二是拼贴式叙事。拼贴又称拼接，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美学特征。网络写作的拼贴是基于平庸崇拜的游戏式理念，利用计算机链接和复制技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巧妙地拼贴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带有凡俗色彩的文本。常见的有语词拼贴、语段拼贴、故事拼贴、人物拼贴、意义拼贴等。拼贴是为了构成一种陌生化的巧置表达，以实现观念上的脱冕与凡俗，组合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反讽效果。网络接龙小说、合作小说等通常进行故事拼接，都是典型的拼接作品。
（三）文本风格创新
众多的网络文学作者虽然位列知识阶层或中产阶级，但他们在写作心态上往往秉持民间立场，坚守黎民本色，使民间本位的自我表达成为网络写作的基本立场，因而在文本风格上呈现为以下特色：
1.大众狂欢
本雅明曾说，传统艺术品注重的是“膜拜价值”，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注重的是“展示价值”。网络文学作为电子化复制的典型文类，其创作动机不在膜拜，而是出于自我展示和快慰表达。[4]网络写手宁财神对“咱们是为了什么而写”的回答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了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5]网络是一个大众狂欢的自由广场，又是一个消解崇高、贱视权威的世俗世界。写作者并不想以此换取功名，忝列作家之位，乃至立言、立德以致“不朽”。上网写作只是一种游戏、休闲方式和宣泄、狂欢途径。因而，在文本风格上往往是以凡俗为底色，以随众为基调，以快感为风格追求。
2.渎圣思维
这是在价值取向上体现民间立场的一种创作理念。把神圣化作笑谈，将崇高降格为游戏，用喜剧冲淡悲愤，以笑料对抗沉重，是网络文本最常见的套路，巴赫金将其称之为“贬低化”，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6]这种“贬低化”其实并不含贬义，主要指物质化、世俗化和人间化，是高雅相容于粗俗，精英存形于普泛，神圣崇高回归到低微和平凡，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向下转移，以求打破壁垒和特权，把文学连同自由平等观念一道从神坛拉回民间。
五、结语
网络文学的出现，是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文学的最好诠释；网络文学的平民化、自由性、开放度、交互性都将为文学打开一处全新的领域，将给传统文学带来别样的风味。不能简单地以传统文学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网络文学，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网络文学。正是因为网络文学后现代属性的深化，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存在着地位挑战的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挑战自己。
注释：
[1]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莫言：《莫言谈网络》，千龙新闻网，莫言专栏 。
[3]蒋孔阳，朱立元：《美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5]宁财神：《度过美丽的夜晚》，文学报，2002年，第4期。
[6]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立平 湖北荆州 长江大学文学院 434020）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简介] 黎跃进（1957— ），男，湖南资兴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摘要]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时间上，它长达一百多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空间上，它跨越洲际，不同区域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内容上，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现实表现形态也丰富多样。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
[关键词]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开放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一百五十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它是现代世界文学中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双峰并峙的文学思潮。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略陈管见。
对文学思潮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学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著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1]（p38）用这“双重视野”来审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 “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东方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两者紧密相连，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共同的精神冲动源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与启蒙主义文学合流的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发展成熟阶段和20世纪后半期的演变阶段。这几个阶段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自我意识启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个明显的阶段相应。这样，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黎跃进：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第二，东方现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批评家生存于东方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创作或理论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点。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的着眼于民族的宗教复兴、有的着眼于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满信心向往未来、有的悲观消极满怀伤感、有的立足现实探索道路；在题材选择上有的沉迷民族历史或传统题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踪世界风云。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兴奋点，使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第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现实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流派，更有大批优秀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这里我们仅就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稍作议论。东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民族主义文论更是没人做过清理。事实上东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民族主义文论。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学问题，一些诗人、作家、批评家在谈论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或对具体作品评论时，也经常论及文学对现实、对社会、对民族的建设和发展的能动作用。他们倡导文学的民族性，从理论的层面推动民族新文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列举一些东方民族主义重要的文论著述：印度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被称为“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的《诗与诗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诗歌导论》等论著，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论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报》刊发的评论，塔哈·侯赛因的论著《论蒙昧时代的诗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谈诗论文》、《文学与批评》，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的论著《笔的启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艺术》；黑非洲一批留学或旅居西方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尔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诗歌》、《非洲性的基础；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弗兰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希努亚·阿契贝《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等；还有20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评论家所为，他们的论述是东方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论表述。
