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范文第1篇
地方投融资平台, 它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建设而进行融资, 来组建成为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公司。这一系列的公司有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城投公司等。成立这一系列公司后, 政府为其划拨资产来形成可以进行融资活动标准的公司, 加之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 融资后的流向主要是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政府项目之中。
一、地方投融资平台现状及风险
地方政府投融资虽然能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它所产生的风险是弊大于利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最大的特点是不透明, 它产生的前提是政府的信用, 融资手段市场化并且避开了某些监管。这样的融资方式就造成地方投融资的现状不太乐观, 因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责任主体、法人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作程序都没有特别地清晰和规范, 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从各地大小公司、银行得来, 这样地方政府不仅收不到盈利, 反而形成了大量的隐形债务, 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来出面买单[1]。
首先它会导致金融、财政产生风险。地方投融资平台有很多的弊端, 责任主体、法人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作程序都不清晰和不符合规范, 而且地方政府在投融资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的隐性负债。虽然融资手段市场化, 但是投融资平台的操作方式并非与市场完全接轨, 很多时候不能够像竞标一样选择到一个利益最大、项目最优的投融资项目。债台高筑会给地方政府造成一些具有不良信用的贷款, 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金融风险。有了金融风险, 下一步就是对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压迫, 如果地方政府解决不及时或者无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那么只有依靠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来弥补政府巨大的亏空, 进而造成更大的财政的压力, 也在无形之中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压力;
其次就会造成经济波动。有研究数据表明, 投资是使得经济产生波动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些资产当中土地抵押是最大的资产, 这也是房地产热和房价上升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从政府负债的资产的角度来看, 经济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资产抵押的价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经济繁荣时期价值的涨幅程度可以决定信贷资金的多寡。相反, 经济萧条时期, 产品价值的降低能够很大程度上收缩信贷资金的规模大小[2]。地方投融资平台过度加速了金融效应, 这容易导致经济大浮动进而使得经济福利进一步损失;
接着就是产业结构产生偏差, 上述第二点也讲到投融资会拉动土地价格的上升, 土地和投融资平台两者是血于肉的关系, 而其中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是拉动投融资和平衡产业结构的两大驱动。房地产热一旦在地方兴起, 所产生的相关经费就会为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贡献。这样的发展势态不利于一个地方经济的平衡, 反而会产生产业结构的偏差, 形成扭曲或者单一的产业结构。
二、转型与创新
如何改变上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现状与风险, 开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转型与创新亟待讨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蓬勃发展让政府部门意识到, 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投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政府部门不断出台相关政策, 从多方面、多视角、多手段来对投融资平台进行监管和整理, 得出来一个长久的改革方式, 就是要加强制度的建设, 只有制度建设强, 根基才会强。主要的转型与创新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一) 建立和管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相关贷款名单
地方投融资平台在管理规范方面一直做得不好, 很多界限不明确, 这就导致了一些平台的乱象。建立和管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相关贷款名单更多的是为了让各个投融资平台受到规范的约束, 严格把控投融资平台的进和出, 并且要严格把控其放贷条件和准则。
(二) 严格控制土地融资规模, 建立相关土地名录
土地, 在近年投融资平台的市场上充当着一个人人争夺的角色, 只要平台或者企业将土地的价格炒热, 那么相关的房地产商和行业就会坐地起价, 房价会引起经济巨大的波动, 所以要严格把控土地的融资规模, 制定融资规模的等级制度。并且要做好土地拥有个人、机构的名录, 严谨将土地作为资金四处流转, 进行一些无关的项目。
(三) 规范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的标准
在不规范的投融资平台里, 滋生了许多信誉不良的贷款, 出现了影子银行这样的不规范行为。应该明确银行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准则, 个人和企事业机关单位不得参与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3]。实际上, 银行发放的债券是进行城市基础建设的最好的投融资方式, 因为它能够很好地进行代际平衡, 并且也能改变间接性的投融资期限偏差的问题。最好的管理方式, 莫过于出台一系列关于债券的管理办法, 让各地政府能够在债券使用上有着规范的操作方式, 并且克服从企业和银行融资的手段, 让债券成为融资的最主要的手段。
三、结论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转型与投资的创新的话题经久不衰, 国家和政府在这方面也在不断努力改善, 政府的隐性债务早已消失。地方投融资的转型与投资的创新也在不断走向正轨, 发展更加合理、强大、有用的地方投融资平台。
摘要：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地方投融资平台, 它的发展曾经带动地方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伴着体制改革的发生, 地方投融资平台体制也在随之发生巨变, 曾经的社会角色也有了变化。因为地方投融资会产生巨大的负债率, 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所以投融资平台如何转型与创新值得人们思考。
关键词：投融资平台,转型,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升.地方政府投融资方式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9 (2) :3-12.
