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城市为单位的营销活动正走进人们的视线。在考察和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城市营销的实例，分析中国城市营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努力使城市营销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
关键词：城市营销；定位；品牌；形象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培育计划项目；安徽师范大学2012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汪逸云（1992-），女，安徽黄山人，本科，从事市场营销研究。
引言
当前，地区之间的竞争逐渐由单纯的商品竞争转向以城市为单位的综合实力的竞争，城市营销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加剧，国外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营销的理论和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城市营销也在快速发展，城市间的竞争不再只是营销城市产品，更是通过理性、逻辑的方式及创新的理念拟定长期的城市营销策略。
一般而言，城市营销是运用市场营销原理，整合城市资源，以吸引和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城市竞争力，进而满足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各方面需求的社会活动[1]。国外关于城市营销的理论研究主要有把城市作为企业经营的北美学派和以系统整合协调为主的欧洲学派[2]，国内有以郭国庆、倪鹏飞为代表的学术派和以陈放为代表的实践派[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个人角度对中国城市营销进行分析。
一、中国目前城市营销战略分析——以黄山为例
1.正确的城市定位，提炼核心价值。诚如园林是苏州市的名片，青岛啤酒是青岛市的名片，冰天雪地是哈尔滨的名片，城市营销的准确定位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本文以黄山市为例，分析黄山市的旅游定位及其核心价值的彰显。黄山市位于安徽省最南部，是世界著名的现代国际旅游城市、长三角旅游中心城市之一、皖浙赣省际中心城市，黄山市与绩溪县、婺源县共同构成徽州。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徒步视察黄山时曾说“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从此拉开了黄山发展现代旅游业的序幕。“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黄山市利用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并不断调整旅游产业结构，形成了景点观光、旅行社、酒店、饮食、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并延伸出了“打好状元牌，做好徽文章”（2005）、“大打名城牌，做好徽文章”（2010）、“打好胡适牌，做好徽文章”（2011）等一系列口号带动发展。
2.采取多种营销方式相结合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目前，黄山市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包括国际旅行商大会、首届安徽旅游商品展示交易总汇、安徽旅游重大项目建设对接签约大会、安徽省大学生旅游微电影展播、黄山国际登山大会等组成。节庆期间，黄山市各地也将举办旅游休闲论坛、民俗文化节、温泉文化旅游节、摄影节、红茶节等相关活动。一年一度的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不仅是徽文化与黄山旅游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更是海内外旅游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3.政府政策保障，大力发展旅游。2011年，在安徽省国税局和黄山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意见和要求下，黄山市国税局发布了《关于支持和促进全市旅游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2012年底，中共黄山市委携手黄山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决定，旨在“全面创新服务业发展方式，优化政策环境，推动服务业强势扩张、全面转型，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结构，把黄山打造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旅游观光服务中心、徽文化展示中心、现代会展中心和休闲养生基地、摄影演艺基地、乡村旅游基地、户外运动基地、商贸物流基地，初步形成山清水秀、景美路畅、怡人怡情、宜游宜居的现代国际旅游城市基本框架，在全国生活服务业发展方面起引领示范作用。”
二、中国城市营销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1.中国城市营销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部分沿海城市已经意识到城市营销的重要性并尝试摸索。2001年，昆明市政府提出以“营销昆明”为口号的城市营销战略拉开中国城市营销的大序幕，此后并在中央台连续播放昆明市城市形象短片，引起巨大反响。由此，各地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城市营销、鼓励企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会在每年举行“中国城市榜”颁奖典礼，每年以不同的主题作为评比要求，从各个角度推动了城市营销的发展。通过举办多次国际会议，重庆推出各项关于重庆旅游和城市品牌的推广活动；借力世博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海更是在城市营销方面走在了国内城市的前列。
2.中国目前城市营销存在的问题。城市营销无疑正在成为促进城市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十分重要的途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讨论和系统解决。（1）缺乏理论指导。城市营销是项复杂的实践，只有掌握理论和学习经验，联系实际，不断思考，决策者才会有创新的思路和科学的方案。目前，一些城市管理者对城市营销理论把握不足，而在中国可借鉴的例子、可学习的经验也很少，国外的經验又很难适应中国特色，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城市营销现状粗糙，问题很多。（2）城市定位不清，营销目标模糊，缺乏科学的营销规划。准确的城市定位会给消费者自然的联想，而模糊不清的定位只会过目即忘。晋江是中国著名的“品牌之都”，被誉为“中国鞋都”、“中国拉链之都”、“中国休闲服装名镇”等美誉，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知名品牌劲霸、七匹狼、九牧王、安踏、匹克、恒安集团等均出自晋江，更没有将这些知名品牌与晋江城市品牌相联系。城市营销的目标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综合福利水平[4]，而当前个别城市营销变成了领导或富人收益最大化的工具，严重偏离营销目标。同时，城市营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进行科学论证，详细规划，但很多地方是城市营销的主导者随心所欲，主观性代替了客观调研分析，使得营销目标更加模糊，极大削弱了城市营销的效果和创富能力。（3）城市营销主体认识不够。营销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与市场活动息息相关，然而人们对城市营销的认识更多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营销战略及活动。如果单纯将主体定位为地方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动向的把握相背离，进而影响营销效果。因此城市营销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还有本城市的企业、公共机构及广大的市民，只有将城市营销的权责分配到城市中的每个人身上，才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将本城市推广出去。（4）城市营销的整体把握意识不够。城市经营相对于城市营销是一个微观概念，主要目标是扶持本城市的企业、产品、服务使其得以在大范围内有相当的市场。而城市营销显然是一个宏观概念，旨在满足公众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城市形象，以赢得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5]。如果只是定位为城市经营，很可能走入一个误区——注重培养本城市的企业而忽略与城市本身的联系，最会导致消费者只知道产品品牌但却不知道城市品牌。