第四，亚非地域辽阔，包括众多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东方各民族虽然在现代有着历史类型的相似和大体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命运，但在前现代时期，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差异甚大，各有各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管理模式、宗教信仰、语言系统、文学表达样式……从社会进程看，有的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在文学方面，有的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成就辉煌，有的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
东方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到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了几个文化圈，各以一种古老文明为核心，向四邻周边辐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汉字和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个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现代东方还有几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学。一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边缘地带，因而是多种文化彼此交错渗透的地区；二是黑非洲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统一的文化联系，各种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学，日本本来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典型东亚文化，但它是东方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很快发展为侵略扩张，其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另类；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学，历史上的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备受欺凌与屈辱，是一个没有民族实体的民族，19世纪末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才结束民族整体的流散漂泊。
第五，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中。这既表现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纵向演变的阶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现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还有具有某些异质因素的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比如说作家，现代东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要创作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如：菲律宾的黎萨尔，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乌斯曼·桑贝内、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埃及的巴鲁迪、塔哈·侯赛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般吉姆·查特吉、迈提里谢崙·古伯德、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迪尔托·阿迪·苏里约、穆罕默德·耶明、鲁斯丹·埃芬迪、阿卜杜尔·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部分特质，同时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尔、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赫达亚特、纪伯伦等）。他们有些作品是民族主义创作，有些作品则不是民族主义创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种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们一般认为“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具有时代性和易变性，它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一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可以迅速形成和传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一种思潮不可能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变动易逝的；并会由于条件或社会的变化而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义。尤其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应接不暇。这样的文学史实强化了研究者对“文学思潮”变化迅捷的印象。
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历经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纪还在以新的形态继续发展，这有悖于人们对文学思潮的一般印象。现代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打开国门，西方文学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思潮几乎一起涌入东方文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在东方文坛匆匆上演一遍。现代东方文学在借鉴中来不及好好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学思潮显示出东方现代文学浮泛躁动的一面。但东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在这种浮泛躁动中解决，东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必须是多少代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大事业。因而立足于东方本土社会需求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一直绵延纵贯。
一个半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有限的人生来衡量，是很长的时段。但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人类历史在向东、西社会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势态发展。当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东方民族的自身富强和人类一体意识的自觉。
国内有学者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3]（p5）虽然论者不是专论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几点：（1）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宗旨；（2）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复杂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开放的民族主义”；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也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3）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文学，从世纪初的“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到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思潮”。要补充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时间要往前推，应该是19世纪中期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国粹保存运动，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在这样的普遍的精神冲动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诗歌潮流，有论者论述：“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逐渐唤醒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种避害自卫、报仇雪耻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上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灾难和民族自信的起点，人们还无法预料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结果，只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品味到民族的耻辱，从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中认识到东方帝国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签约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变所带来的沧桑之感，以及悲天悯人、救国救民、殄敌雪耻的情怀，构成了战争诗潮的情感基础。写史意识支配着一代诗人的心胸，他们以手中的诗笔，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情绪的初潮与喧闹。”[4]（p112-113）笔者曾将印度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诗歌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印近代诗人在民族压迫与反抗、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背景下，自觉承当民族解放‘号角’的使命，‘诗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员’的身份压倒，使诗歌工具化，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愤，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5]（p20）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思潮不是没有先例。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依相随，一般认为始于14世纪，终于17世纪初，长达300多年。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挣脱封建等级制的枷锁，树立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情。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几乎并行发展的西方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崛起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6]（p7），随后经历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纪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一直到至今还在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诸流派（正像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双峰并峙，这是为东、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进程所规定。
