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初步发展期、蓬勃发展期和深入发展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三大特点，即，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援助并举的政策推进，以确保全球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政策驱动，从防御到以维持世界领先地位为战略的政策转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的特点，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启示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的一种活动。国际化对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富有开拓精神的高层次人才至关重要，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美国虽然实行的是州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制度，联邦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制定政策法令等多种方式非常巧妙地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确保了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世界领先地位。《2014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美国仍然是国际学生留学的首选国，2013-2014学年赴美留学的国际生人数达到88.6万多人，比上一学年增长8%，是招收国际生排名第二的英国的两倍。美国留学海外的学生亦比上一学年增长2%，达到28.9万多人。[1]这些数据表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历史，能对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一、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发展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高等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历史，美国的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还大都只是非官方性质的，组织松散，规模很小，国际教育尚未构成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职能，[2]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也还没有出现，因而未能引起联邦政府的重视。自二战后开始，随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改变，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重视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定相关政策，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自二战后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经历了从战后的外交援助为主的政策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后以确保全球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政策驱动，再到21世纪的从防御到以维持世界领先地位为战略的政策转变，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
美国是最早推行教育国际化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教育国际化成为美国重要的外交政策，联邦政府的逐步介入使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了官方的、有组织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措施，将高等教育机构纳入其对外权力扩张框架之内，竭力推动美国高等教育持续地朝国际化方向迈进。
194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富布莱特法案》，首创了国家、政府资助学生和学者双向国际交流模式，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汇聚之地和国际学生教育中心。同时，美国政府还开启富布莱特交换项目，设立奖学金，支持本国学生到国外大学、外国学生到美国大学深造或从事研究。这是高等教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开启了国际化的先河。这一模式很快为很多国家效仿，拉开了现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帷幕。
紧接着，美国政府于1948 年通过《美国新闻与教育交流法案》（又称《史密斯·蒙特法案》），成立教育交流服务机构，分享教育、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成果等。该法案为后来的教育交流访问项目建立了基本框架。[3]随后，杜鲁门于1949年提出“第四点计划”（也称“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使得高校的知识与技术援助成为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领域。[4]而1950 年国会先后通过的《国际开发法》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践行对外援助、人员培训、科学咨询等计划，鼓励美国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支持国际教育的开发。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里程碑式法案是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国防教育法》规定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建立现代语教学研究中心，设立“外国语和地区研究奖学金”，资助美国大学教师海外学术交流和国外学者来美合作。为将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全方位渗入到高等教育各层次、多学科、多类型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之中，美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文化教育相互交流法案》（又称《富布莱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为研究生和学者从事海外研究提供固定资金支持。前期所有的努力，为国际教育进入制度层面提供了法律依据的时机成熟。因此，1966年，《国际教育法》——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名义制定的国际教育法规出台[5]，对国际教育的管理、财政资助、实施途径等各方面做了全面的规定。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带动了地方与大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热情，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较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二）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进入8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为应对经济的全球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从国家安全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加以考量。
1991 年冷战结束，联邦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教育法案》，旨在加强语言教学及区域与国际方面的研究，为本科以上层次的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和研究奖学金，为大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资助。[6]之后，《美国 2000 年教育目标法》把“提高全球意识”和“树立国际化观念”作为全美学生的教育目标。而2000年颁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备忘录 》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国际教育政策执行备忘录》（Executive Memorandum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则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培养精通外语和全球文化知识的世界领袖”，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其在全球的领导作用还有赖于同各个国家未来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精英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美国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教育与交流活动，既重视本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又重视吸引海外人才来美学习与交流，以培养亲美的社会精英。
（三）深化发展期（21世纪以来）
迈入21世纪之后，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关注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的发展，新政策频出，并开始重视非传统学生的参与，加大留学海外和吸引海外精英的力度，更加重视外语的学习。
1.重视非传统学生的参与
2001年，美国教育文化事务署宣布设立“本杰明·吉尔曼国际奖学金项目”，每年拨款150万美元，资助美国本科生出国学习（可长达一年）。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后首次推出的基于非传统学生在国际教育交流方面参与比例较低而开设的留学资助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社区学院学生、残疾学生以及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鼓励这些学生到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留学目的国学习，以增加学生对这些地区文化的了解，增强他们的外语技能。[7]此后，资助金额和人数逐年增加。
2.加大双向流动的力度
首先，21世纪以来，联邦政府不断强化已有项目的执行。如富布莱特项目每年获资助人数和拨款都在不断增加，2006年该项目还被纳入美国 2007 财年“科学交流计划”的预算中，大幅增加经费，提高其地位。[8]2011年，富布莱特项目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福格蒂国际中心合作设立“富布莱特-福格蒂公共健康奖学金”（FulbrightFogarty Fellowships）项目，资助美国医学院和健康领域的研究生到东亚太平洋地区、中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半球资源有限地区从事公共健康研究。[9]2013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学会合作设立的“富布莱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数码故事奖学金”（FulbrightNational Geographic Digital Storytelling Fellowship），资助美国学生针对任一全球重要主题在国外最多三个国家、一年学术时长的旅游和数码故事记述。[10]
其次，各类项目先后出台。2005 年亚伯拉罕·林肯委员会基于经济、安全、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留学的教育价值等方面考量，发布 “全球竞争力与国家的需要——百万人留学”（Global Competence & National Needs，One Million Americans Studying Abroad）报告（又名“林肯计划”），提出到 2016-2017 学年，美国每年留学海外的学生人数要增长至 100 万，并详细规定了留学经费额度和逐年增加拨款基点，提出多样化的留学院校和目的地，加强项目的质量控制等。[11]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以官方名义宣布2006年为“海外学习年”（Year of Study Abroad）。 2007年《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AIC）提出要提供最好的环境，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最顶尖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让美国成为世界上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最有吸引力的地方。2009年美国参议院出台的《2009年参议员保罗·西蒙留学基金法》（Senator Paul Simon Study Abroad Foundation Act 2009）将海外留学教育正式确立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同时法案要求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清除目前校内阻碍学生留学的因素，如课程、教师参与、学院领导和计划项目等。[12]而2010年5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签署的“十万强计划”目标已于2014年夏实现。[13]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中方签订了最新的签证政策，即美国和中国将互惠延长发放给对方学生和访问交流者签证的有效期达5年。[14]签证有效期的延长将带来更多的双向交流。
3.重视外语的学习
2006年，布什在美国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上正式提出“国家安全语言行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简称NSLI），拨款1.14亿美元加强美国民众对紧缺外语——阿拉伯语、汉语、印地语、波斯语、俄语及其他语种的掌握能力，确定三个亟待提高的量化目标，即掌握外语、高水平外语使用者和外语教师人数及待遇的提高。[15]还设有资助学习“关键语言”的“基尔曼奖学金”[16]和“重要语言奖学金项目”（Critical Language Scholarship，简称CLS）[17]，以及由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资助，侧重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地理区域、语言和专业领域的伯仁奖助学金（Boren Scholarships and Fellowships）[18]。
