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声乐学术委员会根据既定工作部署前不久分别在北京与大连召开了学术工作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为落实学术工作规划与推动理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学术工作会议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参加会议的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与秘书长等。会议为全面落实本届委员会的学术工作，包括组织建设、教学研究、理论建设、艺术实践、师资培训等进行了具体研究，并重点落实了本年度组建成立声乐艺术团，进行表演艺术实践与相关课题研究，同时为编撰、出版高师本科及硕士生声乐教材进行了筹备与计划。其中本科教材定名为《声乐艺术基础》、声乐硕士教材定名为《声乐艺术学》，这两部教材是继教育部组编已出版的《声乐基础教程》后全方位的系列教材建设。与会成员将分头根据初步拟定的内容进行总纲目的撰写，待研讨后总体合成再分工撰著。与此同时对已起动的《声乐艺术教育新学科建设丛书》与《全国声乐硕士生优秀论文选》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得到首师大音乐学院的关注，并与杨青院长等领导进行了学术交流。
继学术工作会议之后，由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有学会成员参会的“全国声乐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大连召开。研讨会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田青与声乐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余笃刚教授分别做了专题发言，就倡导声乐艺术的多元化与建立声乐艺术的科学观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为与会者提供了可供思考的理论视野。来自全国高校并肩负声乐理论建设选题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学术交流。辽宁师范大学郭建民教授的《声乐文化学》、东北师范大学徐敦广副教授的《民族声乐学》、西南师范大学郑茂平博士的《声乐语音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温恒泰教授的《声乐学概论》、天津音乐学院管谨义教授的《美声歌唱艺术》与《美声史话》、湖南师范大学周跃峰教授的《合唱艺术美学》、广东韶关学院王大燕与张平教授的《艺术歌曲概论》、武汉音乐学院徐惠承副教授的《中国声乐理论文献》、集美大学詹士华副教授、厦门大学陈言放副教授的《声乐语音比较学》，以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李小君副教授的《声乐形态学》等分别介绍了各自选题的学科理论构架与研究进展。在学术交流中大家一致认为为提高全国声乐理论建设水平和努力开拓构筑声乐新学科具有重大社会学术与现实意义，并为已取得的进展深受鼓舞。
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个体发展和完善自己主观世界的思想道德活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或原则。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道德活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自己的运动发展规律，也因之具有独特的研究论域。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学科依据、结构、过程和效益等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论域的基本构成。
关键词：个体；自我建设；思想道德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即个体建设自己的思想道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个体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个体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构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相关研究——个体道德研究以及自我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把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或自我德育不是作为本体而是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或重要方法来研究的。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不只是从方法层面上研究即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法，而是确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本体地位，对其进行根本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下面，笔者试图从学科依据、结构、过程以及效益等方探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
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学科依据
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往往牵涉诸多学科，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索。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上。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理论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立论基础。
１． 唯物辩证发展观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哲学依据。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普遍事实和基本趋势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发展观关于发展是事物的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的矛盾，发展是事物自己运动的理论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哲学依据：个体思想道德不是天赋的，个体思想道德的发展需要不断建设，尤其需要通过自我建设来促进发展。
２．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学依据。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深邃的人学观点，诸如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等。其中，马克思的关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①，人“始终是主体”②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人学依据：个体需要自我建设思想道德，个体能够自我建设思想道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３． 自律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伦理学依据。自律即道德主体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道德规范；自律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教育，也离不开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自律反映着人们的道德水平，自律是个体道德水平的尺度。这些理论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伦理学依据：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具有价值坐标，必须以思想道德引导为先导，并且可以个体对价值坐标的认识和自觉履行程度为尺度评判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４． 自主学习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教育学依据。目前，关于自主学习的研究空前繁荣，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自主学习理论关于自主学习过程③以及自主学习策略④等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教育学依据：要深刻把握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本质，遵循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要掌握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尤其是微观过程，周密安排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环节；要高度重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策略，善于综合运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各种策略。
５． 自我发展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心理学依据。卢文格认为，道德发展、社会化、性格结构和认知发展等错综交织构成自我发展⑤。自我发展理论关于自我发展动因以及自我发展阶段等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有着自身的动因，需要对各种动因进行考察；应该以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程度为主要标准来确定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阶段。
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
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事物的结构是由事物的要素以及要素的联结组合而成的。笔者以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要素。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即是研究此三个基本要素及其联结。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是指为满足社会的和自己的思想道德的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坐标，自己建设自己的思想道德，使自己进入理想的思想道德境界，进而使自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道德活动的个体。按年龄、职业、文化层次和政治面貌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具有特殊的主体性，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特性，其表现为：内在超越性，自觉主动性，自主选择性，勇于创造性等特性。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主体地位决定了它的主体作用，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者，具体表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发动者，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定向者，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调控者。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对象，即个体自己的思想道德。按存在状态、素质状态和层次状态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基本特性是客体性。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本原性质方面来看，其客体性表现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差异性与共同性统一。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客体关系中，客体是受动的一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作用只能通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活动去把握，必须通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活动来实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信息源，决定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策略，发展和完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典型的价值活动，必须建立价值坐标以确定活动方向。一般而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应是统治思想。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集中体现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按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在阶级社会里，统治思想的基本特性表现为：阶级性，现实性，渗透性，相对独立性。统治思想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处于统治地位，对社会起着团结、统一的“旗帜”⑥作用。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统治思想处于价值坐标地位，起着价值标准作用。价值标准作用主要表现为：价值定向作用，价值动力作用，价值调控作用。
