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产业范文

2023-12-08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论述广西文场在表演艺术、保护措施、产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情况和意义,提出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文场;地方曲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简介]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区域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广西桂林,541004

广西文场于2008年6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标志着广西文场的保护、传承、发展进入一个最佳时期。广西文场是从清乾隆年间始广泛流传于广西桂北、桂中、桂东北、桂西北等官话地区,尤以桂林、柳州、荔浦、平乐、鹿寨、宜山、融安最为盛行的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形式,被誉为“曲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文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文场戏(又名“文场挂衣”、“文场古剧”、“文场踩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18个剧种之一,也是全国戏曲剧种中极富特色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广西文场在其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过从幼稚到成熟、从自发到自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过曲盛而衰、由热闹到冷落、由崛起到断层的逐渐边缘化过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经济转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矛盾碰撞,广西文场面临着困境与危机,也面临着挑战与机遇。

一、广西文场非物质遗产保护意义

广西文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依据其价值意义以及它目前所处的困境而产生保护的内在需求和外部要求。

其一,广西文场作为传统曲艺及地方戏曲具有值得保护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广西文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也可称之为历史文化传统的“活化石”。据何红玉考证:“文场是一种清唱剧类型的曲艺形式,源于江浙的民间小调,市井俗曲。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凿灵渠以来,桂林一直是联系岭南各地与中原及长江、珠江流域的要地,历史上曾经长期是广西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清乾隆年间,上述民间艺术,通过官吏升贬任迁及商贾贸易的频繁交往,逐渐传入桂林,经与桂林方言、民间音乐紧密结合后,衍变成了文场。”这至少说明三点:一是广西文场产生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0年前广西文场从桂林发端,此后在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各地逐步铺开,影响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传承谱系有金紫臣谱系、陶沛一谱系、李子忠谱系、蔡华圃谱系、王仁和谱系等五大谱系,有“光派”与“瞎派”流派之别,形成人数众多、名师荟萃、流派纷呈、队伍庞大的民间曲艺文化现象。二是广西文场的起源与江浙民间小调、市井俗曲有紧密关联,上溯其历史渊源,显然就不仅仅于200年前;从戏曲角度考证,也早已有学者认为,“百戏之母”的昆曲对广西文场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故而广西文场的源头也许更为久远。三是广西文场发源地在桂林,桂林从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历代对岭南开发,早已使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从文化基因角度而言,植根于桂林本土文化的广西文场,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就明显带有作为北方方言的“桂林官话”文化特征,也带有中原主流文化与岭南地方文化交融的特征,从而使广西文场的历史文化积淀更为厚重和悠久。

其二,广西文场作为民间曲艺具有值得保护的民间文化代表作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相对于文人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强势文化而言,民间文化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矮化、丑化的劣势地位。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文人精英文化也会不断受到冲击,但毕竟还会因其曾经的主流话语地位及其文化权力,自我保护与制度保护的机制和功能较强。民间文化相对而言较弱的原因在于:除承受文人精英文化所面临的来自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冲击的压力之外,还需要承受来自文人精英文化将其边缘化的压力。因而在各种强势文化的夹击下,民间文化更容易陷入困境、衰落、消亡,也就更应该加以保护。同时,从文化构成与结构的角度看,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统一的整体结构,民间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具备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和特征,而且也具备文化多样性价值和意义。况且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也并非仅仅是对立关系,而且应是相互作用、互为交融的统一关系。广西文场作为民间曲艺和地方戏曲的代表作,不仅是对其民间文化的性质认定,而且是对其艺术特征与艺术价值认定。文场曲调有“越调”、“滩簧”、“丝弦”、“南词”等“四大调”;有[马头调]、[打扫街]、[骂玉郎]等100多支小调;还有“调中之王”[5]的哼腔等,音乐艺术特征明显。这使广西文场有其自身的艺术特质和特征,相对于民间曲艺的“俗文化”而言,它带有某些“雅文化”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的起源中含有“昆曲”及其江南小调影响因素,江南文化的“雅”会影响到它的风格。二是因为它的源流中还会有历代官吏升贬任迁而形成的南北文化交融的同时也会形成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交融的现象,甚至一些流散民间的宫廷音乐以及明代桂林靖江王府流散传出的王府音乐也因之而进入民间,致使文场具有“王府风格”、“宫廷韵味”的气派,从而也会形成其“雅”的特征。三是广西文场除获得民间百姓喜爱之外,还获得文人雅士的喜好,并参与其中活动。据何红玉考证:“文场的演唱队伍除职业的外,也有一些文人、学士、达官、市民,他们酷爱文场,但不以此为生,常组成‘玩子馆’、‘文场社’或‘文场研究会’等,结集唱奏,消遣自娱,被称为‘玩友’、‘耍友’或‘耍家’。这些人文化较高,不少人谙熟音律,潜心研究,遂使文场剧目、曲调不断丰富。”故而也使文场带有“雅”的特征。四是从文场的“文”释名而言,文场又名“文玩子”,是与清唱桂剧的“武场”,又名“武玩子”相对而言,故而也有文雅之义。

