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550025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摘 要：我国刑事庭审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亦逐步增强，为了确保刑事诉讼证明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我国亟待完善有关的刑事证据规则，设立证据准入程序，树立起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的观念，以此来指导司法实践、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词：证据；证据能力；刑事证据规则
一、刑事证据规则的概念与分类
我国立法对证据规则无明确规定，证据规则的定义多见诸于学者的理论研究中。主要有：①从诉讼程序上，有学者将证据规则划定为与证据有关的程序性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②从证据制度上看，有学者将证据规则等同于证据法或将诉讼中和证据有关的事项都视为证据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在诉讼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③从法庭审判的角度，有学者将证据规则归纳为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以规范何种证据可以在法庭上出示 、各种证据证明力大小、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证据规则就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准则。
主要分为刑事证据能力规则和刑事证明行为规则。首先刑事证据能力的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其次，证明行为规则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在制作、调查收集、审查判断、举证质证证据的时候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当然，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刑事证据规则分为取证规则、采证规则、查证规则和定案规则。
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主要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庭不得采纳非法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是指某种形式的证据比其他形式的证据有更高的证明价值，应被优先采纳。最高法对刑诉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该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
第三、相关性规则。此规则要求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材料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第四、补强证据规则。是指由于特定证据类型虚假的可能性比较大，法律规定此类证据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与其相互印证时，才能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论述。部分学者对“证据规则”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在立法体例上，证据制度的一般规定多在诉讼法中，证据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混同而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
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首先，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来源上种类少、相对分散，无法形成体系。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髙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其次，就具体内容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致使其没有很好的发挥适用效果。再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并未对进入庭审的证据材料进行必要的限制。最后，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有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在立法上，我国证据规则的规定也缺少完备性和明确性，缺少理论上将证据规则予以归纳、整合的传统。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规则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需要，也是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立足于刑事诉讼经验，借鉴国外刑事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规则体系。
第一，充分尊重证据运用的规律及“控辩型”诉讼要求的证据规则。国外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所认可的证据规则的内容反映了对抗制诉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为我们借鉴，从而提髙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第二，国外先进的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特点及其运用条件、运用环境相结合。对引进的先进刑事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界定，然后才能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去，避免在借鉴国外刑事证据规则时出现预期效果与实际效用适得其反的局面。
第三，刑事证据规则的确立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活动中被认可，在法学理论上能够成立的也可以被确定为刑事证据规则。我国是实行成文法、制定法的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基于“两高”案例指导制度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只具有参考、指导的行政约束力。如果主要的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上没有法律依据其实施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四，完善相關配套机制。确立新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控辩平衡的诉讼制度，严格明确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关键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四、结语
对刑事证据规则的适用，尤其是对证据证明能力、证明力的消极限制规定是否合理和完善，都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状、民主法制化的进度、以及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并且刑事证据规则相关内容的立法水平，会直接反映和影响整个国家的立法水平。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和法治国家建构已经愈加成为清晰的治国理政方向。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加快建立中国特色证据能力制度，不仅是法律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蔡壤铭.刑事诉讼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09页
[2]赵光南.建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构想.郑州大学，2003
作者简介：
张俊（1988～），山东济宁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法律硕士（法学）。
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2008年9月12日南京审计学院发布了《南京审计学院关于修订（制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开始了南京审计学院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法学专业参考了国内许多大学法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充分研究了国外法学院课程开设的基本情况，在征求和参考南大、南师大、河海等高校专家意见基础上，形成了南京审计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关键词：人才培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
一、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首先必须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制定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计划。“首先，人才培养目标规定本专业毕业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次，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明确所培养人才的毕业服务方向；再次，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明确所培养人才的类型，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理论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一所高校，一个专业的生存和发展首先是它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根据1998年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法学专业的任务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出台在十年之前，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我国政府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来看，法学教育承担起既要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后备人才，又要为全社会各层面培养不同层次的法律人才的重任。本科毕业之后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成为高级专门人才的为数并不多，法学学科自身的特性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法学本科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要达到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标准，如前所述，非法学的学历教育能独自完成。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结合统一司法考试关口前移的现实情况，我们将南京审计学院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和具有应用能力的人才。学生应系统掌握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知识，以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为目标，掌握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处理专业实务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学生应具有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富有创新精神。毕业后能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事务，解决各类法律纠纷，并具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总体而言，南京审计学院法学专业以培养合格的法律人为目的。一个法律人基本构成有三个要素：一是要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二是要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三是要有扎实的法律基本技能。在校期间除了知识的传授外，更加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育，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南京审计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确立多样化理念，从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出发，根据学校的类型、层次、办学传统与条件等实际情况，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满足社会不同需求主体的不同需要，努力避免“千人一面，千校一面”问题再现。