[2] 赵斌, 王朝, 才柯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演变[J].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 (4) :7-19.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2篇
在2009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化进程,为中国内需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也带动了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开始引起监管者的关注,并不断进行风险提示和监管指引,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的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到2010年,无论海外市场还是国内金融市场,对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忽然变得异常担心甚至恐慌。不少机构投资者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迅速增长,会带来银行信贷风险的迅速上升,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进而会降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偿还能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
实际上,忽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过分夸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同样也是不客观的,这种过分夸大往往没有注意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独特特性。例如,商业银行对于占据70%以上的县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结构分布中,财政偿还能力较强的省市级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占据主要比重;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超过50%的城市实际上在中国屈指可数,绝大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多元化的,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对有限。
在当前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规范化,而不是妖魔化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确实是2009年应对危机过程中最为活跃的融资主体。受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以及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各地方政府纷纷举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的剧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监管机构已开始着手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管理,2009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已呈现冲高回落、增幅放缓的趋势。在2010年1月19日召開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在讲话中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在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调控下,预计地方政府融资会有所收缩,各商业银行在新增贷款控制方面,将减缓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审批,在增量放贷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将进一步增强。
在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能一概否定。从一般意义看,地方政府之所以通过大量设立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分税制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的重心上移,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同时,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从而导致大部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唯有寻求外部融资。因此,尽管目前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控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信贷资金流入地方融资平台,但在地方政府不允许直接举债以及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前提下,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地方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的过程。
地方融资平台急剧增长的风险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地方财政相关的风险;第二,如果地方融资平台破产,将会波及相关金融机构。
在风险防范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应完善中国财税体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依赖性,并摸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制定合理的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在现阶段中国急需摸清地方政府现有债务规模,减少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盲目借贷。同时,还需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又能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的风险控制标准,以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发生。在成熟市场,大部分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都制定了风险控制标准。以美国为例,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不仅制定了规模控制标准而且还制定了风险预警系统,通过严格的规定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第二,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需要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对待。虽然地方政府融资风险有所上升,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存在同等的风险。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财政增长能力很强,其负债水平相对较低,债务风险较小;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商业环境,带动了项目周边土地增值,增强了地方政府收入。这些评估需要差别化地看待,需要动态地看待。
第三,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融资平台,实行分类管理。一方面应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融资平台,对于县(市)级、区级等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融资平台,由于2009年已有大量的新增贷款流入,因此,该类融资平台目前风险相对较大。同时,也需要区别不同性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行状况良好的投融资平台可以就直接转向市场化的融资;而一些纯属用于进行融资并没有什么具体业务的平台,应当纳入重点监控风险的行列。