总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对它的把握必须以宏阔的视野做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要作弹性的理解，容许边缘地带的模糊性，不要过于刚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静态的、封闭的、定型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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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东北近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特点为基础,在20世纪初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类建设承载并具体体现了这一转型和相应的文学成就,在一些功能相对稳定的类型或范式上出现了集中的变化。这些范式质素的变化,在一个向量上体现着东北社会、文化面向现代性的转变;在另一向量上,指向东北文学内部:这些质素的消长转化,聚集了东北文学的现代之变,这些改变联结成东北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据此可以考察东北文学新的生态和成果。
关键词:文类;东北近现代文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薛勤(1962—),女,辽宁大连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东北现代文类建设与文学意识”;辽宁社会科学院2009年课题“清末民初东北报载文学的文类研究”
文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文类意识的觉醒是文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的文类意识和理论是文类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财富,如《文选序》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盖自秦汉而下,文愈胜;文愈胜,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文类观念的形成与编辑、研究活动关系密切,强调具有相同的类特征的文本的集合,具有类型学意义。在西方传统文论中,文类是有特指的对文学作品作的史诗、抒情、悲剧的划分,是充满了等级意识的严囿于创作作品的文本分类。杜威·佛克马所说,“歌德也为抒情诗、史诗及戏剧间的区分做出贡献,并使其经典化。这种区分现已被广泛接受,但却又相当有弹性。……主要文类间差别的弹性表明文类的概念有助于阅读和写作,既约束了也开拓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1]。
文类意识提供了我们考察一地、一个时代的文学在传统进程中的生动形态和主要成就的可靠视角。在文学研究本体化特征日益显著的当下,文类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展示出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空间。东北现代文学以其特别的地域特点为基础,在清末民初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体呈现为文类方面的显著改变,文类建设承载并具体体现了现代性转型内涵和相应的文学成就。通过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文类意识的研究,可以较为深入地、本体化地考察东北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轨迹、特点和成就。
文学在长期的历史运行中形成传统,由于文化、物质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种类,进而联结成各个独特的文学体系,相沿发展,蔚成传统。这就是T.S.艾略特所说的:“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2](P2-3)对文学现实而言,这一传统是生动的长期的文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处于显性还是隐性的状态,都是富有活力的,“传统具有一种广泛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其内部相对稳定的因素,并非是僵化的而是具有永远鲜活的生命”[3](P129)。
文学传统不是抽象理念的集合,而是由种种文学类型联结而成。各种文学传统的不同正在于它们所拥有的文学类型不同,这些文学类型中所含有的相对稳定的质素决定了传统的内容。因此,韦勒克指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都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美学传统所决定的。在他看来,文学的各种类别可被看做惯例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强制着作家去遵循它,反过来又为作家所强制[4](P256)。于是,“对于每一类型内部而言,都有一套基本的惯例与规约”,“无论作者是违背或是采用这些惯例,它们总是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P129)。所以,任何一想文学活动都无法凭空进行,正如加拿大学者弗赖在《批评的剖析》中所说的:“诗只能从别的诗中产生,小说也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混淆独创性与自然产生的东西,设想一位很有创造性的诗人坐下来,拿起笔和纸,终于在一种特殊的创造状态中完成一首新诗,这种批评观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5](P168)。
从文类的视角看,东北现代文学在这一时段的转型内容丰富,形式质素有较多的消长更替。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行程较为独特,呈现为“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即与古代中国社会的“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与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6](序,P3)。这是一个内部已有着激烈跃动的自体新陈代谢质素的社会,这些质素在外力的促动下生变尤速,这也就是陈旭麓先生考察出的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特征的“迅速的”“新陈代谢”,也即近代中国社会演进成果是内部结构急切演进与外力迅猛压迫共同构成的,由是呈现出社会、文化被迫进行迅疾的现代化转变在文学领域引生的一系列现象。东北文学文类的现代性分化集中于20世纪初年,粗略地划分,有旧体诗词向现代新诗的演变,评话、故事、白话等旧体叙事文学向现代小说的演变,各种诗文戏评为主的旧体文论与批评向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演变。用“演变”指称这一阶段的变化,只是约略切近的;这一时段发生在东北文学传统内部的变化异彩纷呈,有传统内的继承、裂变,也有外部移植,有延续发展、发扬光大,也有在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中消失。
从旧到新,哪些关键内容发生了变化?哪些旧质素退出了,其退出的意义何在?哪些新质素出现了,如何出现的,作用、功能是什么?其间的进与退作为文学现象对于文学史有着深刻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文化、话语的变化。比如,从创作的视角回溯东北新文学发轫初期的情形,就会发现,当时的文学潮流由两种力量汇聚而成,一股来自旧文学域,作品出自在传统文化、文学教育中定型的旧文人。如《盛京时报》初年,“小说”栏连载《德皇赴法被执下狱》、《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等长篇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中的立宪变革要求隐有呼应,“文苑”更多地为旧气派笼罩,是旧体诗、词、文应酬唱和、抒怀记传的平台,其情感特征、言说类型一仍其旧,“如是楼稿”的《范牧之小传》[7](1907年5月12,16,17日),神追魏晋以来的文人品藻之作,品评标准和语言表述均仍旧体,是十足的传统的延续与表达。诗词作品中,梦石瘦人的作品居多,訒蓭、陶太均、空空道人等也偶有发表,传达的均是传统文人的生活内容,友朋间的唱和,行游宴饮、触景生情的感受成为诗词主题,如《出京感赋》[7](訒蓭,1907年5月31日)、《漫兴为雪儒赋》《二十五夜残月》[7](訒蓭,1907年6月1日)、《病中》[7](未署名,1907年6月2日),梦石瘦人的《有感》[7](1907年6月8日)、《咏史》[7](1907年6月20日)、《祷佛》《拜月》[7](1907年7月5日)、《小聚》(二首)[7](1907年7月18日)、《夜宿青岩寺》[7](1907年7月25日)、《感怀》(七首)[7](1907年7月19,20,23日),《蜨》《鸡》《蠏》[7](1907年6月13日)、《春燕》(四首)[7](1907年6月22日)、《团扇》(六首)[7](1907年7月2,3日)等咏物诗,以及“用杜子美秋兴原韵”的《沈阳八景诗》及“续”、“再续”共十数首[7](1907年7月7,9,14,16日)。这些诗作应属旧文学体系,旧体诗词的类型特质尚无改变,其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初步欲求也属滞后。