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界限;公交车让座
近期，一系列轰动性新闻在杭城掀起惊波，今年四月初，在一辆6路公交车上，一位女生因为没有主动给老年人让座，遭受到其他乘客的轮番攻击，甚至被人肉搜索，不仅对女孩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还对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心理打击。无独有偶，六月中旬，在另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一位小伙子由于没有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被连扇五个耳光的戏剧性一幕。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七月初的某辆公交车上，一位年轻人因将座位让给一位孕妇而没有让位给老人，被老人恶语相向。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两类探讨：一是有人主张将公交让座划入法律范围内，明确是否应该让座，以及制定关于如何让座的法律规则;二是有人认为此为道德调整范围，不应由法律进行干涉，对于此类现象的治本之策应是提高我国的德治。上述观点引发了笔者的思考：道德与法律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对于这样的行为，应该如何应对?
1 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概述
古时有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具象地说明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法律也在国家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如习近平主席于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的那样“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可见，法治在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由此，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道德和法律在生活中都不可或缺。何为道德?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的一种调整形式，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基准，来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另一方面，法律是由国家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以确认、保护、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总的来说，道德基于人们价值判断的价值选择，主要依靠内在素养来约束个人行为;法律则是根据强制性规章，对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进行制约，其主要依靠外在评价机制制止不良行为，从而改善社会群体风气。
2 道德和法律的联系
道德和法律在生活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还需要人们明确的道德底线的维护。如果将法律或道德孤立起来，作用会大大削弱。因此，了解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就显得必不可少了，明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及其运作方式，就能更精准的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使他们在人们生活中的调节效率最大化。
2.1 相互渗透
所谓“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总的看来，法律与道德应相互渗透，即法中有德，将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建设中，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德治，同时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就如2018年6月22日，武汉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武汉市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治理若干规定(试行)》新闻发布会，明确地公布对社区居民做好六类服务的奖励机制，以德治为起点，以法治为激励，二者相互渗透，使居民从主观上积极相应号召，提升市民思想道德修养。在人们进行一般价值选择时，应该充分发挥德治，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内心健康发展。当道德自行调节能力达到一定上限时，利用法律调节，促进社会稳定。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2.2 相互保障
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而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突破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制手段。道德是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石，为法律的严正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法的实行，也对法的运作起到充分的保障作用，在法的严格执行下，更能使人们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使国民风气向良好的方向不断发展。法治与德治就犹如车之两轮、鹰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例如政府对于救助者对救助行为后果的顾虑，在2017年3月1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其中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例全面保障了救助者的权益，减轻了人们的扶救顾虑，从而推进乐于助人的道德风气的传播。
2.3 相互转化
道德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受制于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情况、文化宗教背景等，因此，随着社会现状的改变，法律和道德的轻重比例可以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的转移而发生适当的调整。例如，老年人养老行为曾是子女的义务范畴，是根据人们的自我道德来执行的，但是，由于子女多数没能较好履行养老职责，导致多数老年人沦落到无人看管，晚年生活凄凉孤寂的境遇，老年人养老已然成为了社会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可见，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所能解決的范畴，于是，于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机关事务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此时养老问题就转化了法律层面的问题。如此，在适宜的时间调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使道德与法律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使效益最大化，促进国民健康发展。
3 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虽然道德与法律相互联结，相互贯通，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小觑的界限。如果逾越了界限，法律反而会阻碍道德发展，道德问题也会动摇法律治理的根基。为此，我们应当明晰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防止二者使用不当，造成负面影响。
(1)明确道德和法律的功能性差异。
对于有伤风化、不益于社会稳定的行为须由道德干预，但当一个行为超越其适用范围，就对于社会稳定起到相反作用。相对而言，法律所关心的是最低纲领，即面对社会整体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最高纲领，即道德层面的要求。从一方面看，道德具有自律性，法律具有他律性，法律会对与之一致的道德存在起促进作用;道德也会巩固与其相应的法律建设。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调节方式不同。法律是一种强制扭转人们行为的工具，而道德主要对人们心理起制约和调控作用。如果过分夸大法律便会抑制道德的能动发展。就如尊重长辈、诚信友善，不能过分利用法律，将道德强制化。对于公交车让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以道德调节为主导，在个人的自我调节与道德权衡之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素养的提高。但如果有人做出过激行为例如因不让座而打人时，便超出了道德的软性调整范围，也应当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2)明确道德和法律的调整范围。
道德与法律有各自实施范围，当法律在社会中介入过多，其就不能被称之为正当的，最终会引起社会人情味缺失，也不利于社会道德建设。也许最终民众的确会服从于法律，但是，这样的服从是在暴力下的被迫服从，而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意愿，这样的法律无论价值多大，最终都将只变成守法的精神。相反地，若一味遵从德治则不利于社会治安稳定管理，例如抢劫杀人的事件将会频繁发生，缺少法律的制裁，社会将少一分稳定和谐，也将少一分人们对于国家的信任与热爱。现在社会中的种种争论暴露出人们在对于法律与道德实施范围的认识中或过分拒斥道德入法，对法律持刚性态度，一味地拒绝法律，殊不知有些问题无法用道德与自觉解决，或过分夸大法律效益，盲目推崇法律，而忘了人们的有的品德与高度的自觉才是治理国家的强大根基，此举降低了社会的温度，反而对国家巩固有消极作用。
二者应相辅相成，在各自的权利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当境况处于道德调整能力范围内，就应该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既能使问题更便捷地解决，也能营造美德传承的社会氛围;若是忽略了双方的界限，则会引起社会道德的缺失，反而不利于国家全面发展，因此，二者界限不容混淆。
4 明确道德与法律界限之对策建议
对于不同的法律与道德的适用范围，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同价值判断。对于道德问题，可以更多地运用鼓励的方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对于法律问题，必然要一丝不苟，给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使社会的风气向正向发展，为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根基。