二、法学专业所在学科和国内外相同及近似专业的发展现状
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法学学科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从1977年开始恢复招生时的223人，截至2006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03所，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接近30万人。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333所，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29个，有13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目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任教师总数为5万多人，2007年毕业本科生7.39万人，招收研究生1.88万人，在校生4.90万人，毕业生1.45万人。法学类博士点增加到39个，共招收博士生1300人，在校生4278人，毕业生860人。在学科建设方面，2007年教育部批准法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个，法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1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质量工程建设，围绕专业、课程、实验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教学评估以及对口西部高校六个关键环节进行建设，为法学教育全方位改革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西方社会的法律教育历史悠久，正规的、学院式的法律教育和训练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文字记述了。使法学教育成为真正大学教育的努力首先反应在开创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欧洲最早的以意大利波伦亚大学的法学教育为代表的大学中。近现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法学教育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以美国的法学教育发展为典型。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的法学院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律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
三、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基本思路
为了使培养方案的制订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正确处理好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该校根据以下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制定和修改法学专业培养方案：一是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二是改变课程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分割、简单拼凑的状况，从人才培养的全局观点出发，处理好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优化；三是坚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四是坚持先基础后理论，循序渐进；五是课程体系设计应具有前瞻性，体现终身教育的理念。另外，要坚持在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集中表现为反映客观事物的正确、全面、深刻程度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质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毕业生就业范围和职业变动性加大，因而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应是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教育，教育不仅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和信息的途径，还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考虑如何增强学生应用能力的环节和措施。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主要包括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理解和解释法律的能力、分析和运用证据的能力、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这些技能对于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轻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抱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课程开设；在理论课的教学中，重视司法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保证充足专业实践时间。只有这样，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同时，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加快，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司法系统所需的法律专业人才却极其有限。因此法科毕业生不应只局限于去司法部门工作，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其人才的知识结构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国内的基本法律，而应该成为既精通法律，又懂经济、管理、外语和计算机等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南京审计学院财经类院校有着经济和管理类学科的资源优势，其所开办的法学专业在坚持大法学的基础上，应以培养经济法律人才为自己的专业特色，以迅速适应市场经济对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四、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及预期效果
综上可知，2009级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取得如下预期效果：
（一）坚持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
法学教育应当是以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法学教育应当宽口径、厚基础，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推理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使学生的就业面更为广阔，几乎涵盖了各级各类对该专业人才有需求的机关、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因此，以就业为导向，切实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无疑成为提高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法学院坚持素质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复合型、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注重密切和司法考试的关系
统一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和标准，是衡量法律职业人才的重要尺度。它对我国各类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将起着较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也将产生深层次的影响。2008年起国家决定法科学生在大四期间可以报名参加司法考试，该制度的实行不仅在司法改革领域，而且在法学教育领域都打开了突破口。南京审计学院创造性地针对三年级学生复习司法考试和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开设若干门专题研究类课程，既是关注就业对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影响，也是适当考虑统一司法考试的变化适时调整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合理、科学的配置课程，提高学生对司法考试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三）合理进行课程设置，适当压缩学分
该校认真梳理了每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根据课程内容合理进行设置。对于法律专业课，不要盲目地增加或削减，而要根据课程内容本身具体设置，对于主干课程，不仅不能削弱，还予以加强。对于那些实质性内容不多，相关性又较强的课程，则应进行适当合并，扩大课程名称的外延，充实课程内容，减少课程门数。坚持因校制宜，设置合理而稳定的法律专业课。各校的教师结构不同，学术传统不同，具体的培养目标也别，因此课程的具体设置和安排，要求整齐划一、统一行动，既是不实际，也是不科学的。只能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和办学特色设置合理、稳定的法律专业课。另外，开出门类众多的高质量的选修课，以体现强基础，重素质的特点，尽可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特长，使教学计划更好满足社会对法学专业本科人才的需要、学生的个人志趣和因材施教的要求。
（四）重点修改实践教学方案
