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在学校里,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抓音乐艺术教育, 增强和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较好的途径之一。
一、强化音乐艺术教育, 发挥教材内在因素, 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目前, 我国的学校教育正由传统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人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精神境界、文化修养等。音乐艺术教育作为文化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人的审美情趣、文化知识修养、道德情操等有着密切关系。恰当运用, 音乐课中的思想教育, 不仅可以正确传授知识, 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而且有利于学生陶冶情操, 培养审美意识和能力, 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我国的民族音乐,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精华,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和追求, 它们是用之不尽, 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
为使学生接受健康的“美育”熏陶, 首先要端正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 着力加强民族音乐教育。音乐课上, 应以情动人, 融理于情, 动静结合, 鼓励思维。如在《我爱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教学中, 我先以饱满的热情教会学生唱这首歌, 然后再以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 把学生的思维带入到祖国这一美丽的大花园, 带进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学生边唱边体会, 通过对歌曲学习, 既歌颂了祖国母亲, 培养和增进了热爱祖国的情感, 又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在祖国母亲温暖怀抱中幸福茁壮地成长。
二、运用艺术手段,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弘扬优秀民族音乐, 应结合教学, 认真选材, 扩大充实教材中华民族音乐内容。民歌是民族音乐的重要部分, 当今“通俗”成风, “流行”泛滥, 学唱民歌, 唱好民歌, 更有着它现实的意义。
我在音乐教学中, 结合教材, 挑选了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湖南民歌《浏阳河》, 江西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新疆民歌《库尔班大叔喜洋洋》等民歌教学, 运用艺术手段, 使学生了解民歌, 知道民歌中的各种体裁形式, 基本特征以及各民族、各地区民歌音乐特色, 使学生在歌曲学习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我在音乐教学中, 通过对一些著名歌曲和音乐家故事的讲解和介绍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在欣赏、学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 我结合历史给学生讲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史, 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压迫的血泪史, 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在历史的每一个危急关头, 一批批优秀的民族音乐家, 以无畏的革命精神, 满腔的爱国之情, 唤起民众, 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作品。三十年代,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扩大对华侵略,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历史的使命感, 音乐家的责任感, 使聂耳、田汉激情奋起, 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 激励了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驱逐日寇抛头颅、洒热血。那雄壮的乐曲变成时代的号角, 每当唱起《国歌》。每个学生不由自主肃然站立, 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催人奋进的歌声在他们心中久久回荡。
三、开展艺术活动, 弘扬民族音乐, 激发学生“爱国心, 民族情”
(一) 优秀的民族音乐, 是对学生进行民族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民族音乐宝库资源极其丰富, 种类繁多。有宫庭音乐、宗教音乐、民间歌唱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歌舞音乐、器乐音乐、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精华。无论在表现手法上, 还是节奏、音阶、调式、旋律等音乐要素, 乐器的种类方面, 更是多姿多态。这些优秀的民族音乐, “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呻吟、痛苦和欢乐, 也寄托着一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 音乐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和血脉, 也是一种文化意识的灵魂。”
如果把各个时期优秀民族音乐作品联系起来, 就是一部民族斗争史。从表现反帝反封建, 爱国主义精神的《苏武牧羊》、《满江红》到争取民族生存和自由,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刀进行曲》、《光明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 为什么这些歌曲能百听不厌, 久唱不衰?因为它们抒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体现了华夏的高度文明, 从中也包含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自尊自信、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
(二) 优秀的民族音乐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音乐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帮助你排除孤独, 鼓舞你勇敢地面对人生, 愉快地对待工作和生活, 使你的道德情操变得更加纯洁、高尚;它还会让你得到丰富的审美享受, 使你感到无穷的愉悦。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在本民族生活土壤中产生的, 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管弦乐曲《花好月圆》, 出色地运用了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动态比拟, 让我们感受到优美的格调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美。用笛子、高胡、二胡、扬琴、秦琴演奏出的地方曲调, 让我们能感受到民族乐器音色的美, 乐曲采用单三部曲式的结构特点, 其中运用了统一、对比、变化, 让我们能领略到乐曲结构形式均衡的美。乐曲柔和, 轻盈的音色, 并通过一个切分节奏的变音“b7”, 由G调转入C调, 低音乐器的浓厚的音色演奏出舞蹈性的节奏型, 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月下花丛尽情欢舞的场面, 令人感受到愉悦和纯朴的美。
思想教育艺术化, 使教育再不是空洞的说教, 而变成生动的再现, 艺术教育不仅激发了学生情感, 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和特长。
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艺术活动, 也是培养爱国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当前社会上“通俗”、“流行”音乐等对民族音乐的冲击, 我们广泛开展校园歌咏活动, 以《国歌》和“经典红歌”等为主题, 大唱革命歌曲, 使学生从《国歌》、“经典红歌”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族音乐, 什么是艺术美。有不少的学生积极参加手风琴、电子琴、二胡、古筝等乐器学习, 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心, 民族情”, 升华了思想, 净化了心灵。
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介绍经济民族主义起源与思想本质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三种主要手段:保护贸易、保护资金、保护就业。在对经济民族主义展开理性分析的同时,结合金融危机下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现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就业保护;投资保护
一、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思想本质
经济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是指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为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而变得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民族主义。从宏观上讲,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所以,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当然与政治民族主义不同,经济民族主义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由此可见,经济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1],其外在表现就是将本国经济利益视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并最终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与实施手段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传递,部分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滋生了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从2009年年初美国众议院的“只买美国货”到参议院的“只雇美国人”,更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美国卷土重来,并有蔓延的发展态势[2]。在美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其他国家也快速仿效。如地处英国林肯郡的林赛炼油厂因本地员工抗议外籍员工夺去他们的“饭碗”而在2009年年初举行了罢工,罢工得到了20多个炼油企业英国雇员的响应,经过艰难谈判,林赛炼油厂不得不答应将一半职位留给英国人,罢工才最终得以平息[3]。又如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一些国家,当地政府为缓解国内失业压力而出台规定:鼓励企业雇用本国公民,甚至禁止一些行业雇用外来员工[4]。
对上述种种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和分析师无不表示担心和忧虑。经济形势恶化为部分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并可能演变成全球化的政治危机。
当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后一种形式,其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1.保护贸易
