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家认同 意识形态 对外传播责任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中，关于国家对外传播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内涵，尽管没有清晰的界定，但它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紧密的关联性并不会受到怀疑。少数民族事务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不仅是文化发展必然，更是国家形象传播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国家对外传播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历史演进、民族融合等等问题，客观上成为国际社会评价中国的标尺、勾勒中国形象的素材，这就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承担着国家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
一、西藏：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一种样本
西藏无疑是中国国家对外传播中最敏感的、最具影响力的题材。特别是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这种关注度就急剧上升，并呈蔓延之势。它几乎成为解开国家对外传播难题的一把钥匙和阿里巴巴神秘大门，具有最普遍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意义。西藏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性，是中国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支撑点。
第一，所谓的西藏历史地位问题。这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殖民政策的畸形产儿，也是西方国家和达赖集团最为“钟爱”的涉藏命题;
第二，宗教问题。藏传佛教在西藏具有普遍影响力，它实际已经被西方政治化;
第三，藏民族文化问题。它的独特性和国际关注度，使西方世界一直试图要完全保持它“化石”般的原生态;
第四，民族政策问题。西方总是试图要以高度自治取代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第五，达赖的国际形象问题。达赖毫无疑问已经被自己和西方社会成功塑造成所谓民主、和平、智慧、亲善的象征，一个与中国政府对峙的强有力的英雄形象;
第六，对西藏极其有限的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西藏以外的地方，人们对西藏的了解也很有限，多止于传说，不乏曲解，而在国际社会，这种有限性更加严重;
第七，发生在西藏的重大社会事件，放大了西藏对外传播的蝴蝶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西藏骚乱，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影响力，加大了西藏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份量。少数民族事务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主要特征，差不多都在西藏的对外传播中都有体现。
这也成为笔者及西藏民族学院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2010年，由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藏地方对外传播策略和方式研究》获得立项，它的主要方向就是思考少数民族地方媒体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责任。2012年，西藏自治区“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西藏民族学院成立，其中就设立“西藏对外传播发展研究平台”，这个平台就设在新闻传播学院，并于2013年6月举办了“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多学科、多领域的著名学者出席论坛，包括著名学者郑保卫、杨圣敏、黄旦、周炜、王小彬、毕研韬、刘琛，以及涉藏机构、媒体的候云灏、马胜荣、张小平、王长鱼、贾春明等。西藏民族学院有志于建设“西藏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的初步进展表明，西藏对外传播态势严峻，面临重大挑战，但对国家对外传播的开拓具有样本意义。
二、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困局，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制约
在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传播理念和方式对西方的主动适应，但对中西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误读和对峙带来的破坏性认识严重不足。国际社会缺乏对中国的基本认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闻鸡起舞”已是普遍现象。这种随着国际社会议程设置被动应对的对外传播节奏，显示中国的少数民族对外传播态势极其被动。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矫正”中国对外传播落后的方案中，主流的意见就是顺应西方传播的理念和方式，依然是在“闻鸡起舞”。
中国对外传播在国际社会的被动状态，受制于各种因素。但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因素，而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优越感，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排斥、敌对心理，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失落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把中国置于与自己对立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对立令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官方机构和媒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在这种拒绝心态下，很难相信中国传媒的传播方式的变化甚至西方化会赢得西方国家的“芳心”，接受中国的传播，进而接受中国。即使你说的是事实，它也不会接受，或者做出符合自己国家价值观的解读。一旦受偏见支配，任何关于中国的真相、真理、公正、客观都很难进入西方人的大脑。事实还证明，在中国发生重大社会震荡的特殊时刻(如“3·14”与“7·5”事件)，西方媒体不仅不接受中国媒体的传播，而且还会自己行动起来，利用收集到的只言片语和过去时画面，竟然进行即使在中国也早已过时的“主题先行”式虚构创作。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语境下，很难想象传播方式国际化带来的适应性，能够在国际上整体改变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状况和战略平衡。这就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国际现实。
