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
房地产经济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房地产行业的开发投资、房地产行业的生产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消费。房地产在开发、生产以及消费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其产业链的一系列发展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由于我国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状况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相辅相成,两者相互促进,同时也相互制约。
(一)我国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建设也非常迅速,为解决新增的大量城市人口的住宿问题,我国政府在房地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资金。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是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房地产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规模依旧处于扩张阶段,房地产经济也处于稳定发展的上升阶段。
(二)改善中国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
房地产经济发展具体情况不仅取决于我国国家经济水平,还来自居民对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新要求。然而,在当前的房价水平下,房地产经济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为购房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这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当房地产经济发展良好,售房的压力会逐渐减轻,这时房地产商的工作重心将由市场销售转移到提高住房质量与改善住房环境等方面,从而改善中国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
(三)房地产经济发展体制不完善
我国房地产经济虽然有着良好的发展,但过高的房价也对当前经济造成了一定压力,同时也加剧了普通购房族的购房压力。这种非正常的高房价同样也意味着当前房地产经济发展体制存在漏洞,让投机者有可乘之机,这样便加剧了房地产行业的非正常发展,并通过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泡沫,不利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
(四)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较少,虽然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良好,但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能够较大地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我国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此外,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联系。房地产不只是独立的一个行业,还密切关联着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我国建筑业、家电业、装修业等等,因此,当我国房地产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我国许多其它相关行业也会繁荣,行业链的密切联系关系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当房地产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状况时,我国整体经济水平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二、房地产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经济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近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由于房地产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风险也随之提高,如果房地产业出现经济波动,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合理的控制,同时运用一些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规避其带来的风险,以保证房地产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可循环的健康发展。
(二)促进就业发展和大众消费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首先将带动其相关子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这种相应的经济增长也将带动国家整体就业率的提升,改善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总的来说,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将为国家增加相应的就业岗位,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房屋的需求量也大,城市人口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房地产的消费,这将使房地产的经济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而且房地产的购买,物流的后续维护、公用事业等消费是必然的,所有这种消费将促进房地产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续强制性产业链,因此,房地产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上升。
(三)投资作用
房地产投资处于房地产开发的初期阶段,存在于土地购买和相应的后续产业设备相关投资链中,因此,总投资也可以直接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据可靠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增加了这样的房地产投资额。这种房地产投资额在中国大型社会企业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投资总额也在不断上升和增长,充分使我国房地产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处于稳定上升发展阶段。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同时房地产经济在我国整体经济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房地产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其发展改善了中国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拉动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房地产的经济体制还存在着不足,让大量投机分子钻了空子,威胁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此外,房地产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发展和大众消费以及投资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中,房地产经济占有的比重较大。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国民经济增长既有推动作用,同样也存在着制约性。本文分析了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状况,并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房地产经济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促进就业发展和大众消费,并具有投资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永涛,冯长春,宋增文,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新释——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建筑经济》,2017(06):21-23.
[2] 陈雪,尹宇明,在房地产热之后看我国汇率政策两难选择,《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33-35.
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思想的解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思想的解放又可能是一个突飞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飞跃发展。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促使湖北经济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思想解放的进程。特别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地和谐发展。
一、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需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和水平相比，湖北经济发展就显得相对不足和落后了。这种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这是地处中部内陆地区的湖北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湖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一直试图充分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潜在的经济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相反有些优势在逐步丧失，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其重要原因在于，思想不解放或者思想解放得不够。或者说思想解放的速度、进程和深度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思想解放的速度和进程、扩大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化思想解放的深度，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形势下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由于经济的发展是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产业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从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来说，没有中部产业的崛起就没有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从而就没有整个中部地区的崛起；而思想不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首先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上面。这说明没有产业发展思想的解放就没有促进产业发展的合理行为。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要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实现产业和谐发展，特别是要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笔者认为。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化和深化。是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在产业经济中的具体运用。它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制约的重要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要以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代产业经济实践为依据，而产业发展涉及产业的结构、布局、关联、组织等诸多方面，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的产业结构观、科学的产业布局观、科学的产业关联观和科学的产业组织观。
