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剖析萨拉·奥恩·朱厄特的《一只白苍鹭》这部小说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意识，让读者了解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唤起男权制社会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而表达作家浓烈的乡土情结、深厚的家园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追求。
关键词：萨拉·奥恩·朱厄特 《一只白苍鹭》 生态女性主义
引言
《一只白苍鹭》是一部讲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佳作。作家运用清新的文学语言，让读者从女主人公竭尽全力保护这只白苍鹭的故事中，深深体味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生态美景。因此，有生态女性主义评论家把《一只白苍鹭》看作是一幅经典的“风俗画”。作家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浓烈的乡土情结、深厚的家园意识以及期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追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厄特创作的小说《一只白苍鹭》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代表作。
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剖析《一只白苍鹭》
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二者结合，就成为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根据该理论，生态女性主义者试图找到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认为男人统治女人就如同人类统治自然一样，女性与自然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权利，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那么，在《一只白苍鹭》中，朱厄特讲述的故事看似较为简单，情节较为单调，然而，它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与寓意主题却是相当丰富且深刻的。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所创作的这部短篇小说，表面上看是一个女孩子为了保护珍稀动物白苍鹭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抵制住了各种诱惑，经受住了友情的种种考验，实际上是表达了作家本人所持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即浓烈的乡土情结、深厚的家园意识以及期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追求。因而，我们可以说，该部小说是朱厄特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浓烈的乡土情结
朱厄特出身于一个乡村医生之家，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出诊。她对身边的乡土气息以及绿色家园有着独特的感情与眷恋，这也为她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佳的灵感和思想源泉。她的笔下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她描述的日常琐事以及平凡的农村人物形象，感受到她对乡村生活以及乡村居民的深切关怀。因此，在她的经典小说《一只白苍鹭》中，朱厄特把自身对乡土气息的深厚情感融入进去，描写了新英格兰农村生机勃勃的场景，人们生活在一个四季如春的绿色世界里，仿佛进入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在小说中，朱厄特不仅描绘了一幅淳朴清新的自然景观，还塑造了一些与自然相关的人物形象，比如说，与绿地相依为命的梯尔利老太太，出身城镇却从事鸟禽研究的年轻学者，还有就是该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西尔维亚。通过这些自然景色以及人物形象的描写，作家表达了绿色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从而抒发了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
（二）深厚的家园意识
朱厄特创作该部小说的时代是正处于美国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人们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这给原生态的农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面对城乡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逐渐离开乡村去城市里追求物质财富，并且在城市里的生活使得他们改变了原来淳朴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因此，小说中年轻的禽鸟学家把城市里那种拜金意识带到了乡村里，唤醒了梯尔利太太的金钱欲望。当西尔维亚想要保护白苍鹭的鸟巢时，她受到了别人的呵斥，还听到了猎人说的要竭尽全力地去捕捉这只白苍鹭等话语，从而对她善良的心灵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这说明了当时社会在工业文明的吞噬下，传统乡土家园正在消亡。另外，小说中还描写了很多农村家庭在城市里找寻到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亲人等，这说明了城市生活让原本自然健康的身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与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淳朴善良的农民脱离乡村生活后，他们的内心变得自私、浮躁，并开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小说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女主人公西尔维亚，她是一个出生于城市的乡下女孩，当她跟随着姥姥回到乡下的时候，她感到乡下真是太美了，永远都不想再回到城市里去了。这段对于西尔维亚由城市回归乡村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充分表达了作家本人回归乡土家园的强烈意识与深切眷恋。
（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追求
小说女主人公的姓名，在拉丁语中意思就是森林的含义。那么，她后来跟着姥姥来到森林农场生活能够如鱼得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她在城市中会害怕陌生人，但是在黑暗的森林中夜行却并不惧怕。这是因为她已经与森林等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了，她能够爬上高高的松树去寻找白苍鹭的巢穴。同时，她还能够与森林中的一些动物相处融洽。比如说，西尔维亚与森林里的一头老牛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平等而密切的关系。他们会捉迷藏，会相互追赶，他们俩在一起会度过愉快的时光。此外，这个女主人公还坚定地抵御住了年轻鸟类学家的金钱诱惑，还抵御住了可能发展的异性情谊，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使得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事实上，作家之所以在小说中描绘了这么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场景，这与她内心深处对于人类生命的终极思考，她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着永恒的追求与梦想。对于她来说，这就是人类获得心灵宽慰的乐园所在。作家本人对于淳朴乡土家园与绿色自然的追求，构成了她对于故土魂牵梦绕的精神追求。在她看来，人们可以物质不够充足，但是，只要精神上是快乐、心态平和的，人类就可以获得一切生机和灵性，安享自然生命在和谐家园里超然的极乐状态。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家对于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她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不应该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升华与体验，要以自然为家，而不是破坏自然，从而才能真正享受到生命的灵动。因此，在小说中，作家在阐释自己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追求的创作主题时，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这种理念，即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和感悟自然。
就回归自然来说，朱厄特认为人类如果能够回归自然，那将是一件非常浪漫、迷人且富有诗意的精神境界。因此，在小说中，她塑造的女主人公西尔维亚，是一个出生于城市的小女孩，但是，她对家乡的繁华经济并不感兴趣，反而觉得嘈杂和拥挤。相反，当她跟着姥姥来到乡村农场生活的时候，她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愉快，她还产生了永远不想回到城镇那个家的愿望。在那里，她无所畏惧，还与森林里的动物成为了好朋友。作家对于小女孩之于城市和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说明了只有当人类与自然为伴，从城镇回归自然界，才可以过上宁静、自在的生活。那么，跟这个小女孩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个来自于城市的年轻鸟类学家，他离开城市来到乡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的出现是对小女孩生态保护意识的极大考验，好在小女孩最终看清了他儒雅外表下潜藏的一颗自私贪婪的心，这位鸟类学家没有姓名，这是作家故意所为，说明了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厌恶与憎恨，反过来更好地体现了作家本人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自然观。
就融入自然来说，它是指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是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图景。因此，作者在给女主人公起名的时候，就融入了这样一种理念。小女孩的名字本身就蕴含了自然的含义，具有自然界的象征含义。这个小女孩能够在森林里走夜路而不感到害怕，她可以聆听鸟儿歌唱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梦乡等，都说明了小女孩已经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了，她与自然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高境界了。中途即使出现了一个莽撞的鸟类学家，但是，她并没有受此影响，保持了对自然的友善和博爱。事实上，作家为什么在该部小说中选取一个女性人物作为主要描述对象，是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一般都把自然与女性看成同类，女性与自然互为象征、互为意义，她们呼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摆脱以男人为化身的人对自然以及女性的压迫，谋求人与自然的共同协调发展。
那么，人类应该在回归自然和融入自然的过程中，放开全部的感官去感受自然，才能体验到自然界中纯净的美。因而，朱厄特在小说中极尽所能地描绘自然与人工环境的美妙，具有女性独有的敏感与精致性，各种动物似乎都充满了灵性，能够与小姑娘一起玩耍。尤其是小说中小姑娘拼尽全力保护的白苍鹭，作家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进行描述，这只白苍鹭有着细长的脖子和迷人的身姿，让小姑娘感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然之美，并成为了它的好朋友。
结语