第四,引入市场约束,鼓励地方融资平台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减少银行系统风险的积聚。在美国,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进行融资,但由于中国现行预算法尚未修订,地方政府尚不能直接发行债券,因此采取组建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实质上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市政债券在诸多方面都很相似。现阶段中国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政策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提供了条件。2009年中国共发行了105期城投债,发行规模超过1300亿元,但远远低于银行贷款融资额。因此,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鼓励地方政府发行城投债,是改善融资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还依然在地方政府整体的财政状况承受范围之内
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地方政府整体财政状况不断趋好,财政承担债务的能力不断提高,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406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28645亿元,增幅达到347%,2009年1-11月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达29328亿元,同比增长12.1%。
至于地方政府合理的债务规模,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控制标准,但可以借鉴成熟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理经验来进行估算。
成熟市场在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需求控制方面,较为常用的指标为债务率和负债率。各国主要是通过对指标设定一个警戒线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警戒线的设定不一。以债务率为例,债务率是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地财政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地方政府通过动用当期财政收入满足偿债需求的能力,是对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的控制,美国规定债务率(州或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州或地方政府年度总收入)为90%～120%;新西兰要求地方政府债务率小于150%;巴西规定借款额不得超过资本性预算的规模,州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州政府净收入)小于200%,市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市政府净收入)小于120%。
考虑到中国国民经济及地方财政的高速增长,假设债务率不超过200%,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中国地方政府本级整体债务余额2009年11月末不应超过58656亿元。当然,这只是静态的、小口径的测算,更为合理的测算应当考虑基础设施完善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提高以及其他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因此,实际的地方政府所可以承担的最大债务规模应当大于前述规模。
地方投融资平台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状况
对于银行新增贷款大量流入地方融资平台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来看待。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最初由国开行在发放“两基一支”贷款中被广泛使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类贷款往往存在金额大、期限长、违约率低等特点;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巨大的融资动力,随着国开行业务模式的成功,其他银行亦加大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的力度。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这类项目贷款往往成为各商业银行尽力争取的对象,带动了近年中国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在此轮经济调整中,各大商业银行积极“争抢”4万亿投资计划中率先推出的优质项目,贷款规模猛增。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并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现象,如十年期的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并非一次性还款,可能从第二年开始就还款,风险被逐年分散。此外,人们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贷款风险的考虑主要源于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的担忧,在当前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近年均有大幅提高,政府偿付能力不断增强,贷款风险短期内爆发的可能性不高。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会提高土地收入的。
多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在贷款风险控制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已经有能力处理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对于此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放的天量信贷,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步暴露,将可能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银行面临巨大风险的结论。商业银行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合理平衡信贷结构,可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防止盲目紧缩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入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已开始意识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有意收紧一些风险承担能力不高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紧缩对新增项目的信贷投入,对于已纳入本年度放贷计划的项目,已经处于建设阶段的项目,已经签订贷款意向或者已经授信的贷款,银行会继续实施,保证项目按时建成完工。对于新增的项目,央行和银监会将对商业银行给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进行严格控制,以控制风险,保障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