这种分析只是要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困境，根本原因并不在传播手段和方式非国际化，而在于中西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对立，在于国家实力的严重失衡。文化的交融和意识形态的兼容才是解决中国对外传播困局的根本出路。即使是追求对外传播手段的革新和国际化，也一定要坚持意识形态和文化互相接受的前提。
三、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责任
文化的交融和意识形态的兼容毫无疑问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现阶段，少数民族对外传播至少应该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根本目标是国家认同。不同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分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也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是，中华民族的同一性是传播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中国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各民族都是中国公民，各民族在悠久的交流中共同缔造了中国。无限夸大某一民族的绝对特殊性，甚至将它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分隔、对立起来，只会消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不是仅仅传播一种民族文化，而是要传播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从而构建中国形象，实现国家认同。①
第二，文化交流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基本途径。在中西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甚至对立中，文化无疑是最具有“共识”的纽带。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又形成了对他文化的吸引力。文化又会被确立为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符号。在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最适合于扮演国家使者的角色。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中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藏传佛教具有广泛吸引力，自然就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中国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关键尺度，是文化对外传播的焦点。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及其实现程度，无疑是宗教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大众媒介应将文化的传播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责任，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中，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第三，少数民族地方媒介是对外传播的基本平台。对外传播是国家责任，但也不能推卸地方的义务。“国家责任”往往会成为地方特别是地方媒体“回避”对外传播责任的借口。笔者就此提出一些意见②：1.西藏对外传播的源头：提供国家传播最基本的元素;2.国家传播前沿：观察哨——敏感的神经;3.西藏地方传媒：国家对外传播的基础平台;4.西藏地方传媒：西藏对外传播的主体。
第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介具有特殊的对外传播功能。这就是要试图探讨少数民族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定位和功能。笔者觉得基本适用于对各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介对外传播定位的把握。同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介不仅体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也是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特殊平台。它存在的本身就显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发展，也能够获得国外少数民族受众的认同感，具备对外传播的天然优势。
第五，民间传播具有官方传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意识形态对立、缺乏基本信任的国际传播环境中，民间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将会产生直接效果。民间的交流是传播的主要方式。这种脱离了官方色彩的传播，以渠道的多样性、传授双方和价值观的接近性，会加快中外互信和沟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熟悉程度大大增加。在新媒体影响力日甚的信息时代，民间传播凭借手机短信、微博、微信、QQ、评论平台等传播能量和时效强悍的新媒体，开放、自由地传播海量信息，使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趋于全面和真实。新媒体与民间的融合，正在成为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巨大增长点。在官方主流媒体地位面前，民间对外传播“弥漫式”的效能绝不能被忽视。
第六，用故事和人物对外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敏感性常常会被放大，因此直白、单面、概念化、规范化的宣传模式一直被沿用。这种保险系数高的宣传模式不仅不被国外接受，就是国内受众也接受不了，传播效果低下。少数民族对外传播必须改变传播方式，学习和接受国际传播理念。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宣传模式中解放出来，确立信息传播理念，把对政治立场的坚持、观念的传播与事实融合，用事实说话。故事传播的最大好处，就是引起受众对事实的兴趣。记住事实，从而记住事实之中的意见。人物传播的效应往往呈现立体化。达赖集团和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人神融合的精神偶像——十四世达赖，在他的身上附加了西藏旧势力、藏独势力和西方观念主要预期，成为西方反华传播的“杀手锏”。③排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还未能推出与之相匹敌的象征性对外传播人物“偶像”，但也可以学学美国记者斯特朗那样的写法。④她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记述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时采用的一个卓有效果的手法，就是记录了几个西藏当时的历史人物(包括农奴)，其人物形象生动的程度绝不亚于文学作品。人们记住了他们，由此也记住了西藏这段历史，记住了少数民族社会发生的历史变革，为中国形象大大加分。
