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再利用生产排泄物以及物质变换的基本经济思路进行了全面创建，对此应当将其视作循环经济有关的最早提法。因此可见，马克思循环经济的伟大经济学理论突显了循环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内占据的核心价值与地位。进入新时期后，马克思创建的循环经济模式并没有表现为过时性，反而还蕴含了更加深厚的当代价值。在此前提下，关于上述循环经济的马克思伟大理论应当致力于深入进行探析，进而归纳出其中蕴含的当代经济指导价值。
循环经济思想最早诞生于马克思的首创，上述经济思想突显了循环经济具备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马克思针对整个循环经济模式侧重于分层性的阐释，其中主要涵盖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三重基本关系。现阶段伴随全方位的经济进步，很多领域都忽视了循环经济，因而日益暴露了显著的经济模式缺陷或者弊端。面对当前的全新时期背景，应当能够将经济领域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循环经济，在深入探析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同时也要挖掘与之有关的现实经济发展意义。
一、马克思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
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创立了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经济运行思路。在这其中，物质变换理论占据了上述循环经济思想的关键性地位。具体而言，物质变换理论涵盖了自然界、人类与整个社会体系的多种内在关联性，对此可以将其详细划分成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回收废弃物与优化配置资源等相关要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善于借助生产劳动的要素，从而针对经济学视角以及哲学视角下的各类物质变化给予了深入探析，并且紧密衔接了经济学以及物质变换的两个不同领域。
《资本论》详尽阐释了社会生产方式，其中含有保护以及节约珍贵资源、利用与回收再生性的资源以及其他要点，进而借助辩证性的方式阐释了自然以及人类的内在关联性。从当前现状来看，建立于生态修复以及环保前提下的循环经济模式涵盖了3R的基本原则，其中包含再利用、减量化与再循环。由此可见，3R原则本身构成了马克思循环经济的衍生性产物。同时，关于节约资源、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以及构建和谐性更强的人类与环境关系，上述要素同样应当蕴含在上述的循环经济思想范畴内。
在人类劳动与生产作为必要媒介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原有的经济学体系内全面引入了循环经济，并且将循环经济置于关键性的经济体系位置。依照马克思的上述伟大经济原理，人类日常从事的多种多样经济活动通常都会引发断裂性的物质变换现象。因此经过分析可见，自然环境呈现上述断裂的最关键根源也应当归结为人类的某些日常行为或者日常活动。此外在涉及到物质变换时，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物质变换也不再局限于简单性的物质形态更改，而是蕴含了多层次的物质变换作用。
二、马克思创建的循环经济思想基本特征
首先是自然界以及人类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类自身如果要得以相应的演变与发展，那么需要面对自然界予以特定的物质索取。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物质变换必需的重要媒介就在于人类劳动。反之如果没有人类劳动给自然界带来的某些作用或者改变，那么各领域的物质交换也不会存在。与此同时，人类劳动本身也蕴含了主观能动性这个核心要素。因此，人类劳动针对物质变换体现为必要的调整控制与引发作用。
其次是自然界本身体现的物质变换。自然界本身呈现突显的物质变化性，在多种多样的物质形态更改与物质转化中也蕴藏了与之有关的深层次规律性。在此前提下，针对自然界固有的各类物质变换可以将其归因于物质本身具备的某种特性。这是由于，自然物质本身具备客观实在以及独立性的特征，其并不需要依附于人类活动。由于受到特定的自然规律影响，自然界就会呈现与之相应的某种物质形态变换。
第三是社会层面上的物质变换。除了自然层面以外，社会层面也会呈现多样化的物质变换方式。具体在社会实践中，商品交换主要应当依赖于货币媒介，据此实现了多层次的社会物质变换。各种商品在没有被交换的状态下，其并不会呈现特定的使用价值。因此可见，社会物质变换的侧重点就在于使用价值是否能够得以产生。通过运用消费以及生产的方式，社会物质变换将会形成多样化的物质交换方式。
三、探析马克思循环经济具备的重要当代价值
面对当前的全新阶段背景，马克思首创的上述伟大思想并非已经不再适用，反而还会呈现更为显著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在目前阶段中，很多行业与领域都在着眼于获取自身所需的各类发展资源，上述资源都是源自自然界的。针对攫取珍贵资源的传统经济模式如果没能予以妥善的约束或限制，则会最终引发各地生态遭受毁损甚至资源趋向于枯竭的不良状况。因此可以得知，循环经济思路对于现阶段的各领域发展同样具备不可忽视的指引意义。具体而言，马克思构建的循环经济新模式体现为如下的当代意义：
（一）健全现存的市场机制与经济运行模式
资源配置在根本上需要依赖于市场，因此可见，市场机制本身应当被视作有效配置资源的最優化手段。依照马克思的基本视角与论点，循环经济同样也有必要根植于健全与完整的当前市场机制之上。在循环经济中，市场机制主要蕴含了供求要素、价格要素与竞争要素。循环经济并非单纯依赖于有关部门对其加以推动，同时更加需要依赖于最根本的市场调控与调节。面对激烈性的市场竞争，循环经济将会拥有相对更广的经济模式存在空间。
我国在当前阶段尚未拥有完整度较高的循环经济体系，其中最为突显的漏洞就在于欠缺与之有关的各项约束法规。在此状态下，市场机制将会更加突显其具备的核心调控作用。经由市场化的渠道与途径，应当可以折射出各种稀缺性的资源利用程度，确保现存的循环经济架构能够得以全方位的建成。因此从上述的视角来看，如果要创建发展速度更快并且更为健康的全新循环经济模式，那么通常就要全面依赖于核心性的市场调控作用。否则如果仅凭政府对其加以调控，则无法符合循环经济的根本思路。
（二）引进全新的循环经济手段与技术
在马克思看来，绿色生产力主要蕴含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赖以全面进步以及显著发展的最关键动力也在于技术创新。具体在涉及到循环经济时，同样有必要借助更新当前各项技术手段的举措来辅助实现循环经济，从而突显了引进新型技术的价值所在。例如，马克思针对循环利用以及再次利用某些废弃物给予了较多关注，此外还强调借助特定的机器与工具来达到上述的循环利用思路与目标。对于各类的生产排泄物而言，应当逐步尝试达到最高限度的循环利用水准与层次。
在当前的现状下，全面拓宽循环经济现有的覆盖面就是要秉持3R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据此实现了针对各类资源浪费的全方位降低，同时也有效拓宽并且显著延长了现存的循环生产链条。通过逐步推进技术创新，最终确保全面创建了收益更高、经济投入更少并且污染更低的全新经济生产模式。针对保护各地原有的自然环境而言，同样不能够欠缺新型的技术手段，这是由于新技术本身占据了支撑性的重要位置。
在马克思创设的循环经济视角下，物质变换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创建往复循环的完整过程，进而再次利用了自然界某些可再生性的珍贵资源。因此，《资本论》同样蕴含了针对人类占有各类消费品以及产品的全方位循环利用，此外还涉及到重新利用某些经由处理以后的日常生活废弃物。从现状来看，人类针对排泄性与生产性的两类废弃物都要着眼于再次利用，而不能够一概予以抛弃。依照再次循环利用以及减量化的宗旨与思路，对于某些可再生资源以及生活排放废物都要致力于再次利用。