二、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的特点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历史变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维护本国政治利益而进行技术援助，到为确保本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而加大外语学习和区域研究力度，再到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而加大本国学生海外学习和吸收留学生力度，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变迁体现了联邦政府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
（一）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援助并举的政策推进
正如著名学者阿拉丁所说：“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第四个层面：它有助于改善一个国家的形象。”该论点把教育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投资，对国与国之间未来关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因为许多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将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异国被输入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将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工作与生活。许多国家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就是基于此种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与苏联抗衡的唯一超级大国。为了在今后的发展中超过苏联而成为世界的霸主，美国政府借助教育交流和技术援助变相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教育国际化成为美国重要的外交政策，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成为真正的推动力。
“富布莱特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均是以学术、专业和科学等方式来援助受援国，借此向他国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其在世界政治舞台领先地位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之间的教育交流和各国人员之间的交流。《国防教育法》从美国国防的战略高度，首次将外语教学提高到与数学和科学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第六章更明确规定通过三项措施促使美国高等教育面向国外和促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高等教育成为美国增强同苏联的对抗能力的全球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教育法》则是满足美国世界领袖地位的需要。
（二）以确保全球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政策驱动
教育的国际化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经济利益的刺激是各国政府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著的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世界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走向促使各国的高等教育重视培养精通世界经济贸易、生产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并希望通过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谋求较好的国际关系，为国家带来直接和长远的经济利益。因此，随着经济和科技实力成为国际间综合国力对比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府改变了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从国家政治、国防和军事发展的轨道转入到世界科技、人才的竞争中。“竞争力”开始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关注国际教育的新焦点。
首先，政府通过立法和各种政策等途径进行宏观指导，并为高校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提供各方面保障。如1985年《高等教育法第六条款》为路德管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项目提供资助，并在《高等教育法第六条款》中又新设了Part B项目，用于对国际贸易、国际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供资助。[19]其次，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教育水平，积极参与多边教育合作，建立合作机制，促进高等院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比如，始于1990年11月的跨大西洋教育合作机制：欧盟美国计划（EUUS）（包括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始于1994年12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高等教育三边合作计划”，以及同期由三国政府基于合作协议框架下设立的“北美高等教育交流项目”①（The Program for North American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等都是美国政府搭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平台。
（三）从防御到以维持世界领先地位为战略的政策转变
“9.11事件”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出台的新法案、新规定不仅加大了国际学生、外国科学家进入美国的难度，还对他们所从事学习和研究的科目和领域加以限制，这些闭关锁国的防御政策一度使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走向停滞，甚至倒退，导致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度下降，连续三个年度出现负增长，从 2002年的 58.6万人降为2006年的56.4 万人。[20]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开始陷入低潮，这一状况引发了美国企业界、科技界和教育界对政府的严重不满。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 尤其是在面对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国借机出台优惠政策“抢挖”国际人才的压力下，美国开始积极调整政策，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首先，大力资助本国学生赴海外学习。如2005年11月颁布的“林肯计划”提出到 2016-2017 学年，美国每年留学海外的学生人数要增长至 100 万；《2009年参议员保罗·西蒙留学基金法》使海外留学教育正式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而2011年的“富布莱特-福格蒂公共健康奖学金”和2013年的“富布莱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数码故事奖学金”则凸显了海外留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大力增强“请进来”力度，广泛吸引海外留学生。如2005年的《健康、服务和教育机会法案的修正案》提出了吸引留学生的诸多措施，并把积极开拓国外生源市场纳入政府工作日程；2007年的《美国竞争力计划》、2008年《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法案》和2014年中美签证的互惠延长新政策都力争要创造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和科学研究者。再次，重视外语语言教育的立法，划拨专款支持外语教学， 架设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如2006年的“国家安全语言行动计划”、富布莱特新语言项目等。2008 年颁布的《2008 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法案》，将国际教育交流视作是美国实现全球领导竞争力战略目标的桥梁。
三、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启示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性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已成为各国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环。美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自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重视本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正是有了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才得以蓬勃发展。借鉴美国，我国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该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整体规划，结合自身实际与国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以适应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各省市也应结合世情、国情与省情，制定出符合各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形成具有各省特色、服务于当地的高等教育格局。
（二）增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可操作性
美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政府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几乎每一项法案都有非常周严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可操作性目标，因而能够得以切实有效地实施。
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但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往往注重“宽宏而大”，多为概况性和原则性规定，忽略了“具体而微”，可操作性不强，同时没有相关的配套法规加以细化，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教育的国际化纳入法治轨道，其第六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作了类似的原则性规定。两部法律的规定都很规范，但总体来说比较抽象，操作性不强。如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和监督、社会办学的权利和义务、学校办学自主性等方面，都只有大体的方向和原则，缺乏具体可行的标准。政府与学校的职责不明，目标不清晰，缺乏有效监督。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内容时，除了原则性规定外，应注重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使相关政策能够在实际实施中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三）提高多元外语学习和区域研究的资助额度
外语学习和区域研究分别是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变迁，自二战以来，外语学习和区域研究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重要内容。政府对这两个项目的拨款亦十分充足，从而保证了项目开展所必要的经费。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多元外语的学习和国际区域间的研究，一些外国语学校开设了多种小语种专业，许多综合性大学设立了区域研究中心。但政府就外语学习或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非常有限，这使得外语与地区研究中心的活动开展遭受到较大的限制。以非常用外语教学的开展为例，2009 年，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开设了 58 门非常用外语语种课程，而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仅开设了3门非常用外语语种课程。[21]国际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的经费与专业人才，如果政府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时能将多元语言学习和区域研究纳入考虑之列，并提高资助额度，这将会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增光添彩。
（四）加大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力度