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内与对内的区别和一致性
在我们阐述少数民族对外传播问题时，“内”、“外”范畴的区别和确定理所当然。中国与外国的巨大区别，包括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在传播方式和受众中自然有别，绝不可能照搬外国模式，邯郸学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内外当然有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内外的概念还将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对外传播之“外”，主要是指国外，但实际上也还包含“区域之外”。例如，中国的很多地方对西藏的了解，依然止于传说和过去的记忆，有些对西藏现状的询问很可笑。这就说明，即使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自己的少数民族地方的了解也很有限，需要全面真实地传播。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理应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作为自己传播的受众，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忽略对外传播中“外”的具体指向。仅仅是“外国”的说法实际相当笼统：他们到底是哪些外国人或组织呢?有研究“达赖集团”的西方网络宣传策略的学者就分析到，达赖集团希望拉拢和说服的对象，主要分成10个项目：众议员、参议员;工会;当地国际特赦组织;教会领袖;地方报纸;热线广播及其他广播节目;环保组织;成立地区联网组织;鼓励他人加入;对任何表示出兴趣的人，而最为重视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员⑤。可见他们对社会舆论的关注显然超过对官方的重视。他们深谙西方社会制度的构架，因此采用极富针对性的才略，并收到出色的效果。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具体指向应该包括哪些呢?达赖集团的传播重点就是我们的传播重点吗?值得认真分析。
少数民族对内、对外传播的区别，并不与少数民族内外传播的一致性相抵触。不论是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由宣传模式向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是必然趋势。强调思想和观念灌输的宣传模式，在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在重大、特殊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促进社会迅速回归秩序，宣传的方式也相对符合社会和民众期望。但是，只有信息传播模式才根本符合信息社会的潮流。它所倡导的理念，应该是全面客观传播，重视事实和细节，事实与意见分离，特别是传播多种意见，不绝对化、单极化。在少数民族传播中，更重要的是不要简单图解民族政策，不仅仅纵向比较，还要敢于横向比较，直面少数民族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在告诉世界国家对少数民族扶植政策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保护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要改变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空洞说教、千篇一律的弊端，让传播回到现实、回到民间、回到生活之中。应当用对外传播中的改革勇气和理念，改革区域内传播和国内传播，最终使内外传播实现一致。先进的传播理念和方式并不是对外传播的专利。
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历史使命
1.利用民族院校在民族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人才。西藏民族学院已经承担西藏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任务，由民族研究院和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实施。
2.把少数民族对外传播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长期跟踪，破解难题，逐渐把民族院校建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基地。
3.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的国际传播“对手”及其传播策略。就西藏对外传播而言，达赖集团的国际传播无疑是“成功”的案例。在对他们传播方式的研习中，可以发现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型和我们传播的缺陷。
4.扩大与国际传播教育机构、传媒和团体的交流。少数民族对外传播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播对象，就很难获得恰当的传播策略和方式。而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研究如果不了解国际传播环境，也可能会是自说自话，难以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引注：
①廉湘民：《西藏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载《对外传播》20111年4期;
②周德仓：《西藏地方媒体在西藏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载《西藏大学学报》2013年1期;
③⑤李希光、郭晓科、王晶：《“达赖集团”的西方网络宣传策略》，载《现代传播》2010年5期》;
④周德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西藏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载《西藏大学学报》2012年1期)。
作者简介：周德仓，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少数民族对外传播。
责任编辑：邰山虎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作为中国边疆大省的新疆,地处于中亚腹地,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中西亚与欧洲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内外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因其天然的地缘优势,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本文以新疆为例,对改革开放30年来(1978—2007)产品出口的规模,产品结构变迁,以及出口国家的变动进行梳理分析。从出口的角度分析了民族文化对产品市场的影响以及对相关产业的促进,希望可以找到改革开放后新疆出口大致脉路,并对民族特色产品贸易与文化互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方向。