（三）优化总体性的制度构建
循环经济如果要突显其应有的经济指引意义，那么就需要在根源上优化当前现有的循環经济整体制度架构。通过优化与之有关的制度架构，应当能够据此重构现存的完整经济模式，针对传统模式的某些弊端或者漏洞也能予以妥善的弥补。因此在目前看来，有关部门针对循环经济还需更多致力于多层次的制度构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有助妥善分配多个领域的多层次利益关系，同时针对自然资源以及真实人类需求之间的突显矛盾也能予以相应的缓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重构循环经济的各项举措中体现为天然性的优势。
因此在重构现存经济体系的有关实践中，关键在于拟定与之相适应的循环经济相关法规，从而辅助并且促进了建成循环型的当前全新经济模式。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仍然需要更多着眼于增设某些专门性的循环经济法规，确保此类法规与法律能够覆盖于废物回收、循环经济税收与投资、再次利用循环资源等多个视角与领域。针对循环经济如果要逐步健全目前的各类专项性法规，那么还可适度吸纳域外涉及到的此类珍贵经验，其中典型为循环经济以及废弃物的相关处理规定。通过运用健全当前立法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的途径与方式，对于现阶段的循环经济就能提供必需的制度支撑，确保将循环经济建立于现阶段整体制度保障的视角下，并且全面服务于当前循环经济基本模式的健全与完善。
四、结语
经过分析可见，循环经济在马克思创建的完整经济理论中体现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价值。近些年以来，很多领域都在着眼于推进循环经济，因此针对马克思主义创建的上述循环经济伟大理论也要予以全方位的吸纳与借鉴。未来在实践中，关于循环经济仍然有必要深入探寻马克思循环经济蕴含的深层次内涵，据此重新构建现阶段的新型循环经济模式，最终服务于生态环保以及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编者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普遍迷茫，精英阶层缺乏精神指引，社会大众缺乏道德是非，整个社会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重建价值，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重建精神价值，需要回溯我们的来路：在毛泽东时代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哪些启示;与此同时，也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怎样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逻辑，如何获得辩证的统一，而不致任由资本逻辑全面地瓦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本文是作者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相当尖锐，也相当深刻，值得读者深思。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有学者总结道：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用准确凝练、通俗易懂的言语对大寨精神作了进一步总结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
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2]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2]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4]，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5]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6]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7]。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8]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着清晰的描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9]
马克思则揭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本质即“剥削”：
这样就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0]
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1]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12]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13]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
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9]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0]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21]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2]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23]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24]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2]李静萍：《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
[4]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5][6][7][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12]田丁：《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5页。
[1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6页。
[1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有学者指认，改革开放是总体性社会瓦解的三十年，但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外在形式，而没有挖掘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的运动过程。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8]习近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23]2015年河南省通许县一村庄的地头，当地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几十米高的毛主席像，十分引人注目。据介绍，这座毛主席像由几名企业家投资建造，其中村里一部分人捐款数万元，设计高度为36.6米，总造价近300万元。1月8日已被当地政府拆除。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
