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论文范文

2023-03-10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第1篇

由于教师权威削弱、家教失当、衔接脱节、社会转型等因素,当下一年级学生的养成教育面临新挑战。养成教育越来越难,教师也越来越费力。我看到,开学一个月,很多教师的嗓子都哑了,但往往收效不佳。

教育乏力,抱怨无益。如何破解养成教育难题呢?要筛选出最优化的养成教育策略,必须聚焦成功教师的成功经验。

我对众多一年级优秀班主任的养成教育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养成教育的秘诀就是善待善用“第一”——第一次、第一个、第一天……选对了第一,重视了第一,养成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面临着许多人生的“第一次”。教师不能为了赶时间而匆匆忙忙、马马虎虎,也不能为了单纯的学科教学而忽略那些养成教育的细节。教师应该和学生一样感同身受,去审慎地对待那一个又一个“第一”。

第一手段:故事干预

儿童天然地习惯于故事性思维。在今天,讲故事、听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只有儿童才保持着接近原始状态的听故事的需求这一人类的本能。儿童与故事,故事与儿童,本是人类历史之网中不可分解的“结”。好故事对儿童具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儿童被深深吸引,听得如痴如醉,乐此不疲。

故事属于儿童,儿童也属于故事。故事对于一年级儿童的养成价值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讲故事对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就像食物一样不可或缺。

优秀的故事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童年旨趣。首先,故事具有“濡化意义”。躺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了爱心和孝心,只爱自己,不爱父母。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缘于天然的爱也需要学习。现在的儿童特别需要学习表达爱、感悟爱和回报爱。一年级班主任老师作为爱心的播种者,要让儿童懂得,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爱,也要以爱相回报。孩子的心就像一片广袤的土地,种植爱心和亲情,才会收获友爱、同情与孝心。利用故事来启发一年级的孩子,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说,接受好的故事就是接受最好的养成教育,“喂故事”的时间就是爱的时间。

其次,故事具有“协调旨趣”。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找寻一种叙事,一年级的孩子也不例外。“叙事”是消除心理混乱的一种方法。讲故事的冲动是而且一直是追求某种“生命协调”的愿望。在这个充满断裂的时代,好的故事让一年级的孩子找到自己正确的“故事身份”,获得心理与行动的秩序化。儿童会将故事和自己的体验相对照,重新思考故事中的人物。这是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在儿童的阅读世界里,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故事中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孩子听完一个故事,一个人沉醉在幻想世界的那一刻,正是他们与故事世界融为一体的一刻,也是孩子们真正在阅读故事的一刻。

不管怎么说,故事的世界是孩子最容易理解的世界。那里有孩子的想法和心情。阅读之后的感悟与教育,是一种没有任何抵抗的主动接受。好的儿童故事中,拥有孩子们“啊,我的世界”这种洋溢亲切感的、可以走进去的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孩子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本该就是儿童自己。儿童会凭着一种生命的本能与直觉,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对照,发现差距,见贤思齐,主动向故事中的榜样看齐。这种道德成长是一种最柔软的内化方式,因而是一种最自然的过程。

道家思想重直觉,讲求自然,推崇返璞归真。如果在给一年级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养成教育功效。在好的故事里,情感和思想是融为一体的,是有生命的“药”。C. P. 埃斯蒂斯在《和狼群一起奔跑的女人》一书中将故事比作“药”。故事的确具有良药一般的“疗愈”作用,帮助儿童的失衡行为获得平衡和完整。正如《故事知道怎么办》的作者苏珊·佩罗所说:“故事知道怎么办,因为故事总有妙招。故事就像水,能够找到直抵灵魂深处的道路,能够透过裂缝渗入坚不可摧的墙壁,能使万物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故事就像水,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苏珊·佩罗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让儿子能够养成细致做家务活的好习惯,作者讲了一个《爱帮人的小棕仙》的故事:

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独自艰辛地抚养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和大清早还要煮饭、打扫卫生。有一天奶奶来看他们,老大就问奶奶,为什么爸爸脾气总是那么大,总是那么不快乐。奶奶说,可能是因为小棕仙没有到家里来帮爸爸做家务!于是,小男孩想方设法去找小棕仙。他最终获得启示——自己就是小棕仙,帮爸爸做家务的小棕仙。天还没亮,小男孩便开始了忙碌,打扫厨房,准备柴火和擦地。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他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躺在床上听着。爸爸来到厨房,咦?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爸爸开心地大叫起来:“噢,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小棕仙到我们家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作者的儿子就起床开始细心地擦洗浴缸了。故事在幼儿养成教育方面的确具有一种神奇而又自然的教育效果。在养成教育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启动故事思维,因为故事知道怎么办。

第一顺序:先严后爱

面对一年级孩子的时候,教师往往“慈悲为怀”,或许是受到那些浪漫过分的文学家的蛊惑,把所有的孩童简单地视作纯洁无瑕的天使。他们对于儿童的心性过于乐观,对于教育的理解过于浪漫。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释放出全部的慈爱与柔情,耗尽了所有的耐心与热情。他们只为树立好教师的形象,只为赢得好教师的名声。

一开始,学生和家长都很受用。可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很多只爱不严的教师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尴尬与无法改变的窘境。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一年级班主任的工作。面对一群活泼的学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了慈爱。孩子们对她也特别亲,课后也总是围着她,喜欢跟她聊天、做游戏。但渐渐地,她发现孩子们在上课时越来越随意,随便说话的人多起来,做小动作的也多起来。布置的学习任务有不少人开始大打折扣。这位年轻的班主任私下找学生了解情况,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老师,你对我们那么好,就算没完成,也不会严厉批评我们,所以就不太怕你喽。”这位女班主任震惊了。她一改以往的温和,变得严厉起来。一发现学生的问题,就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学生和她的心理距离疏远了,班级纪律和学生的习惯却没有好起来。这位教师之所以“好心没好报”,是因为她对学生先爱后严,颠倒了养成教育的第一顺序。看来,遵守先严后爱的第一顺序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养成教育中被我们长期忽视的重要秘诀。

儒家教育倡导“严刚为首”,强调家教一定要严。《菜根谭》有言:“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因此,一年级养成教育的顺序应该是先严后爱,这就是“第一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儿童的世纪”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教育家爱伦·凯曾说:“严厉的管理只在小孩的最初几年中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一种预备。有几种习惯一定要在这时期中养成,方可施行高级的训育。”爱伦·凯所强调的道理与“威宜自严而宽”的道理是一致的,这样学生就不会怨恨你;对人施恩要由淡而厚,这样学生就感怀你的恩德。一开始就严,才能立规矩、树威信,养成教育才能顺利达成,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一年级新生进行养成教育的时候,前一个月不能“心太软”,而要把“慈爱”深藏心底,一定要控制住内心本能的冲动;要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释放出足够的威严。一个月之后,学生对你有敬畏感之后,才可以渐强地释放你原本极力控制的慈爱,逐渐地缩短和孩子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此,孩子对你才会既敬又爱,你才会真正成为孩子敬爱的老师,养成教育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第一仪式:刷新每一天