1、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构成产业总体的产业类型、组合方式。各产业之间的本质联系，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在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变动。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效益和水平。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建立在正确认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的基础上。因为产业结构的状况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的改进或者改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优化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主要有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三次产业比例变动规律、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地位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规律、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规律。只有正确地了解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复杂因素，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不断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即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高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产业布局是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是企业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和分散情况，具体来说是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由于产业布局是一种具有全面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经济布局，从产业的地区结构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合理的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合理地利用各类资源。而且有利于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虽然有一系列因素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分工、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基础条件、产业集中度)、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地理区位等影响着产业布局的导向和形成状况以及形成布局后的调整。但是。产业布局及其调整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这就是说，科学的产业布局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产业布局的规律、资源禀赋制约产业布局的规律、劳动地域分工影响产业布局的规律、地区生产专门化与多样化并存的规律、产业分布“分散——集中——适度分散”变化规律、产业分布地区差异性规律；而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有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全局性、长远性和遇见性原则。分工协作原则，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布局正确、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产业本身。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技术进步、环境保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产业布局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表现为：经济损失巨大。影响时间较长，地区比例结构失调，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如果要进行调整也比较困难，而移地重建则使前期投资变成沉没成本而造成巨大浪费。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布局观，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才能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才能避免产业布局不合理或者严重失误所造成的长期性、全局性的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浪费。
3、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产业关联又称为产业联系，它是产业之间在经济技术上的数量比例关系，主要包括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供给需求的数量关系，具体表现为产品或者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和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实质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和密切的经济技术联系，产业之间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上所发生的这种数量比例联系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关联，如果脱离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关系。孤立地发展某一产业或者延伸某一产业的链条、或者片面地追求产业纵向一体化，都会使该产业难以获得顺利发展所
需要的条件。如产业集群，无论是基于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同类产业的集群还是基于产业关联所形成的不同类产业的集群。其发展都不能脱离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而产业价值链或者产业生态的形成及其变化都是以产业关联为客观基础的。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关联观，遵循产业关联的一般规律，按照投入产出的基本原则促进产业之间建立和形成合理的关联关系，才能避免巨大的投资损失或者浪费，才能实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高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整体竞争实力。
4、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产业组织不是通常所说的生产组织、企业组织，而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如竞争和垄断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市场占有关系、资源占有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在一个区域内。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促进企业通过合理的市场行为来改善市场绩效，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或者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如果垄断程度比较高，不论这种垄断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会损害正常的市场竞争以及降低市场绩效，这对产业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如果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合理、企业行为合理、企业组织合理，那么有效竞争或者适度竞争将有助于产业内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有效统一。因此。科学的产业组织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政府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产业规制都应该以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来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产业发展观的实施途径
如果说在20世纪应该提倡“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在21世纪就应该大力提倡“科学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如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或者实行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就需要全面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进行深化和具体化，也就是说，在产业经济领域要形成科学的产业发展观。并且要牢固地树立和不断地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这是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的基础，是促进中国产业和谐发展的条件。从湖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新形势下，湖北经济要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来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其主要的实施途径如下：