除信贷资金投入外,地方的公益建设项目资金还有其他的来源方式,如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信托计划、BOT等。加强债券市场建设,可将现有大量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证券化,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由市场发现价格,从而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2008年11月份以来,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鉴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除财政部代为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地方债券外,全国各地的投融资平台加大了发行城投债的力度,尽管在城投债发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对城投债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滞碍,但城投债的发行对推动经济复苏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未来仍可成为地方政府公益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城投债作为“准市政债”应该在规范中不断发展,为支持地方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地方投融資平台的信贷增长惯性,在信贷紧缩环境下,可能会挤压中小企业市场化融资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初地方政府财政投资保持了较大的力度和速度,对阻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缓解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后续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政府投资基本上控制在基础性设施、重大民生工程和对其他竞争性领域有带动作用的产业等领域,不能替代或挤占民间投资的空间。目前的经济运行也已经显示出民间投资增速的趋势。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此作出了基调性和方向性的决定,而且还有了较具体的安排,鼓励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重点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明确强调要在金融上支持小企业,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2009年应对危机是有积极正面效果的,同时也留下一些隐患,突出表现在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明显减少,如果信贷投放的实际需求强大,但是为了防止通胀过于严格地控制信贷,银行为了防止已经发放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自然集中把经过严厉控制之后的贷款投放到2009年已经开工的项目,那么,除了2009年基础设施项目之外的中小企业,必然再次遭到信贷的打击。
为了防止这种挤出效应,应当鼓励基础设施多通过直接融资来进行,同时在物价压力明显回落之后,货币政策基调要从当前较紧的基调中转为适当放松。表现在信贷的投放上,就是在没有显著物价压力驱动下,适当放松的信贷可以推动资金进入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3篇
市管县体制, 是以一些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且较大的直辖市作为中心城市, 发挥其辐射作用, 管辖周边的一部分县和县级市, 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后, 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四级。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指在财政收支上由省级直接对县级进行管理的体制, 将原本由地级行政区管理的大部分事务改由省级行政区直接管理, 但行政区划一般依然隶属于地级行政区管辖, 即“县财省管”。
1983年, 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 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在市管县体制实施后的20多年里, 它的弊端也慢慢显现出来。因此, 通过改革将市管县体制转变为省直管县体制,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2 市管县体制的优势与弊端
2.1 市管县体制的优势
市管县体制的政治作用在于加强了对县级的行政管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 由于行政体制还没有完善, 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 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 存在交通不便利、信息传递不便捷等因素, 如果此时由省直管县, 会出现省级管理幅度过宽、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地级市的出现就可以加强对县级的管理, 有效解决了省级对县级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市管县体制的经济作用在于发挥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带动其管辖范围内的县和县级市的经济发展。市领导县的政策打破了城乡分割的格局, 促进了城乡融合, 城乡之间可以优势互补, 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优化, 使得区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市管县体制的社会作用在于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城乡分割严重, 城市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停止增长。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 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也仅有17.92%,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率有所上升, 到1982年为21.13%。从正式推行市管县体制后, 我国城市化率开始迅速增长, 1983到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从21.62%快速上升到40.53%, 几乎翻了一番;截至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3.7% (1) 。
2.2 市管县体制出现的弊端
市管县体制不符合宪法相关规定, 缺乏法律支撑。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 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 宪法还赋予了直辖市和较大的市领导管理县的权利。目前中国有4个直辖市与50个较大的市 (2) , 这54个市管辖其周边的县和县级市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但是设立一些地级市后, 我国行政区划在省级和县级之间增加了市级变成四级, 以及让地级市管理领导县是缺少法律支撑的。
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 降低了管理效率。市管县体制的实行, 使我国的行政区划多了地级市一级, 增加了许多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 使得办公用品、日常活动开支等行政费用支出增加, 管理成本提高。而且地级市的存在使行政管理层次增加, 当一项决策信息向下传递时, 传递信息所经过的层次越多, 信息失真率就越高, 行政管理效率也就越低。
市管县体制导致市县利益冲突, 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实行市领导县是为了让地级市带动所管辖县市的经济发展, 但一部分地级市工业基础薄弱, 经济实力不足, 无法发挥其辐射作用, 不能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市管县体制实行后, 地级市的权利是从省级下放一部分和从县级上收一部分, 许多地级市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之便, 占用所辖县的资源投入城市发展, 市级和县级资源配置不平衡, 县市利益出现冲突, 而“市挤县、市吃县”现象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正常发展。
3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义