４．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要素的联结。根据作用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系统的力的不同（外界的与自身的力），笔者认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要素有三种联结方式：压力联结、动力联结和激发力联结。压力联结，是指通过外在实施并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产生强制性力量作用而联结起来的方式。压力联结包括垂直纵向压力联结和横向竞争压力联结。垂直纵向压力联结，是指从上到下强制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的联结方式，或者说强行要求个体自我建设思想道德。横向竞争压力联结，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成员，在竞争压力的作用下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联结起来的方式。动力联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身内部动力促成的各要素联结方式。这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主体性的本质表现和必然产物。激发力联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激励性环境产生的激发力促成的各要素联结方式。压力联结、动力联结和激发力联结这三种要素联结方式，并不是自成一体、截然分开的。一般情况下，压力、动力、激发力共同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顺利进行。
三、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总是表现为若干环节和一定形式，总是呈现出具体的矛盾运动以及矛盾运动变化的规律。为此，我们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环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式、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矛盾、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等方面来探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环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是一个前后连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阶段，实质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所必须遵循的一般工作程序，这里称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环节。根据各阶段工作任务和性质的不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分为五个基本环节：起始环节——实态分析，基础环节——目标设置，中间环节——策略制定，关键环节——调控执行和终结环节——总结评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这五个环节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并在运行过程中交叉递进，共同促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顺利进行。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式。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与其它事物发展过程不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所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形式，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样式。它不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阶段，也不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方法，而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些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形式复杂多样，但基本形式有三种：顺应式，表现为：顺应自我建设规律，顺应统治思想的内容，顺应自我建设主体的合理需要，顺应自我建设主体的思想道德水平等；改善式，表现为：改善自我建设主体能力，改善自我建设策略，改善自我建设情景等；创造式，表现为：思想道德理论创造，思想道德实践创造等。当然，顺应式、改善式和创造式这三种形式只是相对的。顺应式里有改善式和创造式，改善式中有顺应式和创造式，创造式里有顺应式和改善式。自我建设主体在进行自我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建设情况善于转换建设形式以及综合各种建设形式。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矛盾。考察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必须揭示它本身的内在矛盾，揭示自我建设主体怎样在自己内在矛盾基础上形成自己、否定自己和发展自己。那么，什么样的矛盾才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内在矛盾呢？笔者以为，其一，它是自我建设过程内部必然存在的；其二，它存在于自我建设过程最简单的起点之中，包括在概念的本性之中；其三，它又是能动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一个因素；其四，它本身又有相对独立性，从而能够形成自己，进而发展自己。从整个自我建设过程的发展来看，符合这些条件的内在矛盾是：自我建设客体与自我建设主体之间的矛盾；自我建设主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自我建设客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
４．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规律，就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诸要素、诸成分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是一个体系，主要呈现为这样三条规律：（１）个体思想道德统治思想化规律。所谓个体思想道德统治思想化，就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必须以统治思想为价值坐标，用统治思想来建设和提升自我思想道德，或者说个体思想道德必须向统治思想发展、靠近以至一致。（２）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道德引导辩证统一规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道德引导紧密相连，没有离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参与的思想道德引导，也没有独立于思想道德引导之外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二者共处一体，所可能有的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活动重心不同而已。（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生成规律。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剧作者，也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剧中人。
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效益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是实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目的，同时展现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正价值。追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还是评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可见，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的研究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体看来，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具有真理效益、善性效益和美感效益等三种效益。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没有对世界“是什么”的认识，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善和美的判断。真理是把握世界的基础，也是善性和美感的前提。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首先体现为真理效益。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个体学习统治思想，认同统治思想，信奉统治思想，实践统治思想，以建设、形成个体思想道德。个体思想道德中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等是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能不能对对客观世界进行正确反映，这里就存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问题。笔者把个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形成的对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的追求即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的获得即对真理的获得，称作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获得两方面效益。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真理与善性是紧密联系着的，没有真理就没有善性，若没有善性，真理也不能成为对人类有益的力量。真理必须寓于善性之中，爱因斯坦说得好，“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⑦因此，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追求真理效益，也追求善性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是从德性效益来谈的。笔者把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形成的道德品质以及道德品质对个体的精神完善的有益结果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必然具有善性效益。这是由统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容所决定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善性效益，主要表现在健全义务观念，形成道德良心，热爱自身荣誉以及增进内心幸福上。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真理效益，具有善性效益，而且具有美感效益。也只有真理效益、善性效益和美感效益三者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个体思想道德全面发展，进入最高的思想道德境界。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个体学习统治思想、认同统治思想、信奉统治思想、实践统治思想，是否具有美感，如是否具有真理美、是否具有善性美、是否具有实践美等，这里就存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问题。笔者把个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产生的具有肯定性和魅力性统一的有益效果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或结果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主观感受，准确地说，它不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主观的美的感受。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美感效益主要表现为具有真理美、善性美以及实践美。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既是思想道德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思想道德实践发展的要求，根本地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我们期待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深入和突破。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0页｡
③④ 庞维国:《自主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2､95-123页｡
⑤ 简•卢文格:《自我的发展》,韦子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⑥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⑦ 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 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责任编辑刘龙伏)
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