保护贸易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形式。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下,部分国家为快速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如,一些国家的政府直接介入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的贸易争端中,甚至将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上升到国家政策和立法的高度。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升级。如2009年2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次公布了对华贸易政策报告[5],加大了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干预;欧盟频频启动反倾销程序,对来自中国、越南的皮鞋和我国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欧盟在贸易政策问题上甚至出现联手的动向,如共同将中国的整车零配件进口征税问题诉诸世贸组织;在瑞典,政府则出台计划救援绅宝和沃尔沃汽车厂及其供应商,尽管这两个汽车品牌已经分别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收购。瑞典政府的救援计划规定,这笔总计35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担保只能用于瑞典产品[6]。
2.保护资金
资金保护主要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业务来实现的,这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厉害的经济保护手段。如法国和英国政治家们将纳税人的钱投向出现问题的银行,并要求银行更多地对国内发放贷款,为此,银行大量减少了国际贷款,冻结了大部分资金的境外转移[7]。同时,监管层面也开始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如瑞士在政策上向国内贷款倾斜,并对国外贷款全额计入银行资本折算[7];德国经济和技术部长米夏埃尔•格洛斯在实施经济救助计划时明确要求接受政府180亿欧元(约合230亿美元)现金援助的德国商业银行,能够支持德国企业,优先考虑它们的贷款需要[8]。
3.保护就业
促进就业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危机下各国实施经济救助计划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保护贸易还是保护投资,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将工作机会留给本国公民,实现本国公民的充分就业。部分国家在对外国投资并购等方面开始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如在西班牙,房地产业泡沫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破灭,当地政府急于遣返外籍建筑工人。提出,只要同意3年内不返回西班牙务工,一名合法移民能够一次性领取其应得的所有失业补贴[9]。美国国会正酝酿修正《埃克森—弗罗里奥法》,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美国还先后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优尼科、阿联酋公司并购美国港口案;在阻挠中国联想电脑并购美国IBM公司未果后,美国政府又对联想电脑实施了歧视政策,规定其只能用于非保密系统[10]。法国则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大力保护和扶植本国重点企业,强令国内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以阻挠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收购;法国还阻止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对达能食品公司的并购[11]。卢森堡曾一度试图联手法国、西班牙抵制印度背景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对阿赛洛钢铁公司的并购等等[12]。
三、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思考
从上述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实施手段,不难发现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手段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但经济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不完善、值得进一步冷静思考的地方。
1.经济民族主义的论据不充分
目前,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商业上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合理性;作为当前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上述三个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13]。其原因如下:(1)关于第一点,一些蒙受损失的银行对国内市场存在的风险和规模收益了如指掌,退回国内市场会让他们感觉更加安全。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看来,经济民族主义表现最为强烈的是金融业。这是一种没有采取贸易或者关税壁垒的微妙的保护主义形式。金融保护主义使得银行退守于国家边界内,也就是说银行注重于国内贷款,而减少国外贷款。(2)关于第二点,对于那些想要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国内市场的政治家是合理的——只要投入得不是非常多。然而,这样做的成本却非常的高。(3)关于第三点,这是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美国国会中“只买美国货”计划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保护国内就业。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师所说的那样,这一理由可以解释为此举可让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失业”。先前案例表明,这种做法如“经济毒品”,终将伤害美国自身。事实上,当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商业上的逻辑也无法停止他们的脚步。
2.贸易保护主义源自私利
在现实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许多国家对外关系的根本规则,每当危机降临,这些国家往往倾向于固守本国的利益。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就很有市场。 如今,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正在迅速蔓延。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执行主任斯考特•保罗表示,国会的“只买美国货”条款有着广泛的支持基础,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84%的民众赞成这一规定[6]。在法国上周进行的一次民调中显示,70%的人赞成政府在危机中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而支持在这个月就实施这些措施的人数,更是高达61%。而在德国,一项对中小型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8%的中小企业希望政府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防护措施”,以便使它们能够远离全球衰退[14]。
3.贸易保护主义终将伤害自身
首先,从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而且加大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阻力。其次,历史经验也表明:贸易保护终将伤害自身。如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经济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于次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根据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的60%)的关税上涨。此举立即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贸易战的后果十分严重。据统计,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6]。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
四、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策略
在经济危机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和蔓延,反映了民族国家在多极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在纷繁复杂的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将是主流和常态。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思潮对我国的海外企业发展将带来一定的损害。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对待和高度防范,同时也应及时调整自身的投资和贸易政策以应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首先,中国可以发表类似《白皮书》的文件形式,把中国经贸往来以及中国既要本身发展、又注重贸易双赢的政策和盘托出,广为宣传,也可以发动三亿中国网民辩论国际经贸合作的利弊,造成强大舆论,以期从源头上遏制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蔓延。
其次,在批评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时,中国也应该检讨自己的经贸政策,并作出相应调整,毕竟我国的海外投资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去开展业务,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与东道国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可能难乎为继。为此,更好的办法是承认东道国理性经济民族主义的正义性,将平等互利、增进东道国福利、实现东道国经济民族主义目的作为诉求,这样比某些国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批判更能赢得东道国社会的认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我国在外资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主张上的统一,对我国更有利。
[参考文献]
[1]梅新育.辨析经济民族主义[EB/0L].21世纪网, 2008-9-18.
[2]方宁,罗书宏.警惕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云再起[J].中国对 外贸易,2009,(2):30-32.
[3]韩建军.经济恶化触发“极右”风险[EB/0L]. http://www.chnd.net.cn/HTML/2008/xwrd200801/200927183.html. 2009-02-11.
[4]扬子晚报.经济恶化触发“极右”风险[EB/0L]. http://www.sina.com.cn,2009-02-09.
[5]新华社.联合国:美中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承担更大责任和加强 执行的新时代[EB/0L].2009-02-14.
[6]赵海建.危机唤醒经济民族主义幽灵[EB/0L]. http://www.sina.com.cn,2009-02-12.
[7]毛心宇.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EB/0L].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395/27578,2009-02-10.
[8]桑燕.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回潮[EB/0L]. http://www.jjsdb.com/index.php?option,2009-02-18.
[9]姚克明.警惕保护主义急速蔓延[EB/0L].http://www.bokee.net/ dailymodule/blog_view.do?id=349276,2009-02-08.
[10]楼朝明.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D].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83.
[11]张松涛.关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若干问题[J].国际贸 易,2007,(2):4-9.
