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教育体系的不断改革，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逐渐出现在教育教学中，但是教育的模式最重要的是对于教师课堂教学的创新、对教学方式还有教学工具的创新等等，但实际上对于考试改革的关注度却很小。可是就我国的教育现状来看，考试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要加强重视度。本文针对我国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改革进行分析、并且对考试中运用诵读教学的模式进行探析，希望对我国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改革有所帮助，以此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诵读教学； 高校古代文学； 考试改革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历经了从重原典-重文学史-重原典的一系列过程。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诵读教学是最为重要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增强高校学生的诵读能力、知识记忆能力、分析能力，但是却和目前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有相悖的地方，这便需要教师改变考试模式，例如：将课后的古文作业转变为课堂作业、变重文学史检查转变为重文学作品的检查等，以此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改革可以顺利实行，并且可以取得显著成果。
一、目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状况
在我国高校教学的课程中，古代文学课程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在教育改革上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度，不光是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有课堂教学的创新都是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以下是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现状分析：我国高校古代的文学课程考试主要包含：①传统的考试方式。主要指的是，我国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需要的试卷都是由任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堂教学内容来出题，但是教师所出的试卷涉及到的知识点比较少，难以对学生的掌握的知识进行检测，而且这样的考试方法的评分标准都是由教师本身制定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不能真正考核到学生的学习古文的能力。②标准的考试方法。主要是指有专门的命题人员对我国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命题，在经过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的探究和分析后，找出教师教学中出现的考点和难点，得出全面具体的内容，从而进行考试命题。这种考试方式的运用，可以规避传统考试所具有的不足，确保考试的试题关系到教材的每个知识点，并且对学生的考试以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譬如：固定的考试形式与出题方式会导致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发挥，也会出现学生猜中考试题型的状况出现，考试答案也更具客观性，学生的思维方式出现固定化，以至于形成“读死书、死读书”的状况。
二、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使考试与日常的诵读教学相融合，增加平时成绩的比重
在高校教师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考试与日常的诵读相融合，而考试时间也并非只有在固定的日期才可以进行。譬如：教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可以不定时的要求学生进行默写与背诵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段落和句子，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比赛，并且可以把这些课堂上所有的活动成绩都作为学生日常的成绩，以此增加学生期末成绩的分数，以平时表现的成绩的累计加上期末试卷的成绩，成为学生最后的期末成绩。
（二）尽量使考试中的答案更具广泛性和主观性
在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的考试中，要尽量避免试卷中的“标准化答案”，要在试卷中加入主观性的题目，为学生创造新的思维的机会。学生对于在诵读模式下的考试答案已经不是以往的固定的答案要求，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多样各异的答案，可以更有效的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的考试可以更顺利的进行。
（三）要改变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形式
在以前，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题型绝大程度上是以填空、默写、简答、论述等为主，可是在诵读模式下进行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可以出现古代文学的鉴赏与古代文学改编的考试题型，其主要的原因是诵读模式下主要增强学生的古文鉴赏能力和理解能力，主要考察的不仅是学生对于古文的熟记程度，更要考察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能力。譬如：在考试中，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片段，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又或者让学生对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创新。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古代文学课程考试形式得到创新，也有效规避考试题型简单、枯燥的问题。
结语：
为响应我国教育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也要改变。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对于考试的题型、考试的评判都会有所变化，由此可以真正提升高校教师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还要训练学生的诵读水平，并且要把诵读训练当做考核高校学生古文学习的重要标准，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文课程的考试可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唐芳：《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改革研究》，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08）。
[2]肖献军：《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改革研究》，戏剧之家，2014（09）。
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国学是一门综合类的课程，不仅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文化知识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经过几千年积累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历史的优秀文化思想，在今天依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学和古代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它们都根植于中国历史，带着中华民族的深深印记，在内容上也具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范畴比较广泛，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和作家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一门交叉性比较强的学科，不仅涉及到文学和历史，而且还涉及到哲学思想，如果要学好这门学科，首先要将文学、史学、哲学之间的壁垒打通，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先决条件。
一、国学概述
国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它的概念比较广泛，由于个人见解不同，各个国学大师对其也有各自的理解，一般而言国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哲学、地理、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美术、音乐、术数、医学、宗教、星象以及建筑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也泛指中国的古代学说。“国学”这一词真正起源于清代末期，主要是和相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和“新学”等西方文化思想和学术而言，是中国所固有的传统学术，我们称之为“国学”[1]。
二、古代文学思想
古代文学思想包含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文学作品是思想的载体，文学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精髓之所在。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主要有经、史、子、集四大类，要了解和掌握古代文学思想就要熟悉经、史、子、集，这是学习古代文学思想的基础[2]。首先，“经”是国学的核心，也是古代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收录了儒家思想的“十三经”，儒家思想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更对后期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史”主要是指史书，主要有正史、编年史、杂史、别史等十五类。在史书中记载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蕴含有丰富的思想；再次，“子”就是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和类书，有道家、佛家、儒家、医学、法家等十四类思想；最后，“集”收录了诗词的总集和专集，主要有楚辞、别集、总集、诗评、词曲等五大类。
三、国学和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在内容上互相渗透
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在内容上国学和古代文学思想互相渗透，有许多的相同之处。因此，在学习古代文学思想时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将国学的相关知识引入到古代文学思想当中，通过对国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学派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进行梳理，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同样的，在学习国学的时候，也可以将古代文学思想与国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让学生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加深对国学的理解，便于国学知识被学生易于接受。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国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例如，在学习两汉经学时，经学是研究孔子著作以及其他儒家经典所形成的学说，如《诗》、《书》、《礼》、《易》、《乐》、《春秋》等[3]。这一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经学兴盛起来。在西汉早期，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倡导下，将儒家思想作为主体，儒学思想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逐渐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学者在研究汉代经学时根据其核心思想的不同可以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基于儒家思想，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这些重要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文学思想。
（二）国学是体现古代文学思想的主要工具
国学和古代文学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解析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了解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感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情况，这些都是国学的主要研究范畴，通过国学的学习可以凸显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此时，国学充当了学习古代文学思想的工具，起到引导学习的作用。
例如，在学习《庄子》时，为了突显出其中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等道家思想，可以在学习之前先了解一些庄子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背景。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为了争霸天下，百姓遭受战争之苦，夫妻离别、家破人亡，庄子不愿意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为一己之私而让百姓痛苦不堪。因此，他选择隐居，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齐物论》可以感受他顺应天命、逍遥自得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庄子的精神世界。
（三）对国学客观公正评价是对古代文学思想正确的认识的基础
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在在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原则，许多文学作品在古代看来是优秀之作，但是在今天看来表现平平；同样，在今日我们看来的佳作在古代并不一定是良作。特别是在当下，许多人并不了解国学的内涵，更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对古代文学思想的认证存在偏差。如果能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国学，就可以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把握，简而言之，客观公正的评价国学是对古代文学思想正确认识的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是一门比较综合的科目，它与古代文学思想之间存在诸多交叉，在内容上互相渗透，国学是体现古代文学思想的主要工具，对国学客观公正评价是对古代文学思想正確认识的基础。因此，在学习国学和古代文学思想时，可以将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同时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高世华.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J].文学教育（下），2015（11）：62-62.