三、中国城市营销的对策分析
1.强化理论指导，明确城市品牌定位。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定位就是设计公司的产品和形象以在目标市场的心中占据一个独特位置[6]。城市定位是人们识别城市的着眼点，是营销策略实施的基础，要体现出城市的独特魅力，不能盲目跟风，要以城市营销理论结合城市气质和城市个性来具体实施，对城市特色资源和整体优势进行提炼，结合自身的各方面动态信息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2.改善城市环境。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城市营销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倪鹏飞认为，城市营销的目标市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投资者、旅游者和居民[7]。因此改善城市环境也可以从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旅游环境和居住环境入手。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便居民生活和工业投资。同时结合当地特点，发展特色旅游，吸引游客，打造城市名片。在城市规划上，严格控制农村地区的工业污染，优化城市工业发展布局，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3.转换政府职能。政府在城市营销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负担着推动城市品牌营销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城市营销意识，树立城市整体营销观念。普及城市品牌营销理念，引导城市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城市主体的共同参与，共同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营销效率的最优化。充分利用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城市营销的积极作用，促进城市品牌的打造，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政府还要提升城市管理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意识、进行政务公开、优化投资环境等具体措施的实施达到高信息传达效率和高质量政府服务的目标。
4.加强市场推广，深化品牌形象。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卷入到竞争的洪流当中。如何在数量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博得更多的资金、人才？那就是要走出去，先声夺人。因此，以主动姿态走出去宣传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渠道、信息、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媒体广告和城市活动，给受众带来视觉上的吸引和实际的体验经历，城市举办的经济、文化、体育等大新活动一方面是对该城市实力的认可，另一方面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曝光率，对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城市影响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营销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已毋庸置疑，城市营销在借鉴其他城市营销之道的同时，更要正确地认识自己，认清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环境，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科学定位，注意挖掘自己的城市内涵，将城市特色注入到营销过程中，使城市营销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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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菲利普·科特勒.國家营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5.
[3] 王秀云.现代城市经营模式：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3.
[4] 诸大建，邱寿丰.城市营销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突破方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6-70.
[5] 汤洁.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营销策略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1.
[6] 陈亚妮.基于居民幸福指数的武汉市城市营销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7] 倪鹏飞，陈佳贵.成都城市国际营销战略：创造田园城市的世界标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3-31.
[责任编辑 陈凤雪]
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培训;企业
引言
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所以现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都很重视人才的储备和开发，而进行这个过程必不可少的就是职业教育培训。21世纪，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高新技术的密集发展、高新知识的更新加快，企业迫切需要能与时俱进的高素质，直接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技术型、技能型的高级实用人才。要想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只有搞好本企业的职业教育培训，才能进一步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
1.职业教育培训的社会意义
1.1维持人力资源稳定
在职业培训进行过程中，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会增强，尤其表现在组织文化的培训上。通过培训，组织成员能够更好的了解企业，从而不断增强主人翁的意识，无形中就有了较好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这样人力资源就能从很大程度上实现稳定。
1.2有利于塑造优秀的组织文化