其三,广西文场在各种压力和挑战下面临生存危机与困境,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保护是针对处于危机、濒临消亡的弱势者而言才具备保护理由,因而保护带有抢救性、拯救性和刻不容缓的急迫性。广西文场急需保护的理由在于:一是作为文场生存、存在的环境和条件逐步萎缩和消失,大大挤压文场生存空间,诸如经济社会对文化空间的挤压,时代潮流的风尚转移,现代文化及其电子媒介的强势介入,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个体劳动被大工业文明机器生产所替代,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场赖以生存、存在的根基。二是文场艺术队伍的断层危机。目前文场队伍主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作为演出团体的桂林曲艺团,这是广西唯一的曲艺演出专业团体,曾经为文场振兴与复兴作出辉煌的成绩,但囿于文化体制与演出市场的各种因素局限,现在面临着人才流失、队伍断层、技艺失传、后继乏人的局面,更面临着专业团体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出路和转型等问题;另一支队伍是作为民间业余演出队及“耍友”自发组织的业余演出队伍,其组织方式的民间性、松散性、不确定性也导致队伍存在与专业团体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民间艺人队伍的散落、断层、流失、乏人问题更为严重,尤其随着民间老艺人的逐渐逝去,其技艺也随之消失。据桂林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所调查:“广西文场的传承方式历史上多为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相继去世(80岁上下者大约只有二三十人),能演唱传统曲目者已寥寥无几,且年事已高,记忆力和演唱能力均不如前”;“民间曲艺艺术队伍日益缩小,业余文场的传承谱系已后继无人”,传统文场五大传承谱系至今已严重断层。三是文场活动空间、时间范围日益萎缩。据调查,20世纪中期,文场民间业余活动非常活跃,几乎每一乡镇均有好几个演出队伍和好几处固定的演出场所,如荔浦的“集咏阁”、鹿寨的“宾贤团”、河池的“怡情社”等;仅桂林市内就多达20余个场所“挂衣”演出文场戏。但目前演出活动现状令人堪忧,除专业团体桂林市曲艺团拥有几百平米的“曲艺厅”演出场所外,其他业余演出队伍寥寥无几,尚无固定或稳定场所,有的只偶尔应邀唱堂会而已。四是表演技艺传承和原始资料保存出现危机,因过去无摄像制碟设施,老艺人的技艺难以通过音像形式保留;且又因后继乏人,演出技艺也无法口传心授,故而一些表演技艺以及演出曲目失传。20世纪80年代通过录音留下的一些音响资料,由于录存质量欠佳,加之年代已久,传统曲目的录音带已发霉,放不出声,录相资料几乎是空白。至于极少的一些文字资料,诸如由金紫臣编著的集文场艺术的主要唱腔与剧(曲)目的石印线装书《新式琴弦曲谱》(以后定名为《最新琴弦曲谱》,包括少量桂剧唱段),1935年由荔浦新民书社出版,以后又有荔浦鸿兴石印局、上海文华书社等多家书局翻版,但解放后也未能整理校注再出版。较系统、完整地对文场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何红玉,已出版文场研究系列著作《戏韵》、《曲韵》、《心韵》以及《音韵》,是文场研究的开拓者,但一支独秀,后继乏人,尚未见其他系统研究成果,这也足以构成加强文场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和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的一直都非常关心民间曲艺保护和发展,给予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保障,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因“文革”十年浩劫,以及“左”倾思潮的干扰,民间曲艺的保护发展工作一直处于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中。广西文场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在艰难曲折的进程中也一直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1953年广西第一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文场戏《琵琶上路》、《僧尼缘》获奖;同年6月,桂林市文场曲艺研究社成立;1954~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文场剧(曲)目、唱段三十余首,其中《宝玉哭灵》录制唱片;1955年,组织大规模的文场等民间文艺调研;1958年,广西艺术学院聘请老艺人王仁和、刘玉瑛到音乐系教授文场;1959年,桂林市文场戏曲训练班开班;1960年,文场戏曲训练班并入桂林市戏曲学校,为学历教育的文场班;1962年,在文场班基础上组建桂林市曲艺队;1965年,桂林曲艺厅开厅演出。此后,桂林市曲艺团作为专业文艺团体,在集结队伍、聚拢人才、传承技艺、培养新人、改编剧目、重排重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场剧目演出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徐特立、谢觉哉、陶铸以及越南胡志明主席等高度赞扬,也获得郭沫若、田汉、李凌、贺绿汀等专家学者的美誉。贺绿汀认为“广西文场是桂林市最珍贵的特产,国际旅游要买当地特产,如能买到它的录音带或激光唱片比任何纪念物都好”;他还为广西文场题词“广西文场继承和发扬桂林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对广西文场及其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充分肯定。归而言之,对广西文场的保护、传承、发展工作及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通过曲艺团专业演出团体的体制形式,使文场传统剧目和移植改编剧目的演出得到保障。桂林市曲艺团成之后,首先是致力于传统剧目的改编和上演工作,如文场戏《双下山》、《僧尼缘》、《宝玉哭灵》、《拷红》、《追舟》、《追鱼》等;文场曲《贵妃醉酒》、《武二探兄》、《黛玉葬花》、《晴雯补裘》、《唱采茶》、《五娘上京》等,既有文场传统剧目和曲目,也有对其他戏曲传统剧目与曲目的改编与移植,使之成为演唱文场剧及其文场清唱的一批剧目、曲目,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效果,也达到了传承和发扬古典戏曲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如1979年《西厢记》公演达40余场,1980年《王老虎抢亲》公演达80余场,场场满座,人人喝彩。此外,广西文场传统剧目曲目繁多,内容题材丰富,成套的唱本有《琵琶记》、《西厢记》、《红楼梦》、《玉簪记》等,单折戏有《双下山》等60多出,充分体现出文场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二,在继承中创新和发扬广西文场传统,创作和演出了一批现代新文场剧目和曲目。解放后,一些老艺人与年青艺人结合,积极努力为新中国文艺事业作贡献,率先创编一些现代新文场戏曲,如《双报喜》、《进村之前》、《轻装上阵》以及移植剧目《小保管上任》、《打铜锣》、《借牛》、《抢伞》等。尤其是老艺人王仁和在积极创新剧目的同时,也致力于新曲新腔的改革,创造了板腔体结构形式的文场新腔[南词拆板],使文场唱腔曲调更为清雅细腻、优美动听。新时期以来,文场经过“文革”浩劫后又焕发勃勃生机,创编文场新剧目曲目有《江竹筠》、《韩英见娘》、《榕湖春暖》、《情深意切》、《爱的女神》、《仙境怎比我桂林》、《盲女情》、《敬酒》等。李伟群演唱的优秀曲目《春兰吟》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化部文华新曲目奖。这些现代新文场戏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点,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效果。

其三,加强队伍建设,培养领军人物及其骨干人才,缓解队伍青黄不接的压力文场。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施;一是通过曲艺团的专业演出团体,以体制保障和制度化的措施形成人才培养机制,着重于在实践中培养演出队伍和人才梯队。二是通过桂林市艺术学校的教育体制培养专业人才,1959年开办文场戏曲训练班,此后训练班并入桂林市戏曲学校,后更名为桂林市艺术学校;1990年广西艺术学校声乐曲艺班教学点设在桂林市艺术学校,毕业生大都分配在桂林市曲艺团工作;文场演出人才及其基本队伍大都出自桂林市艺术学校,具有专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体制和制度保障。三是通过名师带徒的师传方式形成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建国后,文场师传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培养传统通过“结对子”、“拜师傅”等形式体现,从而形成代代相继的名师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王仁和为代表的老艺人形成第一代文场名师和传承人。此后,他带的徒弟以何红玉为代表的第二代名师与传承人也在七八十年代成名成才;在90年代和新世纪成才成名的李伟群等人形成第三代名师和传承人,李伟群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三代传承人纵贯新中国文场发展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在继承和保护文场传统的同时也更好地创新和发展了文场艺术,在形成专业队伍的基础上培养了名师名角及其领军人物。

其四,对文物资料进行普查、搜集、调研的一系列工作,奠定了文场保护的基础。从1955年开始,桂林市群众文化馆对文场等民间艺术进行调查、搜集、整理的工作,专业演出团体也不断通过下乡采风和下乡演出搜集创作素材和民间资源,尤其对一些民间文场演出活动较活跃的地区进行蹲点调研与跟踪调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如对阳朔白沙镇、临桂六塘镇、灵川大圩镇等地文场戏演出与活动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调研;对文场历史渊源、现状、问题的调研和对文场传承谱系、流派、代表性人物的调研;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撰写文场辞条以及提供文场资料;编印《广西文场传统剧目汇集》一、二集以及《广西文场音乐汇集》;收入文场戏史料的《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桂林市地方戏曲史料汇编》等;以唱片、声带、音像录制老艺人传统唱腔曲牌、传统剧目和曲目以及优秀创作作品;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录制“广西文场音乐讲座”、“广西文场艺术讲座”;通过新闻、出版、宣传等渠道开展文场普及教育工作;桂林市曲艺团还经常下乡、下厂、进校园、进军营演出,并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音乐学院开设讲座,等等。

