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根据马克思有关思想建立增长方式转变理论模型，两种增长方式的界限可以通过一般产量或收入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比值及余值衡量或计量。而决定这种比值或余值的因素是固定资本投资时滞决定的投资乘数和加速系数的相互作用。投资乘数逐渐高于加速系数的过程，就是由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和实际工资率提高决定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过程。
关键词：增长比值；增长余值；乘数与加速系数比例；市场价值；实际工资率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关键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早期的财富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1.重商主义的财富观
重商主义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摈弃神学，从世俗利益、新的社会关系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的运动。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他将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也将个别劳动财富提升为社会财富，这里，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就反映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尽管威廉·配第还仅仅是将劳动看成是能动的要素之一，而且对社会财富也只是简单粗糙的抽象，但这却使人类能够开始认识财富生产的主体性来源。威廉·配第对于财富来源的发展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对于财富的物质形态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把财富归结为货币，并把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2]
2.重农主义的财富思想
重农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这种指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他们反对为了纯粹的货币积累，而过多地干涉经济生活，提倡尊重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的财富思想是重农主义一切思想和主张的核心。
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把“纯产品”视同财富，认为财富产生于生产领域，通过社会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实现。在《经济表》中，魁奈认为：财富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能够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在魁奈看来，劳动成果或者是财富的分配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合理的分配会降低生产者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依赖劳动者的农业生产。重农主义对财富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有了初步判断。然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他们所谓的财富也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密切相连的物质及其形态，他们并不认为工业和商业劳动能够带来新的社会财富。
3.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财富思想
西方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自然界第一次、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被动的对象，人类开始改造和作用于自然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被世界逐步确立下来。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财富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3]财富来源于劳动，而且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初始来源，没有劳动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的存在意义。李嘉图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自身的财富思想，他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看作“评价经济现象的法则”，在这里经济法则取代了自然法则，从财富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退步，客体成为独立的存在，摆脱了主体意义，主体不再是主动的、乐观的，反而成了客观世界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另外一种隐性的不为多数人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黑格尔哲学中的财富思想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财富观念内含于其法哲学体系当中，特别是对劳动的论述和对国家权力与财富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的分析，真正开启了财富思想的哲学之门。
1.黑格尔的“劳动观念”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历史研究片断》最早提出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纽。”[4]正是在这里，他从哲学层面肯定了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现实。要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对“需要”与“劳动”关系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研究其哲学中的财富思想。在自然本质上而言，人与一般动物一样都有需要，物质是人和一般动物得以存活的首要条件和必要前提。但是人与一般动物又是有区别的，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不能够仅仅依靠自然的供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来获取。人对自然物质的索取和需要，除了自然的本能之外，更重要的在劳动中赋予劳动对象以主体性特征，并取得其“内在确定性的根据”——即人的本质存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绝对精神”在其法哲学体系中至高无上，同时劳动观念在法哲学体系中也相当重要。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劳动的自我异化，主体意识（观念）要想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只有使自身外化并对象化到现实世界中去，这样才能通过对对象化了的现实的否定回归到更丰富的自我当中，而完成这一外化的就是劳动。
2.黑格尔的“普遍性”与社会“个别”的关系
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黑格尔还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现象——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但是在发现这种现象后，他并没有运用思辨哲学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来分析这些关系，而是简单地将其区分为普遍性的财富创造和特殊性的财富分配，对整体价值的崇拜，从而抹杀了对个体的关怀。具体的个别对普遍财富的享有表现为特殊财富，特殊财富的创造和享受受到资本和自身技能的制约，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多少，而同时，资本又会反作用于个人技能，可以这样说，财富或者是资本越多，人们所拥有的技能就越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财富或资本来实现技能的提升。因此，技能的多样性就产生了不平等和差异，不可避免。
黑格爾的财富思想包含着哲学思辨的光辉。黑格尔对财富的论述起初是具体的，而后又发展为形而上的抽象，但是其拥有的丰富的现实性论证，促进了人们对财富思想之主体性的深入研究，人们研究财富的角度从经济学转向人学或哲学，财富的主体性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突破。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财富思想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继承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空想社会主义带到了鼎盛，马克思财富观中的社会人格和社会发展方向受到他们对现今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的影响。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最初源泉，也是财富创造的基本，但有所不同的是，圣西门将劳动这一实践活动限定在人类劳动中的生产方面，他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5]。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生产组织的好坏、生产制度的好坏以及“人的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根本所在。“温和的苦役场所”“复活的奴隶制”“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一切都是恶性循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充满了讽刺与憎恶。与古典经济学家漠视人的主体性不同，在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时，傅立叶认为应该使“劳动与享受同一”和“劳动与财富同一”，并且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劳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意义，劳动是一种需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劳动不再是被动的劳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各种具体的劳动；建立“劳动、资本、才能”财富获取和协作共生制度等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欧文认为未来社会建设的焦点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上，人类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亡，必将走向一个联合原则上的理想的合作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为财富的多少而劳动，而是为了人们的普遍幸福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空想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并构想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在贫富差距和普遍幸福等方面与马克思的社会人格有着高度的一致。然而他们大多都还只是纠结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只是从财富分配现状的不平衡性出发。对此，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财富思想只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没有认识到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同主体劳动的关系，也还不知道规划未来社会道路——从财产的分配和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出发。然而，不深入到财富异化的主体层次，必然是空想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太过于幻想性，不具备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
[4]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断[M]//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0.
