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群书治要》引《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孟子云：“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礼记·大学》云：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中华圣贤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感悟出了人生之道，即以四维八德为言行准则，在立足孝道的基础上去和睦邻里、奉献社会、报效国家，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人生的幸福，而圣贤教育则是确保这种价值观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5]。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对伦理道德与文明礼仪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早已渗透到中国古人生活的点滴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最精髓的精神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以修身为本[6]。时至今日，这种教学为本、以德为先的人生观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象征，而也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无与伦比的独特内涵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基于道德之上的内在的民族文化基因与凝聚力量以及那份亘古不变的文化韧性。从先秦到清末、从民国到改革开放，这种基本内涵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基因、凝聚力量和文化韧性让中国社会在面对每一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时候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道路，而这也许正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独到之处。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民族：中华血脉的永恒传承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7]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8]从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到中国文化初具规模的西周时代，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到秦汉时期的封建大一统时代，从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到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纪元，每一次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都伴随着外族的入侵、兵戈的劫难和文明的摧残，但中华文明不仅在动荡之中生存下来，而且还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脉延续到了今天，即使在传统体制土崩瓦解的近代中国以及西方文明深刻渗透的当下中国，中华文明也依旧没有中断。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崇仁兴德的基本内涵使得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9]，而这种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伦理道德对中国人民从始至终的深刻影响，对教育的坚持、对道德的信仰以及对礼仪的恪守使得中国人上至治国理政、下至生活作息都将伦理道德作为其言行的价值取向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将这种德教为本的精神代代相传，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民思维与行动上的内在稳定性和连贯性，是故每当中国社会面临转型与分层时，在矛盾、动荡与多元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中国人民基于伦理道德之上的那份稳定与连贯始终都能让他们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坚持优良的传统、做出理性的抉择、保持民族的风尚，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了民族文化命脉以及中华民族血脉的永恒传承，在民族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二）国家：治国理政的无上智慧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背景下，治国理政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理性的认知和正确的实践道路才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走向成功，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正是这些理论、认知与实践道路形成的智慧来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管仲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1]，即通过道德教化来保证国家的繁荣强盛、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统治阶级与阶层的精英们始终将道德礼仪作为安邦定国的根基时，在国家面临转型和分层之际，对道义的坚守、对良知的追求会让他们基于黎民百姓的立场去探索天下人的幸福之道，这份对道德的执著必然会使得他们的决策是理性的且能够符合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时的国情，由此领导者们也将会很好地把握住转型和分层所蕴藏的机遇、有效地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而非自私地为了个人与派别的利益在转型与分层之际将国家带到冲突与矛盾的灾难之中，在国家治理层面，这种智慧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而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转型时代，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及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全党在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范畴之内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深刻践行。
（三）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往往会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当社会转型进一步发展引起社会的分层时，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来讲，往往还会存在多元化的严重挑战，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网络中拥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分工上承担着不同的生产任务，在此基础上，各阶层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这种基于经济关系之上的差异实质上让社会内部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并埋下了冲突的伏笔，改革开放以来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群众上访、暴力冲突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则是其典型的表现。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也必须且也应当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加以解决。“我们看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秩序井然地生活着，实在令人感佩。中国人家庭的内聚力很强，孩子也受到严格的教养，所以才能够在这种欧洲根本无法忍受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我惊叹不已。”[12]汤因比博士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价值。
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国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宗教教育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严密细致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中国人形成了仁爱与道义的正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每个中国人紧密地凝聚在家庭之中、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言行，在家庭团结安定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保持了长久的和谐与稳定。当中国开始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时，无论是利益的冲突还是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基于家庭与宗族之上的家道教育始终都能够让他们于这种动荡、威胁之中保持理智的思维、协调好相互的利益关系以及继续维持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这不仅会极大克服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困难，更会让中国社会化解矛盾、把握机遇，紧密有效地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教化之下的中国社会与人民能够有效解决利益冲突和多元化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使之迅速恢复到持久稳定的状态之中，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这正是社会层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四）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3]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荀卿云：“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15]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个人的德行修养作为其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根本，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个体基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赤裸裸的阶级化描述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承认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前提下一直都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仪作为个人言行的衡量准则以此指导人们理性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追求幸福。当社会转型改变个人的生活状态时，带来的既有困境的打击也有发展的机遇，但无论是挫折还是利益，传统文化教化之下的人们总是能够坚强坦然地面对生活的挫折、理性睿智地看待自身所获得的利益；而当社会分层将每个人归类到不同的利益阶层时，他们也能够有智慧地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阶层意识与民族共识之间寻找到维系和谐的那份平衡。