在培训期间，组织成员之间就有机会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一起进行的培训，使得组织的凝聚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有利于塑造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的核心内容，指导组织的管理和决策。而组织文化的形成则离不开组织中所有成员，只有他们认可组织目标，围绕企业价值观凝聚在一起，才会有丰富的企业文化。
1.3有利于打造组织品牌
通过培训，员工的综合素质将会得到大幅度提高，包括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这是塑造良好的组织品牌所不可或缺的。权威机构检测中，培训的回报率都较高。但是，目前我国的培训行业还比较混乱，知识由于相关方面的制度规定和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各种培训机构有好有坏造成的。而高校在这种情况下，则可以凭借其优秀的教育资源，积极介入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教育培训中来。
1.4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职工素质
建立并完善教育和培训机构的一体化网络，重视现代化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应用，逐步构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社会化的、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才能够达到提高职工素质的目的，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随着时代变革的根本出路。
2.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企业社会竞争力
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必要途径。
2.1调整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目标
随着国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劳动力的跨国别、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将会大幅度增加。劳动力在产业间或行业间的流动和技术构成的变化，将对职业岗位产生很大影响，使得新岗位不断产生，旧岗位持续消失。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岗位体系也将逐步演化为一个动态的大系统。以往职业教育培训单纯地针对职业岗位所确定的培养与培训目标，应该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逐步扩展到着眼于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上来，职业教育培训的性质也要由终结性教育或应急性培训演变为终身教育和终身培训。按照这样的培养目标，企业教育培训机构要把培训具备竞争观念、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人才作为培训工作的目标，注重对培训对象的国际理念、国际意识特别是国际合作与竞争意识的培养。
2.2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从职工教育培训的实际出发，以更新思想观念为先导，以是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对职工的素质需求为标准，以提高职工的岗位适应能力为目标，以教材建设为基础，以完善物质技术条件为保障，以改革培训方法和考核方式为核心环节，积极探索技能培训诸多方面及环节的改革，建立适合成人和在职特点、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具有生机与实效的技能培训新模式。形成教员主导、职工主动、学而不厌、学以致用的良性循环。
2.3对教育培训工作加大资金投入
企业要对职工的教育培训经费进行合理的规划，提高对企业职工的教育培训投入，同时为企业职工提供更多的机会参加教育培训。加强和改进企业教育培训模式，走市场化的道路，充分利用社会上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加强与各个著名院校的合作，建立企业职工终身教育培训工作。企业职工教育培训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作，通过增加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企业职工进行自主学习，提升专业技能，同时奖励自学成才的企业职工，通过他们带动一批企业职工自学成才，为企业更好的发展做出贡献。
2.4提高教育培训的有效性
通过引入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技术，进而实现教育培训方法的创新。通过远程教育的培训方法，能够实现低成本接受高水平教师的教育培训，通过先进的教育培训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工作能力的提升。在培训形式上可采取夜校培训、周末培训和全职院校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增加培训成果的考核。通过了解企业职工的教育需求课，以及企业的发展要求和企业长远目标，对培训内容进行精心的选择，突出教育培训的重点和针对性。
3.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应注意的问题
3.1合理选定受训对象
要考虑受训者是否有学习的动机;要考虑受训者能否接受培训课程内容;要考虑受训者的健康状况、身体特征、工作态度、岗位技能、兴趣爱好等。此外，企业的培训内容必须按照职工所担任职务的层次来确定，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可跳跃。因为过于超前的培训容易助长一部分职产生自满情绪而不安心本职工作。
3.2采用合适的培训方式
企业培训的对象是成年人，堵训方式必须与成人的学习规律相适应。成人的特点是记忆力相对较差，但理解能力强，并具有一定的工作和社会经验。因此，采用参与式的培训方式是比较合适的，且在培训过程中，培训者应多用实例并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受训者将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表现出来。以供其他受训者参考。适当采用“吊胃口”的方式和其他技巧可提高受训者的学习兴趣，多表扬少批评能增强学员的学习信心。还应该重视受训者提出的意见和问题，集思广益，有利于增强培训效果。此外，在培训材料的编排上，尽可能考虑到趣味性，深入浅出，易记易懂。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培训工具，采用视听材料，以增加感性认识。书面材料力求形式多样化，多用图表，简明扼要。
4.结束语
通过加强企业的职业教育培训，使每一个员工知识、理念的系统得到更新，态度与精神得到积极的调整，专业技能得到逐步的补充。工作习惯得到不断的改进，完成企业员工共同成长与提升的过程，进而使员工能进得来、提得起、用得上、靠得住，承担起对企业人才培育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欣.浅谈企业职工教育培训[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2，(23)：20-21，23.
[2]钱阳阳.职业教育培训的意义、问题与策略探析[J].现代企业教育，2013，(14)：83-83
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2、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等
3、中国版本图书馆月度CIP数据精选
4、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5、浙西山区县域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6、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
7、面对老龄化,我们准备好了吗?
