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完善业务经营系统平台建设，提升业务经营效率。
该行在今年发展过程中，各项业务种类和金融产品不断完善，内控管理手段不断强化，面临着管理方式的创新问题，在解决现有业务处理流程与日益繁重的业务种类与业务量相冲突的矛盾中，该行善于通过科技手段建设系统平台，实现业务流程的有序发展。
(一)提升内控管理能力，融合业务操作流程。在内部运营方面，通过整合现有平台，统一操作口径，使各系统平台集中发挥作用，通过现代化科技设备与系统的对接，完善服务手段，规避操作风险，实现了科技系统推动内部运营控制的良好局面。
随着该行经营发展，运营类平台系统逐渐增多，为整合现有运营平台，提高内控管理效率，一是自主开发了大运营管理平台。通过结合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防控措施，联动客户对账，及时进行风险排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及防控意识;重塑业务操作的多个流程，规范化业务操作，从系统上和制度上去规定业务操作流程，对于各个业务流程进行细致化管理;从内控制度执行方面控制风险，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性，提升内部管控能力，提供坐班日志用于支行运营主管记载每日工作情况，有效管理运营主管的工作，网点诸多手工登记簿的电子化，推动支行电子登记簿的规范化转变。大运营管理平台为提升内部运营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上线现金流通平台。该行从前期试点到系统全面上线，从自动柜员机到柜台业务，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了现金收付“两条线”管理的推进工作。全面推进人民币满意工程。一方面使假币无处遁形，杜绝了支付假币的可能性，让客户取钱放心;另一方面使残破、损伤、污渍、反宣等不宜流通人民币能够及时退出流通领域，提高了该行对外支付人民币的整洁度，让客户用钱顺心。
(二)完善即时流程处理，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在信贷管理方面，采用了无纸化信贷审批方式，通过科技平台，将信贷管理纳入影像平台，在程序上加以控制，并于近期引入了移动办公理念，这种将平台建设主动对接到信贷流程中。
一是开发了信贷无纸化审批系统。于2011年4月正式上线。实现了基于影像的信贷无纸化审批功能，通过在信贷管理系统生产环境中嵌入影像传输机制，实现了信贷资料的高效实时审批，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对信贷业务的基础资料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补充登记，通过程序加以控制，为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提供了最有效的资料，通过信贷辅助系统的报表查询功能可进行灵活查询。二是开发了移动办公平台。利用当前越来越普及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实现内外网即时通讯，可在任何环境下进行办公流程处理、内部文件传阅等。移动办公平台的建立，不仅有利于该行信贷人员上门服务客户、缩短业务办理时效，更有利于办公流程处理，提升该行“科技立行”的优良形象。
(三)畅通客户业务渠道，丰富信贷服务手段。在服务客户方面，该行做到了将服务客户融入到流程建设中去，通过科技手段，打造客户服务体系，建立独立客户服务电话，并以互联网、通信为载体，用多种形式实现了科技立行，科技服务的良好典范。
为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效率，该行，一是开发了“88880000”新客服系统。从5月份正式运营至今完成了贷款预约与回访客户投诉、咨询、建议等工作，首次在信贷申请中引入了工单受理的理念，除了方便客户，提高该行信贷服务的标准，也通过客服坐席的电话回访，有效的监督该行客户经理在办理贷款中的各项行为，使其成为内部提高效率与服务质量监督的有效途径，对外也极大地树立该行现代银行的良好形象。二是建立到期贷款短信平台。该项目于2012年3月上线。该项目通过导入客户联系方式，建立客户信息电子化平台，对到期贷款的短信提醒，对于贷款到期前20天和前10天友情提醒客户按时归还贷款，贷款到期日提醒客户经理和支行行长，逾期5天提醒分管行长。短信通过省中心的短信平台进行发送。
(四)助力区域三农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方面，该行同样以平台建设为依托，将阳光信贷系统的作用发挥到位，并通过大力推广“村村通”惠农工程，代理社会业务，从客户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升该行发展境界。
“阳光信贷”工程是该行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涉农信贷产品，目前阳光信贷涉及290个行政村，农户266083户，授信金额51.16亿元。一是立足阳光信贷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查询农户授信额度，是融合了“客户管理”、“授信流程”、“授信调整”、“贷后管理及年检”等功能的农户授信查询管理平台，实现了阳光信贷的贷前调查管理功能。阳光信贷系统平台为该行发放阳光信贷提供了贷前调查、查询授信额度、集中年检等功能，提升了阳光信贷发放效率，为该行支持三农建设奠定了科技基础。二是开发代理盐城水费中间业务平台。具有单笔缴费、批量缴费、自动对账、查询打印、错误冲正等功能，目前己完成测试并于2012年12月初正式上线。该项业务有效补充了该行中间业务种类，提升了经营能力。
二、推进后台管理系统平台建设，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近几年来，该行科技立行还体现在以科技推进后台管理，以科统领制度建设，使管理实现电子化、智能化、系统化。改变了以往的“人治”的被动局面，大大提升了该行各项人力、物资等资源的管理水平。真正实现了“科技引领”的真实内涵。
(一)推进电子管理水平，规范流程管理手段。在资源管理方面，该行能利用系统程序的客观性、智能化和系统化，对以往的管理内容进行重新整合，重新定义管理方式，避免了各种管理中存在的主观因素，逐步建立了规范、精确的管理格局。
随着该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该行，一是开发建设了实物资产管理系统。可以对所属支行或部门的资产进行查询对账。具备入库、调拨、盘点、处置等功能。各支行通过系统，可以实现购入申请、领用申请和查询统计功能，当有购入或申请需求时，通过在线提交，由四个归口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部、后勤保障部、运营管理部、电子银行部)进行操作和审核，在归口管理部门，由部门一般操作员进行业务发起后，部门主管进行审批。二是建立了外包管理系统。该行外包管理系统于2012年4正式上线。对全行的设备厂商、电子设备进行登记管理，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由使用人直接在外包管理平台中进行故障登记，系统将自动以短信联系厂商维护人员，若厂商维护人员未及时响应，则进一步通知厂商管理人员，若仍未响应则通知该行科技部，直至分管行长。系统对每次维护质量进行全程跟踪，并对设备厂商进行服务质量评级考核，今后将以此为标准来选择设备厂商。
(二)整合现有系统资源，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在行政管理方面，该行善于将已有的各类管理平台进行有效融合，提升各类管理平台间的交互能力，实现信息化管理方案，推进各类后台管理的进步与完善。
随着该行信息化、科技化发展的不断深入，组织传统的管理方式己不能适应业务经营和管理的需要，部分信息沟通滞后、协作困难、流程重叠。迫切需要系统的管理信息化解决方案，以满足银行各种流程需要，进而提高业务处理能力，行政管理平台建设便提上日程，该行组织实施了行政管理平台建设工作。该平台将整合现有系统资源，其功能涵盖“个人办公、督办管理、业务办理、公文管理、档案管理、综合行政、宣传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后勤管理、招标管理、固定资产、邮件管理、涉法事务、系统管理”15个大项，内部行政审批管理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等各子系统功能的集成。系统除了商行机关各部门使用之外，同时需要支持辖内的各支行和分支机构使用。
(三)提升科学管理能力，保障员工基本权益。该行做到了将科技建设与民主管理相结合，推动人性化管理，用系统平台为员工打造权益保护平台，具有客观公正的保障机制，实现了人性化管理，凸显了人文关怀，切实将员工权益放在了第一位。
在业务经营推进过程中，科学管理是该行实现全员业务推进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该行一是建立绩效管理平台。该平台于3月份启动，4月份形成系统开发前的需求确认，5月份进入数据入库开发、界面设计，11月份完成绩效业绩查询模块等模块的开发工作，己于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重新设计了个人绩效维护路径，实现个人存贷款数据申请、审批和实时查询等一体化操作，为全员营销提供了便捷完善的系统平台，推进该行营销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狠抓风险控制系统平台建设，加大合规管理力度。
风险管控是银行业经营的重要课题，只有保持优质发展，才能推进持续发展，该行作为日益发展的现代化商业银行，能将科技提升作用发挥到风险管控的最前沿，突出风险流程建设、审计稽核建设等防范平台，为业务经营打造了三道防线，保障科学发展。
(一)完善风险管理流程，提升审计稽核效率。在防控建设方面，该行通过科技建设，实现了电子档案管理，审计系统流程建设，确保后台实现高效集中监督，把风险控制从事后监督提升到事中监督，加强了业务风险防控能力，保障了客户服务水平，促进了该行业务健康发展。
一是打造风险预警系统。业务监督系统由影像采集、日常监督、电子档案管理平台、账户管理、电子验印(后台验印)、批量预警、差错管理、制度执行管理、工作量考核(柜员和主出纳考核、监督人员考核等)、信息查询、视频联动、短信联动等子系统组成。通过各子系统具有的单独控制功能和相互间关联形成的组合控制功能，达到电子档案统一管理，并实施严密、高效管理的集中监督目的。业务监督覆盖全行所有机构的所有业务。营业机构可以进行电子档案化处理、业务监督、差错处理、电子档案查询等;风险监控中心为全辖业务监督系统的操作部门，是业务监督系统的操作机构;风险管理中心依据业务监督系统对全行各项业务分析与预警的结果，强化对业务的监督与管理。同时，系统可根据该行业务管理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拓展功能，为该行的经营管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二是结合该行实际需要自行开发了内部审计稽核系统。审计稽核系统为本行内部审计业务工作平台，对审计发现问题的事实确认、问题整改、积分处罚等流程，审计稽核系统将自动发送至合规系统，相关责任人或协助整改业务部门在合规管理系统完成事实确认、问题整改等操作，待流程完毕后再自动返回审计稽核系统进行流程确认。行长、监事长等行领导审阅报告及对报告内容的批示请登陆合规系统进行相关处理。为规范柜面业务操作和业务实时审核处理，加强运营风险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的资金安全，三是建立业务实时审核系统。实现重点业务的集中实时审核，业务实时审核遵循重要性、及时性和风险控制原则。建立专业化、规范化、流程化的实时审核模式，实行业务经办与业务审核相分离，通过科学配备审核人员，合理安排劳动组合，使大额业务和高风险业务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提高业务操作的客观性和审核的独立性。实施审核系统是该行大运营管理系统的重要模块。
(二)强化合规风险管理，推进审批流程升级。现代化商业银行的成熟标志之一是管理的健全发展，该行近年来通过合规管理建设，不断推进各项业务流程的制度化、合理化与规范化，运用科技手段，将合规管理纳入到系统平台中去，实现了合规管理的独立性，实现了无纸化审批系统的升级与改造，真正实现了以科技防控风险。
该行根据《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及《江苏省农村社合规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对合规管理工作要求，结合本行实际，一是开发了合规管理系统。将银行原本分散的法律、规则和准则、风险点管理、业务流程管理、问题库管理、积分管理、案防内控管理、合规交流考试管理有机整合到一个平台中，形成一个以法律、规则和准则为主线、以风险为导向、以流程风险点和合规检查控制为基础、以评价和报告和案防内控为手段、以合规创造价值为目标的综合的合规监管平台、工作平台。该平台于2013年上线，系统上线以来，使该行制度建设、流程管理和合规积分管理等工作实现了在线提交管理，促进了科学化管理水平。二是开发了信贷风险辅助系统。该行在原有无纸化审批系统的基础上做了二期、三期改造，于2012年4月正式上线。主要涵盖无纸化审批控件升级(新控件实现了导出、打印、旋转角度记忆、自动比例缩放、对比等多项新的功能，操作更加便利);客户影像档案周期归档;后台影像档案集中管理;非现场检查(包含客户关联人信息档案、资金使用明细、阳光信贷系统客户家庭档案等);风险预警(包含客户准入资格排除、客户资金交易情况监测、内部员工资金交易情况监测、贷后检查超时预警、审批流程节点用时控制预警等);信贷报表升级(行业分类统计、五级分类统计、存贷款分析等)。该系统自升级上线以来，大大强化了该行在信贷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加强了该行信贷业务上的信息化管理。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在文化哲学视域下,思考和研究科技文化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独特功能。全书体现了叙事主旨和时代主题的共映,在追问与反思中定位科技文化的价值,并以“科技文化的本土化”来架构其发展战略。