“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15]汤因比教授对中国国民性格的评价如果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视野角度来加以分析的话，那就是：每当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定的灾难性因素或是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安逸时，经受过良好而又深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总是能够以他们身上那份顽强坚韧、勤恳踏实、道义仁爱的传统美德克服困难挑战、和谐四周邻里并在更加富贵的生活状态中维持身上那份质朴纯真的传统道义与礼仪精神。由此，不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多少的威胁，他们总是能够化解利益上的矛盾、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最终，他们在收获幸福人生的同时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无论是秦汉社会转型之际的兵灾连绵、还是近代中国的战争动荡、亦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背景下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中国人或是明确的或是潜意识里一直都将以四维八德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并据此经营人生。在个人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只有党和政府坚持以德治国、社会舆论导人向善、个体个人依教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才能实现。
（一）党和政府：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8]是故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19]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较好地遵循了传统文化之中的仁政理念、将道德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方面，这使得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际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凝聚天下民心、继续维持思想共识、迅速稳定国家秩序，最终确保了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与国家治理的顺利开展。因此，党和政府首先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来源。其次，党和政府必须要改革国家制度体制，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传统文化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支持。最后，党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政府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中的仁政爱民思想，在此基础上，采取各项鼓励性措施带动全国学习和落实传统文化。最终，为党和政府下一步国家改革的成功、有效应对未来有可能面临的社会转型和更加深刻的阶层分化以及民族文化命脉的继续传承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社会舆论：导人向善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20]因此，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要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古代中国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宗教教育在全社会实现了导人向善的目标、形成了讲道德、懂礼仪的社会风尚，形成了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在历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中把握机遇、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撑与思想指导。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维八德的传统美德、净化社会风气、实现导人向善的目的就必须要借助社会大众传媒的力量。新闻媒体工作者必须要明白自身所担负的弘扬民族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重大责任与职业操守，要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理念来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价值取向，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1]。最后，在当前社会分层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坚固的精神支撑。
（三）个体个人：依教奉行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22]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将它的基本内涵理念贯彻落实到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个人首先要响应国家的提倡号召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积极学习和认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本质理念，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思想作为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在自己人生经营的过程中按照圣贤的教诲将传统文化德教为本的理念践行下去。当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以及人生的幸福得以收获时，自己更要以自己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的经历为周围的人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感化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引导他们将修身立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从而在当下社会分层深化背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面临社会转型时，为自己能够面对人生挫折、打造幸福人生以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奠定深厚的道德修养基础。
注释：
[1][11]（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编撰.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2]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中华蒙学全书第一卷（孝经）[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3][14][17]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6][13][18]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一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5]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二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7][8][1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译，吴象婴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M].2006年10月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10][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12][16]（英）阿诺德？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 朱继征 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15][2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对外传播与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经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要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首先必须更新对外传播话语理念，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地将中文直接翻译成外语后向国际社会传播，还应巧妙地将理念和观点融入故事，展开故事化对外传播。
故事化对外传播的基础是叙事学。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69年在法国诞生，是在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开始注重跨学科研究。②叙事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各种叙事文本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叙事诗、日常口头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③就叙事而言，既可以是在真实意义、事实意义上的叙事，也可以是在虚构意义上的叙事。④
故事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各式各样的故事是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生活经验的反映。故事传播策略的优势在于将价值观寓于情节生动、叙述连贯的故事话语之中，能够有效降低目标受众的说教感、陌生感、距离感。“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所作演讲的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这位善于讲故事的中国作家不仅通过故事展现了其叙事才华，而且通过故事展示了一种价值观。莫言以其小说故事话语获得了国际认可，对对外政治传播活动的启示是，以故事为外衣，把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倡导、最需要宣传的百姓身边事宣传出去，就能对塑造客观的中国国家形象起到促进作用。