1、以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快现代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长江水运)、现代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二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扶持农产品加工园区，培育大型龙头企业，发展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提高传统农业的技术含量，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效和农民的增产增收。三是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作为工业兴省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继续做大做强汽车、冶金、石化等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要加大装备制造业、食品业、纺织业、建筑业、建材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促进这些产业提升档次。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其中重点是发展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息业、现代仓储业和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和生活配套产业如中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
2、以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为指导来调整和优化湖北产业布局。要促进湖北产业布局合理化，需要加快全省产业布局的调整步伐。改变和调整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散”、“乱”状况。其中重点是大力推进“一江两线”产业经济带建设，使长江沿线和汉(口)十(堰)、荆(州)襄(樊)高速公路沿线地区成为湖北产业布局的核心地区。特别是要改变同一产业在全省布局中的不合理的“链条式”或者“串珠式”分散布局，因为它在经济上明显地不如“集群式”集中布局。如从十堰到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就是十分不经济的产业布局表现。应该引导其在空间布局上逐步走向相对的集中。应以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为机遇，积极引导和鼓励节能降耗和治污减排的产业以及环保产业向武汉城市圈集中。将城市发展与产业布局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引导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向小城市和城镇集中。这样既增强了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扩大了城市的产业规模，同时又优化了城乡产业布局。
3、以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为指导来提高湖北产业的竞争力。一是加快改革产业投融资体制，健全多元投资机制，按照投入产出的要求提高产业投入产出率，这是提高湖北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二是按照产业关联的规律建立武汉城市圈的产业联系，加快武汉城市圈内产业融合与对接。使产业一体化成为推进武汉城市圈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三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发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进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同时将产业关联与循环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将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四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湖北在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时，应该根据产业关联和产业集群的要求来引导所承接的产业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使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成为同类产业集群或者不同类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域。五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增强城市产业的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以加快城市产业向农村扩散转移和渗透。鼓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延长和完善产业链的过程中，应该强化产业的研发能力。使湖北产业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
4、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组织合理化。一是逐步提高湖北产业的集中度，产业的适度集中有助于促进有效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这需要克服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内企业的分散和无序竞争状况。为此。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的并购，在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做大做强一批大型企业。使湖北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有更多的大型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甚至世界企业500强行列。二是将产业的开放与合作结合起来，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为此，需要引导企业树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观念。进一步规范企业之间的竞争。鼓励企业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三是加强政府的产业规制，其重点在于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贯彻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特别是要抑制过度的行政性垄断。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
总之。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和谐发展，需要不断地、尽快地、全面地、深入地解放思想。并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不断地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将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崛起的重要支点。
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煤炭消费真的已经达峰了吗？》（1月22日）
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情况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增长，煤炭存储量急剧下降，煤炭消费发生了反弹。很多专家开始担心中国去碳化进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对中国煤炭消费量是否已经达峰存疑。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尽管煤炭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但依靠煤炭驱动的经济增长已经终结，未来数年中国的煤炭增长依然乏力。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大可能高于2017年设定的目标。第三产业将继续替代建筑业与制造业等传统高耗煤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正深陷债务泥潭，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中国坚持改善能源结构。太阳能发电成本再创历史新低，以至于可以和煤电竞争。如果弃风限电问题得到解决，风电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煤改气政策、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也将减少煤炭消费。
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对柬直接投资入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总理日前访问柬埔寨，强调要大力发展中柬经贸合作。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大力发展对柬直接投资入手。其中，可先从劳力密集型产业着手。柬埔寨劳工价格低廉，且当地市场规模有限，购买力弱；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可将在柬生产的产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欧洲市场，或直接通过南海运往美日。
相对比泰国和越南，柬埔寨目前的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克服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事实上，柬埔寨政府正大力投资，努力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柬埔寨政府每年都投资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这个数目从绝对值上看不是很大，但从相对值来看，它占了柬埔寨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8%以上，力度不可谓不大。因此，不必过分忧虑。（1月18日）
平台化战略可帮助企业突破增长瓶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零售启发：效率依赖于共生平台系统》（1月18日）
Interbrand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近年来，在该公司评选的“全球最佳品牌”中，全球排名前五的企业中有三家是平台化企业。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其企业优势在近十年来平稳上升，而且越来越显著，挤占了诸如能源、金融等传统企业的领先位置。
在当今整体经济下行、企业内涵式增长愈发受限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業已开始思考利用平台化战略在企业内部进行二次创业，帮助企业突破增长乏力困局。企业搭建平台时有两种选择方向：
第一，对于具备突出相对竞争优势（如产品标准化、创新、供应链管理、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可选择搭建跨界型、外向型平台。将核心优势资源对等为平台价值，并设计市场机制将平台价值与外部共享，通过对外部企业开放平台实现资源的互换、合作，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延伸、跨界合作。