关键词:文化哲学;科技文化;和谐社会;构建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2.027
对科技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仅是科技哲学界的焦点问题,也是当前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门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种研究热潮不仅仅是科技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的体现,也是科技哲学发展向科技文化哲学转向的现实需要。杨怀中教授等以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研究成果,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对科技文化新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专著《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200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在整体性概念和文化哲学视域下思考和研究科技文化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独特功能的一部新的力作。
一、叙事主旨和时代主题的共映
和谐社会构建是时代主题的诉求,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科技文化研究必须凸显时代主题和弘扬时代文化精神。《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在其开篇中就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活动论的角度阐述了当下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即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诉求。作者从历史思想源流中探寻和谐之音,从主体性认识和实践性体悟两个层面概括了和谐文化的特征及功能。这些阐释都使该著作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代功能,体现了时代主题和时代文化的凸显与共映。
那么,科技文化是如何映现和契合我们的时代文化精神?该书给予的解答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创新精神等文化底蕴的支撑,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诉求。而科技文化所蕴涵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既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和先导。在此背景和现实文化的诉求下,科技文化是惟一能适应这一时代背景和满足这一文化诉求的文化。基于此,作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逻辑性蕴涵。“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论述不仅揭示了“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功能的事实判断、价值评判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必然性,也阐释了“科技文化”对人类利益、福祉追求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人类利益和幸福维度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科技文化与时代主题的共映在该著作中亦有鲜明的体现。作者从哲学、科技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中,揭示科技文化的内隐奥秘。在广度上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时代主题之需中,来考察和研究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所蕴涵的“和谐因子”,以及如何发挥出这些“和谐因子”的作用来获得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性;在深度上,试图探寻可称为科技文化之根或科技文化之魂的更深层面的东西,通过阐释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明确提出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
二、在追问与反思中定位科技文化的价值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元分裂,一直是现代科技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困难或危机。因此,追问和反思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融合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使命。在《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中,作者对20世纪以来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现象进行了系统地回眸,并对置身于其中的根源及其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追问和反思。作者以对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批判性地解析为其切入点,通过对二者内部结构、思维方式、文化价值、教育模式等之间的差异的追问,来判断现实社会发展的文化维度上的“问题”及其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确立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从而回归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本质层面上。通过这种追问和反思,来定位科技文化的价值,从而又回到“追问与反思”的原点,凸显出科技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基频能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中提供精神资源与营养,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正当的文化尺度、文化框架与文化支撑,最终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可资依托的精神家园。
该书也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反思了现代化建设的深层维度,提出“文化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和灵魂,没有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无所谓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观点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的概念,也为解决现代化的出路规避了新的思维和路径。作者还认为,和谐社会构建呼唤以科技文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体系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以科技文化为基频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上,需要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的支撑。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当代融合的最高境界是走向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消除和谐的障碍因素,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该书作者在对科技文化的反省和洞见的过程中,把科技文化在人们的认识境界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追问与反思的结果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共生、共变的。作者在“文化哲学”视域下进行的科技文化研究,以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为路标,以对科技文化的价值定位,将科技文化内在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之中。也正是作者这种反思追问和批判的现代精神,不仅张扬了一种深刻而又独特的学术体悟和文化关怀,也充分展现出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境遇中作者的某种文化情感和价值取向。
三、以“科技文化的本土化”来架构其发展战略
对“科技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阐释”是《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的另一创新点。科技文化是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它属于“舶来品”,如果真正让科技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生机和活力,则务必赋予它“本土”的形态,使之与“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因素进行有机地融合,否则“科技文化”将只能徒有华丽躯壳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生活和文化领地上。因此,置身于社会转型的中国,要想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就必须建设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惯性中的消极因素对科技文化创新体系的障碍,对科学技术与科学理性精神的片面理解,现行体制机制和政策中的诸多弊端等都不利于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普及。因此,在架构科技文化的发展战略时,必须以“科技文化的本土化”策略来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
该书在阐释科技文化的“本土化”时,并未在理论上把科技文化的“本土化”固定化、静态化。作者从中华文化的复杂底质中探寻与科技文化所秉承的要素一致的和谐因子,并致力于寻求能够融合未来视野,具有世界胸怀和开放品格的科技文化“本土化”策略和可行的操作路径,这不仅是科技文化的内在理论品格要求,也是作者致力于科技文化研究的目的与归宿。
科技文化的本土化实践是一个文化重构和创造的过程。在阐述科技文化的本土化重构和创造的过程中,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全方位弘扬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发展科技文化产业,营造科技文化与科技创新良性互动的文化氛围等兼具“本土化”和开发视野的战略措施,对于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科技文化支撑体系的建设,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总之,《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给人视角新颖,文笔精练,论述精辟,别开洞天,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前瞻性,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科技文化和科技文化本土化等问题的一部力作。当然,对于和谐社会构建这一宏伟工程,一本著作不可能穷尽其中的所有问题,在有些方面,该书的论述尚属破题之见,或者尚未充分涉及。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宏观的视角和对时代主题的关照,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对今后的科技文化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责任编辑 易 明)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科技