法学属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是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可以检阅、修正和巩固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又有利于使学生得到法律操作与思维能力的真实训练，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和团队精神，因而也是法律专门人才培养的最有效的手段。法学教育致力于培养服务于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专门人才，就是要培养具有比较完整的法学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法律专业思维、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应用能力的专门人才。显然，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为法学专门人才培养所必需。在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中，该校单独制订了实践教学方案，对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每一种具体实践教学的目的要求、主要步骤、考核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执行性。近年来，南京审计学院在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使学生的法律专业应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具体来说，将原专业模拟实习的内容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案例研究类课程结合，增设实验类课程，使学生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一定程度避免了原专业模拟实习流于形式的弊端。同时增设了法学辩论和法律诊所的新实践教学形式，进一步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晓霞.试论我国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定位[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1).
2、吴爱辉,程卡.法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0).
3、张庆昌.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法学教育[D].西南政法大学,2008.
4、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7)[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
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金融发展理论虽然几经变迁，但由于身处人类历史变革最为迅速的金融全球化时代，因此，它在解释或预言现实经济金融问题时总是令人难以满意的。而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以金融适度与金融效率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不仅较好地克服上述金融发展理论的缺陷，而且其所倡导的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从孤立主义到关联主义的分析方法更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源；可持续发展
文献标志码：A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简要回顾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戈德史密斯、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等人开创了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戈德史密斯最早尝试并倡导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他认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成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的金融结构，而金融发展就是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他的理论为后来的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Deregulation)提供了指导。然而，在此理论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自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金融资产不论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有快速增长，但这并没反映各国金融发展的真实程度。事实上，当时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处理金融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而严重的金融问题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它充其量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量性金融发展观。可见，戈氏金融结构论的缺陷在于：(1)对金融结构的界定存在偏差，有以偏概全之嫌，即用金融结构的特殊情况，也就是用金融资产的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值代替金融结构一般，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其他表现。事实上，金融结构按商业性与政策性来划分，有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按融资方式来划分，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按金融产品对象来划分，有银行、保险和证券，等等。(2)只重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质量的发展，其结果是金融资产在总量上虽然迅速增加，而质量却存在着巨大隐患。
爱德华·肖摒弃了新古典理论，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d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的思想。他认为一国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因此，要摒弃金融抑制而采取金融深化。同时，罗纳德·麦金农也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修正，从另一角度阐述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根源之一是实际利率的金融抑制，指出实际利率使货币与实物资产存有“互补”和“替代”关系，适度的实际利率有助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地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助”。但是，作为对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尽管突出了金融制度与金融政策在金融自身发展以及促进或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专注于制度和政策因素的作用，肖和麦金农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解只是在内容上补充了戈德史密斯的观念，其自身同样是不完备的。另外，他们片面强调金融自由化的作用，而没有具体分析解除各种管制措施的环境、条件和顺序，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也使他们的理论受到了实践的挑战。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金融发展或深化理论的内在缺陷，即事实上他们假设“制度”是可以脱离一国特定的社会背景而平移或简单输入。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意识到了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同时深知基于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体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是不现实的)。他们直接利用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最新成就，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纳入金融发展模型中，摒弃了六七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不对称信息(information asymmetrical)(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auditing cost)(有成本的状态证实)等，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出了规范意义的解释。帕特里克提出“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斯蒂格利茨等从信息不完全出发提出“金融约束论”，以莱文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则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金融因素的作用。但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虽然构造了许多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并用来具体分析金融的作用机制，但它们过于集中地强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对金融中介体研究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忽视对投资银行、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中介体作用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只是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未关注其他中介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没能很好地解释与预测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许多国家(地区)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
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背景
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133个国家和地区——即大约3/4的IMF成员国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金融困难。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破坏了危机发生国(地区)的经济运行秩序，使其经济增长的进程突然中断，一些国家经济和金融的波动还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然而，上述金融发展理论在面对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时却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当然，金融体系的种种缺陷并不一定是这次亚洲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原因，但由于危机的爆发首先从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开始，而且不加节制的金融扩张也确实在危机的累积过程中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因而反思金融发展理论在发挥理论解说和预言功能时的“失常”，对于总结经验教训、摸索金融发展规律无疑非常必要。