(1)德治调控社会德风。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对于像公交车让座这类在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的具象事件，作为年轻公民，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虽然公交车让座不能作为道德修养评判的标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升华自己的内在修养，如若每位公民都能维护好自己的道德品格，美德自然蔚然成风;作为老年人，也应该怀揣感恩之心，在享受他人的关怀的同时，也要时刻谨记对他人的感谢。在社会生活层面，政府应当将德治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引导民众自发的传承美德的行为，减少法律上的暴力强迫行为，这样既不放过任何威胁社会的敌对行为，也不会对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造成阻碍，在调控社会风气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2)法律确保社会稳定。
同时，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作为国家机关，管理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做出对策：例如根据养老意识匮乏的现状出台有关养老保险的政策，对于救助行为给予相关的法律保护，同时对于违反法律的问题严惩不贷，对于道德层面的瑕疵进行适当劝导。如此，有益于社会安全与经济政治平稳运行。
(3)严防道德越界。
道德治理并不意味着所有事件都全权由道德进行调节，对于类似于打劫杀人、传销吸毒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立法者便应当出台并最严格执行法律，如果仅仅根据道德引导，做无效的调控，导致道德的越界法律就会丧失它的权威，社会的安全性也会令人担忧。
(4)防止法律越界。
作為国家行政机关，应该牢牢把握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切忌过度依赖法律或者过分轻视法律，就如在公交让座、扶助受伤伤员这类道德现象中，如果对此强制立法就显得太过严苛了，如此，反而会挫伤人们的热情与积极性，对于此类行为，应更多的用道德鼓励和认可加以引导。相反地，立法者需要根据不同境况，不同社会环境，抑或不同的社会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和道德的动态权衡中，将二者的效益最大化。
面对生活中一个个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坚持内心的道德底线，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作为公权力机关，明确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在不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道德和法律的权衡，对于道德层面问题，应该将德治作为重点调节方法，充分发挥道德能动的调控作用解决问题;对于法律层面问题，应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让威胁社会安定的行为及时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制约。在道德的基础上接受法律、遵循法律，在法律的管控下约束自己，使优秀品德多次出现，最终形成习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打下牢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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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案情简介：]
杨某等9人与柳州市某酒楼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不同意见。杨某等9人均称于2010年8月到某酒楼工作，2011年2月2日，某酒楼解除与杨某等9人的劳动关系。杨某等9人提交加盖有某酒楼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工资凭证及收条，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某酒楼则称从未与杨某等9人建立过劳动关系，否认使用过杨某等9人提交证据上所加盖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杨某等9人于2011年3月15日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酒楼加付2010年9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一倍工资。
[处理结果：]
裁决某酒楼加付申请人2010年9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一倍工资。
[争议焦点：]
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并适用证据规则推定法律事实，做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统一。
[案例评析：]
杨某等9人提供的工资凭证及收条中均加盖有某酒楼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而某酒楼否认使用过证据上所加盖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并表示其经营使用的发票亦无须加盖任何印章。在此情形下，某酒楼应证明劳动者的证据不具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和不能举证的后果。但某酒楼称没有使用过相关印章导致其无法举证。从逻辑推理上来看，对不存在的事物举证确实是举证人的难点。本案中，到底有没有相关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2011年2月1日之前，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加盖单位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从2011年2月1日起，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加盖发票专用章。仲裁员认为，某酒楼在庭审中“在发票上不需要加盖任何印章”的陈述与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并不相符，某酒楼经营多年，其观点明显不具合理性。仲裁员责令某酒楼提交加盖单位印章的发票，但某酒楼认为，因发票上不需要加盖任何印章，相关印章没有使用过，无法提交证据。针对该情况，仲裁员即运用出现妨碍举证情形时可以推定法律事实成立的理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仲裁员推定申请人的主张成立。
[专家建议：]
劳动关系的确认由劳动者首先承担举证责任，办案实务中，经常发生劳动者因缺乏收集证据的意识和能力等原因，导致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本案通过发票上的用章推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是常规做法，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过程中还是应注意多收集相关证据。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
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監察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监察法》是监察法律关系产生的重要依据。研究监察法律关系的运行过程及其内涵，是完善监察法治建设的现实迫切需要，也是法学界应予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监察法律关系的建构与完善，要运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创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监察法律关系理论。深化监察法律关系理论构建及内涵的研究，有利于为健全监察法律制度体系、优化监察法律环境提供理论支撑，以利于推进国家监察制度实现法治化、体系化、科学化。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察法律关系;法纪衔接;监察职责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6.03
一、问题与缘起：监察法律关系的实质与内涵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加强理论化阐释、建构已成为监察法学研究紧迫任务。在现行《监察法》的调整框架内，从学理上构建相应的监察法律关系理论，以因应中国“制度之治”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学术建构与解析，丰富和增强监察法学的理论内涵和话语阐释能力，推动监察法治得以完善。①总结其他学科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不难看出学科建设历来都具有重要功能和基础作用。通过建构监察法律关系理论②，能够更好地辨识、厘清、预见法律调整对象的地位、职能、权力（利）、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应程序规则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效果，从而推动纪检监察实践得以科学、规范运行，提升反腐工作效能。
从法律关系的视角研究监察活动及其现象不失为一种大胆探索。要在坚持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前提下，探讨监察法的适用问题，把握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不同性质和地位。如学者所言：“关于各项权利的判决本身，只是由于从法律关系的整体观察出发，才有可能真实并且有说服力……”“法律关系在有些情形具有这种鲜活的结构，它是法律实践（Juristischen Praxis）的精神因素，将法的高贵使命从纯粹必然过程中区别出来，由此可以发现许多不为人所熟悉的内容。”现有文献表明，尽管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研究已有较深厚的学术积累，但监察法律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开创期。原有的行政监察法律关系依托行政法律关系的“母体”，建立了基本知识体系，即使如此，整体研究一直比较滞后或薄弱，这主要与我国行政法总则或行政法典的付之阙如有关。可以说对国家监察法律关系的研究既源于行政法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又超越了行政法的现有架构，
严于国家法律的党规党纪也属其研究视野，因此在尚且薄弱的基础上对监察法律关系这一全新对象展开研究，实属任重而道远。现有学术成果中，以监察为对象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或浅表层面，论题集中在诸如围绕制度演进与体制改革、法治借鉴及立法应对等，而对于监察法律关系的性质、建构与完善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诚然，由于党的各级纪律委员会与各级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采用“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全新模式，因此，所形成的监察法律关系有别于其它部门法的单一法律关系，但就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而言，仍然遵循了一般法律关系的基本方法和原理。不过，对国家监察法律关系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偏重于法学的视角，还要结合纪检学、政治学等视角进行探讨。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监察活动的深入推进为监察法律关系的建构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