一、引 言
科技型小微企业作为小微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方面表现出强劲的活力，已成为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的重要主体，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却始终面临着融资难、生存难、发展难等问题， 一直以来也是个尖锐的世界性难题。数据显示，我国占企业总量0.5%的大型企业拥有50%以上的信贷贷款份額，而88.1%的小型企业贷款份额不足20%，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贷款份额更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出台了包括灵活应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准、创新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信贷政策指导、信贷政策倾斜、财政资金支持、税收减免和优惠，以及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定向支持，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共生发展等多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起到了缓解作用，也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开辟了渠道，但问题是，实际效果似乎并不尽人意，各国政府也因此更加积极地在探寻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继而助力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其他手段和方式。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则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提供了可能，金融科技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①，实现以点对点直接交易和撮合为基础的金融资源配置，极大地拓展了金融发展的空间。依托于数据和信用的广泛应用使金融风险更容易被识别、融资方式更为便捷高效，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生存难和发展难开辟了渠道。因此，研究当前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基于金融科技如何助推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缓解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生存难和发展难问题，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注定会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据此，本文从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何其难”的现实问题入手，分析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剖析金融科技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提出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创新机制、策略建议。
二、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现实分析
(一)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何其难”?
科技型小微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灵活就业、推进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是我国建设创新性国家的重要主体，但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依然面临融资过程中有效抵押物和高信用担保缺失、信息不对称、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偏弱，扶持力度不足，以及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等难以有效得到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何其难”的根源所在。
1.融资难是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面临的首要难题
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般而言，小微企业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往往并不健全，也没有完善的年报制度;部分小微企业可能仍是家庭式经营模式，导致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难以有效完全获取，也难以通过财务报表等常规材料判断其信用状况，这已经成为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机构不愿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常态现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物和高信用担保的缺失，以及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银行惜贷，使得融资难、融资贵成了制约小微企业生存的枷锁(潘锡泉等，2016)[1]。
科技型小微企业作为小微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存在，通常是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高技术产品生产与经营、独立核算或相对独立核算的智力密集型小微企业，不仅具有传统小微企业的特征，而且科技型小微企业往往还表现为轻资产，普遍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物，拥有的大多是无形资产，比如专利、商标、股权等，而金融机构很难对专利权、股权、存货、商标等资产进行合理评估(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所拥有的核心技术难以估计，科研结果存在的不确定性)，政府又缺乏在政策体系上建立相应的能够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合理担保的举措，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很难据此建立起良好的金融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风控机制，再加之于科技型小微企业多聚集于科技园区、创业园区和高新产业园区等区域，金融机构对其融资的事前调查、事中审核、事后监管等环节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从贷前调查、向小微企业确认信息、签署协议到银行审批，时间上也需要花费很久，金融服务可得性低、成本高、效率低、业务流程复杂已成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代名词，金融机构也因此缺乏主动培育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意愿，这使得以商业银行为典型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严重受阻。
除此以外，科技型小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直接融资的门槛依然没有打开，虽然理论上来说，科技型小微企业可以通过中小板和创业板进行融资，而且关于资本市场推出科创板市场的相关顶层设计规则已在近日落地，但真正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融资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却寥寥无几。显然，直接融资市场的高门槛和间接融资市场受阻仍将是短期内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常态现象，这已经成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面临的首要难题。
2.政策支持体系相对偏弱，扶持力度不足
大量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建立起实质性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近年来，政府虽然也已经出台了诸如《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7号)等文件支持小微企業发展，但真正能够落地，特别是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支持仍然相对偏弱，已有的政策也仅仅是鼓励小微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但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改善，科技创新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仍未落到实处。在实际运行中，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事件时有发生，模仿成本低、创新成本高使得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面临创新风险，更没有动力去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其根源还是归因于政府政策支持和创新保障体制偏弱所致(杨汉明等，2016)[2]。在财税政策扶持力度方面，国家虽然对初创期小微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举措，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上仍然呈现出“重大轻小”现象，对企业引进创新人才、创新技术方面，尤其是初创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及其平台建设方面支持严重不足。
3.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
除了融资难和政府政策支持因素以外，小微企业自身因素也是其成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实践中，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不足导致投资者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投资愿意不强、投资力度不足，而其他渠道(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的融资能力又受阻直接导致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难以为继，反过来又影响到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另外，科技型小微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研发、咨询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等自身特征决定了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投入的资金周期却相对比较长久，而且大量资金投入之后，其盈利能力又无法得到保证，且科技型小微企业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一旦市场环境变化、融资环境恶化，科技型小微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和融资困难问题，甚至可能会由于资金链问题导致企业的直接破产倒闭。
(二)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何以能”?