[5]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9.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形成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通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必然性的阐述，马克思深化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无产阶级；人的自由
[文献标识码]A
刘国胜(1966—)，男，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动力机制，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为现实依据，以无产阶级解放为价值旨归，从而构建了历史的运动和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框架，这一理论深化了马克思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彰显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生存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对世界历史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注和终极关怀。“世界历史”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环节。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P28)。纵观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活动因狭隘的民族地域形式而被分割开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2](P105)，因而是不可能形成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因此，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历史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谓世界历史，它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工业活动取代了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由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向度不断生成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近代以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归结为“工业”，就是从现代经济领域中寻找世界历史的发源地。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活动是开启世界历史的物质性的动力因素。“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P92)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人的理解还遗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但是从人的劳动这一客观历史活动中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显然是马克思思想的巨大进步。我们通过回溯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会认识到马克思此时已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等著作中总是力图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黑格尔说：“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2](P56)尽管黑格尔把世界描绘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但他是以理性的“世界精神”为基础来论证世界历史是如何在“精神”中从空间发展到时间的，所以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动力是理性和精神，这无疑就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视界融合。马克思则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黑格尔这一历史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从近代工业这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阐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P87-88)马克思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没有直接提出“生产关系”范畴，但其中所论述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范畴就是从“生产关系”这层意义上来使用的。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世界历史发端的又一“秘密”：“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P88)所以说，马克思是从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认识各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的。因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这表明，各民族由“封闭状态”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标志，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动力就是生产力及交往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进程充分说明：世界历史的本质内容就是人在历史中追求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活动而已，因为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意味着现代世界生产力的形成从可能变为现实，而且还意味着世界各民族可以根据本民族的实际交往情况现实地利用这种世界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P107-108)这意味着在世界交往的基础上，世界生产力就以它特有的力量、方式推动着世界各民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而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两种力量，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就超越“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处于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之中。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论述了世界历史生成过程的必然性，而且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哲学透视，阐述了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57)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因为他对人类社会作了与哲学史上任何哲学家不同的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P56)这一重大发现预示着马克思以一种革命的世界观精神拨开了笼罩在历史天空中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重新颠倒已被各种唯心史观所颠倒的世界，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语词世界”回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提纲”的主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7)正是以这种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中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规律，从而以哲学特有的批判精神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初始语境中，“现代化”是从资本主义化这一维度上去理解的。具体说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对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历史的终结与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成的宏大叙事中揭示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是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而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画卷，所以现代化与工业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西方某些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二者理解为一个名词，其实这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这一宏大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历史变革，与工业化相比，现代化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和世界历史这一范畴具有更加融合的性质。在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中，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展开的现实力量，它表征出资本主义化的特征，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实质。正是以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研究对象，所以马克思哲学中，资本主义社会被理解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理解为“现代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被理解为“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这表明，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真实图景，以此揭示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矛盾所在。
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世界生产力以巨大的力量决定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世界历史首先走进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同构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以它的力量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又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以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方法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才造成了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表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4](P277-278)在这里，马克思郑重地告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是反对“现代生产力”的!