当前，故事化的对外传播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展开。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近年来出访时的演讲，展现了“爱讲故事的习近平”形象，实践了“接地气”的公共外交。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他讲述了张骞出使西域、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61岁的中国儿子与80岁的哈萨克斯坦母亲的故事;在坦桑尼亚，他讲述《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俄罗斯，他诠释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鞋子论”，《莫斯科时报》称习近平使用了“普京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
中国故事是对外传播的一座富矿，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故事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言语过程。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不同话语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对外传播与中国话语
“话语”一词是个舶来品，它是英文“discourse”的汉译。“话语”本来指的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具体言语，原本是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由于话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只有结合人与人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才能准确把握话语的本质。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哲学的角度将话语看作是言语与言说过程相结合所构成的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以及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密不可分的具体言说方式。这样，话语逐渐成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一个术语，对话语的定义也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状态，但我们也能大致总结出“话语”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和言说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配置共同构成一个具体的言说行为。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学界表现出高度的“话语自觉”。“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道，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在2013年8月15日的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还专门举行了题为“中国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圆桌会议。
中国话语既需要展现中国风范，也需要融入国际语境。任何形式的话语交流，都要以适合情境为第一要义，“话语”的理解与接受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外传播话语面向的是本国以外的受众，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话语，因此必须与国际传播的语境相适应。由于对外傳播需要深入别的文化圈，就必须考虑目标受众是否能够理解、接受传播内容，这将直接影响到对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前段时间，一条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在这则视频中，中国领导人都以卡通形象出现，画面基调轻松，不失幽默。无论是言说内容、言说方式还是言说过程，这则视频都做到了中国话语与国际语境的高度融合。
中国话语的构建路径
对外传播话语的跨文化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在甲文化中编码，在乙文化中解码”。⑤在国际传播语境下，媒体面对的是文化各异的社群、种族和国家，他们拥有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系统。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势必为对外传播带来一定的障碍，从而影响对外传播的效度。因此，中国对外传播既需要通过生动的故事来讲述，也需要通过合适的话语来传播。
1.使用面向国外受众的媒体语态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话语通常是对内传播话语的字面翻译，这种以内充外、内外无别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外传播效率低下，目标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不高。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在对外传播活动中必须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使用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媒体语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建构。
在跨文化话语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使用国际化的表述方式呈现事实与观点。我们应当合理运用目标群体喜闻乐见的叙述手法，有意识地运用当地的大众语言，尽可能少一些教条式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宏大叙事。例如，中国记者郑若麟在用法语撰写的《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中，大量使用法语中的各类谚语、俗语乃至双关语，对于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2.发挥国际友人的“皮下注射”效果
“皮下注射论”是传播学的一个早期理论，是指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就像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在开展对外传播活动时，语言隔阂、文化差异、国境和地理距离就像人的皮肤一样，将一国内外的人们隔离，沟通、交流、理解都十分困难。也就是说，大量的对外传播活动都是在大量隔阂存在的情况下开展的，这种对外传播活动要么传受双方距离遥远，要么双方隔阂巨大，要么受体制制约很多，多数需要通过翻译等中间环节进行，可以姑且称为“外敷药型”对外传播。而国际友人则为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捷径，他们往往既懂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发展实情，又熟知其祖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国际友人讲述中国故事，可以发挥他们“贯通中外”的巨大优势，直接向其国民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正如传播学的“皮下注射论”一样。
中国一贯重视通过国际友人开展国际交流和对外宣传，从斯诺到爱泼斯坦，从热爱中国文化的国外政要，到不为人知的普通百姓，中国的朋友遍布全球。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外联等途径，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冲破重重阻挠，吸引斯诺、白修德等著名记者前来边区采访，让自己的声音成功进入国际主流舆论体系。同时，也积极团结野坂参三等日本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对日展开舆论战，为抗战胜利打下舆论基础。当前，我国积极开展团结和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在国庆、春节等节庆活动中，也都会邀请有代表性的国际友人出席，国际友人工作得到持续重视。
3.通过海外媒体“借壳上市”
除了充分发挥国内外语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之外，我们还应当争取与背景各异、国际角色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境外传播力量发展合作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话语渠道。这些境外传播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性组织、外国新闻媒体、外国新闻网站等，以它们为话语媒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要远比国内媒体所传播的中国形象更能让国际社会信服。巧妙选择中立或友好的国外媒体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利用其非中國媒体的身份，发挥其国际传播优势，是中国话语构建策略之一。
通过海外媒体发出中国声音，主要有两种渠道。首先，就是通过国际广告、国际游说、国际公关等方式，让海外媒体直接为我服务。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国际公关工作，如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就通过美国主流媒体发出日本声音。2013年11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以阻止中国对日本的“挑衅”。社论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言语表达不符合美式习惯，连一些口号式的表态和呼吁都像是日本人在自说自话。有分析指出，该社论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游说的结果，很可能是日本国际公关活动中的一篇“软文”。其次，是通过中外媒体合作，“借壳上市”，发出中国声音。如中日两国合拍过纪录片《丝绸之路》，中加两国合拍过纪录片《千锤百炼》，中英两国合拍过《美丽中国》，这些纪录片都在对方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塑造了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再如，CCTV大富频道在日本影响广泛，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大富株式会社联合运营的电视频道，将中央电视台的大量节目直接送到了日本民众的荧屏上。
注释：
①《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8/20/c_125210825.htm.
②欧阳照：《电视新闻的叙事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申丹 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⑤欧阳云玲：《从对话意识谈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跨文化策略》，《新闻窗》，2008年第2期
(梁国杰：聊城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早稻田大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这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全国14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11个参选经济理论进行表决，通过两轮评审专家投票，组委会公开计票后得出来的结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看法。有媒体评论说，这次评选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盘点。
