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 要]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是通过不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而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为了确立实践的本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自然本体论展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为了走进问题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化思维方式展开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为了消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苏联哲学痕迹，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也不去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而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它的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来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这一现状，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考察。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的和哲学史的探讨才能完成。这显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以瞿秋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和接受为主线，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中国人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于是，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就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所持的态度，就成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列宁哲学中，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把列宁哲学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由此出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标志，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国际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
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与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有关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运动关系的思想、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都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如果说列宁哲学中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同样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从另一个方面看，列宁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样也有特殊性。比如，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探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的分析，都属于列宁哲学中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殊，那么列宁哲学也是特殊。既然如此，人们不需要在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而应该着力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发现对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用的资源。这一观点早被瞿秋白明确地提出来了。
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莫斯科，在那里学习和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思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年，瞿秋自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瞿秋白并不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区分普列汉诺夫哲学和列宁哲学、布哈林哲学和斯大林哲学，而是把这些哲学都看作是统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介绍，但他却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他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人类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涉及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对中国论题的思考，瞿秋白建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
二、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去苏联之前，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苏联之后，通过学习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认识到，以前中国人仅仅从唯物史上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极其片面和狭隘的，这种理解根本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切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瞿秋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就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由其各个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他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克服中国人先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在中国建立起这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在《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中，他还从史论的结合上，论证了这一观点。在给哲学下定义时，他写道：“哲学的目的究竟何在?何以古代初民思想之中，已经能有所谓高深玄妙的哲学呢?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里，瞿秋白叙述了两个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论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宇宙观是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宇宙观的变革。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
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该说，瞿秋白叙述的这两个观点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瞿秋白就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接受这一思想的。但是，瞿秋白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转录普列汉诺夫的叙述，而是借助于普列汉诺夫的叙述来阐发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上升为宇宙观的高度，才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有了这种普遍性，才能成为世界观的学说，并转化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的方法论。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人只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方法，运用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可见，瞿秋白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最根本地，还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要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转化为一种方法，去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瞿秋白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
然而，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结构来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四)科学共产主义。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中，科学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是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各个部分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分别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辩证法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统一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方法。瞿秋白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瞿秋白还把这两方面的统一概括为：“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和“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他所说的“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是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是一般、是统一的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共产主义是个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不同表现；他所说的“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是理论，而共产主义是实际的运动，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亦是“一致的目的”。