关键词:出口;民族特色产品 ;文化; 消费偏好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消费偏好的定义以及文化因素对偏好的影响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于所购买或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喜好,又称“消费者嗜好”。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优劣性所产生的主观的感觉或评价。偏好受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
2、商品的文化意识性
指蕴含在商品中的文化背景,消费者在消费这一类商品时会感受到商品中蕴含的文化,并产生一定的效用。
商品尤其是文化商品是具有意识性,这是因为商品在生产设计宣传上不可避免得会打上创作者的主观印记,创作者的价值观,意志,感受等都将通过符号化与形式化形成具体的产品,以此向社会表述。大众对这些商品进行消费时,必然会被作者的观念和倾向所影响。或者赞同或者反对,并以此形成对消费者正的效用或负的效用。
3、附加值
由于产品创造并满足了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使企业获得的超额回报。也即消费者为得到产品或服务而付出的价钱与企业为产品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值就是附加值,差值越大,企业获得的附加值越高。产品附加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企业的内部生产活动等创造的产品附加值和通过市场战略在流通领域创造的商品附加值。高附加值产品,是指”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产品。其技术含量、文化价值等,比一般产品要高出很多,因而市场升值幅度大,获利高。
二、新疆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商品的变迁
1、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变迁描述
通过数据显示,我们很容易根据新疆出口额的增长率将新疆出口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八十年代新疆出口额以每年34.7%的速度高增长。1992年到1997年出口额增长比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年增长9.36%。再到新千年出口额以几乎每年35%-40%的速度飞速增长。数据只是表象,仅仅告诉我们新疆在不同时期出口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出口额,出口商品名称,出口国家三个层次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出口变迁,并试图找到其背后起作用的真实原因。
2、出口商品结构变迁
出口商品表描述了新疆出口的变迁。从八十年代主要以低附加价值的几乎没有加工的农产品,工业原料。到九十年代出口经过初级加工的农产品工业品以及一些科技含量和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再到现如今出口极具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商品。这是本文对新疆出口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这些商品从更深一层的角度说明了新疆在产品出口方面的改革历程。也对近三十年新疆出口额变化率给出了一个解释。
新疆出口贸易的两个转折点
一、1990年的出口倒退是新疆出口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之后,出口商品明显发生了改变。农业原材料出口出现大幅度收缩,初级工业品,具有较高文化意识性的日用百货,家具以及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电子商品成为了出口商品的新支柱。
二、2000年后的出口商品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和商品文化意识性较强的道路。这成为新疆出口发展的第二个转折点。出口策略很明显的做出了强化商品文化意识性的选择。在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政策阅读中,笔者发现1998年出台的一项关于大力发展新疆民族产品的政策对出口商品政策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该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为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继续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九五期间,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产主要享受三方面优惠。一,优惠利率。二,税收减免。三,设立专项投资。通过表格,2000年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其主要出口商品,正是各种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用品。新疆的民族文化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欢迎。
3、出口国家的构成变迁
关于出口阶段划分的第二个依据在于新疆主要出口国家的变动。当今国际贸易更多依赖海运,而新疆恰恰是一个离海最远的城市。这就注定了新疆出口的成本会更高一些。结合新疆出口的低附加值商品。使得新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弱竞争力。但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边境贸易优势。从表格我们注意到,新疆同巴基斯坦一直有贸易往来。可巴基斯坦在80年代始终没有成为新疆产品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同时,新疆在80年代同中亚五国积极开展贸易联系,但这五国不仅没有借地理优势成为新疆产品的最大进口国,甚至只占了新疆出口额的很少一部分。相反,倒是欧洲国家,美国,日本之类的国家成为了新疆主要出口国。直到1990年以后新疆对边境国家的出口才崭露头角,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新疆边境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在1997年以前一直在34%到41%之间徘徊。联系上文,我们注意到尽管新疆在八十年代出口额增长比率颇高,但其实际出口额没有多高。相对来说,尽管九十年代出口额增长缓慢。但其实际出口额已渐成规模。而边境贸易在2000年后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2002年以后,新疆边境出口贸易额占到新疆出口总贸易额的70%—76%。新疆主要出口国家名单则证实了边境出口扩张这一点。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新疆在出口上是具有地缘优势的。
三、文化与出口的互动
我们注意到新疆在八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新疆1988年打开中东市场该市场却没有得到发展和1990年的出口额倒退与新疆文化在这一时期因自我封闭而停滞不前极其吻合。文化是社会意识的表现,一个社会意识表现为保守,固步自封,那么与之相应的对外交流政策也会随之表现为保守的形态。前文提到新疆在改革开放后十来年均采用一种出口政策,缺乏进取精神,最终导致了1990年的出口负增长。新疆在改革开放初期便与四十个国家及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到1990年与新疆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为四十二个。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文化保守思想的影响。