[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艺理论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当代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刊特发表张江、王宁、朱立元、周宪4位教授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对强制阐释中的主观预设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在通信中，张江教授认为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它是指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其要害有三：一是前置立场，二是前置模式，三是前置结论；关于批评视角的选取和确立，张江教授认为唯一牢靠的办法就是从作品出发、从文本出发，判断一种理论是不是适应某一文本，其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是否具备与这种理论相匹配的质地。对于张江教授的观点，其他3位教授整体上是赞同的，也对其中某些看法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商榷。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的不同看法上，他们认为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在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前置结论；并从生态批评等角度说明理论前置与理论视角的区别，认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生态环境主题，其旨归仍然是文学，其批评实践为当代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这种批评不应该归入主观预设中。本刊认为以上讨论是有益的和富于建设性的，本刊希望今后继续通过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中重大问题的讨论，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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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包含丰富的墨家核心术语。墨家核心术语作为墨家思想的精华，其恰当的英译对墨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语料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以探寻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和方法。结果发现，方克涛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样，以直译、意译为主，辅以音译、汉字注释、同义词的方法，翻译形式多样，而其中包含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语料库
收稿日期：2021-08-18 修回日期：2021-10-03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墨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19BYY130）阶段性成果
墨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墨家术语是墨家思想的精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家核心术语英译，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助于促进墨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本文以方克涛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语料，以墨家核心术语为研究对象，探究方克涛的翻译策略、方法及其原因，以期为同类型作品的核心术语翻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
1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及其墨学部分
英语世界的“墨子”或“墨家”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处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1]。该百科全书由斯坦福大学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主办，将有关世界哲学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网站免费向大众开放，普及哲学知识。网站内容涵盖哲学流派、思想、人物、事件等，目前共有1600多个词条。内容全面，检索方便。词条编撰者多为哲学领域专家，内容审核严格，质量高，定期更新与修改。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学部分总计44 919词，分为《墨家》和《墨经》两篇，均由加拿大籍汉学家方克涛（Chris Fraser）撰写[2-3]，目前无中文版本。其中《墨家》于2002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墨经》于2005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方克涛现为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墨学研究，研究成果受到比利时、美国等国汉学家的认可。
在《墨家》篇，方克涛讨论了“墨子与墨家”“墨家十论”“追寻客观标准（‘法’的概念）”“认识论”“逻辑与论辩”“政治理论（尚贤）”“伦理学”“宗教”“历史影响和衰落”。在《墨经》篇，方克涛从后期墨家学说的聚焦点出发，阐述了“背景知识”“文本”“伦理学”“语言的哲学（名与实、言与举）”“认识论（知识）”“异同”“论辩与逻辑”。在文末，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墨子现有英文译本、西方相关论著和相关互联网资源，结构完整，内容真实可靠。方克涛撰写的词条并未一味地宣传墨家思想，而是通过翻译墨家核心术语以及部分墨家古句，分析和探讨了墨学重要观点。
2 国内外墨家核心术语研究综述
墨家核心术语研究与《墨子》和《墨经》的翻译密不可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墨家哲学术语的概念出发，集中研究了术语的内涵意义。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选译了《耕注》《贵义》《法仪》《十论》《墨经》，探讨了“三表法”“知识”“故”“法”“宇”“久”等术语的深层含义[4]。冯友兰的英文讲稿《中国哲学简史》翻译了《小取》全篇，节译了《公输》《公孟》《非儒》《十论》《墨经》等，阐释了“兼爱”“天志”“明鬼”“知识”“名”“辩”等术语[5]。陈荣捷（Chan W. T.）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翻译了《兼爱中》《天志上》《非命上》全篇，节译了《耕柱》《尚贤》《尚同》等，说明了“非攻”“非乐”“节葬”“尚同”“尚贤”等核心术语的含义[6]。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选译了《天志》《尚同》《经说》《经》《小取》的部分内容，分析了《墨经》中的“言”“坚白”“法”“类”“名”“故”“同异”“闻”“见”“辩”等术语。葛瑞汉（A. C. Graham）在《后期墨家的邏辑学、伦理及科学》全篇翻译了《墨经》四篇，为西方研究《墨经》奠定了重要基础。葛瑞汉对《十论》也有所讨论，对于“兼爱”“非攻”“尚同”“三表法”等进行了解释。戴卡琳（C. Defoort）翻译了《兼爱》上中下篇，认为“兼爱”是早期墨家的核心思想[7]。陈汉生（Chad H.）全篇翻译了《小取》，选译了《经》《经说》，对“三表法”“名”“言”“实”等墨家核心术语进行了拓展[8]。
由此可见，目前墨家核心术语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方面定性地探究术语的深层含义，对墨家术语翻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定量分析。因此，本文建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的英语单语语料库，选取一定的墨家核心术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探究方克涛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讨论其原因。
3 语料库建设及术语提取
构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语料库旨在对墨家核心术语英译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以考察其翻译策略和方法。首先从该百科全书网站下载墨学部分内容复制粘贴到Word文件中，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将“.+空格”替换为“.^p”进行分行，转换为txt格式等）;然后导入WordSmith Tools，使用WordList功能中的Statistics统计语料库基本信息（见表1）;建成语料库后运用AntConc检索。
形符指的是语料库总词数，类符指的是语料库中不同单词的数量，类符和形符之间的比率彰显词汇多样性，数值越大，词汇越丰富。由表1可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英文撰写，总体上少重复，词汇丰富。
为界定和提取墨家术语，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1）术语被定义为专业领域内指称概念的词或词组[9]，先通读英文语料，根据文中的注释、汉字提示和段落核心主题，初步确定墨家术语共96个;（2）使用AntConc软件中的检索功能和单词列表功能，统计词频，提取与第一步筛选后相符合的术语;（3）参考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的墨家术语，通过人工筛选，确定了48个墨家核心术语（见表2）。
通过AntConc工具检索统计48个墨家核心术语的频次，发现出现频次前10的是“辩”（193）、“知”（187）、“法”（180）、“利”（155）、“名”（110）、“类”（92）、“兼爱”（70）、故（66）、实（64）、说（48）。這些出现频次高的术语体现了墨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与冯友兰提出的后期墨家思想分为认识论、逻辑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相一致[5]：“知”代表认识论，“闻、说、亲、名、实、合、为”是对知识进行具体的分类;“辩”代表逻辑思想，《墨经》阐述了“辩”的目的、分类、原则、方法等;“法”“类”“故”是墨子提出的重要逻辑概念;“利”和“兼爱”代表社会政治思想;其余的墨家哲学术语便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补充，虽然在文中出现频次不高，但仍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参考已有研究，对墨家核心术语的阐述也有所侧重。
4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许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韦努蒂（L. Venuti）将翻译策略分为归化和异化[10]，而熊兵细分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11]。由于该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是哲学文本，哲学术语作为一种文化专有项，本文在分类上除采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借鉴了张南峰所总结的艾克希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12]，总结出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及方法，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翻译策略和方法，对提取的48个墨家核心术语英文译名进行归类，统计每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应的墨家核心术语译名在文中出现的频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4.1 从宏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归化和异化是两大翻译策略，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效果。“异化”的本质属性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原文作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学、文化特质，保留异国风味[11]。墨家思想深邃，有些术语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方克涛采用了汉字加拼音的方法，保留了中国文化。“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来替换源语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恪守、回归目的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规范[11]。方克涛在对墨家核心术语处理时，也会顺应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以意译的方法解释术语内涵，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墨家思想。统计方克涛翻译墨家核心术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归化为864次，异化为677次。
可见，方克涛处理墨家核心术语时，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且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哲学文本，作者主要意在普及世界哲学知识，所以对于晦涩难懂之处，方克涛采用了意译和释译的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接受。从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墨家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方克涛对于其逻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如“名”“实”，采取了直译+音译+汉字注释的方法，为西方读者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带来了便利。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翻译策略上，方克涛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英文撰写，主要面向西方世界读者。中西方思维差异较大，如果一味地保留原文的色彩，会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难度，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墨家核心术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色彩则会流失，所以方克涛在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同时，对一些术语进行音译+汉字注释的文内加注。由此可见，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也传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风貌。
4.2 从微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整理48个中文墨家核心术语对应的英文名称后，发现方克涛在处理多个术语时，使用了两种及以上的英文译名。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术语，方克涛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英译形式多样。结合具体的术语，笔者发现墨家核心术语翻译方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4.2.1 术语英译种类多样