但这一文学现象仍隐含了东北文学朝向现代性的改变,即当时在文学体系内率先起了变化的是传播环节,现代报刊作为有偿发行的现代性传播媒介开始改变文学生活,首先是形成新的创作-接受文学关系、生产-消费的经济关系,进而影响文学意识的改变。上列梦石瘦人作品目录并非他1907年6—7月间刊发在《盛京时报》上的全部诗作,但无可置疑的是梦石瘦人不到两个月间在同一媒体上发表了数十首诗词,这显示了诗词创作中另一值得关注的质素变化,即文学传播媒介的改变及其效应。文学传播机制中,现代报纸的介入对文学生产产生了影响,这一周期短且固定的介质提供了迅速、频繁出版的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在当时,现代报纸对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距离最短的介质,因此以其对社会生活的迅疾影响带动了旧文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介入,作为外力作用促动旧文学向新文学的改变。另一股力量来自新文学,是接受了新的文化特别是教育范式后的创作。这里就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旧文人的社会生存依据(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阶层位置,这些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文学活动是否存在功利性,这些外部因素对文学文本发生了哪些作用。对于新式知识分子的生成同样值得关注,东北现代文学社团成员很多是新式教育模式下的大中学生,他们的文学实践和成就体现着现代教育对于社会变革的功能、特点和作用。文人的职业,比如报馆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状态(全职、业余、兼职),文学创作是否足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但一些传媒的实体化使之发生了巨变,即商业化。商业化对作者、文本、媒介、读者都有影响,而且是有着非同以往的巨大影响,其力量足以使文学与社会发生双轨演变。这也是文类出发的文学研究要回答的。
在文论研讨中,一些功能相对稳定的类型或范式上出现了集中的变化。这些范式质素的变化,在一个向量上体现着东北社会、文化面向现代性的转变;在另一向量上,指向东北文学内部:这些质素的消长演变,聚集了东北文学的现代之变,这些改变联结成东北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从中可以考察东北文学新的生态和成果。在此,选取文论、新诗研讨文本,分析其类型特质的变化。
1907年5月15日,《盛京时报》“论说”栏内刊载《论小说急宜改良及其改良之办法》一文。由于此文篇章结构的特殊意义,全文移列于下:
日昨值中历四月朔,正逢礼拜休息日。消闲无事,独坐小窗下,披阅历史。忽一人投刺求见。刺上面署三字名,曰贾次钧。迎入室,略叙寒暄毕,未及坐,即含笑问曰:昨阅贵报所载,有演剧急宜改良一题,论说演剧之事,关于人心风俗,殊属重大。披阅之下,令人开启心思,增益识见。操政柄者,果能本此说而行之,其裨益于国家社会者,良不少也。但论文中,有引用英人言小说为国民之魂一语,适有触于予心。因思小说不过为稗官野史之谈,其关系何如是之重乎?且关系既如是之重,中国之小说,亦宜改良否乎?愿先生明以告我。予应之曰:善哉君之问也。君且坐,予试与君言之。但予才识劣下,不能道其详,请为君姑言其略。予尝游于书肆矣,见其架头所置,正书之外,则有绿牡丹、红楼梦、升仙传、九巧传、说唐、彭公案、施公案、双钗记、三侠五义、永庆升平,等等各名,屈指难数。及一披览之,其中所言,非详写男女之私情,即多夸盗贼之智技。致令阅之者,印入脑筋,受其影响。而桑中淇上之约,几遍尘寰;杀人行劫之风,流行全省。其为害,诚非浅鲜矣。此何以故哉?盖中国文法艰深,其经传鉴史、伦常道德诸书,最难讲解。非有十年功候,不能望其门墙。而小说则词意粗俗,明白易晓。但能识字者,皆可因其事而读其文,因其文而知其义。故有草野农夫,虽然无识,迨谈及野史,乃于其事之初终本末、结果原因,竟能娓娓而陈,津津以道。虽老师宿儒,亦无如其渊洽者。在作是书者,或仅为假托之词;而愚民则信以为真,牢记之而终身弗谖。且一人目睹而演说之,则耳食者而,不啻百人矣。百人耳食而又演说之,则承受者,不啻千人矣。浸至妇人孺子,罔不闻知师说一尊,遂同气同声,深信焉,而牢不可破。英人谓小说为国民之魂者,盖此意也。今中国小说之腐败如此,是亦非改良焉不为功。贾君又曰:小说之宜改良,予又闻命矣,敢问改良之道奈何。予应之曰:此易易而,不过去不善而化为善,一转移间而已矣。夫衣之敝者必改为,器之窳者必改造,室之破者必改修,法之弊者必改订。改也者,亦除旧更新之谓,非一扫而空之之谓也。且闻芸草者必锄其根,止沸者必撤其火。治结症者,必施以攻伐,而后进以参苓。医疮疡者,必刮其腐脓,而后可敷以药物。今欲改良小说,势必敛旧有之小说而焚之,聚其版而毁之。饬令书肆贾人,勿得重翻,再行滋蔓。一面于省城,设立一白话报馆。内附编辑小说一门。择古今英雄豪杰、孝子忠臣,并东西洋之各种学理、各种艺书,凡有关于人心世道,足以开通风气,可以裨益于社会者,编辑成书,并报纸一同售卖。俾阅报者,皆得随便而阅小说。此因势利导,顺水行舟,必易收其成效也。并责令各处巡警,留心保护,注意考查。若仍有以旧日之腐败小说,妄为讲演者,则重加惩办。如此则不过一年,民之脑筋所印,必将焕然一新。当于新政学堂,不无补助也。此改良小说之法,实为当今之一大端也。贾君闻之,乃起立而言曰:先生之论诚至美至善,吾将告于执政者,请行君之言。语毕辞去。
这是一则放在叙事格架里的文论文章。作者立意在论说自己改良小说以新民救世的识见,但表述本身却大费周章,其中的形式选择和内容旨归为新旧文学体系混合形成,颇富时代特色。首先,文章在致思路径上完全承袭了传统文学的真实观,具体地在结构上就选择了以叙事体为基本框架的问政问事套路,这是一个经典而完整的问答格式,许多关节点的转承语句都是千年不易的,如“善哉君之问也”、“君且坐,予试与君言之”,等等。从来访、迎迓、客套,到进入正题的两问两答,再到言毕送客,在预设的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与访客的问答中完成作者学术观点的表达与论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于读者,不足以呈示其理论的真实性。由此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在作者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无法独立成就其自身的真实性,文学的本质仍是现实不可撼动的指涉和摹仿的次生文本。在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兴、观、群、怨”是对文学功能的基本定位,文学因此获得了虚假特质,一直处于由于无法直接生成现实、缺乏日常言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而时时需要自证真实的境遇中。这一地位直到现代性确立之后才有根本改观。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学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现代性转变,文学不是独立的自足的现实世界而是现实的摹本;在这一功用的延展和引申中,文学及其文本可以借用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载体。
至少在观念上,这一语境仍然维持了文学与哲学、虚构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现实仍然是文学不可撼动的指涉物和摹仿对象,文学、戏剧中的语言由于其非日常性特征或曰“无用、空洞的特征”决定了它们无法生成现实,因而也就缺乏日常言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奥斯汀,J. L. Austin)。塞尔则认为,文学虽然不是欺骗行为,却是“不带欺骗目的的伪述行”,它将严肃话语中连接语词与现实的“纵向规约”悬置起来,而代之以一套“超语言的、非语义的”“横向规约”,因此只有与正常的(也是正确的)断言行为相联系,虚构话语才与世界发生关系。所以,文学是对日常言语行为的摹仿,而且这种摹仿正如低级序列、简单行为常常摹仿更高级的序列和复杂的行为一样。于是,虚构话语要想有意义,作者又必须佯装实行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虚构话语的言说行为和非虚构话语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不是来源于对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话语产生的言后行为[8]。在解决文学与现实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世纪初的观念仍沉迷于视文学为对现实或日常语言的单向摹仿,而非对外在世界的再现或作者内在世界的表现,文学仍无法创造自己的现实。
世纪初的东北小说较多地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由古史演义而至明清通俗文体的品质,语言体式转为白话文,但主题学视阈则体现为对政史、政事主题的延续,题域有所扩大,他国政史、政事成为热点,主旨往往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专制暴政的鞭笞和对宪政的推褒,这与当时的政改吁求形成了直白的呼应。但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尚无从顾及,在对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国民的追求中,文学仍是一工具性中介。
《盛京时报》自创刊不久即连载小说,几十年不断, 客观上为小说艺术实践提供了场域。1906—1919年间刊载小说三百多篇, 短制较少,主旨涉及政治、历史、侠义、侦探、言情、狭邪、谴责、神怪、探险等诸多类型。1906年10月31日第8号“白话”栏首刊《靴子李》,两续乃竟。之后“白话”一栏连载《张超》,凡八续;《外交实话 英法条约与坤角之关系》,凡十一续,均颇成篇幅。至1907年新设“小说”栏,《德皇赴法被执下狱》、《不倒翁》、《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等鱼贯而出, 而后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大篇幅的连载,市井生活,维新变法,异域风情,提倡科学,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题令人目不暇接,体现出20世纪初东北小说的迅速发展,东北社会生活的丰富色彩和东北民众渐趋开阔的视野。此时期东北小说艺术特点基本呈示为对传统白话小说美学理念的继承,文类上着重体现为主题类型的繁复。“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是一种大规模出售,但只有短暂流行的书。……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预见了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9](P34-35)在现代媒介的作用下,人们对外界的了解和想象获得了大幅度的延展,在列强的坚船利炮解构了天朝中心论之后,报刊的迅速繁荣为人们具象化了他们正置身的世界,此即安德森所发现的现代小说、报纸催生民族主义“想象社群”,更多更广阔的区域、国家和人民走进了世纪初的东北的视听地理,成为他们身边的具体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此期的东北小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宽广的集体心理想象,并由此制约了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内容,成为对于时代文化的独特奉献。