三、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与对策

广西文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标志着广西文场的保护进入一个新阶段。“保护”主要有三方面义项:一是抢救性保护;二是修复性保护;三是在传承与发展中保护。确立“保护”的立场和核心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立足于保护,才能更好体现文场的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有效解决它在现实生存、存在的危机和困境问题,也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使其薪火相传。在广西文场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书中,就已初步形成保护对策:一是静态保护,包括文场普查和研究,编撰《广西文场大词典》等内容;二是动态保护,包括名家音像录制、开办培训班、开辟旅游演艺市场等内容。桂林市文化局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报告中确立工作思路:一是“不断加大财政支入,多渠道筹集保护经费”;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保护共识”;三是“建立传承机制,促进文化传承”;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五是“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从文化战略角度作出高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第一,加大广西文场保护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的保障力度,建立保护的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重点放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以及政策倾斜、措施到位上,确立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保护确实是全社会、全民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责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政府行政角度考虑对策,应着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广西文场的保护制度、体制和机制,在领导管理职能上设置跨行政科局的专职机构及其联动协调机制;对作为专业团体的曲艺团文化体制改革要从有利于保护角度慎重考虑体制机构性质及职能的特征,而不能简单推向市场或一刀切;保护政策与资金投入应有所倾斜和优惠,充分利用制度的优势和政策优势提供文场保护发展的空间;应有效整合资源、协调联动、聚集人才,形成合力和联动机制。二是针对人才断层、艺术教育体制不完善的问题,重点考虑通过多渠道、多层次人才教育和培养的体制改革问题,建立完备文场教育、培训体系。三是加强政府依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增强专业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强文化保护意识,将文化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和战略部署来考虑,纳入广西实施“文化广西”战略和桂林市“文化立市”的战略以及省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大局中来设计。因而,应对广西文场保护作出合理规划、周密部署、制定措施、贯彻落实,使政府在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和行政职责更为彰显。

第二,加强广西文场保护的展示、演示活动场所的建设,形成具有标志性的物态化成果和文化地标。一是建立广西文场博物馆,用于陈列展示广西文场的文物,包括服饰、道具、乐器、抄本、老照片、老唱片等;也用于通过图文并茂方式介绍文场历史渊源、发展经历、现状境况;还用于音像观摩情境体验。二是建立广西文场艺术传习所,主要用于传授和研习广西文场的活动场所,可聘请退休老艺人开办培训班,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授技艺;也可用于“耍友”聚集研习和进行表演交流的平台;还可用于传统厅堂式演出的场所;亦可作为广西和桂林曲艺家协会等群众团体活动场地,等等。三是在市、区、县建立一批小型多功能的戏院、戏园子,尽量恢复或大体还原传统戏曲演出场所的情境和风貌,可确定其专一功能或多重功能。四是选择和重建多家古典化的曲艺茶馆和茶座,使商业经营与艺术表演结合,展示和演示地方戏曲及其广西文场。

第三,抢救性发掘文场资源,进一步做好普查、调研工作。保护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抢救性发掘资源,建议:一是再次组织由领导、专家、艺人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对广西文场分布地区进行广度、深度的调研和普查,重点在于抢救濒临消失的资源和尚未发掘的新资源;二是建立广西文场档案库和资源库,对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建档,一些残缺或不完备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设法补足和修复;三是组织专家学者对现存的文场手抄唱本、曲谱以及曾经出版印刷过的文本资料进行考证、修订、校注,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出版;四是对老艺人及其名师、优秀演员的表演进行音像录制以保存资料,对过去录制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和修复工作,建立艺人音像资料库;五是设立文字音像资料整理出版专项基金,用于出版资料丛书和资料碟,形成图、音、像、文资料系列成果类型;六是开设和建设广西文场及其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广泛传播。

第四,利用桂林旅游优势加大广西文场的保护性开发力度,形成旅游与演艺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桂林享有国际旅游名域和历史文化名城两顶桂冠,广西文场既是文化旅游资源,又是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广西文场可利用桂林旅游优势,在合理开发利用中得到有效保护:一是在桂林民俗风情园、王城景区、七星公园、两江四湖景区等大型景区开辟广西文场演艺场所;二是在桂林生态山水文化旅游节和综合性演艺活动中加大广西文场的展示和演出力度;三是与旅行社联合开发旅游演艺娱乐市场,专门设置广西文场专场演出和专门演出场所;四是建立广西文场若干保护区或示范点,例如,在重要景区建立保护区,使保护区与旅游区一体化,达到双赢互利效果;五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使广西文场在保护和开发中走出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行不悖的发展道路,在剧目曲目的整理、改编、移植、新编、创作和演出上取得更大成效;六是利用媒体更好地宣传和传播,扩大传播渠道和受众群,在文化交流中扩大影响面和辐射面。

第五,加大广西文场的理论研究力度,使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同步发展。从理论研究角度而言:一是通过桂林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和广西及其桂林市曲艺家协会,在专业圈内以项目方式进行系统专题研究;二是通过高校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优势和资源,介入地方文化研究,可在高校的音乐专业和表演专业设置广西文场教学点和研究基地;三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获得广西文场专题研究项目基金,以及采用重大项目招标方式吸引学术界对广西文场理论研究的重视;四是确立理论研究的重点,设置研究的专题,以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探索的成果达到文场保护的目的,开辟广西文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新途径。

陈映红指出:“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崇高的民族精神,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传统美德。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是继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维护全民族的精神支撑的需要,是对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保护。”[1]文场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处于危机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扶持,而且在于保护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圣地,具有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现实价值和终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映红.从文化遗产日看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为例[J].民族艺术,2009,(4).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2篇

一、全球及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情况

(一)全球光伏行业呈现复苏增长态势,中国新增装机容量跃居全球首位

全球光伏发电市场继2011年、2012年的行业不景气后,2013年呈现复苏性增长态势。根据欧洲光伏行业协会(EPIA)统计数据,2013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3700万千瓦,较2012年增加714万千瓦,同比增长23.9%,增速低于2003年至2013年51.9%的年均增速,扭转2012年的负增长(-1.38%)。其中,欧洲新增装机1025万千瓦,同比下降41.68%,美国新增装机515万千瓦,同比增长36.54%,其它地区新增装机1030万千瓦,同比增长105.57%,中国新增装机1130万千瓦,同比增长22.9%,年度新增装机占全球总量30.5%,首次超过欧洲成为全球新增装机容量最多的地区。

从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来看,截至2013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达1.37亿千瓦,同比增长37.0%。其中,欧洲地区累计装机7995万千瓦,同比增长14.7%,增速为10年最低,美国累计装机1352万千瓦,同比增长61.6%,中国累计装机1810万千瓦,同比增长166.18%,占全球光伏装机总量的13.2%。

(二)全球光伏行业产能过剩得到缓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峻

2013年,面对行业低谷,多数光伏企业推迟或取消产能扩张计划,同时随着全球光伏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和上游制造企业的洗牌,全球性产能过剩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根据NPD Solarbuzz的研究,2013年全球光伏组件“有效产能”为4500万千瓦,产量为397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约为88%,相比较2012年65%的产能利用率显著提高。中国光伏组件产能约为3400万千瓦,产量约为260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约为76%,组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65%,连续7年位居全球首位。在Solarbuzz最新发布的2013年十大光伏组件供应商排名中,除日本的夏普太阳能、京瓷与美国的Firstsolar等3家海外供应商外,中国供应商占据7席,包括英利、天合、阿特斯、晶科、昱辉阳光、韩华新能源、晶澳等在内的7家供应商光伏组件出货量约为1530万千瓦,约占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的三分之一强。