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的这一剖析，瞿秋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着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它的理论本身就是由一般和个别、理论和实践构成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辩证法定义为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宇宙观，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在他看来，正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辩证法呈现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他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强调，任何普遍性都只能寓于特殊性之中，都必然与特殊性相联系。因此，人们在把握事实的普遍性时，必须从特殊出发，从事物的特殊性进到事物的普遍性之中。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那种只谈普遍性，而看不到特殊性意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瞿秋白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一般性和个别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升为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加以论述，把普遍性当作思想的形式，把特殊性作为思想的内容。这就为中国人从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的辩证统一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认可，表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就是从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都是用“体”、“用”范畴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中体西用”；而西方文化派则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主张“西体中用”。与这两派观点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瞿秋白在参加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明确提出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一起，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是不能简单地以“体”、“用”关系概括得了的，必须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与个别的范畴、用历史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社会，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
为此，瞿秋白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定义文化。他指出，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体”、“用”关系上各持一端，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则是同一的，即都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上理解文化，把东西方文化当作是因它们各自的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的东西，以为，人们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进行创造。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在于，混同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的特性来说明文化，视文化为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只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瞿秋自从文化与自然的差别上定义文化。他说：“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在这个定义中，瞿秋白撇开了各民族的习俗等特殊性的东西，从人类活动的本性、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定义文化，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人的一般活动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活动的统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引入了文化研究。相比之下，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只是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上定义文化。这在思维
的层次上明显地低于瞿秋白的文化定义。
其次，瞿秋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意义。瞿秋白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人的意识的历史运动，既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又是文化发展的因果律。作为人类历史的规律，它是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循的，是决定东西方民族共同性的方面。在这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历史上不存在绝对静止不动的文化，更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文化性格，应该说，所有的文化都必然处在变化之中；作为文化发展的因果律，它与各民族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因而是造成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即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瞿秋白说：“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从瞿秋白的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瞿秋白的态度与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否定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静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来自它们各自独立不变的性格和特征，于是，竭力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对化；瞿秋白动态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它们共同遵循的历史运动，因而是同一中的差异。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在于西方文化因资产阶级革命早而先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中国因长期的封建社会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消除。瞿秋白认为，中国选择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西方文化并不都是好的，比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好文化，中国人也绝不能选择这种文化。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好的，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方向，中国人可以选择这种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与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相一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文化创造绝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被动地二者择一，而是要区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借助西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人开展新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客观历史基础。为此，瞿秋白呼吁：“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瞿秋白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主张中国文化变革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变革应该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基础，选择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与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格的观点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历史文化观上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只是以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人的身份而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上，他的成就远低于毛泽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征和特殊内容，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这一差别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展开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责任编辑 严 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我是一九六八年初到吉林师范大学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以后参加了三结合，担任了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党委分工我抓教育革命。我出生在工人家庭，在旧社会高小没念完。解放后参军，在部队学了一些文化知识，最多也只有初中水平。到大学来领导教育革命是个新课题。