[2]龚红林，王兆鹏，朱向红等.师范生国学素养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5（5）：67-71，91.
[3]蔡朔冰.关于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关系研究[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27（1）：134-135.
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体育运动的题材，文学是反映中国人从古至今体育生活、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古至今，体育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文学作品将体育文化的内涵用更加通俗与容易传播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古代文学中有关体育文化的内容，以及体育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促进，对于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围绕古代文学中关于体育文化的体现，从体育文化和精神的内涵以及体育项目的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进行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体育文化 古代文学 发展
从古至今，体育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之一，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文化是从前人的劳动与战斗的间隙中逐渐独立出来的，并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得以完善与调整，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得到较为完善的传承与发展并一直保留至今。它不如生产活动、文艺活动等能够留下相对较为清晰的产品、痕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文献记载窥探当时各种体育活动的掠影。a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体育文化在文学作品中，从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中表现了其茁壮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多样化。
一、从古代文学看体育文化的发展
（一）体育活动的萌芽
中国的体育文化起源于生产活动，依附于军事训练。人们将当时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经常使用的砍、扎、劈、射等动作，一直运用到后来的军事活动中。《史记》中记载了“轩辕乃习用五兵干戈，以征不享”的场面，这样的记录表明了体育活动因战争活动而展开。另外，在《淮南子》中提到“燧人氏以瓠济水，伏羲氏始乘桴”，从中可以得知，在燧人氏十七岁，就开始使用木筏并在伏羲氏时代就开始使用独木舟。再后来的《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尧时期出现了击壤，《别录》中提到黄帝发明了蹴鞠、角抵等运动。从中可以窥见体育活动自此开始萌芽并成型。
（二） 体育文化的发展
体育文化虽然萌芽得非常早，但是体育文化从萌芽到成为一种独立的有意识的活动，也经历了很久的发展。在萌芽时期，体育活动虽然依附于生产活动与军事活动，但是其纯粹的运动意义在生产军事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经济财富开始增加，人们的劳动力活动逐渐变少，人类的活动行为不再只围绕着生存这一唯一目的，而开始有更多的精力与空间投入于生产活动与战争之外，因此随之开始出现了单纯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等。b从夏朝到战国时期，体育活动已经开始成了日常的娱乐方式之一。在《礼记·正义》中描写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孔子与当时的百姓们都十分重视体育活动。《诗经·竹竿》中就有诗句“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们从中即可以看出当时的百姓已经开始有了通过划船这种体育运动来排解心中忧愁痛苦的意识。
（三） 体育文化的定型
中国的体育文化大约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已经逐渐定型，体育运动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活动之一，也不再依附于生产与军事活动，而开始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体育运动，甚至开始将体育活动中的某些运动项目作为官职称谓，如秦朝将“射”作为一种官职称谓，在 《文献通考》中写到秦在统一六国之后的阅军大典之中，将角作为大典中的内容之一，从中可以看到体育活动在当时的重要性。在《汉书》中也记录了“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的宏大场景，表现了体育活动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后汉书》中也一一整理了射法、剑道、蹴鞠、手搏等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十分详细地刻画了体育活动在当时的发展现状。
（四） 体育文化的繁荣
随着我国古代经济开始繁荣，政治、文化等也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的情况下，体育活动逐渐成了一种流行的娱乐模式，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运动形式，例如荡秋千、风筝、空竹、踢毽子、棋牌等。三国时期的曹植，就写过关于空竹的诗歌《空竹赋》。在《事物纪原》中也记载了关于踢毽子的场景，体育运动也不仅仅局限于达官贵人，而开始深入普通群众百姓，俨然成为了全民运动。特别是从隋唐之后，体育运动更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全唐诗》中就有二十多首关于打马球的诗歌，在《旧唐书》《新唐书》等历史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唐朝人民参与体育竞技的记载，甚至出现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英姿。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创造性地开创了“武科举”，更是大大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在宋朝，开始开办武学，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间体育的发展。这样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体育文化在当时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背景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与发展。
二、体育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一） 以德为本的礼仪风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大国，就连体育活动也与礼仪规范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体育运动有着不可或缺的竞技精神，但同时我国古代的体育文化更讲究体育活动参与者的礼仪道德与品质。《礼记》中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从中可见，在当时人们的体育活动并不僅仅是围绕着成绩和名次，而更加注重进退接言的礼仪风范。人们在体育运动中，不仅仅以名次为目的，更是希望在竞技过程中，获取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方可更好地完善自己。这样的体育精神也能够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
（二） 动以养身的保健目的
中国的体育运动精神与西方不同，西方注重竞技，以比赛结果为目的，而中国则更多强调动静结合，借助运动来保养生命，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样也伴随着养生保健的发展。早在庄子时期，庄子就强调通过动以养身、主张通过体育运动来锻炼身体，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在《后汉书》中记载了华佗创造的五禽戏，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鹤这五种禽兽的形态和动作所创造的体操以强健身体。五禽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健身体操的代表，关于五禽戏的功效，也能够从《后汉书》中窥探一二：“身有不快，起做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展现了五禽戏的强身健体功效。c除此之外，太极拳的创造也展现出了一种浓厚的生命精神，太极拳主张在动静之中实现道法自然，同时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种动以养身的运动方式不仅从肢体上进行活动，同时也兼顾到了身体内部的运转，由内而外地进行锻炼。