除了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之外，本次评选活动梳理和盘点出来的代表性经济理论还有：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如果单纯站在中国经济学范围内来看，这些经济理论思想和顾准最早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一样，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创新，而且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杜润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远见和勇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理论先河，其贡献无论如何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实践或理论的评价，仅仅囿于中国范围之内，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审视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首次确立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流派纷繁复杂、蔚为大观。从古典革命到边际革命;从凯恩斯革命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抬头，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纳入施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比比皆是。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应用、发展并取得全球影响的经济理论流派也如过江之鲫，从德国学派到瑞典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与全球经济理论创新群星相比的话，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同样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样比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变，从而触发英国的兴起，到18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才导致了《国富论》出版一样。自此以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心，一直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小的经济流派的创新，也随着不同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产生。这样，在伴随英国革命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产生了德国学派，在奥地利产生了奥地利学派。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心也随之到了美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巴西、墨西哥、埃及等发展中国崛起而兴起的发展经济家理论创新。一句话，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而诞生的，经济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改革开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更多的还是处于学习和借鉴阶段。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更多地处于引进和消化阶段，与中国经济相辅相成。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应当感到可喜，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理论必将产生世界级影响的新的创新，正如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践必将取得的更大成绩一样。
可以相信，在中国将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经济的能量在未来30年内得到更多释放的时候，世界经济理论创新中心应该也应当会发生新的转移。
赵水忠
资深财经评论家、财经作家。十二年高端财经媒体从业经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和管理变革的战略、方法和方向，出版过三本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郑祖强（1989一 ），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政策。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概括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一、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在中国近代史提供的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上。第一，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顽固，又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特殊地位，它们都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必须由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曾先后登上前台，演绎一段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理论，但最终都归于了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这些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代表新兴生产力并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第三，中国革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来了各种观念和理论，农民阶级从西方学来了拜上帝教，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些阶级在它们所学得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国社会的浪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武器的运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由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理论武器作指导，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原因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需要实现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在中国的具体化，从而被中国人民所掌握。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本来提供的就不是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要想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着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其进一步加以民族化、具体化。按照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就必须实现其中国化。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提出，但是这并不是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突然冒出来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就已经提出过要研究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范畴， 在党的两次大会文件中出现过。一次是中共七大，一次是中共十七大。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明确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我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以我们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借鉴，深刻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中每一次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七大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巨大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后来毛泽东常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灵魂而失败。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对于中国革命和改革和建设而言，它必须中国化。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一）毛泽东思想的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0 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共产党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于1945年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继续发展于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而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的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国家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同样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开始和发展起来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国总结长期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它的提出标志了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三）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新的中央其他领导作出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②面对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经过长期思考，2000年，江泽民出席广东省高州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③在同年的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黨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④2001 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正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使“三个代表”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建党纲领。贯彻党的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 2004 年又写进了宪法。