教育革命开始时，学校里有一种论调，说是“马恩列斯没有讲过自然科学问题，理科教育革命不好搞”。由于过去受林彪一类骗子破坏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影响，对马恩列斯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许多人很少了解。理科教育革命究竟从哪里入手，起初我也感到心中无数。有时想去听课，研究一些问题，也有畏难情绪。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我们开始读六本书。在读《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看到革命导师对自然科学有许多论述。革命导师在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曾全面地，深刻地研究了自然科学问题，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利用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种种谬论，从自然科学领域挖掉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理论根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我学到恩格斯批判杜林利用√-1来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时，我联想到在我们学校里有人也说过“数学是由数学家创造的”，还有人借口数学有高度抽象性，强调“数学可以不联系实际”等。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年批判过的错误观点，九十多年以后，还在我们的教师中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呢？这就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教师的世界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反复领会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和“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的教导，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大学里要搞好教育革命，必须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了《实践论》、《矛盾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别人，虽然有许多具体问题还投学懂，但是，我逐步认识到，坚持抓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才能推动理科教育革命不断深入。
我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理科教师为了搞好教育革命自己组织起来学习自然辩证法。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并提出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广泛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搞好理科教育革命的建议，得到了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从一九七二年十月开始，一年多来，我们接连举办了六期《自然辩证法》读书班，每期一个半月，现在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理科教师参加过学习。读书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结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通过组织学习，我们有下面几点体会：
一、应该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来提高对抓好自然辩证法学习的认识。
理科教师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一样，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要着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解决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点，单纯地从所谓学术观点上来讨论问题。同时，又要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理科的教学和研究。毛主席批判过“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谬论。我们决不能搞“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资产阶级的”，决不能以为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理科学科领域里，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广大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提高识别能力，在理科学科领域里才能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假科学，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这是理科教师改造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抓好自然辩证法学习，是搞好理科教育革命的重要方面。
我们在理科教育革命中重点抓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统帅教学。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不断破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束缚，使教师思想解放了，活跃了。对于有些问题，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敢怀疑的，现在敢于怀疑了。过去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许多问题钻研得更深了。大家敢于批判，敢于争论、敢于提出问题，讨论、研究蔚成风气。许多理科教师改变了过去单纯传授知识的作法，坚持毛主席“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在教学中不仅讲清一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使学生懂得统帅这些知识的哲学思想，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的讲授，帮助学生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组织学习自然辩证法，是加强理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
过去一说教师提高，就只想到进修专业课程，或者搞专业科学研究。这当然是教师提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对理科教师来说，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来武装头脑是极重要的提高，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理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我们把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作为抓根本、打基础的一项长远建设任务来抓。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理科教师，光了解一些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只有懂得自然辩证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站在新的高度，运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上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讲的。从担负学校领导工作的干部角度来看，通过实践使我感到，象我这样的人，只要认真学习自然辩证法，掌握思想武器，并且努力学一点自然科学，是能够逐步深入到教学领域里去，从哲学思想的指导这个方面，发现、提出一些问题，再通过和理科教师共同研究讨论，得到新的启发，从而加强对理科教育革命的领导。
我常常抽出些时间去听理科教师讲课。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研究点问题。有一次听生物系教师讲遗传育种课。教师在谈到变异性和保守性的关系时说：“变异性和保守性都是相对的，没有保守性就不能造成新种。”由于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了《自然辩证法》，我感到这种说法不大符合辩证法。于是，我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教导，向他提出，是不是应该说变异性是绝对的，保守性是相对的？保守性和变异性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双方不能并列，斗爭性、变化性是绝对的，要抓住这个主导方面，不能偏爱保守性，讨厌变异性。这位教师受到了启发，感到确实需要很好考虑这个问题，搞自然科学不学自然辩证法，不但不能讲清自己的业务，还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们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把着眼点放在改造教师世界观，引导大家运用自然辩证法指导实践斗争方面，决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搞成纯学术的活动。针对教师的世界观问题往往通过学术思想反映出来的特点，我们注意了通过开展学术思想斗争狠抓世界观的改造;针对教师过去脱离实际的弱点，我们强调教师不仅在理论上要搞通，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运用。只有把学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用到实践中去，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才能更好的掌握自然辩证法，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使自然辩证法的学习逐步深入。生物系的几名教师，最近接受了国家交给的防止草原退化的研究任务，他们运用了恩格斯关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的论述，深入地研究了由于自然和人的因素所引起草原退化的种种原因，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提出了关于研究如何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综合利用和防止草原退化的意见，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搞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关键在领导，贵在坚持。办了几期读书班之后，有的系领导同志觉得，已有部分教师参加过学习，现在教育革命任务重，时间紧，再抽不出人来参加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导大家回顾一九五八年，广大理科教师怎样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自然辩证法，并取得显著成果，后来这一新生事物又怎样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扼杀了的历史，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凡是在毛主席指挥下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就开展，就前进;凡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就受到壓制，就停滞不前。搞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关键在于领导的路线斗争觉悟，贵在坚持。理科的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学习自然辩证法，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掌握领导教育革命的主动权。