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责任编辑：李琪)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理想信念是人所特有的，是一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信念，历史证明，青年时期的理想信念，为马克思的一生提供了无穷的力量。在青年马克思的成长过程中，理想信念的发展体现在青年马克思为全人类服务、择业观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中。学习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信念，启示当前青年择业要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责任担当，在职业选择中理性思考，实现人类进步与自身发展的统一。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理想信念;当代青年;择业
引言
未来属于青年，而青年正处于价值理念形成的关键时刻，在理想信念的树立和职业的选择上，不仅决定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也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作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更是有着不凡的经历，研究马克思的青年岁月能给予我们成长的重要启示，因此当代青年要善于学习马克思，知理想，知信念，有理想，有信念，心存大格局，理性择业，走正道，创造属于我们的新时代。
1.青年时期马克思理想信念的主要内容
1.1为全人类服务，为同代人的幸福奋斗
每一个注重人生价值的年轻人心中，都应该有理想和信念。在马克思看来，人生最崇高的目标就是使人类和自己逐渐高尚，并逐渐接近完美的境界。马克思认为，年轻人应该认真考虑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幸福。青年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幸福，两者的利益既不相互对立，也不相互排斥。人们只有通过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奋斗，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能有如此非凡的见解，那就是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他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人物，只有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幸福而付出的人，才是最偉大最幸福的人。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始终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用尽一生为人类的福祉而奋斗，即使疾病缠身，即使颠沛流离，他也从未动摇。即使在无比艰难环境中，马克思仍然用尽人生的四十年，完成巨著《资本论》，创造了奇迹，为我们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是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马克思完成许多不朽的功业，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虽然最终伟大的思想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英名，总会被人们铭记。在他的墓前，全球各地的人都前来吊唁，这也证明了马克思为择业所做的庄严宣告：“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年轻的马克思心怀天下，为广大劳苦群众发声，投身革命运动，致力于人类解放，他为世界千百万人带去了幸福和希望，所以马克思是不朽的，他的精神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1.2择业要发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考虑主客观条件
第一，青年择业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要有为全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提出他对于选择职业的详细观点，他认为择业首要考虑的方针就是全人类的幸福和自己的价值。这两者似乎相互矛盾，但其本质则是相互依赖。正如马克思所说，两者的利益不应该是截然对立的，但它们必须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把追求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可以使全人类和自己变得高尚。以奉献全人类为福祉，才能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也才能使人完美。反之，一个人若是只为自己，他绝对不会成为伟大的人物。对此，马克思指出成为伟大人物的方法，那就是为人类共同目标即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人不会被历史遗忘，人们也会赞美他。被历史铭记的人，也总是那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所以青年择业要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
第二，青年选择职业，要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
马克思深切地提出，对于即将进入社会的青年来说，理性考虑和谨慎择业非常重要。他明确指出，认真思考选择何种职业无疑是年轻人的首要责任，当他们开始步入生活之路，肯定不愿在最重要的职业生涯中仅仅是依靠运气。若是草率行事，这类选择同时也有可能摧毁一个人的生活，摧毁他所有的计划，并使他陷入不幸。面临着就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也许会产生两种情况：要么利欲熏心不顾需求只选报酬多的职业，要么意志消沉自我麻痹而对现实不满意的职业妥协。明显这两种选择都是非常不合适的，也没有可靠的思想和实践根基。因此，青年择业，严谨周到的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在客观上，青年择业必须把社会环境的局限考虑在内。每个人都有某些特定的社交关系，同时这些关系又制约着人成长。因此，青年人的就业应以客观的就业条件为基础。十分难得的是，马克思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社会关系对青年择业的影响，体现了他在历史观上开始倾向于唯物，这是具有突破性的想法。
