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主持人：一凡
让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瑞泉
数年前，面对新的世纪之交，尽管中国人本来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千禧年”情结，却也兴起了百年回顾的热情。其中的原因相当明白：与上一个世纪之交危象四起的中国迥然不同，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以其出人意料的迅速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如果说，江河日下的１９００年，士大夫一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话，那么，２０００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百年总结的时候，则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民族自豪感不能取代理性的批评，在以学术为职志的学者那里，这种回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知性的活动。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现代学院体制的产品，几乎所有的现代学术或者学科，都是在２０世纪里建设起来的，正如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主要是在２０世纪发展起来的一样。其中当然有其曲折和缺失，但是，无论如何，系统全面地检讨现代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在世纪的交接点上，显得尤其必要。加之学术研究本身就要求不断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得失，并求得知识的增长、更新和系统性。所以，最近几年中间，我们看到了不少分科地梳理２０世纪学术问题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们“回归学术史”的一个结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哪一套书，是覆盖全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２００１年山东人民出版曾出版过一套《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编纂者均一时之选。按照出版社的说明，原计划出版人文科学四卷，社会科学四卷，但最后出版的只限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五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并组织众多学者，编纂总计十三卷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就是以回顾学科发展的方式，参与到对上世纪的批评性总结之中。它集中的学者之多，覆盖学科之广，在此类著作甚至丛书中是罕见的。作为数年来一直参与其事的人，我这样说，一定免不了王婆卖瓜的嫌疑，好在它总算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当丛书总编委赠送的整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放在我的书桌上时，尽管我对书名没有采取《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而多少有些遗憾，还是为上海学者群体的努力、团结和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短短的时间里，不可能翻阅煌煌十三卷的全部文字；而且，由于学科的分工，作为哲学分卷的一个主编，我对其他分卷的内容缺乏专业知识，完全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不过，在长达５年的时间里，总编委曾经多次召集我们，讨论有关丛书编纂的种种共同问题，我目睹了主编其他分卷的各位学者的认真工作。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就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作的本质，是对２０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批评性总结活动的一种自觉参与。
要做总结，首先当然是要清理基本的事实。因此所有分卷的主要目标都可以说是“描写”。不仅在第一、第二两编中，以一级学科总论和本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之分论的形式，来描写该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而且特意编纂了第三编“重大争论”、第四编“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以及大事年表。希望依靠这样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学科发展的总貌，给有心检索的朋友提供较为方便的工具。当然，是否完备是不敢轻易担保的，也许还有挂一漏万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担保的：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历史怀有充分的敬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记录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立场而过多地影响到对事实的描写，至少不要因此而遗漏了重大的事件。２０世纪的实际生活复杂多变，而且人们的档案意识也不是一贯很强的，因此我们梳理事实的工作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工作也可以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任何“总结”，都是批评性的活动。我这里说的“总结”，自然不同于某些行政首长一锤定音的报告，绝对不是独断的排他的东西，而是编撰者眼里的历史，因此就包含了选择、解释和评判。这些主观性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如何，并不以我们自称“总结”就有了保证。就以哲学卷的编纂而言，虽然本卷的内容是知识性的，但是哲学本身的特征却是即知识而超知识的。因此，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当我们描写２０世纪哲学及其各二级学科（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我们只以它是当前学院建制的事实而言）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自然以编者所理解的哲学为前提。我不必讳言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我以为２０世纪中国承接１９世纪末的大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哲学革命：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经受了现代洗礼，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有广泛的传播，这两大传统经过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与古代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以哲学革命的方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动力；又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中国的”，而不同于那个“单一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另一些说法：鄙薄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成绩，好象一谈中国哲学就是传统的儒释道；中国本来没有“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成问题；更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哲学史”大多是“汉话胡说”，而翻译西方著作不过是“教洋人说中文”，如此等等。其实，这些何尝不是对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批评性的总结”？但是偏向否定性的。不过要化力气否定，则正说明它之无法绕过。所以也尽可在众多方式的“总结”中聊备一说。现在我们编的《哲学卷》，其内容只限于２０世纪，但正是在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家应对现代社会的巨变、翻译西方著述、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等过程中，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创造了堪称现代中国哲学的种种系统。我们一边说学无新旧、学无东西，一边也得承认一代有一代之学。尽翻前代旧案，是一种学问的进路，承继前辈的问题而继续推进，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关键是在其进路上是否真正有所创新。所以，尽管我们在参与《哲学卷》的编纂过程中时感惶恐，因为要在那么短的篇幅中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的哲学修养还没有高到可以使我们能绝对避免错误，更何况还有许多外在的限制。另外，多人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不错，一不小心火候有大小，烧了夹生饭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求真的心是真诚的，而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向当代哲学界的讨论会提供一份自己不成熟的报告。有一位哲学家曾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状况：对以往哲学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哲学有望融入统一的世界哲学。预言常是期望。通过研究和批评２０世纪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来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使我想起宋人欧阳修的一句诗：“早起前山路正长”。这可以表示我现在的心境。
政治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纪期盼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王邦佐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终于如愿出版了，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当今政治学者历史责任的体现。
当人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时，人类就开始了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在其享有盛誉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２３００多年，但它至今仍旧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参考。在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百年内时代之变迁，政权之交替，生态环境之变化，日新月异，变幻无穷，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五花八门，极其复杂，但我们同时也领悟到，作为经世致用之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至善”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怀。无论是学科构建，还是研究志向，都可以看作是围绕这条主线在展开。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肩负着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使命。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政治学１００年来的世纪期盼。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学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和学科架构。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与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中国近代重大社会事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学研究，其主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一概无能为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系统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借鉴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出了民权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构成其政治设计的理论依据。这位革命先行者希望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改造成为民主政治。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先天局限性，也没有为中国政治带来现代化成果。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因当时的反动政治统治而停滞不前。