对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种类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果如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只有一种英文译名的墨家核心术语有25个，出自早期墨家的有8个（尚贤、非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明鬼、兼），出自后期墨家的有17个（悖、害、重同、体同、类同、合同、狂举、虑、辟、侔、援、推、亲、闻、止、达名、私名）。其中，早期墨家思想的8个术语还历经英语名称的演变，方克涛在2007和2015年的版本给出了两种翻译，体现了概念的演变。例如“节用”“节葬”的“节”从2007年版的“Thrift”到2015年版的“Moderation”，“非攻”“非乐”“非命”的“非”从“Rejecting”到“Condemning”。以上演变体现了方克涛有从直译到意译的趋势，对术语内涵的理解也在改变，这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术语的含义。而后期墨家术语概念相对稳定，方克涛选用的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术语和英文译名之间一一对应。
此外，还有一些墨家核心术语内涵丰富，一种英文译名满足不了其意义的传达，对于这种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英文译名6种及以上的术语共有8个（法、实、辨、名、故、知、类、举）;具有5种英文译名的术语1个（是非）;具有4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3个（利、说、同异）;具有3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4个（兼爱、意、同、谓）;具有2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7个（天志、辞、亲知、是而然、说知、为、类名）。其中，翻译方法最多的术语为“法”，共有18种译名，方克涛对“法”所代表的概念，使用同义词来解释，例如“model or paradigm （fǎ法）”“fa （standard， model）”，在意译和音译的方法上进行变化。
方克涛的翻译方法根据术语内涵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具有一种内涵的术语，其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是意译的方法;针对有多种内涵的术语，译者翻译方法种类多样，处理灵活。
4.2.2 术语英译形式多样
方克涛对于术语的最终译名呈现，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英文译名在长短、单复数、词性等方面有差异。英文译名首次出现时译名较长，比如“天”译为Heaven （Tian， literally the sky），文内多以Heaven或Heaven （Tian）的形式出现。根据上下文，译名单复数也会改变，如“法”，一般用单数fǎ （model or standard）、model、standard、exemplar等，在谈及“三表法”及相关概念时则用复数fǎ 法 （models）、models、standards。根据句法的需要，同一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既有形容词，又有名词，如“同异”，既翻译成“sameness”（tóng同） and “difference” （yì異），又翻译成tóng/yì 同異（same/different）。
综上，方克涛对于术语的英文译名呈现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当术语首次出现时，术语通常较长，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会辅以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等文内加注。根据语境、句法的需要，术语单复数形式、词性会相应调整，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4.3 案例分析
根据图2，笔者选择了翻译方法种类多且在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2个墨家核心术语，“名”（110）和“实”（64）进行分析。
4.3.1 名
“名”是后期墨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名”在文中有9种译名，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
“音译+汉字注释”“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的翻译方法一般不单独出现，常作为直译或意译的辅助，在术语初次出现或者并列比较时使用，帮助英文读者理解术语“名”的内涵。各译名在形式上有单复数（names、name）、标点符号（“names”、names）、词性（naming、name）的差别。
例1.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
方译：The text continues by introducing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isputation： By names （míng 名）， mention stuff （shí 實）; by expressions （cí 辭）， put across thoughts （yì 意）; by explanations （shuō 說）， bring out reasons （gù故）. Accept and propose on the basis of kinds （lèi 類）.
例2. 名。物，達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
方译：They do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name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ir denotation （A78）： “all-reaching” names， such as ‘thing’ （wù物）， “reach to” or denote anything. “Kind” （lèi 類） names， such as ‘horse’， consistently “proceed to” （xíng 行 c.f. denote） all things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some feature. “Personal” or “private” names， such as the proper noun ‘Jack’， “stop-at” one thing only， the individual that bears the name. （A78）.
例3.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第47章，贵义）
方译：So as to my saying the blind don’t know white and black， it’s not by their naming， it’s by their selecting. （Book 47， “Valuing Duty”）
例1给出“名”的定义，即“举实”，例2说明了“名”的分类，即“达名”“类名”“私名”。从例1、例2中可以看出，当整句是在说明概念时，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会采用直译+（音译+汉字注释）（如例1）的方法;而当该术语表达字面意思时，则使用直译的方法（如例2）。例3中，“名”意为“给予名称”，译为“naming”，与“selecting”相对应，使用了动词词性。
对于不同古句中的“名”，方克涛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墨家思想对“名”与“辩”的关系有深刻的讨论。例1中，源语阐述了“辩”的基本领域，表达了相关概念内涵，“辩”的前提是“以名举实”，为了阐述此点，译者选用了增译和直译，在句子的开头使用增译表明原句的意义，对具体概念使用直译，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名”与“辩”的关系。
例2中，“名”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整句话运用了释译的方法，方便英文读者理解。例3中，原文通过举例表明“名”和“实”的关系，译文采用意译，使用了介词短语体现原句中所传达的辩证关系。
由“名”的翻译以及所在古句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到语境和术语概念内涵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选用最合适的方法。
4.3.2 实
在墨家学说中，“名”和“实”密不可分，“名”“实”具有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13]。“名”是认识事物的根本，而“实”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决定“名”，即取实予名。
范礼博还认为名实之差主要是对“实”的本身认识不清楚造成的[13]。从表5可以看出，针对“实”这个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个同义词，如stuff、things、objects、reality、events、situations，且不断变换形式，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如音译+汉字注释+（意译+解释）、意译等，给予“实”内涵多元的解释。如例1，“实”译为stuff （shí 實），和原句结构对应，各个术语译名形式也保持一致。
5 原因探究
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以归化策略为主，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辅以音译+汉字注释，翻译方法多样，不拘泥于规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5.1 文本类型
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达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效应，文本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使用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和信息[14]。《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科普世界哲学流派、事件、人物等，介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主题，属于信息型文本。该百科全书查找条目方便，对哲学主题的叙述条理清晰，侧重内容表达。此外，“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15]。方克涛所撰写的墨学部分作为“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在翻译墨学哲学术语及其所在古句时，注重信息内涵的传达，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一方面使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于术语进行拼音和汉字的加注，突出信息和客观性，忠实于源语，旨在将源语的含义准确表达出来。
5.2 翻译目的和读者类型
该百科全书编委会在“条目内容的指导原则”中写道：“《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作为权威的参考著作，适合哲学领域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对哲学话题权威讨论感兴趣的人使用。”[16]由此可见，该百科全书既需要提供权威的哲学资料，同时面向大众读者，还需要有科普性、趣味性、互动性，这对条目撰写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墨家思想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方克涛主要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根据源语的内涵与语境，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行为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考虑其语言接受习惯以及知识背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源语内容。
5.3 现有研究成果的影响
在方克涛撰写墨学部分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梳理墨家学说思想，形成了学术专著及论文，如胡适、冯友兰、陈荣捷、陈汉生等。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译著，而是围绕核心主题，翻译、阐释墨家核心术语和原文。方克涛参考了现有研究成果，例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在探讨墨家逻辑学的“知识”话题时，以解读术语含义为主，提供原文翻译作为支撑。方克涛对于墨学词条的撰写，同样以哲学内涵为主，原文翻译为辅，使用增译的方法，在句子开头表达源语的属性。在术语翻译上也有所借鉴，如胡适将“名”译为“name;names （predicables）;the predicate”，根据上下文语境使用直译或意译，且在文内加注，方译术语“名”参考了胡适的翻译，并在术语内涵上延伸了“words”这一含义。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会对译者翻译产生影响，且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会影响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在翻译处理方法上呈现多样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方克涛对于“知”“辩”“名”“实”“故”“法”等墨家核心术语较为关注，出现频次高且译名种类多，这些术语也是墨家认识论、逻辑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对于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克涛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且使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以意译和直译为主，伴有音译、汉字注释和同义词，根据术语内涵改变翻译方法，根据语境调整译文形式。可以看出，方克涛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要考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保留了原文的中国文化和思想风貌，其翻译主要受到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类型和前人著作的影响。
哲学典籍术语翻译需要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归化翻译;同时亦要以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拼音、汉字注释、插图、音视频）等辅助意译的传统翻译方法以进行部分異化处理，保留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特色，从而实现术语翻译的目标，促进墨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参考文献