《一只白苍鹭》是朱厄特表达自己乡土情结、家园意识的力作，它传达了作家本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理想，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它的确唤起了当时工业文明迅猛发展时代的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与思考，尤其是对处于劣势的女性地位与身份的再次审视。作家通过该部小说，阐述了女性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权利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并表达了自己借此来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共处的发展道路。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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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坎。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符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本质”隐藏于表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析模式。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根据谱系学的眼光，如果将文学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这肯定遗忘了变动不居的历史。历史不断地修正人们的各种观点，包括什么叫做“文学”。精确地说，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异其趣。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这种理论图景之中，所谓的“本质”又在哪里？
传统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时髦观念显然不服气。首先，他们不承认“本质”是一个幻象。如果世界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表象，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未来方向？没有“本质”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目迷五色，沉溺于无数局部而不能自拔。这时，我们比洞穴里的一只老鼠或者草丛里的一只蚂蚁高明多少？其次，他们恼怒地反问：否认“本质”的最终后果不就是否认文学的存在吗？一切都成了相对主义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那么，学科何在？教授与庶民又有什么区别？消灭“本质”也就是打开栅栏，废弃规定，否认所有的专业精神。难道那些反“本质主义”分子真的要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经典与流行歌曲或者博客里的口水战混为一谈吗？
即使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我仍然必须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根据我的观察，一百棵松树或者五十辆汽车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独特的共同之处；更为复杂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或者李白、杜甫、王维的七言诗之间也可以找到某些仅有的公约数。如果这些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有效地代表了松树、汽车、理论著作或者七言诗的基本品质，理论家倾向于称之为“本质”。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孜孜不倦地搜索各种“本质”，“本质”是打开大千世界的钥匙。谈一谈汽车或者文学的“本质”是雕虫小技，哲学家的雄心壮志是阐明宇宙的“本质”，例如“道”、“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如此等等。我常常惊叹古人的聪明，坚信他们热衷于追求“本质”决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无事生非。所谓传统的理论家，“传统”一词决非贬义——我们曾经从传统之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援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表象与本质的区分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法则。我宁可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是一种描述、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包含了二元对立，并且将这种二元对立设置为主从关系。本质显然是深刻的，是二者之间的主项；表象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经验，只能从属于本质的管辖。前者理所当然地决定后者——尽管后者在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能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二元对立是决定论的。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还隐含了对于“深度”的肯定。滑行在表象的平面之上无法认识世界，重要的是刺穿表象，摆脱干扰，只有挖地三尺才能掘出真相。“深刻”、“深入”、“深度”——我们对于思想和智慧进行赞美的时候习惯于用“深”加以比拟，仿佛所有的思想和智慧一律箭头向下。当然，有时“深度”一词被置换为“内在”——自外而内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抵近核心秘密。无论怎么说，这种“深度”哲学的首要诀窍是甩开表象。不难发现，上述理论预设想象出来的世界图像通常是静止的。如同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表象仅仅居于底层或者外围，不同级别的“本质”架构分明——那个终极“本质”也就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宇宙顶端。这种牛顿式的结构稳定、清晰、秩序井然，令人放心。但是，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文学的例子。哪一天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我们发现了从原始神话至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公约数，是不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历史将在后现代的末尾刹车。后现代之后的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我们所认定的那个“本质”怎么能为无数未知的文学负责呢？如果一个唐朝的理论家阐述过他的文学“本质”，可想而知，这种“本质”肯定无法对付今天的文学现状。一旦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代主义荒诞剧、后现代主义拼贴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统统塞进去，这个“本质”的概念肯定会被撑裂。相同的理由，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资格断言，地球毁灭之前的文学已经悉数尽入彀中？当然，另一些理论家似乎更有信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时常想象，整个世界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五千年以前的文学与五千年以后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虽然这种想象始终无法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另一种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宗教领袖、政治家以及一些高视阔步的哲学家无不企图垄断那一条生长了世界的“根”。无论是上帝、某种社会制度或者“道”、“绝对精神”，他们无不高声宣称只有自己才握住了世界的“本质”，并且为了剿灭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
静止的图像通常倾向于维护既定的体制，这是“本质主义”遭受激进理论家厌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金字塔式的结构严格规定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文化门类的位置，不得僭越，不得犯规。“本质”是神圣的，庄严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什么叫做“纯文学”？这种文学盘踞于“本质”指定的位置上，熠熠生辉，毫无杂质。由于“本质”的巨大权威，“纯文学”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拒绝承担各种额外的义务。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发生和成长史，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常常此消彼长。然而，“本质主义”不想进入曲折的历史谱系，而是将学科界限的模糊形容为知识领域的混乱。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由于“本质”的控制，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很难在静止的图像之中显出完整的轮廓，例如教育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经济学、文学、历史学，诸多学科都可能与教育密切相关。然而，教授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学科边缘驻足，惟恐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地遭受不测。一张漫画十分有趣：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这种讽刺对于目前许多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同样适合。众多学科各就各位地将知识版图瓜分完毕，一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插入种种固定的“本质”结构从而找到自己的存身之处。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性别战争或者生态文学这一类问题无法形成学科——因为它们的“本质”阙如。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某些问题被归纳为一个学科而另一些问题被拆成了零碎的因素？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金字塔结构内部的位置分配多半来自某种文化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从种族学、文化人类学、国家地理到历史学，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学科形成的重要因素。许多著名的学科称职地成为某种文化体系内部的一块稳固的基石。二者是共谋的。如果这种分配背后的历史原因被形容为“本质”的要求，那么，“本质主义”将义正辞严地扮演权力的理论掩护。
二
我们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思想模式，显然暗示还可能存在另一些理论预设与思想模式。让我们具体地设想一下：第一，二元的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换句话说，考察某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否可以不再强制性地规定多元因素的空间位置——仿佛某些享有特权的因素占据了特殊的“深度”，而另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只能无根地飘浮在生活的表面，随风而动；第三，解除“深度”隐喻的同时，决定论的意义必然同时削弱。多元因素的互动之中，主项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产生主项的转移。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惟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包含了极富启示的方法。首先，马克思不再设定性格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隐藏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挖掘这个“本质”是求解性格的必修功课；不同的性格状况取决于一个人置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性格如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其次，“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了多重社会关系的复杂配置，而不是由单项社会关系决定。这甚至有助于解释一个性格的丰富、繁杂、变幻多端，甚至有助于解释许多貌似偶然的、琐碎的性格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断之中发现“主体间性”的深刻思想。