养成教育最忌“麻木”。儿童一麻木,就会漫不经心,事事拖沓。而要达成养成教育的最佳效果,需要儿童每做一事都“肃然振作”。因此,教师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让每个孩子感到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完成的每一个任务都是新的。

求新求异是儿童的天性。每一个孩子都是本能的缪斯,拥有无限的艺术潜能。儿童的世界,魔幻无边,变化万千。丰富的语言可以任意拆分、组合,所有的东西都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形貌,添上一层暗影变换用途,然后再重新分割,组成新的形状。在他们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相融,再分解;一切都充满了新的意义,值得细细品味。

要让学生感到每一个早晨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每天的校园因为不一样的体验、感动、发现和生长而永远充满新意。要让学生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每一天,我都是新的,我的体验都是新的,我的记忆也是新的,我不断找到自己的新世界”。让每一个孩子始终保持生命的敏感,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次相遇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校园都是新的,每一堂课都是新的,满怀生命的激情,张开双眼去观察世界。

养成教育要强化仪式感。仪式关乎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当人们拥有超越性的世界时,人就有了责任,有了敬畏,有了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仪式的内容,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一整套严格、完备的仪式。中国古代教育也非常重视仪式。上学有开蒙仪式,写文章有开笔仪式,每天进学堂有拜孔子像的仪式。今天的养成教育也需要仪式的介入,强化孩童的仪式感,才能让我们的孩童长久地保持一种“第一次”的庄重、振奋状态。

每个第一次对于一年级的学生都非常重要,有经验的教师都不会轻易放过。第一次上课、第一次写字、第一次发言……都要让它隆重些、神圣些,让每个孩子都体会到最强烈的仪式感。如第一次集体晨会,班主任强调:“这是你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晨会。”然后,专门为第一次集体晨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开幕式,并且明确要求:把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必须安安静静。开幕式结束后,要有“及时雨”。做得好的,要奖励;没达标的,要适当惩罚。第一次写字,也要举办开幕式。可以娓娓动听地讲述仓颉造字的故事,可以配乐欣赏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可以观察三到六年级学生写得漂亮的字。让他们认识到写好汉字多么重要,多么有意思。这样的开幕式要隆重,让孩子终生难忘。以后的教育也会很顺利。

第一作业:田间劳作与家务

教育的短视行为是极为有害的。对于儿童来说,他的第一作业绝不是语文和数学作业。他应该有更重要的作业,那就是大地上的劳作。

大地上的劳作是改善人性、砥砺意志、淬砺德行、纯化情感、强化责任的灵丹妙药,能够培养一个好人所必备的基本美德,扩展孩童的心量。亚米契斯说:“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年农夫吧。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这种跨越性的合理交往,是以足够的大地生活为前提的。如此看来,被现代教育所淡忘的传统农事劳作,应该重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现在的孩子在进入小学校园后不能适应学校的养成教育,出现“多动症状”和“散慢倾向”,和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大地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太阳炙烤下进行劳作有关。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农村的劳动生活,至少要有田间耕作的基本体验。阅读大地、耕耘大地能锻炼人,是最重要的人生作业。实践证明,田间劳作,能够化解孩童心中的娇气、戾气;田间劳作,能够让孩童在艰苦的体验之后学会珍惜与奉献。这种沉甸甸的作业,或许能够解决我们在养成教育中用其他手段难以解决的难题。立足于学生长远的发展目标,我们就能在远眺和回望中分辨出教育中最具发展价值的元素,而不会本末倒置,误失良机。

城市孩子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方式,如做家务。我国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曾说,我们应该教育孩子“尽职守分”,教孩子洒扫应对,做家务,是孩子分内之事,做不到要给予一定的惩戒。他提出,每个孩子每天至少应该为家庭做45分钟的家务活儿。他还认为只读书不做家务,培养出来的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做家务是一种责任感的教育,也是一种探明生活本源的教育,还是一种理解个人与家人的关系的教育。这一切,都是养成教育的基础。

在养成教育的起始阶段,我们不能忘记第一重要的作业便是田间劳作,便是每天帮家里做一节课的家务。可结合课文、节日、活动,布置匹配性的农事作业或家务作业。“第一作业”与养成教育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教师要有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教育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任国平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第2篇

纵观世界动漫产业的发展,欧美日韩等国家以大量优秀的代表作品和丰富成熟的产业经验走在世界前列,而目前我国动漫产业虽在崛起,但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我们奉上他国动漫产业发展的一些成功经验,以资借鉴。

核心提示: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动漫业和日本尚处于同一起跑线,而如今日本动漫业已成为囊括杂志、图书、录像等多领域的综合产业,并涉及玩具、电子游戏、文具、食品、服装、广告、服务等领域,其清晰成熟的产业链条将我国远远甩在身后。近十年来,日本动漫产业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日元,已成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日本经验篇

回顾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

政府的政策支持

1983年,日本将迪士尼引入,造就“迪士尼热”现象。

1996年,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略》,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

2002年东京市政府和多家单位协办东京动漫节,进一步提高日本动漫的国际影响力。

2003年,制订观光立国计划。

2007年又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日本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动漫等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通过推行工业化大生产、建立文化产品产业链、扩大文化产品出口等,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扩大日本动漫在国外的影响力。

特殊的链式运营模式

动漫产业作为日本第三大产业,有其特殊的链式运营模式。简单来讲,漫画创作、图书出版、影视动画片放映播出、音像制品发行及衍生产品的开发和营销,都是一个有机整体。

首先,最为重要的就是产业链最上游的“创作”。日本动漫能受到全世界欢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漫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其次才是动漫作品的制作质量和宣传力度。所以,一个好的创意是形成和支撑一个产业链的关键。

其次,动漫影视作品的放映是对作品最好的宣传。关系着这个动漫作品的形象和影响力,是作品成功与否的直接衡量标准,它在带来直接利益的同时,也会为后续的衍生品的销售打下扎实基础。

第三,做好以上两环之后,衍生品的研发还需投入更多精力去经营管理。日本人将动漫衍生产品拓展到了各个领域,包括音像、图书、玩具、服装、游戏等大量使用动漫版权的产品,随着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热销,日本动漫产业才算是真正地“赚了一笔”。