(一)理论范式
上世纪末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金融学的危机，它表明当代金融学的发展滞后于实际金融活动的发展，因而表现出了理论对经验现实的不适应。换句话说，金融学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解释和预言的功能，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根源。经济学、金融学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都充分表明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迫切要求往往是其实现超越和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与契机。这一方面是经济、金融实践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金融理论随实践改变而改变的特性，但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学、金融学在自成体系的同时，具有了自身的惯性发展轨道，其对传统范式的维护是经济学、金融学沿着此惯性轨道运行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当代金融发展理论要摆脱危机、继续前进并对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承担应有的理论解说和实践指导作用，突破、调整乃至超越既定范式就是其在新形势下自我更新的首要任务。
(二)分析方法
金融学的实证化趋势使其成为一门分析的科学，但是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分裂也导致其逐渐演变出迄今越来越明显的工具性与技术性倾向，而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建构理性”(construction ration)崇拜。建构理性满足于思想试验的结果去检验现实经济、金融，而没有觉察到最近几十年来金融的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金融已不再简单地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资金运动的信用中介，将金融仅仅解释为货币、资金的融通或借贷关系不仅不再公允，而且具有相当的片面性；金融也不再单纯地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或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一种工具或杠杠，而应成为经济的核心，甚至成为经济本身。因此，当代金融发展理论一方面表现出在形式论证上的严谨和完美，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在实践解释上的苍白与无力。
(三)政策涵义
一定时期的经济、金融理论在其背后都蕴藏着深刻的现实政策涵义，反观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不难发现：由于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发展等同于金融结构的变化，并用金融相关率来评价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其现实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就只是包含金融资产、金融结构等要素的特定金融结构的变化，其实质就是量性的增长；而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即放松对利率和金融机构的管制，其实质也就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频繁发生的危机表明，量性增长并不能带来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提高，金融自由化也存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二者共同的缺陷就在于无法保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况下，当代金融的实践发展迫切需要具有一定预言和解释力的理论来指导。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1998年5月，中国学者白钦先在“面向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施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2001年《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框架的构建，而其之所以可视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
(一)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范围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是要解决一个共同的世界性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发展，发展绝不仅意味着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所界定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等金融结构诸要素的增长，还包括随之出现的金融体制的变迁，以及金融活动与变化的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相适应程度的提高。新的金融发展观把金融与经济的运行结合起来，特别是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深化问题，即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回答了世界各国金融难以持续发展的原因
上世纪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异常突出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又紧密相关。主要是许多国家没有意识到金融是一国最基本的稀缺战略性资源，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可扩张性、高流动性等特征，如果合理配置，金融就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如果配置不当，就会产生金融动荡和危机，影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稳定。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表明，造成金融发展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和放任开发，而六七十年代，许多政府对金融资源过度的干预和管制又成为金融发展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政策本是对之前政府过度干预和管制金融资源的一种纠正，但从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金融发展可持续受到严峻挑战来看，其原因又恰恰在于不适度和不适时的金融资源开发政策。
(三)建立了一种现代、广义和动态的金融资源观
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将资本或资金简单地视为一种生产要素(production factor)，实质上，这是一种较为原始与静态的金融资源观。它意味着将与资本或资金紧密相关的其他金融要素排除在外，而没有这些要素与资本或资金的有机结合，资本或资金就是悬空的、被动的、抽象的、甚至不可理解和难以捉摸的纯价值凝结或累积。在金融经济时代，这种观点已远远不能完整、科学地概括出当代金融的全部内涵和巨大功能。各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历史与实践，特别是上世纪末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金融活动不但保持和深化了传统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衍生成为一种不依赖于真实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独立行为或独立存在，金融已不局限于资本或资金的借贷功能，而是更广泛、更深刻地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引导、渗透、激发和扩散作用。因此，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态势下，尤有必要揭示金融的内在资源属性，突显它的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透彻理解它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同时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手段。
(四)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资源效率观
金融资源效率观作为对传统金融效率视角的根本转换，主要体现在：(1)新金融效率观把金融作为主导因素，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来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对传统效率观(强调实物)视角的根本转换，为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找出了可能的主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此带来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借鉴金融约束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3)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金融效率高低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与协调程度；(4)金融效率包含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从而通过提高金融效率和降低金融脆弱性来推动金融稳定，进而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金融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
(五)倡导了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从孤立分析到关联分析的研究方法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崇尚货币分析，但从金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虚拟性、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脱离传统轨道运行的推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等现实情况来看，现代经济学的货币分析已不可能涵盖和有效地解释日益复杂的金融过程(货币及其作用只是其一部分)及其对真实经济的影响。由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金融分析，即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与金融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它既是货币分析的逻辑延伸，更是对货币分析的拓展和超越。另外，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理论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理论研究的预设背景过于狭窄和单一，研究者通常都是严格限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愿拓展视角以联系领域之外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孤立主义的研究传统，不仅制约了经济学的进步，更使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乏善可陈，经济学家们则被嘲笑为“迷惘的预言家”(lost prophets)。而金融可持续理论既涉及金融本身的发展，又对金融相关的经济过程加以关照。因此，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隐含在背后的金融分析是对关联主义的研究方法的鼓励和肯定。