西方发达国家都把接收外国留学生与该国基本的政治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美国早已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作一项公共外交政策，对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霸主地位举足轻重。培养留学生是对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与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自1946年的富布莱特政策之后，美国政府不断出台了多项政策吸引海外学生。虽然“9.11”之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几年之后又调整回来，并加大了力度。当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接收国，吸引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留学生。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亦制定了相关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生也呈上升趋势。2014年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7.7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学习[22]，同期，中国大陆学生前往海外学习的人数达到45.98万人[23]。两组数字相比较，出国留学的人数要比来华学习的人数多8万多。因此，在政策上加大力度吸引海外留学生，我国仍有很大的空间。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之外，政府可以在政策上为高校、非营利组织、企业、民间人士等提供捐资助学的便利，为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搭建更多的桥梁。
四、结语
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并通过立法来细化和规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重视外语学习与区域研究，加大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力度和本国派出学生的力度，凸显了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加大资助多元外语的学习、区域研究和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力度，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注释：
①这是一个三方政府协作项目，分别由各国政府每年对两所国内大学提供资助，帮助其互相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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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育部：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45.98万人[EB/OL].[2015-10-01].http：//education.news.cn/2015-03/05/c_1114535330.htm.
（责任编辑陈志萍）
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休闲体育经济规模逐渐扩大，并与现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休闲体育经济反映出了民众体育意识的提升，也体现出了体育产业的创新性发展。为推动城市走好高质量、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对休闲体育经济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展开探讨。
关键词 休闲体育经济 城市发展 互动关系
我国城市发展速度极快，城市人口也在逐步增多，休闲体育经济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主要探讨休闲体育经济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就我国目前休闲体育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方向，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要求也会逐步提高。
一、休闲体育经济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发展，根据国际规则可以将体育分为两种，即大众型体育和运动竞技型体育。经过漫长的发展，我国的体育经济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是我国大众化体育的平均水平偏低，人们生活节奏过快，导致锻炼的时间过少，导致大众化体育锻炼停滞不前。虽然城市发展速度快，但是体育产业却跟不上发展速度，产业规模小，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目前的体育产业与传统体育产业发展差距较大，虽然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促进体育产業发展，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外在因素影响，实施起来有些困难。体育产业发展落后与人们的传统思维观念有一定关系，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体育一直是公益性事业，需要国家的投资才能发展。正因为受限于这种思维，导致体育在城市发展中过于落后。体育产业的不完善会影响休闲体育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人们的运动，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阻碍。大多数人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时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且对体育用品消费较少，一些体育设施建设不完善，投资力度不大，人们缺少活动场所，所以体育经济发展令人堪忧。在一些中小城市中，一些体育场所不对社会公众开放，也没有提供更多的运动场所，严重影响了体育经济的发展，相关部门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人们的健康维持存在隐患。
体育消费目前还属于一种“新消费”，其消费水平较低，且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镇居民活动场地严重不足，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体育场馆的开放和经营状况较差，不仅数量较少，利用率很低，并且国内缺乏专业的体育辅导员，无法满足城镇居民的健身要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人们的思维模式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对体育运动不够重视，第二，人们大多都仅进行简单的体育活动，对体育用品的需求较少;第三，体育设施匮乏，且向大众开放的场地较少。
二、体育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据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可知，发展休闲体育经济对增加国民收入有重要效果。相对于那些需要大量资金和高科技的其他经济部门相比，通过体育来带动经济发展，有较大优势，性价比较高。
（一）发展体育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在过去，组织体育赛事是塑造城市形象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不仅能够调动全员的运动积极性，也能体现城市活力，丰富城市经济结构，加快发展步伐，吸引更多人口融入城市。众所周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最初是荒郊野岭，受关注度较少。而随着全运会的成功举行，现如今已成为广州最具代表性的体育建筑之一。发展体育运动可以更好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发展体育能够带动体育产品的消费，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财政的收入。发展体育运动能带动旅游，商业，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体育作为一项竞技运动，发展体育能提高全民素质，加强全民体质，从而间接达到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体育的发展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大众对体育用品的需求程度也在逐渐增加，市面上的体育用品也更加多样化。从目前来看，这些体育用品在制造过程中往往依赖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所以离不开劳动力来生产。因此，要带动一个区域的体育产业发展，就会有大量的劳动人民可以就业。对一些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者妇女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上岗机会，以此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从根本上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如此，随着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场地也会越来越多，一些清洁岗位也会需要大量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三）体育的发展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根据调查可以得出，无论是哪种体育赛事，在举办时都会加快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一些洲际赛或者省内的大型运动比赛等，都必须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体育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能促进城市间的互相交流，体育运动的发展能够吸引先进的技术和人才，还可以使一些知名度不高，质量较好的产品增加曝光度，通过体育宣传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体育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的推动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第一，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场只适用于竞技体育赛事的举办，专业性较强，需要大量的投入来维护保养，这类场地除运动员进行训练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空置状态。所以，必须规划好体育馆的区域，将赛事区和休闲区进行区分。第二，往往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需要在场馆周边修建大量的道路跟可供住宿的酒店，这些基础设施必不可少，但这会减少耕地面积以及造成环境污染，致使城市现代化进程变慢。所以在体育赛事发展中，应该坚持“绿色体育”的发展理念，商业运作要适度。
三、体育经济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休闲体育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国家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并逐步完善相关设施。将体育元素加入城市文化中可以让体育文化成为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一）根据城市实际发展来开办体育项目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在演变过程中要意识到体育扮演的角色，并结合自身实际来规划体育行业的发展。要发展体育事业必须要对市场有透彻的了解，要通过市场调研来分析城市体育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了解体育产品的需求量以及生产情况。另外，还要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以及消费需求来规划好体育投资，让企业利益达到最大化。在开发期间，应尽量选择人流量较广的地带，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建设体育馆，能够促使更多人群消费，也能更好地宣传体育运动，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每个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综合实力来进行规划，需要预测体育市场的具体需求，以及获利的最佳途径。切不可盲目的开发体育运动项目，场馆的建设也应该围绕体育项目进行。
（二）建设体育配套设施
体育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相关部门应该为体育设施建设成立专项资金，为体育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在完善过程中也必须加强餐饮，治安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完整的体育产业链。经济发展主要以体育场为中心，在其周圍完成配套建设，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这样才能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化体育需要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予以支持。在发展体育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做好体育宣传工作，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体育产业的服务质量十分重要，决定了体育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水平，着力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度，让体育行业发展更加健康和智能化。
（三）优化产业的发展环境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税收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体育人才引进。这给了体育产业更多的发展空间，通过政府的引导建立多元化产业体系。在优化过程中，应该降低体育创业的成本和风险，这样才能加快发展节奏，吸引更多体育人才。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也应该大力宣传，让民众形成良好的健康理念，提高群众的体育热情，吸引更多的人热爱体育事业。在现今互联网的影响下，电子竞技已经成为越发受人关注的体育项目，因此应该深入发掘其潜在资源和价值，通过互联网的优势建立新型的体育产业。