比西方政治学稍晚一点进入中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传入的政治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邓初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获得主流地位，并与时俱进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使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脉相承地成为全民现实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理论的先进性带来的是实践的可行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揭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政治学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取得更多新成就。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新世纪里，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期盼，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来促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从而使政治学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更完满地实现全民的期盼。
应用经济学的经世致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谈敏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的编纂工作自２００２年启动以来，我们精心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各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这一堪称浩繁的项目。
本书对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研究，全书综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在２０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概貌，分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百年的发展状况及主要成就，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一幅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图。
可以说运用学说史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总结１００年来中国应用经济学演变及其源流，本著作具有奠基意义。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其中就含有对于经济学的应用性的强调，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则是伴随着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生发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有进行清晰地界定，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理论均被大量引入国内。“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的建立最先进行了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的尝试，此后在兴办“西学”的风潮中，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分立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分类逐渐明朗，理论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在法律专业之下，而商科专业开设了大量的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民国初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了包括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统计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商业数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上半期，囿于中国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应用经济学虽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经济学经历了初步发展、发展停滞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其沿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从单纯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为主向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转换过程，与之相适应，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也进行了演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先后进行了３次大规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专业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格局，形成了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下半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学术机构、团体、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活跃。在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应用经济学不断走向繁荣。
除了系统性和初创性之外，本书的研究特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书总的体例遵照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编纂要求，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胡寄窗先生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我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研究成果作为示范，重点强调了应用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内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以及重要的思想争论或理论观点演变这两条重要线索来展现应用经济学演进的历史过程。而这一研究方式和写作体例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是在对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的总结和整理时，并未在研究体例上作统一的要求，而是根据各个学科不同的特点，构造出了与各学科发展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架构，以更好地展示应用经济学各学科领域发展历史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三是在对２０世纪中国应用经济学重大论证的总结和梳理时，本着“高度概括、述而不作”的原则，力求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
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及传统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１００年来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在于向人们展示２０世纪整个应用经济学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而且更期望通过此书，促使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应用经济学如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进步的问题，这是本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百年反观：为了教育学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澜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２０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终于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
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答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对２０世纪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是教育学能否继往开来，避免重蹈覆辙，实现新的世纪发展的重要认识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本书在问题域的确定、体例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队伍构成等方面，都力图显现出独特性。
首先，在研究的基本路径和问题域的确定上，与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述不同，本书的总论部分，作为又一次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汇总，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以下简称“世纪问题”）。这些“世纪问题”首先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它们的产生，伴随着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并存在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制约教育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其次“世纪问题”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将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观念”解放。第三，“世纪问题”的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的反思与批判，将会带来本世纪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思维”解放。这３个“解放”就其意义而言，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这也许是百年教育学发展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学科百年史的价值追求。
上述３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交互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这些问题凸显和清晰化，我们集中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的３个发展性问题，即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作为总论的研究重点。这一部分可以概括为百年教育学术史中的“问题史”。
其次，本书试图以２０世纪主干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为核心，进行横向拓展与纵向推进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这意味着，学科史的研究成为本书体例结构中的主干。这些学科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论与课程论、教育社会学等。
再次，围绕着百年来各门主干学科内部出现的主要论争问题，做了梳理。例如，“关于教育含义的论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争”、“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结构的论争”、“关于教育起源的论争”、“关于教育本质的论争”、“关于教学过程本质的论争”、“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论争”等，这些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相关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域及其转换的过程，另一方面，各种深入的论争也不同程度地成为教育学实现转型和发展的枢纽和网结。因此，论争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也在百年教育学术史中体现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此外，不交流无以成为学术，百年中国教育学学术史因此也是一部交流史。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不同中外教育学交流等方面，也体现在各种重要学术团体的沿革，重要教育、科研机构的设立和演变，教育学刊物，教育学类工具书、丛书的出版等，它们的出现为教育学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由此可见，本书是一部集百年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问题史、学科史、论争史和交流史于一体的著作，力图长时段、全景式展现我国２０世纪百年中教育学的学术发展之全貌。本书的作者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构成，杜成宪教授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专家，在本书的编著中，与本人一起承担着主编的工作。担任各主干学科主编的专家，不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多年，而且大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转型式重建中构筑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世纪新平台。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者需要自我反观，探索教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缘起与历程，进行学科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的再寻找，实现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更新和良性生态环境的营造。