(三)全球多数光伏企业重回盈利轨道或缩减亏损,中国部分光伏上市企业恢复盈利

2013年,随着光伏应用市场加快启动及政府对光伏行业的政策扶持,全球光伏行业扭转了自2011年开始的颓势,多数企业实现全年盈利目标。光伏上市公司2013年财报显示,美国太阳能板制造商First Solar(第一太阳能)全年运营收入4.55亿美元,毛利率为26.1%,较2102年的25.3%略有提高。德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Solar World AG 税费前亏损额2.66亿美元,较2012年有所削减。晶科公司2013年总营收11.7亿美元,同比增长47.6%,实现利润3110万美元,而2012财年亏损2.48亿美元。阿特斯2013年实现利润4560万美元,而2012年亏损1.95亿美元。天合、晶澳、英利分别净亏损7790亿美元、7050亿美元、3.21亿美元,分别较2012年的2.66亿美元、2.75亿美元、4.92亿美元的亏损额实现大幅度缩减。

二、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一)发展机遇

一是新兴市场加快发展推动我国光伏出口市场结构趋向优化。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格局发生变化,传统市场份额下降,新兴市场份额不断上升。2013年,中国电池组件出口量1600万千瓦,占产量的61.5%,出口额127亿美元,同比下降27%。其中,对欧洲出口份额由2012年的约65%下降至2013年的30%,对日本出口约22亿美元,占出口额的22%,对美国、印度和南非的出口额分别占10%、5.2%和4.5%,我国对亚洲市场占光伏产品出口的44%,取代欧洲市场成为最大出口市场。2014年1-2月,亚洲市场出口占比52%,其中,对日本出口占比34%,对欧洲市场占比22%,未来新兴市场的加快发展将进一步弱化我国光伏产品对传统市场的依赖,在降低贸易摩擦可能性的同时,促进出口市场结构趋向优化。

二是光伏组件企业向下游环节延伸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受全球光伏行业供求失衡及欧美“双反”等影响,光伏组件企业逐渐转变单一销售组件的盈利模式,开始向下游电站拓展。根据SEMI的《全球光伏制造数据库》统计,中国排名前20位的光伏组件和电池制造商均已涉足电站开发业务。在2013年我国新增装机容量中,光伏大型地面电站约700万千瓦,约占70%。根据北美光伏市场季度报告,2013年美国光伏市场主要由大型电站项目主导,在新型项目中占比超过80%,其中地面电站占约70%以上。从国外一般经验看,光伏组件产品的毛利率约在15%左右,而从电池片生产到电站建设的毛利率约在25%-40%之间。因此,未来光伏企业向下游拓展将成为企业获得新盈利模式,加快推动高端技术和终端电站结合,实现以项目带动产品、以产品推动项目,提升行业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为组件销售提供更加稳定的渠道来源。

三是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光伏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投资建厂,突破国外市场封锁。江苏昱辉阳光自2012年起开始规划在波兰、印度、日本等国家开设代工厂,通过中国设计、境外生产方式应对国外“双反”等贸易壁垒,其中2013年3月签约成立的波兰代工厂已经投产。中电光伏为规避欧盟“双反”措施,积极寻求在土耳其设厂。晶科能源也计划赴葡萄牙投资建厂。国内光伏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有助于企业规避高额关税,减轻经营压力,缓和日益激烈的贸易争端,同时也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是宏观利好政策的密集出台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撑。为规范和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文),“国发24号文”提出,“2013-2015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左右,到2015年总装机容量达到3500万千瓦以上”,在积极开拓光伏应用市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完善并网管理和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具体政策意见。继“国发24号文”后,财政部、发改部、工信部等先后分别出台《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等9个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和相继实施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未来随着这些政策及相关细则陆续发挥效力,将为国内光伏发电市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面临挑战

一是国内市场供应过快发展可能引发新一轮产能扩张趋势。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外光伏市场规模化启动,闲置产能陆续复产,光伏产品呈现量价回升局面,光伏上市公司业绩呈现集体回暖态势。但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容乐观,其中欧、美市场需求提升空间有限,日本、印度等新兴市场需求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国内光伏市场在政策等因素刺激下,国内产能持续扩张,如果不断提速的市场供应得不到市场需求的有效支撑,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重演。

二是光伏行业技术落后产能仍然偏高成为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光伏组件产品结构仍不合理,高端产能与中低端产能同时并存,高端产能表现不足,中低端产能占相当比重。从上游多晶硅材料制造来看,国内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约为120千瓦时/千克,比国外先进水平高约20-30%。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使用的大部分高端设备仍需进口,薄膜太阳能电池主要生产设备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单晶硅和多晶硅电池产业化转化效率普遍在17-19%之间,效率在20%以上的高端产品严重不足。根据德国研究机构PvXchangeGmbH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13年中国产品价格上扬、欧洲与日本产品价格下滑的前提下,中国光伏组件价格仍较欧日光伏产品价格低18-25%。未来加快推动中国光伏产业由重视规模效应向重视技术效应转变,推进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迈进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三是光伏行业整合难度较大造成未来行业发展仍面临结构性失衡压力。受政策引导和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自2011年开始,产业无序发展得到一定程度遏制,行业企业兼并重组意愿强烈,但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举步维艰,未来行业整合推进难度较大,行业面临着“大”“大”兼并、“大”“小”整合难的困境。目前,我国大型光伏企业量级多在吉瓦级以上,由于实力相当,且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影响,难以通过竞争进行优胜劣汰,推动行业整合。此外,现有大型光伏企业由于品牌、产品售后差距等因素不愿意吸纳整合中小型企业产能,导致大量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不能得到及时淘汰,未来光伏产业向重点和优势企业集中速度将有所放缓,进一步延缓产业整合速度。

四是产业对单一市场依赖度过高造成未来行业整体性风险犹存。随着我国光伏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受阻,面对外部市场压力,我国光伏企业在2013年经历了目标市场的重大调整,由2011年90%以上产品出口调整为2013年的60%产品出口,即国内市场由承受不到10%的产量跃升到支撑约40%的产量,从对外依存度过高转而过度依赖国内市场,这种过度依靠单一市场容易造成行业整体性风险,单一市场需求变动对行业影响显著,一方面单一市场整体需求呈现的季节性上涨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非常规性外包生产,产生光伏代工企业;另一方面,对国内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财政补贴需求增长过快,行业面临无序发展压力。未来由于光伏产业对单一市场依赖度偏高,行业整体风险仍然存在。

三、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展望未来,随着光伏行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预计全球组件产量有望继续增长,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部分闲置产能将继续启动,全球出货量和新装容量将形成中国、欧洲、美国和新兴市场四分天下格局。

但同时,光伏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外需不稳定、国内市场发展过快、行业整合推进较难、对单一市场依赖度过高、贸易摩擦风险仍然存在等问题,均对产业规范和市场应用发展带来挑战,应积极加以引导和政策支持。

(一) 改革境外投资制度,鼓励光伏企业走出去

一是加强市场信息发布和预警体系建设。加强对光伏产业国别投资环境调研,及时发布各类投资风险预警信息,避免产业盲目投资;二是提升金融机构对产业发展的融资力度。鼓励国内金融机构灵活信贷政策,改革融资担保结构,支持光伏企业参与境外技术创新等投资项目;三是改革光伏产业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通过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缩短审批周期,鼓励光伏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合作。

(二) 推动市场机制创新,坚持内外市场相结合

一是巩固传统市场份额。推进市场机制创新,发展产品、项目与服务全产业链出口模式,巩固传统市场份额优势;二是积极开拓新兴市场。采取积极市场策略,选择市场前景好、投资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光伏产品出口;三是继续开发国内市场,加强光伏市场应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推动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发电的应用。