国家监察法律关系的研究，其理论预期和实践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分析监察法律关系的构成及内涵，揭示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有助于增强国家监察活动的实施效能。
其次，通过以“制度之治”建构监察法律关系，有助于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实施监察活动，有力惩治腐败。再次，通过对监察法律关系的专门研究，为党规党纪与监察法的贯通适用与功效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增强监察法的实施效果。
二、国家监察法律关系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区别
目前，对监察法律关系的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此展开研究。
谈“法律关系”者众多，而论“监察法律关系”者却寥寥无几。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平台对“监察法律关系”进行文献的全文搜索后，发现专门以讨论这一法律关系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截至目前，仅有部分知名学者对国家监察立法应处理的主要法律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如姜明安教授曾针对这一主题撰文，对国家监察法立法如何处理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监察机关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国家监察机关的内部关系进行了疏理。至于学界对监察法律关系所依托的主要法律依据，即《监察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渊源与发展、立法构建与学科建设等领域。而笔者通过搜集和查阅近年来出版的监察法专著、
教科书发现，各类著述较少提及“监察法律关系”这一概念，而涉及这一概念的专著，在行文中通常以概述性的方式略过，仅有部分教材以专节加以论述。如在
首部《监察法教程》中，曾以专门一节论述“监察法律关系”，但同时在文中并未直接对这一概念作出定义。按照该教程主编谢尚果教授的观点，监察机关的关系包括：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机关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谢尚果、申君贵：《监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以及监察机关的内部关系（包括上下级监察机关的关系，以及各级监察委员会与监察派驻机构（含监察专员）的关系。
谢尚果、申君贵：《监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0页。依此分类，除监察机关内部关系外，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和监察对象的关系都可理解为“外部关系”。笔者认为，外部关系还可进一步分为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外部工作关系，以及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监察法律关系的话语场域，多发生在后一种关系所涉及的相关活动之中，这也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主要是从法律关系主体、客体、职权/职责及义务的角度对监察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一）监察法律关系和一般法律关系在概念上的区分
鉴于对监察法律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可参参的成果很少，我们尚且只能从一般法律关系的视角寻找学术资源。关于什么是法律关系，学界认识不一。萨维尼认为，任何一项法律关系，都是由法律规则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版，第258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强调：“他们（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21页。
当代学者吕世伦和公丕祥教授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作为社会关系之一的法律关系，这正是思想（意志）社会关系，属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法律关系又是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中介。”
吕世伦，公丕祥：《现代理论法学原理》，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18页。张军教授进而指出：“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主体之间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张军：《法理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一般认为，法律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还是一种思想的或者意志的社会关系，它一般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
汲取上述学术资源，本文尝试对监察法律关系的概念做以下界定：监察法律关系，是指在国家监察活动过程中，受监察法律规范调整的主体之间，为实现国家监察职能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在法律上所形成的权利、职务（职责）、义务关系。从监察法律关系的视角，提取国家监察关系中与法纪关系、法规关系密切联系又有特定内涵的“法律因子”并搭建其内在构成，是本论题的旨趣所在。
监察法是监察法律关系产生的主要法律依据，监察法律关系与宪法关系，以及与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并列，属于同一位阶，是反映监察法这一部门法特性的概括性概念。监察法律关系由法律规定产生，由监察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即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构成，而监察关系主体在监察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将会引起相对应的法律后果。
（二）监察法律关系和一般法律关系构成上的差异
法律关系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总体上属于法律关系的监察法律关系是以监察法律规范为前提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监察法律关系通过主体间的权力（利）和义务（责任）关系而展现，经由监察法律事实而产生相对应的监察法律后果，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社会关系。
1.监察法律关系的主体
监察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而定，其中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是受监察法律关系调整的主体。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是“中国之治”的发展与治理智慧的体现，依据《监察法》调整和规范相关法律关系，有利于国家监察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32-54页。
监察法律关系中的监察机关，包括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它们是依据法律规定享有监察权的专责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开展监察工作，履行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能。
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2页。《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职权和监督手段，并规定了监察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程序。但应当注意，不能将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行政调查属性和刑事侦查属性割裂地看待，监察委员会事实上兼具行政调查和刑事侦查双重性质。
秦前红：《监察改革中的法治工程》，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监察法律关系中的监察对象，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全覆盖，涵盖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参公”人员。“全覆盖”的监察对象具有广大的范围，依据《监察法》第15条规定，不仅包括所有党员，也包括所有公职人员，以及大量企事业单位的成员，以人口比例作估算，可谓人数众多，而上述监察对象的基本属性都为依法应接受监察的“公职人员”。
《监察法》在第3条中规定了接受监察的对象;在第15条明确规定了对公职人员与有关人员的监督，涉及公职要素，并在第6款中以“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作为兜底条款。由此，监察对象以满足两个条件之一为判定依据：一是行使公权力;二是具备公职人员身份。可归纳为：公职、公权，公务、公财。
谭宗泽：《论国家监察对象的识别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2期，第66-77页。这与一般法律规范指向普遍意义上的人及行为不同。
2.监察法律关系客体
监察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是指监察法律关系主体之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法律关系中的客体，是具有客观性的，在通常情况下，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一般可分为物、行为、人身和精神产品。
监察法律关系由监察委员会依法定权力对监察对象进行监督而形成，这一关系中的客体，即监察法律关系主体之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由此，指向的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公职人员履职用权及道德操守情况，一类是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行为。这与一般法律关系客体有所不同。
3.监察法律关系的内容