（三） 军事强国的家国情怀
在各朝代的兴衰变迁之中，军事战争是国家常常面临的危机，因此应运而生了军事强国的国家战略，这种战略也推进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发展。“射、御”这两种运动项目，是我国古代六艺中重要的两项，这两项具体指代射箭技术和骑御技术，所以可见其在古代社會中重要的地位。“射、御”运动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其能够体现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两者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用其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作战水平。在《水浒传》中，就着重强调了“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等过人的骑射技艺，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唐代时期，李世民也强调军事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程度，随后在武则天的统治中更是开创了武举制度，将军事强国这一战略贯彻到底，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精神也在当时得以传播。
三、各时代文学作品中对体育文化的表现
（一）唐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
唐代的诗歌创作十分丰富，对于体育活动的描写也并不鲜见。这些诗歌有对体育运动激烈的竞技、热烈的气氛的描写，也有对社会上的体育运动习俗的描绘，很多诗歌都通过体育运动来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唐代的政治较为开明，因此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也较为鼎盛。在《全唐诗》中有一千多首诗是对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描写。唐代流行球类运动，因此关于球类运动的诗歌较多，例如蔡孚的《打球篇》、王建的《宫词》等对马球的描述。而在韦应物的《寒食》、王维的《寒食城东及事》等诗歌中，则提到了另一种球类运动——蹴鞠。诗人们描述“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一幅蹴鞠如同飞鸟一般直上天空，人们还在一旁热烈地荡着秋千。唐代薛胜在《拔河赋》中则重现了百姓拔河的热闹场面，这种运动的场景生动地表现了盛唐时代全民运动的和谐景象。
（二） 宋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
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对蹴鞠这种运动的描写较多，因为宋代人喜爱蹴鞠因此文学创作也常常围绕着蹴鞠展开。甚至在《文献通考》中记载着女性蹴鞠的活动场景，足以见得蹴鞠在宋代的重要地位。同样受人喜爱的还有宋徽宗的《念奴娇》中提到的跳丸，还有宋词《水调歌头》中的击球，也就是马球。南宋时期，跳水运动也十分兴盛，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有人们利用秋千进行跳水的描写，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非常纯熟的跳水方法。同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总之，在宋代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在宋代的发展也十分繁荣。
（三）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
在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也不乏关于体育运动的描写。在《水浒传》中就设计了骑射、游泳、踢球、拳击、举重等各种体育运动。例如文中详细介绍了高俅的蹴鞠技艺，以及高俅陪伴宋徽宗踢球的场景，并因此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从而一步登天，权倾朝野，表现了蹴鞠这种体育运动在当时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张可久的《气球》中也生动地刻画了蹴鞠时惊险刺激的场面。明代《宝剑记》以及清代《金瓶梅》中也有关于蹴鞠的描写，在《宝剑记》中甚至将蹴鞠与舞蹈相结合，表现了体育运动的多元化发展。在《红楼梦》中也出现了许多放风筝、下围棋等体育活动的场景，足以看出体育运动的发展状况。
四、结束语
中国的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文学作品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述也数不胜数，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各种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从体育文化的角度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探索，从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对体育精神进行探索与分析，加之对各个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对于体育文化的描述进行剖析，能够让我们对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辛勤劳动创造的多样化的体育运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从这些历史作品中取其精华，将体育文化中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的部分加以传承与发扬，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体育精神加以挖掘、宣传，让现代人能够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提升意识，向后人展示中国繁华、丰富与厚重的文化历史。
a 王振超：《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体育文化活动的描写探析》，《语文建设》2013年第29期。
b 侯秋香：《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展现》，《芒种：下半月》 2015年第12期。
c 栾云祺、徐莉姝：《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中国体育文化》，《语文建设》2012年第16期。
作 者： 余晓玲，硕士，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体育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同时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还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
关键词：阐释学;文学经典化;文化传播;反思性阐释
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对某一篇（章）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于因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情感、知识构成的不同，阐释学把它称之为“前见”。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感受往往有云泥之别，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也因个人阅读状态、成长历程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前见”固然是理解文本的一大障碍，但伽达默尔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人的权威、他人的威望诱使我们犯错误，或者是我们自己过分轻率。”{1}他认为权威是前见的一个源泉。那么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
一、去蔽