至少在这里，我并没有期待关系主义全面覆盖本质主义。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我们的意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性质的问题可以交付哲学家长时期地争论。等待哲学家出示最后结论的过程中，我十分愿意以谦卑的态度做出一个限定：关系主义只不过力图处理本质主义遗留的难题而已。同时，我想说明的是，关系主义的提出决非仅仅源于个人的灵感。尼采、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布迪厄等一大批思想家的观点形成了种种深刻的启示，尽管现在还来不及详细地清理上述的思想谱系。当然，现在我只能将关系主义的观点收缩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
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之中的本质主义始终占据主流。例如，韦勒克就曾经指出，文学从属于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文学的本质基本没有变过。这无疑确认了文学研究的目标——搜索文学的本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美、人性、无意识都曾一度充当过文学本质的热门对象。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雅各布森的名言：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事实上，雅各布森与韦勒克不谋而合——他们都倾向于认定文学的本质在于某种特殊的语言。然而，各种迹象表明，新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或者结构主义的研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理论家并未从文学之中发现某种独一无二的语言结构，从而有效地将文学从日常语言之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将某种语言结构视为文学本质的观点可能会再度落空。
这时，关系主义能够做些什么？首先，关系主义企图提供另一种视域。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谈到：
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1）
本质主义常常乐于为文学拟定几条特征，例如形象、人物性格、虚构、生动的情节、特殊的语言，诸如此类。某些时候，我们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究竟是形象、人物性格、虚构形成了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特征？按照关系主义的目光，这些特征与其说来自本质的概括，不如说来自相互的衡量和比较——形象来自文学与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人物性格来自文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虚构来自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生动的情节来自文学与社会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特殊的语言来自文学与新闻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如此等等。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当然，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通常是综合的、交叉的，而且往往是一项与多项的非对称比较。纷杂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将会形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犹如许多条绳子相互纠缠形成的网结。这种定位远比直奔一个单纯“本质”的二元对立复杂，诸多关系的游移、滑动、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微妙的分寸均会影响文学的位置。由于这些关系的游动起伏，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分门别类地安顿在一个个固定的格子里面，然后贴上封条。我们必须善于在关系之中解决问题。差异即关系。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罗蒂甚至做出了不留余地的论断：“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2）相当程度上，这就是关系主义对于世界的描述。
三
相对于固定的“本质”，文学所置身的关系网络时常伸缩不定，时而汇集到这里，时而转移到那里。这种变化恰恰暗示了历史的维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即是不断变化的关系。“本质”通常被视为超历史的恒定结构，相对地说，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具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先秦时期，在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时候，历史学或者哲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从而建立与文学的衡量和比较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新闻和自然科学逐渐形成学科，进而有资格晋升为文学的相对物。总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并不相同，文学所进入的关系只能是具体的、变化的；这些关系无不可以追溯至历史的造就。所以，文学所赖以定位的关系网络清晰地保存了历史演变的痕迹。
让我们总结一下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不同工作方法。本质主义力图挣脱历史的羁绊，排除种种外围现象形成的干扰，收缩聚集点，最终从理论的熔炉之中提炼出美妙的文学公式。显而易见，这种文学公式具有强大的普遍性，五湖四海的作家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加以享用。尽管不同的理论家远未就文学公式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如出一辙。相对地说，关系主义的理论家缺乏遥望星空的勇气，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学公式如果不是一个幻觉，也将是某种大而无当的空话。文学之所以美妙动人的原因，必须联系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一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理论家的重要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现象，从中发现各种关系，进而在这些关系的末端描述诸多文化门类的相对位置。显然，这些关系多半是共时态的。我期待人们至少有可能暂时地放弃一下“深度”的想象方式——我认为，即使在一个平面上，对于关系网络内部种种复杂互动的辨识同样包含了巨大的智慧含量。由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文学的位置确定下来的时候，新闻、历史、哲学或者经济学大致上也都坐在了各自的金交椅上。这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每一个学科的前面都可以加上限制性的短语“相对于……”。与其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想象为普通的分工，不如说这是它们各自承担哪些文化使命的写照。文学为什么能够越过时代的疆界持久地承传？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被曹雪芹、李白甚至《诗经》而感动？这是关系主义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关系主义显然更加关心特定时代的文学。我不止一次地表示，那个光芒四射的文学公式无法自动地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时代的文学要做些什么？政治领域众目睽睽，经济是最富号召力的关键词，繁盛的商业，不断地产生奇迹的自然科学，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正在成为全社会的话题，整容广告或者崇拜“超女”的尖叫充斥每一个角落——这时，渺小的文学还有什么理由跻身于这个时代，不屈不挠地呐喊？绕开文学相对其他学科的关系，本质主义无法令人信服地阐述这个问题。
对于关系主义说来，考察文学隐藏的多重关系也就是考察文学周围的种种坐标。一般地说，文学周围发现愈多的关系，设立愈多的坐标，文学的定位也就愈加精确。从社会、政治、地域文化到语言、作家恋爱史、版税制度，文学处于众多脉络的环绕之中。每一重关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修正文学的性质。理论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然而，关系主义时常遇到一个奇怪的情况：一些时候，意识形态可能刻意地隐瞒文学涉及的某些关系。例如，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与性别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仿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然而，女权主义兴起之后，文学与性别的密切互动被发现了。从情节的设置、主题的确立、叙述风格的选择到出版制度、作品宣传，性别因素无不交织于其中，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女权主义理论家的研究，男性中心主义、压迫、蔑视或者规训女性是许多文学的潜在主题。意识形态遮蔽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目的是隐瞒上述事实，从而维护男性根深蒂固的统治。揭示文学与性别的关系，亦即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揭示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一批后殖民理论著作表明，大量的文学作品隐藏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压迫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故事之中的人物关系，也可能是一段历史事实的考据，可能是一种叙述视角的设立，也可能是某种经典的解读方式。这些信息原先散落在各处，隐而不彰。由于考虑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后殖民问题终于被集中地提出来了。这几年兴盛的“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工作即是发现文学卷入的种种关系。从政治制度到民风民俗，从印刷设备到大众传播媒介，或者，从服装款式到广告语言，文化研究的根须四处蔓延，各种题目五花八门。文化研究证明，文学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审美标本，文学殿堂也不是一个超尘拔俗的圣地。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广泛地植根于各种社会关系，攀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体制之上，从而形成现有的面貌。无论是一种文学类型的兴衰，一批文学流派的起伏还是一个作家的风格形成，文化研究对于各种复杂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远比本质主义丰富的解释。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有理由被视为关系主义的范例。