毋庸置疑，资产阶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在世界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由可能变为现实。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就是从生产力的维度，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4](P144)。但是，也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由于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史时代，使处在闭关自守状态的一切民族在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都卷入到世界文明中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化运动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张目，而是通过辩证的批判态度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此后，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主体性存在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暂时性、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化的运动中，由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索取和无节制的本性追求，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陷入“商品拜物教”的严重对立之中，从而使人和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4](P275)。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正是世界历史理论合目的性要求，也是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中反思世界历史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68)。作为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所考察的“现实的人”就是以一种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个人的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明确地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状态，称之为“偶然的个人”，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现实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获得个人自由和解放，或者要以牺牲个人自身丰富的个性为代价，或者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考察，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化反人类性、反自由的本质特征。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通过广泛开拓世界市场，“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整个世界也就被纳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初始进程同步，但这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范畴。前者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后者则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由于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启的，所以长期以来，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被理解为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这一认识无疑不仅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的真实意义，而且严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化的本质。马克思以现实为依据彻底地戳穿了这一历史假象。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它是世界历史展开不可逾越的时空地带，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在。未来社会的理想性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现实本质规定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一致、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的统一。
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旨归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119)可以说，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反思、探索人的发展如何可能和如何必要的认识史。这一主题的确立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标志着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心地位开始得以确立。即使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在至高无上的神的笼罩下仍能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将人的地位抬至和神平等的地位，这是古希腊人学思想的“复活”，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还不能否认神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和支配作用。在此之后，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维科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两股思潮沿着不同的路径，分别地将神从不同的哲学王国中清理出去，极大地推进了近代哲学对人的认识。
资产阶级虽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并取得了全球化运动中的领导权，但这不表明资产阶级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恰恰相反，资本主义这种引领全球的地位是暂时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4](P84)。在这一条件下，资本逻辑所具有的强大现实力量，决定了在社会中对人起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关系、物的关系，这因此使“现实的人”丧失其个性，其生存意义仅限于工具性价值。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占有工人阶级本身，使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异化。异化的出现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全面的剥削和统治关系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4](P89)在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个体从形式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单个人的活动却越来越受到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异己的力量”的支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遇中，这只不过是以人对物的依赖性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性。为此，马克思以人学的视野审视了资本主义化的实质，表明世界历史并未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这也是“具有某种同样的经验根据”：只有“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89)时候，世界历史才具有其真实意义。而要实现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现存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如此，“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P89)
由此可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世界历史宏大叙事中的真正主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不仅意味着世界历史拉开序幕，而且更预示着无产阶级的诞生，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马克思指出：“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4](P115)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民族利益”的时候，它是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这一重任的。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P307)。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性存在。无产阶级产生于现代大工业时代，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4](P87)而存在的，是自觉成长起来的真正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人类社会新的美好的未来，彻底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给无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也赋予它神圣的历史使命。人的发展的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使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这其中的关键命题就是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一定的，是“定在”，而这一“定在”往往就规定了人的不同的时代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5](P626)，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异化了。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这一扭曲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经济学批判，也就是从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路径，终于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科学认识。马克思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真正的革命的现实批判：实现共产主义，使个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真正统一。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4](P121)在此，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发展最高价值目标定位于“有个性的个人”，而“有个性的个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其现实的规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P23)，这是从主观和客观的维度来理解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P81)；到了《共产党宣言》那里，马克思完成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自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凸现在无产阶级的视线之中：为“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为“一切人的自由”而奋斗!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核心价值旨归!