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着心理因素、政治因素和地域文化偏见。一些非中心文化地区的文学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疏忽。在中國文学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似乎对北朝的文学持有偏见。北朝的文学家和作品数量屈指可数，现当代文学史家在编纂文学史时把庾信、王褒、颜之推都算作北朝诗人。严格来说他们的教育和文学观念在南朝已经形成，成年以后才去北方。也有例外，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所编的《南史·文学传》的序论篇只有《北史·文苑传》序论的十分之一，他是比较少见的重视北方文坛的文学史家。当时被称为“北地三才”的温子升、邢劭、魏收，曾留下丰硕的作品。温子升文集有35卷之多，现存只有11首。邢劭有30卷文集，只有9首诗留存下来。魏收有70卷文集，有16首留存下来。那些留存下来的诗都得益于魏收编纂的《魏书》。《隋书·经籍志》只记录八位北魏作家的别集，而在《文馆词林》中，北魏的诗只有2首，北齐和北周1首也没有。《魏书》编纂者的倾向性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北方文学更注重政治性和实用性，除了诗以外，赋和其他文类都很盛行。编纂者魏收本人就重赋轻诗，他认为大作家必须是作赋的高手。尽管这样，《魏书》还是保存了北魏王朝一百多年的文学作品目录，成为考察佚失作品的重要文献。初唐编纂史书、类书的文学史家的话语体系设置了一种暧昧的导向，即南方文学是“阴柔颓废”的，北方文学是“朴拙粗糙”的。由于当时由北方军阀统一南北而建立了隋朝，将南方阴柔艳丽文风与政治和军队的士气进行联想，南朝梁的宫体诗受到批判和唾弃。这一诗学思想延续至初唐。由唐代官方编写的《隋书》把南北文风进行一种二元对立，即南方重文，北方尚质。重质者被暗示有粗糙之嫌。《隋书》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
后世学者和批评家通过文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北方不仅文学作品贫乏，还缺乏文采。北方统治者长于军事，对文化缺乏兴趣和能力。南方文学的文风和文学传统受到追捧，但其阴柔艳丽的做派不利于固国强军。那么，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北方文学显然被遮蔽，尽管后世文学史较多关注文学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过滤和重建，但在建立文学谱系，试图将那些偶然性、边缘性、非连续性因素纳入进来的时候，会遇到障碍。一千多年来，文学史家在文献和史料整理方面不断地弱化，要还原其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除了文学风格与文学品质的争议，有一点让南北文化人形成共识，即：文化统一。隋王朝的建立，迫切需要语言文字的统一，由陆法言执笔，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八位著名学者参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了《切韵》。文化统一并没有有效解决南北文风的二元对立状况。尽管南朝的阴柔艳丽的文风遭人诟病，唐朝初年，太宗皇帝及其君臣的诗作仍然沿袭南朝宫廷文风，如杨师道、上官仪、虞世南、禇遂良、许敬宗等，他们的诗没有一首被作为经典流传下来。倒是王绩摆脱了这种宫廷文风的话语体系，他受庾信的影响，把简单明快的句法融入精工的对偶句里，留下了一些经典名作。
关于这种经典的遮蔽，南北朝文学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发生在当下的遮蔽情况照样触目惊心。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学遮蔽，如标榜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年来颁给亚洲作家的人数屈指可数，总共5位，{3} 即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中国的莫言;非洲、拉丁美洲的获奖者比例也很低。这些地方难道就没有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遮蔽，用萨义德的话说就是通过“知识和权力”。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贝尔福曾经发问：“我们有什么权利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所谓东方人的人民之上呢？”{4} 据萨义德说“东方的”一词由来已久，“它曾经出现在乔叟和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莱顿、蒲伯和拜伦等人笔下。从地域和道德及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是亚洲或者广义的东方。在欧洲，人们可以使用像东方的性格、东方的氛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专制主义、东方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说法而不会引起误解。马克思用过这个词{5}。贝尔福现在也在用这个词，人们理解这个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词”{6}。需要说明的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的主要是西亚地区。萨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道出了政治和东方学之间隐秘的关联，这一重要的极为敏感的事实，迫使人们思考这个由区位和民族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关系造成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黑人问题研究、女性问题研究。东方的或亚洲的辉煌文明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层级的文明，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在以世界性文学面目出现时严重缺位。文学经典化中，由权力和知识构成的遮蔽最为严重。
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将那些被遮蔽的文本的价值呈现出来。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又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教育和培训可能会使人的判断力和趣味趋向一致，构成理性的公共阐释场域共通感，因此，阐释的普遍性也是存在的。依照康德的忠告“大胆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首先自我去蔽，去除由权威干扰和自我轻率造成的遮蔽，只有这样，外在的遮蔽才能被有效解决。
二、重构
经典的重构（reconstruction/renovation）有重建、修复、翻新、整修的意思。由于经典的时间性特征使得经典无法一劳永逸，它不得不面临时间的考验，不断地被检验、质疑，在批评或赞扬中获得新的意义。有些经典甚至不能保留原样，在流传的过程中，按照历史进程和新的历史观被删减、增添、修订、改编。这种通过重构与历史同步的经典化，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比较常见的是经典丛书规模化出版，对篇目进行删减和增添，体现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的权力。“帕尔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选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被看成1本经典诗歌选集，它的1861年的版本里有了新的增补，除了新增坎皮恩10首诗以外，锡德尼（Sidney）从一首诗增添到5首，赫尼克的诗在32首基础上又增添了8首，马维尔的诗从3首增加到4首，莎士比亚的诗从32首增加到34首。与之相比，奎勒库奇（Quiller-Couch）于1951年编纂的《牛津英国诗集》（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不仅篇幅已是前者的三倍，而且收录了许多《英诗金库》没有收录的作家的作品，如收录了田园诗人布朗（William Browne）的7首诗。但是1978年出版的约翰·海华德选编的《企鹅英国诗选》（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除了刪减了一些诗歌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更改。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影响。”{7}第二个层次是作品本身的删减和增添，章节和内容的调整，主要表现以古代文学作品为对象，版权意识还未建立起来的时期。《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名著都经历过。经典化过程伴随作品的整个发育和成长过程。一开始就是经典，调整后仍然是经典，经过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如《水浒传》的后30回被金圣叹删除后变得更紧凑和完整。