[1]丁四新， 董红涛， 阎利春. 英语世界的《墨子》研究综述[J]. 人文论丛， 2010： 197-234.
[2]FRASER C. “Moh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B/OL]. （2001-10-21）[2020-09-22].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ohism.
[3]FRASER C. “Mohist Canon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B/OL]. （2005-09-13）[2020-11-20].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ohism.
[4]HU 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2： 53-118.
[5]FUNG Y-L.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 I[M]. BODDE D，edit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8： 118-128.
[6]CHAN W T.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11-231.
[7]DEFOORT C. Are the three “jian ai” chapters about universal love？ [C]//DEFOORT C， STANDAERT N. The Mozi as an Evolving Text.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35-68.
[8]CHAD H.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9]鄭述谱. 术语翻译及其对策[J]外语学刊， 2012（5）： 102-105.
[10]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1]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中国翻译， 2014， 35（3）： 82-88.
[12]张南峰. 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J]. 中国翻译， 2014， 35（1）： 18-23.
[13]范礼博. 名家和墨家的名学理论比较[J].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 2018（1）： 18-25.
[14]张美芳. 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9， 30（5）： 53-60.
[15]原传道. 英语“信息型文本”翻译策略[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3）： 50-57.
[16]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Entry Content[EB/OL].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20-11-20].https：//plato.stanford.edu/guidelines.
作者简介：
王秀文（1972—），女，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辅助翻译、英语测试，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校级项目，出版专著《网络英语交互式学习研究》《外语交际测试理论与实践》，参编多本教材，在《外语界》《山东外语教学》《中国英语教学》《江苏社会科学》《外语学刊》等发表过多篇科研和教学论文。通信方式：xiaoyuwxw@126.com。
于晴（1998—），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方式：qing-yu@nuaa.edu.cn。
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论自觉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法论 文明型崛起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实践正在召唤着有阐释效力的中国理论，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也期盼更多的中国方案。在此语境下，一种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实践又能够彰显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目标指向。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在充分阐释中国本土文艺实践和有效解读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研究的问题域中展开，以期能够回应“时代之问”，更要有外部性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全球视野，关注“世界之问”。同时，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气象，坚持内部性和外部性联动，服务于国家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延伸，发展出高势能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通过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具有审美共通性和文明共识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中国话语支撑点，要以理论自觉增强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强化立足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意识，旨在与国际主流文论话语对话、沟通与互动，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有影响力的主流文论话语形态之一。
一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理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使中国精神力量极大地彰显。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能担当时代使命？这是中国文论发展的“时代之问”。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把学术研究同广大人民的实践相结合，不要躲在书斋中围着空洞的概念打转，要使学术研究充满时代气息和人民的心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文艺理论要接地气，要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现实，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理论自觉是其基本品格。鲜明的理论自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的丰富性。因而，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语境变化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历史，是不断扬弃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历史，是理論自觉的发展史。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在回应时代挑战中不断进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文艺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秘所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反观理论发展史，每一时期的理论都带有时代特点和印痕，而且会形成有时代精神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词，这是理论成熟的时代表征。不论是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古希腊时期，还是近代性质的康德美学与黑格尔美学，更遑论现代时期的诸多理论创造，无不如此。同样，在中国古代随着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带来“文的自觉”，形成了此后不同历史时期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话语蕴藉的美学术语与文论核心词，流派纷呈的文艺理论相互辉映，才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繁荣。从国际经验上看，理论创新和创造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征，其依托的恰是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艺繁荣，由此增强了意识形态自信。文化自信是话语生产和话语创造的源泉，它使创造主体活力迸发，是理论话语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建构的基础。一个缺乏自信的国家不可能有充满解释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理论话语创造，当话语创造能力缺失、理论原创性匮乏时，怎么会有充满活力的理论话语创造来表达和阐释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①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一个具有广泛共识和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坚实的“软实力”。“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②因此，中国的理论一定要立足中国经验、扎根中国实践，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与稳定根基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创造都要有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③可以说，缺失了理论自觉，学术研究就谈不上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安全不是源自话语本身，而是取决于思想包容度、价值普适性、理论创造性、学术原创力，以及背后的“道”。话语权建构能力的缺失，归根结底是源自意识形态不自信，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因而，倡导理论担当，提升文艺理论话语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情怀，既要立足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更要立足文明互鉴中的当代文化创造，特别是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成果，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更要立足自身的文艺实践，要有效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余年，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及其对现代性的探索，所蕴含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和理论创新远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阐释。对中国问题及其经验的有效解释，是值得当代中国学人关注的学术话语生长点，“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人民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汲取养分，在人类文明的相互通约中张扬“中国性”，增强“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为“中国学派”铸魂。不仅自己要在国际舞台上说，还要以文艺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带领“别人说”，使中国的倡议成为世界的倡议，中国话语成为世界主导话语形态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这种世界情怀，要有中华文化立场的“中国标准”及其气魄。虽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但在文化贸易尤其是文化服务贸易中仍有较大的逆差，特别是跨文化传播中的原创思想落差依然在扩大，从而愈加凸显了文化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迫切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②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当仁不让的理论自觉。在国际文化秩序和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当代文艺不仅要以精品创作生成民族文艺经典，还要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以文艺影响力参与国际秩序重构。我们主张以理论自觉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旨在强调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审美经验”，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新时代“强起来”的精神追求就内含了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造与理论自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③不仅要在理论上说清楚中国的历史、现实国情，更要有明晰的未来指向。就文艺发展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④尊重市场和文明互鉴，落实于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就是在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又能使之与西方文艺理论具有某种可通约性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关键词和独特意味的标识性符号，这是中国文艺理论自觉的逻辑起点，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世界情怀的彰显。