四
然而，文化研究正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种种反弹。一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是：文学又到哪里去了？阶级、性别、民族、大众传媒、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各种关系的全面覆盖之下，惟独审美销声匿迹——或者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以往遇到的恼人局面又回来了：我们读到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社会学文献、思想史材料或者道德宣言，但是，我们没有读到文学。
在我看来，这种抱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许多理论家往往觉得，谈到了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标本；谈到了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性别之战的标本；谈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民族独立的标本；谈到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粗陋的道德标本，如此等等。因此，文化研究如果不是专门地谈论一部作品的美学形式，那就意味着审美将再度遭到抛弃。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然是一种还原论。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关系必须还原到某一种关系之上——这即是独一无二的“本质”。然而，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具体地说，谈论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或者文学与民族、性别的关系，不等于否认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更为细致的分析可能显示，阶级、民族、性别或者道德观念可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审美体验；相同的理由，美学观念也可能影响我们的性别观念或者道德观念。一种事物存在于多种关系的交汇之中，并且分别显现出不同的层面，这是正常的状况。一个男性，他可能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弟弟，一个酒友，一个处长，一个古董收藏家，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他此时此地进入何种关系，相对于谁——父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酒桌上的伙伴、机关里的同事、古董商、厨师，如此等等。我们没有必要强制性地决定某一个角色才是他的“本质”。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认为，阶级的归属是一个人身上的决定性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并非时刻从事阶级搏斗，生活之中的许多内容和细节与阶级无关。例如，一个人是否喜欢吃辣椒或者有几个兄弟，这通常与阶级出身关系不大。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找不到一个“本质”而无法理解这个男性。事实上，他的多重角色恰好有助于表现性格的各个方面。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因为某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多种关系而苦恼？鲁迅对于《红楼梦》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这部巨著的丰富。我们不必忠诚地锁定某一个“命意”，从而抵制另一些主题。一个文本内部隐含了众多的关系，这往往是杰作的标志。这些关系的汇合将会形成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域，供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歌德赞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不尽的话题。另外，强调多重关系的互动，还有助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传统课题——例如“典型”问题。对于诸如阿Q这种复杂的性格，我们以往的观点莫衷一是。一个乡村的游手好闲分子，一个窃贼，一个革命党的外围分子，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雇农，一个无师自通的“精神胜利法”大师，一个身材瘦弱的头癣患者……究竟是一个雇农的革命倾向和无畏的造反精神，还是一个二流子浑浑噩噩的自我陶醉，二者的矛盾是许多理论家的苦恼。如果关系主义将一个性格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共同塑造，那么，这个典型就不必因为非此即彼的某种“本质”而无所适从。
关系主义强调的是关系网络，而不是那些“内在”的“深刻”——几乎无法避免的空间隐喻——涵义，这时，我们就会对理论史上的一系列著名的大概念保持一种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之中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不少著名的大概念仿佛是灵机一动的产物，它们往往并未经过严格的界定和批判就流行开了。各种“主义”粉墨登场，竞相表演。一批严谨的理论家常常尾随而来，努力为这些“主义”推敲一个无懈可击的定义。但是，这些理论家的吃力工作多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设计的定义总是挂一漏万，或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我写过一篇论文反对“大概念迷信”。我认为不要被大概念的神圣外表吓唬住，而是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往往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情境而发生、流行，历史主义地解释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个概念周围的各种理论关系，这是比东鳞西爪地拼凑定义远为有效的阐述方式。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如果把创造性想象、情感表现、天才论、对于自然的感受、对于奇异神秘之物的渴望与古典主义的拘谨或者现实主义的冷静结合起来，那么，历史提供的相对关系将使浪漫主义这些特征出现充实可解的内容。所以，《文学理论新读本》之中，我们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几个概念理解为相继出现于文学史上的几种美学类型。虽然这些美学类型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是，历史主义是这种普遍性的限制。彻底挣脱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而无限扩张这些美学类型的普遍性，这些大概念最后通常变成了没有历史体验的空壳。这个方面，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显然是一个工作范例。阐述一大批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汇时，雷蒙·威廉斯的主要工作即是清理这些词汇的来龙去脉。正如他在阐述“文化”一词时所说的那样，不要企图找到一个“科学的”规定。相反，“就是词义的变化与重叠才显得格外有意义”（4）。这些变化和重叠隐含了多种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或者可以说，就是由于这些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某个概念才在思想文化史上成为轴心。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我甚至愿意进一步想象——它们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其说在于“词义”，不如说在于汇聚各种关系的功能。我首先考虑到的近期例子即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当时出现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人文精神”的具体涵义并未得到公认的表述，然而，这个明显的缺陷并没有削弱理论家的发言激情。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
……两者之间的反差恰好证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后援，人们的激情已经不允许更多的斟酌。如果这就是“人文精神”的登场经过，那么，概念使用之前的理论鉴定将不会像通常那样慎重。
这样，“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周围出现了一个话语场，一批连锁话题逐渐汇拢和聚合，开始了相互策应或者相互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首先将“人文精神”视为功能性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涵义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游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组织一系列重要话题的功能。我愿意重复地说，这一概念所能展开的思想和话题甚至比它的确切定义还重要。（5）
瓦雷里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任意从语句中拦截一个词给予解释，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只有当这个词返回语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它的词义。这就是说，仅仅查阅词典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复活这个词在语句之中的各种关系。“人文精神”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一个关键词周围的关系可能存在于整个历史语境之中。这些关系才是更为可靠的注释。
五
关系主义喜欢说“相对于……”，可是，这个短语常常让人有些不安。“相对主义”历来是一个折磨人的术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这不仅削弱了文学研究之中各种判断的权威性，甚至威胁到这个学科的稳固程度。迹象表明，文化研究的狂欢化作风已经把文学研究学科搅得鸡犬不宁，不少理论家越来越担忧“相对于……”这种表述可能动摇纯正的文学曾经拥有的中心位置。鉴于个人的知识积累和供职的部门，我当然希望这一门学科具有稳定的前景；而且，至少在目前，我对这一点很有信心——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保障。对于文学研究说来，上一次学科的彻底调整大约发生于一百年以前，大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是这种调整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这种调整从属于现代性制造的巨大历史震撼。现今的文学研究似乎还没有遇到如此剧烈的挑战，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大致上依然如故。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在解释学科现状的时候回到关系主义平台上。在我看来，文学研究的稳定性不是因为某种固定的“本质”，而是因为这个学科已有的种种相对关系并未失效。运用一个形象的比拟可以说，一艘小船之所以泊在码头，并非它天生就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系住它的那些缆绳依然牢固。换言之，如果维系文学研究的诸多关系发生改变，这个学科改头换面的可能始终存在。一些理论家倾向于认为，随着文学研究的延续，这个学科肯定愈来愈靠近自己的本性——譬如从所谓的“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这只能使学科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巩固，关系主义的“相对于……”愈来愈没有意义。这些理论家通常不愿意列举大学的课程设置这一类外围的情况作为论据，他们的强大后盾是文学经典。经典的日积月累形成了伟大的传统，形成了“文学性”的具体表率，这即是学科的首要支撑。所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了反击文化研究——他称之为“憎恨学派”——的捣乱，毅然撰写《西方正典》一书，力图以经典的纯正趣味拯救颓败的文学教学。