[12]于培伟,欧阳日辉.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和思考[J]. 今日浙江,2006,(19):46-47.
[13]张健.当前欧盟经济民族主义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 2006,(8):14-20.
[14]焦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的生意[EB/0L].经济观 察网,2009-02-10.
Regression and Specula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angFeipeng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China;
2.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26,China)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nationalism; trade protecti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日本20世纪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战败后对历史问题含糊其辞、不肯正视的态度与立场，导致中日关系非常特殊和极其复杂。因此，在当代抗日影片中，日军人物形象普遍比较“模糊”，个体具象不太明显，总体上可归纳分为脸谱化形象、平面化形象和立体化形象等三类。对建国以来此类影片中日军形象的梳理总结，不仅能对正反两方面人物塑造和当代抗日影片的艺术创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能给今后的电影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抗日影片 脸谱化 平面化 立体化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既悠久又极其复杂。悠久是指双方的交往已逾两千年，至今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和人际交往中还清晰地留存着诸多中华文化的因子。复杂是指在正常交往之外，因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的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以及其不愿意正视历史问题产生的政治上的无法互信和民族情绪上的波动性，也就是学术研究领域所谓的中日关系的“脆弱性”。[1]其根源就是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这场历时十四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性质摇摆不定的历史认知，不仅让两国关系蒙上了脆弱的色彩，更让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对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国民观念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并体现在电影等大众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中，最为直观的呈现就是建国以来抗日影片对日军形象的描绘。
众所周知，由于日军的侵略暴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日本政府在战败后的长期时间里因国际地缘政治、国内政局需要、国家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建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忽冷忽热、时进时退，与其大国地位和身份极其不匹配。所以在建国后的大多数抗日影片里，日军多以侵略者的整体性“模糊”面貌示人，多以“鬼子”的集体性称呼被指称，具体形象比较少，但我们仍可以从抗日电影中搜寻到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对明确的日军个体形象特征。这些形象特征的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还原出日军侵略的历史真实，也在现实世界里符合国内观众的情感期待和观影经验，当然也与日本对待两国关系的冷热交替和不稳定性具有某种契合性的联系。总体上看，在当代抗日电影中主要有三种日军形象。
一、脸谱化的形象
这种形象留给电影观众的印象最为普遍，并通过一撮“人丹胡”、面目狰狞脸、两扇“屁门帘”、两颗凸门牙、三尺自剖刀等外在符号的搭配，使得日本侵略者的丑陋邪恶面貌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比如《鸡毛信》中的猫眼司令、小胡子队长，《地雷战》里的中野，《地道战》中的山田队长，《铁道游击队》中的岗村和小林等，都是带有类似符号特点的日军中下层指挥官形象。除了外在的符号，日军的形体特点和对白惯用语也是构成脸谱化形象的重要内容。譬如，《平原游击队》里松井中队长带领鬼子兵进村后，由于害怕中游击队和抗日军民的埋伏，一脸惊恐、四处张望、手持三八大盖、弯腰弓腿、边退边躲等动作；《小兵张嘎》中，龟田小队长找不到八路军和侦察队后审问张奶奶和老百姓的几句耳熟能详的台词，诸如：“八路的，在哪里？不说出来，就死啦死啦的！说出来，皇军有赏大大的！”等等，都成为无数观众脑海里能迅速唤醒的电影集体记忆。
脸谱化的形象塑造手法，大多出现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作品中，后来的电影中已不多见（新世纪前后此类作品非常鲜见，比较有影响的是冯小宁执导的《举起手来》），其主要功能是通過丑化日本侵略者的形象，表现他们的丑、笨、呆、蠢，大力张扬我抗日军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表达在我军民的抗日洪流中日军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宿命，显示出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驱除鞑虏的坚定信念和无往而不胜的战争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对这种脸谱化形象的塑造，应当结合历史特点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对日军形象的直观性丑化和嘲笑式呈现，虽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但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和民族情绪弘扬的要求，能建构出意识形态允许的民族神话，从而在应对国际冷战格局和国内建设繁重任务的双重层面，较好地实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发展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对日军形象的贬低，根本目的还是突出抗战精神的难能可贵和八年抗战胜利的伟大作用，在思想上鼓舞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志和干劲。正如著名哲学家贺麟指出的那样：“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最伟大也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时期内，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启后；不单是革旧，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2]
二、平面化的形象
对当代抗日影片来说，平面化的呈现日军的形象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突出日军作为侵略者和正义对立面的相对一致的外在特征，即战争机器和杀人狂魔。比如在1987年上映，由罗冠群导演，翟乃社、陈道明、雷恪生、沈丹萍、刘江等主演的《屠城血证》里，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成群结队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竟然对我平民同胞进行长达六周的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并无视国际规定，闯进国际安全区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而以特使桥本和中尉笠原为代表的日军军官，为了消灭自己的罪证、掩盖真相，不惜亲手杀害自己的恋人，并火烧钟楼，制造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另一种是采用相对比较简单化和透明化的塑造手法，直接表现日军外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关联性，不对其心理进行过多的刻画，着墨数点，意显则止。在1986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杨光远和翟俊杰联合导演，邵宏来、初国良等主演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中，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交战异常惨烈，为了衬托中国军队的抗战豪情和他们在战争中的民族大义，影片没有大面积地刻画日军的心理活动轨迹，只是通过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战斗的需要，安排畑俊六、矶谷、板垣等日军角色入场，这些战争罪犯的言行都依照剧情的需要展开，几乎没用什么心理刻画来表现他们的战争行为，寥寥数语、简单的几个镜头，传达出其行动的逻辑必然性即可，没有添枝加叶。类似这样的方式，在《破袭战》、《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影片中都可见一斑。