3.1 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把行政管理层级由“省—市—县”变为“省-市、县”, 减少了一级管理层级, 也就可以裁减部分行政管理人员,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也会随之减少。而且, 由于管理层级减少, 当省级政府需要传递信息并得到信息反馈时, 可以避免出现地级市对信息进行筛选后再向下传达的情况, 可以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进而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效率。
3.2 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县域经济增长受到市管县体制的制约, 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可以使得县及县级市和地级市拥有相等的财政地位。实行省直管县后, 可以保障省级对县级的直接转移支付等补助的到位, 提高对县级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对县级的直接调控能力。而且省级政府可以根据各个县市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的增加对一些欠发展县市的资金投入, 以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正常、稳定发展。
3.3 有利于推动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省直管县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 适时配合上“乡财县管”体制, 可以促进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分配, 改善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有助于建立规范化、稳定化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可以推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也可以推动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摘要：1983年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市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市管县体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 因此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市管县,省直管县,改革
参考文献
[1] 梁小青.市管县体制演变与利弊分析[J].现代商业, 2008 (12) .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4篇
灌溉在农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将主要针对芮城县的农业灌溉去管理情况进行论述，从而促进农业灌溉管理水平的提高。
芮城县地处山西最南端，东西狭长，黄河自西向东流经芮城全段，总长达108公里以上，在农业灌溉上利用黄河客水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沿河五座大中型泵站基础。因此，县委、县政府提出加快改造五大灌区，大力发展黄灌面积，使全县黄灌面积达到85万亩，人均2亩水浇地。
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强领导管理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一项惠民生、强基础、利长远的德政工程，为了切实地把这项工程做成“放心工程，民心工程”。芮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首先把这项工程列为本县的年度“双十”工程之一，每年进行考核。其次，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分管县长为副组长，水利、财政、发改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领导小组；最后，由项目实施单位水利局成立芮城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部，抽调符合条件的专门人员，成立质检组、工程组、财务组，各负其责，个把其关。在项目实施中，县委书记百忙中多次过问工程建设，县长亲自部署，分管县长亲自召开动工协调会，着力解决好资金配套、群众筹资筹劳、部门配合等问题。人大、政协分批分期督导调研，水利局班子成员包片，技术人员包工程，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具体问题。细化目标，分解任务，落实各项环节，倒排工期，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完善监督机制，保证各项顺利进行
严格执行县级财政报账机制。在资金管理方面，设立了资金专户，严格实行报帐制。按审批项目的建设内容使用资金，资金的拨付依据与施工单位签定合同，根据工程进度支付资金。对每一笔报账资金，都必须经过工程监理、泵站站长、农水股股长、分管局长逐级签字认可后，然后经局长审批方可报帐，对手续不全、票据不正规的坚决不报账。特别是对于自筹款、投劳折资由各万亩泵站建立专账，做好群众自筹投劳折资工作；财政局，采取不定期深入项目单位，审查资金用途，防止项目资金挤占和挪用。保证了资金安全，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從而保证工程健康有序地快速推进。
落实绩效考评机制。全面推行绩效考评，着力建立“用好钱、办成事、出效益”的工作机制。按上级部门下发的绩效考评要求，积极开展自评。边实施、边检查、边考评，采取分阶段考核，分阶段打分，督促乡镇、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完成每个实施阶段的建设任务。并及时上报，确保了工程建设循序渐进地开展。
加强科学规划，促进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
按照“工程建设、规划先行”的原则，以县政府牵头，成立了规划编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水利局，以县为单位，在全面摸清辖县内农田水利工程现状的基础上，科学编制了《芮城县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为全面建设重点县项目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县委、政府明确提出了充分利用地表水，大力发展五大引黄泵站末级渠系建设，涵养地下水资源，建设生态芮城的宏伟目标，科学地编制了我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协调土地，确保工程进度。工程要开展，协调土地是关键，成立了项目所在乡镇长为组长，泵站站长为副组长，项目涉及的村长为成员的协调组，负责对土地、青苗赔偿问题、渠道占地、料场、渠道开挖毁地等有关矛盾问题进行协调处理，并且保证工程建设的水、电畅通，做到三通一平，让工程队顺利进场。
落实群众自筹。把群众自筹落到实处。由于原材料涨调，人员工资飞涨，造成小农水工程建设成本增加，因此群众自筹资金能否按时足额到位，成了完成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各乡（镇）认真落实“一事一议”制度，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力宣传，做通群众思想工作。让村民切实认识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改善农业灌溉条件，造福于民的工程，村民愿意投资投劳进行工程建设。项目所在的灌区配合乡镇，按照农田水利工程“一事一议”程序，建立各类表簿卡册和有关议事资料，特别是对自筹款、投劳折资建立专账，做好群众自筹投劳折资工作；利用群众投劳自筹资金，组织土方工程的取土、运土，以及土方碾压，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加强质量监管，保证农田水利工程的质量