鲁迅曾感叹“明人刻书而古书亡”，是指明代小说的刊刻校勘不精。明清小说刊刻和传播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小说成书过程、经典化过程，评论家、读者特别乐于对文本进行干预，他们表现出极高的参与创作的热情。添加、删改、修订，由此版本众多，最终以质量最佳、学术权威最高者流传下来。以《水浒传》为例，版本之多令人难以辨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水浒传》版本做过详解：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候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及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四回及宝历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契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8}
这四种版本每一个修改都有质量上的提升。第一个版本即一百一十五回版本《忠义水浒传》变动不大，第一次修改较为失败，改为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之后，反而“文词脱略，往往难读”。第二个版本即一百回《忠义水浒传》在一百一十五回版本上质量大有提升。虽然少了十五回，除了结构上减去冗余、增添细节外，在文词上改动很大。 第三个版本即一百二十回本， 文字上更注重叙事，去掉诗词的繁芜，另将灯花婆婆的情节删除。第四个版本即金圣叹删节本。金评本书前冠三篇序言：“外加《<宋史纲><宋史目>批语》《续第五才子书法》及伪撰施序，总计近十万言的回前评语及文中评点。”{9}前七十回与百二十回无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二十回有“旧本去诗词这繁累”语。金圣叹一口咬定他所得的七十回本是原本，招安以后乃罗贯中所续，斥曰“恶札”，并“极口诋罗”。胡适认为金圣叹做此修改，出于现实的考虑。金圣叹生于流寇遍天下的时代，又有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因此他认为对强盗应该口诛笔伐，到了清代，世异情迁，虽始行不端，能幡然悔悟，最后向善也是好的，他为了对先前删减进行补救，又“截取百十五回本六十七回到结末，称《后水浒传》”{10}。关于《水浒传》的祖本（最先版本），有学者考证，《京本忠义传》为《水浒传》的祖本。该版本“经古籍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鉴定，认为可能是‘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11}。顾先生认为它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前几个版本的改动大都出于无名之辈，且参与者众多，作者不可考。在强大的版本证据面前，金圣叹只能以托古作伪的方式对《水浒传》进行干预。
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异文化的传入，对经典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西方现代小说文类观念，提高了以虚构为本质的旧小说的地位，影响到中国旧小说的经典重构，改变了“小说乃文之末事”的看法。在古代，小说分“文人笔记小说”与“行于民间的小说”两种，明清小说起于二者的综合。在宋代，小说还属于“说话”的技艺，没有纳入“文辞”之列。作者自己也有明确的定位，《都城纪事》作者认为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12}，另外三者即“说经”（演说佛书）、“讲史书”（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比来妖伎，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说话者且用诨词戏谑，或者就是说“诨话”。明清小说成书过程极其复杂，与诗歌散文等古老文体不同，小说发端比较晚，且被文人认为不务正业。小说既是虚构之作，不可太当真，大家都有参与的份。从宋末开始，文学作品的产权归属问题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由作者和读者共享。文本的创作既属于作者，读者也可以随意介入，因此出现“才子书”现象，“白头本”与“点评本”共存。这就极大地激励了批评者的阐释热情和才情。点评家均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初期点评家为了让读者注意到他们的阐释对象，不惜以惊世骇俗之论推介。李卓吾标举“宇宙间五大部文章”。金圣叹更是别出心裁，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毛宗岗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张竹坡谓《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点评家开通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通道，在中国阐释学史上前所未有。这种“复式阅读”（杨义）形成阐释学奇特的现象，既有尊重作者意图的本体阐释，又有带领读者共享的认知阐释，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形式的“公共阐释”的实践。
三、修复
不止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的诗歌阐释和整个文学观念的形成有可能起源于《诗经》。至少从《毛诗序》对诗人的认知足以证明这一说明的可信性。《毛诗序·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大序》认为音乐与诗歌起源是人类敏感的心灵本能地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将感官世界、超感官世界与外在的东西形象地表现出来，人的知觉是一种感性事物，现象世界也有不确定性，通过内心与外部交互作用，只有以歌咏、舞蹈表达生命及其欲望。这是人类歌咏、舞蹈的生命冲动。这种生命冲动与外部世界对接以后出现不同风格的律动：太平时代是和谐之美;动荡时期，暴戾的情绪表露无遗;国破家亡之时，其诗歌必是表达绝望与心碎。
《诗大序》这一段对诗歌的本体性阐释，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伟大的经典，它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以及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毛诗序》还认为《诗经》记载了政治文化的兴废盛衰，诵诗者只要做出恰当的阐释，便可以道德法官自居。《毛诗序》的小序对每一首诗的阐释，都是一个典型的阐释案例。如《关雎》后妃之德的阐释。孔子却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详解：“《关雎》以色喻于礼。”另有证据发现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之《郭店楚墓竹简》，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均为孔子之语。国内有学者从出土的图画“鸟捕鱼”得出男女性爱的结论。《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又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含义。这与性爱场面是相矛盾的。与这类阐释以及那些批评性的阐释（淫诗）比较起来，《毛传》毫无疑问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不仅涉及到《关雎》一诗，甚至包括整个《诗经·国风》，定性的字句训诂、音韵学的考证、语境、创作环境、创作意图等。《毛诗序》在阐释方法论上，创造了一套使《诗经》经典化的可操作的理论。问题出在经典的隐喻所产生的多义性。《诗经》中的《国风》似乎凭空而来，无法确指它的原始语境。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表达当时的想法。如果假定《汉广》有青年男子向女子表达情爱的原始语境，引用者也可以脱离这一语境，表达求职的决心或者对对方的能力的一种夸耀。还有一些假定是表达青年男女爱情的原始语境的诗，被引征为君臣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在《左传》和《国语》中可以看到大量地引用《诗经》，除了篇幅较短的《颂》以外，没有哪一首被全部引用，这种“断章取义”的引用法正是《诗经》阐释的魅力。引用者和接受者都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意思。社会上广泛形成共识，把《诗经》做为语料库，随手拿取，用于复杂微妙的政治、外交、唱酬等场合，往往在这种委婉迂回的较量中显露才华、达到目的。
大部分诗歌都不会固定其所指，利用含混的意义灵活运用于各种场景。每首詩歌单一的本义与创作目的可以随着语境的变化派生出新有含义，即后世所说的“诗无达诂”（董仲舒）。对训诂、音韵、修辞的规定性描述又是必要的，它需要固本。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阐释都是本体阐释，而不是“强制阐释”。
四 、调整