正是这种对动漫产业链的重视和利用,才使日本动漫产业在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和激烈竞争之后,仍然在世界动漫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成熟的市场

在日本,动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欢迎,“全民皆漫”的现象出现,再加上漫画单行本售价低廉,动画播出品的增加及衍生产品的不断研发,使日本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各处都充斥着动漫及其衍生产品,动漫已经真正渗入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

日本动漫文化的定位非常准确而广泛,绝非单纯面向儿童的说教作品。日本人能将任何事情都画成漫画,并改编成动画电视或电影。近年来的动画片中,不但有面向儿童的《小魔女特快专递》,也有解构权威话语的古典文学名著《平家物语》,甚至还有《资本论》等经济学、哲学领域的著作。而这类系列动画电影流行多年,当年看着它们长大的儿童尽管已成人,但仍未改变重温儿时乐趣的情愫,甚至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观看陪伴自己成长的动画人物。这一部分观众也占据了票房的很大份额。

核心提示:

美韩两国的动漫产业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具备了健全的政策体系和成熟的市场环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模式和结构,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动漫品牌和企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动漫的发展过程和特色又各有不同。

美韩经验篇

动漫产业在美国是一个纯娱乐性产业,政府不干预国内动漫企业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出台专门的产业优惠政策。动漫企业在市场的浪潮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经过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迪士尼、梦工厂、皮克斯等龙头动漫集团为核心,涵盖漫画、电影、电视、音像、衍生产品、品牌授权、主题公园等多种产品多类业态的综合产业模式。

美国的动漫产业始终将“娱乐大众、迎合市场”作为核心策略。在其深刻影响下,美国动漫产业高度重视并尽力迎合受众需求,各个环节都市场导向鲜明。这使得美国动漫作品呈现出轻松幽默的独特风格,易于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广大受众所接受和喜爱,为产业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美国动漫这种模式是由其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决定的。首先,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高,动漫产业从萌生到成熟,始终处于一个高度自由、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中;其次,美国拥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动漫产业的发展背靠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完整的保险、融资和贷款体制;第三,美国法律保障体系相对完备,知识产权受到完善的法律保护。

韩国的动漫产业则是典型的政府扶持型产业。早年韩国动漫企业长期为日本等动漫大国进行代加工,处于产业链下游。其产业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政府的“文化立国”战略方针及相应政策体系的驱动。韩国政府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加强政府主导力度。韩国政府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专门负责文化产业发展,推出有多种扶持举措,包括出台政策、策划产业内容、组织专门人才培养、开拓海外市场及开展国际交流等。该机构为韩国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孵化、催生和推动作用。

二是着力破解融资瓶颈。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分别拿出约20亿韩币用以支持动漫产业。为进一步解决融资难问题,韩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文艺振兴基金,运作实施了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

三是集中建设产业基地。韩国建立了多处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基地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采取“教育培训、研究开发、产业孵化、国际交流”四大策略,从产学研三方面系统推动原创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

四是积极开展海外推广。韩国动漫产业瞄准国际市场,特别是以中国、日本为重点的东亚地区。在北京、东京、伦敦、洛杉矶等地均设立了代表处,引导本国动漫行业针对地区特点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扩大韩国动漫消费群,提高认知度。

五是大力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在动漫制作机制上逐步实现从“以集体为中心”向“以个人为中心”的转变,从选题到发行由编辑一手包办;另一方面实行动漫编辑“终身雇用制”,提高人才在韩国动漫产业中的作用。

六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韩国政府及时出台并修订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促进动漫产业法制化、系统化、科学化。

在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下,韩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动漫产业大国。流氓兔、中国娃娃等一批经典的韩国卡通形象风靡世界,韩国动漫产业的利润额和出口额也逐年提高。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作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的奥尔罕·帕慕克,在2006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作品逐渐对世界各地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获得多次大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本文通过梳理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乡愁意涵,进而讨论和分析帕慕克文本中所表达出的更为普遍的乡愁与呼愁情感的具体形象。

关键词: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乡愁;呼愁

作者简介:闫开来(2000.8-),男,陕西汉中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在读学生。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orhanpamuk)被认为是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他的作品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并被翻译成57种语言。2005年奥尔罕·帕慕克曾因一部充满忧伤与感怀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在2006年,他凭借1998年出版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奥尔罕·帕慕克出生在土耳其一个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富裕家庭,因此他在作品中时刻流露出一种对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传统民族文化的“呼愁”情结,这种忧愁是贯穿帕慕克文学作品的重要线索。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文本简要介绍帕慕克笔下的乡愁,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乡愁与呼愁的差别与具体意涵。笔者学识有限,难免有所疏漏,只能尝试阐释自己对之的理解。

一、乡愁与呼愁

在颓废派的笔下,乡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城市陌生的归属感——的展现总是另类而又过于真实的:泥泞的街道,衣衫褴褛的娼妓,蛆虫横生的死尸。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这样的场景绝非少数。而若我们将视角转换到现代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他饱含乡愁与诗意的镜头可能会极为自然的越过堆满垃圾的荒山,也可能会跨过仅用肉眼便可感知到熏天臭气的污水沟,但在污秽与荒芜背后的乡愁却不会黯淡。

所以“乡愁”究竟是什么——也只有在基本厘清较大意义上“乡愁”一词的意涵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握具体而特殊的“呼愁”。而在回答什么是“乡愁”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故乡。唯有在越过中西古典文学对于乡愁的表达范式后,我们才会明白,乡愁的表达并非总是体面与得体的,故乡也并非全然是建构于实景之外的虚像。故乡自然存在不实想象的部分,但故乡如实部分的建构标准并非是美好或幸福,很多时候反倒是凡常与容忍。污秽不堪的街巷,自是不洁的,但却可以容忍;垃圾场后的荒山,自是萧瑟的,但却可以容忍。家乡是由无数鸡毛蒜皮、喜怒哀乐所交叠而成的复合体,它有如实的,也有虚伪的,但也维系着不能轻易斩断的人与人、人与故乡之间的连结。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始讨论帕慕克笔下的乡愁,以及由故乡所引发的种种。