其次在主观上，青年择业必须联系本身的现实情况。青年马克思在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年轻人要从个人的现实出发来选择自己的事业。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素质。马克思指出身体素质经常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没有人愿意也不会去忽视身体的状况。青年不注重提高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就没有深入工作的体力，工作就没有长远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勉强维持着事业，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就如同把摩天大厦建在沙滩上，结果可想而知。可见，身体素质是选择职业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客观地估计自己的工作能力。身体素质作为择业的根基不可小觑，那么个人的工作能力就是选择工作的根本保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也认为我们假如选择了一个不能担当的职业，就会惭愧地认为自己个无能的人。青年如果做不好本职工作，就是无能的体现，就没有发挥一个青年该有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很重视年轻人的素质，身体素质和工作能力两者都不可或缺。
1.3最终解放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的发表，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和人类解放的观点。他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那就是私有制，只有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再经过社会革命消除私有制，才能最终解放人类。另一篇同时期出版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又再一次深入探讨了政治和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有了联系，这给无产者带来了全新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仔细研读世界历史，取其精华并进行长期的实践探索，找到了客观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了革命的重要性。通过有理有据地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腐朽，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资产阶级，到那时社会没有剥削，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这就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理念出现后，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以此作为斗争的精神支柱，不断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共产主义信念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紧紧结合在一起，对广大人民群众斗争起着强烈的激励鼓舞作用。
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理想和信念，在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的解放，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关切和对未来的向往，它不仅显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科学理念。它不是现实的教条，在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后，并没有做细致的刻画，而是留给人们用时间和实践去检验，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经过理性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所言有理有据，通过不懈的努力在未来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它就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与各种理论的论战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历经近百年的探索与拼搏，民族得以独立，人民得到了解放。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正朝着民族复兴迈进，我们将继续在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指引下，脚踏实地的建设好社会主义，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彼岸。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无产者的精神支撑，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于心，只有将共产主义铭记于心，建设美好社会的动力才不会停滞，对解放全人类的追求才不会中断。
2.青年时期马克思的理想信念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2.1抵制不良诱惑，坚定理想信念
此次疫情将对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就业产生较大影响，今年毕业季的失业率有显著提高。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待业青年的心理压力也逐步上升。加之青年存在理想信念含糊不坚定、享乐拜金等现象，部分青年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迷失自己，出现私欲膨胀、行为失范、道德下滑、信仰缺失等现象，有的青年迷失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迷恋“西方文化”，追名逐利，丧失理想信念，这种现象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导致部分青年对自身理想信念也陷入了迷茫。
青年正值青春年华，热血澎湃，满腔激情，对外界新事物充满好奇，但因为社会阅历不多，价值观念初步建立，政治信仰不成熟，思维方式很单一，再加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的高速流通，国内外良莠不齐的思想此起彼伏，这些都会使青年的理想信念摇摆不定，这都是青年成长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现象。马克思为天下幸福奉献一生的精神，鼓励着年轻人要有高远的志向。青年要抓住机遇，不负芳华。青年时期是人成熟的重要时期，是人生成长转折的重要节点。青年期间建立的理想信念，能为一辈子提供无穷的力量，关键就在于青年这个特别的时期。因此要对青年加以正确引导，深化黨史、国史教育，青年会逐渐明白事理，走上正道。同时还需要青年不断磨练心智，学习科学的理论知识，在疫情期间更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不能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放弃原则底线，在实践中理性独立地思考，不能心随境迁、人云亦云。