(三)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优势企业兼并重组

一是继续加大光伏技术的投入力度。重视技术创新投入,促进光伏产业在技术、设备和工艺方面不断进步,实现高端设备国产化及应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二是推动企业产品创新。鼓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品差异化发展;三是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重点支持具备核心品牌竞争力的光伏企业并购中小企业,加快淘汰技术落后企业。

(四)完善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加强政府的行业规划引导。加强光伏发电规划和政策引导,按年度做好发电规划及其方案,推动行业有序发展;二是重视地方发展规划的协调。统筹协调地方层面光伏产业发展,避免出现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现象,尤其避免出现利用政府资金盲目建设现象;三是加强光伏规划与电网规划的衔接。加快出台电网规划和调峰电源规划,并促进其与光伏发展规划有效衔接,避免出现季节性限电等问题发生。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3篇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颂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东委[2001]31号),鼓励民间投资高新技术领域,打好“民营牌”,加快现代化中心城市建设步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间投资,是指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个体、私营企业通讯他们之间的联营、合股等经济实体投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产业,是指符合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导向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项目以及为发展调养技术产业的科技咨询、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技术评估、融资担保和风险投资等科技中介项目。 第二章投资领域

第四条 鼓励民间投资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清洁生产及一环保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和节能技术、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和建筑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有产业化项目。

第五条 鼓励民间投资现代制造技术应用研究中心、高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服务机构。

第六条 鼓励民间投资建立科技咨询、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技术评估、融资担保和风险投资等中介服务机构。 第三章 投资形式

第七条 民间投资可以采取独资和合资的方式,成立科技型企业,发展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业务。

第八条 鼓励民间投资以参股、合资及收购的方式,参与国有科技型企业改组;改造和资产重组。

第九条 鼓励民间投资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科研机构可采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成立公司,实现技术成果与民间资本的结合;鼓励民间投资支持和资助高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及实现产业化。

第十条 鼓励民间投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成立融资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为民营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第四章 鼓励与扶持

第十一条 在“市经济科技发展基金”中设立“民营科技产业促进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科技专项资金”),资助民间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有关资助办法规定如下:

(一)受资助的企业首先必须是经市认定的市级民营科技企业。

(二)科技开发费用占年技工贸总收入2%以上;与业务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包括同等学历)占专职人员(不含生产工人)的30%以上,年缴入市地方财政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不含中央、省部分)20万元以上,并经省认定为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在初次认定当年从“科技专项资金”中一资性资助科研经费10万元。

(三)年销售收入1500万元(开发型500万元)以上;自主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年销售收入(含技术性收入)占企业年销售收入的60%以上;销售利税率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且上的销售利税率不低于10%;每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5%(开发型8%)以上,年缴入市地方财政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不含中央、省部份)40万元以上,并经省认定为省级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初次认定当年从“科技专项资金”中一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20万元。

(四)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1.5%以上;工程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8%以上;净资产(现值)5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并经省认定为民营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在初次认定当年从“科技专项资金”中一次性资助科研经费20万元。

(五)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创新优势企业获得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初审的发明专利和获得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当年从“科技专项资金”中每件专利一次性分别资助5万元、3万元、2万元、5000元和1000元。

第十二条 鼓励民间投资收进高学历、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或技术的研究开发,按照《东莞市科研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将给予一定资金扶持。在招聘人才、办理入户、技术职称评定和出入境手续办理等方面享受优惠,具体可参照《东莞市引进国内人才来东莞工作的若干规定》、《东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莞工作的若干规定》和《东莞市民营企业引进人才试行办法》等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鼓励民间投资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市政府从“科技三项经费”中专门给予扶持。

第十四条 鼓励民间投资成立软件或集成电路企业,按照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70号)等文件规定,制定如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对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0年前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

(二)新办的软件企业经过认定后,自获利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三)以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规划布局的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由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确定。

(四)对软件企业进口的所需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除列入《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商品外,均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软件企业人员薪酬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 (六)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新的集成电路产品。

(七)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产品的企业,经认定后,从2002年开始,自获利起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 (八)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的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 40%的比例退还 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和税税款。

(九)自2000年7月1日起,投资额超过 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1、按照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2、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 (十)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的集成电路技术和成套生产设备,单项进口的集成电路专项设备和仪器,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有关规定办理,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十一)境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设计的集成电路,如在境内确实无法生产,可在国外生产芯片,其加工合同(包括规格、数量)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后,进口时按优惠暂定税率征收关税。

第十五条 民间投资建立企业工程技术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凡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市财政按省扶持费额度的100%给予相应支付,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第十六条 民间投资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和实现产业化,并成立企业的,高新技术成果可作为无形资产出资,无形资产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达到35%。

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市场竞争。民营科技企业可以参与对外贸易洽谈和技术交流,自行选择外贸代理机构;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引进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境内兴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可以在国外(境外)兴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以及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销售网点。

第十八条 组建东莞市中小型科技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在市科技风险投资基金中安排3000万元,结合民间和金融资 金成立市中小型科技企业担保中心,有选择地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促进民营科技事业民展壮大。 第五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九条 民间投资成立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按照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和税务部门有关规定办理认定、税收优惠等手续。

第二十条 经省新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初审的发明专利、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承担单位,年底凭有关证书提出申请,由市科技局、经贸局、财政局审核,从“科技专项资金”中资助。

第二十一条 成立科技咨询、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技术评估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由市科技局负责认定。

第二十二条 成立融资担保和风险投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按国家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核审批。

第二十三条 民间投资可以申请和接受 委托承担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科研项目,其取得的科研成果可以申报鉴定和有关科技奖励。

第二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优先办理“东莞市民营企业办事优先卡”,凡持有“东莞市民营企业办事优先卡”的民营科技企业,可按有关政策享受《关于印发东莞市扶持大型企业优惠措施的通知》(东府[2001]81号)规定的各项优惠。

第二十五条 积极发挥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和市软件企业协会等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为民间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支持与服务。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4篇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和市场分析法,对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来看,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大型体育赛事营造的环境、体育消费者环境和竞争者环境5个基本要素。

[关键词] 体育产业 市场 经营环境 思考

一、体育产业的涵义

1.体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使体育产品(劳务)进入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从大体育观的角度看,体育产业涵盖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如体育物质产品(体育服装、体育器 材、体育建筑、体育食品饮料等)和体育信息产品(体育广告宣传、电视广播、报刊、体育信息的传送等), 以及体育劳务(体育竞赛、健身娱乐、场地出租、体育旅游等)。

2.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的界定

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是指从事体育产品和劳务经营的企业受外部影响的总和。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是指给企业造成市场机会和威胁的主要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法律、科技等;微观环境是指组成企业基本经营系统的因素。人们对体育的需求受居住地、性别、年龄、地形地貌、生活习惯、经济、文化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体育产业经营者就需要准确把握不同时间、区域、人文、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

二、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指分析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的外部政治形势和状况给市场经营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是国内体育政治环境,如政府的各项体育方针、路线、法规、条例以及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等,以及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的法规。如我国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1995-2010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等等。二是国际政治环境,主要指国际上各国经营、管理和发展体育产业的具体做法和限制,尤其是对进口、外汇、劳工、电视转播、合同以及政治冲突的影响等。如职业俱乐部地点、数量、运动员流动与分配、门票分配、电视转播、运动员工资等方面做的限制和约束等等。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来说,分析和研究国外各国在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中的政治和法规环境,借鉴其先进的发展经验和做法,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尤显重要和迫切。