（四）推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休闲体育经济发展过程中，体育产业与许多行业都紧密相连，仅带动体育产业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推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发展旅游业有较大好处，通过张贴宣传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当前，已经有很多城市将体育产业作为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主流，通过建设体育馆或发展本土体育品牌来获取更多的关注度，提高城市的影响力。体育产业的发展能够加速完善城市的硬件设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在举办赛事时，城市的公共设施是城市的名片，这能吸引更多的参赛者和观赛者前来参与赛事。近年来，我国的马拉松赛事举办较多，一些大城市通过媒体宣传，会多角度为参赛者展现城市形象，这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多招商契机。
四、结语
休闲体育经济与城市发展关系密切，且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对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有较大帮助。为此，要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来开展体育项目，开设体育产业投资项目，完善城市的基础体育设施，打造完整的体育产业链。近年来，大部分城市倡导体育产业的发展，部分政府部门将体育产业视作重点开发区域，且广大民众也积极响应。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带动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城市发展应该抓住机遇，完善配套设施，积极尝试与其他产业结合，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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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即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因此，着重论述了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研究和分析有关和相关制度变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制度变迁基本理论。
关键词：制度变迁；成因；启示；基本理论
一般情况下，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是由个人或组织制定出来的，也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制度供给。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所以，制度供给是有限的和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人的自身理性认识程度的逐步提高，人们会不断地对制度提出新的需求，以此来实现人们的预期，进而增加人们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样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和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本文主要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制度变迁的成因
（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模式，而人们偏好的变化会造成契约结构的变化，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不过，这并不是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实际上，制度变迁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相对价格和偏好的不断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而已。如果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破坏目前的制度均衡，那么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产生。
（二）组织的有效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得以产生的关键。由于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对技术、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以图生存，而组织获取的这些技术、知识方法将不断地改变现存的组织制度，同时，组织和企业精英们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决定了制度发生变迁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发生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选择、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三）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适应效率与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一方面，它牵涉那些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它还牵涉一个政府、个人和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共同愿景，去指导创新和共担风险，共同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以求解决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必然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那么，制度的有效性是怎么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的呢？首先，制度的有效性要求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同意实验、支持发展和利用特殊知识，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路径。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要求应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和一种能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其次，制度的有效性要求消除组织的谬误，共担组织创新的风险，以及能够保护产权。这样，所有组织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情况下，都有可能犯错误。不过，问题不在于组织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是否存在消除组织错误的体制和机制。
（四）制度缺陷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制度和制度结构自身不健全而导致的欠缺性。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制度短缺。制度短缺是指制度的社会供给不足。制度短缺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而且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二是制度僵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规则与所有人的行为变化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显然滞后于行为变化的节奏。即使是完善的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它也会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制度的效用大于其成本、同时选择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时，人们才会对这一制度产生满意感；反之，当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或在某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要产生改变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为。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失衡。
二、制度变迁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政府在制度维护和规则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尤其在制度短缺、僵化、不均衡和市场失灵等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保证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不过，政府时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产生是各种利益主体间长期博弈的结果
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某一个集团行动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内部和不同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强烈要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制度设计。在经过长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比博弈后，各个利益集团最终达成博弈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安排重新均衡。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那么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在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又因为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力量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处于“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怪圈之中，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国内学术界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制度的再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正式规则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现有的收人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国外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又称为自我扩展理论。他认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发性，其演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就是一种博弈观。他认为，“制度既不是完全由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演进主义的产物，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在某个阶段相互博弈的结果。”综合以上几个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拉坦和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1978年，拉坦发表了著名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并成功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受到了批评。但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在 1989年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于是，林毅夫就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得利益时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种。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必需受它所制约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行。然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则的变动与修改是由个人完成，例如价值观、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主完成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基层的农民、居民等各种行为人为变迁的主体，也就是这些基层的行为人看到了预期的收益，进而提出了新的制度诉求，这就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方向。这些行为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创新者。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为自下而上。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所以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也就是说，基层政府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制度需求的分析，认识到这种需求制度的效用可观，所以便影响或推动上一级政府。同理，上一级政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影响或推动它的上一级政府，直至决策者制定好新的制度。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增量革命和边际创新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应该是在保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新的制度，或者是对外围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因此说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式的改革。