推行“四个统一”，即在年度项目申报阶段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图纸；在项目实施阶段统一招投标，集中连片实施；在项目验收阶段统一验收，分类开展绩效考评；在后续管理阶段统一移交，分区域管理。在此基础上，完善四项举措。一是实行统一图纸，统一建设标准。以全县小型农田水利规划和市局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为依据，认真进行U型渠道以及渠系建筑物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实行农民义务监督员制度。各项目受益村建立并推广了农田水利建设农民义务监督员监督机制，形成了项目部、监理公司、农民义务监督员、泵站管员四方面共同严把工程质量关的良好工作局面。从材料检验，到施工质量全方位把关，杜绝质量隐患。为了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每月组织业主单位、监理部、承包商、代表人员召开一次例会，现场解决质量及影响质量的问题。业主、监理单位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安全检查，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责任书”进行落实，工程建设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三是加强工程质量检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主要大宗材料如水泥、黄砂、石子、钢筋进行批次检测，从源头上强化小农水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控制，还专门邀请专业检测机构对主要建筑物工程现场取样进行检测，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四是建立项目建后管护机制。为了切实加强对农田水利项目工程的管护，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根据《山西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制定了《芮城县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试行）》，提出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工程所在的泵站管理，再由泵站把项目区的斗、农渠移交给项目所在村委会管理使用，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确保互惠互利，相互监督，共同把重点县工程管理好，使工程真正走上了平时有人管、坏了有人修、更新有能力的良性轨道，确保工程长效运行，群众长期受益。
芮城县农业灌溉管理机制紧紧围绕农田水利工程让群众受益和让群众满意的目标，积极强化绩效管理，重点达到三个效果： 一是工程建精品。我们按照“连片建设、整体推进”的方式，抓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努力做到建一片，成一片，长期发挥效益一片。对我县五个灌区打造五个精品点，打造五处惠民工程。 二是工程管长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力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公示制、竣工验收制等，确保工程质量，在工程管理上，采用专人管护，群众监督，确保工程良性循环，长期发挥效益，使小农水工程项目建设成为精细管理、服务长远的典范。三是农民得实惠。农田水利工程完成后，能够使我县黄灌面积达到85万亩，增加了群众收入，涵养了地下水资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十分可观，对于我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生态县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芮城县水利水保局）
投融资体制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社区教育多元治理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满足转型时期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社区教育多元治理体制构建主要关注的内容是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构建动力由多种复杂的力量交织作用。其中，国家引导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主导力量，市场机制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社会力量的自身演变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生成逻辑：构建动力
一、引言
隨着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社区教育不仅承担着继续教育的重要功能，还对社会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传统单一的社区教育“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治理环境，社区教育管理需要向社区教育治理转型。治理的本质应该是“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会认同之上的合作”。事实上，我国政府和学界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从管理型社会到治理型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家正在逐渐分权并探索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首先，与之前单一的管理方式相比，社区教育治理首次强调在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组织）、社区民众等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参与主体。其次，由于社区教育需要一定程度地满足教育对象的需求才算有效，所以，社区教育有效治理功能的发挥需有赖于治理权威和利益交换的存在，并藉此建构起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且彼此影响的治理框架，通过共同互动合作促成社区教育发展共同目标的实现。最后，在社区教育治理中存在多元的参与主体，在治理权力运行过程中是一种平行的关系，通过共同协商，各参与主体确立对社区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人才培养的共同认知，并在自我利益权衡下做出自主选择，而非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由此可见，在社区教育治理之中需要明确多元主体之间的边界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
二、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生成逻辑
1.转型时期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当前，新经济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社区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开展学校教育之外的各种正规及非正规教育活动满足社区民众的内在学习需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利益群体增多，群体的需求也变得十分多样化。一些下岗职工和在职人员期望通过获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开发自身潜在人力资本，满足当前新经济的实际需求。社区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可以满足此类人群在步入社会后的新的受教育需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直接获取教育的渠道。成人对社区教育的需求更加真实、理性，他们期望接受针对性较强的社区教育服务，从而发展更多的技能，产生更高的生活期望，变得更加自尊和自信，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对经济飞速发展的速度稍显滞后，引起社会失衡现象增多，人们可能在价值观念、工作生活方式等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出现心理焦虑、情绪受挫、相对剥夺感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状态极容易对人造成误导，导致行为失控，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公民期望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找到城市社区的归属感，消除孤独感。可以说，社区内不同群体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不同，需求多元，他们的心理意愿是决定社区教育项目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文化心态存在，我国的社区教育管理仍然以政府为主导，整个社会力量的介入和保障十分有限，尚未形成包含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各行为主体问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的协作性网络组织。