金融科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能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缓解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首要问题——融资难问题。随着信息科技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驱动金融业态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转型，为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能够成为打开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瓶颈的金钥匙。Lina Sonne(2012)[3]的研究认为金融创新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作用。Soogwan Doh(2014)[4]基于韩国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金融支持对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张玉喜(2015)[5]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静态和动态研究发现，短期内金融支持我国科技创新的产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基于我国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先天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刘芸和朱瑞博(2014)[6]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从而降低其融资成本和征信成本。徐洁等(2014)[7]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四大金融创新模式及其作用机制。郭喜才(2014)[8]聚焦互联网金融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的服务模式进行了研究。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黄震则认为，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征信和风控方面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问题，基于大数据的征信评级技术能为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工具，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还可以利用场景嵌入技术，让金融机构更加敢于放款，使融资难、融资贵得到很好的解决。蚂蚁金服彭蕾女士则认为，“云计算使得金融业务更有效率，成本也越低，这种基于技术能力、数据能力和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金融科技能够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提供思路，是中小企业未来的融资方向。”吴朝平(2018)[9]从金融科技融入商业银行自身生态圈建设、外部生态圈融合、颠覆式金融科技研发和智慧银行转型四个方面提出了商业银行转型服务小微企业成长的方式。沈福泉(2018)[10]从金融科技对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应用视角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在降低小微企业和长尾客户金融服务成本，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强化风险管控方面具有很大的成效。贾凤军(2018)[11]研究指出，银行业应拥抱金融科技，掌握大数据，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来推动银行业的积极转型，继而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姜增明(2019)[12]基于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的视角分析了金融科技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成果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金融科技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研究，为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何以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作用体现
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实现其成长的关键点所在。金融科技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从模式、数据、模型和场景四个层面彻底改变了金融机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金融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金融机构与科技型小微企业双方的成本，提高资金交易效率;也能够有效地拓宽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和金融机构的客户渠道，促进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改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用户体验。
(一)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金融科技能够破除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信息不对称性的客观存在是金融机构与科技型小微企业之间融资难的天然屏障。金融机构是否能够给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不仅会从宏观的行业和企业层面进行初步的判断，而且更关注企业微观层面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和抵质押情况给予综合评级，但难点就在于科技型小微企业微观层面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造假和失真的现象，有效抵质押更是存在缺失的可能。其结果是，金融机构不愿意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资源供给。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的优势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显现，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性，能够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离散型、碎片化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相关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帮助金融机构识别科技型小微企业动态运营中融资需求特征及其风险，显然能够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性鸿沟，而基于云计算技术的金融科技则可以降低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王硕和宋佳燕，2018)[13]。即使是面对当前环境下企业可能出现的套贷、过度融资、关联交易等信用风险突出问题，金融科技依然能够发挥出其强大的功效。虽然金融机构原有的风险识别手段可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新形势下风险特征的变化，但金融科技的介入，特别是以去信任化、去中心化、分布共治为特征的区块链技术和云计算技术能够依托对这些大数据及科技型小微企业动态变化的数据，建立可靠的金融风险控制模型，有效检测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风险变化，帮助金融机构在原有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探索以企业经营和交易的资金流、数据流为核心的大数据，解决当前风险防控存在的安全、技术等问题，搭建基于数据动态模型的开放式交互信息平台，实现风控模式由碎片化向集约化转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化风控体系，彻底改变和颠覆原有风控运行机制，解决业务运营过程中的信任问题，继而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
事实上，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实践中往往不受金融机构青睐，主要原因在于：在贷前调查时，由于科技型小微企业财务制度不完善，信息不集中，金融机构往往需要凭借客户经理去收集信息，这种人为的信息搜集方式容易导致贷前调查成本过高，获取信息的可信度又偏低的问题。在贷款审批环节，科技型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审批流程几乎是一致的，但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额度较低且十分频繁而收益较低，单笔业务交易的边际成本过高导致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在贷后管理中，部分科技型小微企业并不能提供合规的报表，对贷款使用的随意性较大，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管理成本较高，而且还可能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而金融科技支持信贷人员通过挖掘和分析信息数据，實现信贷管理过程中贷前目标客户推送、授信审批、贷后风险管理等功能。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让金融机构在贷前调查中基于风控判断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出差异化的融资解决方案，实现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精准对接;在贷款授信审批阶段，金融科技的融入可以发挥出大数据分析的功效将传统人为授信转化为模型，通过模型来进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能够实现盈利与风险控制的权衡;在贷后管理中，能够基于科技型小微企业经营效益的动态数据运用风控模型，解决贷后管理客户经理走流程、走形式的“人盯户”难题(陆岷峰和徐阳洋，2019)。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动了信贷业务流程贷前、贷中、贷后不同环节的业务方式再造，能够从技术手段上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评估问题，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同时，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二)基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科技变革金融服务场景，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深化金融服务质量
金融科技强调金融服务的场景化。从金融机构层面来看，金融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机构，帮助金融机构改变金融服务场景，解决金融机构和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供需结构性矛盾的痛点，扩大金融机构服务范围，促使金融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让科技型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便捷化、效益化的体验，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如何去做大产品(尤其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如何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拓宽客群基础，并更好地去根据客户的差异化特征做好精准分析、精准定位，而且还可以助力金融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打造智能合约平台，实现小额高频信贷的流程管理，实现科技型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与信用沉淀，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打通交易链条，建立整个供应链上的互信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设备指纹、交易轨迹、社交网络等对信贷交易、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异常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加工判断后，提取有效数据信息再反馈给金融机构，为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提供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结合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可以更好地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对资金去向和风险防控做到智能监控和预警，提升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有效防止科技型小微企业诈骗与套取资金等欺诈行为的发生。
从科技型小微企业层面来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同时借助于区块链账本不可篡改的特性助力金融机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实际运行情况的可信监测，进而克服科技型小微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实践中缺乏有效抵质押物和运营风险难以监控的不足。科技型小微企业利用金融科技的人工智能服务可以随时随地触及融资需求条件是否达到、需要准备什么资料等服务的便捷性，并基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还可以对企业自身的成长(经营效率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等等)、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策略建议
要推动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必须要发挥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型小微企业三方合力作用，依托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来搭建有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体制机制，依靠金融科技对金融业态的改造，加快金融机构转型升级来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服务力度，通过金融科技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的触动，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最终实现金融科技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目标。