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思维向度和制度建构
9、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10、现代媒体环境对流动人口反抗方式类型极端化趋向的影响
11、乡村振兴战略下关于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12、我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创新
13、“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与发展研讨会”综述（一）
14、中国人口学的理论重建
15、地方政府应急治理能力的优化
16、司法独立的制度实践：经验考察与理论再思
17、基层治理中的组织培育与服务创新
18、“民工荒”背后的农民工薪酬问题分析
19、城市公共安全增进战略研究
20、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与肇发语境
21、近十年来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述评
22、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23、“以人为本”的学科实践
24、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机理及路径
25、社会治理刑罚化的问题与症结
26、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
27、迈向包容性城市的发展之路
28、素质教育调研：反思与前瞻（上）
29、构建积极的综合性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30、城市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公共安全问题及其对策
31、生态利益分配的法治考量
32、当代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研究
33、论“民族精神家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艺价值互约
34、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35、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
36、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与和谐社会发展
37、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38、社会转型中预防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39、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40、体育社会问题与举办奥运会稳定理论研究
41、“人口均衡型社会”怎么建
42、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需求和公共政策思考
43、城市协同治理的社会组织：结构、机理与增效
44、全国期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
45、我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研究进路与未来展望
46、重建文化与自然的联系
47、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
4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缺失及对策思考
49、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背景分析
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 社会思想观念逐渐多元化。与此相伴的是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原有的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甚至是同一个阶层内部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利益的分化。农民这一广大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诉求遇到了多方面的困境，如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对现有的政治秩序产生巨大挑战。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并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困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现阶段深入进行改革，持续推动社会转型，就要适度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的调整，最容易造成社会的失序。作为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这些导致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地积聚与增长，政府官员政绩观的偏差、片面强调维护社会稳定、忽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民群体已迫近爆发的临界点。重视农民等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解决利益诉求困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持续深入推进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笔者认为，现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仍是进行时，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和体制的逐步变迁，社会群体在不断分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流向的改变以及社会成员能力差异和机遇的不同，使得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冲突；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广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传统价值信仰体系面临严重危机；社会心态方面出现焦虑与迷茫，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人们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严重，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距离体制越远的社会群体越是珍视自身眼前利益，社会利益整合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广大农村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农民生活水平较开放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城市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吸纳了大量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民这一群体逐渐产生分化，原有的农村政治秩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考察农民利益诉求的现状，认为在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农民组织化水平低，参与程度不高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的组织化水平非常高。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替代，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降低。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组织外，很少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存在（个别经济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存在一定数量的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人很难在社会发展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取得对等的地位，在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发展中涉及权利维护、发展机会、平等待遇等自身利益时，农民往往集体失声，导致了农民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农民个人往往受其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在现有的农村秩序下农民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有效反馈，直接导致了农民参与度不高。
2.形式多而实效低，诉求渠道不畅
“一种政治体系适应能力强弱的一个标准，就是它对于那些向该体系提出要求的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同化、缓和化和合法化。”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形式、政治协商形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行政首长接待形式、自下而上信访形式等。在梳理这些渠道后我们发现，虽然在现有政治秩序中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种多样，但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有关的利益诉求渠道变得却少之又少。在现实生活中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成员精英化现象比较普遍，以及基层党组织、团组织战斗力不强等因素，使得这些利益诉求形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实效性大大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唯一可行的渠道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信访渠道。而现行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矛盾凸显期使得官员面临的维稳压力，改革的不同步、不彻底等因素导致基层官员在解决问题时面临很多两难困境，种种因素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民对信访制度不信任，这唯一渠道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3.非理性行为频现，表达秩序缺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社会的分化导致利益的分化，进而产生诉求的不同，使得利益的表达多元化。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正常制度化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稳定也必须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现有政治秩序内在社会分化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中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制度化渠道的实效等原因，农民无法顺畅表达其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增多，在其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如越级上访、静坐、围攻政府部门等。客观地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之所以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进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抗争，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机制的不畅和失效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秩序的混乱，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提出严重的挑战。