2.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指从事体育产业经营的企业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其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将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它们的经营活动。体育产业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门类。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从事体育运动,关心体育事业,体育将成为21世纪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织部分,必将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大型体育赛事营造的环境

大型体育赛事是指参与率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的体育竞赛活动。营造大型体育赛事环境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和影响要素。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展示和宣传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是体育产业市场环境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影响面广,持续时间长。第29届奥运会,北京将投资2800亿元人民币,从2002年到2008年期间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0.3~0.4个百分点,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在举办奥运会之后还将有长期的积极影响,拉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2)产业前后关联性强。重大体育赛事可以带动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我国男子足球队首次参加世界杯足球比赛世人瞩目,由此带来出境观看比赛的人数显著增加,为体育旅游业带来了较大的收益和商机。(3)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我国申奥成功,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世界上也产生强烈的良好影响。大型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商业机会和所营造的环境是体育产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4.体育消费者环境

体育产品或体育劳务市场可分为体育用品市场(各种体育器材、设施、服装、鞋帽等用品)、体育健身市场、体育信息咨询市场(提供国内外体育书籍、报纸、期刊、情报、信息、音像、文件等信息服务)、体育人力资源市场(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的流动、培训等)、休闲体育市场(户外运动、体育竞赛观看、体育旅游等)、竞赛表演市场(运作和经营各种体育比赛、表演等)、体育无形资产市场等7类。体育商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商品的特点,这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5.竞争者环境

体育产业市场中企业所面对的竞争者,主要是解决体育产业市场中同类经营者的市场密度、产品差异和进入难度以及影响程度四个方面的问题。

体育产业市场的密度是指同一类体育产业经营中卖主的数目。体育产品差异是指不同企业生产和提供体育服务的差异程度。由于体育产品和服务存在差异,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各有特色、相互区别,从而使体育产业市场竞争加剧。如耐克公司生产运动服、运动鞋等用品与其他同类企业相比,在质量、市场定位、技术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竞争优势;而锐步公司在生产同类产品时,不但充分注意到了这一差异性竞争优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开拓了符合青少年以及女性消费心理的、色彩鲜明和流行款式的运动服和运动休闲鞋,从而确立了适合本公司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不但扩大了市场渗透率,而且还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消费群体,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对体育产业市场经营环境的思考

1.发展我国体育产业

体育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完善的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培育市场就应该从影响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来做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育资源,提高体育事业为社会服务的整体效能 。

2.优化体育产业市场

优化体育产业市场的实质就是要为体育产业经营环境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营造这个良好环境的过程中,政府作为营造主体,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正确界定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将直接关系到体育产业经营环境的优劣。

3.规范、监管体育产业市场秩序

规范、监管体育产业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我国体育产业经营环境,首先是各种市场法规的制定不完善,既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市场规范体系,也欠缺一定的应变性,难以适应变化了的体育消费市场状况;其次,在执行已有的法规时执法不严,这既有政府公共行政能力低下的原因,也是政府执法意识和观念的缺失;再次,地方政府对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地方保护主义放任自流,甚至同流合污,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育产业市场体系的建立。

4.培育和完善体育市场

要培育和完善体育市场,逐步建立体育商品劳务和信息市场,形成全方位市场体系。

5.加强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

要加强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培养一批既懂体育、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满足体育产业经营不断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维瑟拉·R·拉奥,乔尔·H·斯特克尔著.张武养等译.战略营销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国家体委文件.体计财产字(1995)262号.1995-2010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C]

[3]王方华:市场营销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张林: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5]任海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体育资源的配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0,(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5篇

摘要:推进重庆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发展是体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重庆的重要内容,是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从民族旅游的相关概念出发,通过分析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优势和现状,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及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提出推进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极强的产业部门,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现。旅游业对重庆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其中,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特色的民族风俗,而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形式和必然选择。推进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不仅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助于推进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对深化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都有着重大意义。

一、 民族旅游概念综述

根据国际著名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家科恩(Cohen)的定义:“民族旅游是观光旅游的一种变体,其目标群体在文化上、社会上或政治上不完全属于他们所居住国的主体民族。他们由于自然生态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差异性而被贴上旅游的标志[1] 。”换言之,民族旅游就是当地居民以自己的文化为主要吸引物,即把土著习俗、土著居民及其生存环境等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并直接参与的一种旅游形式,融合了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奇特的少数民族风情。民族旅游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文化,是一种跨文化、跨民族的旅游交流形式,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所创造的,能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并能被用来规划开发成旅游产品的各种事与物的总和。[2]

二、 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优势和现状

重庆是我国唯一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直辖市,既有民族自治地方,又拥有大量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现辖4个自治县,1个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的区和14个民族乡。重庆以汉族为主体,此外有土家族、苗族、回族、满族、彝族、壮族、布依族、蒙古族、藏族、白族、侗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羌族、仡佬族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97.36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土家族142.43万人,苗族50.24万人,回族等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穆斯林群众1.1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4%。[3]

(一)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优势

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天然秀丽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特色突出的人文旅游资源两大优势。

1.自然旅游资源优势

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主要包括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个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的区(黔江区)和武隆县。该区域幅员面积1.98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3.99%,属武陵山西部腹心地带,与黔东南、湘西北、鄂西南接壤,与张家界、梵净山两大旅游景区毗邻。境内有着山、水、林、泉、瀑、洞多位一体的自然景色,山川秀丽,风景独特。其中,不仅有位于彭水、酉阳境内的纵切南北的乌江画廊景区,还有位于黔江境内的有“深山明珠”之誉的小南海,更有位于石柱的被称为“重庆市最大的森林公园”的黄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位于酉阳境内的有“世外桃源”之称的大酉洞。除此之外,气质灵秀的先女神、绝景秀丽的武陵山以及原始幽深的阿蓬江更是别具风情,让人流连忘返[4]。

2.人文旅游资源优势

除了风景绝佳、风光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外,重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更是不可小觑。重庆的巴渝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和陪都文化本就博大精深、魅力无限,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纯厚古朴的民风民俗、独具魅力的民族歌舞以及多姿多彩的民间婚丧,更是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建筑奇观 “一通天”——西沱镇云梯街,还是充满神秘的黔江汉砖悬棺;无论是历史悠久的龚滩古镇,还是地质奇观的濯水古镇;无论是巾帼英雄秦良玉陵,还是彭水的“寿”字石刻;无论是让人缅怀的酉阳赵世炎故居,还是充满民族风情的彭水苗寨,都让我们感受到博大精深的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历史资源。土家族的哭嫁、摆手舞;苗族的赶秋节、“芦笙舞”;秀山的民歌、酉阳的调调,都让我们感受到丰富多彩的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人文文化。

(二)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现状

近年来,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少數民族地区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旅游人次及旅游总收入都有明显提高[5]。

“十一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各区县政府已把旅游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 ,不仅出台了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更是加大力度改善公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并于2009年建成黔江舟白机场,弥补了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无航空服务的缺陷,形成了“公路、铁路、机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十二五”以来,重庆更是把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更放在战略位置,加快了旅游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品牌形象,强化了整体营销,让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更进一步,各民族区县也取得了“十二五”规划的开门红。其中,黔江区在2011年一季度,共接待旅游客48.1万人次,同比增长21%,旅游总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33%;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在2011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旅游收入1.6亿元;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在2011年“十一”黄金周,共接待游客10.6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4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88%、213%;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2011年全年,旅游接待人数达到了80.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3亿元,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7成;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12年第一季度,共接待游客1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5%和61.4%,同时,桃花源景区于2012年初经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正式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三、 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存在的问题