四是在改革顺序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首先，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也就是说，在扫清外围制度障碍后，接着向核心制度突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其次，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经验，再由点到面，大面积推广。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的重大的制度变化；同时，试点可以起到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带动作用。五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采取的是非暴力的、非突发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以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渐进地诱导出新制度的出台。总之，制度变迁基本假设前提也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也即是说，制度的转换、替代与交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从外部利润的发现到外部利润内在化，其间都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在制度变迁结构的架构上，不是所有的制度全部都能安排好，实际上，制度变迁是根据制度需求和决策安排，逐步地加以推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人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由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统治者就需要维护一套制度来减少国家或政府的交易费用。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生产的。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因此，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会遭受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实际需求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功能优势来减少或遏制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或政府看到了潜在的收益去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制定制度，所以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自然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那么其程序当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后，然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来推行，一直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激进性质。无论是整体性制度设计，还是单项制度安排，都不是渐进性质的，而是制度一出台马上就一步到位，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很明显的激进性质。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存量革命性质。对全局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设计就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创新，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设计那样先从核心制度的外部开始，渐进深入。
总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们的变迁都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和创新过程。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变迁实现后，在一定时期内会就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但是，制度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制度层面出现新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或者是法律、政治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制度均衡就一定会被破坏。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很难分开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变迁的嵌人性理论
嵌人性理论是由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三位学者提出的。嵌人性理论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现存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 20世纪50年代，卡尔·波拉尼在《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连。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该文里，卡尔·波拉尼认为，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
在论述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时，怀特指出，市场是企业间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如市场供给就是生产厂商之间行为互动的结果。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的同一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等方面。因此，生产商们的社会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营管理和供求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生产商们相互暗示并相互传递着信息，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合作关系。依据这种共同的规则，人们从事着生产、合作与经营。最后，市场规则实际上产生于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生产商们，而不是生产商们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规则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从内容和方式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的经济制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兰诺维特同时还认为，“嵌入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原始部族和现代市场社会中，并且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他在进一步阐述“嵌入性”问题又时指出，经济行为嵌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其中的相互信任就是嵌人性网络的机制。因此，“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进入具体的特定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之中，重点去寻找和分析社会生活关系网络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找到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与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制度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制性，而且也是特定环境的衍生物。
（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所以说，意识形态不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还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活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降低提供制度服务成本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系列的信念，它具有3个的特征：第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生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它是个人所领悟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理和伦理合并在一起的；第三，当一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个人意识形态上的看法。然而，“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不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林毅夫认为，很多资料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于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安排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利益团体的功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利益集团也罢，假如它们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制度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这些规则就不可能恒久地存在下去。再假如，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此来获得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不过，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中也表明，所有大组织团体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因此，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降低认知世界成本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使人们获得有效益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改变。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相当地灵活，不但能赢得新团体成员的信认，而且又能促使老团体成员的高度忠诚。林毅夫又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人力资本，它能够帮助个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活动中劳动分工、收人分配、现行制度和制度结构的作用作出积极的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
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意识形态把局部利益调整为整体利益；第二，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并对矛盾进行转化；第三，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载体使现存制度安排合法化。因此，吉登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利于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实质上却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本质。吉登斯同时又认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最基本的结构要素。”
