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
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责任编辑：李琪)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以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为主题的。基于这种互动关系,马克思将人本目标不仅看做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且落实为一个当下目标,即通过创造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反对将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无限期悬置,而在现实中违背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将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落实为现实关怀,在现实中具体探讨实现终极关怀的途径,从而实现一种“全程”关怀。
[关键词]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
刘仁营(1977—),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裘白莲(1981—),女,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2008年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与科学发展观”(项目编号:08ZX14)重要成果。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进步,但从现实的层面看,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发展的倒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这个阶级”。也就是说,经济效率、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之间,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促进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阻碍关系。这样就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种具体的“阻碍”关系如何转化为一种根本的“促进”关系呢?人们应该通过创造“阻碍”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在最终突然质变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历时态“促进”关系呢?还是应该通过逐步化解“阻碍”关系,而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地“同时、同步”发展?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对人类的局部关怀与整体关怀、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是“改良”说,一种是“革命”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绝对化的结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共时态的矛盾辩证法与历时态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现实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具体答案。整体来看,对人的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它既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包括对人的当下关怀;既包括对人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关怀,又包括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关怀;既是具体的、目前的、局部的关怀,又是全面的、长远的、彻底的关怀。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终极关怀,将终极关怀无限期地悬置起来,而在当下做违背人本目标的事情;也不能抛弃对人的终极关怀,只顾[前的短暂利益,安于点滴改良,对人的发展采取盲目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实践中具体探讨化解“阻碍”关系的机制和途径。终极关怀理应是具体的、现实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抽象的、神秘主义的终极关怀。
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宗旨
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特征。现实主义的立场使马克思总是从对人的当下关怀出发分析问题,但马克思的[光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为当下而当下,而是将对人的当下关怀看作人的整体解放过程的一个环节,从当下关怀中感受和发现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并将这种现实趋势和可能性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起来,从而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既立足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超越对人的当下关怀,走向对人的终极关怀。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例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背景下,人的全面的生产能力的训练、世界性的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形成,以及在全面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全面的知识,这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特征和生存方式,发现了一个由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联合组成的社会到来的可能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中发现,单纯地从自由时间这个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来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因为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劳动时间越短而自由时间越多,人的自由程度就越大,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步伐就越快;马克思从对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中发现,随着劳资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加剧,生产资料越来越从劳动者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越来越从多数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占有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便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中难以发挥作用,于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劳动者重新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重建以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还从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制和簿记制度的发展中发现,随着个体生产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逐渐加强,一种以整体理性为基础、个体理性为动力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正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自发生成,这种萌芽的发展壮大将为整个人类生产从无政府主义的盲目状态中走出来提供可能,为人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自觉调节提供现实条件,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自觉地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终极关怀的例证。
然而,在马克思去世后成立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例如伯恩斯坦那里,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维度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抛弃,只剩下了对人的当下关怀维度。我们今天重温这段理论史,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伯恩斯坦指出,“何谓最终目的?我认为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反之,预先详细地决定了最终目的,无论怎样的目的,对于运动都是不重要的。在关于运动发展的先见的理论中认为在原则上决定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的,正如一般的预先决定了的目的那样,是必然常常陷入空想论的境地,并且到了某一时期,恐怕可能妨害运动的真的理论和实际的进步。”[1](P150)