景仰经典也是我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感情。如果没有经典的存在，文学研究还剩下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经典形成的传统如同一堵厚厚的围墙保护学科不受任何污染。经典不是永恒地屹立在那里，拥有一个不变的高度。经典同样置身于关系网络，每一部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依然是相对而言。在我看来，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对于经典的一段论述的确值得再三回味：
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要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6）
经典不是一个固定的刻度，而是不断的相互衡量——我们再度被抛回关系网络。我们的景仰、我们的崇拜、我们最终的栖身之地仍然不是绝对的，“文学性”的答案仍然会因为《离骚》、《阿Q正传》、《巴黎圣母院》、《等待戈多》、《百年孤独》这些经典的持续加入而有所不同。文学研究的学科底线并不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有一个支点是固定的，那么，这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握的局面。哪怕这个关系网络延伸得再远，这个固定的支点乃是评价、衡量始终必须回顾的标杆。即使遭到相对主义的引诱，我们也不至于身陷八卦阵，迷途不返。然而，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都游移不定，那么，这种相对的稳定平衡可能更为短暂，更多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开放、灵活、纷杂，无始无终。这是一种典型的解构主义感觉。如果运用一个形象加以比拟，我会联想到杂耍演员。杂耍演员头顶一根竹竿站在地面上，动作比较容易完成；如果头顶一根竹竿骑在摇摇摆摆的独轮自行车上，保持平衡将远为困难——因为两端都是活动的。解构主义无限延伸的能指链条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最初的起点——这大约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内部最具破坏能量的一个分支。如果承认这是关系主义可能抵达的前景，我们多少会对捍卫学科稳定的信念进行一些理论的反省。
最后，我想提到一个一开始就回避不了的问题：“我”的位置。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事文学研究还是阐述关系主义的主张，“我”——一个言说主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关系网络的限制。这种浪漫的幻想早已打破：“我”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灵，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员，具有超然而开阔的视野，这个言说主体可以避开各种关系的干扰而获得一个撬动真理的阿基米德支点。相反，言说主体只能存活于某种关系网络之中，正如巴赫金在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指出的那样，“思想只有同其他思想发生重要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7）。可以肯定，言说主体存活的关系网络是整体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利益必将强有力地介入主体的形成，影响“我”的思想倾向、知识兴趣甚至如何理解所谓的“客观性”。对于文学研究——其他研究更是如此——说来，冲出意识形态的包围，尽量培养超出自己利益关系的眼光，这是基本的工作训练。然而，摆脱某些关系往往意味了进入另一些关系，文化真空并不存在。无论把这个观点视为前提还是视为结论，总之，“我”，言说主体，观察员——这并非关系主义的盲点，而是始终包含在关系网络之内。
注释：
（1）南帆：《文学性以及文化研究》，《本土的话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5）南帆：《人文精神：背景与框架》，《敞开与囚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6）T. 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7）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2页。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丁玲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这一类作品继续了“左联”时期创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大众在革命和抗战中的光辉形象，即塑造“大众之神”；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不难看出，以上的两个主题之间是矛盾的，塑造“大众之神”是把民众的形象美化，赞美民众。而暴露问题的作品是暴露民众的问题，批判民众。这种两面性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从自我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反复。
关键词：丁玲 两面性 大众之神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左翼作家先后奔赴延安和其它根据地，这其中就有丁玲。回首丁玲的创作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的革命经验和创作经验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次明显的文风转变。第一次是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到30年代的左翼作家，第二次是从左翼作家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文人。第二次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本文以丁玲在抗战时期，即1937年至1945年期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试图对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整理。并通过对这8篇小说的文本研究，把握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方向的变化和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两面性。
1 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1937年至1941年创作的8篇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抗战和农民革命为题材的大众视点的作品；另一类是出于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而创作的暴露问题的作品。
1.1 继续塑造大众之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文学”促使“大众之神”的合理化，丁玲别无选择地继续着塑造“大众之神”的创作。
《东村事件》是丁玲作于1937年6月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5～9期。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1928年大革命后的农村暴动。作品中有一个“大众之神”式的农民领导者-王金，但更多的则是陈大爹父子这样世代受地主压迫，已经怯懦到极点的农民。在1937年表现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性格弱点已不再符合时代主题。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已经不具备现时代的意义了。1938年丁玲自己也否定了这篇小说，她认为《东村事件》“现在也只能拿来当历史看了”。
以上作品是以抗日或者参加革命为题材。王金作为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思想与行动的“先觉者”出现的，但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先觉者与大众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些曾经的被启蒙的大众上升到了“神”的位置。
1.2 批判意识的复苏
如果说以上四篇小说，是丁玲初到延安，内心充满热情，以战士的心态进行创作的成果，以下要分析的四篇小说，则是丁玲深入了解延安后，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创作的。
首先标志着丁玲创作主题转变的是《入伍》，小说描写了三个新闻记者来到延安搜集材料，并计划着入伍。其中的一个记者徐清与勤务兵杨明才巧合中经历了一次掉队，迷路，遇到日军的危险情况。懦弱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徐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多亏了镇定勇敢的杨明才得以脱离险境。劫后余生的徐清再也不提入伍，而是得意地计划着到大后方去写出自己的光辉经历。通过险境中知识分子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的对比，讽刺了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又贪生怕死的本质。
如果说《入伍》中，丁玲仅仅把矛头对准了来到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开始，丁玲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大到了一度被塑造成神的大众。《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发表于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这篇小说取材于解放区一个真实的故事。农村女孩贞贞为了追求自由爱情，逃避包办婚姻出逃，不幸落入日寇之手，成为慰安妇。终于逃出魔窟后又因为党组织工作的需要重新回去，冒着生命危险作情报工作。她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也染上了严重的性病，组织上安排她回到故乡。然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和赞扬，而是同村人的冷嘲热讽和贬低歧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示了父母对贞贞的不理解和埋怨，揭露了乡邻们对她的种种非议，这些刻薄冷血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解放区农民身上的封建遗留思想。
这篇小说中丁玲除了把“大众之神”拉下神坛以外，也是她在延安时期创作中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的一篇小说。贞贞的命运在民族战争和组织力量支配下处于苦痛而又尴尬的位置。女性群体的生存苦难既与民族国家紧密接合又无法得到清晰的解释和解决。通过这篇文章，作者提出了战争背景下，女性为了国家做出了牺牲，由此生成的困境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以上的短篇小说很清晰的显示了丁玲在到达解放区后经历的思想矛盾。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人，同时作为作家她又有着强烈主体意识。这种矛盾困扰着此时的丁玲。
2 结论
纵观丁玲的创作，不可否认她一直紧紧追寻着时代的大潮，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她不断改变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对此，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学者对丁玲的文学创作持全面肯定的意见。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丁玲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逐渐淡化，政治性的僵化理念贯穿其中，尤其是整风以后，作品完全服从政治，概念化，丧失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与同时期的许多女性作家相比，她的创作生命是相当长的，这与她对政治的妥协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丁玲.丁玲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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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少群.追寻与创建—— 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