民族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国际上产生诸多影响,对新疆产业发展政策制定也表现出自身的影响力。1998年新疆文化活动的主题之一是讨论民俗文化与当代社会。这一年也是制定和颁布《新民族贸易政策》的一年。我们在对出口国家与文化交流国家进行对照同时发现,进入新千年后,文化与出口结合的更紧密了,积极扩大自身影响力。新疆的每一次国际商品展销会都能看到民族文化的身影。
1、文化与出口的互补
新疆的优势是什么?自然是其雄厚的民族文化以及以其文化为依托的民族商品。这类商品的基本特点是尽管产品附加值不高,但都具有高产品文化意识性。了解自身优势,发展扩大这一优势,并最终获取收益。这便是新疆出口要做的。新疆在新千年出口方面充分认识并发展了这一自身优势。2000年后的新疆出口近乎爆炸式的增长便得益于此。民族用品的出口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出口。消费者消费这种商品的过程也是在解读新疆民族文化的过程。让消费者更加了解新疆文化,从而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影响力。
2、文化影响消费偏好的天然优势
新疆对中亚五国的出口来说,中亚五国国家主体民族在新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民族。并且民族文化也是同根同源,如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哈萨克族。就此而言新疆对中亚出口有着天然的优势v。新疆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文化交流广泛。这些产品在出口后,被中亚消费者消费,并引起这些消费者感情上的共鸣,让消费者得到更大的效用。同时,消费本身也是具有习惯性的,当他们对新疆的商品产生信任后。在同等条件下,中亚地区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从新疆到来的商品。
3、商品的文化意识性
从商品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根据商品的需求理论,精神效用较强的产品其需求曲线与普通商品的需求曲线是不同的。他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而供给曲线是向左下方倾斜的。也就是说精神商品的销售量会随价格的升高而升高。这主要是因为需求曲线还代表了另外一个含义,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普通商品是边际效用递减的,而精神产品,其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具有强商品意识性的商品通常会表现出精神商品的这一特性。很难估算出拥有商品意识性的商品会为消费者带来多少额外效用,同样,也很难估算出能够抵消多少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带来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因为其文化偏好的相同,或者相似,即对同种商品的消费会得到大致相同的效用,边际效用曲线无疑会变得的平缓。对于在与消费商品文化正好相反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消费者,其边际效用曲线就会骤然下降,乃至直接出现负效用。基于上诉原因,笔者认为,出口商品的商品文化意识性会在流通领域创造商品附加值。
商品的意识性改变需求曲线的弹性后使得商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了,当然,这指的是商品出售给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商品意识性带来的最少为零的正效用。需求曲线更富有弹性让商品价格只要有微小的变动销售量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从上文表格中可以看到,新疆从改革开放以后便开始同中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几乎所有产品都有出口,包括产业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可都没有形成规模。一度甚至在中亚市场比不上远在大洋彼岸美国加拿大。但自从1998年国家再次强调并支持民族商品的发展,民族商品迅速繁荣并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以后,中亚地区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新疆出口的重要地区。出口额更是以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增长。可以说,民族文化为我们打开了新疆产品在中亚的大门。
四、结束语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多元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文化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并为此发展了多门学科。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中已经认识并利用文化的优势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了。作为民族众多的新疆,在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新时代新经济的今天,我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自身,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我们积极的探索与研究。从而为新疆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注释:
①保罗•萨米尔森,微观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②企业市场营销[M]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经济学词典[M]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新疆年鉴
⑤中哈经济贸易合作前景与思路对策(中)国研网2006,10.27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米尔森,微观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企业市场营销[M]高等教育出版社
[3] 经济学词典[M] 高等教育出版社
[4]新疆年鉴1985-2007
[5]The nature of equilibrium in markets with adverse selection[M]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Spring Wilson.c.1980
[6] 中哈经济贸易合作前景与思路对策(中)国研网2006,10.27
[7]Hicks.JR.1956. A Revision of Demand Theory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作者通讯地址: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逐渐建立，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拥有跨文化能力，才能保证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目标。