(一)政府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搭建有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政策支持体系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是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有力保障。政府层面应该做好顶层设计，积极搭建有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政策支持保障体系。一是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间接融资渠道建设，最关键的就是要尽快开放政府非涉密部门数据共享，打通数据孤岛现象，由政府牵头，联合金融机构搭建庞大的企业信用数据库，满足金融机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信息获取，破除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实践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二是加快科技型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尽快出台专门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资本市场特许机制，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在创业板和新三板的上市交易制度，降低交易门槛，尽快落地科创版市场上市融资的实施细则，激发股权、债权融资活力，畅通科技型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三是完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譬如，采取像浙江台州基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共同分担的风险担保机制，来克服科技型小微企业抵质押物缺失问题，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更好地获得融资。
(二)金融机构层面：借力金融科技促金融机构转型升级，激发金融机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金融支持力度
破解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助力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首要前提。在当前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门槛高企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好以商业银行为典型代表的金融机构间接融资渠道作用。在操作上，金融机构一是要充分借助金融科技发展的便利契机，从服务模式变革、获客模式变革、审批模式变革、风控模式变革等视角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提高服务质效来缓解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要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政府部门、科技型小微企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自身沉淀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构建以企业全方位信息数据为基础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进行精准化定位，改变传统金融机构营销、风控中人际资源为王的营销模式，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进行标准化改造，实现金融机构金融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智能化服务、精准化对接;三是要完善金融机构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业务培训与技术支持，譬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远程金融支持、咨询及服务。
(三)科技型小微企业层面：加快金融科技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功能性改造触动，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
科技型小微企业应该充分借助金融科技的功 能性触动作用，通过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不断螺旋上升。一是要通过有序地规范科技型小微企业内部财务运行机制、严格控制资金使用环节，健全科技型小微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二是要充分利用股权、应收账款、订单融资等新型抵质押工具从多元化渠道获取融资支持，并提高资产周转率，进一步实现较高的融资效率;三是基于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对市场交易信息、市场风险进行动态监控，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注 释]
① 金融科技的内涵本质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来推动金融创新(包括大数据挖掘技术、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质效提升。
[参考文献]
[1]潘锡泉，周锋，赵国忻.融合与重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再创新——基于“台州模式”的实践及思考[J].浙江金融，2016(12)：62-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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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OOGWAN DOH. BYUNGKYU KIM.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me innovations in the regional industries： the case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program in south Korea[J].Research policy， 2014，43(9)： 1557-1569.
[5]张玉喜，赵丽丽.中国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2)：177-184，214.
[6]刘芸，朱瑞博.互联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与征信体系深化[J].征信，2014(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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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喜才.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4(4)：109-112.
[9]吴朝平.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创新探讨[J].新金融，2018(2)：54-58.
[10]沈福泉.论金融科技在发展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中的应用[J].福建金融，2018(6)：40-45.
[11]贾凤军.银行业应拥抱金融科技、掌握大数据、积极转型[J].银行家，2018(7)：55.
[12]姜增明，陈剑锋，张超.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J].当代经济管理，2019(1)：85-90.
[13]王硕，宋佳燕.金融科技助力小微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 2018(9)：57-61.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financial technology
(責任编辑：蔡晓芹)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大连金普新区2018年度科技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计划）。
一、温泉康养旅游相关概念界定
（一）温泉旅游
目前，学术界关于温泉旅游的概念界定并未统一。国外学者对温泉旅游的概念界定寥寥无几，一些国内学者对温泉旅游作了概念界定。如王艳平认为温泉旅游是一种以地热资源为依托的休闲旅游活动。焦维军认为温泉旅游不仅仅是单一的身体疗养，还包括体验温泉文化，是集健康、养生、休闲于一体的体验旅游。王新认为温泉旅游是体验温泉文化、感悟温泉精神，达到温泉保健养生、休闲、度假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万龙将温泉旅游界定为“以温泉资源为依托、以温泉服務为旅游产品、以体验温泉文化和康体保健为主题的休闲旅游活动”。
综上所述，学者总体从3个角度对温泉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一是强调要有温泉资源，二是感受温泉文化，三是以休闲、养生为目的。由此可见，温泉旅游是一种以温泉资源为载体，通过体验感悟温泉文化，进行休闲、消遣、康体、养生的旅游活动。
（二）康养旅游
国外对康养旅游的研究，最早开始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中相关研究多是温泉、森林康养旅游以及医疗旅游。康养旅游的外文通常翻译成“health tourism”或“wellness tourism”。Jonathan N. Goodrich将康养旅游定义为：通过提高健康服务水平和设施水平等手段，增强旅游目的地或景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的旅游类型。Gardaaltes A和Lunt N认为所有与健康相关的旅游活动都是康养旅游。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康养旅游的概念作出了界定。根据《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LB/T 051—2016），康养旅游指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身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徐红罡在《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解读》中提出康养旅游即健康旅游、养生旅游。王赵认为康养旅游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环境基础上，以达到观赏、休闲、康体、游乐目的的旅游活动。汪文琪认为康养旅游是具备康养资源的休闲度假旅游，是旅游者为了强身健体、修养身心以及娱乐消遣而进行的一系列旅游活动。杨振之综合前人对康养旅游的研究，认为康养旅游是在一定的自然气候资源条件下，促进游客的身心健康、使游客感到幸福快乐的专项旅游。
总结各学者的定义，康养旅游包括健康旅游、养生旅游，是通过各种手段使人在身心上都达到自然和谐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
（三）温泉康养旅游
国外学者对于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较少，对于温泉康养旅游的概念界定更是少之又少。康养从字面上理解，即健康、养生，泰国学者Nipon Chuamuangphan认为温泉康养旅游包含3个方面，游客通过热水进行治疗、改善身体状况、达到休闲放松的目的，是游客出于对健康的关心而开展的温泉旅游活动。伯尔尼大学休闲旅游研究中心提出“养生旅游是指以维护或促进健康为主要动机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夏威夷养生旅游组织提出“养生旅游是旅游活动的一种，其目的是旅游者寻求身心放松”。
部分国内学者对温泉康养旅游作出了概念界定。许春华和王曙认为所谓温泉康养，就是感受温泉沐浴和温泉文化，以消除疲劳、滋养身体、缓解压力乃至治愈疾病的相关活动的总称。王立红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提出温泉康养旅游就是将温泉元素及其诸多功效融入康养旅游活动之中，以达到养生、养身、养心目的的各种温泉旅游活动的总和。根据《国家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2017-LB-01），温泉康养旅游是以具有保健、疗养等功效的温泉资源为依托，以温泉疗法为主要手段，提供以健康养生、预防保健、康复疗养为主要功能和特色服务的康养旅游活动的总和。还有部分学者对温泉养生作出了概念界定。梁欢认为“温泉养生”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指通过泡温泉达到疗养身心的功效；广义上，是指结合一系列温泉沐浴相关的休闲娱乐、康体疗养活动，进行温泉养生的综合体系。孟晓翠认为温泉养生旅游是以温泉资源为旅游吸引物，以养生和休闲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杨海哨认为温泉养生旅游是以湿泉为旅游资源，为了让游客达到养生、休闲、度假的目的，围绕温泉文化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温泉康养旅游是以健康、养生为主要目的，以温泉为载体，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健康的手段，使人在身心上达到自然和谐状态的一种旅游活动。
二、国外温泉康养旅游研究进展
在梳理国外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进展时，以温泉康养旅游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集，发现国外学者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文献较少，其中确实以温泉康养旅游作为研究对象的外文文献更是寥寥无几。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外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可分为产业发展和旅游者两个方面。
（一）产业发展方面
国外关于温泉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特定区域的温泉康养旅游进行研究，来探讨行业发展的对策。Nipon Chuamuangphan 研究了泰国西部温泉康养旅游的潜力和可持续性，从影响温泉康养旅游的因素（旅游质量、安全、基础设施、管理和旅游价值）、旅游模式、泰国西部温泉旅游概况3个方面进行研究，将泰国的温泉分成4类，并提出道路和通道必须重新考虑绿化、建筑物包括商店和游客中心必须具有当地特色或体现传统艺术、必须保护传统植物、制定独特的标志和温泉名称等发展建议。Suwicha Komaladat运用SWOT分析法、波特钻石模型对泰国某温泉康养旅游目的地进行了研究，认为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与政府的管理措施相结合，对温泉康养旅游目的地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旅游者方面
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温泉康养旅游者进行了研究，包括游客的动机、偏好、旅游体验和忠诚度几个角度，这些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来探讨旅游者的主要出游动机、偏好以及影响体验感和忠诚度的因素，并提出一些建议。
James Clark-Kennedy和Marc Cohen通过对4265位澳大利亚温泉康养旅游者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休闲放松、逃离日常、缓解压力、改善身体状况是重要动机，许多受访者表示，温泉使自己睡眠更好，对缓解腰痛、关节炎、压力（焦虑）、抑郁和失眠有明显益处。Kaung-Hwa Chen等人对康养旅游中老年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系统分析，来研究性别和年龄因素是否会影响游客对客户服务的看法，通过采访温泉酒店行业的13位专家和50多岁的469位温泉酒店游客，发现影响温泉康养旅游中老年消费者偏好的8个关键因素分别是人事服务、环境、健康饮食、放松、健康促进疗法、独特的旅游资源體验、社交活动和心理学习。Tsung‐Hung Lee对中国台湾省温泉旅游目的地游客的体验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游客强烈认同温泉休闲区发展生态旅游计划，并提出利用自然景观、温泉品质、酒店服务品质及邻近目的地来提升游客体验、获得发展。Heesup Han和Kiatkawsin等人对泰国温泉康养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忠诚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产品性能、游客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与游客忠诚度的形成密切相关。
