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習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過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制定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相应地组织路线、制度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也就必然会跟进实施。尽管只是到了党的十九大才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其实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且首次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再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的发展进程。这也说明，“两个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面向未来讲的，首先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随即展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便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主题，而作为推动走向“强起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因依然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上。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为逻辑起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随着人们对这一矛盾演化规律認识的深化以及科学的解答，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继党的十九大对其作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界定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十个明确”的最新概括，其中，除多条有新的内容补充或完善外，首次单独列入的是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数字变化的背后彰显的是：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相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制胜法宝之一。理论创新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来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推动，反过来，全党全国人民又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光辉指引下，极大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这一要求，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使之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源于科学真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如何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迷雾，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要有强大的主心骨，必须得有自己的精气神，为此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开放系统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需要深入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五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尽管每一次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无不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着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坚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举措，无不收到了巨大成效。除了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日常学习这个环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勉励我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艰苦的理论学习面前，任何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都是极其错误的，任何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想法都是很不现实的，唯有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以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学习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顽强毅力，方能得以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厦，逐步得其真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不远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二者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它也同步实现了大众化。实际上，从理论武装和教育人民的角度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理论形态上看，如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点体现在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上，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以及挂露珠、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本真经念好、传播好，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善于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语言多讲“家常话”。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伟大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引领性地位。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深刻昭示，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上强党，是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向成熟、继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标志着新时代一个成熟、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然形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有什么样的干扰或挑战，哪怕是惊涛骇浪，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语）★
责任编辑 / 汪 洋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人民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摆脱精英化趋向，但必须致力于树立一种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精英从属于大众、先锋队思想服务于人民性思想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精英化；意识形态
人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因为人总得为自己的生存境况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和意义基础，路易•阿尔都塞由此认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由于人的这一本性，因此，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合乎人的生存境况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言，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是“劳动者的伦理”，是为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做理论论证的，因而大众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先锋队提供引导，它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离不开所谓的社会精英，因而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共产党性质的界定。就是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以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能够读懂它的普通民众寥寥无几。再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依据中国传统的知识逻辑和认识逻辑及特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由此可知，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者说社会精英进行启蒙，在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最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时已经间接地阐述了少数精英与大多数群众的必要区分是不可能消除的，列宁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中去的著名思想。这就是说，恩格斯和列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的存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样，都需要进行专门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普通大众不要说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精英人物作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桥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精英或先进分子，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光靠老祖宗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教条，而是要如毛泽东所说的，从中找出我们所要的“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2］。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神圣化、教条化的态度，一味盲从，吃祖宗饭，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众人习以为常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套用后现代的话语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实际上是对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神秘化”、“去神圣化”过程，这与普通大众的理论接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批判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把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自觉承担起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历史使命，从而赋予自身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特殊地位和责任。从这一点来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二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劳动者的解放为直接目标的科学理论，其内容、对象、目的等从本质而言都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把人民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即必须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贯穿于全过程的始终，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中得出的基本要求。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精英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做了最明确的规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的大众化本性和他们作为革命家的宣言，说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从理论创立之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主体性，即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取向，这一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的毛泽东强调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三个维度：言语的大众化、目标的大众化、实践的大众化。当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目标、实践都是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目标、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了。为此，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风格、具体内容、表述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认识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力图建立一种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大众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循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充当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的，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事业。正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所以江泽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则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全心全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5］，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突出党和国家的人民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就是人民群众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非精英化的、真正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将越来越成为大众化的运动与实践，最终将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成为真正的现实。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而人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先锋队思想要服从、服务于人民性思想。一方面，先锋队本身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他们与普通群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先锋队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除了与人民群众一样的利益外，并没有与大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或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本身不过是人民大众实践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认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绝对不能成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1096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7］。这一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那里不断被强调。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意识必须始终坚持，但先锋队思想必须以人民性为其旨归。