尽管重庆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但现实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区县知名度不高。通过微博投票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游客对于重庆现有的少数民族旅游区县的了解并不多。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少数民族旅游区县是黔江区,其次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其他的区县几乎很少被提及,总体吸引力不够。

二是民族文化影响力未起作用。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无特色,风俗讲解不深入,民俗表演很表面,无法给人深刻印象,影响力远远不够。

三是旅游服务配套体系不健全。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落后,住宿接待体系档次不高,特色餐饮业规划不到位,旅游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无法形成一体化旅游配套体系。

四是滞后的交通和高素质旅游服务人员的缺乏都是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二)造成的原因

造成以上问题,阻碍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宣传力度不够,缺少有效外包装。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本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和浓厚的人文色彩,但缺少强而有力的包装和行之有效的行销手段,让各少数民族旅游区县藏于山中,鲜为人知。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汉化”严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风俗本应是发展少数民族旅游重要保证,但由于未能因地制宜,没有充分发挥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汉化”严重,民俗民风的保护不够完整,民俗表演的内涵不够深入,民族文化的影响力降低。

再次,民族旅游专业人才缺乏。虽然直接从事少数民族旅游的从业人员人数足够,但总体学历不高,又没有系统的专业培训,和科学规范的管理,使得导游服务人员不够专业,无法让游客享受的高端专业的旅游服务。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起点低,起步晚,规划不到位,交通跟不上发展步伐;而投入较少,使得主导产品开发力度不够,未能形成旅游精品。

四、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重庆少数民族旅游产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分支和实践形式,是重庆国民经济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要充分发挥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来带动重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达到实现低碳经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推进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务必要做到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条件,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规划为先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区域合作,加强宣传,发展与环境保护双管齐下,把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促进社会和谐的生态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的形象产业,打造一个产品多元、服务最优良的“国内知名、重庆一流”的特色区域旅游集散中心。

(一)强化政府主导,形成合力

建立政府主导、职能部门协调合作、全社会参与的体制和机制,使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等发展方向上统筹协调、相互衔接、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一是规范旅游体制,建立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在旅游项目安排及资金计划上适当倾斜少数民族旅游产业,各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顾全大局全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全市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开发建设。

(二)全面参与,拓宽融资渠道

在重庆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大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或国际旅游专项资金补助,引进国内外公益性组织的资金和帮助。政府职能部门应优化旅游投资环境,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参与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民营企业创造条件,给与鼓励,广泛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全面参与,多方合作的体系,扩宽融资渠道,增加旅游资金投入。

(三)紧抓机遇,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服务配套体系

紧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支持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全面改善重庆少数民族交通、住宿、餐饮、基建等配套设施,建成高端的、全面的、科学的一体化旅游服务配套体系。

1.以重庆“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加快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交通体系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建设立体交通枢纽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提速建设以黔江为核心的渝东南综合交通枢纽,以机场、火车站、公路换乘枢纽为节点,规划布局铁、公、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枢纽站场或换乘中心,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问题,实现市内外畅通旅游。主要规划目标为:新开工建设黔(江)张常铁路;加快推进渝黔(江)城际、主城枢纽东环线前期工作;续建并建成黔江——(湖北)恩施高速公路;新开工并建成黔江——石柱高速公路;开展彭水——酉阳——(湖南)永顺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及推动武隆等支线机场前期工作。[6]

2.加快旅游宾馆建设,打造旅游住宿接待体系

实行“123”酒店规模建设,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建设10家五星级酒店,20家四星级酒店,扩建30家三星酒店,并引进国际知名酒店品牌,全线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住宿档次和水平,以适应接待国内外高端游客。同时,加快发展在重点景区建设度假村和经济型酒店,增强中低端住宿接待能力。

3.突出地方特色,打造旅游餐饮体系

打造特色餐饮品牌,将黔江鸡杂、武陵山珍、濯水绿豆粉、土家油茶汤等民族特色菜品做精、做透、做大。在重点景区建立特色餐饮街区、餐馆,规范改造主城民族美食一条街、渝东南美食中心等项目,主要经营渝东南十大名小吃,發挥民族特色餐饮魅力。

4.改善景区基建设施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要定期维护改造。根据各少数民族旅游区县接待游客的数量不同,对于区县基本设施、景点基建设施的维护要有不同频率和力度。

5.做强民族工艺品

进一步开发传统民间工艺品,打造渝东南民族工艺品加工基地,城区民族服饰加工中心;加强民族工艺品、纪念品的特色包装;增加销售点和购物场所,通过各种方法强调重庆民族旅游产品的真实性。

6.增加娱乐吸引力

在主要旅游景区增设游客参与娱乐项目,使游客在饱览优美自然景观的同时,深切感悟和体验民俗风情和文化内涵;在酒店、广场、公园等地增设旅游娱乐项目,精心策划编排舞台表演型、广场参与型表演节目,做浓民族文化旅游氛围。

(四)加强旅游环境保护,坚持景区开发与保护并重

遵循“保护是前提,开发保护一致性”的原则,妥善处理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的相互关系。对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必须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文化生态影响评价;旅游景区内的建设项目要符合景区总体规划,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在实施中要加强监管工作,严把审批关,尽全力控制由景区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伤害。加强旅游景区污水排放管网、垃圾处理场、沼气池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污染控制和治理力度。充分发挥林业、农综等部门的优势,加大对主要旅游景区退耕还林的投资力度,积极引导农民发展以旅游服务为主的其它产业。

(五)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体系

首先,重视政府主导宣传,打造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整体形象,提高美誉度和核心竞争力。其次,利用传媒力量,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知名度。投资引进电影电视拍摄,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景点等植入影视作品,同时鼓励旅游爱好者和相关学者,运用网络媒体(例如:优酷网、豆瓣网、携程网),采用博文、短片及微电影等形式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景点、民族风情和人文历史等资源优势网络化和故事化,扩展客源市场,增加旅游者的情感度和真实感。最后,通过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营销,提高旅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衍生产品的销售量,进而形成重庆少数民族旅游营销良性循环体系。

(六)加强人才培养,提高旅游队伍建设

高度重视旅游人才的培养,把旅游人才的培养放在旅游工作的重要位置,重视高校旅游专业的在校培养和增强实践经验,建立选拔及任用人才的激励机制,优化人才创业发展环境。在积极引进旅游行业的高级人才的同时,抓好旅游管理人员、导游人员、企业经营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转岗培训和少数民族旅游专业知识培训工作。通过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支具有高素质、高学历、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加快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7]。

参考文献

[1]郜捷.民族旅游研究概况综述——兼论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与作用[J].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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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少数民族地区概况[R].重庆民宗委,2012,(3).

[4]李旭东.重庆民族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12).

[5]重庆黔江区2006-2007旅游指标统计数据.黔江区旅游局,2009,(11).

[6]重慶十二五规划纲要[R].渝府发〔2011〕13号.2011,(1).

[7]重庆黔江区十二五旅游发展思路[R].黔江区旅游局,2009,(11).