三、国内温泉康养旅游研究进展
在梳理国内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进展时，笔者在知网上以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集到81篇相关文献，其中温泉康养旅游6篇、温泉养生旅游12篇，另外，还包括43篇温泉旅游、20篇康养旅游。之后对搜集的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并提取出温泉旅游和康养旅游中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部分，认为国内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可分为5个方面，分别是基础理论方面、温泉康养旅游资源方面、产业发展方面、产品开发方面以及旅游者方面。
（一）基础理论方面
国内学者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可分为3个方面，分别是温泉康养的特征、温泉康养的功效以及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历程。
在温泉康养的特征方面，许春华等人认为，温泉康养有3个特征：第一，以自然温泉资源为依托，优良的温泉资源是基础；第二，以人的身心健康为目标，通过温泉康养活动，达到修身养性、康体保健乃至治愈疾病的目的；第三，温泉康养资源具有文化、生态、绿色、低碳等特点。
在温泉康养的功效方面，李萌认为包括物理和化学两个方面的功效，物理功效体现在通过温泉水的高温促进毛细血管的扩张，加快血液循环，从而起到按摩、收敛、消肿、止痛等功效；化学功效则体现在温泉水中包含多种对人体有利的矿物元素，在浸泡温泉时，一些化学物质透过人的皮肤进入体内，从而发挥治疗的功效。
在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历程方面，王立红认为我国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康疗阶段，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第二阶段是休闲阶段，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第三阶段是体验阶段，以体验感知为目的；第四阶段是综合康养阶段，包含保健、养生、休闲娱乐等目的。
（二）温泉康养旅游资源方面
国内学者关于温泉康养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可分为3个方面，分别是概念、定位、开发对策。
在温泉康养旅游资源的概念方面，郑伟俊认为温泉康养旅游资源是包含生态文化特色，利用温泉旅游目的地独特的矿物成分进行康养的旅游资源。
在温泉康养旅游资源的定位方面，黄巨朋等人在研究贵州省康养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时，提出康养旅游资源类型应该细分为康旅资源、康体资源、康疗资源三大类，其中温泉康养旅游资源属于康疗资源。
在温泉康养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方面，王留成对湖南省康养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研究中，针对温泉康养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关注地域开发布局、加大对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提高温泉康养的服务水平的对策。
（三）产业发展方面
在温泉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大多对行业发展的对策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产业发展中的温泉养生文化、品牌建设、区域联动发展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1.关于产业发展对策的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对温泉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大连市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在对汤岗子温泉康养产业的研究中，提出推进温泉康养产业联合开发、提升理疗医院的康养功能、传承温泉康养文化、开发温泉康养旅游品牌等对策。张颖辉等人研究了优质旅游视角下辽宁温泉康养旅游提升对策，提出制定地方性管理法规、健全温泉康养旅游产品体系、深挖当地温泉文化内涵、加强公共及医疗设施建设、提升温服务层次等措施。吴晓亮对海南温泉养生旅游产业进行了SWOT分析，提出丰富温泉养生旅游产品内容、提升温泉养生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完善温泉养生旅游的餐饮和购物环节、构建温泉养生资源可持续发展体系等建议。郑伟俊研究了武义县温泉养生旅游，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武义温泉养生旅游发展的创新模式，认为应开发温泉养生的度假体验型旅游产品、建设良好的环境、发挥节庆赛事功能。
由此可见，在产业发展的对策方面，学者较多提出丰富现有的产品线、挖掘温泉康养的文化内涵、完善娱乐康养设施、提升服务水平4个方面措施，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加强温泉康养旅游法规建设、注重品牌开发、加强宣传等行业发展建议。
2.产业发展中针对特定方面进行的研究
在温泉养生文化方面，吴家兴针对全民健康背景下的温泉养生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将中医健康与温泉文化、国内旅游融为一体，打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温泉养生文化，调动新闻、广播、电视、网络等多个媒体与相关部门进行全面的报道和宣传，全面提升健康温泉养生文化的影响力。刘丽君对我国温泉养生文化的发展历程、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温泉旅游开发应注重养生文化。
在区域联动发展方面，徐平等对海南和伊犁两地的温泉康养旅游资源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地联动发展的战略，以促进两地温泉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产品开发方面
在温泉康养旅游产品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较多关注产品细分、产品整合、产品文化内涵。
一些学者提出对温泉康养旅游产品进行产品细分。郭伟提出面向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特色、不同档次的温泉养生产品。王冬萍等提出针对追求生活品质和亚健康的人群开展SPA、健康讲堂、特色健康饮食等服务，针对中老年人开展居家优惠型产品服务。刘碧秀提出结合中医药理论和养生保健学，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发康体保健类的温泉旅游产品。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温泉康养旅游产品的开发要进行产品整合。邹凤莲对整合营销视角下庐山星子温泉养生旅游产品开发进行研究，分别从产品开发模式、产品线路设计两个方面对星子温泉养生旅游产品的整合开发提出一些建议，认为温泉可以与会议旅游度假地、观光娱乐度假地、生态农业游相结合。汪文琪提出要加强不同康养旅游产品之间的联合开发，打造复合型的康养旅游产品如滨海温泉疗养度假区、森林温泉康养度假区、温泉医疗度假区等，多元化错位发展。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温泉康养旅游产品开发中要挖掘文化内涵。吴悠研究了陕西省康养旅游产品的开发，提出陕西省温泉康养旅游产品应该有效结合相关文化进行开发。例如，华清池温泉可以与皇家温泉养生文化相结合，温泉康养旅游景区住宿环境可以设计为皇家园林风格。
（五）旅游者方面
国内学者关于温泉康养旅游者方面的研究，包括旅游者体验、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以及旅游者偏好几个角度。
王立红在研究温泉康养旅游者的体验时，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体验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温泉资源价值、产品设计价值、服务体验价值、康养功能价值、文化内涵价值），并根据评价体系进行案例研究，提出温泉康养旅游体验价值的提升策略。陈素平基于携程和马蜂窝上的网络文本分析，探讨游客对康养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发现目的地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特色康养活动3个方面最受旅游者关注，据此提出强化特色康养活动感知、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知名度等建议。干永和在中医药康养旅游产品开发中分析了康养旅游消费者偏好，发现旅游者最为喜欢的康养旅游资源地是温泉，并且女性和高学历人群对温泉康养旅游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可进行重点开发，而职场人群由于面临的压力较大，潜在需求也较大。
四、研究评述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温泉康养旅游的相关文献进行查阅、梳理，认为国内外在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上既存在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结论如下。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学者都对温泉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者进行了研究，不同之处是国外的研究侧重于研究的深度，对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国内的研究更具广度，研究除了產业发展和旅游者两方面，还涉及基础理论研究、温泉康养旅游资源以及产品开发。在探讨产业发展对策时，学者较多关注服务、基础设施、文化内涵等方面，缺乏健全的文化发展思路，对管理、法规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外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通常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访谈法和问卷调查使用得较多；而国内以定性为主，定量方法较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之后关于温泉康养旅游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温泉康养旅游目的地的管理、温泉康养可持续旅游等方面，尤其是当地社区的作用、温泉康养旅游法规建设、温泉康养旅游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温泉康养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研究方法上多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具有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
（作者单位：1.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大连大学旅游学院）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技伦理的新思考、新认识、新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有着特定的时代条件、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有着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深厚学理支撑、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思想的直接理论奠基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丰富智慧滋养，其核心要旨包括：科技发展要关注现实，造福于民;科技工作者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倡导绿色科技，推进可持续发展等。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启示，为化解人类科技伦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习近平;科学技术;科技伦理;科技为民
[作者简介] 于安龙，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科技活动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同时，科技运用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更加尖锐复杂。2019年7月，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等重要文件。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1]“科技伦理”一词曾是社会大众较为陌生的概念，但近年来却频频见诸报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科研造假、学术不端、道德失范等负面事件的屡屡发生，表明科技伦理建设已成为需要人们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当前，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2]推进科技发展，充分发挥好科技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作用，科技伦理问题不应被忽视。
一、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
近年来，习近平围绕科技发展、科技创新进行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就包括对科技伦理的新思考、新认识、新理念，涉及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诸多方面。如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他明确提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3]然而，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渊源，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也有其深厚学理支撑和丰富智慧滋养。