诗构成了中国文学最为丰富、深厚的传统资源,在20世纪初东北文学中,现代新诗以裂变方式呈现,在关内原创新文学成就和翻译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东北现代新诗以全新的文类特征出场,日后则有与传统文学、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吸纳、融合。
现代新诗是世纪初文学文体变革中最为显著的文体,从形式到内容都承载了新文学脱胎换骨的新气象,同时也以其文体的全新面貌成为诸方探讨争论的对象。1921年1月1日,《盛京时报》首刊新诗,题为《偶像》,不久即开设“新诗”专栏,将关内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介绍到东北。伴随着么生的《牧童歌》、金光耀的《问牵牛花底话》等诗作现诸报端,新诗登上了东北现代文坛。同时,对新诗的研索占据了较为醒目的位置。1923年8月,吴裔伯以羽丰为名在《盛京时报》上发表《论新诗》一文[7](1923年8月23日),主张新诗不可无韵,否则与散文无异,并认为即便中国的新诗以西方诗歌为借鉴,后者也并非一味排斥用韵,只不过不甚严格罢了。总之,诗必须借音韵之助才能显出其美。这一研讨持续至10月,陆续有王莲友、王大冷等人著文发表不同见解。在《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和《对于论新诗诸公的几句闲话》中,吴裔伯再次集中申明自己的观点,其一,“新诗必有韵,方有诗的真精神,真风味”,但此处所讲的用韵“说的并不是做新诗必须效法排律、试帖”,也即不同于古典诗词的叶韵[10](P78);其二,“诗是表现自己的,并且达到美的。即是我们的情绪,借音韵的帮助而表现于外面的一种文学”[10](P81);其三,作为中国新诗借鉴的西洋诗,“创造新韵律,表现新情绪”,只是不用古式的格律,“用韵不似从前那样拘了,并没有绝对排斥不用的”[10](P81);其四,区分格律与韵,认为前者为做诗的格式,似形式上的公式,后者为“自然之音响节奏”,新诗各句长短不同,是格律上的解放,而随情用韵,则是韵的解放[10](P82);其五,认为自己论新诗之作是“主张公道出之以新体文”,亦是赞同新文学之举[10](P79)。王大冷在《读吴裔伯先生的〈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一文中认为,诗的艺术价值和美感所系,在于“诗的情感与声调,而不在有韵与否”;“情感丰富,声调自然,就是无韵,也是很好听的”;“如情感不浓,声调不好,就是叶韵,也不能好听”。坚持突破格律与平仄,甚至“那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更动人了”[10](P32-33)。在《读羽丰先生的〈论新诗〉》文中,王莲友从探讨新诗的本质着眼,认为新诗的创作多“用自然的音节,表自然的情绪”,“不多用韵了”,皆因为就本质而言,用韵与否与诗的本质无涉,所谓做新诗,“固不能禁止用韵,但决不可限制一定用韵的”,否则将有损于情感的表达[10](P38)。这是一场富于建设性旨趣的争论,透过双方情绪色彩颇浓甚至互存误解的言辞,可以见出在新诗用韵这一问题上,论争双方对新诗这一新文体并不否定,双方总的出发点与努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论述所及,探讨了中国的新诗与古典诗词、外国诗歌的关系,并引入关内先期新诗的创作经验与理论研讨成果,客观上对东北新诗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围绕着新诗创作这一题域, 1930年东北文坛出现了关于胡适《尝试集》的评价问题的讨论。1930年4月15日,郭濂薰在《盛京时报》学术栏发表《批评胡适之博士〈尝试集〉的谬点》,对《尝试集》中的数首诗提出批评,后有李季等人附议。郭氏针对《蝴蝶》、《赠朱经农的诗第六首》、《病中得冬秀书》等数首新诗逐一点评,认为这些新诗不合逻辑,用词不妥,有的词意隐晦,一般民众难以理解,等等。与前番新诗用韵问题的探讨不同的是,郭氏等人对诗歌艺术中虚与实的关系、夸张手法的运用、俗词俗语入诗以及诗歌乃至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方面的讨论中引入文学传统资源,从而反思新诗这一新文体。对此,赤颜阿生、花禅等人坚决抨击这一致思取向,逐点驳斥其有悖诗歌艺术规律之说,坚持了东北现代新诗健康的发展方向。他们指出,诗歌创作中可以存在不合理性逻辑的夸张、想象与比喻,且自古有之,而一些特殊情境中的俗言俚语入诗也并非现代新诗的首创,至于“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浑穆深沉,民众看不懂”之说更是苛责,这种对新文体的批评几近无稽之谈。他们认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已显示出这一新文体在内容、形式、功能诸方面的先进性,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伴随社会进步而生的,因而是不可抹杀,不可逆转的[10](P84-89)。如果说“新诗用韵”问题的争论是在努力方向一致的大前提下的建设性论争,那么关于《尝试集》评价的论争则使东北新诗体乃至东北新文学在新与旧、前进与复古的文学观念的斗争和磨砺中坚定了前行的路向,明确了新文学的时代要求。
追溯文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勾勒文学传统演进的行程,传统的内部总是存在着许多富有创造力的活跃因子。同时,对于当下之“现代性”而言,吸收传统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移植,传统作为一种根源性力量在它的衍化、变迁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使自己获得“现代性”的价值结构。如现代解释学所称:“如果传统不只是人们知道的东西,并且还意识到它是自己的起源的话,传统就无法保存在一个充分的历史意识中。改变已经确立的形式像捍卫已经确立的形式一样,也是一种同传统的联系。传统只存在于不断的变更中。”[11](P166)上世纪初期东北文学的类质素的现代性的呼唤下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总体上包括了现代性质素的介入和传统质素的消长转化。在社会思想观念上倡导科学、理性,孜孜于个体意识、独立意识的构建;文学观念相应经历了脱魅历程——从打造新民治世工具到创筑属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欲求。
作为东北近现代文学转型实践的一部分,东北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各类文体在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都表现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的美学追求。文类意识自来有之,但随文学意识的变化而不同。传统中国文学的各类文体负载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识,从先秦诸子的作品开始,便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在整体的发展脉络中一直潜隐了由载道而载情的美学追求路径。东北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各类文体近半个世纪的历程虽然短促,但其间遇合的迅猛多元的社会变革和文学转型使其内涵异常丰富,时代精神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同时渗浸了其时其地的作家作品,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美学品格。作为社会变革的发起者和记录者,东北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各类文体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东北社会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现代化社会脱蜕过程的生动载体。关内五四新文化精神、本土地域文化的约制和俄、日、欧外来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共同铸就了东北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各类文体关注社会民生、刚烈粗犷宏阔的美学风范。由文言文到白话文,它们经历了旧文类的转型和新文类的创构,多种文化的浸润和冲突则衍现出文类发展历程的丰富与复杂。其勇于尝试开拓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善于学习与吸纳的宽宏气魄,强烈的批判意识,尤其推动了东北现代文学的加速成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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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桂萍]
Modern Evolu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ategory
XUE Qin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Key words: Literary Category;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modernity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经济;市场经济
引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及人们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关乎了人们以何种方式去表达自身情趣、意志以及社会生活状态，而文学创作恰恰满足了这种表达需求。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表现出艰难转身的状态，逐步走出古典形态，重新思考文学的文化价值及其特殊的商品价值，成为与新型经济形态密切联系的新的文学。
一、现代市场经济影响着现代文学走向
(一)古典形态向新文学的转型
自19世纪中期，传统封闭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种种坎坷与复杂的时代变化发展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家们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及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地转变，不断与时俱进，建立了新的文化立场审视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人和事，他们不再以物质财富为主要话题，并将经济基础为依托来评价与剖析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独立性，经济生活成为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逐步走出古典形态。现代文学在剖析过去落后经济关系对生命的压制与蔑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肯定，在文学内容中寄托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价值立场，使现代文学和现代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二)现代文學的商品价值转变