监察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指监察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具体是指监察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权力、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依法应承担的义务，以及监察机关依法对监察对象进行监督、调查与处置的权限，对说情干预等的登记备案权、因利害关系申请回避和自行回避的义务，还包括被调查人依据《监察法》和新出台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申请复审、复核的权利，以及依据《监察法》提起申诉和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的权利等。
监察机关依法行使的权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监察委员会依法监督检查公职人员履职用权及道德操守情况;二是监察委员会通过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搜查、调查、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等措施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行为;三是监察委员会依法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形，依法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9-25页。
监察机关依法承担的法律义务，主要是接受监督的义务和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监察种类主要有：一是人大监督。《监察法》第5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二是自我监督。依据《监察法》第57条至第61条的规定，对于监察人员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要报告和登记备案;对监察人员实行回避和脱密期管理，以及辞职退休后的从业限制等。三是相互监督。包括依据《监察法》第4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监察法》第33条）。除此之外，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失职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等9种情况的，应当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责任（《监察法》第65条）。如果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监察法》第67条）。监察机关要强化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以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监察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还包括监察对象的权利：一是监察对象不服政务处分决定时有寻求内部救济的权利，包括对监察决定申请复审、复核的权利等;二是当人身或财产权受到侵犯时，监察对象有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由于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特定关系，监察法律关系不属于普通的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在《监察法》的调整范围内，在法律保护和约束面前遵守同样的法律规则。
（三）监察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法律后果
法律事实通常是作为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的具体事实。监察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通常与法律事实（即监察主体和监察对象实施的法律行为，以及相关的法律事件）紧密相关，而监察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又会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由此将会引发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后果。
1.监察法律关系的产生与法律事实紧密联系
监察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通常源于法律事实，主要包括人的活动（即法律行为）与法律事件。监察法律行为包括各级监察委员会依法履行的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责。处置包括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问责、移送检察机关和提出监察建议（《监察法》第11条）。法律事件又可分为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前者如社会变革，后者如自然灾害等。
监察法律行为既具有一般法律行为的共性，但不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一方面由于监察机关依法定职责和程序实施监察行为、开展监察活动，从而具有一般法律行为的“面相”;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对象具有“行使公权”的特征，在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新模式中，监察对象覆盖党员干部群体，主要是盯住“关键少数”，实现监督功能，因此，在法律行为的实施与构成认定上，就与“以化解纠纷为主要目的”的一般法律行为有所区别。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同时《监察法》的实施，尤其要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2. 监察法律后果源于法律事实
监察法律事实将产生监察法律后果，法律后果也即法律责任。一般地说，监察法律事实必然会引发直接的法律后果或间接的法律后果，前者主要是指政務处分，后者主要是指违反《监察法》所引发的法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务处分之外，还存在党的纪律处分和处理的情形。党的纪律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以及开除党籍五个种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条）。党组织和党员受处分的原因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六大纪律”。党纪与法纪不相互替代，但应注重法纪衔接。非党员的公职人员不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应适用政务处分 ，以解决以往对一些公职人员“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了”的问题。
间接法律后果主要是指监察法律责任。监察法律责任依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分为三个类别：一是有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有关单位拒不执行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等。有关人员拒不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的，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真相等，依法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理（《监察法》第62、63条）。二是监察对象或控告人等的法律责任。如对拒不配合调查、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真相等，依法给以处理（《监察法》第64条）。三是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包括
：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发现重大案情隐瞒不报，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监察法》第65条）。此外，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国家赔偿的法律责任（《监察法》第67条）。
（四）监察法律关系的特性
监察法律关系既具有一般法律关系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其个性。具体呈现为以下三种对立统一关系：政治性与实践性、法律性与纪律性、封闭性与开放性。
1.政治性与实践性
政治性是指监察机关在决策和处理事项上需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的过程可理解为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和团体（即公共生活中的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通过获取和行使公共权力，而分配社会利益（即社会价值）。
赵丽江：《政治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监察法律关系应当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监察机关在决策和事项处理上，要综合考虑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这是国家监察机关的是党和国家实现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属性所决定的。《监察法》不仅规定了各种监察决定，又专门规定监察建议及其法律效力，对于超出国家监察权管理权限的事宜，由被监察单位接受监察建议并作出处理，有助于监察决定落实落地。
秦前红：《监察改革中的法治工程》，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92-193页。其中，对于不接受监察建议的情况，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61条规定：有关机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该机关、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这是确保取得政治效果的有力措施。
实践性是指通过监察实践提升监察效能、以成功经验助推监察制度完善。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理论性在于知道是什么（knowing—that），而实践性则在于知道怎么去做（knowing-how）。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一方面，监察法律关系在实际上规范行使公权力的群体，限定监察机关和监察对象的权力，既要求监察机关
准确、适当、公正地实施监察法律规范，又要监察对象行使公权力时注重廉洁性和纪律性。另一方面，通过成功经验的总结，有助于优化路径设计与办案规则等，以实践性推动监察处置措施和手段更加适当、合理、有效。
2.法律性与纪律性
首先，监察活动需要法律性的支持。国家监察，既不等同于党组织的内部监督，也不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效能监察。目前监察活动需要更具体的配套立法，不仅包括相关部门法的修改，也包括起辅助作用的监察法规的制定，这是监察法治的基础。其次，根据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监察关系受法律调整。监察机关依法被定性为政治机关，但监察机关又是不同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机关、执纪机关与执法机关，监察机关依法开展监察活动，监察关系应具有法律性。