反思性阐释在跨文化传播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跨文化与比较文化对文学经典化始终保持反思和调整状态。在这种跨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价值的文本因某种原因被埋没，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被偶然发现，迅速推向经典的宝座——找到它旧有的位置;一种是在异域文化享有很高声誉而在本土仍然不被看好。内部的原因是文本本身固有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位置，外部原因是与翻译策略有关。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有“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二者都涉及到对文本的理解问题。“归化翻译”为了照顾目标语读者，采用改写、删减、通俗化等方式，而“异化翻译”尽可能做到原汁原味的转换，使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异文化的本色。但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译者采取哪种方式依情况而定。方法上的问题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观念上的超越。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促使其调整翻译策略，这就是反思性阐释在起作用。文化传播过程中“交流”是前提，那么“公共阐释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13}。这种反思性体现的公共阐释中，双方或多方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14}。在各种质询中发生多重反思，通过调整、补充、完善，达到最佳传播状态。
《论语》的早期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论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有300多年，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约有50多个。据学者李冰梅考证，“从1691年第一个英译本至今，期间形成了几个翻译高潮”{15}。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将《论语》粗略地翻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在教会内部引起争议。他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心，一是认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二是担心译者和接受者受儒家思想吸引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翻译一度停滞。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英语译本，译本的名称费了一番脑筋，而且很长，有近50个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1691），内容也被压缩成80条干巴巴的箴言。又过了100年，出现了第二个英语译本，同样是截取《论语》的片断。之后又出现若干译本。自理雅阁起，才出现规范的学术性译本，他以“Analects”作为书名{16}，在这本译著上他花费了25年时间。理雅阁也因此获得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席位。韦利的《论语》翻译也尽量采用异化翻译，研究和吸收各派的学术成果，做了长长的注释，旨在让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著作。
再比如，伊斯兰教的广泛扩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古兰经》，它在宗教方面有绝对权威，从文学的角度看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散文巨著，是全世界十多亿穆斯林的经典。这部经典的权威性同一般文学作品不一样，它管理统摄着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这部经典的流传主要在特定群体，即伊斯兰教信徒。除了学术研究，《古兰经》大多数情况下在信徒中流传。宗教经典的学术研究经常不可避免地出现有意的“误读”。宗教经典的“误读”或者曲解，通常发生在与之对立的另一派宗教那里。为了抨击伊斯兰教信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供理论支持，12世纪初期，法国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组织译者，首次将《古兰经》完整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个译本被称之为“罗伯特译本”，“《伪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Lex Mahumet pseudoprophete）由罗伯特执笔翻译，于1141至1143年间成书，是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古兰经》西方语言译本。客观地讲，这一最早的完整译本翻译质量超越了多数后来者，体现出欧洲基督教文化精英对东方文化认识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译本中对于伊斯兰教信仰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肆意诋毁延续了中世纪宗教论战（polemics）的一贯风格，主观恶意丝毫未减”{17}。这种阐释观念背后包含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恩怨，在这种前提下，译者更需要有超越性阐释的理念，否则这种翻译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而另一部著名的宗教经典《圣经》，其开放性的叙事、故事广为人知，非信徒也把它作为文学和历史书籍阅读。这一方面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崛起有关，另一方面《圣经》故事“成书”过程充分考虑到了传播性。《圣经》的经典化过程很漫长。希伯莱经典是犹太人在极其动荡、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优秀作品被收入《圣经·旧约》，也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被排斥在外，列入次经和伪经。古犹太宗教从两河流域、埃及、迦南地区的多神论中发育形成，自“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犹太人在流亡动荡中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看到了他人的富庶和安宁，由此不得不对自身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希伯莱文学经典化过程是对整个民族神学、史学、文学的思考和反思。它浓缩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出于传播的目的，特别注重言说的技巧和叙事艺术。由于它本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其文本具有很强的可阐释性。它本身包含的三种本质性要素，需要从三个大的方向进行阐释：神学阐释、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经典化过程的流变、错位、游移和拓展不可避免。后来者不断加工改造，形成最权威的行动纲领。印度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似乎不考虑影响力。对一种极其艰涩的文本，必然要适当采用归化翻译。中国对佛经的引进和翻译历尽艰辛，比如采取“援儒入释”“比附”“格义”“连理”等多种方法，文化经典在异文化中的经典化过程艰难而漫长，中途须经过不断地反思和调整。
注释：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5页。
{2}[唐]魏徵等： 《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 1163 頁。
{3}印度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吉檀枷利》《飞鸟集》（1913年），以色列的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行为之书》（1966年），日本的川端康成《雪国·千只鹤·古都》（1968年）、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1994年），中国的莫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2012年）。
{4}{6}Edward.W.Said， Orientalism，Penguin Books，80 Strand， Lon
don WC2R ORL， England，2003，p31、p31～32.