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一个逻辑论证上的循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公式是马克思的著作所要论证的结果或结论,但马克思在论证这些结果或结论的过程中,又将这些结果和结论当作论证的前提。因此,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他的理论并没有最终成为一种科学,而是被他所接受的空想论的教义所困惑。马克思从空想论那里继承来的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不可靠的。我们的现实行动不能以空想论指出的最终目的为指导,而应该从无产者的现实利益要求出发。“不管处于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足以满足劳动者当前的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布,总是应该放弃的。”[1](P159)所以,对人的任何终极关怀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针对伯恩斯坦公然抛弃终极目标的做法,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她指出,“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2](P25)
客观地讲,伯恩斯坦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是要人们从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中走出来,立足人现实,面向人现实,采取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现实的策略。伯恩斯坦反对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就伯恩斯坦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点来看,他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他为了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而完全抛弃对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背离。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立足于对人的当下关怀的,而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蕴含着超越当下而追求进步的终极关怀维度。我们上面提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从现实关怀到终极关怀的分析思路,伯恩斯坦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现实意义,他仅仅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被现实证明是不科学的结论。所以,他实质上是抓住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大做文章,而没有从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层面上来分析问题。
而卢森堡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她强调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方面,这是其合理之处。她坚持马克思的真理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她因为当时革命重点的需要,还没有来得及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不能成为我们批评她的理由。尽管笔者在这里仅仅是将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但这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因为这种只追求抽象的终极关怀,而忽视现实的人道目标的行为,的确在后来的苏联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伯恩斯坦忘记了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那么斯大林的哲学就是忽视了现实目标和当下关怀。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两者之间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
三、对人的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石
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有理论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应该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的目标构成的,而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式的神秘主义的结果。马克思对人的当下关怀,是从人本价值和客观必然性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从现实人道的角度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从对人的当下关怀中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观依据,而不是将一个抽象目标强加给现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三种基本状态作了集中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以大量的现实资料和较长的篇幅来阐述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造成的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过程的被迫性、出卖劳动力过程的表面的自由平等、进入工厂之后的被压迫和剥削以及对他们走出生产过程后的一贫如洗,进行了深刻而具体的揭露;而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则以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来关注俄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放道路,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过程的直接关注的文本依据。立足于人的生产劳动这个存在方式,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深刻之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学空场”的观点,其实是将唯物史观的误解形态——生产力实体论当作了其合理形态,才得出的错误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现象层面的描述,他还抓住了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一“命根子”,从关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角度,从生产劳动的发展的角度,关注人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囿于人本身,他从人与生产劳动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阐释人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次考察了人的生产关系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几种形式,并考察了生产方式从封建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种形式;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把人的占有方式区分为“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三个阶段,并具体考察了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具体过程。乍一看,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实际上,这正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具有现实性和深刻性的关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不仅是现象层面的直接的关注,而且是本质层面的根本的关注。马克思对人的关注的现实态度和唯物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肤浅,从而与那些批判马克思理论是“人学空场”的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
立足现实,关怀芸芸众生。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60多年里,发生了许多马克思所无法预测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类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世界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少数世界富豪垄断和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资源,而有超过14亿的人口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正在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人上不起学、医不起病、住不起房;制度和体制改革又直接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问题,社会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针对这些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指导。但有某些经济学家,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坚持和宣扬生产至上论、效率至上论的发展路线。因而,从根源上批评拜物教式的经济价值观,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十分紧要的事情。