迎接中国社会学的春天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卢汉龙
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如果从严复翻译并陆续发表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算起（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３年）也已过了百年。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从“消失”到“恢复”，几经折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要记录中国社会学的１００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理解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却非简单。
本书还是努力去这样做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编撰的内容以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内容为主，同时包括了相关学科的内容。全卷篇首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沉浮与发展”为题对这门学科百年间从萌芽、成长、到中国化的探索，以及被调整和取消，到“补课”与重建，以及当今的发展都做了全面的阐述。书中用第一手的资料对中国社会学的这百年曲折兴衰过程做了全记录的分析。这对于读者通盘了解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学科地位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均很有价值。
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述评中国社会学领域内不同学科的发展，以及主要的学术成就。内容涉及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各个方面。各个部分都聘请了在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执笔，就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在本篇的各个学术领域作百年的浏览。书中力求从纷繁凝重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实践活动中，客观而清晰地梳理出中国社会学及其主要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脉络，通过资料的写实和阐发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全貌、内涵与特点，从而为读者较完整地展现一幅中国社会学百年演化的历史画卷。在本篇的最后还专设一章介绍社会学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发展，从中使读者可以领略在另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情况。
从学术发展的前瞻性意义上着眼，本卷第三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论争问题集中加以专论。主要归纳为社会学学科地位和历史分野，中国人口问题和城市化道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转型理论和阶级阶层研究，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等等。这些常论常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下一步和新的研究兴趣的培养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正在从事或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青年读者来讲也有它特别的资料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学是一门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学问。它强调以科学的理性来认识“人”的社会性现象。孔德是将“社会学”排列在继“生物学”之后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学问，所以对社会学的接纳程度是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对科学的态度有关的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中越来越认识到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只有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真实把握复杂的社会，克服发展中的盲目性，减少改革的成本，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我想这也是胡锦涛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所指的主要意思。
社会学在强调科学理性的同时也关注人本身的发展问题。按照孔德的学术“进化论”逻辑，跟在“社会学”之后进入科学状态的将是“人学”。关注人类一些根本性的特点和追求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一直将马克思作为最重要的经典理论家来尊敬。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更是站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贫困弱者同情的基础上的，具有科学的批判性。在国外，大部分社会学者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学一向被认为是研究社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一门学科，其道理即在于此。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也是通过社会学知识的传播进入中国的。而且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社会学也一度被认为是宣传“社会主义”而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所不容。所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对社会学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的尺度。科学和民主是伴随社会学成长的土壤和养料。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很大程度上即是和当时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以后，有着对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科学调查和理性探究的需要。本书的编撰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就，了解中国社会学现有的发展水平。但是由于编撰题材的限制，书中未能表现出国外学者从社会学领域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建树。读者也不难发现，虽然中国本土学者在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学科的整体水平离开社会学的科学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待努力。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王铁仙
我们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本拟称作“文学卷”。但它作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是阐述文学研究的面貌和发展轨迹，只在其间稍稍涉及一点与文学创作紧密相关的文学创作情况，因而定为现名，以免引起读者误解，以为是对百年来创作的评述。至于采用“文学学”的名称，是为了与其他各卷的书名相一致。“文学学”这个名称虽不常见，然而所指明确，即关于文学研究的学问，实际上现在国内外有些学者也已在这样使用。
本书并非“原创性”的研究专著，而是学术性较强的综述性编著。总编委会要求，本书应当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２０世纪本学科的全貌和轨迹、各二级学科的具体演进状态，以及这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等情况，因而虽是编篡，却并不容易，何况文学学的涉及面宽，所属二级学科较多。我们努力遵照总编委会的要求，重读和查找了一些学术原著，广泛参阅了许多同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积累的资料，全面梳理，细致分析，用心考量，恰当归纳，准确表述。当然，各位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都不免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有的地方还必须作出简要而明确的评价；但大家尽量采用较为公认的说法，或对两种或几种不同观点作平实的介绍，都不是当作自己的专著来写，避免以一己的特有看法来统率材料，发表评论。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吧。
要“全面”反映２０世纪百年间文学研究的面貌和轨迹，必须把它置于时代的思潮和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描述。本卷第一编为“总论”，尤须如此。这一编开头的两章，并不立即就文学学谈文学学，而是阐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现代学术的萌发和形成，评述世界性现代学术潮流影响下的新的学风、途径、方法、体制以及出现的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学术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来勾画同时期文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新气象和新成果。从而呈现出２０世纪现代性文学研究生成的实际状态。对后来的演进的描述，也宏观而如实地显示其曲折路途和“新时期”以后的重建和发展。为了“全面”，第二编关于二级学科的阐述，我们列入了“影视文学研究”。影视文学与影视理论关系紧密，比较特殊，但这套丛书未专编一本艺术研究卷，而影视理论和影视文学是我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事物，之后又迅速发展，广受关注，将之列入，以见２０世纪文学研究新貌之一方面。还有美学更为重要，但这套丛书未专编美学卷，据总编委会意见，收入本卷第二编内，置于“文学理论”学科之后。美学虽可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但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我国尤其如此，因此列入本卷未为不可，且可以体现对文学研究状况反映的“全面”。
“如实”和“全面”同样重要。第二编分别叙述１１个二级学科研究的具体演进和主要成就，首先就有一个掌握好分寸的问题。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在这百年间究竟处于什么状态、达到什么发展程度、有什么特色，都经过认真推敲后，在各章的标题上明确表达出来。例如第一章题作“走向现代与世界的文学理论”，是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反复思考后拟定的，在小范围的讨论中也认为是恰当的。我国２０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从国外的文论中吸取甚多，与我国古代的文论有很大不同；从另一方面说，则自己原创的东西较少，不能冠以“独立发展”之类的词语。第三编叙述重大论争，列了１２项。所列的是否就属于“重大”，此外还有无“重大”遗漏，没有把握。但对于列入的论争，编写者尽可能作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例如“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历来看法分歧，近年来又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章的编写者以慎重的态度，以主要篇幅相当具体、全面地按时间顺序客观引述两派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论。然后，作简要评析说：“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对居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论家的错误有过“正确的批评”和“较为中肯的意见”，左翼文坛把他们视为敌人是“没有分清敌我”；但胡、苏两位的文章有“相当严重的局限性”，他们在当时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采取超然态度又确实是有害的。应该说这是现在较多研究者的共识，并且编写者点到即止，只是给读者提供思考的线索。
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本书阐释了人文科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介绍哲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知识。
大学人文.第1辑/夏中义，丁东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228页;25×18cm.-ISBN 7-5633-4965-0：￥23.00
第十届中华大地之光获奖作品选/阮观荣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10.-322页;29cm.-ISBN 7-80153-987-7：￥98.00
孟广均文选/孟广均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0.-387页;23×15cm.-ISBN 7-03-014460-0：￥55.00
岁月钩沉：鲁辉论文集选/鲁辉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10.-188页;20cm.-ISBN 7-5087-0282-4：￥15.00