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仅靠自己去建设社会主义，更不是代替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大众化的方向，杜绝任何精英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精英与大众在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上都出现了断裂，大众化很大程度被蜕化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排斥与其他思潮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运用、发展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也就是说，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没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不渝地在人民大众中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他们相信并始终认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所系；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一旦树立，不仅可以证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且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提供最终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是大众化的，而非精英的。按照这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大众的实践活动，先锋队或社会精英的实践只不过是这一实践的一个方面或环节，二者不是相互割裂开的对立面。这样去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有助于人民包括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真正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人民生活的实践中理解理论、发展理论，把它们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对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的颠覆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动力。仅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人民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人民生活之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也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反对所谓的社会精英开始，到号召精英到群众中去，再到大力提倡面向人民的生活实践，完整地勾画了追求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历程才能完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往往处在一种想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却对他们拒而远之的尴尬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精英地位的过分强调和对大众的误解或轻视使他们无法融入大众之中，当前中国所谓的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以及国内部分精英处处刻意表现出的与普通大众的差异就说明了他们无法融入大众的尴尬情形。这就是说，在意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了，而在实践中，由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人民大众仍然被精英们所忽视，他们所设想的大众化实际却还是精英的。正如毛泽东曾批判当年文艺界中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人民大众不了解，所以他们描写出来的劳动人民“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857。这就是本性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精英化窠臼的缘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受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很难消除与大众的距离，况且，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规律也决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英化在实践上有其理论与事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宣传者、实践者是少数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也是少数人，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诞生之时起就似乎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专门职业，而非普通大众的行为，这一状况到现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一方面必然增强先进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会增强他们自身的身份意识，强调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区别。如果没有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引导，那么最终会使先进分子从民众中独立出来，形成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精英阶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失败，苏联共产党正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人民的，依靠少数先进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是我们一再呼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当前，大众化的涵义只是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说服人民大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当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动员人民大众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普通大众仍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参与者。这就是说，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所谓的大众不过是他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也并非如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那么完美，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简单地把精英对立于普通民众，对精英化抱拒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只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理解民众的生活和实践，提出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同时，普通大众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提供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重要的不是盲目地反对精英化，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使无产阶级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社会流动畅通且分布合理，能真正融合在一起，实现代表—支持的良性互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精英化倾向与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先锋队思想与人民性思想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的真谛所在，也是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是相互制约的、必须同时进行的原因。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而大众化决不是人民大众坐等我们去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切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实践，使人们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的正确的理解是：一方面指必须根据大众的水平叙述理论，另一方面，指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提高大众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据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即理论目标的大众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的大众化。脱离了这几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就很容易蜕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以大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整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打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而非口头上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把口头上的或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为人民大众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精英化倾向才能完全被大众化所消解，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在中国树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3-304.
［2］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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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1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2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责任编辑：戴群英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3篇
习近平就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刘云山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
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3月2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党建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国党建研究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党建高端智库作用，发扬成绩，发挥优势，围绕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会见与会代表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党建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党建研究会的职责定位，阐明了党建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主要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刘云山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建研究工作，重要的是把握政治方向、体现高端特色、坚持问题导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论是制定研究规划，还是开展课题研究，都要体现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体现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要围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凝练主攻方向，注重研究质量，推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上取得新进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研究，对准问题思考，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在参加会见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并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立场观点方法、实践意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建研究的各方面。要加强党建研究人才培养和集聚，下功夫研究解决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参加会见。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人数少，组织与宣传都十分困难，还受到国内外的层层压力。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所取得伟大功绩是大家瞩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面临过“左”和“右”的错误，也犯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经验 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并善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将其经验理论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
一、毛泽东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努力纠正了当时的几次“左”的错误与“右”的错误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的背叛，可以说是损失惨重，每一次“左”的错误或者“右”的错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十分致命的，在最危机的时刻，就是毛泽东站出来了，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当时便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主张要坚决反对教条主義，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要检查调查研究。毛泽东著名的“三大法宝”便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出来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写了《反对党八股》等多篇文章，针对党内发生问题，对党内的作风建设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批评了不良作风，指出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要与实际结合。历史也证明了正是这个在好多人眼里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提出了许多能引导中国走向革命胜利的经验理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论十大关系》这一著作中，对各大关系都进行了一个总结，主张要以苏联为老师，但也要走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二、邓小平的经验总结
邓小平在党内动摇不定的时候，对结束文化大革命与打破个人迷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如何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还帮助当时的中国明确了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特征，邓小平在走入基层深入调查之后，认为计划经济不能让中国发展起来，计划经济也并不适合于中国当今的国情，中国现在还仍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帮助我们确定了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果断，就不会有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迷惑，说到底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程度的不够，因此邓小平在深入调查之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深刻的见解。
三、江泽民的经验总结