监察法律关系具有纪律性。监察法律规范是一种保障反腐效能的政治规范，以预防和惩戒腐败为手段，保障廉洁纪律被严格遵守，保障反腐效能。“加强纪律性”一直是党组织建设的明确要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于1948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提出：
“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由此可见纪律性之重要性——越是关键时刻，越要统一贯彻党的政策，预防党组织内部及人民政府运行的无纪律性状态。监察法律关系中的纪律性，既要求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要求个人服从组织，遵守组织的要求，与党组织活动具有客观性、严肃性、自觉性、民主性的纪律要求保持一致，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宣传纪律、人事纪律和外事纪律的需要。
3.内部性与开放性
监察法律关系具有内部性。一是监察对象处于内部组织。被纳入国家监察范围的监察对象自愿接受监察，服从监察主体的制约，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二是监察中的调查程序属于内部程序。监察机关对特定人员的监察调查是组织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甄别和审查，并不是司法机关对所有涉嫌违法和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调查活动依据《监察法》规定的程序规则实行。三是监察机关依法在内部行使职权。即监察机关对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职务违纪违法行为行使监察权。四是监察机关的组织上的法律关系具有内部性。依据《监察法》第9条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监察法》第10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工作。”对于监察机关的内部关系，监察法规定了包括监察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制度。
监察法律关系同时亦具有开放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察机关的案件线索来源具有开放性，接受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的信访、举报、检举和媒体曝光等多种形式的监督。二是监察对象范围广泛，包括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员和虽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但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既包括党员干部也包括党外干部，既包括在职人员，也包括退休人员。三是监察手段的开放性，既有刚性的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也有重在防微杜渐的询函、谈话、提醒、约谈、批评教育等柔性处理手段。
三、监察法律关系与纪律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由行政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改革为国家监察，整合反腐力量，实现纪委监委合署办公，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复合关系。即监察法律关系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存在，它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因此，监察机关在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的条件下，在党的統一领导下工作，因此它首先是党和国家实现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同时由于它依据《监察法》开展工作，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法律机关的属性。这样，如何实现纪检关系与监察法律关系的衔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监察法律关系的复合性问题
监察法律关系非单一关系，也可以说具有复合性。一方面，监察法律规范实质上与党内法规联系紧密;另一方面，监察法律关系和纪律关系均具有政治关系的属性，由此，既不能忽视法律、纪律与党规党法的联系，更不能离开政治关系讨论法律关系与纪律关系。
监察法律关系具有法律性与纪律性，既属于法律关系，也属于纪律关系。一是监察机关在其定位上属于政治机关、
专责机关与法律机关，这种性质定位决定了监察关系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并存。二是《政务处分法》对公职人员的纪律要求，使监察关系的内涵中具备了法律性与纪律性的双重属性，既要达成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与处分，又要保证对违纪行为的处置与处理，双重属性的加持，使监察关系在本质上属于法纪监察关系，具有很强的纪律性。三是监察法律关系实质上整合了“政策思维”和“法律思维”，法纪衔接的状态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执纪执法效果的动态平衡。
一方面，一些重大和长期的公共政策的落实需要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另一方面，法律规范蕴含着政策目标，是党和国家各种政策制度化的结果。
监察法律关系与党内法规关系密切联系。一是根据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制定条例》）
第32条规定，党内法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的，“党中央予以责令改正或者撤销”。这说明，党内法规与监察法律规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
。二是合署办公凸显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重要性，党内法规是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职权的依据。同时，国家监察工作要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可以说，法纪衔接是纪委监委办案需要。
三是党内法规应当与监察法等相协调。
（二）如何处理好法律与纪律的关系
监察法律关系与监察法纪关系不可截然分离，两者具有稳定的链接点。由前述可知，纪律性与法律性的混同，使单纯的纪律规范无法满足法治社会要求，不作区别的处理不能达到规范的效果。
在监察法律关系与党的纪律关系的联系中，应妥善处理多种关系。首先，需要处理好监察机关的内部关系，既包括国家监察机关和地方各级监察机关、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的关系，又包括监察机关与派出机关、监察专员的关系，实现监督与被监督、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顺畅，政令畅通高效。其次，应当处理好监察主体与监察对象间的法律关系，既要实现全方位监督，又不能忽视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监察对象依法享有申诉、申请复议复核或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再次，明确定位监察法律关系的法律属性，确保各级监察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
四、简短的结语
国家监察制度的体系建构是“制度之治”的基石，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制度之治”是监察法律关系实现良法善治的有力保障。在进一步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建构的进程中，所持基本立场理当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审时度势，积极回应国家监察实践的需求，直面国家监察活动的“短板”与弱项，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钉钉子”精神，持续开展监察法治建设，开创国家监察工作新局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应注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是通过不断完善《监察法》，制定颁布实施《监察法》的配套实施法律、法规，健全监察法律制度体系，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官法》等。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规党纪，制定和完善法纪衔接措施。三是还要优化监察执法环境，包括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关系，加强各级人大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领导，探索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新措施、新手段和新机制。四是以创新带动发展，将制度效能转化为工作效能，以推进国家监察制度尽快实现法治化、体系化、科學化。
研究探索监察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和特征，目的在于推进监察法律基础理论建设，以理论服务实践，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目标。监察法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学科建设要服务和服从于完善立足中国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法治建设现实的国家监察法律制度体系的现实需求。通过以《监察法》为主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惩治腐败，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提升监察效果、提高监察效率的有效路径，更是加快国家监察法律体系建设、推进监察法治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新使命。
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介绍和分析日本战后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状况，并比较与中国工会制度的异同点。分析战后日本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于还没有与发达国家的内涵相同的工会组织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日本战后的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在二战后才制定颁布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当时在美军占领下，联合国司令部在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日本的工会活动才被合法化的。这一点是战前的日本所没想到的，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属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变革。一些学者在比较分析日本的这两部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类似的法律时，还发现，其具体内容里，日本把“团结权”和“争议权”当做宪法中的基本人权来保障，这些创新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发达国家。