特殊视角：管理者札记/张晓山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09.-389页;24cm.-ISBN 7-5087-0232-8：￥36.00
涌动的生命线/一行飞行试验研究院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09.-299页;20cm.-ISBN 7-80680-216-9：￥15.50
哲学、文化与社会/易杰雄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369页;23cm.-ISBN 7-5434-5439-4：￥35.00
书林落叶/蔡云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0.-216页;23cm.-ISBN 7-5006-5965-2：￥22.00
杨应忠文集/杨应忠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09.-694页;21cm.-ISBN 7-225-02622-4：￥36.00
C8统计学
实用统计学/王根良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0.-210页;26cm.-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系列规划教材.-ISBN 7-03-014111-3：￥19.00
实用统计学原理/周正良，程忠国主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09.-189页;23cm.-21世纪岭南高职高专系列教材.-ISBN 7-5609-3219-3：￥18.80
统计学/刘永录，陈英乾主编.-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09.-264页;23cm.-ISBN 7-80621-819-X：￥22.80
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张文彤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09.-424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ISBN 7-04-015864-7：￥36.00
SPSS统计分析基础教程/张文彤，闫洁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09.-366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ISBN 7-04-015855-8：￥32.00
统计分析方法：SAS实例精选/曲庆云等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486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计算机应用.-ISBN 7-302-09129-3：￥46.00
统计软件SPSS 12.0 for Windows应用及开发指南/苏金明编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09.-457页;26cm.-ISBN 7-121-00277-9：￥49.00
国际统计年鉴.2004/李德水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399页;30cm.-ISBN 7-5037-4381-6：￥200.00
中国统计年鉴.2004.总第23期/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1011页;30cm.-ISBN 7-5037-4352-2：￥298.00
上饶经济社会统计年鉴.2004/上饶市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453页;26cm.-ISBN 7-5037-4499-5：￥198.00
C91社会学
e时代人际关系/(日) 本博明著;高丕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94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645-4：￥18.00
客套话、漂亮话、分量话：实用口才3项修炼/郭碧莲编著.-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10.-400页;21cm.-ISBN 7-80677-840-3：￥24.80
怎樣控制对方的情绪/(日)大和玛雅著;张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48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330-7：￥18.00
杰出青少年的9大能力/张国诚编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11.-288页;21cm.-ISBN 7-5044-5058-8：￥19.80
热忱能成人事/戴尔逊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10.-247页;20cm.-ISBN 7-5047-2204-9：￥19.80
瞬间洞悉人心/(日)桦旦纯著;常兆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97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329-3：￥18.00
民间组织通论/王名，刘培峰等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09.-377页;24cm.-ISBN 7-80009-825-7：￥50.00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姚惠忠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9.-348页;26cm.-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ISBN 7-301-07762-9：￥35.00
公共关系实务/许成钦主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09.-292页;23cm.-21世纪高职高专管理类系列教材.-ISBN 7-5609-3246-0：￥29.80
公共关系学/邓丽明等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243页;24cm.-(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教材出版工程).-ISBN 7-03-014095-8：￥22.00
公共关系学教程/齐家福，栗宗祥，杨红波主编.-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09.-393页;21cm.-ISBN 7-5047-1864-5：￥25.00
新谈判优势/(英)肯尼迪(Kennedy,G.)著;爱丁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10.-269页;20cm.-ISBN 7-121-00333-3：￥20.00
公共关系与现代礼仪/宋常桐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250页;26cm.-高职高专经济管理专业教材.-ISBN 7-302-09591-4：￥25.00
卓越公关人/吴锦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140页;23cm.-(百变公关).-ISBN 7-208-05379-0：￥17.00
99分的记者会/吴锦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163页;23cm.-(百变公关).-ISBN 7-208-05378-2：￥18.00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困扰：一个社会心理学者的观察和思考/李强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1.-191页;21cm.-(心理调适丛书).-ISBN 7-03-014340-X：￥13.80
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王子今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378页;20cm.-(性别研究丛书/李小江主编).-ISBN 7-80190-251-3：￥26.00
哈佛职业生涯设计/(美)巴特勒(Bulter,T.)，(美)沃德鲁普(Waldroop,J.)著;赵剑非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09.-238页;24cm.-哈佛职业生涯兴趣手册.-ISBN 7-5044-5087-1：￥26.00
工作与心理学/(日) 本博明著;刘彬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228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818-X：￥18.00
好工作是这样找到的!：职业生涯的自我规划与实施/徐中奇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01.-192页;23×15cm.-ISBN 7-121-00502-6：￥19.80
金饭碗是这样炼成的：求职打工与创业最新完全指南/胡建文编著.-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4.11.-265页;22cm.-ISBN 7-80110-617-2：￥25.00
职场成功一点通/张健伟编著.-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09.-307页;20cm.-ISBN 7-5082-3236-4：￥14.50
社会福利/陈银娥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9.-349页;23cm.-21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ISBN 7-300-05863-9：￥26.00
识破谎言/(日)桦旦纯著;陈刚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85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819-8：￥18.00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王晓晨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0.-490页;21cm.-(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丛书/王臻荣主编).-ISBN 7-203-05153-6：￥120.00(全套)
C93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宋晶，郭凤侠主编.-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0.-389页;21cm.-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ISBN 7-81084-454-7：￥20.00
管理学原理/孙凤芝，赵善伦主编.-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09.-351页;26cm.-ISBN 7-81067-627-X：￥35.00
管理学原理/余秀江，张光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9.-303页;23cm.-简明工商管理课程教材/李善民主编.-ISBN 7-300-05866-3：￥20.00
现代管理学/魏安民编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0.-443页;21cm.-(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丛书/王臻荣主编).-ISBN 7-203-05153-6：￥120.00(全套)
新管理事典：世界最流行的168个管理新概念精汇/黄宇编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09.-343页;24cm.-ISBN 7-80112-652-1：￥38.50
管理大道：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曾仕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53页;26cm.-ISBN 7-301-07795-5：￥32.00
办公自动化/梁士伦，刘新飞主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0.-225页;26cm.-高等院校规划教材.-ISBN 7-111-15299-9：￥22.00
国家秘书考试高分突破/黄良友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09.-348页;26cm.-ISBN 7-5015-4198-1：￥35.00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教程/张艺全主编.-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09.-168页;23×15cm.-21世纪电子商务系列教材.-ISBN 7-5623-2137-X：￥18.00
管理信息系统与案例分析/樊月华等编著.-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1.-220页;26cm.-计算机应用技术系列教材.-ISBN 7-115-11767-5：￥20.00
现代领导心理学/俞文钊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0.-471页;20cm.-ISBN 7-5320-9548-7：￥29.00
中层领导必备/陈春风编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09.-389页;24cm.-ISBN 7-5044-5071-5：￥56.80
决策与判断/(美)普劳斯(Plous,S.)著;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09.-259页;23cm.-(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彭凯平主编).-ISBN 7-115-12759-X：￥28.00
人生智谋串串烧/子展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09.-329页;23cm.-(人生幸福自助餐丛书).-ISBN 7-80697-242-0：￥23.00
内部控制基本原理：融于管理体系中的内部控制/郑石桥等著.-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09.-250页;26cm.-(内部控制丛书).-ISBN 7-80693-817-6：￥30.00
本书从内部控制的本质、目标、作用等方面对内部控制基本原理进行论述。