② 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33.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张资平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作品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更加复杂。通过展示现代女性魅力，在恋爱中带给留学生们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并带领中国青年感受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小说中的日本女性触发了主人公们逐步深入的现代体验，让他们建构起更为完整的自我认识。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日本女性常和中国男性构成一种性依附关系，通过对日本女性的性征服，小说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综合来看，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这一形象系列投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从中也可窥见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张资平 日本女性 现代体验 民族意识
一、日本女性：现代经验的触发者
1912年，张资平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日本，开始十余年的留学生活，其留学体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和日本女性接触的经验。在其自传中，张资平表达过对日本女性美的理解：“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a他提出了与女性美相关的两个因素：第一是接受现代教育，这教会了日本女性基本的社交礼仪，因而在男女公开交往的场合，她们表现得非常得体，落落大方；第二是保留女性的自然美，“自然”非野蛮生长，而是教化后体现出来的女性的独特魅力，此即张资平亲身体验的“淑”的温柔性格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张资平欣赏和推崇的是现代女性，她们的美离不开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日本为其提供的丰富的社会资源。借助这些资源，日本女性出入于公共场合，与男性公开交往，使用特有的化妆品和清洁品，穿戴展现女性自然美感的服饰，展示现代女性魅力。
现代日本女性亲切、温柔、自然，与她们接触的经验也成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留学期间，他在《约檀河之水》《冲积期化石》等多篇小说中写到了留学生和日本女性的恋爱，这不仅是一段情感经历，更是留学生们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的重要过程。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张资平常以一种近似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描写恋爱带给主人公的生理刺激——“他的呼吸给一种有沉重的压力的温柔气息压逼着，即时乱了律调。他的气息像接续不来，他虽苦闷，但他一方觉得有一种快感。但望这种快感的瞬间再延长下去”b，“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的微微的呼吸，觉得全身发酵了似的，涨热起来”c。张资平在《文艺史概要》中介绍过自然主义思潮，其重要特征之一即作家对人物生理状态的关注，自然主义文学强调除了心理活动，生理状态同样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和心理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d这不只是一种写作方法或一种文学思潮，更关涉作家对于人的理解。这一理论也贯彻到张资平的创作实践中，恋爱让留学生们不断感受到异性带来的刺激，感知自身生理上的变化；与日本女性亲密接触的经验让主人公们进一步了解个体的生理状态，并深化对于自我的认识。
除了生理刺激，恋爱同样让留学生们感受到复杂的心理体验，既有喜悦甜蜜，也有悸动紧张。《约檀河之水》中，主人公收到芳妹的来信时，“他像感受了电气，全身麻木。又像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马上拆开来读，好知道她近来消息，恐怕再迟一刻，那封信要飞了去似的。可怜他双手没有半点气力，去开拆信封，双目也闪眩得利害，再认不清白封面的字”e。这样的心理体验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即使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多少也能接触到这一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等相关理念，并和五四文学存在互动关系。“五四”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个性解放，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被发现和被认知，不再是家庭、纲常伦理的依附物。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思想也有着契合之处，恋爱中的两个人不是作为两个家庭或是两个族群的代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出于个人情感和個人偏好选择交往恋爱的对象。钱理群曾论及“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多重意义：“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f在此意义上，恋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主人公们的社会关系，更释放了主体的情感，帮助他们打开了情感认知。留学生们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在恋爱中感受到多元复杂的心理体验，由此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情感和情绪同样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心理层面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
1928年，张资平定居上海，此后他的小说多以这座城市作为背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g，张资平的小说就写到青年男女在上海享受到的消费生活。
小说中，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女性便是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她们常常和中国大学生一起吃法餐俄餐，带领他们看电影、去回力球场，体验时尚的娱乐生活。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青年的爱》中，林海泉和鹤子夫人一天约会的经历——中午两人一起坐小轿车前往梵王渡公园，碰到教会的野外宣教队传教，鹤子夫人议论教会的虚伪和活动的功利性；傍晚两人欣赏大上海的夜色，霓虹灯与三大公司的屋顶花园的彩色电光给海泉留下极深的印象；随后去大马路T茶楼吃晚饭，其间两人讨论了艺术与文艺的定义；最后，在鹤子夫人的提议下，一同前往M舞场，鹤子又大谈中国人的鉴赏力和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深夜，两人一起回家。林海泉和鹤子夫人这一天的出行地点和娱乐生活——从公园、大马路到跳舞场，其实是上海时尚都市生活的缩影。这样的都市生活和以大马路为核心的“把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的现代消费环境”h是在西方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享受的也是源自西方的新型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对此林海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坐小轿车花费的一块五角大洋让他心疼不已，舞厅在他眼中也是吞噬钱财的金窟，林海泉的财力不足以让他享受都市的消费生活。正因如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各类现象和上海的时尚话语——跳舞的常识、宗教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现状等，他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与林海泉相比，鹤子夫人显得特别成熟老练，俨然是都市生活中的老手，她有财力享受上海的娱乐和消费生活，对都市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十分熟悉，并且掌握了时尚话语，灵活使用“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根追亚”等最新术语，对宗教问题、文艺批评的现状乃至阶级理论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一天的约会经历和交流过程对林海泉而言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的内容是上海的都市生活和时尚话语，而老师就是他的情人鹤子夫人。作为大学生的林海泉尚没有财力充分享受都市的娱乐生活，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分析各类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后来者，面对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中的一切——哪怕只是上海夜色中的霓虹灯和彩色电光，他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和畏惧感。但是已经进入社会多年的鹤子夫人，经济实力远强于林海泉，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她对上海的消费文化活动和各类时尚话语都非常熟悉。因而对于林海泉而言，与鹤子夫人的恋爱不仅是一段感情经历，更是鹤子夫人向他传授都市生活方式、时尚话语的重要过程。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不是孤例，《无灵魂的人们》中王少彬就是在野村爱子等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去回力球场。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已经充分融入了上海的都市生活，并充当了中国青年都市体验的老师和先导者。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隐隐折射着作家理解的现代机制的发生过程。日本女性触发了中国青年的现代体验，青年们最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女性受过教化但又保持自然属性美的女性魅力，而后在与她们的恋爱中，青年们感知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逐步建立起对自我较为完整的认识。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消费生活和娱乐活动已非常发达的现代性大都市上海，日本女性又成为引导者，带领他们感受都市生活，传授时尚话语。中国青年感受到的现代体验是逐步深入的，从对女性的认知到以恋爱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最后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公共生活。他们的现代体验也是复杂多维的，从认识现代女性美到建构较为完整的自我认知，最后逐步融入上海的都市生活。
二、焦虑心理到想象性征服：女性形象与民族意识
虽然张资平在自传中表达了对日本现代女性的向往和倾慕，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也触发了留学生们的现代经验，但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几部长篇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及小说主人公面对日本以及日本女性时的焦虑心理和征服欲望。