第二，研究日本工会制度的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日本良好的劳动关系常常被称作为是支持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工会这种社会组织自出现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是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的组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数发达国家，工会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向着和谐劳动关系的方向变化着。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工会虽然是最晚被合法化的，但确是最早达成劳动关系和谐的，所以也被称为是“超越时代发展的日本的劳动关系”。日本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石油危机引起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比其他发达国家早收敛，并且能更好地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特点都受到了欧美国家的特别关注，认为是支撑了战后日本高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拥有“和谐的劳动关系”称号的日本，出现了劳动时间过长、过劳死、人才被企业组织埋没和公司人等比较深刻的问题。中国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这些负面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存在这些负面问题，日本的工会及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战后复兴期日本工会的发展历程
（一）战后初期工会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工会变成合法组织是在二战后。战争期间，工人是不可以自愿成立工会的，因此工会组织极少。二战后，日本被联合国司令部占领。联合国司令部认为需要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工会组织和活动的合法化。这样，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10月，日本分别颁布实施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又由于当时日本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难，所以基于这两个法律的工会运动受到了劳动者的积极支持，工会参与率迅猛地增加了起来。到1948年为止，参加工会的会员占到了全部劳动者的50%。
在工会的指导下，各种激烈的劳动争议频发，争议的内容除了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等之外，甚至包括了生产管理等。其结果，在这个时期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劳动者比经营者都更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经营者常常需要在意工会的脸色。对于工资的决定，也有无视物价和企业的支付能力，仅凭交涉能力而决定的情况。这样，在劳动民主化的改革中，工会成为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
当时工会的提高工资的目标比較容易实现的另外两个原因之一是，尽管占领军反复强调应该把工资也列入国家统一控制的对象，但是一直没能做到。另一个原因是当企业经营陷入赤字时，这个赤字可以通过政府的价格补贴、银行融资和政府调整官方物价的形式填补。
这个时期工会对工资上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临时性工资的范围内。因为到1946年9月为止，战争期间政府对工资的管制还在持续，因此，劳资交涉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各种补助而展开。例如：化解食物危机资金、家属疏散费和伙食补助费等。后来，在政府取消了对工资的管制之后，工资交涉主要以临时性收入为主的这个特点也一直没什么变化。例如，在公务员的劳动争议中，工资交涉是最被重视的。其中，每年都会对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和生活补助金进行讨论。在1947年至1948年中期为止，公务员的工会主导着日本整体的工会运动的方向。
（二）1949-1950年期间的工会运动状况
1949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了德国的道奇提出的致力于结束通货膨胀和经济自立“超均衡财政政策”。这个政策使得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进入平稳运行的轨道。并且，日本开始撤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对于工资，开始实施了“工资合理化三原则”。具体内容是，第一，因为提高工资而需要政府补贴时，这个补贴仅限于政府能够有新财源支付的情况下。第二，银行不再为了填补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而产生的赤字而融资。第三，不允许出现引起物价上涨的工资上涨。这样企业工资的上涨就限定在了自己能承担的范围之内。企业对于自己的赤字只能凭借合理化经营和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通过这个措施，与战后初期相比，工资可以轻易上涨的经济环境就不存在了。
对于民主化运动，最初非常支持的联合国司令部，以1947年的全国总罢工为界限，开始出现了抑制的意向。随着占领政策的改变，“国家公务员法”被修订了，从此禁止公务员实施劳动争议。更进一步，在1949年5月，对于《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也进行了修订。这些措施对于工会运动的打击很大。从此，企业的经营权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经营者的力量渐渐强大起来了。重新获得了经营权的经营者对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和企业经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解雇了一些员工，重新整顿了企业。
以上这些一系列的新措施使得以公务员工会为中心的工会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结果，不仅出现了工会的分裂和会员数的减少，劳动争议也有过去的激烈的斗争形式转变成了相对消极的防卫性斗争。例如，在1946年起到1954年期间，1949年和1950年的争议中，工会提出的积极的要求的件数（要求增加工资的件数）比其他年份减少了很多；反之，消极的要求的件数（反对降低工资、定期支付工资、确保雇佣的件数）增加了。与此同时，工资总额的增长率急速地低于之前的时期，其中临时性工资的增长率在1949-1950年期间几乎都是负值。
（三）1950年6月-1954年12月期间的工会运动
根据寺西重郎（1993）的研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旺盛的产业活动的结果，使得企业生产和利润急速增加①。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在1950年7月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成立了，号称拥有365万名工会会员。这样工会组织得到了重组。
此时日本人的生活仍然低于战前水平，非常贫穷。面对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和企业利润的急速增加，工会再次发动了积极的以提高工资为主要目标的劳动争议，与经营者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涉。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企业经营权已经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所以对于劳动者发起的激烈的罢工活动，经营者方面断然以置之不理的态度进行了对抗。这样，劳动争议就出现了长期化的倾向，最后渐渐朝着对劳动者不利的方向发展了。另外，在争议中劳动者方面常常出现违法行为，与刑事事件相牵连，结果争议以经营者的胜利为终结的例子增加起来。
对于涨工资方面的要求，其解决状况如下：日本的总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固定工资，一是临时工资。在1952年要求涨工资和增加临时性补贴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共有842件，各自分别占58%和42%。由此可见，在劳动争议中，关于增加固定工资方面的争议占多数。但是从解决情况来看，58%的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中，只有40%达成了妥协，另外以增加临时性补助的形式落实的占40%，剩下的20%是不解决或未解决。这样842件中只有23.2%的争议取得了实效。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年分。在1954年，要求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发生了398件，低于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408件。参加人数为1000人以上的大型劳动争议中，增加固定工资的要求中40%得到了落实，30%转化成了临时性工资的增加，30%为不落实或未解决。此处，即使在落实的情况中，固定工资的增长幅度通常都比工会要求的程度要低。完全按照工会要求的程度增加工资的情况很少。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一些临时工资的增加的形式达成妥协的情况比较多见。另外，在1953年的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劳动争议中，落实为增加临时工资的有83件，高于落实为增加固定工资的58件。
导致临时收入增加的情况具体如下：第一，在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交涉中，因为难以达成妥协，最后变成了临时工资的增加；或者虽然双方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增加临时工资。第二，工会发起的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争议获胜时。第三，在工会提出的反对解雇员工的争议中，被解雇者被落实到“自愿辞职”的程序中，按照公司的“自愿辞职”待遇，获得一笔临时性补贴。此外，在反对解雇的争议中，以向工会一次性支付失业补助金和解雇金的形式解决了劳动争议时，或者对于反对关闭工厂的争议，以支付一次性退职金的形式达成妥协的。