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朱帅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38页;23×15cm.-(职业经理人十万个怎么办).-ISBN 7-301-07788-2：￥34.00
世上没有笨孩子，只有输在时间上的傻孩子/欧林中国团队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64页;19cm.-ISBN 7-302-09650-3：￥8.00
自律：高效能员工自我管理核心教程/张海峰编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10.-167页;20cm.-ISBN 7-5044-5222-X：￥16.80
组织行为学：第8版/(美)谢默霍恩二世(Schermerhorn,J.R.)，(美)亨特(Hunt,J.D.)，(美)奥斯本(Osborn,R.H.)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1册;26cm.-清华MBA核心课程英文版教材.-ISBN 7-302-09483-7：￥56.00
组织和人员管理案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案例/(美)布勒(Buller,P.F.)，(美)舒勒(Schuler,R.S.)著;卢嫄，林仕平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380页;26cm.-(工商管理优秀教材译丛).-ISBN 7-302-09082-3：￥38.00
應急救援概论：应急救援系统及计划/刘茂，吴宗之编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09.-337页;26cm.-ISBN 7-5025-5774-1：￥35.00
C96人才学
中华人才谋略/金宪宽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09.-330页;20cm.-ISBN 7-213-02898-7：￥19.00
C97劳动科学
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从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以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揭示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与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并启发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关键词：
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争，双方都各持其理，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加“合理”“真实”及“可信”。本文无意介入社会科学界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只是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研究多元范式的梳理，偏向质性研究深描诠释的分析，以此回应国内社会科学界目前崇尚单一的量化研究及对质性研究的不深入了解，并启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多元路径，探讨定量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及研究方法创新。
一、社会工作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一直崇尚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此种研究范式主要是师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追溯其历史，早在18世纪，经验主义大师霍姆(D Hume)已经明确指出，要将对自然界研究的成果回归到人的本身，就要发展“人的科学”。当时霍姆认为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方法与牛顿研究自然世界一样。事实上，“透过经验与观察的科学方法，掌握心智世界的规律，从而充分理解人的心智与行为的关系”[1]292，也即是后来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基本理念及精神。然而，人是由身体、心理、社会性、道性德(灵性)等构成的复杂主体，仅仅依靠“硬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来认识与研究人的问题是片面的。以下笔者基于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发展，来说明国外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多元范式的研究时代;同时在描述质性研究方法迈向主流化之中，分析量化研究的“霸权”地位正在动摇。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层面也需要采取多元的研究范式，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经历跨越式的转变。
(一)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多元理论范式及其基本差异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理论范式，而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理论范式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本体论回答的是“真实性”问题，涉及“现实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等;认识论探究的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知者是如何认识被知者的”;方法论解决的是“研究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发现的事物的”。
以下笔者将通过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三大理论范式，即实证主义、批判社会科学(又称批判理论)、诠释社会科学(又称建构主义)的解读，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新的理论范式的参考。同时，也通过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简略比较分析，启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新思路。
关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研究者曾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较为流行的理论范式有三种，即实证主义、诠释社会科学(或称为建构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或称为批判理论)[1]16-17，表1说明这三大理论范式的基本差异。
(二)质性研究与三大社会工作研究范式的关系
以上介绍的社会工作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与质性研究方法之间有着并不相同的亲近关系。
第一，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选择质性研究方
法并不必然是非实证主义的路径。实证路径的研究者会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通常是因为研究所处的阶段尚不便采取计量的方法，或是研究者的条件尚无法进行计量研究，从而需要开展探索性研究。
第二，与实证主义路径的关系相比较，质性研究与诠释路径范式更具有选择的亲近性。这就是说，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最适合用来展现诠释路径所欲展现的社会世界意义的形貌。因为关于社会工作研究对象的意义陈述显然不是数字所能充分传达的，它必然要依赖叙述并通过社会脉络的呈现，才能深入展现意义的深描诠释。
第三，批判路径的经验研究也常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研究中，批判路径与量化研究方法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必然性。不过，到目前为止，量化研究方法所能揭露的结构特征，常常是外部的、形态学的结构。而批判路径所关心的常常是社会的整体结构或是深层结构，也可以是文化结构层次的事物。
二、 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社会工作研究并没有完全被实证主义所淹没。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的兴起，质性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与优越性则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发展，并且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日益丰富。比如，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象征互动论与语言的社会意涵，以及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等。而在质性研究的多元理论基础中，最有代表的理论是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以下笔者主要描述诠释学观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并透过一个特殊的诠释学角度即生活世界与默会知识，来分析此种方法是如何做到对被研究者意义世界的深入理解的。
(一)质性研究的对象：生活世界
从诠释学观看，质性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lifeworld)”。因为质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行动的浅描之上。同时，质性研究基本上是用理论的形式来表达的，并要对研究对象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洞察。如此，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即“互为主体的”“共享的”的意义世界)这个概念就进入了我们的关注中。
事实上，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焦点指向了生活世界。比如，象征互动论者米德(Mead)的情境定义与背景共识等概念;苏茨(Schutz)的手头知识库、窍门与类型化等概念;加芬克尔(Garfinkel)的权宜性、索引性及反思性等概念。上述概念最终都指涉生活世界的特性，而哈贝马斯(Habermas)则标举“生活世界”作为其沟通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可见，诠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均把生活世界视为最核心的概念，而这正是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
进一步，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质性研究者认为，行动者(包括行动、创作、事件及制度等)乃是质性研究的表层现象，而行动者背后的生活世界才是质性研究的深层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认为，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前科学、前反思的先验总体视域，它以背景共识、情境定义的方式预先存在于人类象征互动过程中。如此，生活世界既是意义的根源，又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二)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深描诠释
以下笔者将通过从表面到深厚、从描述到诠释的深化过程，来说明质性研究的解释方法，见图1。
第一个层次是“表面描写”或浅描。即以“社会科学的大字眼”来描写研究对象的行动。比如，研究者今天去看一幅著名的世界名画，他讲出了画里有什么，如颜色、构图及光影等就是浅描。但是，要真正阐明这幅世界名画的意义，必须进入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深厚描写”。即透过“接近实际经验的概念”来建构行动与生活的“逼真性”，以便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捕捉行动的意向与主观意义。而研究者在进入深厚描写的过程中，将会立刻发现“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也就是研究者唯有将行动者个人主观的行动意义与行动者个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关联起来，这样的描写才有可能是深厚描写。比如，研究者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时，只有将画家的个人生活世界(包括生活时代、年龄、当时的想法及想表达什么等)放进去，才能探究这幅画在画家的生活世界里有什么意义。同时，对画家个人生活世界的了解，正是正确理解这幅画的意义的重要条件。
第三个层次是“深描诠释”。即关注行动者身处的大环境——社会生活世界，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意涵。比如，研究者要诠释画家的社会生活世界，则需要理解这幅名画体现了什么时代精神，当时美术界里流行什么画风以及整个艺术思潮是什么等。由此，研究者才可以理解画家背后的一套价值观与理念，即画家吸取的社会共享的意义世界是什么，从而赋予一个作品或行动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深层意义。