关键词：多元文化;跨文化意识;对外汉语教师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多元格局逐渐建立起来。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能对对外汉语教学有直接影响。以多元文化的立场诠释对外汉语教学，以多元文化的视野打量对外汉语教师，已经成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其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学生同时置身于非母语文化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汉语教师作为教授中国文化的主体，其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但对外汉语的授课对象是来自异文化的群体，这样在教学中有时就会下意识地选择文化依附来适应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由此就会产生文化依附矛盾。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实际上是设计者、引导者、解惑答疑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起主导作用。为了达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对外汉语教师在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观、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思考的基础上，还要兼具对异文化的敏感性和宽容性，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入异文化，主动抵制对异文化的偏见与歧视。在实际教学中，从语言、文化、交际因素等多个方面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核心的价值观、人生哲学、品格智慧、人文伦理、民族风情等中国文化的内涵。
教师应该明确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师的双重身份——教授汉语以及跨文化交际者。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既保有对自身优良文化的亲切体验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能宽容地对他文化的精华部分持有尊重和欣赏的态度;既立足于本土，又放眼于世界，这样才能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如何培养在与全球各种文化彼此交往与互动中发展适应多元文化的教师即跨文化教师，是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首先，对外汉语教师要将多元共生、平等对话、和而不同的理念融入跨文化意识，并将这种意识渗透到教学实践中，掌握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要求的教学策略与方法，来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意识的强弱和跨文化知识的多寡，从根本上直接影响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习得、接受、认同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中国文化依附程度的深浅。语言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全球文化多元发展和共存的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应观察和研究多样性的文化，才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效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其次，对外汉语教师要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文化观，在跨文化交际中通过与异文化的比较，更清楚地了解并突出自身的特点，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魅力，进而获得对中国文化价值合理性的信心，从而积极、主动、自觉地传播中国文化。在具备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对外汉语教师才能在教学中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自觉地增强文化敏感性，发现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并能根据这种差异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形成文化适应性教学，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进行。
最后，结合Baker的三阶段模式，即学习、发展和参与，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在掌握汉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在跨文化交际中形成多元文化的教学观点，通过教学实践培养留学生同时获得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现实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外汉语教师要避免本民族文化优越论的倾向。我们提倡树立文化自信，但决不能凭借教师的权威而使自己表现出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这样会使处于被动接受的留学生产生文化上的冷漠、不合作行为，甚至排斥感。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只有努力提高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能力，自觉地排除文化差异的干扰，做到相互包容和彼此适应，才能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程度，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发展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最终真正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目标。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7）.
[2]刘晶晶.试论对外汉语教师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3）.
[3]耿淑梅.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的角色定位[J].中国大学教学，2009（7）.
[4]孟凡丽，于海波.国外多元文化背景下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探索及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8（2）.