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将革命的现实问题和批判的哲学思维结合起来的内在逻辑。但在马克思以前，囿于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们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发展这一历史难题。马克思以革命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中自然包括了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注，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斗争的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完成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的生成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历史创造过程，而这一历史创造过程就是蕴含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 [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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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青年马克思人类解放观阐述于他的早期著作《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与内在联系，采用批判和重构的思路，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实践批判三个纬度阐述了人类解放思想，同之前所有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与现实相统一，人类解放不仅是理论主题更是实践主题。马克思不仅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人类解放;《论犹太人的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青年马克思
1844年2月，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简称《问题》和《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问题》和《导言》以探索如何走向真正的“人类解放”为中心论点，从人的本质的价值纬度出发，系统阐述了超越“传统解放观”的人类解放思想，探讨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
一、厘清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与内在联系
针对1843年鲍威尔发表的错误言论：犹太人必须放弃其教徒身份，才能得到“政治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在《问题》中未完全否认鲍威尔关于“政治解放”的相关论述，即“政治解放”就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彻底摆脱宗教的权威，但马克思强调鲍威尔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解放”的实质，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内涵和内在关联。
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不在于是否为“宗教信徒”，只有对政治本身进行批判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对于政治解放的实践路径，鲍威尔的看法是片面的，他只着眼基督教国家，将问题的原因局限于宗教纬度，把“政治解放”路径局限在观念的制度层面中。马克思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宗教是否存在，而在于厘清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即是否真正脱离神学维度进行“政治解放”。他比较德国、法国和自由北美洲“政治解放”的现状后认为：德国解放的程度最低，仍处在神学批判的维度;法国的解放程度不彻底，原因归结于国家本身的立宪制度，不得已保留宗教的外观;北美自由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获得解放的北美国家，宗教信仰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尘世间生机勃勃。所以“政治解放”不是以消除宗教为前提，宗教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对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矛头不能仅指向抽象的宗教，只有剖析国家的实质方能触及“犹太人问题”的内核。宗教只是尘世间“世俗限制”所展现的现象，要将虚幻的“宗教问题”转换为客观的“现实问题”。他认为，神学信仰的存在并不影响国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解放，因为宗教存在的缺陷，不在于神学本身，而在于尘世之間。问题不在于犹太教，而在于犹太人所维护的利益与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间的对立冲突。国家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纬度，国家在制度上摆脱宗教数百年的控制和影响，神学影响的约束仍旧根植在世俗世界的人心中。马克思基于以上论述，对“政治解放”重新予以明确定位。他认为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不需要神学作为保障，也就是说，国家作为“真正的国家”而不是作为“基督教国家”彻底摆脱了教义精神的限制。但是，现代国家在政治的纬度上消除了“彼岸世界”的控制，并不等同于全人类都获得最终的解放，也不等同于国家公民彻底摆脱了宗教意识。这表现在政治解放的限度和自身局限性上，即使公民仍旧受到神学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双重压迫，国家也可以在政治领域上独立。一方面，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来看，国家通过政治解放摆脱了宗教的主导，但人还是会受到宗教观点的约束;另一方面，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纬度来看，政治国家从国家层面废除私有财产，但是私有财产在观念和世俗生活中并没有消失，这种存在于脑海中的观点反而成为走向最终解放的绊脚石。“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在此，马克思肯定了政治解放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具有推动最终解放的进步意义。
针对什么是人类解放？如何到达解放的彼岸？马克思认为其判断标准是现实的人能否获得人本质关系的彻底回归。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上，国家摆脱了彼岸世界在观念上的控制，使人从信徒转变为公民;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人归结为独立的人。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都回归于自身，成为“类存在物”，摆脱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局限性——即人的二重化。马克思认为我们要不断探寻人类解放的路径，就像是犹太人用他们的方式找到了解放的路径——从利己主义的社会原则和现实世界的“神”（利益）的束缚下获得解脱。
二、在实践中探索人类的最终解放
《导言》写于1843年底，其中许多概念已经在《问题》中详细阐述，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哲学和现状的分析，探索人类解放可能性与途径，认为唯有无产者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他运用批判与构建的方法，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实践批判三个纬度，一步步系统地阐述其人类解放思想。
（一）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的跨越
马克思在《问题》中阐述，只有消除宗教和世俗中的所有的异化，才能达到普通人的解放，神学的虚幻性根源于世俗的异化。对宗教的清算是探索最终解放的前提，因为具有欺骗性质的教义描绘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必须在人的观念中明确“现实世界”对“彼岸世界”的决定性关系，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2]1。顺着这一逻辑，对彼岸世界的清算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的人和世俗异化的批判。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彼岸世界的抽象虚假性来源于世俗基础，更进一步将批判从抽象的表象回归于世俗世界。
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2]2。所以，不能把批判的目光仅聚焦到某一纬度，要对尘世“开火”、对法哲学“开火”、对政治国家“开火”。这种批判从两种意义上进行，一方面，要批判德国的现状即德国的制度，即使德国这种封建政治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是被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此种批判高度已经跨越了德国的现状，所以仅仅批判德国的现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要揭露带着神秘面纱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指出片面地批判德国政治制度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触及到德国问题的核心。德国虽不处在历史的同时代，但处在哲学的同时代，唯有从现代国家的现实出发，批判问题的根源即为市民社会服务的哲学思想，才能真正地解决德国问题。
因此，批判应从两种纬度交织展开，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上批判看得到的封建落后体制，同时也要批判暗藏在制度背后看不到的精神支撑，即黑格尔法哲学。
（二）人类解放的最终方式：实践批判
当批判达到“推翻压迫人的一切关系”的高度，革命就超出了哲学的纬度。解放的路径不能只存在思辨哲学家的观念中，必须深入批判蕴藏在德国政治下的思辨哲学，使哲学脱去其神秘的“思辨”面纱，发挥好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单纯依靠抽象的哲学批判是无法到达理想彼岸的，唯有经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同时，探寻何以解放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是理论思辨的过程。人类解放这场现实性革命也不应该只在观念中进行，更应该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也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走向最终解放。“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9。马克思在此强调了革命的重要性，理论虽然不能代替实践，但理论引导人民从而转变为有力的武器。只有彻底的实践哲学，才能说服群众即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的革命提供动力与方向。
三、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载体
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给人类解放带来了胜利的曙光，这个深受压迫的阶级由工业运动人为造成的贫民组成，其队伍在工业运动不断前进、社会的急剧解体和农奴的不断加入中不断扩大，他们贫困得一无所有，具有极其强烈的解放需求。在德国只有这样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才能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2]13，只有深受私有制锁链压迫的德国无产者才能完成解放任务，点燃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在阶级压迫下永无翻身的机会，唯有打破阶级的锁链，才能获得解放，具有极强的革命精神。