第四个层次是“反思的深描诠释”。即将诠释的行动与研究者或读者自身的关联，以建构这个行动对我们(包括研究者与读者)自身的意义。如此，从理解开始，属于研究者或读者的生活世界(前理解)一直介入到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中，并成为我们理解及建构行动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利用后现代绘画或末世画风的观点来诠释百年前的老画，这就需要反思：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批评的?自己喜欢哪种绘画风格?自己有什么样的绘画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上述四个层次的诠释时应是同时出现的、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它们相互交错研究者才能够相互反省。不仅如此，深描诠释法也具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意涵，包括：深描诠释与视域融合之间的关联，深描诠释与二度建构的关联(研究者不可能外于研究对象)，深描诠释(意义理解)与理念型(如绘画的古典主义、印象派、虚无主义、写实主义)的关联，深描诠释与社会学想象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开展深描诠释时，研究者就需要发挥三种想象力：一是历史的想象，即注重行动的历史脉络，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否则会导致结论的平面化与武断;二是人类学想象，即应从我们的族群(价值观)跳出来，进入别人的族群(无论是阶级、性别、种族、文化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去理解，并接纳另类生活世界;三是批判的想象，即研究者必须思考研究对象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此，研究目的就将变为找寻进入解放或促进社会迈向更理性未来的可能性。
(三)质性研究的素养：默会知识
如果质性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事件或行动背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描诠释，并且生活世界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心照不宣的，也就是默会的，那么质性研究方法论意义将会有一个向“默会范式”的转化，原因如下。
第一，在自然状态下，对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行动者是沉默不说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却要求行动者将其说出来或者尽力帮他说出来。如此，对于沉默不语的生活世界，要理解它则必须要用默会的方式。相应地，一个研究过程就变为一个以默会为主的认知过程。
第二，质性研究能力的好坏，本身是无法用类似量化客观的规则来衡量的。那么，质性研究的标准又是什么?当然是默会知识，即在学者社群默会式地共同认定的标准之上。换言之，好的或不好的质性研究是依靠学者长期浸淫于学术研究中日益养成的默会能力来判断的。这就意味着默会素养并非靠明言规则的教导或短期训练就可以得到，而必须在生活中去养成。
至于如何培养研究者的默会能力，不得不谈及默会知识理论的创始人波罗力(Polanyi)的观点。波罗力曾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即研究对象知道并能够说出来的明言知识;另一类是默会知识，即研究对象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隐知识。严格地说，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并不是两种截然二分的知识形态，如图2所示，默会知识是一切显性知识成立的根基。嘴巴说出来的是明言的，但他人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语言的使用代表着我们的直觉理解与综合的领悟，这就是默会认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从经验累积中学习及沉淀的知识即常说的实践经验就是默会知识。比如，中世纪的工匠以传统的师徒制形式代代传承工匠技术，今日这种师徒制的精神仍然在社会工作的师徒式督导或者科学研究与传承中被保留下来，如有名望的、有经验的科学家带领新手学习等。因此，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将更为重视知识形成的默会成分。虽然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我们无法用客观法则来说明质性研究应当如何，因为质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主要的研究方法都深深地立基于默会知识之上。然而，从默会知识的观点出发，我们又可以预见知识范式的改变。即知识主要并非以理论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明言的书本中，而是作为一种素养，寓居于知识使用者的身心状态中。[3]
可见，质性研究者必须“在做中学”。唯有在实际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的锻炼中，一种默会的质性研究能力才能建立起来。至于如何培养质性研究的默会素养，主要途径是“案例性学习”。与此同时，在逐渐培养“理论性素养”“技术性素养”与“实践性素养”三种辅助意识并身体化之后，研究者的默会素养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及其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欧美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谓的“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争议。80年代之后，质性研究方法渐渐被接受，而这样的争议也逐步趋于平息。笔者认为，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性”两类研究方法除了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收集的资料不同之外，在哲学、意识形态及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争议的根本所在。
(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
1.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
量化研究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社会研究之上，认为唯有经过实证研究所得的知识才是知识。一般来说，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重点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即单一主义或自然主义)，唯有感官经验到的才可以被接受(即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概括构造的过程)，假设性演绎及验证，客观中立(无价值判断及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1]293
进一步，从实证主义范式下量化研究的设计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假设测试”的验证过程，控制实验的方法是很理想的，其调查设计涉及相关设计、因果关系。比如，因果关系的建立通常需要三个条件，即相关、时序以及此关系的非假设性。[4]概括地说，量化研究的过程及逻辑结构见图3。
2.反实证主义范式下质性研究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放弃数字”的新研究范式开始通行。因为对于人的研究无法排除研究及研究者涉入的影响，并且意义与互动又因人而异。如此，诸多社会工作(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研究现象(包括心理学研究现象)只能被了解，而不能被控制实验或者验证测试，更不能被复制。
在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下，质性研究呈现的基本特性有：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强调研究对象的个别经验、感受及“二度建构”);描述(非常仔细地描绘研究的场景);网络主义(将事件放在发生的场景或网络中去看，并且企图对事件的始末做通盘整体的了解，即采取所谓的整体主义或网络主义);过程(非常重视变迁及背后的过程转机);弹性(采用开放式或非结构的方式);理论及概念的形成(着重分析归纳、形成“概念”与主题等)。[1]298-300
从以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看，在量化研究者眼里，质性研究是不科学的;同时，质性研究者认为，唯有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充分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资料，并认为量化研究是不科学的。如此，科学及非科学的分际落在一种求知的态度上。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走向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诸多社会工作研究者认为，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也会随着人类思考方式而改进，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借助研究发现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对自然环境也好，对人类社会生活也好，当我们能了解得更深，就应该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断与决策，人类也会生活得更好。如此，从社会工作研究的总体上看，质与量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结合的，并且两者的结合也是有益的，只是必须考虑到结合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假设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量与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予以组合，但我并不希望完全消除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方法就像文化一样，应该是越丰富多彩越好，而不应该过于简单单一。
1.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在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工作学术界)，有关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能否结合的具体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纯正派、情境派、实用派三种观点。[6]
(1)纯正派的观点认为，质与量两种方法分别基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其对社会的理解与研究的本质也有一些不同的假设。如此，质与量两种方法之间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为了保持研究的纯洁性，不应该将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混杂在一起使用。
(2)情境派的观点认为，量化、质性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
(3)实用派的观点认为，质性方法可以与量化方法结合使用，但这派更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比如，研究者会将讨论的焦点主要放在方法的使用上，不讨论范式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也不深究标准衡量的问题等。
进一步，在量和质的研究如何结合的类型上，马克斯威尔分成了整合式与分解式两种结合类型，并在这两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结合形式。比如，在整合式结合中可以分为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分叉设计方案;在分解式结合中则有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内含型设计方案。[1]477-480
2.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从量化质性研究结合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除了追求范式的纯粹度之外，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与质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正如人格心理学家赫根汉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研究对象就像是漆黑房间里一件不能直接触摸到的物体，研究范式则是从各个角度投向该物体的光束。光束越多，照射角度越不同，人们对该物体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这样，就可以对研究的现象进行多层次的透视。[7]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新范式的质性研究将为我们提供知识的新视野及丰富的经验，但在精确度上仍不及量化研究。因此，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是可以公平地结合的，它们有各自的长处、短处以及结合的前景。
基于以上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深描诠释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多元研究范式，尤其是伴随以诠释学观点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发展，已经颠覆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霸权”地位，并建设性地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由此开启对人类自身及社会问题多层次的透视与不同的行动取向的回应。而这种社会工作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在研究范式上主要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取向，注重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以激发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思维。同时，在人类社会知识的获取与分析上，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超越单一的“量化”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尤其注重从人的心理、社会、精神层面，来丰富人类社会信息或社会问题的研究，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确立及获取、解释与回应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中迈向多元化的路径。
[1]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2.