二、帕慕克笔下的乡愁

以上我们只是简单明确了文学与电影典范中的故乡形象,但故乡这一意象本身仍需要他者的衬托才得以显明:在《我的名字叫红》中,这一组对偶是作为故乡的东方与作为他者的西方。在这本书中——也在不少中东与欧洲文学中——“东方”一词的形象都只包含了中东与近东,而无关远东,而作为奥斯曼帝国遗留的土耳其自然是“东方”这一指称的典型代表。而“西方”一词的概念则明晰的多,在此书中它指的主要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和法兰克人的王朝。作为可能无关紧要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东方”与西方延续数百年的东方学中的“东方”并不一致:它们背后的主客关系是互相转置的。在东方学范式下的想象中,东方是作为他者的被想象的对象,在这里东方一词的意涵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帕慕克的文本中,东方是主体性的,它是家园的一部分,反而是在这里作为他者的西方形象显得比较任意: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法兰克和威尼斯并没有被明确区分的必要,他们常常是作为具有冲击力的绘画技法背后微不足道的工匠而存在的。

如果说故事的戏剧张力来源于悖反,那么处在东方-西方对立中的黑同样处在一组又一组的悖反当中。

在读书报告中,我们提到处在乡愁之中的核心是主角對谢库瑞的爱意。而当主角在石榴树旁再次与谢库瑞重逢后,帕慕克这样写道:

“稍晚,打开她的信看见里面的图画之后,我才知道,我在马背上、她在窗户里的这一景象,与被画过千万次的那个瞬间,当胡斯莱夫来到席琳的窗下与她相会的那一刻——只不过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一棵凄凉的树隔开了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心中又燃起熊熊的爱恋,就如同他们在我们珍爱的书本中描绘的一样”。[1]

帕慕克模糊了真实与故事的边界:胡斯莱夫与席琳相会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嵌套于故事之中的故事,而这故事同时又是我们真实现实之中流传的佳话。这样的模糊使得黑与谢库瑞所处的世界仿佛与现世的图景融为一体。而在另一方面,胡斯莱夫与席琳的故事是以画作的形式所呈现的,而所有的传奇画作都是透过安拉所见的真实。被黑与谢库瑞所复现的,不仅是传世的经典画作,同时也是安拉所见并被永远定格的真实。主角也正因此而处在悖反之中:对于永恒传奇爱情的复现,不得不由这样一对不合时宜的爱人来实现。这倒有点像是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色迷情》:处在无意义而又荒芜尘世生活之中的是不严谨的对称,是因缘与偶然共同编织的复调;而在生活形式的复调背后,则是正在生成的陌生或熟悉的彷徨与救赎,是未曾停止生长的生命的图景,而这生命的图景便是复调形式背后动人的旋律与和音。倘若跳脱出被模糊的形式,我们便有可能触及到更为纯粹和本真的存在,那是在流亡的沉浮间所积淀出的迷离与惘然:你不能指望黑完成一幅传统的细密画杰作,不能指望他按照安拉旨意如实临摹一朵云、一匹马、一名女仆,但黄昏时分在街巷的彷徨,在墓园雪花间的失神、在凡常生活间难以言说的爱意仿佛手到擒来,宛如任何时刻都有着一层由光阴流转与纷繁执念所打磨出的厚障壁,在这其间的是对变迁与人事无可奈何的拒斥。黑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以至于他在任何尺度上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人:游走在东西方之间,游走在正统细密画流派与被放逐的流亡者之间,游走在故土与异乡之间……更糟糕的是,这段爱情并不为姨夫所允许;就算按照世俗标准来看,也未免过于年龄悬殊了。或许也正因此,这样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能够成为案件的解决者。

在这里,我们也触及到了乡愁的真谛:不合时宜。乡愁不是对美好的刻意追寻,也不只是简简单单的空间错位,乡愁是对于个人宿命的茫然无措,是对尘世执念无所指的茫然求索。这仿佛是一幕剧,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苏格拉底被驱赶到了《俄狄浦斯王》的舞台上,俄狄浦斯则成为了一出滑稽剧的主角。空间错位的说法只是将物看成了全然物化的客体,而并不能揭示空间背后的场域与意义结构:空间是身体的延伸,身体是灵魂的延伸;灵魂之宿命同时栖居在空间之中。对于黑而言,谢库瑞就是他的执念,是在苍茫现实的沉浮中标定归宿的灯塔,谢库瑞便是主角所处在和理解的世界的中心。

而乡愁的具象化形式当然不止一种:逝去的故人,只在记忆中留存的君士坦丁堡,在时间海潮下变迁的伊斯坦布尔……但也正是乡愁最有趣也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重重叠叠的叙事与追忆间,乡愁与那标定归宿的执念,并没有被扰乱,反而结晶升华,成为了弥散在所有景观后不曾黯淡的幕景。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它是所有情感的最终情感,是所有复调的母题。谢库瑞不仅仅是向心聚集的风暴中心,同时是弥散在种种对事物与事件符号化而进行的联系与追忆之中。或许正因为乡愁与爱情的执念与记忆被弥散在了大千世界中,才在这其中激发出了向心聚集的力量。而这便是《我的名字叫红》中作者所极力描绘的主角黑心中的乡愁。

三、作为乡愁幕景与延伸的呼愁

在上述讨论之后,理解“呼愁”便成为了可能。在笔者的理解中,呼愁既是乡愁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同时是比乡愁更为普遍的弥散。毫无疑问,《我的名字叫红》并非只是黑的故事,而帕慕克的另一部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也不仅仅是麦夫鲁特自己的故事,帕慕克的叙事永远是以更大的舞台和幕景作为前提的: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和东方等等。比如《纯真博物馆》,帕慕克展现出了他类似本雅明的兴趣,正如汉娜·阿伦特对于本雅明的评价一样:

“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2]

虽不至于说帕慕克是完全同本雅明一樣想从被遮蔽的现世中通过对功能的完全忽视而发掘原真性价值,但自收藏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尘世生活向度的超越性则是共通的。通俗的说,帕慕克是在见微知著式的于凡常的细节之间探寻对于这个时代的洞见,而这洞见将会指向对当下似乎合理的生活的超越与批判。这样的批判在那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绝非罕见,“现代化”一词所暗含的西方中心式价值判断使得地方文化被宣判为落后并进而自要求进步的社会中驱逐。作为其后果的则是从这改造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种能够重新填补空缺的格尔茨所谓的整体性意义结构,而由之所形塑和转变出的象征与象征体系更是荡然无存。以进步和绩效作为前提的经济学成为了统治之学,效用函数成为了用以物化人的将金变为铅的反向炼金术,文化结构中的意义也都为种种指标以及相伴随的焦虑所取代。从对于过往王朝、帝国与神圣存在的怀念来看,帕慕克毫无疑问是个怀旧主义者,他怀念那些在现代化浪潮下日渐黯淡的传统,并尝试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其的珍视。可以这样说,帕慕克所真正想要描绘的是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整个东方在现代化浪潮下所普遍感受到的缺失、阵痛或彷徨,这也便是呼愁的意涵。