三、公民参与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提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健全的基层政权体系，乡村政治秩序在权威的合理化与结构分离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达到了较高水平。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面对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诉求意愿，我们应该摒弃以前政社合一包办一切的思路和放任自流无序表达的思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越来越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
1.提高农民参与程度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奠定农民参与利益表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才能使农民有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注重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列宁曾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由于受自身条件特别是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他们缺乏利益表达的能力，很多现有的参与渠道实质上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说是关闭的。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现代社会，“由公民支持的中介组织和社团， 形式上公民通过它们可以向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见解”。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平台。只有加强农民组织建设，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 真正发挥村委会组织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功能，同时规范各类农村合作组织， 提升其在农民权利表达方面的作用，才能从有效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程度。
完善各项民主制度，提升农民参与实效。首先，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实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次，完善信访机制。建立信访监督制度，把问题的解决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样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第三，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政府决策要做到集思广益，这样才能既扩大公民参与度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此外，积极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促使村委会职能回归，使其真正扮演好自己的自治组织的角色，真正履行好其维护农民利益的使命。
2.加强引导、避免无序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同时，必须注重引导和维护正常的参与秩序，正确把握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现实政治体系制度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引导农民群体有序参与利益表达，确保公民参与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为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对利益表达的引导。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利益的分化，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十分必要和紧迫。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国家为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的安排，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差异需要国家做出理性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对话， 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2）建立健全公民利益诉求的法律保障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其利益诉求多样， 甚至会提出现行的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利益要求， 并且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因此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 又使其行为受到规范， 使不法行为得到禁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农民的利益诉求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有效而充分的表达渠道，制度外的表达将会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因此，持续推进社会转型，必须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 进一步完善和开拓广大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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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 社会体制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背景下，社会体制的构建应该遵循社会自身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运行逻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中，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公平正义，如何保证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正义，业已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体制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但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引导下的社会运行逻辑究竟是什么？也许可以从当前我国基本形成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寻找答案，并进一步从社区体制中获得关于社会体制的印象。
关 键 词 社会体制 社区体制 公平正义 公共产品配置
作者 李友梅，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
何谓社会体制？中国当下的社会体制表现为何种形态？人们通常认为，政治体制与政权相关，经济体制与产权相关，但对社会体制与一个什么样的核心要素相关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从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与制度相互关系的变迁过程看，1949年以后的30年中，国家通过单位制、人民公社制、阶级分类制、户籍制以及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完善，获得了全部资源的支配权，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和政治经济社会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形态。1978年以后，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启动并不断深化，带动了社会领域的变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民间组织开始发育，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张扬，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社会管理主体逐步多样化，一个相对开放、自主的“多元社会”正在浮现。［1］这种“多元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配置究竟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的满足会促成怎样的制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会引出社会体制的一些特征，进而会要求我们把握好社会的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路
从理论上看，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和运作逻辑，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张力关系，制约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走向极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可以各得其所。由此看来，社会有其自身的目标取向和运作逻辑，而公共产品配置的制度安排首先要遵循社会自身的目标和内在逻辑。但是，相对于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刚性存在，社会生活的主体和运作机制总是弥散的、模糊的，社会生活的目标往往也是不清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会受到市场和政府的牵引，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甚至会完全被经济或者政治的目标和逻辑所吞没、支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社会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运行逻辑，试图建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想象，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莫不在做类似的工作。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评判自由主义经济学时指出：“经济功能本身并非目的，而仅仅是实现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们只是社会生活的诸多器官之一，当心灵和意志结合起来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时，社会生活首先就是各种职责和谐相处的共同体。”［2］“社会也有引以为荣的地方，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最伟大，最富庶，而是因为它们最公平，组织得最好，具有最合理的道德结构。”［3］在这里，涂尔干从理念上确定了“社会”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公平正义；确立了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寻找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