事实上，平面化的形象设计除了因为日军是影片预设的反面人物之外，更主要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塑造策略，并多见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抗日影片。因为这个时期，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抗日电影关于日军形象的塑造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抗日战争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取材源泉，是青少年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培养的重要素材，并一直以来受到观众的欢迎，是创作和市场取得共赢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推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堪称‘蜜月期’的历史上最好时期”，[3]在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和平精神的前提下，电影创作在国家关系考量和意识形态规制中也不适合继续采用丑化、矮化和低化的手法，因此更好地贴近真实、还原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相对本原地呈现战争中的日军形象，就成为比较合乎时宜的选择。
三、立体化的形象
这是指日军仍然是以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对立面的身份出现，但形象的描绘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的特征，而是多侧面、立体式、客观化地表现其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和战争态度。这种形象的塑造，大多显现于20世纪末至今的银幕创作中。在人物的外型上，向真实靠拢，敢于表现日军正常的军容军纪，甚至表现其愚昧与忠诚毁誉参半的“武士道”精神，不再像“十七年”时期那样一味地塑造生理上的缺陷或凸显令人可笑的某种举止神态。比如在2015年上映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出品的影片《百团大战》中，笠原幸雄、冈崎谦让等指挥官的外型，就明显脱离了早期抗战片对日军指挥人员审丑化塑造惯例的窠臼。在人物的能力上，不仅仅描绘日军不堪一击、仓惶溃逃的滑稽之态，而是努力回归历史的本源，正视日军的战斗素养和作战谋划能力，通过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体现我军取得战斗胜利的艰辛。在由华谊兄弟出品，陈国富和高群书联合执导，号称“中国大陆首部谍战大片”的影片——《风声》中，阴险狡诈的日军武田机关长，就充分表现出其妄图利用谍报人员的专业特长，在空间封闭和心理压抑的极端状况下，找出潜伏的共产党员“老鬼”的邪恶用心。虽然武田最终失败了，但却造成了我党其他同志的牺牲。2001年公映的《平原枪声》里，奉命扫荡冀中平原的日军大队长中村，也不再是只知道拔出指挥刀带领日军士兵蒙头转向乱杀一气的愚蠢笨蛋，他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善于运用“以华治华”思想，想出毒计密谋挑起百姓自相残杀。要不是八路军干部马英技高一招，识破叛徒嘴脸和中村的歹毒用心，带领游击队与敌周旋，果敢袭击中村指挥部，险些让其诡计得逞。以上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日军形象，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常见的一打就跑、一击即倒的鬼子特务大相径庭了，体现出人物塑造上的一种超越和自觉。在人物的心理上，抛弃平面化和简单化，转而尝试探索战争对日军心理的自我摧残以及他们内心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认知反省。譬如2005年出品的《太行山上》中被俘释放的日军三木，在被指挥官处决前的那一声仰天长叹：“天皇殿下！八路军不杀我们，皇军却要杀死我，这是为什么？！”很直观地迸发出日军自身对战争的怨恨。还有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中的日本侵略军十六师团的角川正雄，这个似乎“与众不同”的日本兵，不是战死沙场，反而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煎熬中自杀。角川的死，不仅是从侵略者视角发出的对自身罪恶的主动反思，而且在更高层面上预示和绽放着侵略者必败、正义者必胜的历史大势与精神光芒。
如果说脸谱化和平面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的话，那么立体化形象的出现和运用则更多地来源于艺术创作的自觉和文化发展的自信。因为一方面，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电影艺术理论思潮西学东渐的洗礼，国产抗日电影的创作理念更加成熟，不再以粗线条的二元對立模式统帅整部影片的全过程，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方式日趋多元；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间的关系告别过去的“一弱一强型”，向着“强强型”的方向发展，加之中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民众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所以，在世纪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才能更加从容、大度、理智和深刻地对抗日电影制作以及电影中的日军形象塑造有突破性的进展与创造。
四、结语
对影片中非正义性的日军形象进行回顾和总结，不仅能梳理出建国以来这个类型领域人物表现手法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成长轨迹，而且能对正反两方面人物塑造和当代抗日影片的艺术创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能给予今后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首先，在坚持和明确抗战胜利的总基调下，应对历史事实有较为客观的认知，既要看到“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4]对国家、民族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也应在电影创作中体现这场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使观众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与安定生活。其次，需防止抗日影片的娱乐化倾向，不能违反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生活常识，出现类似“手撕鬼子”、“单人骑自行车轻松搞定鬼子装甲车”、“一个人战胜鬼子一个中队”等过度自娱自乐的情节画面，这样只会在贬低日军形象和张扬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的同时，消解抗日电影与生俱来的严肃性和主流意识形态属性，降低大众对抗日战争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的理解。再次，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苑囿于一味的民族仇恨中，应铭记历史、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用强大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来区分日军侵略者和一般日本民众的塑造方式，“警惕形成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全面、客观地表征其他民族，倡导健康的民族文化心态。”[5]最后，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好地体现反战思维与文化反思，既要表现战争导致的毁灭性和反人类性，也要反映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无比戕害和沉痛灾难；既正视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思古抚今，坚持和平发展，也正视自己、复兴图强，决不让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决不让惨痛的历史重演。
参考文献
[1] 胡令远.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知——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J].日本学刊,2008(6):65-77.
[2] 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7.
[3] 金熙德.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J].日本学刊,2008(6):3-13.
[4] 俞祖华.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及历程[J].河北学刊,2014(3):36-43.
[5] 陈开举,薛萍.复兴的中国当抱何种民族心态[J].学术研究，2014(8):51-53.