如果说乡愁只是文本中角色个人性的情感,那么呼愁便是这种情感被延伸到更大幕景后的集体感情。虽然乡愁同样可以处在较大的舞台之上——《我的名字叫红》便是如此——但它终归是不够普遍而各有所指的。呼愁则是在现代化浪潮下普遍情感的表达,它代表了处在变革与错位的阵痛中的每一个不合时宜者。它怀念而呼唤传统,并渴望将过往的神秘而又鲜活的崇拜与团结转化为超越性力量;将这种超越力量带入当下,在自我封闭而又自我再生产的现代文明图景中消除当下既存与潜存的茫然无措。因此可以说呼愁是更为特殊而又弥散的乡愁,呼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并是每一种乡愁各自表达的舞台与联系的有机纽带。作为乡愁幕景和延伸的呼愁便是这样作为了帕慕克诸多作品的底色。

但是帕慕克似乎并非是完全严守传统的,在帕慕克的文本中与怀念相对照的则是那些外来冲击自在的合理性:帕慕克没有刻意隐瞒法兰克绘画技巧的精妙,也没有否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虽然这些现代性的价值不可忽视,但它们的实现却是通过对往昔价值的否定得以实现的。这也是帕慕克文本的内在矛盾:新的价值令人神往,但它却在通过对于旧事物的否定过程中(这种否定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消磨了自身的魅力,因为这魅力的实现是以代价高昂的牺牲作为前提的;并且若从本体论的视角理解文化/文明,那么旧价值作为框定主体的一种性质/要素,若遭到否定自然而然会使得主体有强烈的错位感与迷失感。这种合理但又令人惋惜和迷离的矛盾贯穿于帕慕克的诸多著作之中。

结论:

乡愁故事——或者说呼愁故事,正如上文所说呼愁是更为普遍和弥散的乡愁——如此吸引我们也正是因为其中凸显的错位感,唤起了我们于现实王国中所觉察到的焦躁不安;与此同时,将悲剧而又浪漫的色彩带入到了茫然无措的生活图景中,仿佛彷徨的不幸将就此止息。这是如此的契科夫,如此的不安但又无力,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冰冷和痛苦的乡愁故事有多迷人、有多精彩,恰恰说明现代社会的文明人有多可悲。而“只有生活本身而不是死亡了的过去才有可能产生活生生的膜拜”[3],只有自真正鲜活的社会生活中所迸发出的热情才能在虚假物质幸福与绩效幸福下的普遍压抑中,缓解这文明的阵痛。这病痛正是乡愁(亦是呼愁)的真谛:不合时宜。

注释:

[1]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5页.

[2]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85页.

[3]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590页.

参考文献:

[1]张虎.土耳其文化的断根——论《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与苏菲主义[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176-182.

[2]杜莉莉.都市的魅像与“呼愁”——解读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伊斯坦布尔街道[J].外国文学,2017(04):126-135.

[3]蔚蓝.行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中[J].长江文艺,2018(11):106-113.

[4]赵炎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试探──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J].外国文学研究,2012,34(05):158-165.

[5]刘卓. 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文化反思[D].湖南师范大学,2010.

[6]韦浩浩. 论奥尔罕·帕慕克的“呼愁”情结[D].扬州大学,2012.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第4篇

中共哈尔滨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确定了“超越自我、再塑形象、奋起追赶、努力晋位,把哈尔滨建设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和“北跃、南拓、中兴、强县”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以松花江为城市规划建设总纲,打造“北国水城、工业大城、科技新城、文化名城、商贸都城”,明确了哈尔滨在全省要发挥好“经济发展的支柱、科技创新的先导、城乡建设的表率、服务全省的平台”四个方面的龙头作用。哈尔滨正站在加快发展的新起点上。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既要有强劲的经济实力来支撑,更要有丰富的文化蕴力来推动。笔者就加快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打造文化名城谈谈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底蕴、审美情趣、道德价值以及体现于城市内涵外质中的人文精神,它积淀着这个城市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建设现代化城市,不仅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精神底蕴、人文特色和文化生态等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从建城之初起就伴随着、见证着城市的发展足迹。世界城市建设史证明,凡是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城市,必定是文化底蕴丰厚,文化事业产业发达,文化特色突出的城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城市的决策者都逐渐认识到文化对城市复兴与发展的巨大潜力,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强化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文化建设是城市建设的核心。其一,对哈尔滨来说,高度重视文化在整合城市发展动力,增强城市凝聚力,促进城市现代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实现“超越自我、再塑形象”的前提和基础。城市文化发展进步了,就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就能够坚持解放思想,转变精神状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象。其二,挖掘哈尔滨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提升城市的内涵和品味,彰显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打造文化名城,对于进一步加深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落实哈尔滨市加快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实现把哈尔滨建设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其三,城市文化建设既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领域,又渗透并主导着其他领域的建设。在城市的经济、政治、市政、环境等各方面的建设中,无不展现着城市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目标。我们要打造“北国水城、工业大城、科技新城、文化名城、商贸都城”,其中,打造文化名城是基础,是动力,其他“四城”目标的实现,要靠先进文化的引领和助推。总之,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有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城市才有生命力,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快推进城市文化建设,铸就城市灵魂,打造文化名城,实际上抓住了哈尔滨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的根本。

二、哈尔滨城市文化的现状分析

了解哈尔滨的城市文化现状,是我们进行文化构筑的前提。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借助于移民的力量,来自国内外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哈尔滨创造了在中国北方城市中最具多样性、包容性的地域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具有突出的个性魅力,比如,多元交融。黑土文化、金源文化、中原文化、关东文化、外域文化等多种异质文化在这里融汇交织,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混交文化。这其中,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融合了中外文化,造就了这座城市浓厚的异国情调,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以及“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又如,包容开放。哈尔滨并不墨守陈规,随时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并与时俱进,动态发展。再如,寒地特征。在哈尔滨文化中渗透着地理气候因素,冰雪文化有着坚实的基础。哈尔滨在文化环境建设方面有许多值得重笔书写的光辉篇章,成就比较喜人。我们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和音乐之城建设,培育了“哈尔滨之夏”和“冰雪节”两个特色文化品牌,“冰城夏都”、“滨水丽都”、“魅力之都”的城市形象日渐形成。总之,近年来哈尔滨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文化精品不断涌现,群众文化基础扎实,文物博物取得较大突破,文化市场日渐繁荣,文化产业初具规模,文化设施建设投资逐年增大,市民文化消费明显增加,文化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但是,和国内外文化名城相比,我们喜忧参半,还有很大差距。与其他的地域文化進行比较,哈尔滨城市文化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非常值得反思。