第二，对于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的企业，可选择搭建面向现有行业的整合型平台。通过总部平台对下属经营单位提供服务，并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设计，明确集团总部与各业务板块之间、业务板块之间及业务板块内部的利益分配、内部交易机制，以合伙人改造的方式大规模整合、整合行业内企业、团队，形成众多扁平化、自组织的经营单位，将经营重心下沉，释放组织整体效率。
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或限制美国光伏产业发展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弊大于利》（1月2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立法，将对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光伏组件征收高达30%的关税。关税旨在刺激美国光伏制造业，提高本国光伏产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同类产品制造商的竞争水平。但事实上，关税政策并不足以振兴美国光伏产业。这主要表现在威胁就业和限制创新两方面：
一是就业方面，随着征税后光伏产品成本的提高，其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对光伏电池的安装需求也将缩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光伏产业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并非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在光伏组件安装行业，因此，就业机会将大大削减。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预测，今年将有2.3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流失。未来将缩减更多安装光伏组件的工人数量。
二是创新方面，由于美国无法在大规模光伏产品生产中发挥优势，因此创新一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着力点。目前，美国有两家光伏制造商通过创新实现了与中国生产商同样的竞争水平。其中美国太阳能巨头SunPower是世界上生产最高效率的硅太阳能电池的公司，其生产基地设在东南亚，不幸未能躲过征税。由于研发创新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关税实施后，高价位面板需求减少，利润的损失将直接影响该公司继续研发的能力。因此，关税可能会限制美国对光伏技术的创新。
2018年中国经济应防范灰犀牛
沈建光瑞穗证劵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鉴于2017年我国经济成就，有乐观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2018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反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去杠杆背景下，2018年中国经济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小视。近日来，天津、内蒙古等地曝出数据挤水分，修正前后的数据变化之巨让人惊讶。如内蒙古下调2016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调减四成。
其次，金融去杠杆背景下，风险事件正在增多。近一两个月以来，严厉资管新规出炉、互联网金融监管加深、对消费贷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专项整治加紧以及对通道业务等证实了预期，说明强监管风暴的到来。
最后，平稳化解房地产泡沫是另一大难点。此次房地产泡沫难以通过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的模式化解。一是当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二是近年来收入增速下滑在短期很难追赶前期上涨的房价。（1月24日）
现行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存在两大短板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法定数字发行与运行之前，一系列的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准数字货币或私人数字货币的运行，部分地起到了即将到来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功用，但是，它们存在致命的“短板”或“缺陷”，无法自我完善，须待法定数字货币来根本突破。具体言之，主要有二：
第一个“短板”：割裂乃至对立的“对私场景”。网络支付平台体系（或网上第三方支付体系）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自我设限，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事实上，这也决定了电商与网络支付商相互绑定的格局，亦即网络支付商的板块分裂促成了电商板块的分裂。支付体系事实上的裂化也使得支付商与诸如物流商等之间时常处于紧张状态。根本上说，供给商之间矛盾的焦点或冲突的发力点或策源地正是支付商分立、分裂所带来的，其所营造的是一个不贯通的对私场景。
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1991—2007年中国统计数据为实际背景,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出口贸易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分析。得出了出口总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GDP的增长的结论。
关键词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背景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进口、出口分别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单个省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对进口和出口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却比较少。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1991到2007年的进、出口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定量分析。
1 经济模型初步建立
本文选取了中国1991——2007年的GDP、出口总额、进口总额、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的数据来进行建模分析。
由于,我国政府公布的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单独的政府购买支出(G),而消费(C)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I)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直接用于资本形成的支出。因此,我们所说的政府购买G在统计年鉴中是包含在消费和投资里面的,所以支出法核算的恒等式调整为:Y=C+I+X-M;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及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Y=a+b1x1+b2x2+b3x3+b4x4+ut;①
其中:Y表示GDP;x1表示出口总额;表x2示进口总额;x3表示消费支出;x4表示投资总额;ut表示误差项。
2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2.1模型①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根据表1的数据和所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①,用Eviews3.1软件对该方程估计如下:
表1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的t值的绝对值0.667289小于给定显著水平(=0.05)情况下的t的临界值t0.025(n-k-1)=2.1788,落在了接受域,即接受了b2=0的假定,因此该模型不可取;同时也可以看出进口额对GDP的影响不显著。
2.2模型②的建立及估计、检验
将模型①的舍去,再进行二次建模。新建得的回归方程如下:
Y=a+b1x1+b2x2+b3x3+ut;②
其中:Y表示GDP;x1表示出口总额;x2表示消费支出;x3表示投资总额;ut表示随机误差项。
现运用eviews3.1软件对模型②中的x1、x2、x3中的任何两个不同的解释变量求简单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如果|r|>0.9,或者rij2>R2,就可以认定这两个样本之间高度相关,因而,样本就会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出口总额、消费支出、投资总额相关系数表
由表2可以看出任何两个自变量之间均存在严重的相关性,且x1、x3及x2、x3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即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
2.3模型③的建立与估计、检验
现在对模型②进行如下处理:
(1)先舍去模型②变量x3;
(2)再利用一阶差分法进行模型形式的二次变换得到模型③,并得到新的样本数据。
运用eviews软件对模型③及新的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得如下估计结果:
分别对模型③的估计结果进行如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T检验:由模型③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a=0.05时的t值均落在拒绝域。即接收了b1、b2均不等于0的假定。因此,通过了t检验。
(2)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由模型③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值为1027.836,大于在显著性水平a=0.05,f分布的第一自由度为2,第二自由度为13的临界值3.81。显然落在了拒绝域。即接收了b1、b2不全为0的假定。因此,通过了f检验。
(3)拟合优度检验:由模型③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决定系数R2=0.986562,修正的决定系数R2=0.985602.可见无论是R2还是R2都接近于1,说明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
(4)自相关性检验:通过eviews3.1软件的分析得下图1、et、et-1、et-2、、、、、et-p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图,其中,AC(atocorrelation)表示各期的相关系数,PAC(pationalcorrelation)表示各期的偏相关系数,其中的虚线表示正负0.5.当第s期的偏相关系数的直方块超过虚线部分时表明偏相关系数t-s>0.5,即存在s阶自相关性。从图上可以看出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图1相关系数图
(5)异方差检验——G-Q检验:首先,将表3的16个样本观测值去掉中间的4个,剩下的部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92-1997,第二部分为2002-2007),每部分的观测值的个数为6个,运用eviews3.1软件进行G--Q检验得到:
RSS1=1721953,RSS2=5430870.