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极大发展，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跨时代跃升，这与党及国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分析少数民族的实时状况所制定并贯彻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是紧密相关的。文章基于法国民族政策现状、问题、挑战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就其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启示意义做出研究和建议。
【关键词】法国 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
通览古今中外正反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影响其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而在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民族问题是我们必须处理好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工作贯穿了党和全国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为此在指导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对策上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对我国民族政策不断完善，以适应各民族及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就法国民族政策和展开具体化分析，以期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坚持和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法国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
法国民族构成及其跨国移民状况。法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法兰西是民主、社会、难以分割的共和国，它保障所有辖下公民不分出身、性别、年龄等，尊重一切信仰，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①。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并未被法国政府列为人口登记的内容，也未对两者进行官方意义上的数据统计。作为世界上现代民族确立最早的国家之一，法兰西民族通常是法国的代名词，但是在一项非官方的调查数据中显示，法国除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主体民族法兰西人以外，其他诸如阿尔萨斯人、布列塔尼亚人、科西嘉人、嘉泰隆人等少数民族数量也相对庞大，而他国移民（如非洲裔黑人、亚裔、阿拉伯人等）及其他民族数目也非小数②。由此可见，法国也是一个与我国相似的多民族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开始运用移民紧缩政策来严格控制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趋势，然而，其跨国移民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仍在不断加剧，尤其是非裔、亚裔等人口基数的膨胀，促使法国民族构成不断呈现出多元化特性。
民族构成日趋多元性、少数民族快速壮大、日臻多样的文化特质，既为法国社会文化的昌盛提供了源动力，也对其社会族际关系方面的应对产生挑战，针对国内族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法国政府对此相应的准备显然还不够充分。
法国民族问题现状。当代法国民族问题的构成颇为复杂，大体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伴有宗教文化因素、以族裔为单元的移民问题；第二则是以地域为单元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活跃，民族冲突如星火燎原般骤然生发，当时冲突爆发的主要地区集焦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完备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岛屿及边境地区，例如巴斯克地区、科西嘉岛等。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尚算温和，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激进民族主义出现，并且表现出分离主义倾向，诸如“科西嘉民族解放战线”等地方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断成立，这些组织通过武装暴力活动来“实现”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理想。进入七八十年代，法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演变成燃油之势，每年上千起的暴力活动带给法国政府和人民巨大的人员及财产损失。以上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由于某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国其他地区的不平衡；第二是强烈抵触法国政府实行的隐性同化政策。其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直至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日渐平息。
从目前的形势分析，民族分离运动对法国政府造成的威胁已微乎其微，但对其社会族际关系的深度映射确实客观存在，比如，直到今天法国科西嘉岛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其岛上很多人依旧要求实现独立。
近年来，法国移民问题性质上渐趋复杂化，这个特性是在“巴黎骚乱事件”发生后逐渐彰显的，其移民问题的主要集中范围是非洲裔黑人和穆斯林群体，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法国，主体民族和人口比例超过两成以上的少数族裔之间存在程度各异的隔阂感和难认同感，这其中表现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穆斯林群体，
由于经济、行政、种族歧视等因素影响，法国的非裔、穆斯林裔以及亚裔等少数民族，在法国社会生活中缺失平等感，比如，2009年一份巴黎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在条件相当情况下，求职者带有阿拉伯裔或非裔等姓氏的简历要比带着法国主体民族姓氏的简历，所获得回应次数少上五倍以上”③。此外，以他国移民为目标暴力排外事件也屡屡发生，比如，在2013年的6月14日，中国六名留学生在法国被暴力袭击，这是一场被法国警方定性为暴力排外事件。
从移民问题根源分析，某些法国人认为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相异而产生冲突，然而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之间固然有差异存在，对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了解也的确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但从本质上分析，法国民族问题近年来不断凸显绝非偶然，也非仅是不同民族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更大的根源是法国传统文化认同感及其政府政策导向。
法国民族政策及民族文化认同感。一直以来法国的族际关系主要通过外在的，由法国政府实行的隐性民族同化政策，以及内在的，通过法兰西文化认同感，这两方面共同协调构架。首先，我们将目光锁定于法兰西文化认同，此文化认同是法国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其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基本因素：第一为共同拥有的悠久历史；第二是想象的或真实存在的高卢人血统；第三为明确的、整套的法式制度和传承，具体表现为平等自由的国民价值观；第四是基于人文主义的世俗世界观；第五在文学、饮食、语言等领域追冀法兰西传统文化的渴望。在法国占主体地位的法兰西民族眼中，法国文化等同于法兰西民族文化，为此所有法国公民均应认同法兰西民族文化，并且在语言上选择法语，而且，此文化认同感表在世界各地海外法国人中特征表现显著。
其次，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政府针对处理族际关系方面的策略一直向促进少数民族和跨国移民在各个方面实现法兰西化演变，并希望借此强化公民对法兰西民族的国家认同感。这种对社会群体一体化、和谐化等策略的强调，正是基于其民族同化政策，具体范式可以表现为：中央集权、教育体制集中、法语地位凌驾于少数民族语言和区域性语言之上。
目前，法国并未设置专门协调处理民族问题的部委级政府机构，也未指定基于民族及宗教身份进行区别对待的专门民族政策，而是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政策分流到国家公共政策体系中，具体分布在移民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这种似有似无的“民族政策”也被称为“共和模式”。法国政府认为国家应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对民族、宗教等身份不应刻意区分，这是因为区分本身就意味着将法兰西民族分割为不同的群体，将导致歧视和不平等的现象出现。
法国“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表征貌似平等，然而对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造成的各民族“事实不平等”，及表现显著的民族文化差异“恰好”忽视。况且，共和模式以公共政策面目问世并实施时，其手段则必然强制化或制度化，其结局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放弃自身民族特点，并且通过一些适应性过程将其由主导民族同化。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项政策也意味着其自身民族特征的灭亡。
此外，在恢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法国政府也对其给予了一定政策支持。但从2010年以来，民族政策又被法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更为强硬和强势的措施开始出现，其中，诸如加强对入籍移民的控制、收紧入境人数、颁布“罩袍禁令”，通过撤并移民、国家认同和团结发展部、加大对非法移民打击力度等，来实现其民族文化政策的明显的一元化倾向。显而易见，欧洲国家目前所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步履维艰，发展困难重重，但法国政府并未对现行民族政策从根本上改革，而是对原先的共和模式坚守并强化。
共和模式政策通过强化后，究竟能否有效解决和缓和法国民族问题，尚值得商榷。为此法国政府不得不背负上共和模式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其在民族共和道路上如履薄冰，对此我国在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时要深以为鉴。
法国民族政策对我国民族政策完善的启示
法国是一个发展成熟、经济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则是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虽然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但在具体国情、社会价值观、文化元素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一些相似问题并不具备可比性。但是，在如何促进民族和谐，协调民族关系，完善民族制度等方面，汲取法国解决其民族问题的政策得失经验，依旧对我国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极具意义。
从国家制度层面分析，应坚持我国民族政策不动摇。在处理民族统一问题上，法国将国家统一放在首位，无论其民族文化认同和共和模式的实施，均体现了法国政府对建立和谐相处民族关系的实践尝试。我国民族政策与我国具体国情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两者是相一致的，它不仅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团结平等及共同发展发展进步，也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得到各民族的衷心拥护，因此，必须坚持我国民族政策的毫不动摇。