[2]GUBA E G， LINCOLN Y S.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N K DENZIN， Y S LINCOL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lifornia：Thousand Oaks，1994：45.
[3]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南华大学教育出版社，2003：4.
[4]BRYMAN A， CRAMER D.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53.
[5]胡幼慧.质性研究[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6：65.
[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70—471.
[7]赫根汉.人格心理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14.
(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王香丽)
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2009年3月28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前瞻暨纪念《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会议”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辛文，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章玉钧，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殷建中、理论处处长王素，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段建玲，四川省社科联秘书长李泽敏，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社会科学研究》编委会主任贾松青，四川省社科院院长侯水平，四川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周友苏，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志田，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富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梅琼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新华文摘》总编张耀铭，《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柯锦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法室主任张安民，《学习与探索》常务副主编冯向辉，《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王卓，《东岳论丛》副主编李然忠，《江海学刊》总编韩璞庚，《江苏社会科学》总编金晓瑜、副总编李静，《浙江社会科学》主编俞伯灵，《广东社会科学》社长刘泽生，《人文杂志》总编杨明丽，《江汉论坛》副总编陈金清，《云南社会科学》主编黄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罗骥，《社会科学报》副总编段钢，以及来自省内的学者、期刊界同仁130多人参加了会议。周友苏副院长主持会议，贾松青书记以“构建时代深刻需要、富有时代意识的期刊平台”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立意深远的讲话，殷建中副部长宣读了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同志的贺信，周友苏副院长宣读了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同志的贺信，《社会科学研究》总编张小路汇报了办刊情况。
就“学术期刊与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贾松青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当前，有社会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学术期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人文导向、价值导向、守护精神家园、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把《社会科学研究》办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党政机关决策服务的学术平台，办成传承文化、创造新知的智慧果园，办成学者的心灵家园，办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同时又具有巴蜀作风、巴蜀风格的学术创新阵地。学术期刊要办出质量、办出特色，重在编辑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感，重在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境界。既要善于发现和推出重大研究成果，又要善于培育科研新人，推出学术大家。因此，从学术与编辑的内容方面来讲，应该有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从学术与编辑的人才方面来讲，应该有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人才意识。
张耀铭总编在向《社会科学研究》表示热烈的祝贺。称赞《社会科学研究》是当今研究和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和重要窗口之后，认为从中可以引发对优秀学术期刊应具备的品质的思考。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坚决拒绝无意义、无价值的伪问题；必须直面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科学地观察“挑战一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在学术水准、学术课题、学术服务、学术争鸣、学术风气等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
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结合自己所供职高校学术研究发展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提出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少具有的六个方面的社会功能：1.旗帜的功能。学术期刊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建立、主旋律的弘扬中起到旗帜、阵地、窗口的作用。2.论坛的功能。学术期刊在坚持主流人文价值、精神导向的同时，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更多的发散及发展空间。3.智库的功能。学术期刊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的参谋。学术期刊在密切关注实践的现状和发展、跟踪实践、凝炼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有价值、能够指导实践发展的见解和建议。4.平台的功能。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拓展提供了载体和平台。5.摇篮的功能。各学科的大师们在这个摇篮中播撒下思想的火花；学术的新进们从这个摇篮里得到养分，茁壮成长，并获得学术成长的空间。6.纽带的功能。学术期刊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宽阔的桥梁，实现了学术和实践、企业和高校等多层面的互动。
柯锦华副主编回首自己20多年的编辑职业生涯，提炼出作为编者所经历的三种不同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仅仅认为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成果的窗口。处于这种境界中，就会认为编辑不过是以好的学术眼光，挑出好的稿子，并通过杂志展示出来而已，容易养成一种旁观者心态。第二种境界是认识到学术活动是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学术期刊的编辑可以介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也就是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意识确立的过程，是主动加入到学术创造活动过程中的境界。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要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编者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做学术研究，要读书思考，要关注学术发展。而最高境界应该是，编辑同时是学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虽然现在要做到这一点还不现实，但这种境界作为一个理想，应该成为我们坚守的目标。这对于规范我们现在的办刊行为、校正我们办刊的方向，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只要向此努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超越现有的水平，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杨明丽总编则从学术期刊对学术生态的引领方面做了深刻的发言。她说，近年来，由于高校扩张，纷纷争取各种行政资源，对于学科建构有了空前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高校学术体制造成了学术生态的种种隐忧：1.功利化。在目前功利化、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大多数人从事科研工作更多是为了评职称、聘岗位、拿学位等，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兴趣之上。2.形式化。我国学界在引进西方学术范式时，主要从形式上加以模仿，结果丧失了宝贵的问题意识，导致对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失语。3.碎片化。在没有理论思考、缺乏问题意识的状态下，学界研究呈现碎片化。学术期刊生存在学术生态之中，必然受其影响。不少期刊不幸地卷进了这种功利化的链条，并且沦为下线。学术期刊要避免成为功利化链条的下线，而且还要对学术风气具有引领作用，就要做到：第一，从风气上抗拒功利化，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编辑的主体意识。第二，坚持编辑导向。编辑学者化，在选题方面具有问题意识，期刊才能有鲜明的特点，才能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能取得和西方学术界的对话权。
张安民主任具体谈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学术期刊
为进一步提高学术品质所采取的做法。1.调整期刊结构，尽量做到学科覆盖全面，不炒作强势学科，不遗漏弱势学科。2.规范编辑流程，对一整套以“编辑+顾问”为核心的编辑流程制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3.强化编辑素养，将编辑工作汇报会制度化，并随机抽查编辑所负责期刊的质量。4.严格质量管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建立了完整的质量考核制度，以定量与定性、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期刊质量进行监控，将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组稿标准、编校标准等四个方面分解为相关的系数，逐项打分，以评价期刊的情况。
《社会科学研究》早在1982年就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四川省社科院沈伯俊研究员正是研究《三国演义》的开风气之先者，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因此，他深怀感激之情地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长经历谈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三点作用。第一，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时代脉搏的感应者。第二，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新思想、新学说、新观点的传播者。第三，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学术人才的培育者。
韩璞庚总编对于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立场与中国风格做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引领学术讨论、激励思想创新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活泼的心灵观照，真正承担起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思想再造的历史重任，应该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文本关注与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文化自卑与文化自信等三层关系。而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巨大问题以及中国经济这30年的巨大成功，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思当代世界问题，思索中国的成功经验，学术研究与学术理论期刊应确立鲜明的立场与观念，为创造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贡献智慧与力量。这需要：研究中国道路；秉持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范式；成就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
王卓副主编着重谈了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个性，以及如何应对学术成果传播的网络化两个问题。她认为，由社科院及社科联系统主办的综合性期刊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刊之间的区别度不大，且随着高校学报名刊工程的推动，将会造成更多千刊一面的现象。综合性期刊有必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注重优长性和特色的开拓，要具备个性风格与品牌价值，在品牌特点上作更多的探索。而纸质期刊的功能，尤其对于越来越熟悉并依赖网上信息的年轻学者而言，已不再是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而渐渐向学术证明演化。但由于目前各家杂志社对应对此趋势的准备不足，导致各期刊网得以在对各期刊著作权剥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期刊的个性被过滤，利益被侵占。因此，各刊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并赢得平等的对话权利；应探索更为合理的数据化方式，避免成为期刊网纯粹的打工者；应主动适应网络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需要。将纸质期刊的办刊理念、学术追求、技术规范等长期积累的经验与特点在网络化中加以继承和延续。