四、终极关怀结合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实现途径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人的当下关怀是通往终极关怀的必由之路;而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统领当下关怀的思想灵魂。如果说对人的当下关怀实现的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量变”,那么对人的终极关怀,即人的彻底的完全自由和解放就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条件,量变只有朝向质变的方向发展,并超过“关节线”,才能达到质变。这里所谓的量变的主体实质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保证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们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劳动在发展的根本方向上是朝向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因此,这里所讲的为质变准备条件的“量变”,不是任意的量变。一方面要求这种量变在根本方向上不背离根本目标,因为实现根本目标的过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它能最终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量变必须是“结构内的和谐量变”,因为如果这种量变的单方面发展影响了其他要素的发展,使得其他要素向背离最终目标的方向倒退,那么这不仅无益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对最终目标的破坏和背离。因此,质变的实现要求量变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具体落实为一个个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的当下关怀。没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环节和过程,人的彻底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只能沦落为抽象的乌托邦。
如果说对人的终极关怀需要当下关怀来实现,那么当下关怀的具体展开又需要终极关怀这个灵魂来统领。对人类的最终命运的立场不同,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理论和所有行为的方向朝向哪里。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本主义者。现实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他那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马克思的深沉的人文关怀理念,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P7)他决心学习那些高尚、伟大的人物,“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3](P7)。
马克思创立和践行了自己的辩证的经济哲学,而当代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她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实质,而且具体探讨了将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途径。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历时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共时态”意义上的统一,从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科学发展观反对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悬置起来,要求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化、操作化、现实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实现的“全过程”,并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体的可以身体力行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探讨了实现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相结合的途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统筹兼顾”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的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其中将“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结合是其最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的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其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历史地、辩证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当下关怀来实现终极关怀,通过对人的终极关怀来统领当下关怀,从而将“终极”关怀的思维转化为一种“全程”关怀的思维,才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律背反,走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第二国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2]刘佩弦等.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近年来，生态经济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发展绿色经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本文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以及当代价值，突出确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代价值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31.160
一、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阐述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经济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究，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生态经济问题。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详细阐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把人与自然看成独立统一的整体；《资本论》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为探索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哥达纲领批判》则把自然和劳动看成是一切财富的来源。马克思认为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无穷的财富。由此可见，马克思具有较为完整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态经济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相继步入工业化社会，至此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类开始大肆的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度开采和利用使生态环境出现了极度恶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煤炭、铁矿、森林、水资源的枯竭[1]。这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生态矛盾，为系统的研究生态经济做出了铺垫。
（二）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生态经济的理论思想，共同指导和促进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生态经济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统一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他们承认自然的客观独立性和地位的优先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独特产物。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生活和进步的前提，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处于掠夺状态，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2. 物质变换的思想。“物质变换”思想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出的重要理论。“物质变换”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值得现代人进行探究和钻研，也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由此可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人类劳动才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主要手段。自然界的变化是无穷的，人类不能改变自然，但是能够调节和控制自身的行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对自然的“合理调整”和“共同控制”思想。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变换其实就是自然界逐渐“人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实践能力相统一。