总之，“任何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必须对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作出交代。同时，要想让制度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纳人到人们价值系统内的思考模式，从而使制度能够嵌人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发挥作用。”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源自于布兰·阿瑟等人有关技术演变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布兰·阿瑟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因为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凭借先发优势，利用先发优势来降低组织或单位成本。这样，流行的技术标准就导致其他组织或单位纷纷效仿，就能够产生相同技术的协调效应。因此，在市场上越是流行的技术规则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潜在的预期等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胜对手奠定了基础。相反，如果某种具有较之其他流行的技术可能晚了一步，那么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学习者而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就被锁定在不能积极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中。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人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论述了旧的制度安排对现在和未来所实施的制度安排以及人们过去的行为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过程和实施机制。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使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路径之中。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一看法证明了在所有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惯性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实际效用。就这个问题说来，制度变迁研究应该从制度文化着手。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其具体的社会效果不但体现为以制约为特点的制度自身的效果，而且也体现为以习惯为特点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制度效果。对于后者来说，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意识上的表现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迁的制度，它的社会作用的效果也比不上原有的制度的文化效果。诺斯进而又认为，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人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时，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完备可能会导致经济交易后果的无法预期，进而选择何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则是不确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方式。格兰诺维特也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得以建成的，势必要受限于先前的社会、政治、市场与技术等历史背景。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
此外，诺斯又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酬递增。因为当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越是能够使社会成员的报酬全面递增时，人们接受和实施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市场的发育越不完全，人们就越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制度信息。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就越容易呈现出发散性和不可预测性。市场和信息越不充分，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越高，制度绩效就会变得越低下。这也正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大量现成的低绩效制度安排陷人“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三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会从现存制度安排中得到所得的资源或收益越多，那么它们要求维护现存制度安排的呼声就会越高，诉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越低，阻止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总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认识宏观政策的施行往往与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不相匹配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为何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制度替代、转化与调整，或者是在非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变通形式？这一切新制度安排的发生都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关。
综上所述，总的说来，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制度变迁就产生了。实际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得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因此，制度变迁一般用以阐释“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总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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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惠琦]
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建设，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农业是立国之本。但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耕地破坏、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可耕地土地面积持续减少，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势在必行。而休闲农业不仅有利于产业优化，同时更带动了区域经济，弥补了传统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针对休闲农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休闲农业 区域经济 影响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劳动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工作之余人们有更多业余时间可以支配，假期出去旅游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时尚。而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多游客希望亲近自然，走向乡村，体验自然淳朴的乡村生活，这使得乡村旅游成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休闲农业主要载体，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发展乡村旅游，走休闲农业发展路线，增加了农业收入，改善了乡村面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一、休闲农业的概念与特点
休闲农业指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休闲农业起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发展休闲农业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五十年代意大利成立现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六十年代休闲农业得到发展，八十年代休闲农业模式已走向成熟，发展休闲农业的国家越来越多。休闲农业发展优化了农业结构，深度开发了农业资源潜在价值，成为了促进农业经济新途径。休闲农业符合现代人需要，当今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基数不断增多，社会压力、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人们更加渴望到农村享受暂时的悠闲与宁静，体验乡村生活，感受绿色自然环境，从而缓解都市生活压力。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休闲农业等同于乡村旅游。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意义是：拓宽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农村旅游服务业，增加农民收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促进城乡统筹，增加城乡之间的互动，加速社会资源流动，促进乡村发展建设。
二、休闲农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展建议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逐渐开始发展休闲农业，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休闲农业已形成规模，旅游景点不多增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充分利用了农业资源。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资源丰富多种多样，自然景观优美，十分适合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农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影响非常明显，是推动区域经济的重要力量。从产业链延伸角度来讲，休闲农业把农业生产、艺术加工、游客观光、农事活动融为一体，切实可行的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带动了农村运输、餐饮、住宿、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农民转移就业，缓解了城乡矛盾。
二零一三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前瞻》的文章中，对我国休闲农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影响进行了详细总结，明确了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思路。文章中指出休闲农业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拉动区域经济的主要力量。截止二零一四年，全国已建设八万多休闲农业村，参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活动的经营主体数量超过一百七十多万家，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三千万，营业收入超过三千亿元，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区域经济发展建设角度来看，发展休闲农业需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这就必须对农村道路、环境、住房、通讯进行建设，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行为，加速了农村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合理整合了农业资源，使区域农业经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得到了最大化发挥。休闲农业发展利用了多元化产业形态带动区域农业经济，形成了一种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以长沙市为例，二零一三年长沙总GDP达到九百二十三亿元，县区所占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县区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明显，这就是发展休闲农业的结果。芙蓉区和天心区通过发展休闲农业，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成为第一和第二，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四，真正实现了产业转型，促进了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使农业经济走向了现代化，真正实现了区域经济收入最大化。
随着休闲农业发展的不断深入，市场规模、旅游人次将逐步扩大，乡村旅游条件将不断改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但一些区域在休闲农业发展中，缺乏规划，发展现状不理想，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加强招商引资，不断改革相关政策，宣传地方休闲旅游产业形象，树立乡村旅游口碑，扩大对外形象知名度，为区域经济提供条件。在休闲农业发展中融入生态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乡村旅游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政策引导，树立正确资源开发观念，发展建设目标应与区域总体规划目标一致，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休闲农业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自然条件为依据，不仅要制定农业发展计划，还要完善生态评价体系，控制休闲农业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此外要提高产业集约度，当前休闲农业发展中农户分散，经营混乱，缺乏生态意识，不利于管理。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规范休闲农业结构，应把分散经营个体组织起来，打造休闲农业产业链，提高产业集约度，全面提升产业规范性，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打造生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休閑农业结构。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空气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大环境下，更多的人们希望享受自然，亲近自然，走向乡村体验生活。通过正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休闲农业发展对区域经济有着明显推动作用，能够行之有效的促进农业产业改革，带动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打基础，发展休闲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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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榕妍，朱朝枝. 永泰县休闲农业发展及其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J]. 台湾农业探索，2011，03：36-40.