1. 深厚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成果广泛运用的时代，科技发展对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科技伦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首先充分肯定了科技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关系调整、劳动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对人类社会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作用，应当辩证地来看待。对于科学技术和道德的关系，他们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道德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既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能推动道德的进步。同时，道德对科技发展具有反作用，科技人员道德素养的提高、道德情操的塑造，能够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4]。他们还认为，科学活动应建立和遵守一些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在科学探索中的求真原则以及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价值取向等。马克思认为，科技人员要有热爱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要有顽强拼搏、不懈探索的精神，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综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了科技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深厚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根基。
2. 直接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思想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和科技发展实践，对其进行了发展和丰富，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科技伦理思想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实践基础而产生，而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发展任务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具有特色，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技伦理的深刻思考和时代探索。毛泽东就曾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科学发展要造福于民，即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人民大众。他还认为，搞科学研究要脚踏实地、谦虚谨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5]。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科技伦理思想，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在强调科技发展的生产力功能的同时，邓小平反复申明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即要将之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6]。他还特别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认为科技发展的核心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他最关心的都是人才。正是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科技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提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逐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江泽民继承了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多次强调科技要造福于民、为人类谋福利，倡导科技人员要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思想，强调人在科技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重要性，要使科技成果普惠于民、改善民生，使科技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还强调，科技人员要继承和弘扬优秀职业伦理精神，“发扬爱国奉献、顽强拼搏、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的精神”[7]。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渊源。
3. 丰富智慧滋养：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
科技伦理问题并非新生问题，人们对其思考和探索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民族，我们一度在科技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习近平曾引用过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先贤名言，无不凸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创新、追求突破的品格。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科技发展历程中，除产生了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外，也形成了一整套的科技伦理思想，如宣扬造福人类的科技伦理原则、颂扬相互协作的科技伦理规范等，这些都为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丰富的智慧滋养。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注重“以道驭技”，意指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对利于国计民生的技术发明要大力弘扬，对一些“奇技淫巧”要加以限制和禁止，即“术不可不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墨家也强调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实现“德行”与“道术”的有机结合。正如李约瑟所言：“早期的墨家着意于伦理、社会生活与宗教;而后期的墨家则颇注重于科学的逻辑与科学及军事技术。”[8]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还具有浓厚的以人为本传统，认为人在科技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重人力而轻物力，强调人是器物的主宰，如“人为物本，物因人而用”“用水有良法，假物役机智”（王祯《农书》）。在技术应用方面，认为有利于人是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即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要看其是否对民众有利。此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交融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一大特色，这为解决当代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总之，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先贤对科技发展的深刻思考，反映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
二、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结合人类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当前科技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高瞻远瞩，洞察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深刻阐明了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价值，创造性地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伦理思想;同时对当前科技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发，形成了新时代关于科技伦理的系列重要论述。
1. 科技发展要关注现实，造福于民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很多发明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科学技术为谁服务始终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在习近平看来，科学技术要为全人类造福，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2014年6月，他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是工程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工程科技人員要切实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9]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画地为牢”，在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方面要有整体思维、大局意识，要致力于将科技进步成果应用于全人类，使其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对于关系人类整体福祉和前途命运的重大科技创新，习近平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和难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使其帮助人类解决现实问题，增进人类福祉。也就是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秉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价值导向，坚持科技发展服务于、造福于全人类，而不是脱离于、危害于全人类，这也是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他心系民生福祉的博大情怀和开阔胸襟，“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10]。
科技发展的动力在于同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相结合，如果仅将其作为个人雅兴而自娱自乐，把科技发展局限于实验室，则会极大地隔绝科技发展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束缚科技发展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转化，使科学技术渗透和作用于社会现实，将引发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如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继而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说，科技创新是前提，科技应用是关键。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而应对之策就是要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使科技创新真正发挥出引领性、支撑性的重要作用。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唯有立足现实、关注现实，才能使科技发展在改善民生、造福于民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1]总之，习近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准，倡导把科技活动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用科技来造福人类、改善民生。这一主张彰显了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为民宗旨，为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 科技工作者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
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创新的道路上，他们不仅要有丰富知识、深厚学养这些“硬功夫”，而且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养成良好的职业伦理与道德规范，不断修炼和提升“软实力”。习近平十分重视人文价值对科技活动的指引和支撑作用，他指出：“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不仅需要丰富的科技知识、创新的思维能力，还要有高尚的思想品格、顽强的拼搏精神。”[12]
一是要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人生理想。科技工作者从事的事业关乎千家万户，要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中实现自我价值，持续为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作出贡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树立造福国家、服务社会、惠及大众的远大理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科研业绩来。习近平强调：“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创新，报效祖国。”[13]16从现实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广大科技工作者应坚持科学的价值导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事业观、义利观，学习钟南山院士的“国士之风”和担当本色，把科学精神、博爱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的斗争中，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非凡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要强化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切实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科研成果运用于战胜病毒的第一线，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努力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实现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