在涂尔干之后，达伦多夫从公民权利角度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目标取向。他把公民权利分为三个类型：基本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前者包括“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适用法律裁定程序”；中者“不仅包括选举权，而且也包括结社自由，舆论自由和穆勒在他的《论自由》里深刻描述过的一整套名目繁多的权利；后者就是马歇尔所说的“一种对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将不按有关人员的市场价值来衡量”，譬如最低收入保障权利、劳动权利等等。这里的“社会权利”指涉的就是笔者所讨论的“社会”。这三种权利是一种相互制约和保障的关系，特别是后面的权利类型对前面的权利类型的递推性保护关系，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基本的政治权利就很难保障；没有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也很难保障。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前两种权利已经基本成型，但社会权利的保障往往是最为艰难的。在达伦多夫看来，社会权利的实现，需要通过阶级冲突来实现，但恰恰是阶级冲突的发生对社会权利的积极作用，又反过来产生了缓解阶级冲突的客观效果。［4］和达伦多夫同时代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保卫社会”的概念，“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5］
从以上对“社会”的发现史的简单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社会的边界、运行逻辑是模糊和弥散的，但从人的总体性追求以及政治和经济在实现这个追求的有限性的角度看，必须发展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的“社会”来，通过与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和发展逻辑的相互作用，协调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偏颇，大体实现人类各种目标诉求的平衡。基于此，在思想史上，社会的目标被界定为“公平正义”，社会的理想运行逻辑可以被认为就是哈贝马斯所构建的生活世界的运行逻辑，一种没有权力、金钱作为中介的，遵循正当性、忠诚性和真实性标准的交往理性，即协商逻辑。虽然现实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可能达到哈贝马斯所设计的蓝图，权力和金钱，即政治的和经济的逻辑必然会涉入到社会的运行逻辑中去，但只要把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准，人们在此基础上开展交往和协商，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目标还是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社会体制及其在中国的演变
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从达伦多夫和波兰尼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社会”可以具体化为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机会、条件和权利的领域，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公共产品配置领域。由此而论，社会体制就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一点从当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体制”的两种基本观点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体制主要涉及社会事务管理的相关体制及公共政策，是介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又同经济与政治紧密相关，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相关体制。［6］其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整个社会领域，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在这种观点中，社会体制包括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7］另一种观点将社会体制理解为区别于国家(政府) 、市场的第三部门(也称第三域) 的概念，包含政府社会职能、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基本要素。［8］这种观点依据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将社会体制列入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第三领域”。
上述关于社会体制的两种操作性和描述性界定，强调了围绕社会中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但对社会体制本身的基本内涵、存在意义及其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再生产等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似乎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公共产品配置的制度安排所基于的目标取向和逻辑起点。因此，笔者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弥补国内当下社会体制研究中的上述不足。从理想的状态看，社会体制就是实现社会的理想目标的一种制度方式，其结构和运行逻辑就是与社会的理想目标相适应的运行逻辑。进而言之，理想的社会体制应该是围绕公共产品的公平正义分配而构建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协商制度，通过这样一种协商制度的推进，公共产品能够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协商中能够得到基本的利益满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刚性的政治和经济面前，社会的独立性及其目标诉求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而是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当人们把社会当作经济效率和政治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时，社会的独立性、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就必然付诸阙如了；当人们认识到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高度依存性时，就会自觉地凸显社会的独特性，努力构建适当的社会体制。我们把这个观点放置到中国1949年以来社会变革的背景中来考察，可能看得更为清楚。
从1949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基本上处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特定的政治目标和运行逻辑支配着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虽然我们说这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通过更深层次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的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在本质上受着阶级斗争标准的影响，计划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迎合政治目标和政治逻辑的具体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政治逻辑支配经济运行方式的最为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活动缺乏自己的目标和运行逻辑，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更是严重缺乏自主性，从社会福利的分配、集体性行动到婚姻家庭等私生活方式，所有的社会生活几乎都按照阶级分类的逻辑来操作。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体制对政治逻辑的适应和附庸。
“以阶级斗争为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运作，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举步不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果断决定，并把改革开放提到首要的议事日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实施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最终确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终结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以GDP增长为目标和以市场为手段的资源分配逻辑快速向社会生活领域扩散，传统的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迅速瓦解，“社会市场化”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体制重建的一个主要取向。以市场化的经济资源分配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一个严重结果是，公共产品的配置不均，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得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和突出，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因此，探索社会生活自身的目标诉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行逻辑，构建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照应关系，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以来进一步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基础建设的战略任务，强调“和谐”理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9］这些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自觉地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越来越尊重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要求，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诉求，把社会主体对公共产品配置的参与和协商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并努力以此为参照来重组社会生活，建设新的社会体制。
从社区体制看社会体制
在前面的阐述中，笔者只是提出了社会生活自身的目标诉求即公平正义，并抽象地指出与之相应的社会和社会体制的运行逻辑，是建立在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往和协商，但还没有对这种逻辑的具体机制及其外部环境的约束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相当缺乏，直接清晰地回答它，至少目前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有鉴于此，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尝试转换思维视角，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层面，以管中窥豹的方式，通过阐释社区体制来洞察社会生活的运行逻辑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体制问题。