{5}他指的是马克思用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7}参见聂珍钊：《文学经典：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注：此段重新查阅文献，该作者也是引用的二手材料。但打开了一个思路，即文学史选编材料的引入可以证实经典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动态效果）。
{8}{10}{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90页、第90页、第234页。
{9}崔茂新：《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11}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13}{14}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15}李冰梅：《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对<论语>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贡献》，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6}理雅阁第一个用“Analects”作《论语》译本名称的。自此，英语乃至许多西方语言中，Analects几乎专指《论语》。
{17}刘旭：《<古兰经>的翻译与误读——以12世纪的拉丁文译本为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结晶，它不仅诠释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风俗及习惯，还是古人智慧的体现。文章主要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古代文化价值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文化价值三个部分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艺术特征;文化价值
提到艺术，通常会让人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另一面的表现。中国古代所遗留下来的生活器物或者服饰，都带有属于不同时代的艺术气息。与物质一起遗留下来的，还有古代的文学作品，它集聚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智慧，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样，对于想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来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是打开历史的一扇窗户，其历史价值不容小觑。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
（一）民族性特征
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有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并共同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特征。艺术源自生活，当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艺术时，是无法还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思路的。所以，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可以发现，其反映了相应时代的生活特征，以农耕时代的小农思想为例，其正是农耕时代社会思想的汇总。在这个时代，由于没有高科技的农业生产工具，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更多的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史记》中对于这个时代的描写是“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就是表达了这个时代生活的重要来源。另外，农耕时代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元素，为了争取土地和劳动力而发生的战争等都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战争所带来的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分裂又使各种文化之间碰撞出新的火花。不管战争最终是合并还是分裂局面，都带来了新的文化适应期，最终都会以各种形式被写进文学作品中，不管是歌颂赞扬还是批评唾弃都记载在史册中，并为后人所了解，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直接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民族性特征。
（二）拥有丰富的人文艺术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将“人”放在比较特殊的地位。在远古时期，人们把自己拥有的生活归功于天上的“神”，这时的神更多是一种奇形怪状的生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眼里的神也渐渐地“人化”，神渐渐成了人的化身，也开始出现具有喜怒情绪的神，而不再是只有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神。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玉皇大帝、七仙女等，他们的形象和故事都是由人幻化而成的，而且能够成为神仙也是由于自身的努力修炼，这些其实就是人们更加相信自己力量的表现。古人在时代的发展中经过历史文化认知的积累，越来越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这些以文学作品形式流传下来的故事都带有鲜明的善恶意识，也宣扬了弃恶扬善的道德标准。从现有的各种文学作品來看，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自始至终都是以人为中心，作品的内容也都是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所为。《尚书》中提到“惟人乃万物之灵”，这也正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文艺术精神的体现。
（三）社会教化与个人情感的对撞艺术
中国古代人们对于伦理纲常异常重视，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君主专制制度的管理模式下，人们必须分三六九等，以突出君王的尊贵，这些教条式的管理涉及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吃、穿、住、行都有各个等级的标准和要求。以古人婚嫁为例，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却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只能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这些教化制度之所以得以盛行是因为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甚至有的人会把遵守教条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是大部分人都熟悉的文学作品，而在当时，这部作品正是抨击社会教化的一部代表作，人们开始对教化制度产生动摇，开始尝试追求自己所喜欢的生活，这种在大潮流中所撞击出来的逆流文学作品，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种通过生活所产生出来的对撞艺术正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拥有底蕴深厚的变革艺术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在哪个时代，和谐发展的主题都在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国民族的多样性并不利于和谐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对于文化的认可难以一致，这时如果一成不变地进行管理，社会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时代的发展中，管理者们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情况对社会治理采取变革措施，在措施的实施过程中，文学是重要的交流桥梁和载体，找到一个适合当时时代发展又被大众所认可的文学形式可以极好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例如，在宋代时期，文学作品由大众所传颂的诗歌逐渐演变成了宋词，这种在文学作品形式中所产生的潮流式变革艺术，既是宋代文学创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新事物新思想追求的体现。
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古代文化价值
（一）综合时代文化特征
艺术源自生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同样取材于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作者通过对于社会活动的观察得到创作灵感，更有作者把自身的经历作为创作的灵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例如，曹雪芹先生的作品《红楼梦》，正是基于自身的一些经历所创作出来的巨作，这部文学作品中所提及的人、事、物对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作品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使得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古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纵观整个文学史，基本上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
（二）丰富历史文化色彩
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有设置史官的职位，用以撰写一些与当时时代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得以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们通过文学作品传递文化思想的同时为后人记录本朝的历史，以供查阅。中国历朝历代不断变迁，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打下了基础，中国古代官员中也有很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因为其特殊的官职具有独特性，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对于丰富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文化价值
（一）融合古代文化是当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追求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正是我国建立文化自信，把中国文化推广至世界的重要阶段。为什么这个阶段被称之为重要阶段，是因为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外来文化对于青年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此情况下，文化自信的建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传统节日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过去大部分人都更重视2月14日的西方情人节，而随着国家对于传统节日的推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七夕节开始越来越被年轻人所接受。因此，在我们的教材中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但可以给学生普及传统文化，还可以减少外来文化对于中国青少年的思想冲击，减少外来文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艺术是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首选素材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和礼仪，但是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礼仪也需要积极地摒弃，可是很多人对于这些行为的理解不够全面，他们觉得这是向西方学习生活方式的标志，便更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状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這种状态代表着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这种状态会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中国人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摒弃的是不合理的落后礼仪，但是保留下来的精华则需要更多人去发扬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例如《论语》等文学作品，便是传播中国传统礼仪，促使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品。
综上所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虽然已经步入了国际化的轨道，但是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应该被重视，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更需要被国人认同和传承。
参考文献：
[1]王纱纱.本科高校古代文学大德育实施的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泰山学院的调查[J].教育教学论坛，2020（36）：126-128.