江泽民是一名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领导人，他提出的“三个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始终是先进文化、生产力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涵盖了经济、文化、人民三个方面。江泽民认为治理好中国前，就必须要把中国共产党先建设好，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发展好社会主义，现实我们的美好愿望。江泽民他坚持把与时俱进以及开拓创新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来，因为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把握好国情与世情，落后就会挨打的教训，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了解世界，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坚持开拓创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创新的政党，如果我们党不再创新，我们就永远停留在历史之中，没办法前进，更没办法进步，因此，只有坚持开拓创新才能使我们党发展得更好，社会主义发展得更好。江泽民正是在总结经验与深入探索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再将这些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将这些宝贵经验运用与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四、胡锦涛的经验总结
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在2003年初的抗击“非典疫情”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在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们触不及防，也正是场“非典”暴露了许多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薄弱环节，在“非典”中，医疗卫生方面尤为突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够全面。因此，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在2004年初，中国的经济十分紧绷，经济矛盾也十分尖锐，为了避免国民经济的动乱，胡锦涛强调，“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1胡锦涛十分重视总结这次的经验，并丰富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内国外经济的挑战与自然界灾害的频繁，都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着十分大的冲击，种种困难都不断挑战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民生问题，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五、习近平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有着令人佩服的政治勇气，有着锐利的战略目光，有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习近平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也去得了许多伟大的历史成就。习近平在经济、政治、文化、军队、外交、民生、党建、生态、宪法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改革。习近平还对新时代作出了界定，也对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变化作出了界定。
习近平的“五位一体”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对比于前几人领导人，习近平更加重视了环境方面问题，在“四个全面中”习近平提出了要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2021年，习近平会把旧的“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换一个说法。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一个过程，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实现我们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页?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史，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与哲学、政治的关系，同时提出新时期十八大精神的感召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展望，可以宏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有参考意义的法律理论、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史;与时俱进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概念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法理学的定义，法理学或称法哲学既指称思想体系，又指称学术领域。在思想体系的意义上，法理学是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属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法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现代国家，法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属性，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1]。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大的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仅仅从这三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人类发展过程的百科全书式样的理论和体系，浓缩着人类发展史上珍贵的知识和内容，涵盖着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人类学、军事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哲学、政治学的联系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过程，就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于法理学的重要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并没有单独成为一个体系，马克思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阐述了大量的法学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产生的最初形态。其次，马克思批判的继承了历史上优秀思想家的理论，在同唯心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工人运动的最新经验，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下宝贵的法学理论。
任何学派的法学理论，总是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明确的宣布“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19世纪中期以后，法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样不意味着法学与哲学的脱节。事实上，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2]。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原理和方法，它是以哲学为指导，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知识资源。因此，哲学不能代替法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果照搬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的僵硬化。
法学与政治学的联系。在历史上，政治学和法学是一体的，比如我国封建时期，法律是统治阶层束缚人民群众的重要政治工具，反映着封建皇权贵族的政治愿望，比如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东周战国时期提出的“以刑治国，明法重刑”再到唐朝“礼法合一”“一准礼乎”都体现着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法治，这一政治目标的发展目标是由人治逐步过渡到法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现依法治国。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发展的基本战略就成为我国政治上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结合的契机。
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发展史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杰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了很多过住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一些理论。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制建设不是重要的任务。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初步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中主要矛盾的法律问题，正确的处理了民主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3]这些讲话和论述中提到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哲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重大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特别是1982年宪法的修改与实施，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全面推进的历史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中确立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江泽民同志的法学思想为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推进了法学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局的高度，在认真总结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充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概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团，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中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意味着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的时期要焕发新的活力。
四、新时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史，目的是为了将历史性视野和整体型视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从而利于扩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视野。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需要正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核心是实践
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的社会理论,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研究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取决于其在中国的宪法地位,也不是因为其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关键在于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和影响。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很明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核心因素是实践。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对理论指导作用的评价,不是根据理论本身,而是看其能否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4]。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脉。根据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汲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精华，解决问题。同时理论也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其分析指导遇到的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历史继承与国际接轨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注重礼法合一，注重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用，主张对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等等方面的法制思想和价值意义在如今看来仍然充满智慧，我们对中国法律文化资源重视程度并不高，开发的并不好，相反，在国外很多国家觊觎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纷纷申报为自己国家的产权。日本曾经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种现象要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中杜绝。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进行现代化的适用。把中国几千年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融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中。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除了继承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国外先进法学思想的借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印证了开放和交流的重要性，文明从来都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在和平和发展作为时代背景的今天，交流沟通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我们国家在迈向更深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国际化的研究法理学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学术繁荣与学术创新
文化领域的学术繁荣并不影响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决心。胡锦涛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这个前提下，我们应该支持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促进学者思想的解放，要鼓励不同学术的相互交流切磋，从而在思想的碰撞中推动学术的进步。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利于推动不同认知兴趣、研究方法、理论风格的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经得起实践检验和认知的学说和学派才得以改进和发展。
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把改革创新放在了民族命运攸关的高度，为新时期的改革创新把了方向、定了调子。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同时，要紧跟时代的脚步，改革道路上会遇到非常多空前问题，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以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求出路。改革的过程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自由观，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去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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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锦涛.不走封闭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EB/O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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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45255368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