[责任编辑:李 佳]

环境保护产业范文第6篇

摘要:对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涉及到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构建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中的影响要素。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综述

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美国加州硅谷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群、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产业群,到德国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产业群、英国奥克斯弗夏尔的赛车设计制造产业群、意大利伦巴第的纺织业集群、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群,再到日本大田的机械与金属加工业、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集群、台湾新竹的半导体硬件业集群,乃至中国东莞的小家电制造业集群、吴江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国内国外的研究与实践均证明,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以及地方政府重视培育产业集群,并将之作为提升自身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研究产业集群及其影响因素的意义,既是出于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出于区域经济竞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格局下增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力的需要。

1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

1.1产业集群的研究溯源和概念界定

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第一次从区位研究的角度提出农业生产的布局是由级差地租来决定,之后韦伯(Alfred Weber,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以运输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第一次将集聚理论体系化。但是最早对产业集群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他提出了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并指出产业集聚的关键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包括协同创新的环境、辅助性工业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市场、平衡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等。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产业集群和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之后,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是风靡全球。

在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同时,由于产业集群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产业集群在各国各地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学者们所专攻的学科不同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等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都没有形成一个对产业集群概念的统一定义。然而实际上,种种对产业集群的不同界定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现象,只是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中,受到较多认可的是波特教授以及世界经合组织(OECD)给出的定义。虽然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定义了集群(cluster)这一概念,在《竞争论》一书中对产业集群概念也作了较详细的表述,然而他最具代表性的对于产业集群的定义存在于其199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即“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一群在地理上集中并同处于某一特定产业领域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合。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其他实体。”OECD(2001)则提出,产业集群可以描述为有众多相互依赖的企业(包括专业化的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院所及技术支撑机构)和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经济上、智囊团)以及客户组成的生产网络。综合波特教授和OECD两者的观点,可以得到对产业集群的一个简明定义,即众多集中在同一地理位置并在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这个定义也是对其它如“产业集聚”、“企业簇群”、“企业集群”、“聚集经济”等现象的一个客观的描述,因此可以基本上涵盖相关概念。

1.2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纷纷指出存在着某些因素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最早研究产业集群问题的马歇尔认为除了交通运输对产业集聚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之外,还有三个更为一般的原因即:信息交流最大化、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工人的集中供给。韦伯(1909)把产业集群归结为4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克鲁格曼(1991)则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他创立的“中心—外围”模型则阐明了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聚集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Kaldor(1989)在论及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时,认为要素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特点在规模报酬递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地区要素禀赋的特点是集聚经济的基础。Doeringer和Terkla(1995)则认为,“每个集群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或是吸引企业加入集群的一些稳定的、不可移动的要素产生的成本优势所决定的。”波特(1990)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导致,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项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和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形成一个菱形结构即钻石模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以说明相互强化国家竞争力的产业都会出现集聚,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决定因素都具有地理集中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付正平(2002)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朱华晟(2003)在对浙江省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强调指出,“企业家既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同时他也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当起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创新环境,提供企业和公共机构间的联系机制的作用。徐强(2004)通过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了技术、市场、自然禀赋、政府政策和行为、人文以及(产业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所指的技术包括流通技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所指的市场包含了市场容量、市场分工、市场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所指的自然禀赋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王志敏(2007)认为企业在园区内的集群并非偶然,它由一系列的因素起作用,主要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或支撑产业、企业战略、政府及基础设施环境。他同时强调,这些要素主要具有地域特有性质或不可转移性,同时具有稀缺性、不易替代等特征。刘乃全则(2009)指出,一个产业要成功实现聚集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素条件,要求产业内的资本较快地流向某一区域内,以及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有机结合;第二个是市场的充分供给,即需要条件,要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聚集区生产的大量产品;第三个是环境条件,即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聚现象。

国内也有学者按照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雷鹏(2009)在研究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发展的关系时,将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轨迹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集中—集聚—集群。他认为,在集群发展的初始阶段——集中的过程中,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和设施配套这两个因素是吸引园外企业入驻的最大原因;在第二阶段——集聚的过程中,园区企业之所以向某一产业集聚依托的主要是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范和服务配套这四个基本条件;在第三阶段——最后形成集群的阶段,除了上述两阶段的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人文环境、集群特色、产业配套及创新企业家群体四大要素。

1.3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埃利森和格莱泽(Glenn Ellison and Edward L.Glaeser,1997)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及顾客与企业区位的相邻所导致的运输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解释企业为何选择聚集在一起的重要性不大,而企业相互邻近所导致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于产业聚集则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集中的劳动力市场。当企业与其他产业使用相同类型的劳动力时,不同的产业也会在同一区域聚集。刘莹(2004)以波特的钻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爱尔兰软件业集群进行分析,总结出大量低成本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国外资本的进入和跨国公司地方化、良好的基础设施、充足的市场需求、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以及“产、学、研”合作机制是爱尔兰形成集群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国内产业集群进行了许多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涉及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徐康宁、冯春虎(2003)对中国28个制造业地区性集中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范围基本涵盖了全部制造业类别。他们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地区内的高度集中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进程的结果,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专业性产业组织、中间产品供应、服务业等附属行业的发展都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市场因素。市场交易化程度,尤其是各种资源(知识、技术、经营渠道、计划指标及至特殊机会)商品化率的程度,也是一些地方形成产业中心的重要条件。他们认为,从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不一定比市场化条件下的产业集中选择更为有效,原因是在于地方政府选择当地产业方向时的激励主要来自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意愿和对上级政府产业政策的理解,而企业的产业方向选择则出自对利润的追逐。骆文达、曾路(2003)以福建晋江运动鞋产业集群为实例,分析指出产业内资本、劳动力及技术等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存在充分的市场需求、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区域融合以及当地的制度支持是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他们同时强调,在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条件支持。例如在集群发展的初期,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的市场需求是重要条件;而在集群的成熟阶段,价值链、技术链的整合和区域的制度支持则是重要条件。金祥荣、叶建亮(2001)则强调是产业的特定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和演化,这些特定要素包括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等。金祥荣等(2006)对浙江永康地区五金机械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和产品的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2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对形成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交相辉映,使产业集群的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入,并对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遗憾之处在于,由于学者们所基于的角度、所根据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对象即产业集群地区的自然条件、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归入五大类别,即自然禀赋、生产要素、市场、投资环境和特殊事件。不可否认,这些学者们的成果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也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应当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角度来看,纷繁复杂的学说容易造成人们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出现认识上的混乱。展望未来,对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关注下面两个方向:

2.1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

随着产业集群的研究日渐广泛,产业集群研究已经步入学科交叉、知识渗透的发展阶段,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个交叉点,研究的方法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分析,同时研究的内容则包含了集群的形成与演化、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集群的组织结构、集群的竞争优势、集群与工业园区的关系等等。即使如此,由于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证的紧密结合,也缺乏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仍未形成,而这个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即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更是亟待成熟。毫无疑问,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这些因素与产业集群本身必然会组成一个系统的结构,也就是说,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作用的。如果能够

把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结合,将这一系统的机理清晰地描述出来,构建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的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可以为后续的产业集群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分析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中的影响要素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强调时间的推移与制度变迁对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所起到的改变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知识外溢以及世界经济贸易的不平衡,给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目前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偏重于集群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和集群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静态研究,对于产业集群如何适应急速变化的全球大环境,以及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机制和演化的影响因素则涉及得甚少。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将是未来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调整的进程中,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生命周期和特征将如何演变,以及促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原理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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