四、小结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质是一个宏观的、高度哲学概括的金融理论，它的研究基础是金融资源论，研究对象是金融资源配置，研究方法是金融分析，研究目的是促进金融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创新之处在于注重发展且强调可持续，而其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敢于冲破传统经济、金融学理论固有的范式和禁锢则是对金融发展理论的有益尝试。因为理论研究就是如此，当现有的理论陷入困境，就应改变观察角度，重新审视所考察的对象本身，最后，或者否定原来的错误认识，或者完善原来不完全的认识，直至重新定位基础概念，使得它更有助于理解问题本身。不过，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正如其倡导者自己所言，其体系的严密性、理论深度等方面还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也远未实现精密地论证和深刻地阐发，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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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凌]
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随着我国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随之得到了不断的扩展与补充。在当今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财务会计理论以其独特的应用性与广泛性已开始逐步适应该新型经济发展的方式。因此，为了更好的扩大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不断需求，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必将在这种趋势下产生巨大的创新与改变。因此，本论文就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改变趋势，对其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基本内容；发展趋势
全球化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给我国社会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新型的知识经济所代替。知识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在科学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形成的经济方式，在此影响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实现了时代的突破与内容的创新，其在财务会计理论的编排与理论方面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笔者应积极根据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具体变化与发展内容，以此再结合当今经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来更好的判断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共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分别为：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前提与会计要素。
（一）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主要作用在于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提供具体的来源与出处，并对会计信息作全面的分析与审核，以此来明确具体的会计信息类别，其在后续的会计理论的发展中，已经成了研究会计信息与进行会计相应业务的重要基础与基点。
（二）会计的基本前提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会计的基本前提逐步得到了补充与完善，即：会计主体、经营要素、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方面。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会计理论中的基本前提所包含的范围与内容也在不断的改变，总的发展趋势即更好的为当今市场经济所服务。
（三）会计要素
在会计要素中，主要包含财务的基本要素与经营收益要素这两个方面。而在不断的社會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所包含的要素也会根据实际的经济状况产生相应的改变。
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创新与改变趋势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与背景之下，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与体系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总的来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与改善，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持续经营概念方面有了全新的理解
持续经营是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中的基本前提部分，其主要针对企业的经营时间作全面的分析与评估，以确保该企业是否能够满足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当今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影响之下，企业所能持续经营并取得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对于持续经营的概念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善。
（二）在货币计量概念方面有了不同的改变
货币计量在过去所使用的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是一种价值恒定的表现，其也是基于价值恒定的基础而展开的。然而，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下，货币的价值成为了市场的主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与减少，货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因此货币计量的相关定义与概念也会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分析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内容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会随着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影响而产生变化，主要表现在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概念方面。然而就当今的经济形势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会计从业人员需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会计基表会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创新与完善。因此这就要求会计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需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带来的改变是稳定且持续的，所以会计从业人员必须要抓住此次改变的机会，更好的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执业技能。
（二）会计发展方式需结合新型的网络媒介
在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当今社会的网络媒体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若将新型的网络媒介技术应用于现代财务会计的理论管理与指导中，那么将会形成一种高新的会计发展方式，其不仅可以改善传统会计发展方式的不足与缺陷，还可以提高会计运算能力，更好的改善会计工作的步骤与流程，促进工作效率的发展。同时，网络化的工作方式也是当今企业不断发展，进行自我完善的方向之一，将企业内部的采购、生产、入库以ERP报表的形式进行管理，并采取网络媒介进行会计方面的运算，以便于更好的实施企业内部的管理。
四、结语
在本文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当今新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主要体现在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方面。综合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所产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预知其在未来必将会朝着科学化、专业化与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当然，仅仅是在会计从业人员与发展方式上面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其还可以从会计的财务要素与经营收益要素、提供会计信息的综合目标以及会计基本前提的各个方面入手，加大对于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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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维慧.探析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结合[J].现代商业，2011（21）.
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电子商务和网络财务的发展对传统模式下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技术和审计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审计的构成理论，即网络审计应包括对商务平台网络安全性的审计、对网络电子数据有效性的审计、对网络财务系统可靠性的审计和借助网络进行审计四个部分，并对相应部分的审计模式和要点作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网络；财务；审计
理论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关键词]改革开放、外交理论、国际战略、习近平外交思想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理论继承、累进、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砥砺前行。