回归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这一行为要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由此说来，社会体制作为组织社会生活而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协调好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制定相关制度安排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在公共产品配置中使公平正义得到有效体现，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协调好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社会整体的满足感。
我国城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空间和公共产品配置的基础层面，也是社会体制运行的一个基本载体。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社区服务”到90年代初的“社区建设”，社区逐步从“单位制”的补充体制转变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区位，从承接“单位制”溢出的部分社会福利发展为整个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层面，成为公共产品配置和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在私有产权日益明晰、公民意识开始苏醒、民间力量逐步发育的背景下，参与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主体不断多样化。过去，政治性力量的代表居民委员会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单极，现在，经济性组织如物业公司、居民自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都开始发育，并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中，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社区权力构成，使得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权力结构高度复杂化。由于不同权力主体在利益诉求和力量上的差别，它们在社区管理和公共产品配置中难免产生分歧。为减少这种分歧给自己带来的不利以及损伤社区的整体利益，这些主体们会借助各种资源和援引各种法律条文，逐渐建立起一种能够为主要的社会主体接受的动态的、横向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模式的建立和实践，实际上把传统的社区管理制度转变为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制度，并完全改变了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方式，使得公共产品配置结构更加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的基本诉求。这样，在社区层面上，保证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的结构就得以成型。［10］对这一类合作模式和治理结构在制度上的确认和稳定化，即形成我们所说的社区体制。
社区体制与社会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国家、市场、社会相对独立的角度看，社会构成的动力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它本身的运行和再建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变动和再建构，社区体制的重新安排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体制的建设或完善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在社区体制的运动中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抽象社会的具体化过程。虽然社区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社会是由更为复杂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动态的网络体系；但从总体上看，社区的运作逻辑可以被视为社会运作逻辑的一种局部构成，社区体制可以被视为社会体制的一种基础性存在状态。再换个角度看，在社区体制中，不同社区组织（比如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目标取向、行动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态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更大范畴的社会体制的影响。由此可见，社区体制与社会体制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区体制，社区体制的特征可以折射出社会体制的运行逻辑。
体制实践面临的多维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能否实现“公平正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和线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多重因果关系相互纠结和相互嵌入的复杂问题。
第一，公共产品的配置不仅是社会再分配系统的核心构成，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公平正义只是特定社会的诉求，却非市场的目标，甚至在许多具体的情境中还非所有社会成员同时追求的目标。而且，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在公共产品配置实践中，其制度安排并非完全按照社会的诉求来操作，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逻辑的干预，或者政治权力的支配。即使近年来，国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努力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制定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关制度，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出台和实施中，总会遭到市场机制和权力机制的渗透，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如在一些集体消费领域，公共设施的建设更多地会适应市场的优势累积原则(即越富有的人可能获得越多的资源)和政治等级原则，进而形成公共产品在不同阶层间的非均衡配置的局面。因此，我们要深入探讨在社会、市场、政治的不同主体间建立有效的多边协商机制。这种协商机制的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基于认同之上的多元治理体制，对参与社会运行的政治、经济和其他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节。
第二，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在社会结构中相对处于表层，当它们通过各种制度实行公共产品的配置功能时，它们的背后还隐含着深层次的权力运作机制。比如，根据笔者的观察，在特定公共产品的配置过程中，社区治理的不同主体都试图影响其他组织主体的行动对策，并以自己的方式使其他组织主体的对策朝着有利于自身目标的方向变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有着类似的企图，都想在公共产品配置规则的制定时占据相对优势地位。他们都可谓是具有理性决策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之间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恰恰有可能促成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对公平。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同这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当两者过多地相互背离时，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得以维持的成本就很高昂；当两者彼此相对契合时，社会的和谐就成为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契合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共识建构的过程，即不同主体在协商与讨论过程中形成对制度安排相近的认知和判断的过程。共识的建构不仅涉及到观念上的引导，而且也涉及一些技术性的安排，比如：以有效的方式打造由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其间的公共讨论平台、以巧妙的方法通过媒体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沟通的机制等。
第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必须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社会体制应该具有开放性。具体地说，公平正义不仅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客观的可选择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静态的问题，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认知问题上，我们需要通过媒体、舆论构建一个基本的社会认同。从客观的角度看，社会体制应该提供让人们各得其所的路径选择机会，比如，当有的人在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上不能得到满足时，他可以转向职业技术教育；当有的人不愿意接受特定工作岗位时，他有机会享受失业保险的担保。也就是说，社会体制应该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中尽可能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要求，即使当人们在这个时空结构中暂时得不到满足，难以达成公平正义时，理想的社会体制也应该可以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看到希望，能在后续的某个时空结构中享受公共产品的阳光。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社会体制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是一个老问题，是因为自从现代性出现，经济、政治和社会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以来，社会体制就作为一个需要研究的论题存在了；说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并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建设，社会一直被视为经济和政治的附庸，直到2005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才真正同经济、政治和文化并置，“社会体制”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正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关于社会体制重建的相关研究还很粗放，需要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譬如，社会体制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关系怎样？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日益活跃的背景下，社会体制的建设又将面临何种新挑战？等等。笔者在这里的分析只是学理上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启发更多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
注释：
①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演变及其未来趋势）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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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 梅