为了使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坚持下去，我们注意了抓骨干队伍的建设，把抓骨干学习和抓群众学习结合起来，以骨干学习带动群众的学习。我们从理科各系和政治系抽出少数教师，经短期培训，担任读书班的辅导员。为了提高辅导水平，带动群众的学习，还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到工厂、农村向工农兵宣传自然辩证法，结合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习自然辩证法，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欢迎。我们也注意到把办读书班与群众的经常性学习结合起来，把教育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带到读书班来讨论，读书班的学员把学习的心得到班外群众中去讲用，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我们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仅仅是开始。要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长期坚持下去，深入下去，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导，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认识，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搞得更扎实，更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社会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手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情况进行解析，能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也能为深入研究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相应参考。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在简要分析管理理论演进情况的基础上，对管理理论的哲学化发展情况进行了适当的探究，旨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重新解读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为管理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合理化应用提供相应的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理论;演进;发展
管理理论源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从历史维度看，管理的发展与劳动分工存在直接的关系，管理活动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变化，能对人的劳动分工、协作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针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进行分析，能对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应用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因此，为了发挥管理理论的作用，促进管理实践的全面创新，应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进行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进行系统解读，体现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管理理论的演进情况
管理理论从最初形成到现代社会形成相对完善的发展理论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对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进行细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内，管理理论的指导思想、管理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表现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等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思想主要有西蒙提出机械人模式、动机人模式、决策人模式;孔茨提出的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占部都美提出的科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现代管理;马洪提出的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以及当代管理[1-3]。
总结前期管理理论的基本动态发展情况，能看出管理理论的发展表现出了连续性的特点，各阶段管理内容和管理要点不尽相同。因此，为了便于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当前世界管理理论的不同研究体系和相关发展阶段进行总结归纳，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阶段对管理理论的基本发展情况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第一阶段：传统管理阶段
傳统管理阶段，也可称为人机关系管理技术理论阶段，主要以技术理论管理和实践为主，管理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人的活动对象进行管理。此阶段学界研究的重点是针对劳动生产力下降的原因进行解析，并论证有效克服这一问题的路径，力求能突破传统经验管理的束缚，探寻相对科学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办法，并在具体的管理实践层面进行有效的应用，从而逐步促进管理效率的不断提升，借以论证科学管理方法的实践应用在管理层面可以形成可计量的实际应用效能[4-9]。
（二）第二阶段：科学管理阶段
科学管理阶段，基本表现为人际关系管理的组织理论和实践发展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价值，力求能借助人、组织以及人与组织关系的管理，促进组织原则的制订和组织合理化管理工作的实施，以提高管理效果。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并且不同的行为会对组织管理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对管理组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整个人的行为领域延伸，科学管理阶段的管理重点也表现出对内在人际关系和人情关系的探索。
（三）第三阶段：现代管理阶段
现代管理阶段也可以称之为人境关系管理系统理论阶段，也涉及实践研究方面的内容，此阶段的研究重点体现为传统管理阶段和科学管理阶段的融合，此阶段在研究工作中力求将人与人的活动对象进行统一处理，并且将人的对象统称为环境开展研究工作，认为管理就是针对人与环境构成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将组织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是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生成并得到发展的。在现代管理阶段，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突出强调系统思想与随机制宜思想，研究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能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多元化的指导[10-13]。
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在时间和内容层面上没有划分相对严格的界限，并且各个研究发展阶段涉及的基本理论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仅仅是通过研究侧重点的差异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在管理理论不同研究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研究成果表现出交叉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不同阶段的研究交汇融合，对现代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三个阶段虽然也开始表现出管理理论哲学化发展的初步倾向，但是尚未形成管理理论的哲学化发展态势，并且没有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管理理论的基本发展进行论证，因此，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管理理论的变化发展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和深层次解读，为研究工作的系统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4-1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需求的哲学化驱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发展现状
科学管理的核心思想是管理层面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在管理理论的前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衍生出管理哲学，关于管理哲学的著作也严重不足，管理学研究的成果集中从组织行为学以及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得到体现，管理哲学的研究一般局限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真正产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发展实践中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理论研究者的重点也开始向组织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具体研究转移，并且管理哲学的形成依赖管理的成熟，现代社会管理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管理环境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广阔的视野，不能从高深理论思维的角度进行探索，就无法对管理哲学形成深刻的认识，也无法得到具体的管理哲学理论研究成果[16]。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对哲学化发展的需求
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哲学化发展倾向，要求管理学研究方面对基本问题的处理应该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美国学者在针对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是管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这一新发展方向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传统文化精华加以吸收和借鉴，形成能与时代管理实践相适应的先进管理思想，从而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为员工树立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促进企业行之有效的开展管理活动。这一思想作为当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延伸，主要研究目的是促进管理理论研究向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在管理活动中关注生产效率和人际关系的情况，能直接体现出民本特色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17-18]。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学科领域的哲学化扩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管理理论学科领域扩展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针对管理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深化发展进行分析，能看出从最初出现管理活动，到管理学体系逐渐形成，人类社会对管理活动认识呈现出全面深化的发展状态。