现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搞清楚其特殊的商品价值。现代文学应当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并促进市场经济保持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文化价值需通过商品价值实现，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课题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然而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不是等同的，适应也并非是迎合或者媚俗。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应避免市场经济下的自我贬值与丧失。关于这一点，鲁迅、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及其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考究的。鲁迅文学被认为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人的精神关系的文学，鲁迅创作的独特性在于他能够将物质基础看成是性格生成的核心原因，从物质基础角度着手去剖析社会问题，关心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及其对人们的影响。如《阿Q正传》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既反映出农村社会图景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暗示了物质文明发展与这种社会经济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郭沫若也可谓是那时表达都市世界忧郁而浪漫情感的典型人物，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于现代都市经济形态的深刻理解。
(三)面临现代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与运行过程中，现代文学从中汲取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自由竞争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内容较为低俗，在某种程度上腐蚀了作者与读者的价值理念，而文化事业管理部门的疏忽也会冷落到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这些都妨碍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使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者们感到困惑，而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知识价值困惑的一种折射。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已经走出了原来的显学时代。曾经，作家们普遍认为现代文学存在丰富的选题和叙述内容，而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作家们开始意识到选题难的问题，也很难以新鲜的视角进行创作。如今，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功利性明显被淡化，回归到研究其本身的条件逐渐成熟。
(四)迫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出点式思维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的分化与综合趋势，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必然要走出过去的点式研究思维，实现在全新研究格局中的全方位突破，在继承中实现超越。具体来讲，一是能够以一种客观姿态展现出高屋建瓴的综合态势，深刻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潮等挖掘其内在规律，不再选择传统的孤立分述手段。二是从纵向与横向的不同视角考究作家作品的共同特色与独立个性，突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三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拉近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距离，以市场经济衡量现代文学的自我价值。
二、现代文学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上层建筑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要取得长远发展，强固其发展态势，必然离不开现代文学这一上层建筑的引导与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虽然不甚宽广，但其表现的内容却十分深刻而真实，因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应果教授认为，未来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应包括儒家的人文哲学、民主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及宗教中有价值的思想四方面。本文认为，汪教授所言的这四个方面不仅满足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要求，也吸收了历史发展的精华，同时也可以被海内外中国人所接受，能为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迎接各种挑战奠定文化基础。而现代文学形象地展示了这四方面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进程，对于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现代文学适应现代经济并为之服务
从1992年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以后，现代文学亦如其他文学学科一样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陷入了困境。本文认为，现代文学要摆脱其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为之服务。有些人会认为现代经济直接作用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则应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整体来讲，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确实应适应并服务于现代经济，但具体到相应的部分，这种适应和服务亦可是间接的。现代文学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就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并做了间接的服务。
经济体制改革了，现代文学发展也必然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并从树立市场意识开始。具体来讲，本文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增强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现代文学研究内容，如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关系;旧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因素与反人民因素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现代文学对旧中国市场经济的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如现代文学中的《呐喊》《彷徨》《骆驼祥子》等名著对旧中国市场经济的曲折反映等等，以史为鉴，在对比中突出現代文学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成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应在顺应经济大潮的基础上，坚持文艺自身规律，脱去其与生俱来的附庸衣衫，迈上健全的轨道，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为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奠定基础。这意味着，现代文学应随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做出调整。一是要与现实生活更加接近，并适应现代读者情趣与审美需求，丰富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相关内容，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二是与国家大政方针接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现代文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同时与时俱进地选用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手段，加强与世界现代文学之间的宏观联系。
(二)现代文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在世界历史范畴内虽然并非是最复杂的，但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言也算是最斑斓的。在现代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出现了新的价值转换，并借以文字表达出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
经济生活形态的发展变化与主体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作家的经济生活与思考方式，并表现出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心态、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表现的情感方面，还是其反映出的深刻的思想价值观念上，他们都逐渐将经济基础视为考察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自由独立的重要维度，将描写新的经济生活与探寻现代文化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生活成为现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现代文学是现代经济生存方式所制约的经济因素下的一种新的文学，并顺应且反作用于现代经济。
结语