只有坚持我国民族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的长久治安。保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合法性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一国政府确立权威、促使民族认同的前提，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尤其应如此，我国民族政策首位实现目标即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也是国家最高核心利益的要求。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民族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实践必然遭受失败。
确保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得以保障要求坚持我国的民族政策。全体人民均具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少数民族作为我国人民组成部分之一，自然也必然享有这种权利。这也是宪法、民族自治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补充等三大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少数民族既享有作为我国公民所具有的个体权利，同时，也享有作为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殊集体利益，即民族自治权和其他相关的特殊权益，这对少数民族有效参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对少数民族而言，仅仅政治上的平等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现实鸿沟上存在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成为必然区属。坚持我国民族政策对动员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帮助和加快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使少数民族对我国国家、社会、文化等方面认同产生强化。
透过政治体制和机制层面分析，应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我国和法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相似性，第一，两国的政治体制均非典型分权体制，在不能通过分权透彻来制衡政府状况下，法国政府经过长年探索研究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民族政策监督机制，值得我们借鉴；第二，法国具备良好的国民监督传统，其监督风俗历史悠久，我国在这方面受制于国史和民众素质的局限而开展较晚，应向法国借鉴学习；第三，从演变过程分析，法国政府创立了很多影响深远的监督机制，经验积累上我国与其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应对其鉴伪取真。
法国民族问题的相关法制相较我国更完备完善，我们应对此学习借鉴，但仅仅是法治完备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相应的监督机制应同时配套完善，两者有效配合，才能让此方面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从工作操作运行层面分析，应注重改善民生，明确工作体系和服务体系。民生问题在我国目前愈渐突出，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前提正是要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法国民族服务体系非常健全，对民生改善也非常重视，并通过政府跨部门政策和战略等措施，来解决少数民族的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对此，我国应借鉴法国完善的服务体系，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和谐，改善各民族民生。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制定少数民族区域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完善相关社会救助体系。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完善，尽管依旧存在收入差别，但由于其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各阶层对国内收入差距基本上可以接受，其社会保障体系也成为协调民族关系的安全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但与法国相比依旧任重道远。
保障少数民族就业权利，促进其就业相关政策完善。针对帮助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法国制定了许多专项培训计划，同时将政府力量更好地运用到推进民族多样性和平等性。我国应制定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规划和专门性就业政策规划，落实少数民族的就业平等和教育平等。
从价值观导向层面分析，应增强国家意识和正确民族价值观的教育。开展全民正确民族观的教育培养工作。法国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通过社会各界全员参与的，由政府进行主导，由学校作为主要渠道，通过教育来培养正确的民族观念，由民间组织作为教育培养的补充。
民族价值观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对我国社会意识的方向和趋势产生重要影响，培养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应与我国教育建设落实到一起，同时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配合。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各级学校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效能，加强对学生文化观教育，在实践教学中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观念的前进方向，坚持和谐的民族关系理念，引导学生、进而引导全社会正确民族价值观的形成。
提升全民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感。学生是一个国家未来应对民族关系的排头兵，对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认同工作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法国政府多年实施政府主导、学校参与、民间组织配合的政策，来提升学生对这方面的认知和认同，取得了极大成效，我国应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加强公民，特别是学生方面的意识教育工作，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学习借鉴法国公民教育方式，构建多层次、统筹性强、方位全面的公民教育体系，让全民国家意识和全民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实现质的飞跃。
总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借鉴法国有益、有效的民族政策，强化我国民族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明确民族工作和服务体系，改善各民族民生，加强国家意识和正确民族价值观培养，以增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并通过实践不断修正和完善我国民族政策。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注释】
①《现代第五共和国最后修改宪法》，第[2008-724]号，2008年7月23日。
②[美]戴维·莱文森：《世界各国的族群》，葛公尚、于洪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社，2009年，第49～53页。
③刘力达：“法兰西‘隐性’的民族与‘显性’的民族问题”，《中国民族报》，2010年7月30日。
责编/张晓
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抖音海外版（TikTok）自2018年10月成為美国月度下载量最高的应用后，其人气之旺在当地罕有其匹。当下，特朗普当局的穷追猛打，极有可能阻遏TikTok迅猛发展势头，也成为其进军美国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特朗普的总统行政令并非单单针对TikTok，而是将矛头指向“由中国公司开发和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这意味着TikTok的遭遇将极有可能在中国各大海外企业身上重演。值此山雨欲来之际，亟需深入剖析其根源所在，未雨绸缪，慎重对待。
一、经济民族主义：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从本质来看，特朗普的政治选择其实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具体体现。自1934年《对等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颁布以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然而自由贸易推动的财富增值，却未能惠及中下层民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以美国为最，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①正是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滋生蔓延。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集中体现于特朗普政府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自编自导的电影《零时代》中。在这部电影中，班农称美国中下层白人基督徒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而倡导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却罔顾民众利益，与外国签订“坏协议”，摧毁了美国工业。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国家应该采取重商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所奉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从暗流涌动的负面情绪演进为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
尽管美国政府未曾明言，但“TikTok禁令”显然符合经济民族主义的期许。以“公平”“对等”等名义寻求对现有贸易关系修正，是特朗普政府制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时的典型思维方式。特朗普曾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张挞伐，声称要将美国与盟国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公平与对等”之上，不能再让它们占美国便宜。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TikTok禁令”亦是使中美贸易关系在互联网领域趋于“对等”的重要一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在《纽约时报》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此种认知：“很少有外国公司被允许向中国公民提供创意或服务，但世界对中国的网络公司完全开放。……被美国科技公司攻占的欧洲国家，肯定会嫉妒中国在没有严重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建立的繁荣的科技产业。”