杨先农主编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办刊体会阐发了几点意见。1.要充分发挥重要学术期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发挥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研究的作用。2.要有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有良好素养的编辑人才。3.要继续探索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传播效应的途径，以更广阔的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大众化。
丁伟志研究员曾从事过《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工作。他的发言不时引《中国社会科学》之创办为例。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以“探索真理”为办刊的一条基本指针，认为坚持以“探索真理”为指针，正是办好学术期刊的精魂所系。牢牢把握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便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游离了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必将滑坡。但他同时认为，坚持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若是出现问题，都要追究编辑或出版社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不是这样的。其稿约里明确表示：所有本刊发表的文章都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作者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编辑部也不干涉作者的意见，文责自负，这样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才能保证学术创新的实现，才能保证学术期刊的生机勃勃和学术价值，才能保证作者有勇气在自己的文章里、学术领域里探索真理。
张康之教授从一个读者、作者的角度思考了如何办刊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学术期刊承担着伟大的使命，就是要把一大批作者送入到历史中去，当学术期刊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把自己写入了历史的某一页中。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国外将开始全面关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这也将是办好学术期刊的新的起点。学术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章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类，实证研究类，思想、理论叙述类。对不同类型的文章选稿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学术研究类文章注重其规范性；实证研究类文章选稿时可以先看其结论，再看论证过程，再审读它所使用的各种模型；思想、理论叙述类文章则要看其创新性和现实性。从学术期刊的思想导向来看，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要回到中国古代去，一种是要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学术期刊应当对于矫正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发挥作用。承担起思想启蒙的责任，是学术期刊在今天具有的更大的历史使命。
下午，会议进入对“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主题的讨论。罗志田教授发言论述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的某些面相。他认为，“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变化不少，但必须指出，变的一面不能太夸大，有相当地方可见“传统不死”的一面。近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李昌麒教授回顾了“经济法研究30年”，认为经济法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当短促，但是却非常令人瞩目。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法学人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比较重视理论创新和对法治的贡献。对于今后的经济法理论及制度研究，李昌麒提出了可以完善的几个方面。
王富仁教授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发人深省的发言。他说道，目前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很可能孕育着一个转换，且这个转换很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是从我们以前所取得成就的基点上而来，而是建立在问题的基点上，将来自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强烈感受中。
杨光斌教授就“制度变迁与社会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体系，都是把特定的历史经验变成了普世化的价值，因而出现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由政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三种脉络。但无论由哪种主体主导现代化进程，都要注意社会与国家的平衡问题。
四川省社科院盛毅研究员谈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研究30年”的看法。我国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各个改革阶段的突破口，盛毅研究员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探索的问题。
梅琼林教授就“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知识整体性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生活对总体性反思的需要。在学科整合中。可能会出现学科的交叉与传统学科界限的消失，综合性课题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学术共享方式的创生等变化。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文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争议，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野可能是弥合这个分歧的一个途径。
这次会议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形成了观念的互动，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对《社会科学研究》未来的发展，对整个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与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张小路
社会科学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因此，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核心”
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列宁的上述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民主革命时期，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缺陷还不明显，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其消极作用就愈来愈突出了。
(二)“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是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引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认识上的根本性飞跃，开拓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主要是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层次性这个环节达到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根本点和基本点。这就是说，我们要注重把握精髓、根本点和基本点，而不要过分看重那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特别是价值论。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求规律的问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关涉事实认识的、认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特别是价值观这个核心内容，不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重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注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领悟实事求是的真谛。
(三)“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
此外，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些论述的深层思想和理论根据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同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相适应的一般规律。揭示这些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因此，这些一般规律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根本，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些一般规律的逻辑展开和具体应用。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精神的当代思考
马克思哲学思想是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史上，它无疑具有其他哲学思想无可企及的历史高度。谁来改变世界?如何改变世界?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精神内涵所在。马克思哲学始终把实践活动的人作为主体，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历史生成与发展，科学论证了唯物史观。把握这一精神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与彰显人的理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价值之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空中，鉴于生产的发展而不发达状况，人们的科学文化发展及认知能力发达程度不同，哲学家们总是悬设一个个形而上的理念，来回答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质疑。这些文明成果一方面成为哲学发展进步的阶梯，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在意识领域，迫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处于自己生活的屈从地位。诞生于19世纪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引起了那個时代哲学界颠覆性的革命。因为它真正突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倡导人对自我命运实践的理性把握。
纵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的工作重心首位。党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利益从最高层次说，就是人民幸福生活，无论是政治还是生产活动，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在此基础上，党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的历史命题，探索和解决民生问题仍然是我党的工作重点。因此，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精神，这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推演与应用是马克思哲学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正是以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为起点的，马克思同样立足人的实践活动发展，科学地论证了意识、交往、分工的形成及演变，进而说明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与社会所有制演进的关系，最后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
(三)理论的批判性与实践的革命性相统一是马克思哲学基本的指导原则
理论的批判性正是无产阶级实践活动革命性的价值取向。这种理论的批判性与实践活动的革命性的统一，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基本指导原则。另外，这种理论的批判性与实践活动的革命性的统一，也内蕴着实践活动中主体不断对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上新的把握。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无不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原则。
三.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核心”、“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是核心”、“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为核心，是实践的哲学、是对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思想之所以位列于当今时代的前沿，是因为它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实践活动着的、人的哲学;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立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之所以革命，是因为它强调了实践活动的历史生成性与创新性。今天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