第一,小富即安,自我满足,缺少开拓意识。

由于历史上土地资源丰富,在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生存环境相对宽松,哈尔滨人不必像其他地区人那样必须付出艰辛劳动才能生存,长此以往,产生了懒惰思想,吃苦、拼搏的精神大为下降,形成了小富即安的文化积淀。由于哈尔滨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也是最早进入计划经济阵地,最晚退出计划经济模式的大城市,所以,哈尔滨人在思想观念上“左”和“旧”的东西还比较多,现代的竞争意识、开放意识、效益意识比较淡薄,体现时代要求的创新精神、敢闯敢冒精神、变革精神等略显不足,重商观念淡薄,追求财富的路径比较少,创业精神和创业氛围不浓厚。在地域文化的深处,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盲目自满、不思进取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和“靠”成了思维定式,“纵向比看成绩,横向比找困难”的思维习惯根深蒂固。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哈尔滨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粗而不精,大而化之,丧失发展机遇。

历史上黑龙江地域是多民族的活动区域,使哈尔滨人既具有农耕民族的诚实厚重,在待人接物上又形成了大方、好客,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性格特点,重感情、讲义气,有包容性。这些性格另一方面则是粗疏而不精细,正常的人际关系变成了一种含糊的义气,正当的游戏规则被感性取代,感性大于理性,贪大求奢,缺少成本和商品观念。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粗枝大叶,大而化之,做事粗糙的传统和习惯,使我们缺乏锲而不舍的韧劲,做事虎头蛇尾。这些因素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发展机遇。

第三,“官本位”盛行,主仆倒置,发展环境较差。

“官本位”是旧社会遗留的文化理念,越是北方经济落后地区,越是崇尚“官本位”,把权力用到“极致”。有些职能部门、行政执法部门,主仆关系错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作风简单粗暴,办事效率低下,被称为“老爷机关”;有些干部“官气”十足,衙门作风严重,颐指气使,只管理不服务,只收费不办事,使我们的投资环境面临很多困境。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我们最早进入计划经济阵地,最晚退出计划经济模式,思想观念与开放形势发展不相适应,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旧体制下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一些部门和同志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淡薄。这些因素大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综上所述,哈尔滨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究其原因,有体制的因素,更有思想上的障碍。我们要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加快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大力弘扬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改造陈规陋习,摒弃愚昧落后的文化,打造文化名城,促进哈尔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打造文化名城的建议和思考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打造文化名城,促进城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市委十二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为指导,要用文化打造哈尔滨的灵魂,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哈尔滨的历史文化传统,要站在国际化、现代化和面向未来的高度,打开视野和思路,高水平超前谋划,高起点实施推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和创新理念,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打造文化品牌,擦亮文化名片,为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基础。

第一,打造文化名城,提升市民素质是根本。

文化的核心是人,而城市文化的主体就是市民。城市文化建设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首先要提高人的素质,它要求市民的文明和城市的文明设施要相对应,要求市民对文明成果的自觉创造和保护。因此,打造文化名城,必须在提升市民素质上下功夫。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培训是提升市民素质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2009年底,市委宣传部举行了全市实施市民文明素质三年培训计划启动暨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由此正式拉开了推动市民文明素质三年培训计划的帷幕。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组织了哈尔滨学院专家学者编撰《哈尔滨市民文明素质教育读本》,作为市民群众增长文明知识、提高文明素质的基本教材。目前,教育培训工作正在有序有力推进。

提升市民现代文明素质,一是要进一步做好制度安排。通过使市民经常接受教育服务、实现文化惠民的有效制度安排,创造机会,确保市民文明素质教育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长期开展下去。二是要抓住社区这一提升市民素质的平台。要以社区为切入点,以为居民提供高质量服务为抓手,促进市民素质提升。哈尔滨学院、新晚报和市民学习中心联合举办的“学习型家庭评选”活动,依托社区家庭这一平台,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当前,市文明办与哈尔滨学院联合组成宣讲团,深入8区10县(市)进行市民文明素质培训巡回宣讲,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有计划地对社区居民进行教育培训。三是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要有检验的尺度。要把市民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作为检验尺度,使市民现代文明素质循序渐进地持续提升。哈尔滨学院成立的市民学习中心曾邀请老舍之子舒乙、著名作曲家王立平等名人登台授课,吸引近万名市民走进高校课堂。

第二,打造文化名城,擦亮品牌是途径。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各有自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有自己的“风景”和“图像”,“每个文化的存在都是为了把自己的特性表现在她的生命的发展的每个细节之中”。因此,深入挖掘和利用已有的宝贵的文化资源,重点培育特色优势文化,充分借鉴国内外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改变小打小闹、零打碎敲的做法,打造出更多“叫得响”、“卖得好”的精品力作,这是打造文化名城有效途径。2009年8月以来,市委带领全市上下,不断创新和丰富城市发展思路,深化拓展城市发展战略,大手笔、大气魄地推进城市建设,加快“一江居中、两岸繁荣”的开发建设步伐。市委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打造文化名城,保持和提升城市品位,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有亲和力,更有和谐感。

建設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离不开多年形成的文化基础,离不开城市固有的文化特色。一是要进一步打造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啤酒节等节庆文化活动。要精心设计,精雕细琢,做精做细做大做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全力打造国际化开放性文化品牌,切实提高文化品牌的竞争力、影响力。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哈尔滨作为音乐名城的影响力、吸引力。要建设好高水准的哈尔滨音乐厅,突出文化娱乐特色,提升哈尔滨音乐名城的美誉度。要在普及大众艺术的基础上进军高雅艺术,在发展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引进外来艺术,形成成熟的音乐文化格局,加强市民群众音乐艺术底蕴和素养。要进一步发挥媒体的作用,精心组织策划,依托电视、网络媒体的强势宣传作用,让每一项活动尽可能外延,推出精品,引导受众,扩大在全国和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设计好载体,聚焦中央大街,把中央大街打造成“音乐大街”、“文化大街”,形成中外文化融合氛围,彰显历史文化传统。三是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要做好文化的文章。要注重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把文化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建筑特色上、市民精神里,实现外在形象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统一,保持文化特色,恢复历史风貌,在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固本求新,张扬城市文化个性,不断增强城市文化魅力、精神底蕴。四是做强文化产业,打造“哈尔滨制作”。将文化产业作为哈尔滨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产业来谋划,发展以精神产品为内容、创意为特征、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文化产业。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参与到文化产业项目中。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手机游戏、动漫产业、多维动画等新兴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哈尔滨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打造文化名城,承担重要使命的大学是平台。