在其自传以及《无灵魂的人们》的序言中，张资平多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有多个，包括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带来的危机感、张资平留日期间作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体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加剧的现实，等等。焦虑心理不只属于张资平个人，而是在一代青年中蔓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指出这是初期创作社作家的心理共性。i这一心理体验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之长，从留学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都能看到张资平面对日本时的焦虑心态。
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这些人物表现出对于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王少彬称自己是“大中华民国的青年”，林海泉也自认为是“中华大国民”，并强调“自己是有为的青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未来的主人翁。自己要励志做一个模范的青年！自己要保持纯洁的人格”j。这些称呼可以看出青年们的民族意识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动将自己与中国联系起来，并要求自己承担起对于中国的责任。
但是与自我认知相悖的是小说人物怯懦的性格和滞后的行动力。青年们有着远大的报国理想，林海泉和同学成立文学团体办文学刊物，王少彬的朋友们呼吁他加入“被压迫妇女解放会”，他们经常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拜访教授或名作家，探讨当前中国文壇现状、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等重大课题。但到了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被压迫妇女解放会”的成立大会为了流程到底是先做祷告还是先宣读孙中山遗言闹得不欢而散；文学团体想要做一期“九·一八国难特刊”，但每个人只关心稿酬和可获取的收益，不愿真正贡献一篇文章；与教授或者文艺家们的谈话也只是空泛地批评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发展建议……主人公的一切行动都只是空有计划，并在幻想中营造自己是精英的假象，当青年们真正面对日本人的欺侮时——王少彬曾遇到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他们没有胆量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只敢在心里表达愤怒。这些青年大多是“无灵魂的人们”，这也正是这部同名小说的题目之意义所在。
当小说人物不能为改变现实做出贡献时，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日本女性身上。中国青年常用“东洋货”称呼日本妓女，借货比三家和“抵制日货”之名拒绝去日本魔窟，明确表现出自己对于日本人和日本妓女的轻视，但是日本妓女又是主人公们最好奇、最爱谈论的对象。在与日本女性的实际交往中，女性对中国的态度又引起主人公们过度敏感的关注，日本女性会不会说中国话、以何种态度看中国都被过度放大。面对嫁来中国近二十年的日本夫人裘太太表达出的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的同情，王少彬恨不得要感恩戴德，而若林鹤子对于中国人好吃爱赌、爱背后议论别人长短的恶习的批评——即使是合理的——也引起了王少彬的愤怒。主人公也非常关注细节，可能表明女性日本人身份的细节都能引他们的心理波动。如《青年的爱》中鹤子夫人在说“支那料理”四个字时用了日语，林海泉就感到“像突然受了毒蜂的一刺”；《无灵魂的人们》中日本舞女嫁给中国人后仍自称为“我们日本人”，也引起了王少彬的不满。过度敏感反映出主人公面对日本自卑焦虑的心理，也暴露了自身的懦弱无能。他们拥有报国之理想，但是能力不济，也缺少行动的勇气，成为有为青年或模范青年往往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时他们便将注意力转移，转而关注日本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当主人公们面对现实感到乏力的时候，和日本女性的关系，尤其是买卖和性征服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男性内心的焦虑。其1930年之后的四部小说中，日本女性的身份和前期小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前期多是日本女学生、住家的女儿或是留宿地的下女，而后期基本是在中国生活的日本妓女、舞女以及嫁给中国人的姨太太。身份的变化会引起男女两性关系的改变，如果说前期小说中日本女子和中国男性的交往主要是因为真实的情感，后期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往往和中国男性形成一种性依附或性买卖关系，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主人公们不断强调日本女性个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如林海泉围观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时曾想“那些东洋人是鹤子夫人的同胞”k，邓质如想到青芙与深川医生暧昧的关系时提示自己：“她在昨夜里明明是给那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她的同胞——拥抱过来。我真惊异她何以脸上不会表示出一点的羞愧。”l青芙、鹤子夫人、野村爱子、若林鹤子……这些女性都是单独的个体，她们的行为不一定全部都能和日本产生联系，而小说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犯也不是个体的罪过，不必由女性个体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小说主人公不断暗示用日本女性个体替代真实存在的、对中国做出侵犯的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再代表她们个人，而是转变成日本的象征，主人公和她们的交际、恋爱甚至是性关系，也就不再是局限于两个个体或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上升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由此，男女两性间的问题往往被放大，例如邓质如发现青芙和深川医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就像有一件东西给那个日本人争夺去了般的”m。这本是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但邓质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将青芙夺回来，这里强调的不是男性和女性的私人交往，而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这一由两个个体代表两国的错位的关系认知中，在这个中日两国另类博弈的战场上，主人公们的对手是依靠性依附关系为生的妓女、舞女、姨太太，而他们本人则占据着男性和购买者的双重优越性身份。通过身份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对日本妓女、舞女们的性征服，以及自己的心理暗示，青年們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的征服，并获得了幻想性的补偿。这样的征服和补偿无疑是低级而廉价的，但对于懦弱的青年们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并给他们带来短期内极大的心理安慰。日本魔窟、日本舞女的住所往往是青年在现实中受挫后寻找安慰和庇护的首要选择。青年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对于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都在日本女性身上——尤其是在从事性工作相关的日本女性身上，获得了暂时性的安慰和满足。
三、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既触发了青年们的现代体验，受到其追捧，同时也是他们想要征服的对象。试图理解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之处，必须要分析张资平对日本的态度，因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n，因此在分析张资平对于作为“他者”和“异域”的日本的情感态度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
留日十年给张资平留下的主要是带有创伤性的回忆，《资平自传》中多次描写作者在留学时期的经济压力、学业负担和对日本的不适应，这是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一班冗员的生活》《绿霉火腿》等即以留学生的艰难生活为内容展开。但这些是被张资平刻意放大的，他同样体会到日本这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令人向往的一面，张资平称赞过日本国民“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o的勤勉精神，享受日本的现代都市生活，去过银座等商业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p。令张资平印象深刻的日本女性魅力同样离不开日本的强大国力和女性在日本得以享受的现代资源，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清洁产品、化妆品和服装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如何能给张资平留下“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q的极佳印象？日本女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国力的具体化表现，对日本女性的追捧也体现出张资平对日本现代化一面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张资平对这些体验表现出一种回避的态度，因为日本时时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国家，直接承认日本国民性及其国力上的优势就意味着要面对中国处处落后的现实，这给他带来极深的焦虑和危机感。
张资平对日本的复杂态度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有所流露。表现出现代特征的日本女性对于张资平及其小说人物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日本女性的恋慕暗含了他们不愿承认的、对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日本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受到民族意识影响，日本女性又是他们想要征服、试图压抑的对象。现实中快速缩短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并非易事，但是小说通过人物关系的建构或情节的设置可以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满足，由此借助对日本女性的性买卖和性征服关系，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这其实更进一步突显出主人公的无力以及面对日本的焦虑心理。这一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形象系列投射了张资平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aq 张资平：《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第125—126页，第125页。
b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泰东书局1927年版，第165页，
ce 张资平：《雪的除夕》，中华学艺社1925年版，第130页，第143页。
d 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时中书社1925年版，第73页。
f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23页。