这样带来临时工资增加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就远超过了增加固定工资的件数。这个现象还突出地表现在每年的12月份。12月的临时工资的上涨幅度远大于其他月份。一个原因是，“总评”在着力于增加固定工资的同时，对于年末的“奖金斗争”也越来越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具有永久性效果的固定工资的增加来说，增加些临时性的补贴的要求，对于经营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這样，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期，尽管工会运动非常激烈，但是对于工资的影响，比起固定工资来说，更主要地体现在临时工资的上涨方面。由于临时工资占总工资的比重在经济复兴期平均为11%，所以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由工会推动的工资上涨给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不太大。
二、日本劳动关系的特点
日本的工会是自二战后才合法。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劳动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主要特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工资上涨与晋升机制”、“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组织”。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劳动关系和谐。
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宏观意义在于，从供给侧来看，可以改善劳动条件、特别是工资水平，从而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得到增加。这一点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增加了购买力、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顺畅和高效的劳资间交流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从需求侧来看，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时期，有利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尽早收缩。因此，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拥有工会制度，在遇到石油危机时，日本的工资变动更具有弹性，工资物价的恶性循环能够尽快得到安定。与之相反，美英等国却不得不需要政府出面采用直接的物价控制措施。其结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尽管其他发达国家都长期陷于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而日本却凭借其良好的经济业绩，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急速上升。从此，日本劳动关系迅速地被世界瞩目。
发达国家的视角关注日本劳动关系的理由主要是在需求侧。这一点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出现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因素阻碍着经济增长，并造成了贫困。
日本的劳动关系虽然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才受到世界关注的，但是实际上，早在石油危机之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就和谐的多。此处引用中村隆英（1985）的论述作为旁证“平均每个工会会员的损失的工作天数超过1天的年份，在整个战后只有1946、48、51、52这4个年度。超过0.8天的再加上1947、50、57、58、59，这5个年度。这个数字比美国和英国少得多，仅次于西德。并且，到50年代为止，工作天数的损失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反对解雇的长期罢工，发生在电器、煤矿、汽车、钢铁等部门，并不是因为整个日本出现了大量劳动争议。” ②
和谐安定的日本的劳动关系还是日本企业能够积极成功地进行设备投资的一个重要理由。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关系和谐，所以日本的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或导入机器人的时候，发生的劳动争议比其他发达国家少得多。这一点为日本能在很长时期都一直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本企业在解雇职工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连续两期出现经营赤字，就不可以解雇职工。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则不可以随意解雇职工，因此，日本企业在导入机器人时，都是把替换下来的职工进行了重新安置，而不是直接解雇。
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工会存在的必要性不再像过去那么高，许多协调工作通过企业的劳动协商委员会就解决了。其结果，日本的工会的参与率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低，降到了10%的样子。
三、对中国工会制度建设的启示
中国工会法中，工会的定义是劳动者与企业或政府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团体。这一点是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其结果，中国的工会主席常常是由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而在日本，当一个人在企业的职位晋升到“课长”以上时，就必须退出工会。因为他已经是属于企业的管理层，他的工作内容是维护企业的利益，不能直接代表员工了。因此，中国还没有允许劳动者自己组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本质性的差距。
一些中国学者说即使是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中国现在这样的工会制度也没什么问题。如果鉴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中国需要保持目前的工会制度不变，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会制度多种多样，中国的工会制度也可以属于其中的一种，则有些想当然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多样化的工会制度中，没有中国这种类型的制度（王新梅，2005）③。
发达国家的工会多种多样，有以企业为单位的、不分蓝领白领的工会，各种事项的交涉和决定也主要在企业层面，因企业不同而不同。例如，日本的工会制度，尽管他们也都层层加盟到全国总工会。也有以职业或产业为单位成立的工会；还有主要在全国总工会层面进行事项的交涉和决定的工会制度。无论哪种工会制度，都是各个国家在工会的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演化成的。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劳动者自愿成立、自愿参加的、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且工会的领导也由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中没有一个工会的定位是介于劳动者和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定位于协调工会组织与经营者团体之间利益的组织，在发达国家叫做“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的组织。显然，中国目前把工会定位成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然而，由于中国不允许劳动者自愿组织代表自己利益工会，所以还处于民间社会组织非常缺乏的状态，严重影响劳动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高效交流。
工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目的是通过顺畅的交流機制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然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建立在企业经营者是否对企业的发展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是否有意向和动机把企业引领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远景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国家的工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与建立一个良好的适宜于企业家致力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相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否则，如果贸然强调保护工人利益，或者只是单方面鼓励工会和团体交涉，其结果，可能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劳动争议，而不能给企业和劳动者带来长期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①寺西重郎：《安定化政策和生产的扩大与成长》，香西泰、寺西重郎编，《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市场与政府》，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与结构》（第3版），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③王新梅：《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与工会制度》，本文收录于蔡昉、张展新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区别;联系;意义
一、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区别
1.二者的概念不同。劳动关系既有广义上的劳动关系又有狭义上的劳动关系，广义上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狭义上的劳动关系即劳动法范畴里的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关系及与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被劳动法律规范所调整而形成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依据劳动法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2.两者形成的前提条件不同。劳动关系的形成以劳动的存在为前提，发生在社会实际的劳动中，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则是以劳动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发生在劳动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劳动关系中。社会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多种多样并且广泛存在的，其实人类只要存在劳动，就会必然产生各种社会劳动关系，但这些劳动关系并不能全部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只有已制定出劳动法律规范，经过一定的法律事实才能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立法的不断完善是劳动法律关系形成的基本条件。