[5]韩文淑.文化自觉与文化尊重[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立项课题（课题编号：JG15DB334）。
作者简介：陈丽（1982- ），女，硕士，沈阳建筑大学国际学院讲师。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9月15日上午，第八届中国（泰州）国际医药博览会在江苏省泰州市中国医药城会展交易中心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姜会长在致辞中对泰州医博会创办7年来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贸促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泰州医博会的支持力度，为中外医药行业交流合作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加快发展，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本届博览会以“汇聚医药创新资源，打造健康产业高地”为主题，展出面积5万平方米，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企业参展。
世博会中国馆荣获“世博会奖”银奖，展示获各方高度评价
为期93天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即将落下帷幕。当地时间9月9日晚7点，阿斯塔纳世博会颁奖晚会在世博园隆重举行。
经激烈角逐，中国馆从参展的115个国家馆和22个国际组织馆中脱颖而出，荣获竞争最激烈、含金量最高、最受关注的A类展馆主题演绎类“世博会奖”银奖，综合排名仅次于德国（主题演绎类金奖）和俄国（展示设计类金奖），这也是自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之后，中国馆再次获得“世博会奖”重要奖项。阿斯塔纳世博会组委会董事长、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叶西莫夫向中国馆政府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颁发了奖杯。
本届世博会中国馆，以“未来能源 绿色丝路”为主题，是参展面积最大的外国馆之一，也是世博园区最先动工和施工工艺最復杂的展馆之一，在所有参展中实现第一个接收展馆、第一个启动施工、第一个完成施工和第一个开展试运营。
开幕以来，中国馆通过高水平的展览展示和丰富多彩的经贸文化活动，系统展示了我国能源发展成就，大力助推了“一带一路”建设，有效促进了中哈关系深入发展，被称为最受观众喜爱和欢迎的外国展馆之一，累计接待各国游客50余万人次。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等来自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50多位政要和官员参观中国馆并给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世博会奖”分为创意展示和主题演绎两类。本届世博会评奖，由9名来自美国、日本、丹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设计、能源和世博会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评定。评委会根据建筑面积、总投资额等要素，将所有展馆分为A、B、C、D四类，进行独立评奖。其中A类展馆奖项一直是历届世博会中竞争最为激烈，也是最受关注、含金量最高的。本届世博会参与A类展馆评选的国家包括德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法国等18个国家。
卢鹏起副会长出席第七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式
9月9日，以“展示全球佳酿·促进合作交流”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宣布博览会开幕。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谌贻琴，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满仓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卢鹏起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加强与贵州省的合作，从对外贸易投资合作、推进会展业转型升级、深化国际交流、加强涉外商事法律服务、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支持贵州，促进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大型酒类国际性专业展会，是全球酒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共有40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参展。
第十二届北京文博会圆满落幕
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主场活动于9月13日下午圆满落幕。
历时3天的第十二届北京文博会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助推文化强国建设。本届文博会以“文化科技融合传承创新发展”为主题，汇聚海内外优质文化产业资源，自觉呈现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度展示北京加快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新成就，示范引领全国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额977.28亿元人民币。本届文博会签约、成交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影视文化制作、版权项目签约金额371亿元人民币， 占比37.9%，交易活跃；二是落户园区的文化产业合作项目478亿元人民币，占比49%；三是文化与科技、金融等融合的项目金额171亿元人民币，占比17.5%；四是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文化贸易签约金额138亿元人民币，占比14%，文化走出去项目增加。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高端化、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特色更加明显。共有来自海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界及相关业界的近200万人次参与了展览会、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及分会场百余场次活动。其中包括4个国际组织、63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境外代表团组；全国23个省区市组团全面参与文博会。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文博会主展场，3天接待以业界专业人士为主的各界观众约15万人次；文博会主题报告会和6场论坛，有142位包括国际组织高层负责人、国家产业主管部门的权威人士和国内外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到会演讲，2500位业界专业人士到会交流；以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文化产品交易、产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65场项目推介交易签约活动，吸引了海内外1.5万位客商到会洽谈交易。
本届文博会还举行了“走进文博会看北京”系列活动，引导市民深入了解北京文化创意创新资源，激发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热情，探索创新文博会的活动形式。
安徽馆精彩亮相第82届萨洛尼卡国际博览会
9月9日，第82届萨洛尼卡国际博览会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本届展会，并设立中国馆。中国馆于当日举行开幕式，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等为中国馆剪彩。安徽馆作为中国馆重要组成部分，20家安徽企业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械设备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参展。
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等陪同下，阿莱克斯·齐拉普斯总理莅临安徽馆，饶有兴致地观看了科大讯飞的语音智能产品、赛为智能的无人机及轨道交通产品。齐普拉斯总理向工作人员询问产品的功用、特点和独创之处，并亲自参与体验互动，他频频点头，对安徽参展的高科技产品表示赞许。