（一）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全会公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在此环境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坚决和明确回答：“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外交上打破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制定和落实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世界时，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胡锦涛强调： “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2]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递升，从2003年世界第五到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这一阶段的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外交的重点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堅持不结盟，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时顶住美西方压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江泽民在新形势下从世界多样性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 “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解决。”[3]此外，江泽民还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有效应对了“炸馆”、 “撞机”和“9·11”事件，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进程，维护和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11年两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实践和理论角度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2005年的白皮书指出： “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 2011年的白皮书进而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更加全面和辩证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始终存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外交上则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历史的必然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理想， “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4]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最精辟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二、把握规律，顺势而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世界现状，而是努力探索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一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趋势的规律，在外交上不断克服困难和胜利向前。
（一）善抓重点，纵深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因势利导地提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邓小平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得出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结论，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把握国际大势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对“二十年战略机遇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时代潮流、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分析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以更高的政治和战略站位，更加积极营造内外战略机遇，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1]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上更加主动进取。中国提倡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大势的最新认识和主动营造。
（二）立场鲜明，道义指引
中国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因而体现了立场和道义的进步性。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纲领。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的国内会议中明确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 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又进一步强调：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以强凌弱和以大压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还一再表态，中国在强大以后也决不会谋求霸权和称霸。
其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特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更是增强了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在全球和地区制度上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出和落实各种理念、制度和措施。
最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伍。中国还推动了金砖国家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以缩小了南北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为此指出：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1]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都是其重要载体和平台。
（三）实事求是，分步推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国外交的目标和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國际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中国外交特别强调要在世情和国情的前提下行稳致远。
中国外交理论重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倡导国际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奋斗总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地域和领域的目标，通过循序渐进和积小胜为大胜，分步累进实现总目标。例如，中国既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倡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理念。又如，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倡导的“双轨”思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中国的近、中、远期外交目标，愿意同中国一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战略理论，战略思维
在中国外交理论宝库中，战略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外交的大思路和大方略，也是运筹和实现外交总目标的系统性安排和长期运作。
（一）审时度势，战略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优秀传统战略思想，强调世界的大势和趋势，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国际战略理论，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在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等时代命题上深化和创新了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必要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带领中国走向21世纪时，提出了“三个着眼于”的战略思想：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1]1胡锦涛在21世纪头十年的内政外交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命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2] “两个统筹”拓展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地域和领域范畴，用崭新的战略思维指引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习近平在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十分重视科学和客观地分析国际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中，他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简而言之，正确历史观是要知往鉴来，正确大局观是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正确角色观是对中国要有准确战略定位。上述“三观”是对国际战略态势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指引中国外交在最好发展期和严峻挑战中不断胜利前进的理论指南。
（二）战略目标，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以坚定的战略耐心和定力，一如既往地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就外交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张蓝图干到底。40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会根据现实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形势变化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6月22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