2.2不忘民族初心，提升责任担当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多元的价值理念冲击着当代青年的思想，青年在理想信念的塑造和实践方面陷入了功利、浮躁、迷茫、甚至麻木，青年的理想信念逐渐显现出追求实际、满足私欲、重视物质利益、淡化社会责任的问题，青年的理想信念状况不尽如人意，令人担忧。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大体状况良好，但水平层次不高，几乎所有青年在步入社会之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规划，有长期规划，也有短期计划。但是大多数的青年在理想规划和职业选择时，主要侧重于满足个人的需求，追求个人的利益。出于人的本性，身边不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想法，有时候，舍己利人的行为反而会被不理解的人视为“异端”，久而久之，青年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们的理想层次整体不高，缺乏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复兴而奉献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
但是，我们必须合理对待这种现象。青年的理想信念具有明显的层次感，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可能全部都是一个状态，这肯定是不现实、不客观的。要想让青年的理想信念整体提高到高级的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它有赖于后天的不断学习。我们当代的社会环境固然与百年前大相径庭，但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宗旨却始终不变。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它后来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宗旨。历史是广大人民创造的的，领导者只有真正关切人民的利益，社会才会安宁融洽。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民的利益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党为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复兴不懈地努力着。
全国上下，在不同的年代，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层出不穷。张思德为国捐躯重于泰山，雷锋至今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没有消失。“新冠”肺炎疫情无数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现令人欣慰、令人感动。参加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90后”、“00后”，他们有一句话感动了中国：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长辈们说：“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人的一生虽然有限，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中创造了价值，还创造了无限的精神力量，值得青年铭记学习。
2.3提高自身素质，明确择业方向
首先，青年必须认真分析当前的社会就业状况。年轻人必须渴望做伟大的事情，而不是做大官员，而是要把国家的未来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享受。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我们要根据个人情况适当放低就业姿态，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而错失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平凡会造就不凡，社会需要伟大人物，更需要千百万普通劳动者，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需要每个人的付出。青年要紧跟时代，转变落后的观念，心怀国家和社会，在各项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敢于走向基层，走向偏远和欠发达地区，人生只有在为社会的奉献中才辉煌灿烂，青春岁月只有融入祖国的事业中才闪耀光芒。
其次，青年应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提高综合素质。青年立志要践行，要脚踏实地，崇高的理想在一点一滴的奋斗中才能变为现实，人生的旅途要在一步一步的行走中才会充满力量。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尽力避免短处，并在工作中发挥其最大价值。青年马克思在工作中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学说，还直接参与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在工人运动中不断提升能力，又促进了理论的不断完善。同样，青年大学生也要内观心灵，外观世界，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胜任的岗位上，更好地回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马克思不仅引导青年树立为全人类服务的远大理想，而且就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给我们指定了方向，就是选择最能为人民谋福利的职业。当代青年要选择有高尚的情怀和境界的职业，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人民有益的的职业，将个人的发展进步同社会主义事业、同民族的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要考虑个人的兴趣点，反思自身的职业理想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自身的工作能力是否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3.结语
马克思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为马克思的一生提供了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他为解放全人类、追求真理和建立新世界拼搏奋斗了一生。我们深刻感受到青年时期马克思的理想信念是理性的、现实的、是对实践活动有着重要导向作用的，当代青年必须科学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信念，才能在面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时更加坚定明确。
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前进。新时代的青年，处于当下最好的年华，有着大好的机遇，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唯有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夯实基础，切忌心浮气躁，朝秦暮楚。年轻人必须敢于成为时代先锋，而不是看客和过客，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更重要的是不断在生活中寻找意义，无论选择什么道路，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为自己争气，为社会造福，为了理想坚持到底，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5（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5.
[5]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3（2）.