此外，“TikTok禁令”确实在客观上让美国本土互联网产业成为最大受益人。TikTok全球下载量和影响力让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如芒在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9年秋，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前往华盛顿游说政要，“让他们对中国科技公司，更具体地说，高人气视频应用TikTok保持警惕”。他还公开表示，TikTok使美国价值及美国技术霸权面临风险。在与白宫官员的私人晚宴中，他更直接地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企业”。不久，赴宴的两名参议员致信美情报部门，要求对TikTok发起调查。不仅如此，脸书还组建名为“美国优势”（American Edge）的游说团体，四处宣扬“美国科技企业对美国经济实力、国家安全和文化影响力的贡献”。这意味着脸书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所奉行的“自由”与“开放”原则，转而诉诸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压制竞争对手。在特朗普要求TikTok出售其在美业务仅两天后，脸书即在50多个国家上线被称为“TikTok克隆版”的手机应用“Instagram Reels”，以图填补短视频市场真空。
值得玩味的是，在此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新闻台（CNBC）在7月8日报道，TikTok在印度本土的替代品Chingar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苏米特·戈什亦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称，“不要中国的钱，不要中国公司的钱……不要中国人直接或间接给Chingari投资。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TikTok在印度被封禁后，Chingari作为“民族企业”迅速收割了TikTok斥巨资培育的庞大用户群。Chingari与脸书可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预示着经济民族主义已在互联网领域酝酿发酵。“数字世界曾被视为能够超越旧有隔阂的统一空间，如今却在沿着分裂实体世界的国境线被分割开来”，②这是中国企业出海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二、2020美国大选：撕裂社会中的企业两难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酝酿发酵已久，是“TikTok禁令”出台的深层原因。但从事态具体演进来看，其复杂性又无法以“经济民族主义”一言蔽之。禁令出台之时恰逢美国总统大选鏖战正酣之际。为争取选票，不同政治势力都选择对TikTok大作文章，要么利用其设置政治议程，要么强行将其与其他敏感议题勾连。特朗普政府及其反对者之间势同水火让TikTok进退两难。
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美国警察执法事件发生后，对特朗普政府的抗议声浪席卷全美，社会撕裂亦随之而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支持者把TikTok作为政治传播渠道，将平台用户头像设为黑人民权运动标志性图像——一个高高举起的黑人拳头，号召取关反对抗议运动的用户，还创建了“#GeorgeFloyd”“#BlackLivesMatter”等标签，分享抗议前线视频，批判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为避免在政治议题中站队，TikTok管理员非常审慎。之后，反种族歧视者发现这两个标签下帖子浏览量为零，将此解读为TikTok官方对正义行动的限流，对TikTok口诛笔伐。TikTok将此归咎于技术漏洞，并重申对多元化与黑人族裔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对者针锋相对发起“弗洛伊德挑战”（George Floyd Challenge），以戏谑方式模仿弗洛伊德死亡时的场景。反种族歧视者大为震怒，在“弗洛伊德挑战”标签下发布大量支持弗洛伊德的内容，并要求TikTok官方删除冒犯性视频。最终，TikTok下架了上述视频。然而，反特朗普者线上的政治表达很快演进为线下政治行动的组织动员，使TikTok被迫涉入美国族群政治当中。
今年6月，反對特朗普的韩国流行音乐粉丝借助TikTok统一行动，破坏了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竞选造势活动。需指出的是，在美国，韩流粉丝团体并不全然是文化工业或者粉丝经济的附庸，还被赋予了“抗争东方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内涵。这一群体与反种族歧视者高度重合，对特朗普政府甚为反感。这些年轻的“Z世代”利用TikTok短视频与评论区，鼓励并指导同侪预定竞选造势集会门票，然后集体缺席，直接导致集会当日现场人迹寥寥，特朗普尴尬而归。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指出，塔尔萨集会后，TikTok从“几个哗众取宠的保守派议员的愤怒对象，变为白宫所认定的巨大国家安全威胁”。而此前，《福布斯》曾报道，“特朗普推文中从未提及过TikTok”。吴修铭亦称：“TikTok禁令”可能“更多地是想让美国的互联网变得能够满足他的宣传需求。”总之，在这场美国大选中，TikTok于一方而言是可资利用的斗争武器，于另一方而言就成了必须铲除的“祸胎”，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政坛恶斗的风口浪尖。
三、“监视资本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切入口
若仅以“破坏选举”给TikTok定罪，显然有挟私报复之嫌，甚至可能引发反弹，所以特朗普政府先以隐私问题为突破口，然后炒作TikTok的中国背景，将问题严重性定性到“国家安全”高度。不得不说，特朗普团队对公众情绪拿捏极为精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互联网巨头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直怀有警惕与恐惧。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波夫提出，意指涉数字巨头搜集用户各类互联网信息，借助深度分析，预测、影响用户行为以获取利润、争夺市场的运作模式。依托于大数据技术，互联网大鳄们的监控之网已经到达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连输入时的拼写错误也被置于窥视之下。③2018年到2019年，脸书接连曝出数据泄露与滥用丑闻，更是触及了民众的敏感神经。以“将用户隐私传给中国政府，危及国家安全”名义对TikTok开刀，既迎合了民众对跨国数字公司不信任的情绪，又达到了选战期间“打中国牌”的目的，这是特朗普团队的“如意算盘”。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指控并无铁证。首先，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严查TikTok，但其调查结果只是称TikTok有将数据传回中国的“可能性”，同时承认无法给出确凿证据以佐证之。其次，TikTok平台上的泛娱乐化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是值得商榷的。德国IT法专家迈克尔·拉特表示：“抖音上的用户大多是年轻人产出的和国家安全无关的内容。所以你不太能说TikTok用户交流信息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关。”④再次，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其“TikTok禁令”之间的逻辑关联无法自洽。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鲁舍博士8月4日通过“德国之声”表示：“TikTok处理美国业务的服务器并不在中国，所以其实不通过收购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确保这些数据不会流往中国。”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指控与行政命令透着几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荒诞感，但它还是畅通无阻地推进了其经济民族主义议程——迫使TikTok向美国公司出售股权。即便是那些反对“TikTok禁令”的粉丝们，也落在特朗普之彀中，这在他们声讨特朗普的公开信中可见端倪。信中称：“与其消灭TikTok，不如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公开募股分拆美国的TikTok，或者让它出售给美国公司，让资本主义而不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⑤由此可见，粉丝们真正反对的是“封禁TikTok”的决策，但在特朗普的决策组合中，“封禁TikTok”显然是他用以“极限施压”的声东击西之举。而对于特朗普所谓“国家安全”“侵犯隐私”等指控，粉丝们则照单全收，甚至主动出谋划策，提出可以将其卖给美国公司——而这恰是特朗普的意图所在。
四、“民粹主义安全化”：“TikTok禁令”的生成机制
复盘“TikTok禁令”酝酿与问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其深刻的社会动因：排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是其民意基础，复杂的2020美国大选是其具体发生环境，对“监视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是其重要催化剂。而联结上述三者并使禁令最终成型的是特朗普政府特有的政策输出模式——“民粹主义安全化”（Populist Securitization）。
日本武藏大学学者迈克尔·马卡米特在考察特朗普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民粹主义安全化”的概念。他指出，作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特朗普以极端主张博取民望。在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为内外政策时，他必须让精英为其合法性背书。但在精英看来，纯粹的民粹主义论断是荒诞无稽的。于是，“安全化”就成了特朗普政策输出的关键一步。所谓“安全化”，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包装为国家安全问题，既迎合民粹声音，又促使政治精英与其协商，最终实现民粹主义合法化。
特朗普上台后，“安全化”策略屡试不爽，成功推动了对华贸易摩擦、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修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政策，“TikTok禁令”的出台可谓故技重施。而全球互联网自由红利受益者脸书竟主动参与民粹主义话题的“安全化”运作，可见在国际竞争威胁之下，部分原应归属于全球化阵营的美国精英，也开始摈弃长久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希图以经济民族主义巩固既得利益。这也意味着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中美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互联网海外平台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类似无妄之灾。
当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国互联网平台海外发展遇到了阶段性瓶颈。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虽有甚嚣尘上之日，但都难逃烟消云散之宿命。1930年，美国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推出带有极端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闭关自守的贸易政策并未带来他们所许诺的经济繁荣，二人亦丢官罢职。就美国本土而言，亦不乏主张中美友好交流的有识之士。如2019年7月，由傅高义、傅泰林等5名“中国通”执笔，另有95名美国各界精英联署的致特朗普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即为此例。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值得对其释放更多包容与善意。而对于那些由政治派系、经济利益集团所强行添加的妖魔化标签，则有必要针锋相对地回应。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国际社交媒体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C200A002。）
「注释」
①[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②“With India’s TikTok Ban， the World’s Digital Walls Grow Highe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6-30.