教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衡量一个城市文化水平高低的关键性指标之一。大学作为社会高等教育机构,从来就是孕育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的摇篮,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城市文化中,大学日益彰显出与城市文化相依相伴的密切关系。就其对城市文化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大学无疑起到了文化传承和文化引领的独特作用,尤其对城市文化品味的提升,大学肩负着重大责任。哈尔滨学院作为哈尔滨市市属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积极投身哈尔滨城市文化建设,为打造文化名城贡献力量。

近年来,哈尔滨学院坚持为地方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一是建立产学研联合实体,直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哈尔滨学院与北京科瑞尔斯集团合作,开展“外包服务”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完善与企业合作服务平台,成立计算机软件研究所,迈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步子。学校以现有资源为依托,成立软件学院。2009年,软件学院被黑龙江省教育厅认定为“黑龙江省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被哈尔滨市政府认定为首批“哈尔滨市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被认定为“哈尔滨市服务外包企业”。二是积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学校黑龙江流域文明史研究所,围绕着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发展及其文化风俗、犹太文化、中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最近又整合研究方向,使研究内容更加系统,强调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性服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历届哈尔滨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奖数均居全市前列。三是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学校艺术与设计学院创意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成为首批黑龙江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四是结合专业,师生开展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在大冬会前,哈尔滨学院外语专业的师生深入社区讲授外语;法律专业的学生每年多次深入街道社区开展专项普法、送法进社区活动,培养市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观念。学校决定,在谋划“十二五”规划时,将进一步强调地方性、实践性、创造性人才培养特色,以更好地为地方服务、促进地方发展。

作者系哈尔滨学院党委书记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是实习生职业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当前,高校主导的实习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教师职前教育的要求。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应该实现从高校主导到多元共建的现代转向,以适应高素质师资培养的需要。

关键词:实习模式;高校主导;多元共建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530)

作者简介:蔡 华(1967 ̄),男,湖南常德人,硕士,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

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是实习生职业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决定着实习生能否入职,也决定其入职后的发展方向。根据组织管理方式不同,可将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分为高校主导和多元共建两种类型。高校主导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简洁方便,但不利于指导者与实习生良好师徒关系的构建,与当前高质量师资培养要求相去甚远。而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作为一种改进模式,正在被广泛采用,其固有的活力使教育实习成效显著。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师资质量提升的前提下,教育实习管理模式由高校主导到多元共建的现代转向显得很有必要,对提高教育实习实效性意义重大。

一、高校主导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弊端渐显

高校主导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是指高校单方面负责组织、管理教育实习的所有工作,并通过付酬或互惠的方式获得中小学的实习场地和指导实习模式。在早期,为了满足急剧膨胀的师资需求,世界各国大多以这种模式为主组织教育实习,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师资,促进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当前,已完成普及任务的世界各国正处在寻求高质量教育的时代,有关教育的各项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其中,教师职前教育领域里进行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的改革也在逐步展开。在改革过程中,人们发现高校主导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高素质师资职前培养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

(一)高校和中小学的工作目标难以整合。在高校主导的实习管理模式中,大学全权负责教育实习的组织管理,作为实习的管理机构向中小学提出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的请求,并以付酬或互惠的方式获取支持和配合。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基本不参与,即使参与,也仅行使“放行权”。在实习中,大学的工作目标指向实习生职业实践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的提高,而中小学则不会改变其一贯“以提升教学质量为主”的工作目标。虽然,高校和中小学校在实习前均强调,为教育的未来着想,共同为实习生创设良好的实习条件和环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规定中小学校有接待教育实习的任务,中小学也没有规定教师必须承担指导实习的工作。老师们对教育实习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实习指导缺乏实效。一般情况下,指导老师乐于把实习生当成自己的小助手,帮助做一些简单、琐碎的工作,很少有机会进行教学实践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的训练。其目标指向仅是帮助指导老师完成繁重的日常工作。在这种实习环境中,实习生面临着满腔激情与种种限制的矛盾,许多教育教学设均无法实施。在这种实习模式下,中小学和高校的工作目标始终难以整合,困扰着教育实习的管理和指导。

(二)中小学校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激发。在高校主导的管理模式中,高校全权负责教育实习的组织管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仅限于“同意在该校组织实习”,有的甚至不知情,作为实习承办方的中小学校处于被动配合状态,工作积极性难以激发。原因有二:其一,对中小学来说,教育实习不属于期初规划任务,不属于年终考评内容,也不属于上级主管部门临时交办的任务,完全是本职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因此,教育实习的各项工作只能是“良心活儿”。其二,教育实习的管理者是高校,承办者是中小学校,但高校和中中小学校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高校无法对在中小学开展的教育实习指导进行管理和评估,对于指导教师来说,干多干少没有标准,干好干坏也没有评说。其工作积极性无法调动也在情理之中。

(三)“双导师指导”的实习实效性欠佳。在高校主导模式中,高校一般采取“双导师”对实习生进行指导,即由高校指派的教师和中小学指派的教师共同对实习生进行指导。高校指派的实际上是“带队”老师,他们主要履行组织、管理和联络的职能,极少对实习生进行教学或班队工作指导。而经验丰富的中小学教师则是在高校“带队”老师和中小学领导的组织管理下开展指导工作,处于一种“被安排”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本职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因为指导教育实习而有所减轻,工作目标和内容仍然是原岗位所赋予。如果因为放手让实习生全面参与实践而导致班风下滑,成绩退步,则会在期末得到“差评”。因此,中小学教师不太主动,少数老师甚至对指导工作敷衍了事,把实习生晾在一边。

(四)“委托管理”使教育实习易流于形式。在高校主导的管理模式中,由于经费和师资因素,高校强调“委托管理”。所谓“委托管理”是指由一位“带队”教师带领几十个学生到一个学校实习,“带队”教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亲自深入到每堂课、每个班,只能以委托的方式,请中小学校的指导老师对实习生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这种“委托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成效不大。首先,中小学教师没有把指导实习纳入其工作范畴,积极性不太高。其次,高校对实习的管理注重资料的收集,而忽略实效的评鉴。由高校制订的教育实践工作实施方案、各项管理细则、各类实习生应填写表格、结束时的鉴定、总结、汇报展示都做很详实,实习生和指导老师填完所有表格,收集上交后,实习就可以“完美”结束了,至于实习生的教育实践能力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提升却无人过问,个别学生甚至不参加实习,只完成各项表格的填写就过关了。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主导下的“委托管理”使教育实习容易演化成一种形式。