中国在确立和实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还十分强调战略定力。中国有信心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深知实现的道路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此需要战略定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将长期不变。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2]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过渡时遇到了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不仅有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及美西方的集团性战略压力等战略挑战。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3]中国充分认识到挑战越严峻，中国就越要戒骄戒躁和排除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
（三）战略重点，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1]
问题导向在此主要有三重意义。其一，战略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应用意义，往往要在紧迫的条件下作出迅速和正确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战略理论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或从逻辑推理出发。相反，战略理论必须在实际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二，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战略重点问题。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方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周邊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问题对待和处置，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问题。其三，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中国在国力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争得了不少话语权。中国在综合国力成倍提升后，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趋利避害，要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日益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提高站位和学术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术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许多明显不足。例如，中国外交学术理论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
当前，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从学术和专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中国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各有侧重，但可大致分为“阶段论”、“总体论”和“体系论”。
“阶段论”者大都以重大历史时期或党的重要会议归纳总结中国的外交理论。高飞认为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1]岳鹏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观念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服务经济，韬光养晦”。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是“责任担当，构建互信”。第三阶段（2001-2012年）是“促进和谐，服务为民”。第四阶段（2012年一）是“主动进取，务实创新”。[2]
“总体论”者从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总结中国外交的理论发展，但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苏长和指出： “40年来，中国外交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逻辑特征、制度基础……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方建立了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体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发展模式，成为新型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外交理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3]
“体系论”者有两类。一类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着手进行研究。例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研究中国特色外交。[4]另一类是从主要理念着手。又如，秦亚青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主要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1]再如，王栋、朱晓凡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2]
笔者在借鉴“阶段论”“总体论”“体系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体系要素论”，即从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四大要素进行研究。[3]
首先，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内外环境主要指客观存在，但还包括对其的认识和判断。内外环境是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最终予以判断、作用和检验的根本。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外环境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抓住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就是抓住中国外交的本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努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世情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一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外交领域则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再次，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长期的部署，主要包括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条件、战略布局和战略途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根据这些战略思路进行的，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向领域外交、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向拓展。
最后，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正确义利观等。但是，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方法是落实外交政策原则的主要途径，特别注重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中方和他方、重点和一般等的辩证关系，这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40年里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作为中国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积极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外交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日益增多且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有效應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和地域、领域的范畴看，中国外交还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实践和理论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肩负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中国学界只有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中国学界只有加深学术厚度，才能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建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促进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 71/4441902.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3]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1] 韓振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 《北京日报》2008年7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 0/49152/7542100.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3]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1年9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5] 同上，第320-321页。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页。
[3] 同上，第417页。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356页。
[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2-63页。
[1] 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17-18页。
[2] 岳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观念的与时俱进”，光明网，2018年6月13日，http：//share.gmw.cn/www/xueshu/201 8-06/13/content 2925 8021.htm？from=singlemessage。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3]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2日，第7版。
[4]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 《当代世界》2011年第6期，第32页。
[1]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9页。
[2] 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第113页。
[3] 参见杨洁勉： 《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