3.两者的内容不同。劳动关系的内容是劳动，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法定的权利义务，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一项劳动关系没有被劳动法律规范所调整，那么这种劳动关系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劳动关系，只有那些被劳动法律规范调整的劳动关系才具有权利义务的内容。
4.两者的效力不同。劳动关系是以既存的劳动为内容的事实关系，如果国家没有制定相关的劳动法律规范去调整，它就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受国家强制力约束。
5.二者的特征不同。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强调劳动者将其所有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没有国家意志的介入，纯粹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劳动法律关系具有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特征，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伸出了干预之手，使劳动法律规范体现为全面的国家干预性，如要求用人单位强制性参加各项基本保险制度，实行工时、最低工资，休息休假等。劳动法律关系实际上成为国家、用人单位、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6.二者的范畴不同。劳动关系是一种是事实存在，也就是劳动者将其所有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一客观事实，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物质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劳动法律关系在国家干预为主导的条件下，它的具体形成必须以双方合法一致的意思表示为基础，是一种意志关系，是依据国家制定的法律形成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二、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联系
1.二者均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关系从用人单位的角度观察就是对劳动力的使用，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其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实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而劳动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只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形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2.二者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不管是在劳动关系中还是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是平等的，都必须建立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论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动法律关系一旦形成，其中一方——劳动者，要成为另一方——用人单位的成员。所以，虽然双方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动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但这两种关系建立后，双方在职责上则具有了从属关系。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使用者，要安排劳动者在组织内和生产资料结合;而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员工，必须依法遵守单位内部的劳动规则以及有关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
3.二者的关系主体相同。一方是劳动者，且劳动者必须是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方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机关、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单位及个体经营组织。
4.二者均是兼具人身关系属性和财产关系属性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由于劳动力的存在和支出与劳动者人身须臾不可分离，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劳动者将其人身在一定限度内交给用人单位，因而二者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人身关系。由于劳动者是以让渡劳动力使用权来换取生活资料，所以，用人单位要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等物质待遇，这是一种通行着商品等价物交换原则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就此意义而言，二者同时又是一种财产关系。
5.体现在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才需要制定法律，经过法律调整才形成权利义务关系[1]，劳动法律关系则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
三、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意义
明确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
1.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充分保障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只有经过法律调整的劳动关系才受到法律的约束，受法律的保护，依法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法律效力，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已经建立的劳动法律关系，无论是哪一方违反了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关内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另外，在劳动关系的调整中，一旦劳动者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即劳动争议，解决劳动争议也是以劳动法律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由于法律意识不强与用人单位之间仅仅成立了劳动合同，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得不到保护，至少是很难得到保护。这就要求劳动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要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者要明确自己享有的那些权利和义务，一旦受到侵害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到有关部门去申诉，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因此，明确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对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
2.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用人方面的制度基础。企业活力的源泉，是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人的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劳动用人制度的改革[2]。明确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有利于企业建立规范的用人单位制度，为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供了重要保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并最终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形成新的经营机制。
3.明确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法律关系是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只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稳定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关系，整个劳动力的形成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想要切实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仅靠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手段是不够的，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是劳动关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劳动法律关系就是将劳动关系法律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贾俊玲.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42.
[2]付文清.劳动合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辽宁经济，2004，(12).(责任编辑/ 魏杰)
劳动法律关系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情报发展迅猛，企业掌握竞争情报的能力，往往决定了企业生存的关键，但是竞争情报的搜集获取却往往超越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如何在社会道德法律的允许下更好的发展竞争情报优尧成为当夸市场经济研究的又一课题。
作者：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