(五)缺乏反思使教育实习内容单一。一般来说,教育实习的主要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训练实习生作为一名新教师所必需的教育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是训练实习生作为一名教师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前,高校主导模式下的教育实习特别注重对第一方面能力的训练,强调以前学过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应用。在这种实习中,内容局限于班级管理和课堂教学,对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均无暇顾及,对基于反思的教师自我专业发展能力的训练更不用提。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教师成长等于经验加反思”,反思是教师自我发展的关键,是教师职前、职后都应关注的重点。由于反思的缺乏,使本来丰富多彩的实习内容变得单一平淡。

二、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

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是指由高校、中小学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组成一个共同体(或工作小组),由共同体(或工作小组)协调多方关系,以中小学为基地管理、组织教育实习的模式。当前,英、美等国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师资大多采用此模式组织管理教育实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实习模式就开始由高校主导向多元共建转变。近30年的实践表明,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在现代教师职前教育中显示出了更多的优势。首先,管理主体的工作目标一致。在多元共建模式下,参与教育实习管理的主体一般来自三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二是中小学教师,三是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由这些部门的人员组成一个从事教育实习组织、管理工作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都只有一个工作目标,即尽可能地为实习生提供有利于专业发展的实习环境。工作目标一致,管理顺畅,教育实习的实效性得到增强。第二,管理主体的积极性得到了激发。来自三方的工作人员均不再承担或很少承担原单位的工作任务,主要精力集中于教育实习的指导和管理,对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评价,其主要内容也指向教育实习的指导和管理。因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教育实习的实效性大大增强。第三,更有利于指导者与学习者师徒关系的形成。由于共同体的目标一致,工作人员积极性提高,提供给学生的环境和指导也呈现一种积极主动的氛围,加上实习生初次参与实践的新奇感和迫切掌握实践技能的主动性,师徒关系很容易结成。在良好的师徒关系中,实习生较容易通过反复的模仿、反思,习得潜藏于教育环境和指导教师身上的默会知识,使专业能力得到发展。第四,学生获取专业实践知识的效率明显提高。根据波兰尼的知识分类理论,知识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通过文本、图表和符号表达,并能够被大规模传递的显性知识,另一类是依附于个体,无法言传,并在日常工作情境中表现出来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的获得对显性知识的学习起着促进作用。波兰尼认为,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不同,不可以被大规模传递,师徒相传、口耳相授是最有效的传递方式。[1]而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模式有利于良好师徒关系的形成。在同时习得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的情况下,实习生专业实践知识学习的效率会明显提高。第五,学生自我专业发展能力得到提高。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师专业自我发展能力。在长时间的教育实习中,对教育教学行为模式进行模仿和反思是主要任务,而且以“伴随指导”为主(伴随指导是指辅导教师在实习生开展实习时,手把手地提供师徒式的指导)。在辅导教师伴随指导下,实习生不仅习得了作为教师应有的专业实践能力,还习得了专业自我提高的能力。

多元共建模式下的教育实习强化了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注重专业能力提升的实效性,弥补了传统教师职前教育的弱项,凸显出了多元共建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在高素质师资培养中的优势。

三、从高校主导到多元共建: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实践中已经显示出较强的优势。在英国,由高校、中小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三方共同组成“伙伴关系指导小组”担负组织管理职能,并以中小学为基地开展教育实习;在美国,由来自高校、中小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共同组成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负责组织管理教育实习,教育实习工作以中小学为基地;在德国,由直属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研修班负责组织管理教育实习的日常工作,研修班附设在中小学,仍然以中小学为基地组织教育实习。近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模式组织合理、富有实效,为基础教育培养了无数高素质的新师资。从当前形势来看,选择多元共建的管理模式组织教育实习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英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都选择多元共建的管理模式组织教育实习,在于它符合管理科学和认知理论的基本原理。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以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符合现代管理的基本法则。首先,管理主体构成合理,目标一致。多元共建模式下的实习管理主体主要来自高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小学,理论、实践和管理方面均有兼顾,成员构成合理,并且所有成员的工作目标高度一致,组织管理效率高。其次,指导教师责、权、利高度统一。责、权、利统一才可能强化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比如,在德国,专职指导老师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选拔、任命,以公务员的身份开展工作,责、权、利高度统一,其工作责任心是高校主导模式下的指导教师无法比拟的。第三,评价全面、注重实效。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注重对实习生进行评价,也注重对指导教师进行评价,并且评价的标准比较严格。比如,德国的教育实习结束后,实习生要接受全国的统一考核,合格者才能获得教师任职资格。以公务员身份负责实习指导任务的老师每年均接受本职岗位的质量考核。其本职岗位就是对实习生实施有效的指导。因此,无论是英国的“伙伴关系指导小组”,美国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还是德国的研修班,因其科学合理的管理,教育实习富有实效,为本国培养了素质较高的新师资,促进了该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称为默会知识。”[1]根据该理论,教师的专业知识也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显性的教育理论知识,一种是存在于认识活动中,无法用言语表达,却起着决定作用的默会知识。波兰尼及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默会知识不仅具有“非逻辑性”、“非公共性”、“非批判性”,而且还具有“情境性”、“文化性”和“层次性”等特性。[2]这说明默会知识不仅不能用符号进行逻辑说明,无法加以反思和批判,而且还总是与特定的情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经过归纳总结而成的显性知识可以通过讲学、著书进行大规模的传播,但更多的潜藏于教师生活际遇和日常教学过程中的默会知识,却不易被感知,更不易传递。教育实习就是要求实习生在与指导老师朝夕相处中,习得这种默会知识,而习得默会知识的关键是实习者和指导者均具有强烈的意愿,即指导者尽可能地将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默会知识外化,实习者尽可能将指导老师无法言传的默会知识悟透,这样才会达成默会知识的有效学习。

多元共建的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有一个目标相同、经验丰富的指导团队,有一群为了通过严格考核而努力追求专业发展的实习生队伍,有一套注重实效的考评管理方法。这些条件有利于良好师徒关系和融洽团队的形成,有利于默会知识从指导教师身上向实习生有效转化,有利于高素质师资的培养。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建的实习管理模式符合现代认知科学理论。因此,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探索,教育实习管理模式由高校主导向多元共建的现代转向是高素质师资培养的必需,也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Polanyi.The study of Ma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2] 吴晓义.国外缄默知识研究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5(9).

(责任编辑:陈 伟)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College ̄oriented to Multiple Construction

CAI Hua

(Changsha Normal College,Changsha,Hunan 410100,China)

Key words: mod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college ̄oriented;multipl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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