g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h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i 童晓薇：《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jk 张资平：《青年的爱》，合众书店1948年版，第148页，第118页。
lm 张资平：《明珠与黑炭》，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02页，第102页。
n 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o 张资平：《资平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p 张资平：《资平自选集》，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页。
作 者： 李佳涵，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通过分忻我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我国自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对女性存在歧视，受到性别差异化对待，女性被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所捆绑和束缚。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看似获得一定解放曙光，并不惜牺牲生命换取尊严和自由，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像宣传那般给予女性应有的宽容和尊重。虽然女性走出家门，但是仍然面临着尴尬的性别困境。这种现状也谱写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女性形象，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现代文学作品，本文着重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发展，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典型女性代表，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女性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束缚。这些女性形象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各种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作品的作者也结合相应历史背景，将当时环境下女性特有的逃离、生存、挣扎等特性进行生动化描述，同时也不乏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为了对我国现代文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刻分析，本文主要从家庭中逃离、夹缝中生存、围城中挣扎和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四个方面分析。
一、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形象
受到古代封建思想的束缚，女性在封建家庭当中没有独立地位。在出嫁之前，女性需要完全听从父母为自己做出的安排，出嫁之后，女性要遵从夫家各种礼仪和规范，所以，在后来吹响了个性解放号角后，很多女子开始逃离出家庭。卢隐、萧红是五四运动阶段典型的女性逃离人物，其作品和自身都体现了逃离家庭这一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属于一种另类存在，她在这批叛逆女儿群体当中，是最令人心疼的、最勇敢的也是最有才情的。她为了获得自由，坚决地从家庭中逃离出走，开始了自我放逐和流浪之路。同时，她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也将这种行走与逃离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她的文学创作，自己就是最典型的素材，对在人生中行走的凄凉和孤独进行细致化描写，以此使她笔下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也拥有着独特的意味和色彩。比如《终身大事》这一当代独幕剧，就是一个不顾父母反对走出家庭追求自由恋爱的现代女性形象，在此形象影响下，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一批娜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现代文学作品增加了这类从家庭逃离的女性形象，但是作品中并没有明确交代这些女性逃离家庭之后是怎样生存的，结合当代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女性形象其实命运多数还是颠沛流离的。
二、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形象
当代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女性形象，还有很多内容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述。很多现代作家在其文学作品当中，都表达出渴望和男性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比如在《致橡树》中，舒婷通过“肩并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表达了和男性平等话语的向往。而大部分现代作家作品当中，呈现的还是夹缝中生存状态。《祝福》当中，鲁迅就将祥林嫂塑造成了一位一生悲惨，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至今仍然保有话题性。祥林嫂作为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当代女性，也曾有过幸福家庭，后来在丈夫死亡，自己被迫改嫁，额头留下耻辱性伤疤，儿子作为惟一的希望也意外死亡，种种寄托全破灭之后，她只能挣扎地生存于夹缝中，并同时把所有内心苦痛寄托给神灵，想通过这种赎罪方式获得一定解脱。然而现实仍然不允许她保有一丝生存余地，最终在现世消磨过程中耗尽生命。所有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夹缝中生存女性，均没有得到其渴望的生命尊重，大多消磨在人世间，渐渐将生命损耗殆尽。这些女性具有让人同情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值得人去深思，所以，女性遭遇的尴尬生存困境成为当代作家一个主要的书写命题。
三、围城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纵观现代文学史呈现的社会环境，女性在其中除了拥有父母给予的家庭型生存空间，其余生存希望边缘寄托于婚姻当中。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中，女性宁愿耗费全部精力找寻自己渴望的幸福，但同样，幸福并不是触手可及的。正如鲁迅笔下《伤逝》中的女性娜拉，子君。她作为一个接受过优良教育的进步青年，一直在追求自由恋爱和进步，最终与涓生结合，并经历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然而，在生活步入正轨后，子君开始变得浅薄、多疑，不再像以往一样追求进步，依旧和其它传统女性一样开始了传统、反复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涓生离他而去之后，她又回到自己原本的封建家庭中，逐渐郁郁而终。作为在封建家族中出生并成长的子君，虽然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树立了代表当时先进女性的典型形象，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对女性作出的限定，导致其之前所有的反抗均没有体现出决裂性、彻底性，同时在时间逐渐推移过程中，终究躲不过“旧”的女性性格特点。
四、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
中国拥有数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她们克己节欲、忍耐宽容、端庄贤淑、温文尔雅，这些女性在封建生活当中，或成为如《北京人》当中的愫方这样的闺中女儿之楷模，或成为如《家》当中瑞钰这样的已婚妇女典范，或成为《财主的儿女们》当中的蒋淑珍、《四世同堂》当中的韵梅这样集两种形象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均拥有一定神秘性，既是封建道德情感包围之下的旧式小姐，也是旧时代塑造出来的优雅典型，同样都呈现出动人、崇高的人性之美。这些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典型女性形象，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东方文化拥有美德光环，又让我们看到传统理念之下女性形象存在的阴影。这些贤妻良母形象蕴含着复杂的性格和情感，我们不能单一的否定或者肯定，而需要结合当时的生活现状和历史环境，深刻探寻这些女性形象的出路和命运。这类女性形象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她们从小身居高楼深院，享受着后花园的宁静温馨，同时也体验不到时代喧嚣的热闹。这些女性要接受诗书礼仪和三纲五常的熏陶，被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所束缚和压抑，她们必须按照贤妻良母和东方淑女的形象获得角色定位。这些女性在接受一系列培养之后，都成为了淑女、好女儿和贤妻良母，她们美丽善良、忍辱负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逆来顺受、温柔聪慧，虽然对命运安排不曾反抗，但是平静的接受也没有获得命运温柔相待，最终不得宁静与平和。如巴金塑造的瑞钰这一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她的婚姻决定方式极其荒唐，仅凭高老太爷的一次“拈阉”，就将她与觉新捆绑在一起组成婚姻家庭。面对这样荒诞的命运安排，她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接受，从此就在封建大家庭当中自然的成为一个好媳妇。不可否认，瑞钰是个好女人，她仁厚宽容、端庄秀丽，她会为了觉新亲自去梅林折取梅花，并为其精心绘画梅花帐檐，可见她是爱觉新的。她想要当一个好妻子，即便内心痛苦，也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对梅付出真诚的关心，以对觉新受到的精神创伤加以抚慰。她同样也是一个好嫂子，对弟妹关心，她能够让觉慧向她毫无保留敞开心扉。因为她与觉新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当中，又同时处于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中心，对各种无形和有形的利剑不得不承受。愫方、蒋淑珍、韵梅和瑞钰一样，她们都是封建社会背景下塑造出來的好女儿、好媳妇，但是却在封建家庭中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生活举步维艰。这些女性形象坚韧、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她们可以为了家庭利益、家庭安宁和所爱之人的幸福，甘愿牺牲自我，除了牺牲作为妻子应有的幸福和情感，甚至还会牺牲生命。当军阀巷战到了最为紧急的时刻，高府就剩下了觉新一房，觉新在大祸临头的时候让家人去花园当中躲避灾难，决定以一己之力对抗乱兵，此时，瑞钰坚决要留下陪觉新。通过瑞钰和梅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瑞钰对觉新的爱是深沉的，她宁愿牺牲自己，以换得觉新的欢乐与幸福。这些女性形象具有舍身忘我精神，而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美德，又何尝不是一种麻木和宿命。然而，她们到了生命之终，才方能甚至还未能感悟到人生真谛。
五、结束语
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女性形象一直都是重点描写内容，而作品内容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漂亮的、贤惠的、渴望婚姻且向往美好感情的，所以，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具有突出的表达力度，其存在的价值非常重要。通过本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对现代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的女性形象有一个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并通过相关认识，更加深刻地理解现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涵与深远意义。
（作者供职于中国共产党射洪市委员会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