無产阶级的出现，向全世界昭告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日益改变，他们要求否定传统捍卫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制度，实现人类解放，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新兴阶级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实践哲学通过对宗教、旧哲学的否定，在人的解放的高度下解决现实问题，哲学也需要能使理论转换为物质力量的群众即无产阶级。无产者推翻一切旧制度进行革命解放的过程，就是哲学归入现实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哲学需要对方，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想要获得最终解放，必须回归“人的本质”。从现实的角度进行彻底革命，不仅要批判德国的政治，更要对“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批判不是在僧侣和哲学家的头脑中进行，要在现实中进行，哲学必须与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不仅超越了传统哲学的高度，以追求人类最终解放作为价值目标，还找到了解放的精神武器（即哲学）和物质武器（即无产阶级）。
四、结语
马克思采用批判和重构的思路，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实践批判三个纬度阐述了人类解放理论，同之前所有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与现实相统一，人类解放不仅是理论主题更是实践主题。马克思不仅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6。抽象的理论由此照入现实，成为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有力武器。
青年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观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秉持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深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代接着一代干，为全人类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必须符合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春晓，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年来，面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展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正在成为新阶段的首要生长点，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阶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和超越苏联、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地“接着讲”。
一、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学”则主要是对马克思文本本身，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深入、系统、周密地研究马克思，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作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理论基石。
从概念本身来看，“中国马克思学”就是中国学者立足本国实际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解读研究，这本身就已经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学。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目的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六个必要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与精神奠基”。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是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在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上，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直接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开创“以马解马”的新的解读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中国马克思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健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造新条件，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从而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任务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也必须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共同任务，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总之，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信“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指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维护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命题，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当代中国“大众”即最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关乎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问题能
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我们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关键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学研究，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理论中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哲学问题总是源自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必将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就要使马克思学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玄妙、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学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要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人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立足中国实际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即要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尽管我们不同意这些新奇的说法，但我们也无法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根本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创新，新时代、新国情、新课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创新，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坚持实践标准，能有效避免对马克思文本解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中立”，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没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发挥“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应面对实际，突出实践性。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应以实践作为检验其当代有效性的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革之中，这一深刻复杂的实践活动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例如，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出现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将对中国产生进步的影响。对于这种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予以澄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击。“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认识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反动本质，深刻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追求目标、依靠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坚信民主社会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存在相容性，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立足本国实际，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努力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四、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事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助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来看，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把社会发展看成经济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政治、文化的反作用，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发展首先就是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他们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及其内涵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从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来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而应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研究马克思学，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书院里的学术，而要把它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当作是一种政治思想，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我国的政治实践服务。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的内涵、要求等问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面对这一命题，“中国马克思学”应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三者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样，“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