二是要有刻苦攻关、不懈钻研的品质。科技创新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具备不懈探索和矢志钻研的精神，踏踏实实搞研究，始终保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历经无数失败和挫折，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因此，没有坚持不懈、刻苦攻关的精神品质，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广大科研单位青年要在深入钻研学问、主动攻克难题中多出创新成果”[13]53。战胜疫情离不开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强有力武器，无论是疫情的发现、预防还是病患救治、疫苗研制，都离不开科学知识的支撑以及科技力量和手段的运用，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要坚持“科学防治”。面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砥志研思，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为战胜疫情提供科学依据，“要鼓励专家学者增强担当精神、职业责任，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多拿出专业意见和建议”[14]8。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正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以赴、潜心攻关，才使我们在与病毒的艰难较量中日益胜出。2020年5月，习近平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健等25位科技工作者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了全国科技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是要有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回首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技术突破，靠的就是上下一心、团结协作的精神。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重大进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但这种精神依然没有过时，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科技界的伦理道德建设，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继承老一辈科学家同心合力、淡泊名利的精神，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齐心协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懈奋斗。在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斗争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科研力量的汇聚融合，做到群策群力、共克时艰，习近平强调：“对相关数据和病例资料等，除有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外，在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条件下，要向我国科技界开放共享”[14]7;需要科技工作者发扬“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脚踏实地进行抗疫攻坚，避免急功近利，克服好大喜功倾向，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作风，在破解病毒的攻坚战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3. 倡导绿色科技，推进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自然观。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也助长了人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以致在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自然的行为屡有发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水土流失、气候变暖、土壤污染等，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不断凸显。非法销售、肆意食用野生动物等不道德、不文明行为也日渐暴露于众，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4%的受访者认为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常见，22.3%的受访者曾食用过以野生保护动物为原料的食品、药品及保健品，19.7%的受访者曾使用过野生保护动物的制成品，如衣服、装饰品等。[15]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采和使用，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肆意食用，反映了一些人以征服者、主宰者自居，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敬畏和尊重，是一种不文明生活方式和非理性自然观的体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生态平衡，不利于人與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极有可能会“引火烧身”，引发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导致人类付出惨重代价。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14]12所以，人类应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遏制自己的贪欲和狂妄自大，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人与动物共存共利的生命共同体。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山清水秀的绿色环境越来越期待。而无论是应对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持续恶化的局势，还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都需要转变发展思路，依靠科技创新建立绿色发展新模式。“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9]所谓绿色科技，即以防治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主旨的科技活动。倡导绿色发展，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习近平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制度建构、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等诸多方面，“不仅要从政策上加强管理和保护，而且要从全球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1]。事实上，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自然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要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能把人与自然定位为主仆关系，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自然肆意掠夺、竭泽而渔，不顾子孙后代的发展利益，而是要为他们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习近平反复强调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发展问题上，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仅要看到经济效益、经济利益，而且要看到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更要重视科技的作用，“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11]。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在继承我国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基于新时代的科技发展视角，深入研究探讨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科技伦理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科技伦理的重要论述，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新发展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继承了以往我国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本质上来说，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格。理论立足于实践、根植于实践，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中国科技发展实践，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深刻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最新发展变化，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中关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关于科技发展的原则等，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它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创新精神，彰显了其敏锐的时代眼光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2. 面向实践：中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保证科技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16]当今世界，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没有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16]。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进步显著，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能力不能增强，这些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義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深刻反映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时代呼唤和现实要求，更加强调科技发展的为民取向，更加倡导科技人员的修身立德，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作用。
3. 价值引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益启示
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的相关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中涉及了科技活动的基本价值导向、科技人员的基本素养等方面内容，为科技工作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启示。具体来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注重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使科研成果在抗击疫情的现实实践中发挥出最大效用;要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全部精力和才智投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中;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狭隘观念，增强协作能力，做到通力配合、协同攻关，加强有关实验数据、临床病例、流行病学统计等数据、成果的开放共享，围绕一线疫情防控需要，聚焦重大目标和核心关键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形成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不可否认，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科技创新是征服病毒的不二法宝，但科技工作者只有弘扬“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科学精神，秉持“科研济世、治学为公”的博大情怀，才能为人类以最小的代价、最高的效率破解病毒、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要树立正确生命观、生态观，从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误认知，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树立生命之间共生共存、息息相关的新理念，并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
4. 贡献世界：化解人类科技伦理难题的中国方案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有力工具，时至今日，科学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自由解放。但只有合理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为人类带来利益，否则，科学技术就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揆诸现实，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四起等问题;核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对核能的和平开发与利用，但核战争、核讹诈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此外，基因工程、器官移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数隐忧和潜在威胁，引发了很多的伦理道德问题，深深困扰着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的。”[17]尤其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生命技术、信息技术等使人类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给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带来一定的挑战。对于这些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共同难题，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和中国方案。事实上，所谓科技伦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科技研究、运用中的道德关系问题，即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对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此问题的标准和衡量角度有所差别，但在习近平看来，最根本的是不能危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则。习近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技术应该求真向善，应以惠及民众、造福于民作为终极追求，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无疑是饱含东方智慧、彰显天下情怀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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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牟世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