本次参展的安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安徽的创新能力，在希腊这一欧洲“门户”闪亮登场，将为“安徽智造”这一品牌在南欧及周边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徽馆开馆首日，除科大讯飞、赛为智能外，安徽省美亚光电、乐金健康、中创运动、三诚国际等企业的色选机、家居休闲、户外运动以及机械等展品也获得专业观众的青睐，洽谈体验者络绎不绝。
浙江省贸促会副会长张青山出席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系列活动
9月1日上午，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贸促会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于在长春开幕，浙江省贸促会会副会长张青山应邀率企业家出席相关活动。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教会外国人阅读识字，更重要的是向他们传播中华文化，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教学，而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授。而在其中，民俗文化教学的作用不可小觑。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民俗文化内容，有利于语言教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民俗文化；渗透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活动，要求学习者不仅学习汉语本身，还要对汉语语境下的民俗文化有所了解。作为与自己的母语文化有着极大差异的崭新内容，特定的民俗文化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全新领域。民俗文化作为国家文化体系的基础部分之一，如果能够被充分地利用，将有助于外国学生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与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
一、民俗文化蕴藏在日常交际用语之中
在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学习的时候，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必然形成冲突差异。人类的总体思维是相似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俗文化和欧美国家的风俗习惯在很多方面是迥异的，即使与邻近的韩国、日本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对外汉语学习必须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民俗文化基础，否则就容易产生交际错误。
例如：一位初到中国的留学生，对于周围人的寒暄问候，表现出来的是不知所措和无法理解。“出去啊？”“去哪啊？”“才回来啊？”一系列的问题让她无力招架。她心想：你既然知道我要出去，为什么还要问我呢？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回来的时间并不晚，你为何这样说？当然，留学生回答起来更要费一番脑筋。
除此以外，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更易成为交际障碍，因为它们往往是外国学生母语中没有的或不对应的词语。比如看到“愚公移山”，中国人赞扬其不畏困难、锲而不舍，而外国人却疑惑其不思迁徙、不会变通，为何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走后门”“炒鱿鱼”“不见棺材不落泪”等词语，如果不加解释，留学生会更难以明白。
二、学生的交际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汉语表达的语境中，很多词语在特定环境下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也是受民俗的影响。例如：结婚做寿时忌讳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同音；看病人时不带梨，因为“梨”和“离”谐音。学生如果不了解这些民俗，在交际中就可能违反民俗规则，使交际无法顺利进行。
一个“老”字，在中西方使用上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有尊老爱老的传统，“老”字流露出无限的亲切之情，对于称呼更是含有深深的敬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老”在中国已经超越了年龄的限制，表达的是由衷的敬意和肯定。但是这对很多的外国学生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中，“老”是一個贬义词，让人联想到没有价值。西方的老人忌讳说自己老，因为承认变老就意味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从此过着孤单的生活。所以，只有依赖民族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词语的含义。
三、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
动物的形象在中西方民俗文化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例如：猫头鹰、蝙蝠和龙在西方国家分别代表着智慧、吸血怪物、邪恶势力，可是在中国却相反，猫头鹰被人民称作“夜猫子”，象征不吉利，龙和蝙蝠则分别象征着吉祥神圣和福气，中国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像这样的象征民俗、信仰民俗在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不明显，但是到了高级阶段，这些民俗则能影响他们能否正确的理解汉语，并能够引导他们的精神生活。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民俗文化的渗透途径
1.树立以民俗文化为教学版块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仅仅是教外国人学习汉语，教学活动中仅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传授，不注重文化上的交流。在这种旧的教学理念下，学生会觉得汉语课枯燥乏味，往往容易丧失学习的热情。笔者认为应当树立以民俗文化为教学版块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将民俗文化有机融入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2.秉承系统性即循序渐进教学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要摒弃学院派思维和填鸭式教学，真正做到把民俗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教学，把语言教学置于民俗文化背景之下，主动自觉地将民俗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教学中。另外，在课程结构上应注意针对不同层次的外国留学生，应安排相应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
3.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较为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努力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异域的汉文化当中感受到罕见的同质文化，学生对民俗文化、对汉语知识更加感兴趣。
民俗文化的有机渗透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不同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统民俗文化的教学更是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它不仅能让留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会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俊卿.汉语民俗语言与对外汉语教学[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15）.
[2]阮静.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民俗文化的应用[J].山东社会科学，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