事实上，虽然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转型时期社会力量的壮大和需求变化，社区教育对象对这种政府主导式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并不十分认同。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等基本服务，然而，由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急剧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供应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社区教育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由政府向市场、社会组织等适当转移，才能有效地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学习需求，解决社区产品失衡、社区教育服务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大环境下，要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教育，进一步强调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在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政府要始终发挥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保障和服务功能，管理手段应更加注重法治的作用，加强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达到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共同治理。
2.传统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现实困境
教育管理体制是指教育组织体系和教育规范的集合体。教育组织体系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是教育管理体制的实物载体，而教育规范是确保教育组织体系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的教育规律。因此可以说，教育组织体系和教育规范是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教育组织体系和一定的教育规范相组合就形成了教育管理体制。孙绵涛教授认为，教育管理体制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而我国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包括社区教育行政体制和开展社区教育的学校（学院）的内部管理体制。
诚然，在整个社会中，政府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必然也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事业并不完善的状况下，社区教育需要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纵观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史，政府行为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推动最大。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随着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教育现已经形成政府主导的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区、街道、社区）的管理体制。市级社区教育委员会负责本地区的社区教育整体规划，通过建立领导负责制，明确各机构的制度规范，协调政府各部门、企业、社会组织问的关系，做好社区教育发展的保障工作；区级社区教育委员会侧重对本区社区具体事务的管理，作为工作机构，具体为本区制定详细具体的社区教育发展计划、工作计划、工作方案等，实施对街道、社区学校的统筹管理和运作。然而在实践层面，由于受民众以及驻区单位对社区教育认识不足、政府角色定位不清、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资源开发不充分等因素影响，社区教育管理仍然遭遇了诸多难题。究其原因，单一的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无法回避制度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有限理性。政府直接管理社区教育具体事务的行为会使其他主体在参与服务和管理时显得十分被动，加上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难以调动社会组织、社区民众积极参与进来，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低效。事实上，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多变使得传统的社区教育管理方式表现失灵，严重影响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效率。政府应该在提供社区教育教育公共产品的方式上有所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多元化的需要。可以说，构建多元的社区教育治理体制，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教育，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应有之义。
三、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构建动力
我国的社区教育是在国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总体布局的背景下组建发展起来的，各地政府根据地区的财政状况、实际发展条件和需求，构建了适合地方发展的社区教育模式，但基本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活动。而本文关于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探讨，试图利用教育管理体制的理论知识，并结合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实际状况，厘清社区教育行政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从而为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实体构建搭建一个规范的框架，从国家主导、市场机制、社会参与三个视角阐述政府、组织（社区教育行政机构、社区学校）、社会公众之间应处的位置和相关规范，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稳定三角模型（如图1所示），推动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促进社区教育健康发展。
1.国家：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主导力量
不管是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还是从我国传统的组织文化来看，国家都理应在其管辖范围内对社区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分配。国家对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实体构建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表现为：第一，国家的资源支持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重要保障。随着社区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强，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作为支配力量对社区教育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投入。从我国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视角看，国家有着天然的统筹、协调、调动资源的独特优势，在构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各部门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财力、技术等，从而满足不同人群对社区教育的多样化需要。第二，政府的宏观指导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对社区教育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社区教育应放在整个社会系统开展，通过社会各界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和整合各类资源。