（四）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方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党和全国名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些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演进是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回顾马克思主义研究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继续在新时期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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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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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梦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般特征，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特征，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合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选择性的统一，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梦与社会主义理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理想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真实、如此感人的面貌展现出来光明的前景，具有实现的必然性。认识和理解中国梦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关系，把握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学界对中国梦界说大致可以分为目标论和过程论两类。目标论认为中国梦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过程论认为中国梦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本文认为为了全面完整理解中国梦应该在“目标论”和“过程论”之外，另立一说，，这就是“理想论”。“理想论”强调要从习近平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的高度，贯通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梦进行纵深开掘，将中国梦与人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理想相联系，相贯通。这样解读中国梦就不仅仅能够看到中国梦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而且能够看到中国梦的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梦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而且代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光明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
二、中国梦承载的社会主义理想就其历史渊源来说是从批判不平等、不公正的阶级社会开始的。翻开人类历史，可以看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依然创造了光彩夺目、蔚为壮观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这些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就是私有制。私有制成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的根源。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解答人类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解决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实现社会的“人道、正义和真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这就是消灭私有制。”[8]
围绕消灭私有制和以此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了社会主义理想这个超越阶级社会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生产力快速增长，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另一方面两极分化严重，工人阶级贫困化加剧。围绕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评，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三大代表人物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这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都离开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侈谈社会主义，都不约而同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只能昙花一现，成为历史过客。社会主义理想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而终结，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由三个阶段构成，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可以划分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梦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阶段，即：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以按需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毛泽东的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的理想之一。另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热议的中国梦。
三、中国梦承载的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这条道路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实现中国梦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支撑。习近平将这个意思表达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因此，中国梦既表达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般特征，也表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特征，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具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梦的中国化特征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承载的社会主义理想可以概括如下。
（一）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在社会主义时代，人民是国家主人，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人民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一致关系，人民代表国家，国家属于人民，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完全一致。人人都可以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人都可以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的当人的动机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时就能够创造财富、快乐与和平。
（三）爱国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当年希望的人人享受社会的发展进步成果，人人做社会新主人的思想，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表现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理想。这就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说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是因为中国梦承载着厚重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梦表现了人类对未来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还因为中国梦表现了理想的合理性与理想的现实性的统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选择性的统一。
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中国梦里获取新的生命，焕发新的生机，中国梦里的社会主义理想不仅仅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的结果，更是经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美好现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看，实现中国梦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虚幻故事，而是就要来到的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现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等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人民日报》[J]第1版.2012.11.30.
[2]习近平等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人民日报》[J]第1版.2012.11.30.
[3]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J]第1版.201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