作者简介：牟连荣（1976—），女，重庆，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作为桂林市正在建设发展中的新城区，面对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这一难得机遇。雁山区既要充分发挥自身土地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聚集等优势。更要客观审视自身积累能力低、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把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列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抢抓机遇，强化全方位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雁山新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正如张德江同志指出的那样：以珠江水系为纽带，山水相联，人缘相系，经济联系密切的省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形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关系，成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必然选择。那么，什么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何意义，雁山区又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才能参与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并在合作中获得发展，现就此谈点粗浅看法。
一
所谓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包括珠江流域及周边的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海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自治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经济区域，简称9+2。
泛珠三角是一个经济圈。所谓经济圈，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虚拟”范畴，是经济触角所延伸的由经济联系密切程度所决定的经济势力范围。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经济圈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三大经济圈内部如何加强互动、相互间如何竞合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区域合作比区域竞争更重要，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资源，取得共赢。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l，5、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强，GDP占1/3。“9+2”既有地缘优势，又有合作基础，应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市场，优化产业布局，使区域合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
(一)广西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广西提出参与并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日益深化，经济发展要求广西加快融入上述两大潮流之中。近些年来，广西从国家整体战略和区位优势出发，提出并不断深化以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重点，构建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广西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以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平台，通过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合作，丰富和充实广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加快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建设、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区建设。实践证明，自2004年6月3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以来，通过合作，不仅为广西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也带来了先进发达省区雄厚的资金、技术及人才资源。
(二)雁山区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也具有重大的实现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雁山区是1996年底经原桂林市委、市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对原桂林市郊区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区划后更名成立的新城区。当前。雁山区正在按桂林市委、市政府“建设新区、疏解老城，组团发展、再造一个新桂林”和建设“科教文化旅游休闲”南部新城区的战略部署，在提出建新城、兴工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以雁山新城为重点的新区建设。无论是建新区、兴工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大批项目、技术和人才。雁山区作为一个发展基础薄弱、自身积累低、区域经济发展缺乏产业集群带动的新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快新区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步伐，靠本身的力量显然不够。
泛珠三角地区很多省区、特别是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在国内甚至在世界都处于发展的前列，都既有着丰富的发展经验、崭新的发展理念，又有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批资金、技术和人才，且在率先发展、扩张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大批资金、技术、项目必须向外转移，以腾出发展空间。不断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之中，从战略的意义上看，它将促使雁山区把新区开发建设和产业、资源等要素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现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这将对雁山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加快雁山区建新城、兴工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泛珠三角地区产业的转移、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从现实的意义上看，它至少为雁山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三个方面的机遇：
一是对外开放的机遇。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其中的粤港澳闽地区给雁山区带来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有利雁山区实施“借船出海”、借力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雁山新城建设和辖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合作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使雁山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搭上新一轮的发展快车道。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在三十年对外开放的历程中，与国际的接触十分广泛，拥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和崭新的发展理念，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雁山区结合抢抓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谋求更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雁山区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区建设步伐，只有内外并举，在充分配置、运用好本地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的同时，抢抓机遇，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力度，使先进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项目、人才源源不断涌入，才能更好地满足本身经济发展和新区建设的需要。粤港澳闽作为雁山区加快发展的资金、项目、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地，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不但有利于雁山区接收先进发达地区的资金、项目、技术以及发展的辐射，而且也有利于雁山区主动、从优、从快承接泛珠三角先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而转出的部分产业，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实践上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雁山区结合新城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工作，不断加大对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先后引进了一大批项目和资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是农业产业化的机遇。雁山区虽然是一个农业型城区，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重要的原
因在于辖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竞争力低、市场空间狭小。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融入泛珠合作之中，有利于雁山区进一步拓展市场，充分发挥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绿色农业、加快产业带建设，形成专业化、区域化的生产布局。
三是旅游资源开发的机遇。雁山区作为桂林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旅游资源亟待挖掘、开发、包装、整合、推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有利于以崭新的理念和市场经济头脑，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省区在旅游规划和资源开发方面的协调和衔接，整合以愚自乐园、冠岩景区为龙头的旅游资源，加快以桂阳公路沿线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带建设步伐，努力使雁山区成为泛珠三角区域的旅游休闲基地。
三
雁山区的崛起，离不开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融入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圈，有利于雁山区和其他地区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这无疑给雁山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雁山区要抓住机遇，实现进一步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并在合作中获得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一)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推进与泛珠三角区域的联系与合作。既然思维意识对客观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那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圈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的意识不仅能反映客观世界，并且能创造客观世界”。