作者简介：王建萍（1996.8-），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字：马克思、自由主体、实践
人类对自由的思考总是无止境的，从早期神话故事到当代政治民主皆把自由作为一个讨论的重点。与之相呼应，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也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占据极大地位。而本文则是针对这一主题，通过探讨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两个重要阶段，即萌芽与成熟阶段，达到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的目的。
学界一般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分为四个阶段：《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其自由观的萌芽阶段;《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则是马克思在对自由的沉思上转向了现实的维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为马克思自由观奠定基础;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则共同标志着马克思自由观的成熟。本文就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在马克思自由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著作为主体，阐述马克思自由观的由萌芽到成熟阶段的发展变化。
一、萌芽时期的马克思自由观
1841年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在系统研究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基础上，对布鲁诺·鲍威尔提出的自我意识的批判问题所做的回应。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并通过挖掘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探讨了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精神和物质、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初步构建起了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本体论。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区分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所代表的不同对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代表的是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而伊壁鸠鲁则代表了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由此，阐述决定论以外部世界的物质存在为研究对象，而非决定论则以人的自由、人的精神的个体存在为研究对象;在思维方式上，决定论崇尚以因果律建立的实证科学的存在方式，而非决定论则崇尚以目的论建立的抽象思辨的思维范式。显然，马克思选择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传统，但是，他又非完全赞同。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否认伊壁鸠鲁哲学中悲观的、消极的因素，赋予感性以能动性、创造性，并且把感性的生活世界看作是人的自由的发展。
在对原子的规定中，马克思将伊壁鸠鲁对原子特性和原子概念的构成及其关系进行说明。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最具价值的地方，就是区分了原子内部的“概念”和“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9页。]，并由此揭示了人的个体性的、精神的存在。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的“概念”指的是原子的质，即原子作为存在的规定性。这是原子的个体性的、精神的、形式的东西，是原子的自为的、不变的存在，因而也是决定原子本性的方面。另一方面，原子的“特性”指的是原子的质料、定在，这包括了原子的体积、形状和重力。这是原子的物质世界和普遍性的规定，是原子的自在的存在、变化的存在。马克思借用伊壁鸠鲁对原子特性与结构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原子偏斜运动与人的自由的两方面意义：其一，揭示了人的自由是个体性的存在;其二，揭示了人的自由是由人的内在精神和自身自然构成的，人的自由的实现即是对他自身自然的否定。人的自由及其实现表明，人的自由是充满内在矛盾的，也是具有自身的感性的、物质的现象形式的存在。
此外，马克思还从偶然性與感性的人两方面进一步说明人的自由。“感性”既可以从认识论概念理解，又可以从本体论概念进行理解。从认识论上理解，感性指“主观假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2页]，即人的感觉、知觉。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为“客观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2页]，即人的本身的存在。“偶性”这一概念是承接“感性”概念的本体论含义进一步伊壁鸠鲁关于偶然性的观点发展而成的，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指“不稳定性”、“任意性”、“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或“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7页]，而这些概念都可以归纳为人所具有的自由想象、创造的能力以及人不受外在必然性和命运束缚的自主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究其根本，只是马克思就人所具有的自由的本性所进行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还是限于原有的哲学框架。但是标志其自由思想成熟阶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在他世界观与政治立场不断加入现实因素后的产物。这时马克思已经不再用思想领域形而上地去说明自由，而是从物质生产活动方面说明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批判不是实现自由的唯一的和根本的手段，也不能保障自由。因为思想意识是人们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产物，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思想状况受物质生产所造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因此对于自由问题的求索需要转向更根本领域。由此，马克思转向从物质生产能力说明人的自由。
二、成熟阶段的马克思自由观
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而成，这部著作承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科学实践观思想，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由此，也标志着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思想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迈向成熟。
首先，《形态》提出人的感性活动，即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实现自由的必经之路，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66页]。其中，“现实的个人”便是在历史中的个人，与之相对应的“活动”、“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再是单纯的生理活动和自然界，而是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人的感性世界。其次，《形态》以实践为基础，进一步阐明了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由此来阐发人的自由只有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一方面，只有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即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演变出发，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才能达到对主体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从主体的方面去观察感性世界，才能达到对客体的正确理解，“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25页]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43页]这作为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经典概括总结，也同样可以看出了马克思成熟的自由思想是指人们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范围内实现的。
纵观马克思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便会发现，其自由思想不论是从哲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存问题的解决都有积极意义。一方面，他使哲学更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把自由从精神、天国等黑格尔形式而上学的概念拉回到现实、人间，从而使人的自由问题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发生联系。使哲学不再是少数人头脑中的抽象符号，而成为一种可以改变促使人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自由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马克思的自由观与我国目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他们都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为作为自由主体的人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只有在保证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人的自由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作者简介]范宝舟(1967—)，男，江西彭泽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手讲师，哲
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认识伦等研究。
[摘 要]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现实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精神交往关手等等的一切社会关系，而且，他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描述了未来社会人们之间的理想的交往关系，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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