总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学之间相互依赖，现代市场经济影响着现代文学走向，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现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迫使现代文学研究在全新研究格局中实现全方位突破。而现代文学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上层建筑，它在适应现代经济的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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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鹤]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同时出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就是试图凭借现代性这一眼光探讨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现代性》一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作者在对现代性做出相对稳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两种倾向迥异的现代性的划分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了维护出现于本书中的概念内涵的同一性与精确性，防止可能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里与西方“美学现代性”含有部分同质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称为“反现代性”。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是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而部分论者仅从后者入手的研究视野则难免失之偏狭。毕竟他所谓的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品格中客观存在的构成要素，而这些都是不能单纯以西方的“美学现代性”内涵为依据进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对以上两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与抉微，也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应有之义。以剖析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改造国民性、立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主题模式。
当然，形成《现代性》一书主体框架的动因还在于作者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所谓“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强调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外部条件，即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后者则强调文学自身在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发生，与整个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和语境内在相关的变化。笔者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两书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谓“文本之外的现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本书只着重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内的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关注点使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实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作者首先对两种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传入机制及其话语策略进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讨和界说。有人从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态度并不客观。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②，逄先生在研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的体现时，对从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经由鲁迅创造的《故乡》结构原型及乡土文学发扬光大，再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在吴组缃、柔石、艾芜和丁玲等人小说中流变的这一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得出以下结论：在以“启蒙”和“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学中，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带入乡土中国后，一方面，它化为一种“目光”，“看出”了中国存在的现代性缺失，并演化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对立冲突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话语，它难免不与本土语境和话语系统冲撞，在难以发生的交流和沟通中丧失升为主流话语的可能，并最终陷入“失语”和“尴尬”的状况，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说／被说”的叙事关系。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以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说程序、叙事语法并追求实践结果和行动意义的话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乡土中国本土话语的契合点，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为本土的公共主流话语，通过对乡村结构秩序和公共领域的改造，实现“革命夺权”和“国家重建”的现代性使命，从而呈现为“言说／被说”的叙事关系。他从话语的受阻与融合，介入的失败和成功中，准确地把握到现代性话语歧异在叙事模式流变中的决定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反现代化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③受此观念影响的逄先生正是在参照了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对立的内涵后，于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上述价值内涵的大量存在，从而以“反现代性”这一概念为基点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类主题与叙事模式。首先他通过勾勒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现代性”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还原。进而他不但剖析了废名小说在对乡土礼俗中国的刻写中蕴含的循环时空观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味；还从沈从文小说中对待乡村与都市的两重价值评判的角度切入，以对比方式互证了其虚构叙事中的“反现代性”。作者还认为张爱玲的“反现代性”体现在她由浅入深地从主题模式到历史观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质疑和拆解。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废名和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话，张爱玲的“反现代性”内涵则相对复杂一些。诚如有人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④“因为时间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又与现代性化为一体的。”⑤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孟悦在李欧梵启发下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认识到张爱玲正是通过意象化叙述和传奇性写作来营造未“完成”的“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参差形态”，⑥与本书强调其“反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体逆向”诠释。正像有的研究者开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态面对沈从文的“反现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对鲁迅文本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话语纠结现象进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现代性所内含的悖论特征的层次中。⑧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⑨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对１９世纪以降传入我国的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一番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现代性》一书中的《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就分别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忧国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发展意识，现代文学观念和文本叙事结构中探寻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与渗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见。