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实践表明，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同样，在理论建构上，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理论自觉，也就难以形成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⑤其次，要在理论上明白，所谓世界文学，说到底，它就是成熟的民族文学的复数形式。当前，世界文学主要源自多元民族文学话语的交流、交锋和竞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文学展望，是对“世界共同价值”的普遍遵循和艺术表达，因而它不会形成某种单一性民族文学的话语霸权。只有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找到理论自觉的方向，进而探索一条与西方文论相互镜鉴又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价值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之路。
二
新中国70年的砥砺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拐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时代语境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葆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要有能力回答中国文论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的“世界之问”。一个时期以来，“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拉开了文艺学界理论自觉的反思帷幕，随着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文化自信的根基越发坚实，文艺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自强意识不断凸显。不可否认，改革开放40余年文艺学取得很大成绩，但理论自身仍不成系统，理论原创性仍有提升空间，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尚有不足。对此，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的高建平教授在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中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理论的系统性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① 无独有偶，谭好哲也认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②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国力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置身火热实践中理论创新对此的习焉不察，理论研究没有对重大“时代之问”做出应有的回应，其结果是理论创造滞后于实践发展。谭好哲指出：“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③ 理论一旦脱离现实，就会陷入不及物的主观臆想的无边泥淖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倾听时代的声音，紧紧抓住时代，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洞察文艺话语及其批评中新质的生成，在思维的开放中为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服务，增强理论自觉意识。
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要有能力回应“世界之问”，其前提是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不仅通过“身入”“情入”注重文艺大众化，还通过文化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文艺素养，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使人民成为文艺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使文艺精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坚持人民性导向，谨遵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高扬“人民性”的旗帜，不仅使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还广泛团结了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世界人民及其艺术家。强调理论自觉的价值立场，不是张扬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的“夜郎自大”，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充分理解和阐释何谓“中国的”。须知，“中国经验”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既要关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更要关注其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高度强调世界共同价值的共识。不可否认，在文艺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与评价尺度中，西方文论话语仍然是强势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神经”往往被西方文论的话语逻辑所牵扯，起伏于西方文论的演变与裂变之中，这愈加凸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战略性。身份自觉是理论自觉的表征，理论建构需要清理地基，需要明晰何谓“中国的”。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走出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文艺及其文论建构也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表达和普遍性价值诉求。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中，“中国性”与“西方性”是一种互为主体的间性关系———共在共享。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基础上，中国文艺学界要努力提出为学界所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和符号，以理论创造赢得学术尊严，把身份自觉落实到理论创造性上。其实，在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上，理论追求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身份”意识和某种文化认同，所谓理论范畴与学术命题的文明通约性，都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比如，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开设“中国学术语话体系建构”“学人故事”等栏，就在点滴积累中体现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再如，艺术人类学在学科发展中十分强调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普遍理论持有一种本能戒备和抵抗。这些诸多学术现象，都是当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表征。当下，“作为现代性诉求，审美现代性经验并非寻求一种本质主义的大一统的坚固存在，而是进入一种自主的、多样化、流动性状态，充分展示多样性审美存在和话语表达机制，这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难得的机遇”。① 惟此，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以全球化舞台上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大众化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身份意识，以文化间性的平等视角来建构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文论的理论自觉，需要立足中国“审美经验”，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所谓“审美经验”是指立足中国大众审美实践基础上提炼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并以其类意义上的审美共通感的生成作为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所谓天下情怀的世界观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思想，其核心支撑点是王道思想，今天要立足时代民族国家之世界体系的平等关系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王道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统治，也推及至国家间的关系，践行“以德服人”的统治理念，即“王道天下”。在国家间关系上，“王道天下”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倡导通过行“王道”来德化天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天道信仰与天下情怀的文化民族。雅克在论及中国的主要特征时强调;“她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两个根本特点：首先，中国历史悠久，积淀颇深;其次，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因此表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是文明国家的特征。”②因此，在天下体系中它作为文明国家，提倡以追求“和平”与“礼治”为主导原则，主张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如《中庸》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道的“和谐”思想，可以引申转化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进而通约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建构文论话语体系要积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进行积极的文化践行。作为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快车，走世界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彰显了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情怀与使命担当。生成于这种文化视野的中国审美经验，决不是文化部落主义的自说自话，而是展示出一种文明共识与人价值共享的新文明观的意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③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要到哪里去，“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④既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更要明明白白地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同样，“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⑤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艺是最好的沟通桥梁，對于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代中国来说，只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人类审美经验和艺术卓越性追求，在文明意识的交融与相互通约中，形成一系列有时代价值的文艺精品、经典作品，通过全球化舞台上的跨文化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才能建构起来。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要基于本土审美经验和全球艺术视野，在全面提升中国理论原创性能力基础上，通过开展与西方文论及其美学研究的全球性对话，形成包容共在的对话主义理论研究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使命。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①不固守藩篱就要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如此方能实现理论自觉，从而不会脱离文化主体性去任意表征。”②就现实境遇而言，基于“中国经验”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要增强反思意识，更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所谓方法论创新就是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打破条条框框以全新的视野清理地基，重构话语的学术逻辑。