国家通过政策的导入，制定社区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方向，推动社会更多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教育发展中，促进现代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转变。第三，国家的制度供给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在要求。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构建还亟待制度的输入和创新，国家作为权利的代表应给予社区教育更多的制度资源。事实证明，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党和政府的教育制度息息相关，纵观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我国经历了将社区教育定位为弥补学校教育不足、推进终身教育到目前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构建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在社区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国社区教育面对和需要确认的政策问题不同，政策供给也在发生变化和创新，从而保证了持续发展。社区教育发展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趋势，从专门人员的配备、管理体制的建立到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规定，都体现出社区教育政策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2.市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提升到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位置，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方向。市场成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强调顾客至上的理念，要求社區教育主动回应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市场经济的平等、法治、顾客至上等理念深深影响着我国社区教育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理念。事实上，社区教育治理体制不断改革和创新的过程就是法治逐步推进的过程，是鼓励政府主动倾听教育需求呼声、回应居民学习诉求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念的影响下，政府可以在尊重居民意愿和创造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对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需求进行积极引导、有序组织、合理协调，从而推动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关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热情。第二，市场为社区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引入竞争机制，催生多元的治理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市场的自主性逐渐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行业企业、社区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为社区教育治理提供了多元的参与主体。基于市场经济的社区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可以不断地解构以单一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促成整个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形成整个社会来执行、支持和推动社区教育项目的良好局面。第三，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多元化投资方式直接影响社区教育的治理和服务方式，促进社会教育治理方式多元化。在社区教育委员会统筹下成立的区社区学院、街道社区学校、居民学习点开展具体的社区教育实践工作，可以采用公开招标、实行项目外包或委托管理等方式优化内部运行机制，为社区教育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模式，从而推动各参与主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工作。
3.社会：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生动力
随着我国政府形态从“管理型政府”到“治理型政府”的职能转变，社会力量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成为推动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我国社区教育治理模式组建多样化，并促成了参与主体问的合作伙伴关系生成。促进政府与社会问的沟通与合作成为影响政府在社区教育事务上进行决策的重要力量和动力源泉。社会参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和交流，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社区教育课程资源、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多样化需求，达成社区教育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动态匹配。公众参与、志愿者服务、培育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促进社区教育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途径，通过完善相关保障体制推动社会有效地参与，社区居民可以接受到更加丰富多样、更加优质的教育，从而提升社区教育的吸引力。第二，社会力量可以有效地促成社区教育治理主体问的合作伙伴关系生成，推动社会教育治理民主化。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在逐渐消失，而多元治理的逻辑起点就是要通过公众的参与将社区教育的研究者、组织者、实施者以及受教育者置于一个大的社区教育新系统下。在社区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可以传递决策意图，社区居民可以表达合理的意见要求，社会组织可以逐渐成为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从而推动相互问的互动合作。第三，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是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现有的社区教育社会组织大多有着明确的使命，具备专业的知识，对社区教育治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较为清楚，可以通过赋予他们参与政府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改革进程的权利，推动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公众的参与也逐渐成为社区教育政策和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真正把社区居民当做社区教育的“规划、组织、实施、监督”的主体，可以充分调动起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对社区教育活动乃至社会治理的政治机制创新都会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也是社会和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随着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居民学习诉求的多样性，传统单一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亟需推动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多重复杂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由此影响着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