例如，作者认识到进化时间意识和新世纪意识，在与革命政治理论相结合后形成的“革命进化论”，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无疑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外，《现代性》一书还就文学研究会，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及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若干现代性追求、抉择和悖论等问题展开论析，从而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重要而又清晰的线索。怎样使现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读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始终是作者的学术志向所在。《现代性》中对左翼文学经典《子夜》的个案分析可谓史论结合、巨细靡遗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会科学思维，借助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吴荪甫，对《子夜》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文化学阐释。从而雄辩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关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树的同时都难免留下几许遗憾，《现代性》一书也概莫能外。依笔者浅见，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的，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诗、散文和戏剧的发展与转型和现代性的紧密联系，从而窄化了论题应有的研究视野；同时，书中各章的写作似有笔力不均之嫌，且在论述体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进，例如若能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建国后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流变继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世纪之交更客观地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
②旷新年：《批评空间的开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页。
④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⑦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丁玲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这一类作品继续了“左联”时期创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大众在革命和抗战中的光辉形象，即塑造“大众之神”；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不难看出，以上的两个主题之间是矛盾的，塑造“大众之神”是把民众的形象美化，赞美民众。而暴露问题的作品是暴露民众的问题，批判民众。这种两面性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从自我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反复。
关键词：丁玲 两面性 大众之神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左翼作家先后奔赴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这其中就有丁玲。回首丁玲的创作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的革命经验和创作经验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次明显的文风转变。第一次是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到30年代的左翼作家，第二次是从左翼作家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文人。第二次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本文以丁玲在抗战时期，即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试图对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整理。并通过对这8篇小说的文本研究，把握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方向的变化和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两面性。
1 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1937年至1941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
1.1 继续塑造大众之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文学”促使“大众之神”的合理化，丁玲别无选择地继续着塑造“大众之神”的创作。
《东村事件》是丁玲作于1937年6月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5～9期。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1928年大革命后的农村暴动。作品中有一个“大众之神”式的农民领导者-王金，但更多的则是陈大爹父子这样世代受地主压迫，已经怯懦到极点的农民。在1937年表现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性格弱点已不再符合时代主题。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已经不具备现时代的意义了。1938年丁玲自己也否定了这篇小说，她认为《东村事件》“现在也只能拿来当历史看了”。
以上作品是以抗日或者参加革命为题材。王金作为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思想与行动的“先觉者”出现的，但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先觉者与大众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些曾经的被启蒙的大众上升到了“神”的位置。
1.2 批判意识的复苏
如果说以上四篇小说，是丁玲初到延安，内心充满热情，以战士的心态进行创作的成果，以下要分析的四篇小说，则是丁玲深入了解延安后，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创作的。
首先标志着丁玲创作主题转变的是《入伍》，小说描写了三个新闻记者来到延安搜集材料，并计划着入伍。其中的一个记者徐清与勤务兵杨明才巧合中经历了一次掉队，迷路，遇到日军的危险情况。懦弱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徐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多亏了镇定勇敢的杨明才得以脱离险境。劫后余生的徐清再也不提入伍，而是得意地计划着到大后方去写出自己的光辉经历。通过险境中知识分子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的对比，讽刺了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又贪生怕死的本质。
如果说《入伍》中，丁玲仅仅把矛头对准了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开始，丁玲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大到了一度被塑造成神的大众。《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发表于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这篇小说取材于解放区一个真实的故事。农村女孩贞贞为了追求自由爱情，逃避包办婚姻出逃，不幸落入日寇之手，成为慰安妇。终于逃出魔窟后又因为党组织工作的需要重新回去，冒着生命危险作情报工作。她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也染上了严重的性病，组织上安排她回到故乡。然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和赞扬，而是同村人的冷嘲热讽和贬低歧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示了父母对贞贞的不理解和埋怨，揭露了乡邻们对她的种种非议，这些刻薄冷血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解放区农民身上的封建遗留思想。
这篇小说中丁玲除了把“大众之神”拉下神坛以外，也是她在延安时期创作中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的一篇小说。贞贞的命运在民族战争和组织力量支配下处于苦痛而又尴尬的位置。女性群体的生存苦难既与民族国家紧密接合又无法得到清晰的解释和解决。通过这篇文章，作者提出了战争背景下，女性为了国家做出了牺牲，由此生成的困境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以上的短篇小说很清晰的显示了丁玲在到达解放区后经历的思想矛盾。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人，同时作为作家她又有着强烈主体意识。这种矛盾困扰着此时的丁玲。
2 结论
纵观丁玲的创作，不可否认她一直紧紧追寻着时代的大潮，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她不断改变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对此，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学者对丁玲的文学创作持全面肯定的意见。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丁玲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逐渐淡化，政治性的僵化理念贯穿其中，尤其是整风以后，作品完全服从政治，概念化，丧失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与同时期的许多女性作家相比，她的创作生命是相当长的，这与她对政治的妥协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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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
② 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