再次,提出检验假设:H0:ut为同方差性;H1:ut为异方差性。
构造F=,(其中c表示每组的个数;k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则统计量F服从F(3,3)分布。通过查显著性水平a=0.05的F分布得F(3,3)=9.28;
而F===3.153901,显然小于F(3,3)=9.28,因此,落在接受域,所以ut为同方差性,即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6)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4出口总额与国内需求的相关性关系
现在运用eviews3.1软件对模型③中变量x1、x2求相关系数得到上表4的结果。由以上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x1、x2之间的相关性有所变小,即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减轻了很多,仍没有完全取消模型③的多重共线性。但是根据经验所知出口总额与国内消费总额之间总会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
因而,通过以上的结果可以得出,模型③的表达式可以确定如下:
从上面的表达式可以看出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GDP就会增加0.670606亿元。
3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出口总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GDP的增长。而且出口总额和国内消费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关系。在中国目前已全面开放的今天,出口无可厚非的成为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受阻,为了不影响GDP增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国内需求。
参考文献
[1]王辛.山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潍坊学院学报,2007(3).
[2]王鹏.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5).
[3]蒋亮.我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04(5).
[4]肖茜.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5).
[5]孙敬水.计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一致性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但对于我国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系统回顾了学界的研究进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就业弹性描述的是经济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然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则存在很大的争议。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1年的0.18，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显著下降。即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的作用逐渐减弱。
2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赖小琼，2001）。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1-198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2%；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
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胡鞍钢等（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3 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4 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宋长青（2006）从6各方面阐述了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1）就业弹性只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显现出来；（2）就业弹性的计算范围应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较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范围较小的地区；（3）不宜计算分城乡的就业弹性；（4）计算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时期（即若干年）的数值，而不宜仅计算一个年度的数值；（5）就业弹性计算所依据的数据要精确，但计算结果不必追求太精确；（6）应计算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的就业弹性。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1］梁庆文.我国人口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0，20，（5）:14-18.
［2］赖小琼.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3-46.
［3］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贸易经济增长作用毕业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现阶段我国的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大力强调收入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行再度探讨｡
关键词:公平;效率;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效率优先的政策倾斜,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将如何在注重效率的条件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公平是一个处理事情的原则,公平即平等相待｡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围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命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里着力解决的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
何谓公平,理论界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
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公平,不仅仅表现为结果的公平,而且要求竞争机会的公平,分配的过程以及尺度和规则的公平｡
关于效率｡近年来讨论的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是资源的有效使用和配置｡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不是没有任何矛盾｡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个目标,需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它们的统一性表现在: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促进效率,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效益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也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拉大的现实,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我国现阶段，由于政策向效率倾斜造成的有失公平之处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都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是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但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的百万富翁有300万人,占总人口的0.23%,美国的百万富翁为3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城市的工薪阶层极少数先富的农民占总人口的35%,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
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同时也反对把效率绝对化,如今我们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应着力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以及最优平衡点,以实现更加注重公平｡
三、在现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平衡点的政策调整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构建一种“椭圆”形状的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就要采取适当的提“低”､扩“中”的政策｡
首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也是“十一五”规划重点提出的政策｡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其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
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大宏观管理力度:
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加大对西部及东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
2.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和农民倾斜,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3.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其收归国家财政｡
4.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健全和完善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城乡贫困监测体系｡
社会公平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并且要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 潘家耕.浅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N］.安徽日报,2006-02-06.
［2］ 宋圭武.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之我见.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boraicl.com
［责任编辑孙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