③Shoshana Zuboff“：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30）， pp75-89.
④《专访：德国和欧盟不可能禁TikTok》，“德国之声”，https：//p.dw.com/ p/3gyII，2020年8月15日。
⑤Max Beaumont“：Dear President Trump： An Open Letter From The TikTok Creator Community”， 2020-8-3.
民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当前，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民族学界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本文从俄罗斯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出发，指出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深刻内涵及建立该理论体系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建立；马克思主义
1978年以来，中断多年的中国民族学得以在新形势下重建。“重建”既含有对历史的反思，又含有对未来的构想。李清和老师在1990年《民族学研究(第九辑)》中发表了名为《如何建立民族学理论体系》一文。在该文中，李老师指出：“民族学发展到如今，其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认为民族学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地建立起民族学的理论体系，以促进民族学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龙西江老师也于1994年第3期上发表了名为《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一文。在该文中，龙老师指出：“我国的民族理论一直存在着许多不符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符合中国自古形成的各民族相互间真实关系的重大缺陷和基本性的理论误解，”李老师指出，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由此可见，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民族学界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笔者认为。在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俄罗斯民族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我国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基本是建立在前苏联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基础上的。因此，通过对俄罗斯民族学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前苏联的民族学，我们称之为苏维埃民族学，它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学派。前苏联时期。民族学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各个研究领域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学者并出版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著作。从而使苏维埃民族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关于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地区的研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共同体历史类型的研究、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以及对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等方面。总之，前苏联的民族学家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以此来解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从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斯大林作为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专家。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在领导苏联的几十年中，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斯大林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斯大林本人作为非俄罗斯族，对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予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身有感触的。他在许多场合也讲过，要同大俄罗斯主义作斗争。不过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之，而是发动了一场被列宁称之为彻底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列宁说：“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
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前苏联民族学已蜕变成新沙皇推行大俄罗斯民族同化政策的工具。它照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旨意，大肆宣扬苏联“国民经济共同体”。社会主义“各民族进一步接近”、走向“民族融合”，形成“际族共同体”、“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甚至为其征服全人类，鼓吹要形成“统一国际人类共同体”，妄图由全苏联各民族的俄罗斯化，达到全世界的俄罗斯化。这显然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政策的实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苏维埃民族学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族政策，没有科学的概念和调节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种种机制”。族际冲突不断发生，民族关系日趋恶化。“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所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已走过了艰难的发展之路，然而，俄罗斯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政治危机、经济衰败、国力孱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自1998年以来，俄罗斯政府频频更迭，金融危机席卷全国，民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矛盾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民族学界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此，俄罗斯的民族学家提出，应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倡学科的变革和参政并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全球化的主张，以挽救俄罗斯民族学的危机。可见，原苏联的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失败了，至少是目前暂时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前苏联的民族学和民族理论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试图用苏联模式所产生和培植的思想意识、方针政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指导地位，所以才最终导致了今天失败的结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俄罗斯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意义是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不背离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已经深植到了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社会民族现象、把握民族过程发展规律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阶级社会民族压迫的根源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阐释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面向全人类、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在吸收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就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更有效地借鉴、吸收和利用各种有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理论武器，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及民族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
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才逐步找到了一条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而邓小平同志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邓小平理论无疑要更贴近中国社会实际。更具指导意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个当代中国民族工作最主要的、最基本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做出了新发展、新贡献。
总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成就，也是我国民族学理论建设的基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和现代化目标后还将面临新的民族问题。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断推进解决民族问题健康进程的基本保证，也是我们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在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时，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才能使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才能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既要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又要能够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必须坚持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基本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方面强调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结构、意识形态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强调民族起源问题及民族发展过程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理论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以及关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基本观点；邓小平理论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从基本方法上看，一方面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运用了的从现实人手追溯历史的方法、文化残余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语言学比较方法，利用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开展研究的综合方法，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所体现出的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时，不仅要坚持和继承，而且要在新形势下，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更灵活、更有效地加以运用。
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如果民族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强调理论，而忽视其实践性即应用性，那么只会成为空中楼阁，只会被社会发展所淘汰。因此，强调实践性即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现实服务应被视为民族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
当前，为现实服务主要表现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也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周恩来同志很早就提出：“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问题。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全国各族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只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了。而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仍然贫穷落后，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我党强调的是，没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文明昌盛；没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从当前来看，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主要表现为进一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聚居区及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物质载体。是物质文明的基本单元。其次，要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口素质等；最后，要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着力予以保留、继承、发展和弘扬。总之，建立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以为现实服务为出发点。如果离开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即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问题，那么该理论体系的建立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清和，如何建立民族学理论体系，民族学研究,1990
[2]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1994
[3]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V.A季什科夫，论苏联民族学的危机，民族译丛，1994
[5]任国荣，俄罗斯民族学的成就与走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3)
[6]周恩来选集(下卷)[M]
[7]郝时远，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住民族研究，2004,(3)
责任编辑 张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