二、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探析
（一）“绿色经济”的历史渊源
近年来“绿色经济”的概念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且被广泛应用。同时，“绿色经济”以其系统性和开放性的观念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经济”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更新，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很多国家都进行了生态环境治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的作品《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其指出了构建绿色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联合国环境署（UNEP）于2008年10月召开了《绿色经济行动倡议》项目启动会和《全球绿色新政》专家会议，又在2009年4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宣布启动“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这些实践都表明了人类的思想在进行着积极的转变，已经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必须要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4]。
（二）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
1.发展绿色经济的共同目标和使命。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它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引导、推动、保障社会产业活动各个环节的绿色化，从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而且更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扩大市场的需求、创造出新的就业形势。对世界各国而言，绿色经济的发展为其经济与生态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环境的利用率和再生能力，能够引起工业社会向绿色社会的回归，是环保与发展之间和谐相处的关键。
2.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发展，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而绿色经济正是基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考虑，与我国目前所推行的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连。因此，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三、发展绿色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当代价值
（一）绿色经济将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中，对环境保护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对环境问题关注度仍不足，虽然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还不能完整地把握和认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但随着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人们逐步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突破中等收入缺陷，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创新驱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互融合，使有限的资源转变为更加丰富的创新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造福亿万人民。
（二）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的自主选择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作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而中国在这方面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能力。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哲学家们就提出了“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避免出现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发展的现象。自2005年起，我国在绿色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21%，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6%和14%[5]。
综上所述，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循环经济的主要渠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绿色经济打破了传统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的“三高”现象，击碎了资源瓶颈的制约和阻碍，是我国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形式转变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编者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普遍迷茫，精英阶层缺乏精神指引，社会大众缺乏道德是非，整个社会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重建价值，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重建精神价值，需要回溯我们的来路：在毛泽东时代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哪些启示;与此同时，也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怎样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逻辑，如何获得辩证的统一，而不致任由资本逻辑全面地瓦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本文是作者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相当尖锐，也相当深刻，值得读者深思。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有学者总结道：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用准确凝练、通俗易懂的言语对大寨精神作了进一步总结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
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2]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2]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4]，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5]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6]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7]。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8]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着清晰的描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9]
马克思则揭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本质即“剥削”：
这样就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0]
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1]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12]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13]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
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9]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0]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21]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2]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23]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24]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2]李静萍：《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
[4]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5][6][7][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12]田丁：《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5页。
[1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6页。