[2]李薇.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0（35）：145-146.
[3]吴海中.探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J].福建茶叶，2020（7）：351-352.
[4]李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1）：30-33.
作者单位：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异彩纷呈、绚丽多姿，以其独特的意蕴与风格，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必将是让人惊叹赞绝、打通心灵的作品，同时能够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在阅读中感受到审美惊奇的快意和激荡。通过对审美惊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表现进行研究分析，希望能够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审美惊奇；古代文学；艺术表现
前言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艺术底蕴深厚的文学艺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内容极为丰富，体系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诗、词、歌、赋、曲、小说等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研究人员普遍缺乏对审美惊奇的重视，但是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审美惊奇的概述
人们对于作品的审美要求，惊奇也是一项重要标准。惊奇不同于快感，但是惊奇能够贯穿胸臆，让人豁然开朗，能够在感叹中发掘审美对象的深层底蕴和内涵。作为审美发现，在惊奇中能够将零星破碎的感受，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能量的整体，强烈撼动读者的心灵感受；而艺术作品中深藏着的安静幽闭的内涵，也会被逐渐被释放出来。读者是惊奇的发现者，处于发现的激动状态中，如果没有感受到艺术作品中的惊奇，也就无法完全的呈现出作品中的“美”，也就无法体会其中的欢笑和泪水，崇高与滑稽。“发现”能够将平常普通的事物变得不平常，使所有内容都处于美好的境界中。
在中国艺术理论中，普遍存在关于惊奇的理论数据，同西方美学对惊奇的理论研究遥相呼应。相关研究可能不具有思辨性和系统性，但是研究内容足够丰富，同时美学意味充足。“惊人”的审美效果，在中国很多古代艺术作品中都有体现，是古代文人普遍的价值追求，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推动作用[1]。在对惊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资料中阐述不同的观点，很多说法不仅互补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矛盾，充分体现了艺术辩证法性质。艺术作品中本身存在的“奇”，是审美惊奇的客观基础，但是惊奇感受属于审美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惊奇感对于读者来讲，是重要的一种审美态度，可以将惊奇感是读者审美境界提升的关键所在。对于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可以从语言、修辞、意象、以及意境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审美惊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表现
（一）意象
在文学艺术创作阶段，常会出现无法利用语言进行表述的情况，意象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种局限性。文学艺术作品中具有良好的意象，需要在绝、新、俊、奇、妙、异等方面着重考虑。在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很多作品具有惊人的效果，比如说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利用“惊人句”使作品意象更加奇异，让人耳目一新。此外，像王绩的《用巫山》、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诗篇中，均营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意象，给人最直接的强烈审美惊奇。除了“惊人句”能够营造惊奇的意象之外，中国古代整篇艺术作品同样能够产生奇异的审美意象，在元代王鼎的《咏大蝴蝶》中，构思相当独特，令人惊愕，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总之，奇异超凡的审美意象，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二）意境
在“惊奇”之美的众多组成因素中，意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是审美惊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境的表现形式包括很多种，比如说云雷奋发、雪月空明、花鸟缠绵、以及动心悦耳等等。相对来说，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比较注重气势磅礴、雄浑阳刚的豪迈阔大意境，能够产生震古烁今的巨大效果。具有此种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强烈震撼读者的内心感受。意境又具有“出”和“不出”的差异性，如果文学作品能够产生审美惊奇的意境，不仅仅要“出”，同时需要“出”的新颖，“出”的特别，“出”的惊人，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能够达到此种境界[2]。
（三）语言
因为有了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才产生了自主的言说冲动，便有了语言。在宋代，当语言被赋予一定的警示作用，便可以传世，惊醒世人。到了清代，诗人则开始注重平常琐事中的“奇”，在无人以为然的俗事中敏感发现其新奇，使奇与常辩证统一，不偏不倚。相似与俄国陌生化的概念，带着惊奇的眼光发现事物，是司空见惯变成焕然一新。惊奇感的创造及来源于平凡琐事，又高于其上，通过对常态语言习惯的变形，以达到惊奇的美感标准。新奇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审美的眼光，用其审美之眼发现生活中被遗忘的“钻石”。当“字新”，“语新”，再到“意新”皆充溢着惊奇之美，言语才弥足珍贵。
（四）修辞
修辞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是文字构成的基本要素，成功的使用修辞手法能给文章带来画龙点睛的神奇效果，使读者生发出无尽遐想，并心生叹赞。《文心雕龙·夸饰》专门对此夸张修辞加以解说，认为合理夸饰可将事物描写得生动而突出[3]。再谈比喻，文学史上，比喻成就比比皆是，让人拍案惊奇。其中博喻之笔更是让人大有惊奇之感。加之排比，成就美文。通感的手法能使人置身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此外，拟人、顶针的应用也是目不暇接，拟人常能给人以独特的视角，从而达到惊奇的审美效果，成功之例甚多。
三、结语
通过上述内容能够看出，同其他审美相比较，审美惊奇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比如说在题材选择、文章立意、思想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方面，都会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提出更好的要求；此外，也同读者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结构方面有较大关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惊奇，通过从语言、修辞、意象、以及意境等四个方面进行的阐述，能够感受到更加超凡脱俗，精妙绝伦，值得后辈文学创作者的不断学习。
【参考文献】
[1]李潇云.审美惊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表现[J].大理学院学报，2015（1）：50-54
[2]刘莹莹.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质[J].北方文学（下旬刊），2015，（9）：56-58
[3]张艳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等待主题研究[J].安徽文学月刊，2015（2）：7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