社会转型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传统模式已不能满足疫情带来的多样化需求，高校亟须转变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模式，积极应对就业形势新变化、就业工作新挑战。本文详细梳理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深入剖析了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内涵与要求，从就业管理、就业画像、就业指导、就业帮扶四个方面提出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路径，以保障毕业生顺利就业。
【关键词】疫情防控;精准就业;“云招聘”;就业帮扶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届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预计突破千万，创历史新高。毕业生供给规模大幅增加，部分行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展下滑明显，使得毕业生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但接连不断的聚集性疫情及境外疫情的严峻形势，仍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持续挑战，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受疫情影响。
一、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基本内涵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已从最先的应急状态进入了常态化阶段。所谓疫情防控常态化，主要包含三层内涵。第一层，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持久战，新冠病毒可能会与人类长久相处，且由于病毒的复杂性和防控措施的不平衡性，很可能出现多个疫情高峰。第二层，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保障国内社会运转的大前提，没有落实到位、持之以恒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因此，需以更有力的措施、更科学的手段，做到抓防控和抓复产“两手硬”。第三层，疫情防控常态化是由“战时状态”转向“平战结合”的新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严峻形势下，国内卓有成效的防控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社会以“谨慎之心”保持定力、慎终如始，把防控措施与日常生产、生活结合起来，把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到底。
2016年，精准就业工作理念首次提出，此后有关精准就业工作的内容不断丰富，包括优化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人岗精准对接服务、健全精准信息服务机制、强化重点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措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就业市场波动明显，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不确定性问题凸显。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研判就业整体形势，关注就业环境变化，调整就业目标定位，掌握毕业生信息，细化就业服务类别，做好就业困难帮扶，是高校做好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的重点工作。
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环境分析
（一）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面临的挑战
1.社会转型、国际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仍然突出。更充分以及更高质量的就业，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受全球疫情冲击，中小微及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增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
2.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带来了就业领域的新变化。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逐年增长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给就业领域带来了诸多新变化。不同行业间的就业景气与就业市场行业结构矛盾明显;经济欠发达区域受招聘需求人数减少和求职申请人数增加的影响，受到的冲击较大;薪酬待遇优厚、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空间较好的新经济行业吸引力更大，期望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毕业生比例增大。
3.高校毕业生面临更多就业挑战。毕业生求职途径发生改变，“云招聘”“云求职”成为企业招聘、毕业生求职的新途径。就业形势的复杂性、招聘方式的转变使得就业焦虑情绪不可避免地在高校毕业生中蔓延。社会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剧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云招聘”也对毕业生的信息筛查能力、评判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非接触情况下展现自己、谋得理想职位，是毕业生们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面临的机遇
1.国家、地方政府重视和支持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扩大基层就业、扶持新就业形态等，一系列保障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政策陆续推出，各地以及各高校坚决贯彻落实，同时，各级各层面加强领导和组织保障，政策性就业岗位覆盖面得到进一步拓宽，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2.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就业新领域。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以互联网平台为劳动力资源组织者，将劳动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联系的新就业形态应运而生。
3.“云求职”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为应对疫情影响，创新就业指导服务，“云就业”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途径。“毕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平台”为就业指导人员和毕业班辅导员提供智能化、信息化“云管理”服务;“互联网+就业指导”直播课提供在线就业“云指导”服务;“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网站提供24×7、無障碍、不间断“云招聘”服务;“全国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平台”提供无接触、安全、便捷“云签约”服务。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路径探索
（一）精准就业管理，加强领导，规范就业工作机制
高校应将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学校年度重点工作计划，提前谋划部署，在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流程指导方面进一步强化，构建全员化参与、全程化指导、信息化处理的就业工作体系，建立“学校—学院—年级—班级—宿舍”五级就业网格。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高校应及早研究制订就业工作方案，根据市场需求完善学科建构、调整培养计划。同时，高校应根据毕业生人数按一定比例配备一支专业素质高、业务水平强、服务能力好的专职就业服务队伍，全过程指导、全方位开展精准就业管理与服务。
（二）精准就业画像，把握方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近几年，毕业生就业呈现“三高”特点。一是较高的升学率，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推动了毕业生升学深造人数的逐年攀升;二是较高的“二战率”，在升学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存在部分学生升学失败，导致“二战”比例逐年上升;三是较高的企事业单位就业意向率，毕业生在选择意向岗位时，编制岗位更受青睐。
高校应以学校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前提，准确把握毕业生毕业去向，从实际出发，将就业指导贯穿学生教育管理的始终，优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从入学到毕业进行系统化、分层次的“阶梯式”职业生涯规划与实践课程。
（三）精准就业指导，整合资源，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高校应认真开展国情社情教育，做好就业政策解读、就业形势分析与研判，鼓励学生将个人理想、职业发展和国家建设相结合。高校应抓住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的契机，精准把握整体市场就业趋势，充分研判就业市场形势，利用好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为支持毕業生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就业做好基础工作。此外，高校还可通过就业市场开拓、校园宣讲会等方式主动与各类企业取得联系，与就业单位建立良好关系;活用校友资源，发挥校友联动作用，邀请优秀校友所在企业单位返校招聘，为毕业生谋求更多就业岗位。
善用网络新媒体平台，提升毕业生就业服务质量。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高校应及时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网络新媒体阵地，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就业信息平台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加快建设“互联网+就业”智慧平台，利用好平台资源开展求职活动，搭建校企资源共享平台，丰富和完善线上业务办理相关功能，让企业和毕业生获得多元化、菜单式的选择。
（四）精准就业帮扶，关注特殊群体，保障学生顺利就业
疫情防控期间，国家高度重视特殊群体学生的就业政策支持，对高校提出明确要求，具体应做到：全面掌握特殊群体毕业生情况，实行分类帮扶、“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分级管理，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开展教育引导工作。就业困难学生分为三类：一是认知偏差型就业困难毕业生，他们往往没有明确规划，对自身缺少明确定位，对就业抱有过高期望，导致屡屡碰壁，失去信心;二是能力偏低型就业困难毕业生;三是身心障碍型就业困难毕业生，他们主要是由于身体缺陷、心理障碍等造成就业困难。针对不同类型的就业困难学生群体，高校应建立就业困难学生精准帮扶长效机制。首先，要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其次，要建立就业困难学生精准认定机制;最后，根据就业困难学生类型，分类别建立精准帮扶机制：一是建立学业困难帮扶机制，二是建立就业技能帮扶机制，三是建立有心理障碍学生的帮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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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材料与物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