(二)认真结合新区建设特别是雁山新城建设，切实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工作。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近些年来已出现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要求，这对雁山区是一个机遇，也是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但机遇归机遇，毕竟产业转移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是转移方与接纳方的共同选择；而且许多后发达地区对于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工作都十分重视。竞争也很激烈，如何在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获得承接发展前景好的产业转移机会，就雁山区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要结合新区建设，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等优势，认真规划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园区，规划建设好产业转移的载体。一方面，要从推进工业化进程，壮大区域总体经济实力的要求出发，加快、扩大奇峰创业园、雁山创意产业园等工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要从推进城镇化进程、服务好高校教育园区的要求出发，加快雁山新城以商贸服务物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布局的规划建设。
(三)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前期的准备工作。发达地区之所以经济繁荣，关键之一，在于他们注重项目库建设，手中随时都有一批项目可以推出。雁山区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要想在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取得招商引资的新突破，首先必须注重项目建设，使自己拥有内容充实的项目库。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党委、政府推动，是强调招商引资工作的整体推进，是有重点、有特色的推进。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对泛珠三角区域的招商引资工作与对其它发达地区、其它经济合作圈招商引资工作的关系，加大聚合经济的后发能量。四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是使外界充分了解自己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地方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体现之一。当前，像雁山区这样的后发展地区的投资价值，并不是已经完全被国外大财团、大公司所了解、所认识；不了解、不认识，就不会进行投资。能否敢于科学地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是决定招商引资能否取得新突破、新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筑好巢，引好凤的同时，也要大胆走出去，推销自己。
(四)要充分发挥辖区高校、科研单位聚集的优势，实施高校科研推动战略。无论是泛珠地区还是长三角地区或是其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其本身也存在一个追求在其转移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以充分获取投资回报的要求。雁山区辖区聚集一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企业利用科研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有极大吸引力，有利于吸引先发展地区的转移产业落户雁山区。
(五)认真挖掘辖区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实施文化驱动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在形式上是经济圈，但其本质却是文化圈，是以文化为纽带的经济协作区域。雁山区现有国家4A景区2个。有当今世界最大的雕塑主题公园——愚自乐园、岭南第一园——西林公园和素有华南植物宝库之称的中科院桂林植物园，以及古桂柳运河、相思江等颇含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雁山区要按桂林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科技文化旅游休闲的南部新城区的功能定位，以文化为品牌，进一步在发掘丰富文化内涵上下功夫，在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上下功夫，在创新人文精神上下功夫，整合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大力推动以桂阳公路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带的建设与发展。
(六)切实加强泛珠江三角区域农产品生产流通合作。泛珠地区农业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产业素质的差别大，区域间农业产业链的互补性强。在泛珠经济合作圈的省区中，广东、福建是农产品需求大省和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产品流通的强省，粤港澳是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大买家和超级服务商，这使雁山区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切实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的农业品生产流通合作。一要大力推动区域内农产品流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要以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为依托，着力构建可提供农产品实时价格信息、农产品物流信息、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政策、农产品展示等综合服务功能的农产品流通公共信息平台。要优先扶持农产品流通信息内容服务商的发展。二要大力扶持农业流通合作经济组织间的跨区域合作。要深化现行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改革，至下而上地逐步建立起区域间合作经济组织联盟和专业联盟。大力开展区域间农产品运输、销售、生产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流通合作，特别是通过互为产销地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通过彼此代理、销售渠道合作、品牌合作。三要着力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生产，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农业产业化和区域农业特色。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大力推进农产品市场的集群化发展，促进农产品向粤港澳闽流通，并通过以粤港澳闽为桥梁、纽带，促使本地农产品尽快以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
责任编辑 陆 莹
经济变迁休闲经济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系统中, 协调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是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1]。Grossman等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简称EKC曲线) [3]。
近年来, 湖南省经济高速发展和其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的日益恶化问题,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 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作者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 尤其对该区域EKC曲线特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为分析该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提供决策依据。
2 计量模型和指标选取
2.1 计量模型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原理, 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选取计量模型如下, 即yt=a+b1xt+b2xt2+εt (1)
式中:解释变量yt表示湖南省在第t年的污染排放量;xt表示湖南省在第t年的人均收入水平;a为常数项;b1, b2为曲线的回归参数;εt表示影响环境质量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
2.2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指标选取
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为2001-2008年, 这一时间段内, 湖南省经济发展迅速, 选取年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同时, 这一时段也是环境污染速度最快、污染程度最大的时段, 选取全省环境中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为环境指标, 根据2001-2008年湖南省经济增长数据和生态环境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3]。
3 环境科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3.1 数据计算结果
借助SPSS软件分别对人均GDP和工业“三废”排放量进行相关分析。根据HUSMAN检验结果,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模型系数统计结果不显著, 改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即yt=a+b1xt+b2xt2+b3xt3+εt。 (2)
3.2 数据模拟
结合表1结果, 得到人均GDP与全省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拟合方程 (3) 、 (4) 、 (5) , 所描述的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曲线图。说明:a表示截距项;R2为模型的拟合度;F统计量表示模型整体的显著性;自变量为人均GDP。
3.3 结果分析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存在一定的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特征。曲线从人均GDP为6054元至人均GDP为8750元期间工业废水排放量随人均GDP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而在人均GDP为8750元时出现拐点, 至人均GDP为16000元期间呈下降趋势, 虽然其后回归曲线呈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是2008年 (人均GDP为17521元) 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较2007年有所减少。分析表明, 湖南省废水排放目前逐渐减少。调查表明,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了局部改善, 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政府对于湖南省产业结构的积极调整, 包括对重污染厂矿的关停和迁址, 同时加大了水资源环境的监测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检测结果得知, 湘江水质逐年有所改善。
湖南省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均处在倒“U”形曲线的左侧, 虽然没有到达拐点位置, 但已趋于平缓。分析表明, 这一期间湖南省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上升趋势, 湖南省工业企业以有色金属冶炼、化工、水泥、钢铁等高污染行业为主, 而在近几年, 湖南省进行了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 有效地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
4 研究结论
考察期内, 湖南省人均GDP逐年快速增长, 工业“三废”排放量等环境污染指数均较高, 人均GDP呈逐年明显增长趋势;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废气、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仍未达到环境质量趋好的转折点, 依然表现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城市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现产业共生、资源再生、废物利用、减低环境压力, 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摘要：基于湖南省2001-2008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 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在考察期内, 湖南省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污染指数均较高, 人均GDP呈逐年明显增长趋势;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废气、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仍未达到环境质量趋好的转折点, 依然表现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湖南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绿色理念
参考文献
[1] 叶文虎.可持续发展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174-176.