随着人类对管理活动认识的逐层次深入，管理理论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管理学研究方面基本的研究对象也从传统单一研究对象转变为多样化的研究对象，管理学揭示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并且在管理学理论中研究深度更强，研究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更加鲜明，极大地促进了管理理论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管理哲学的核心思想也开始出现相应的变化，能为新时代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有研究理论体系中完整而深刻的发展性研究学说，本身属于彻底而完备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在对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深入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思想成果。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于古代人格哲学体系都能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和探索，能为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供相应的指导，促进管理理论的全面改进和创新，凸显与时俱进发展的特色[19]。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学科领域的拓展
在对管理学理论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比工业企业管理、经济领域管理、其他领域管理的基本发展情况，也对与管理相关的一般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能看出现阶段我国研究界关于管理的研究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着国家行政领域延伸，还向着精神生产领域不断地拓展和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管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领域涉及的活动，而且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存在直接关系的管理活动[7]。
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新时期随着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管理学管理对象已经开始呈现出对管理发展史的回顾研究状态，并且开始将普遍的、一般社会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细化分析，管理学发展领域的扩展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1. 学科内容呈现出理论化的发展状态
任何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受到研究对象和人们对研究对象认知度的影响。现阶段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从特殊向着普遍层次扩展，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并且管理自身属性决定了人们参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会不断对管理技术、管理指导思想等进行完善，这表明研究界对管理的研究从专门科学性质的研究向着理论科学性质的研究角度转移。
2. 学科形成体现出综合化发展态势
学科形成的综合化发展主要从学科本身的分化与综合角度中得到体现，在管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受到新时代研究逐渐深入的影响，呈现出与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结合的趋势，综合管理实践过程中研究经验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使管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能同时兼具分化和综合的发展特点，充分将管理学的发展生命力展现出来。
3. 理论形态呈现出抽象化的发展趋势
研究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对管理学发展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整体研究方向呈现出从管理实践中凝练管理理论、从管理理论向着管理哲学角度升华和发展的态势。在理论形态方面，现有管理理论同时兼具硬科学和软科学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形态逻辑角度进行分析，管理哲学是超越管理学的理论形态，管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研究范围的拓展，使管理学研究的哲学化发展成为必然结果。
从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管理理论的哲学化发展倾向进行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界对于管理学发展趋势的深入了解，进一步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而通过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为新时代管理活動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2 0]。
四、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活动本身蕴含一定的规律，只有从理论层面对管理理论涉及的规律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引入科学的管理思想，动态化地对管理指导理论进行完善，从而结合管理实践需求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在管理活动中把握管理对象和被管理对象之间的多元联系，促进管理活动中基本矛盾的合理化处理，从而提高管理实践效果，从哲学角度促进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加快管理哲学的发展进程，使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能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相对科学合理的指导，在哲学化管理理论发展和建设的基础上，有效推动现代社会管理实践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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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孔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甜甜）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现阶段，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基本功能以及学说体系等方面。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充分以及全面的掌握与理解，应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梳理，以尽力避免出现极端以及片面性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哲学是人类思想进化史上最为古老的科目之一，并且对其定位也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定位。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终结了旧哲学，并且对哲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位，以其对世界的深刻洞察，立足于实践，使其变成了一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建立的新型哲学，主要是对世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分析，就其完整的体系而言，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具有萆命性；就其实践意义上而言，则是具有根本性质的方法论意义。
在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情况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比较一致性的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具有根本意义的方法论。一方面应该对世界发展以及存在的规律进行揭示，另一方面全面地探索人们和世界的关系，充分地研究人的发展情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也具备自身的价值观，应该充分重视其价值研究，将价值观与世界观之间进行统一，这样新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极端以及片面性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变革，是要在根本上对传统哲学的定位进行改变，达到哲学的转向，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甚至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另一种观点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认为其研究的问题不再是世界观的领域，而是人的“是为”形式。这些观点的分歧在根本的性质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进行了颠覆，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实际上，部分论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上坚持排除整个世界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存在着许多依据，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人存在以及发展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觉得不具备意义。这样的观点在逻辑方面是不能被成立的，人类世界和宇宙世界之间是不能够被分离的，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如果不对宇宙世界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到人类世界，所以说人类世界并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在实践的前提下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研究整个宇宙世界，如果没有这种研究，就不会具备新的拓展与实践。