首先，需要清理“世界歷史线性论”，在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中定位中国历史，也就是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有双重视角。一是从外部性视角，洞察国际风云及其世界变局对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深刻影响;二是从内外联动的视角，充分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世界战略格局与文明秩序变动的重要力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之一。特别是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但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影响，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还丰富了对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的理解，有利于树立一种大历史观，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追赶者”的历史角色，而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事实上，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正是这幅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一个支撑点。这种大历史观表明，所谓世界并非单指西方世界，所谓历史并非就是西方的历史，中国始终在世界中，世界历史从来也没有缺失过中国，东风西渐始终是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检讨传统哲学的世界史观，从流行的世界史叙述来看，中国进入世界史的过程是被动的，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被迫裹挟其中的过程，是一个依附西方追随西方的角色定位，这种看法是以西方历史观来裁剪中国现代史的结果，无视世界史是不同文明共同塑造的事实。事实上，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实践，以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改写世界历史走向中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也同样有着一种文明史上的创新价值。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开启了世界史的新纪元，不仅赓续了五千年未中断的华夏文明，还形成了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因此，在新的人类文明史看来，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的学术逻辑，就会展现出一幅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历史图景，从而为建构“中国理论”开启了新的世界史视域。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构筑了中国理论自信的地基。中国道路的成功，其意义不惟是中国的，更是有着世界史的意义。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其前提是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清世界、理解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未来，以前把中国作为和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的看法，是一种早就过时的僵化世界史观，其背后是“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的阴魂在作祟。以中心-边缘的殖民主义史观看世界，则“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始终是另类的“他者”存在。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及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包容、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荣观，这必然有别于建立在殖民他者基础上的主张“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文化观。这种新的文化观同样带来了历史哲学观念的更新，在推动世界文明秩序的变动中，使得“文明冲突论”的偏颇昭然若揭。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不单是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引发的世界战略格局与秩序的重组，也有着发达国家自身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战略重心的转移，由此带来世界历史哲学的难题，对此需要打破线性思维和惯常思维定势。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动在召唤“中国理论”的出场，期望赋予世界历史发展以全新的哲学理念，以观念创新为指向，以纠偏世界历史发展观中的单向思维，重构一种全新的更具阐释效力的世界历史哲学逻辑，才有可能使人类文明进入新境界。
其次，要破除“文化冲突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文化间性而非文化多元主义视角，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强调以中国为方法———摒弃“文明冲突论”代之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共享”的思想，重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思想逻辑，阐释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人类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为世界普遍认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使中国发展站在了人类道义的价值制高点，获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还开启了全球化运动的新阶段，创立了一种新的文明观、一种“世界大同”的文化观。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本身就有着理论话语建构的方法论意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① 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了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逻辑，回答了人类历史要往处去的“世界之问”。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新中国70多年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崛起，既是中国对现代性概念内涵的丰富，又是中国积极参与以全球化运动为特征的世界史的进程。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在人类世界史上的创造性价值尚未被中外学人所充分阐释。其意义正如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把中国带入了一种新的现代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界史的发展走向。
今日，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方位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的发展也越发离不开中国，而必将改变书写人类世界史的单线结构。可以说，中国对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结构的改写，不仅是一种哲学理念上的创新，也是我们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石，从而对我们构建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有着方法论的启示价值。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既承担着实现自身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还承担实现整个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责任。显然，以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作为一种洞察人类文明演进的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绵延而艰难的成长历史，不仅从客观上揭示了人类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事实，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复数的现代性中都要坚持自主选择，还展示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坚持文明互鉴、包容共在的多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性。以中国发展为方法，这种方法论对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有着根本性启示意义。当下，张江教授关于阐释学与国际主流学者的对话，以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在欧美引发的反响，都可以视为新时代中国文论走入世界舞台的重要标识。
虽然当前世界格局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多，但随着非西方世界的金砖国家的国力提升，尤其是中国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作为现代性策源地的西方国家内部格局的变动，一幅新的世界历史图景正在生成，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在全球文化秩序的格局变动中格外凸显。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包容性要素，使其在与信息文明的时代条件的结合中，能够更好地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采取相互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包容性的文化观的彰显。
正如美国战略学家亨廷顿在其著述中所忧虑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现现代化了，但并没有在价值观上西方化。而是越来越追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并坚定追求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的“脱欧”以及中东伊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不断，使世界格局的变动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人类文明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使得中国在引领人类文明跃升方面的能力显著提高，与之相应，中国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中华文化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势能文化形态。伴随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深入，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秩序建构的主导力量之一。正是这种新的文化视野中的世界观的变化，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导向和互为镜像是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有效切入点，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样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的世界哲学史观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视阈，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创新愈加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要从执著于所谓的“特色”追求，转向具有世界共同价值诉求的一般性理論形态，对内能够以理论自信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对外能够以文化自信有效回答“世界之问”，为人类文明的跃升指示着一种方向。因此，立足观察世界的双重视角和方法论创新，契合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下的国际秩序变化趋势，重构中国-世界关系，基于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化审美经验，以理论自觉积极构建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既需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信息文明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更需要在文明互鉴中勇于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的创新创造。进而在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中，使当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为世界文学的复调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新要求，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就要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廉洁文化教育，创新廉洁教育机制、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载体，不断增强廉洁教育的实效性，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关键词】新形势；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编号：KY2015ZD106）、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究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4ZJ051）的研究成果。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新形势下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做好高校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地方，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打造具有鲜明廉洁文化特色的高校校园文化，既是建立健全预防和反腐败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贯彻落实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政治保障。