[1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有学者指认，改革开放是总体性社会瓦解的三十年，但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外在形式，而没有挖掘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的运动过程。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8]习近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23]2015年河南省通许县一村庄的地头，当地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几十米高的毛主席像，十分引人注目。据介绍，这座毛主席像由几名企业家投资建造，其中村里一部分人捐款数万元，设计高度为36.6米，总造价近300万元。1月8日已被当地政府拆除。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再利用生产排泄物以及物质变换的基本经济思路进行了全面创建，对此应当将其视作循环经济有关的最早提法。因此可见，马克思循环经济的伟大经济学理论突显了循环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内占据的核心价值与地位。进入新时期后，马克思创建的循环经济模式并没有表现为过时性，反而还蕴含了更加深厚的当代价值。在此前提下，关于上述循环经济的马克思伟大理论应当致力于深入进行探析，进而归纳出其中蕴含的当代经济指导价值。
循环经济思想最早诞生于马克思的首创，上述经济思想突显了循环经济具备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马克思针对整个循环经济模式侧重于分层性的阐释，其中主要涵盖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三重基本关系。现阶段伴随全方位的经济进步，很多领域都忽视了循环经济，因而日益暴露了显著的经济模式缺陷或者弊端。面对当前的全新时期背景，应当能够将经济领域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循环经济，在深入探析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同时也要挖掘与之有关的现实经济发展意义。
一、马克思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
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创立了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经济运行思路。在这其中，物质变换理论占据了上述循环经济思想的关键性地位。具体而言，物质变换理论涵盖了自然界、人类与整个社会体系的多种内在关联性，对此可以将其详细划分成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回收废弃物与优化配置资源等相关要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善于借助生产劳动的要素，从而针对经济学视角以及哲学视角下的各类物质变化给予了深入探析，并且紧密衔接了经济学以及物质变换的两个不同领域。
《资本论》详尽阐释了社会生产方式，其中含有保护以及节约珍贵资源、利用与回收再生性的资源以及其他要点，进而借助辩证性的方式阐释了自然以及人类的内在关联性。从当前现状来看，建立于生态修复以及环保前提下的循环经济模式涵盖了3R的基本原则，其中包含再利用、减量化与再循环。由此可见，3R原则本身构成了马克思循环经济的衍生性产物。同时，关于节约资源、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以及构建和谐性更强的人类与环境关系，上述要素同样应当蕴含在上述的循环经济思想范畴内。
在人类劳动与生产作为必要媒介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原有的经济学体系内全面引入了循环经济，并且将循环经济置于关键性的经济体系位置。依照马克思的上述伟大经济原理，人类日常从事的多种多样经济活动通常都会引发断裂性的物质变换现象。因此经过分析可见，自然环境呈现上述断裂的最关键根源也应当归结为人类的某些日常行为或者日常活动。此外在涉及到物质变换时，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物质变换也不再局限于简单性的物质形态更改，而是蕴含了多层次的物质变换作用。
二、马克思创建的循环经济思想基本特征
首先是自然界以及人类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类自身如果要得以相应的演变与发展，那么需要面对自然界予以特定的物质索取。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物质变换必需的重要媒介就在于人类劳动。反之如果没有人类劳动给自然界带来的某些作用或者改变，那么各领域的物质交换也不会存在。与此同时，人类劳动本身也蕴含了主观能动性这个核心要素。因此，人类劳动针对物质变换体现为必要的调整控制与引发作用。
其次是自然界本身体现的物质变换。自然界本身呈现突显的物质变化性，在多种多样的物质形态更改与物质转化中也蕴藏了与之有关的深层次规律性。在此前提下，针对自然界固有的各类物质变换可以将其归因于物质本身具备的某种特性。这是由于，自然物质本身具备客观实在以及独立性的特征，其并不需要依附于人类活动。由于受到特定的自然规律影响，自然界就会呈现与之相应的某种物质形态变换。
第三是社会层面上的物质变换。除了自然层面以外，社会层面也会呈现多样化的物质变换方式。具体在社会实践中，商品交换主要应当依赖于货币媒介，据此实现了多层次的社会物质变换。各种商品在没有被交换的状态下，其并不会呈现特定的使用价值。因此可见，社会物质变换的侧重点就在于使用价值是否能够得以产生。通过运用消费以及生产的方式，社会物质变换将会形成多样化的物质交换方式。
三、探析马克思循环经济具备的重要当代价值
面对当前的全新阶段背景，马克思首创的上述伟大思想并非已经不再适用，反而还会呈现更为显著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在目前阶段中，很多行业与领域都在着眼于获取自身所需的各类发展资源，上述资源都是源自自然界的。针对攫取珍贵资源的传统经济模式如果没能予以妥善的约束或限制，则会最终引发各地生态遭受毁损甚至资源趋向于枯竭的不良状况。因此可以得知，循环经济思路对于现阶段的各领域发展同样具备不可忽视的指引意义。具体而言，马克思构建的循环经济新模式体现为如下的当代意义：
（一）健全现存的市场机制与经济运行模式
资源配置在根本上需要依赖于市场，因此可见，市场机制本身应当被视作有效配置资源的最優化手段。依照马克思的基本视角与论点，循环经济同样也有必要根植于健全与完整的当前市场机制之上。在循环经济中，市场机制主要蕴含了供求要素、价格要素与竞争要素。循环经济并非单纯依赖于有关部门对其加以推动，同时更加需要依赖于最根本的市场调控与调节。面对激烈性的市场竞争，循环经济将会拥有相对更广的经济模式存在空间。
我国在当前阶段尚未拥有完整度较高的循环经济体系，其中最为突显的漏洞就在于欠缺与之有关的各项约束法规。在此状态下，市场机制将会更加突显其具备的核心调控作用。经由市场化的渠道与途径，应当可以折射出各种稀缺性的资源利用程度，确保现存的循环经济架构能够得以全方位的建成。因此从上述的视角来看，如果要创建发展速度更快并且更为健康的全新循环经济模式，那么通常就要全面依赖于核心性的市场调控作用。否则如果仅凭政府对其加以调控，则无法符合循环经济的根本思路。
（二）引进全新的循环经济手段与技术
在马克思看来，绿色生产力主要蕴含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赖以全面进步以及显著发展的最关键动力也在于技术创新。具体在涉及到循环经济时，同样有必要借助更新当前各项技术手段的举措来辅助实现循环经济，从而突显了引进新型技术的价值所在。例如，马克思针对循环利用以及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给予了较多关注，此外还强调借助特定的机器与工具来达到上述的循环利用思路与目标。对于各类的生产排泄物而言，应当逐步尝试达到最高限度的循环利用水准与层次。
在当前的现状下，全面拓宽循环经济现有的覆盖面就是要秉持3R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据此实现了针对各类资源浪费的全方位降低，同时也有效拓宽并且显著延长了现存的循环生产链条。通过逐步推进技术创新，最终确保全面创建了收益更高、经济投入更少并且污染更低的全新经济生产模式。针对保护各地原有的自然环境而言，同样不能够欠缺新型的技术手段，这是由于新技术本身占据了支撑性的重要位置。
在马克思创设的循环经济视角下，物质变换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创建往复循环的完整过程，进而再次利用了自然界某些可再生性的珍贵资源。因此，《资本论》同样蕴含了针对人类占有各类消费品以及产品的全方位循环利用，此外还涉及到重新利用某些经由处理以后的日常生活废弃物。从现状来看，人类针对排泄性与生产性的两类废弃物都要着眼于再次利用，而不能够一概予以抛弃。依照再次循环利用以及减量化的宗旨与思路，对于某些可再生资源以及生活排放废物都要致力于再次利用。
（三）优化总体性的制度构建
循环经济如果要突显其应有的经济指引意义，那么就需要在根源上优化当前现有的循環经济整体制度架构。通过优化与之有关的制度架构，应当能够据此重构现存的完整经济模式，针对传统模式的某些弊端或者漏洞也能予以妥善的弥补。因此在目前看来，有关部门针对循环经济还需更多致力于多层次的制度构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有助妥善分配多个领域的多层次利益关系，同时针对自然资源以及真实人类需求之间的突显矛盾也能予以相应的缓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重构循环经济的各项举措中体现为天然性的优势。
因此在重构现存经济体系的有关实践中，关键在于拟定与之相适应的循环经济相关法规，从而辅助并且促进了建成循环型的当前全新经济模式。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仍然需要更多着眼于增设某些专门性的循环经济法规，确保此类法规与法律能够覆盖于废物回收、循环经济税收与投资、再次利用循环资源等多个视角与领域。针对循环经济如果要逐步健全目前的各类专项性法规，那么还可适度吸纳域外涉及到的此类珍贵经验，其中典型为循环经济以及废弃物的相关处理规定。通过运用健全当前立法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的途径与方式，对于现阶段的循环经济就能提供必需的制度支撑，确保将循环经济建立于现阶段整体制度保障的视角下，并且全面服务于当前循环经济基本模式的健全与完善。
四、结语
经过分析可见，循环经济在马克思创建的完整经济理论中体现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价值。近些年以来，很多领域都在着眼于推进循环经济，因此针对马克思主义创建的上述循环经济伟大理论也要予以全方位的吸纳与借鉴。未来在实践中，关于循环经济仍然有必要深入探寻马克思循环经济蕴含的深层次内涵，据此重新构建现阶段的新型循环经济模式，最终服务于生态环保以及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