最后，对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定位进行彻底否定的观点，试图使用主体哲学代替实体性哲学的观点，更是不存在依据性，知识论者自己的主张而已，对于这样的观点来说，哲学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提出学术主张与观点，但是不可以把这些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人作为其中一个分子，可以进行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分子，并通过这种认识实现改变的分子，这事实上是直返哲学本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定位应该在客观的态度上，并且对其思想进行原本的解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书斋性学问，而是直接针对实践性，为人们全面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活动提供根本性质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体现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独特品格，在现阶段的讨论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化，并且得到了认同。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功能方面依然存在着片面性以及极端性的倾向。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之间存在着差别，体现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因此，它应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实践，重视相关联的人类世界，而对世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释世界，都应该进行抛弃或者是超越，但是这样的观点也无法长时间存在。
首先，不应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进行独立，改变世界是落脚点，但是如果想要改变世界，就应该对这个世界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认识，而这样就需要解释世界，但是对于荒诞的解释当然持有反对态度，但是也不应该走向极端，应该在根本上对解释世界进行反对，改变世界应该依靠时间，然而实践是人能动作用在外部世界的过程，如果想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不可以进行盲目性的实践，而应该充分的认识外部世界，而人类世界与宇宙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无法全面的认识宇宙世界，就无法全面的认识人类世界。人类世界是人们不断实践的成果，但也是人们在探索宇宙世界过程中而创造的。为了满足新的需求，人们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使宇宙世界向人类世界进行转变，因此，只是把宇宙世界的相关研究当做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
其次，马克思对之前的哲学家进行批评，是由于他们仅仅解释世界，不能向前迈进，在这里无法得到相应的结论，认为马克思反对解释世界，并且否定宇宙世界的研究，尤其是本体论方面的研究。旧哲学主要使用的是非科学的办法进行解释世界，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因为这个对这种哲学进行了终结，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反对研究，其实他们是在旧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对整个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以及回答，从而形成先对实践以及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从而进行改变世界。
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情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脱离现实的思辨化和学院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实践进行服务的，是改变世界的，但是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却偏离了这点，使这种脱离实践的情况经常发生。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应该具备的实践精神变成了纸张上的概念，这其中包含了多样的主观遐想，因此，虽然称为实踐，但是与真正的实践却相距很远。真正的实践是主客观的完全统一，是主体客体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体系
根据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它主要是立足在世界观上，对之前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批判的前提下，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效，它借助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达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科学统一，尤其是把这两者应用到社会领域上，有效地对社会领域的规律进行揭示，创造了唯物史观，也成就了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在新时期探讨的过程中，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体系形成了相应的板块，不利整体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容易造成误解，而内容方面，传统的体系更偏向客体，而主体上也就是现实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对实践情况不够重视。因此，在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前提下，应该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在这个基础上，部分论者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主线，对原有的体系进行的重新的树立以及调整，另一部分论者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的新思路。
在整体上看，这些认识也是值得被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根本性质上与旧哲学进行区别的科学的世界观，它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都是重要的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把社会实践当做基础，充分处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展现的方式上，应该转变传统的教科书式的板块，把每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整体的展开。在这方面探讨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传统的教科书式体系并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这个体系中具备很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相符的内容，因此，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重新的清理以及解读，这样的观点所涉及的依然是宇宙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联。
总的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创建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实践的以及历史的唯物主义，这是着手于完整世界的体系，它主要贯穿在世界观的每个领域中，而我们应该充分以及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深刻地理解其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片面性以及极端倾向的出现。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不断的深化以及拓展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土壤。我们应该在哲学理论方面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及探索，从而找出根本性的方法论路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情况下，才可以真正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全面的认识世界以及改变世界，有效的实现此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智能、释放人的能动性。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既肯定物质决定精神,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又指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认为人们的思维必须也能够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新的事实、新的对象面前,用新的思路去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在创造活动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不是脱离实际的奇思奇想,而应尊重实践,注重实证,不崇拜任何权威和教条,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在求实中创新。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背诵马克思主义哲学个别词句,而是通过哲学思维熏陶和教育,使思维方式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全面地、联系地、动态地、发展地认识、分析、解决问题,使我们在实践中能够超越日常经验的狭隘界限和原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框架,突破原有知识与观念的限制和束缚,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大量、繁杂的经验材料中,抽取出认识对象的本质、规律,预测其发展方向和趋势。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和实践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自身潜能。为个体参与竞争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展创造性活动奠定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获得空前普及、广泛应用、深入发展，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社会主义社会规律认识的成果，又开辟了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新天地。二者双向互动，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实践中，推动“两化”的健康发展，我们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双向互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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