一、高校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是坚定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保证。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学生，培养和造就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强、专业基础扎实、理论水平高的青年一代学生。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的“扣子”，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第二，加强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是营造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廉洁教育是预防腐败体系的必要环节，必须加以重视。加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要把廉洁意识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校园文化，积极推动廉洁文化进校园工作，营建风清气正的校园廉洁文化环境。
第三，加强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机制。要以宣传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密联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目标，紧密联系立德树人的中心任务和深化教育改革的基本要求，把遏制腐败蔓延的关口前移，加强高校党员干部和大学生的廉洁教育，积极营造健康廉洁的校园政治生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四，加强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要帮助大学生树立廉洁意识，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侵袭，筑牢思想防线和做人底线，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廉洁教育的机制有待健全
从目前廉洁文化进高校的形势来看，由于对廉洁文化进校园的认识不够深，理念上还存在一定偏差，廉洁教育进校园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使得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的开展缺乏合力，动力明显不足，导致高校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的责任单位没能真正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二）大学生廉洁意识有待增强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部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错位，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未能形成正确认识，其廉洁意识尚未正确树立，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信仰不够坚定，思想观念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廉洁教育的实际效果。
（三）廉洁教育的教材有待完善
大学生廉洁教育是由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目前大学生廉洁教育教学的专门教材比较有限，大多是课外的廉洁读本，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党校培训、报告会等形式来开展，形式比较单一，系统性、理论性的教材有待完善。
（四）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由于廉洁教育属于非主干课程，不少高校对此重视不够。廉洁教育主要由思政课教师、政治辅导员、班主任以及部分党政机关的干部兼任，教师的教育水平和能力发展不平衡，有的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有的照本宣科，有的脱离实际，不能很好地贴近学生思想和生活，教育教学效果不突出，廉洁文化教育的成效不够明显，因此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要途徑
（一）创新教育机制，健全高校廉洁教育的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廉洁文化教育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广大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的广泛开展和深入进行。要把大学生廉洁文化建设纳入高校党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工作之中，统一安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确保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2.落实廉洁文化教育教学有效机制。制定和实施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相关制度，坚持把廉洁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学风建设、和谐校园建设相结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以“敬廉崇洁、诚信守纪”为主题，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使廉洁教育真正能够入脑入心，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校园氛围。
3.加强监督检查和制度建设。切实把监督检查融入高校廉洁教育的各个环节，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把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定期加强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建立各部门的联动机制，健全廉洁文化进校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汇报制度，保证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二）创新教育内容，营造崇尚廉洁的校园氛围
1.开展以廉洁奉公为主题的教育。构建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相传承的廉洁文化主题教育活动体系。深入挖掘我国古代廉洁奉公的模范榜样、现实社会廉洁从政的先进典型以及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感人事迹，给学生立榜样，树典型，帮助他们培养廉洁意识；将廉政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法制安全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形成教育合力。
2.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的良好道德品质。从大学生实际出发，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领袖人物的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教育影响学生，弘扬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围绕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诚信缺失的问题，引导学生树立“诚实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正确看待考试、评奖、求职等问题，教会学生做人做事，自觉把诚信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必信，行必果”。
3.帮助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勤俭节约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之一，要在大学生中树立“勤俭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全民节约大行动，通过内容丰富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体现自我价值，获得自我认同，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杜绝浪费、攀比等不良行为，自觉同不良社会风气作斗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学校廉政文化教育向社会和家庭辐射，进一步净化家庭环境与社会风气，不断推进校园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三）创新廉洁教育模式，调动教育主体的能动性
1.发挥共青团组织和学生社团的教育引导作用。共青团、学生社团是开展校园廉洁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通过党建带团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全面加强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对团员和学生干部进行培训和教育，为党组织培养后备人才。要把廉洁文化教育作为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实抓好，推进大学生素质培养计划，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学生社团的引导和管理，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培育大学精神。
2.发挥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日常教育作用。根据学生的实际，经常开展艰苦朴素教育、纪律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廉政教育贯穿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把廉洁文化建设与学校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让廉洁真正成为一种校园文化，引导学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自觉地将个人的理想融入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中，为未来从业奠定思想基础。
3.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把廉洁教育的内容融入教材，融入课堂，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把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和道德素养，用廉洁思想和意识武装学生头脑，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4.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廉洁教育，利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主动宣传廉洁知识，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和调查活动，并通过实践活动结合科研立项，撰写富有价值的调查报告。组织大学生党员到地方各基层单位进行挂职锻炼，把廉洁文化进校园与廉洁文化进家庭、廉洁文化进社区等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等，使学生党员切身感受到新时期党的建设、从严治党的伟大成就，增强自信心和自律意识。
（四）创新教育载体，发挥校园廉政文化的辐射作用
1.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廉洁教育。比如开设“道德讲堂”，利用红色网站、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等，占領高校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学习园地，开辟活动阵地，对学生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廉洁文化教育，丰富活动载体，提高教育效果。通过以活动为载体，以网络为平台，积极营造校园廉洁文化氛围，通过良好的校园环境使廉洁文化理念渗透到学校各项工作中以及进入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增强思想意识，做到廉洁修身。
2.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廉洁教育。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新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充分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貌。红色文化是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中起着精神引领作用。要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廉政文化资源，让学生广泛地参与廉政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俭以养德、廉以修身的道德情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引导学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3.利用民间艺术形式开展廉洁教育。山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内容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山歌在战争年代是宣传革命斗争重要性的武器，在和平年代依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要立足地域特点，结合地方实际，可以利用山歌的形式开展非富多彩的廉洁文化宣传活动。比如，邀请“歌王”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把廉洁诚信内容融入山歌，利用教育的双向性，达到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彰显廉政文化进校园的社会效应，将廉洁文化进学校与整个社会的“敬廉崇洁”活动紧密结合，通过讲唱结合的形式，古为今用，既让古老的山歌文化得到传承，又让山歌内容充满时代性。
【参考文献】
[1]张勇.高校廉洁教育“三进”工作对策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08）：111-113.
[2]戴世勇，张勇.大学生廉洁教育“三进”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廉政文化研究，2013（03）：62-68.
[3]赵会娜.新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析[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9（03）：10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